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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改革背景下监狱企业的出路与对策/楼杰科法律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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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浅析改革背景下监狱企业的出路与对策/楼杰科法律论文网

楼杰科

一般意义上，监狱与企业似乎是联系不到一起的两个陌生概念。《辞海》中语：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禁罪犯的场所；企业是从事商品和劳务的生产经营，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而目前的所谓监狱企业，就正如上述所言要“面对双重目标的矛盾。一方面，作为监狱改造与惩罚罪犯手段的载体，惩罚与改造罪犯是监狱企业必须遵循和完成的社会目标，而追求经济效益又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且不论其双重职能是否能够协调发展，其“监企合一”体制本身就根本性的弊病，尤其在市场经济日益深化的今天。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目前的监狱企业实际上是承担着“公共物品”提供的职能。服刑人员的强制劳动，不仅仅是法律上的对犯罪行为的惩罚，更是对全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间接的教育服务。虽然强制劳动应当仅是教育服刑人员的手段之一，但也无法避免将劳动本身作为改造目的实际社会需求。在此情况下，监狱企业还需要按照一般的劳动生产的要求提供基本的劳动条件（劳动岗位、劳动场所、劳动资料等）因此，在探讨监狱企业如何发展的时候，就必须将其纳入公共产品组织的改革大背景之中。

公共产品组织的普遍特点与问题：

第一，多元性价值取向性。公共产品组织一般都存在多种价值取向。即一方面最大程度的利用本身的资源来服务社会公众，直接的或是间接的；另一方面还要保障自身的经济效益用以可持续性的发展。例如，邮政、电信、电力、交通等公共服务既要为社会公众提供最好的服务，同时又要确保自身的经济效益，否则也难以实现其社会效益。因此监狱企业不可避免的即要保证实现改造、惩罚罪犯的社会目标，又要将企业的经济效益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

第二，国家资本的垄断性。由于公共物品的特殊提供，其业务一般为国家垄断。监狱企业便是特殊的国有企业，在监企合一的背后更有着国家垄断的影子。而这种垄断仅表现在资本性质上，而非行业领域。

第三，政策影响性。国家通过政策调控来影响公共产品的供求扩大或缩小。从一般公共产品的政府定价就可以明白，国家政策性因素的主导地位。监狱企业在改革中的产品定位、价格定位、劳动力价格的定位，应当都受到政府的指导和保护。

第四，生产效率的低下性。在我国，公共产品大多是国有国营的，并基本处于相对或绝对的垄断之下。因此，其内在的经济扩张动力与外在压力明显不足。与一般的企业相比较，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低下。目前的监狱企业也普遍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其主要原因也在体制与经营机制等方面；虽然因其特殊的“用工”制度，有的监狱企业活得还不错，但这也只是一种掩盖的假象而以。

因此面对公共产品组织问题，世界各国都有过不同的尝试。在监狱与监狱企业的改革管理上，同样也发生着变革。

新加坡议会通过了《新加坡矫正更生公司法》，组建新加坡复员技训集团（简称SCORE公司），作为国家批准的法定机构。其主要职责是：经营全国监狱生产，负责各监狱的生产项目、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和技术管理；负责对罪犯的培训；为刑满释放人员介绍职业；协调私人企业在监狱内设工厂，安排罪犯劳动。国家给予SCORE公司不少优惠政策。

80年代后期，加拿大监狱局成立监狱局劳动服务公司（简称CORCAN）来管理监狱劳动。这样通过更透明的社会成本、更具商业化的财务管理、更易于与私人企业建立关系，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映能力更强和以更靠近私人企业的标准来培养罪犯的职业技能。CORCAN已开始对其产品和服务进行改革，以便向更多的部门提供更多的产品和劳务服务。同时，CORCAN还在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的帮助下，以比以前更系统的方式去开拓新市场。CORCAN是监狱局的下属机构，但它基本采取市场模式来运作，它与联邦监狱之间并没有从属关系。作为一个专门公司，CORCAN通常只是为罪犯提供职业培训和工作机会，并负责产品的生产设计和市场销售以及运营盈亏。CORCAN还有一个由商界人士、工人代表和市民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在CORCAN内部，为了方便对不同产品和服务种类的管理，设有农业、建筑业、制造业、纺织品和劳务等5个管理处。

可见，新加坡与加拿大等国监狱生产的改革模式事实是将专门从事生产经营的部分独立成为一个特殊的企业，而直接受监狱行政管理机构的领导，与各监狱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监企分开”的模式。但这类企业不仅仅涉及各类产品生产，更将对服刑人员出狱后的就业介绍、技能培训等服务作为重要业务职能。

近日司法部长张福森在调研监狱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时强调，监狱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通过改革实现“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最终建立起中国特色的监狱管理体制。某些地方的改革已经先行：11月通过政府注入1.4亿元资金，重庆市正式剥离了各级监狱企业，其中中央财政7100万，重庆地方财政7100万。按照改革计划，重庆市监狱管理局将原本负责生产经营的内设机构分离出来，组建成重庆市渝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市监狱管理局管理。各监狱将负责监狱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机构分离出来，组建为渝剑控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由渝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改革之后，人员彻底分开。负责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机构及人员整建制地划转到监狱企业。监狱所需的行政经费、罪犯改造经费、罪犯生活费、监狱业务费支出等纳入财政预算，由国家全额保障。监狱经费支出以及监狱警察的工资收入与生产收入脱钩。企业利润主要用于自身的企业拓张、再生产等。

从重庆监狱企业的改革来看，其一监企分离已由应然到自然；其二监企分离后的财政支付转移是国家财政制度改革大背景下的必然；其三监狱与监狱企业如何协调管理服刑人员是分离后的主要问题。

结合目前已经进行的改革，笔者就有关监狱企业分离后的某些预测性问题作简要的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对策，以供参考。

其一，法律规制的缺位。目前的《监狱法》既无对监狱与监狱企业管理相关规定，也没有对监企分离后的事项有相关的规定。因此，在这方面存在着法律空白点。而相关政策支持，也仅是带有原则性的指导，虽说这是改革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但就监狱企业这一特殊的企业而言，应尽快摸索出相应的运行模式并将其中成功的部分上升到法律阶段。

其二，产权结构与管理模式的探讨。

从重庆当前的改革来看，应当可以预见到其他地方的监狱企业改革，尤其是产权结构方面的改革，将必然采取国有资产经营性与非经营性分离的模式。即原来的具有行政管理权责的机构与参与市场经营的机构相分离。

但就监狱企业的特殊性和目前国有企业运行的情况来看，即便是分离也会带来行政管理机构对母公司的干预和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干预，从而影响企业的运行效率。由于产权结构的单一化，在增加融资渠道，拓宽监狱企业融资瓶颈和改革监狱产品的“身份”等方面都会遇到和原来一样的困难。因为监企分离后，首先得益的是原来的监狱管理，使其更加符合《监狱法》的要求。

而对监狱企业而言，只不过是正了企业的名称而已，同时仍然需要面对市场经营中的风险和困境。因此，分离后的监狱企业更加需要更多的政策机制和法律保障：

1、改造原有的产权机构

变原来的单一持股制为多元持股模式。在产权设定明晰的前提下，应该将部分优质的产权进行上市交易。应当鼓励私营成分的介入，从而扩大原有的持股形式。进而在融资、生产、销售等环节上获得一般企业的平等地位。同时也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国有企业受行政干预过多的弊病。笔者同时认为，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私营化的监狱企业也是完全可行的。

2、监狱企业的管理人员的建设

监企分离后，必然是导致人员的相应分流，或者在监狱行政机构中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或者从事监狱企业的经营管理。而后者往往又缺乏直接面对市场进行开拓的经验和能力，也就是说监狱企业目前普遍缺乏合格的职业经理人。但应当看到，在监企分离后，监狱企业具有较充分的人力资源调配的权力，完全可以引进和加大力度培养合格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这一点对任何企业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监狱企业而言。因为除一般劳动力较其他竞争对手较低的优势以外，监狱企业缺乏其他明显的市场优势。

目前现存的.国有企业，很明显的具有天然行业垄断性或资本规模扩张性；而在一般充分竞争性或低资本性的行业中已经很难找到国有企业的踪影。因此监企分离后的，监狱企业更加需要具有优势的职业经理人来为企业的发展打拼。

3、监狱与监狱企业协调

监企分开的做法并非监狱管理领域中的独家创造。实际上，在其他的一些多元性价值的行业中，相关的分离工作也在逐步的展开。特别是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将更加有力的推动各个行业的“政企分离”、“事企分离”。也就是说，将同一领域中的营利活动与非营利活动通过多组织的形式分开。这种改革方式在许多国家的一些领域中已经取得了成功的经验。然而，当多组织取代了单一组织，单组织多目标的协调问题变为多组织的协调问题。而新的协调成本也需要重新的估计。对以非经济效益为单一目标的组织而言，这一协调成本可能会更大。因此监企分离后，监狱与监狱企业间关于服刑人员的协调，监狱管理机构与监狱企业之间的管理关系。

4、国家政策与法律的保障

监狱企业直接进入市场后，虽然可以褪去非市场主体地位的味道，获得一般经营性主体的基本权利。但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无疑监狱企业在各行业的竞争中并不具备特别有效的优势，有时甚至是劣势。特别是在经济贸易日益全球化的今天，既然要参与市场，就不可避免的要遵守市场一般的游戏规则。例如，近期SA8000规则的出台，就是针对企业劳工制度的。监狱企业似乎可以因为其特殊性而具有相应的例外，但是这种例外却不具备现实的法律或者政策的保障，而在市场经营中显得苍白无力。即便是所谓的以国家采购的方式来解决一部分的监狱企业产品的政策提议也不具体实质的法律效力。

对尚未进入分离的监狱企业而言，不仅仅需要在如何分离上下大的功夫，更需要对分离后的经营模式、协调机制、管理方式、法律保障等方面作更多的尝试和思考。

篇2：浅析改革背景下监狱企业的出路与对策论文

浅析改革背景下监狱企业的出路与对策论文

公共产品组织的普遍特点与问题：

第二，国家资本的垄断性。由于公共物品的'特殊提供，其业务一般为国家垄断。监狱企业便是特殊的国有企业，在监企合一的背后更有着国家垄断的影子。而这种垄断仅表现在资本性质上，而非行业领域。

因此面对公共产品组织问题，世界各国都有过不同的尝试。在监狱与监狱企业的改革管理上，同样也发生着变革。

80年代后期，加拿大监狱局成立监狱局劳动服务公司（简称CORCAN）来管理监狱劳动。这样通过更透明的社会成本、更具商业化的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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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经济社会中的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楼杰科法律论文网

楼杰科

摘要：在现代刑罚目的的指引下，为实现这些目的就必须运用正确的方法手段，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对其利用必须实现最大效果。因此就必须重视以教育改造为中心，以劳动改造为基础的刑罚改造体系，实现改造人，教育人，并最终实现使罪犯回归社会不致再犯罪的目的。而在监企合一的现实下，劳动作为创造物质财富手段的作用发挥的淋漓尽致，教育则屈居其下。根本上这是违背现代刑罚目的要求的，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重塑。

关键词：经济社会刑罚目的劳动改造教育改造

自从刑事社会学派以来，刑罚的功能不再是如报应主义者所主张的单纯的报应。功利的态度在刑罚的实现过程中逐渐“攻占”报应的核心地位。虽然报应仍旧在现代刑罚体制中占有重要位置，但与其“一统天下”的时代相比，已经不能与往昔同语了。于是，无论在刑事立法还是刑事执法和刑罚执行上，原有的思维观念也不得不相应的转变。即使报应刑论者还在与功利主义者，喋喋不休地争论到底谁是正宗的刑罚目的持有者，可两者确实越来越倾向于融合、中庸。所以折中主义越来越成为理论界的宠儿。无论是理论工作者（如学者）还是实践者（如执法者），无不是在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游弋，谁都没有绝对地主张某一种理论应该一统天下，仅仅是过多地倾向于某一种理论。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虽然就其渊源而言，出于功利主义的刑罚论，但是在如今就其作为刑罚执行的方式，报应论者同样可能赞成这些行刑方式。究其原因，乃是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处理复杂事务的方法随之延展，同时使用或中和数种方式已是必然。

一、刑罚目的的演进

就纯粹规则上而言，我们或许可以声称刑罚是阶级国家的产物，因此就不是人类诞生以来就有的；但就社会学上而言，作为一种现象，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刑罚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源源流长。当我们的祖先以一个特定集体的名义来处置那些违背该集体利益的人时，我们可以说刑罚就已然存在。《圣经》上说：“自从该隐杀死亚伯以来（即使不是从亚当和夏娃吃苹果以来），社会就必须来处理那些实施可能是‘过错’行为的人。”因此当一个特定集体中的个人或团体侵害到该集体的公共利益时，他们就必须受到应有的惩戒，目的是为了保持这个集体的固有秩序，不致于使社会在违背其宗旨的人面前显的碌碌无为。

一般而言，我们常常把刑罚一词等同于给他人造成痛苦或伤害。这种“感觉”或理解不是无道理的。它深深地体现了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两种感受――报应和功利。我们说刑罚适用的前提是存在犯罪，只有当某人实施了犯罪，刑罚才相应的适用于他。而犯罪就其本质而言是孤立的个人对整个社会的对抗，它不是直接给社会造成损失就是通过对社会中其他成员造成痛苦或损失而间接地危害社会秩序，因此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社会之所以对罪犯实施刑罚乃是对其自身利益的保护，也就是保护特定社会中的公共利益。

起初，社会以一种原始的态度和方式来处置罪犯，他们把罪犯给社会造成的危害直接通过仿造罪犯的方式还于罪犯，我们称之为报应。用一古拉丁谚语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就相当于中国人说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乎，当甲割掉乙的耳朵时，我们同样可以把甲的耳朵割下。唯一的区别是前者是过错行为，而后者是正当行为。在理论上我们把这种原始的报应主义称为等量报应。哲学大师康德先生就是这种理论的坚定支持者。所以在这种观念完全统治天下的时代，是残酷的肉刑大行其道的时代。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欧洲的历史无不证明这点。即使是自称文明的现代社会在某些国家（伊斯兰国家）中仍旧残留着这种已过时的观念。虽然后来黑格尔提出了等价报应的概念，但刑罚思想仍旧停留在报应时代。刑罚因犯罪而启动，犯罪是对社会秩序的否定，而刑罚则是对犯罪的否定，这种简单的否定之否定片面地给报应主义披上了合法的哲学外衣。看似十分正确合理，但仍旧受到“为刑罚而刑罚”的批评。

在中世纪时代，这种残酷的报应主义达到了颠峰，于是，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开始大声讨伐，高声激呼。意大利的贝卡里亚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位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其27岁时著就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明确地倡导起了功利主义，虽然他的功利主义晦涩地隐藏在报应主义的背后，但我们仍旧要肯定的是他的理论为边沁功利主义的提出提供了条件。于是，当西方社会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为适应这种社会的转变，刑罚观念随着刑法观，犯罪观的转变而转变。刑事社会学派也就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功利主义开始红遍欧洲，而报应主义则黯然失色。“以牙还牙”式的报复逐渐为“改造人”、“回归社会”、“矫正”等刑罚目的所替代。并且从绝对报应向绝对功利转变，在“防卫社会”的旗帜下，开始干起了滥用权力的勾当。当对那些无犯罪而有社会危险的人实施防卫措施时，这种勾当就实现了。

当绝对功利主义走到尽头，无法适应社会需求，反而为社会所抛弃时，一些温和的功利主义开始出现，并且逐渐融合了报应主义的合理成分。人们开始关注的不仅是已然之罪或未然之罪，而是通过已然之罪预测未然之罪的可能性。以这种理念为依托，通过对已然之罪的惩罚来达到预防、阻止未然之罪。因此，惩罚犯罪不再是单纯地惩罚罪犯，剥夺他的犯罪能力，还在于威慑他人，矫正罪犯使其不再犯罪。现代的刑罚目的论基本上包含了这些，即有报应的成分，又有威慑，剥夺犯罪能力以及矫正的成分。因此现代的刑罚目的应该是多元化的整合，而不是孤立的单个。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正是借此契机逐渐确立其刑罚执行手段的核心地位。因为，作为手段，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是实现所有以上刑罚目的的最好方式（至少目前）。它们背后潜在的理论根据或者观念依托就是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合体。换言之，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作为手段的功能就是可以实现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内容。

二、劳动改造及其合理性

劳动作为一种惩罚手段，我们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时代。因为我们在历史的篇章中翻开惩罚史就能很容易的发现几乎是在每个朝代中都有它的墨迹。也就是让那些犯罪的人进行艰苦的体力劳动，比如秦造长城，隋炀帝开运河都曾经动用大批的犯人。因此，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为“劳动改造”，而是“劳动惩罚”，并且纯粹是一种惩罚手段。所以根本上体现的是报应的观念。从这一点中，我们也可以窥见一般，现代的劳动改造实际上仍旧应该保留着惩罚的报应成分。

何谓劳动改造？就定义而言，或许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中不同或类似的表述，但我只能倾向某种表述。从语词构成上讲，劳动改造由劳动与改造两个词语组成。劳动是一种手段，改造才使真正的目的。简言之，就是通过让罪犯实施劳动从而实现改造其成为新人的目的。因此在劳动改造的定义中必须包涵这一中心含义。劳动改造是指监狱依照法律规定以生产劳动为手段，对罪犯实施改造思想，矫正恶习和学习生活技能为目的的活动，是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目的是为了通过生产劳动的途径教育改造罪犯。

由此，劳

动改造就担负了功利的观念，通过劳动惩罚罪犯的功能实际上退居次要位置，改造成了劳动改造的核心。换言之，劳动的惩罚实际上成了改造的客观效果，而主观目的是改造人。这样一来，在这一点上报应主义就成了功利主义的附庸。似乎是让罪犯进行适度劳动更加具有合理的成分了。因为让他们劳动是为罪犯自己，而不是社会对其进行的惩罚，也就不是单纯地为了社会本身。确实，这是社会的巨大进步，也是人类自身意识增强的必然结果，更是一个经济社会必定所要求的。

虽然在思想观念上，无论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都在有力地支持劳动改造的存在和实施，但是只有劳动改造自身的优点才是支持其自身合理性的根本所在。

人类存在的前提是具有满足人类自身生存、发展的物质资料。而物质资料的取得，除了向自然界直接索取外，如果要永久地延续这个社会，那就必须通过劳动创造出物质。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了人类的本质。人类的生存、发展只有通过人类自身的劳动，创造出众多的物质资料，来满足人类的需求才能实现。并且人类社会的关系以及精神财富都是在人类劳动过程中不断积累的。虽然劳动还不是人类的第一需要，但是劳动是人类谋生的手段。没有劳动就没有人类，也就没有人类社会。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就是劳动改造的哲学基础，也是劳动改造的必要性之一。

劳动创造人类的思维意识，思维意识支配人类行为。因此可以通过劳动来培养罪犯积极的思维意识，改变好逸恶劳的懒惰观，使其养成爱劳动的习惯，树立“不劳动不得食”的观念。更重要的是使其明白只有通过自身的劳动才能为自己赢得新生。并且也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在其回归社会后能够继续生存而不致于重蹈覆辙。

正如前述，我们都知道人或由人组成的实体其存在和延续的根本前提乃是创造维持该人或该实体存在和延续的物质。因为只有创造出维持生命的物质，才能满足相应的消费需求。监狱作为一个由人组成的实体，就其性质上首先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构，因此属于国家司法行政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十分不同的一点，是该实体的存在本身不仅需要维持刑罚执行者的生存，而且也需要维持被执行者（罪犯）的生存。这样一来，国家不仅要支付给刑罚执行者巨大数字的费用以及支出建造基本硬件设施（如监房）的费用，而且还要为保障罪犯的基本生活提供经济支持。显然，如此所为就为国家，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庞大人口的、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增加了沉重的负担。由于单依赖国家的财政支持是种消极的做法，况且国家的财政可能不能完全承担起这项费用。因此，需要监狱根据自身的性质和实况为自身创造所需的费用。

组织罪犯从事有益于社会的生产劳动和适宜的生产劳动，可以增强体质，保持健康，避免在单纯的监禁中，长期无所事事，导致心情压抑，意志消沉，精神颓废，甚至于萌生逃跑，自杀和重新犯罪等念头。

通过生产劳动可以使罪犯尽可能地掌握一种或多种生产技能及知识，可以为刑满释放后的就业谋生创造条件，防止他们因恶习不改或生活无着落而重新犯罪。

组织罪犯从事与正常社会条件和形式相同或相近的劳动，可以培养罪犯与他人或社会组织的协调和合作精神，使之在回归社会后能够尽快地适用社会环境。使其不致于被社会所淘汰，而重新犯罪。

还有当人在特定的时间内专注于从事某项事务的时候，就相对地减少了或无法从事其他事务，也就是注意力转移。因此，可以通过使罪犯专注于劳动，避免生事。同时，在劳动的过程中可以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遵纪守法的精神。

最后，国家通过财政支出准备相应的生产资料，罪犯自然成为劳动者，依据市场需求生产必需的产品。国家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强制罪犯进行一定的劳动活动，生产出劳动成果――产品，再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劳动创造的价值。这样不仅为满足社会需求做出了一定贡献，并且也可以满足了自己的生产、生活需求。

劳动作为对罪犯进行改造的一种手段，是世界许多国家通常的做法。许多国家以及联合国的文件都对组织囚犯从事生产劳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建国以来，我国对罪犯的劳动改造在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许多在押犯在劳动改造的过程中除掉了入狱前的恶习，培养了尊重他人，尊重社会，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许多罪犯由于在劳动改造中表现突出，依法获得减刑，假释，一些罪犯在刑满释放回归社会后成为企业的生产骨干，工程师，厂长，经理，有些还当上了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等。

三、教育改造及其合理性

教育作为一种手段，注重的是对被教育者根本性的影响，也就是用教育者的思想决定性的影响被教育者，使被教育者能够按照教育者所教育的行为。因此教育作为改造罪犯的方式，就是监狱在执行刑罚的过程中，对罪犯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系统性教育活动，它是一种有别于社会教育的特别的再塑教育和再社会教育的活动，它的目的与劳动改造的目的.根本上是一致的。它们的宗旨都是“改造人”，使罪犯能够顺利地回归社会，不致重新犯罪。

教育改造在其形式上可以分为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三课”教育。思想教育包括：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形势教育，政策教育，前途教育。文化教育简单地讲就是传授文化知识，按照罪犯原本的文化程度分成不同的级别进行有计划的教育，最高的级别是自考。职业技术教育就是按照监狱经济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设置不同的职业技术培训，传授理论知识和开展技术实践。

三者之间虽然内容不同但最终都希望达到相同的效果。我们说思想支配行为，罪犯之所以犯罪并且因此定罪乃是因为其具有自由意志，也就是说他可以选择。本来应该选择以不危害社会的方式行为，但是他选择了相反的方式行为，导致了危害社会的结果，触犯了刑法，因此必须受到刑罚惩罚。所以改变罪犯错误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价值观是重中之中。进行思想教育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法制教育，道德教育，形式教育，政策教育，前途教育等多方位的教育使罪犯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以前行为的错误性，确立正确的行为方式，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免在以后的行为中再犯相同的错误。古人云：读书明理，知书达理。文化知识是一个人明白道理的必备条件，因为只有具有基本的知识才能与书交流，与人交流，与物交流。所以必须给罪犯开设文化课，传授知识，授业，解惑，使其明白事理。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更容易的，更快的接受思想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人的生存需要有能够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也就是需要一种谋生的手段。监狱内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的目的就在于让罪犯在其刑期内接受职业技术培训，使其掌握一种或几种技术，以期刑满释放后能够顺利的回归社会，而不致于无法适应重新回归社会后的环境。因此“三课”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在于“改造人”，使其重归社会，不致再犯罪。也因为于此，检验教育改造的质量的关键就在于“三课”教育效果的最终实现。

众所周知，我国监狱的工作方针是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监狱不仅要关押罪犯，更重要的是要将罪犯改造成合格的守法公民。因此，提高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才是监狱工作的真正中心。监狱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虽然教育改造并没有完全让所有的罪犯回归社会，使其成为正常的社会人，并且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与罪犯个人的因素，不少罪犯刑满释放又重新犯罪，但是这并不说明教

育改造的彻底失败或者完全没有用处。相反，实践证明，很多罪犯经监狱内的教育改造，刑满释放重新回归社会后，找到了新生之路。很多刑满人员凭在监内学到的技术在社会上找到了稳定的工作，开始了崭新的生活篇章。

总之，教育改造的提出顺应了刑罚的功利目的的要求，根本上教育改造可以实现刑罚的功利目的。现实中教育改造有两种效果――成功和失败，但是总的趋势是实现目的，即改造了罪犯，使其成为了社会中的正常人。

四、劳动改造的强化与教育改造的弱化

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在实现过程中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只有两者在实践中达到最好效果，刑罚的效果才能以最好的状态实现。但是实际情况常常与此不同，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无法达到最好效果或都不能达到最好效果，结果不是偏向一面就是完全导致失横。

虽然我们已经把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作为刑罚执行的主要手段，但是劳动作为手段基本上实现的是惩罚的功能以及创造物质财富的工具，并且教育不像原初设计的那样实现和发挥功效。在经济社会中，劳动改造已经得到了强化，而教育改造则与此相反地被弱化了。监狱教育改造模式基本上是粗放型的，在改造手段上表现为对静态的管理监控抓的比较严比较多，落实得比较细比较实，而对动态的教育转化去要求得比较空比较松，工作落实得比较虚比较浮；在教育内容上偏重于罪犯的政治思想表现，而将文化教育、职业技能教育放在次要地位，忽视了罪犯全面素质的培养；在教育方式上以强制、灌输式教育为主，忽视对罪犯主体的调动和引导；在教育效果上表现为表面性、虚假性，即满足于教育改造采取了形式，有过程而无效果，不注重检验对罪犯教育改造所产生的实质性效果。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刑罚目的的实现被异化，在形式上我国刑罚执行的目的实现了，但实际上这种实现由于两种手段之间的失横而被削弱了。

劳动改造的强化与教育改造的弱化在经济社会中不是个别事例而是普遍现象。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随着这种体制性的转变，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逐渐地转变。人们开始不断地注重物质追求，以经济获得为标准来衡量事物。监狱作为一个实体，就如前述，同样存在着生存问题，也就是经济问题。由于我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监企合一的制度，监狱既是国家刑罚的执行机构，又承担着企业生产的功能，更甚者还担负着建立一个小社会的责任。在当今社会，这一体制尚未改变，监企仍旧是一体，监狱仍旧承担着刑罚执行的职能和经济功能。这样一来，监狱除获得国家的部分财政支持外，还需由自己想办法解决另外一部分资金。而且在经济社会中，监狱企业还要上交一部分税收或利润。因此，一定意义上讲，监狱企业也是面对市场的主体，虽然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主体。

作为市场的主体，它要面对市场的压力。因此就必须依据市场规律来安排企业经营。一个企业要生存最根本的是获得利润，市场主体追求的也是利润，并且都希望获得最大利润。监狱企业同样如此，同样具有获得最大利润的使命。并且利润获得的大小直接关系着监狱的利益，监狱民警的利益，因此在这种直接利益的驱使下，监狱必然会重视监狱企业的效益，也就是注重罪犯的劳动成果。同时，由于监狱要向上级单位上交部分利润，上级单位对监狱的考核直接与此有关并且占大比例。那么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个追求经济效益的氛围。这样就必须强化罪犯的劳动，并且在对罪犯的考核时，同样以其创造多少劳动成果为重要依据。如此一来，劳动改造就被追求经济利益的目的所异化，劳动较强地发挥创造物质的功能，而改造的目的由此被冲淡，甚至于造成罪犯厌恶劳动的后遗症。可以认为强化劳动创造物质的功能，冲淡改造的作用，实际是在强化劳动的惩罚，也就是实现劳动的报应。根本上这与劳动改造的现代目的相冲突。

由此产生的另一后果是教育改造的弱化。原本监狱的一切活动应该以教育改造为中心，即使生产活动也只是为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但是在经济社会中这种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教育的根本目的为经济利益所取代，也就是劳动得到了加强。即劳动创造经济利益为中心，而教育改造被形式化了。可以设想，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得到发展，那么教育改造在将来必定完全会被劳动创造经济利益的驱动所替代，教育改造就连形式化的资格也会被最终取消。因此，最终颠覆的是现代刑罚的主要目的。

综上所述，在经济社会中，如果没有一种社会政策机制制约经济利益这一监狱企业追求的目标，那么劳动改造的强化与教育改造的弱化都是必然的，也就是说现代刑罚目的的实现也必将被异化。这一社会政策机制在当前中国的监狱体制改革中就是监企分开。

五、重塑经济社会中的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

现代刑罚目的必然要求监狱必须把教育改造摆在中心位置。监狱一切工作的重心是如何做好教育改造，以实现现代刑罚的主要目的。由于现实状况是劳动改造被置于中心位置，而教育改造在经济利益面前被迫退居次要位置，甚至于尽占可怜的比例。鉴于这种情况，为在根本上实现现代刑罚的主要目的，就有必要重塑经济社会中的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重新把教育改造置于中心位置，把经济利益追求放在次要位置。

监企分开是现今监狱体制改革的关键。监企分开实际上是把监狱的刑罚执行功能与经济职能分开。换言之，还监狱本来的面目――国家的刑罚执行机构，把创造经济利润的功能剥离出来。原属监狱的企业脱离监狱的管理后，可以成立监狱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有其统一管理。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希望通过监企分开在根本上把监狱及其管理人员从原来高度追求经济效益的主观态度转变到教育罪犯为主上来。因为监企分开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监狱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监狱及其管理人员的直接利益挂钩。这样一来，监狱及其工作人员可以从繁重的经济劳动中解放出来，相应的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精力花在教育罪犯上。

在法律和政策上加大支持教育改造的力度。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作为国家刑罚执行机构的监狱，应该已此为契机，把握依法治国的实质与宗旨，在法律框架内实施文明、合理治监。这不仅是对所有罪犯的要求，主要的是对全体监狱管理人员提出的根本要求。一个国家是否是真正文明的法治国家，看看这个国家的刑罚执行情况就会一目了然。如果这个国家的刑罚执行情况相当文明，合理，并且在法律的范围内实施，这个国家的刑罚执行者是文明、依法办事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国家整个社会的状况是法治的；反之则不然。所以，首先我们必须建立和完善法制，不仅包括与监狱管理工作直接有关的法律（如监狱法），还包括一些调整社会其他关系也适用于监狱的法律（如民事法律）。其次，组建一支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和监狱管理工作知识的执法队伍。因为再好的法律也需人执行。没有专业素质的执法队伍就不会有专业的执法。最后，必须加强对执法者的思想政治教育，树立正确文明的执法观，不使法律流于形式。

加强对罪犯的教育改造，特别要重视“三课”教育。加强对罪犯进行素质教育，这要求对罪犯的思想认识、道德观念、文化修养、职业技能、心理人格、行为习惯进行全方位的培养，最终使罪犯成为具有正确思想道德观念、具备一定知识水平和职业技能、心理健康、遵纪守法的社会主义公民。改变由原来一味地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转变为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并重。并且以文化教育为基础，同时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因此，首先要求具有必备的硬件设施，比如、场地、图书馆，以及现代化的设施如电脑等等。其次要求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和落实。再次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教育大纲，对罪犯素质教育的内容、要求、标准、课时等作出系统、明确的规定，同时借鉴国民教育体系，设立不同的课程，全面开展基础文化教育以及职业技术教育。最后规定统一的考核制度，从罪犯素质，教师业务，办学水平三个方面对监狱教育改造工作进行全方位的考核评审。

在监狱的上级管理机关中建立一个专门对其下属监狱的教育改造工作进行考核监督的部门。通过该机构的设立，使监狱当局逐步重视教育改造工作，尤其是使刑罚执行者转变重劳动的观念。通过该机构的具体运行，使监狱当局更加具体有效的实施有关教育改造的法律和政策，不使这些法律或政策成为纸上谈兵的无用之文。建立刑满释放人员信息追踪制度，经过长期的信息追踪、统计，建立信息档案，以此作为教育改造是否实现刑罚目的的依据，从而进一步指导以后的教育改造工作。

提高监狱教育改造的开放程度，实现教育改造工作的社会化。一方面监狱必须在教育改造中引进社会力量，利用社会力量对罪犯实施教育改造；另一方面也指监狱教育改造必须面对社会，需要适应社会形式，满足社会需求，实现社会的衔接，使刑满释放人员能够顺利回归社会。比如，职业技术教育中就要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需要哪些职业人才就开展哪些技术培训。所以，可以多请社会人员来监狱讲课，同时也对罪犯进行社会形势教育。国家也可以鼓励社会志愿者对罪犯进行社会帮教。

综上所述，在现代刑罚目的的指引下，为实现这些目的就必须运用正确的方法手段，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对其利用必须实现最大效果。因此就必须重视以教育改造为中心，以劳动改造为基础的刑罚改造体系，实现改造人，教育人，并最终实现使罪犯回归社会不致再犯罪的目的。而在监企合一的现实下，劳动作为创造物质财富手段的作用发挥的淋漓尽致，教育则屈居其下。根本上这是违背现代刑罚目的要求的，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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