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变异论文（共3篇）由网友“gundamaegis”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后的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变异论文，希望对大家带来帮助，欢迎大家分享。
篇1：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变异论文
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变异论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组织形式有简易程序（独任审理）和普通程序（合议庭审理）两种。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为三个月，不得延长。审理中，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可以转为普通程序，由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简称《简易程序规定》）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就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人民法院认为异议成立的，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将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从规定中可以得出，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情形有三种，第一种是适用简易程序后在三个月的期限内不能结案的；第二种是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情复杂，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第三种就是当事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人民法院认为异议成立或者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第三种情形后面一种情况可以归并到第二种情形之中。
本来，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是为了更好地查明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克服个人对法律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认识缺陷，以充分保护当事人地合法权益。但在司法实践中，这种程序的正常转换正发生变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第八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不受解释中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限制。根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是可以少于三十日的（司法实践中通常是与提交答辩状的期限是一致的），而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指定的举证期限则不得少于三十日。《民事证据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民事证据规定》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由此看出，如果当事人没有在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的，则可能承担不利的后果（通常表现为败诉）。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当事人提供证据至少应当在开庭审理前或开庭审理时，否则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司法实践中，通常部分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或开庭审理时并没有将应当提交的证据或者说是可以证明其观点的证据向法庭提交，并通过第一次的开庭审理发现了自己所举证据的不足。在此情况下，当事人要求继续举证已经不可能。在此情况下，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为弥补自己举证缺陷的最好救济途径就是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继续审理。因为只有转换为普通程序，当事人才可能合法地获得举证期限（上面已经陈述，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的.举证期不得少于三十日），而且可以对方提供的证据进行针对性的举证。
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可以由当事人对简易程序提出异议，由法院进行审查认定；或者法院认为案情比较复杂（通常表现为承办法官的认为），或者法院由于某种原因在三个月的期限内不能够结案，此时，法院就可以将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当事人则可以当然地获得法定的举证期限。不管是哪一种情形，是否转为简易程序，均应当由法院决定。而是否需要转为简易程序的标准中，除因为超过三个月未能结案而需要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标准是客观的，为三个月的期限，其他是否需要转为普通程序没有一个具体的、客观的判断，标准完全掌握在法院。正是由于这样规范性规定的存在，造成了一些“合法”的司法不公现象。司法实践中，从举证的角度来说，经常存在一方因为期限内举证不能的缺陷，通过适当的途径，由法院将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从而弥补了自己举证方面的缺陷，其证据可能将直接影响实体上的处理。相对于法院来说，即使其实际上是为了“照顾”需要举证的一方当事人举证，其也可以打着“法律规定”的旗号。尽管算不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但至少说在程序上以致在实体上对另一方当事人都是不公正的。
笔者认为，为了避免当事人或者社会公众对人民法院司法的公正性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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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试述立功在司法实践中的界定论文
试述立功在司法实践中的界定论文
[关键词] 立功 主体 确认主体 表现形式
[摘 要] 立功对于我国的司法实践有着重大的意义，其给予犯罪分子除自首以外的又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立功体现了一种人道，一种人性。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立功的认定上却存在着许多问题。为了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掌握立功，我们应该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对立功给予再认识。
一、立功行为的主体
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立功的主体是“犯罪分子”，而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对其规定具体的含义，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作出类似的规定。所以造成“犯罪分子”的范围相当不确定。使立功的主体在司法实践中被不同的司法机关认定的范围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造成了立法的宗旨在司法实践中的不统一性，从而使各个司法机关在对相同的案件的处理上做出完全不同的处理结果。基于立法的宗旨和在司法中的实践，本人认为，立功的主体应该被界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第一个程序是侦查机关的立案，这时被怀疑有犯罪行为的人才被称为犯罪嫌疑人。未被立案侦查的人应一律被推定为守法的人，他们是不存在刑事法律上规定的立功表现的，无犯罪，何来悔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是被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怀疑、认定、宣判有罪的人，他们是刑事诉讼程序的主体之一，是被刑事诉讼法律所严格约束的。并且从立功的表现形式来看，也是与他们的刑事诉讼程序的主体身份相符合的。并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含义和范围在刑事法律中都有相关的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其也基本上有了统一的认识，这也是符合我国立法宗旨的，是与刑事立法相统一的。
二、确认立功的主体
在诉讼程序中共有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侦查机关三个司法主体，他们参与并主导着整个诉讼程序的进程。那么立功是由他们中的某一个机关认定，还是由三个机关共同认定或是三个机关都有认定立功的权利呢？三个机关的职责不同，在诉讼程序中的作用不同，所以，由三个机关共同认定只能造成认定上的更加混乱而别无益处，故不能由三个机关共同认定。那么是否三个机关各自都有认定立功的权力呢？
在一般的案件中最先接触案件的是侦查机关，也是最先进入诉讼程序的，并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的立功行为也必须由侦查机关在实践中查证属实。可以看出侦查机关在立功的认定上是存在优势的，但是，他也有其无法克服的`弱点。侦查机关在侦查中很可能产生先入为主的思想；也有可能为了掩盖自己在侦查中的过失或是错误，而无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罪犯的立功行为；粗心的侦查机关也有可能将立功行为遗漏。在没有一个良好的监督体制下这是相当危险的，会造成侦查机关的渎职，会对有立功表现的犯罪嫌疑人不公，更会放纵其他的犯罪行为。
审判机关是确定被告人有罪无罪，罪重罪轻的最终的决策机关。看上去，审判机关作为认定立功的机关将是最为合理的。但是审判机关也有其无法克服的弱点。立功表现多涉及其他案件，审判机关在审判中不宜过多地考虑与本案无关的事实，以免在审判其他案件时先入为主。同时，在立功表现中有很多是侦查机关正在办理的案件，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交于审判机关，并且在案件尚在侦查的过程中有些事实不宜过早的公开。审判机关在审判案件时，是被要求及时审判的，不可拖延审判，没有特殊情况是不允许超过审判时限，并且审判机关不能对未侦查终结，检察机关未提起诉讼的案件进行定性。为了保证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为了案件可以及时审判，审判机关对立功表现不宜做实质性的审查。
笔者认为，确认立功的机关应该是以检察机关为主，公安机关以协助，由审判机关通过程序性审查做最终的确认的三机关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的结果。理由如下：
首先，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联系密切，对侦查机关的工作情况也特别了解，同时检察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可以提前介入侦查机关的工作。这使检察机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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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道路交通安全法》第确定的归责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法律冲突论文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确定的归责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法律冲突论文
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5月1日正式实施了，它为公安机关和人民法院处理交通事故引发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提供了主要法律依据，但由于该法在赔偿责任主体、赔偿原则等方面较之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有新的变化，尤其是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存在不同理解，争论不断，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对交通事故的处理不一，本文试图作点肤浅的分析阐述，以求教于同仁。
一、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确立了一个崭新的归责原则体系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此条款确立了一个崭新的归责原则体系：
1、保险公司的无过错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该款规定确立了保险公司对保险事故的无过错责任。对于该款规定的理解，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如果肇事车辆参加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那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他人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那么保险公司就应当首先予以赔偿，不论交通事故当事人各方是否有过错以及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如何。
第二，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责任。如果交通事故所导致的各种损失（包括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超出了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对于超出部分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2、机动车之间的过错责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一）项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超过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的部分，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该款规定确立了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适用过错责任的原则。
3、机动车对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的无过错责任。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二款的`规定： 第一，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该款规定确立了机动车对非机动车驾驶人和行人的无过错责任原则。 第二，有减责事由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主张减责，即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并且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主张减责。 第三，有免责事由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即如果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从上述分析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对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赔偿确立了一个崭新的责任体系，它不是简单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也不是原《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而是根据不同情况规定了不同的归责原则，这样有利于对受害者的保护，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
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过于概念化，《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尚未制定，最高人民法院也未出台具体的司法解释，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时还存在着不少问题：
1、现行的“三者险”是“商业三者险”还是“强制三者险”。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2004年5月1日起所有机动车辆都必须购买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5月1日中国保监会已经因保险公司风险提高而对车辆保险的费率做了调整，其中必须购买的第三者责任险上调了10%。但因“强制三者险”具体的保险内容和赔付办法等，国家至今没有出台明确的规定，保险公司先前推出的第三者责任险其实是“商业三者险”，与交通安全法规定必须购买的“强制三者险”性质不同，统一的强制三者险制度尚未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根据国家保监会的统计，目前，我国有24个省市先后通过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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