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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司法鉴定体制改革/陈忠林法律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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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司法鉴定体制改革/陈忠林法律论文网

篇1：小议司法鉴定体制改革/陈忠林法律论文网

陈忠林

司法鉴定是指具有专门知识的司法鉴定技术人员依法在诉讼中运用专门知识或技能,对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分析后所作出的科学判断。其对案件及时、公正的解决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司法鉴定制度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诉讼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司法鉴定机构林立，形成各成体系的鉴定机构，这些鉴定机构互不隶属，对同一现象有时作出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司法鉴定结论，影响到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的公信力。究其缘由，主要是由于现行司法鉴定体制存在着较大的弊端。其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司法鉴定的标准不统一、鉴定人员的素质良莠不齐，先进设备投入少、科技含量不高。

其次，司法鉴定机构混乱，导致多次重复鉴定，久拖不决，增加了诉讼成本。

第三，现行立法滞后，有些规定不合理。

如：刑诉法第120条对于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实践中操作不统一。

鉴定结论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揭露和打击犯罪、化解各类民事纠纷，对于法律的实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目前鉴定体制的无序化，直接影响着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有必要加以改革和完善。依据我国鉴定体制的现状及经济发展水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革与完善。

一、确立刑事鉴定与诉讼民事鉴定分开制度。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面临与国际接轨，社会矛盾趋向多元化，而刑事犯罪也越来越趋向智能化，对刑事侦破而言，犯罪现场遗留物分析也将微量化和精细化，血样的采集、DNA化验以及测谎仪分析等。国家为加大对刑事犯罪打击的办度及侦破案件的有效性，改变目前司法鉴定效能较低的局面，可将司法鉴定机构分为刑事鉴定与民事鉴定两个部分。当然，这种分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对于刑事鉴定部分，政府有必要加大科技的投入，更名为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中心。将现行的公检法司的司法鉴定机构重组，其人员择优选用到中心去，规定一定的淘汰比例。其主要受理涉及刑事及行政的鉴定，公安部门保留少量法医类科学技术人员，起辅助警官分析及处理相关技术服务。

对于民事鉴定部分，可更名为民事科学技术鉴定中心，其人员均来自医院，大专院校原来从事司法鉴定的`人员，此类人员均为兼职，亦择优选聘，并建立相关的个人档案资料，以备查询。这有利于改变鉴定行政垄断带来的不利影响（如医疗事故鉴定，其成员及有关鉴定结论公信力不高，所引发一系列矛盾）。使司法鉴定脱离利益及行政干扰，形成公正的司法鉴定，也使各类技术术业有专攻，提高司法鉴定水平。

二、建立二次鉴定终结制度与鉴定人员有限出庭制。

1、为防止鉴定次数的无限性，影响诉讼的效率，有必要建立二次鉴定终结制度。将目前县（区）级的司法鉴定结构撤并，在地（市）级设立唯一的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中心，省级、国家级也择优选择，重组合并公检法司的法医，成立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中心，侧重于涉及刑事案件的司法鉴定。

对于民事鉴定机构，地（市）级以上，各地可以筹建两个左右的科学技术鉴定中心，人员来自医院、相关院校的原从事司法鉴定的人，择优选择一部分，并根据特长，限定其从事鉴定的范围。同时，对于鉴定结论作出的时间加以明文规定：一般在1个月内作出，特殊情况（如重大疑难的）可以延期。

首次鉴定地点，应选择在诉讼所在地或案发所在地的鉴定机构。对于第一次鉴定结论不服的，双方可以协商选择鉴定机构，协商一致的好办理，对于不一致的，法官应匿名送评鉴定，隐去双方当事人的身份、地址、发生的具体地点，作点技术处理。由法官选定一名鉴定人，双方当事人各选择同样多的鉴定人员，由其共同出具鉴定结论，并且由鉴定人在鉴定报告上签名确认。经当事人申请后，同时要求鉴定意见，仅是鉴定人员的倾向性意见，而不是结论，名称应改为鉴定意见书，并作说明，分析其理由。对于鉴定有不同意见的人也要写明理由，加以阐述。法院审理重大疑难案件时，亦可以聘请有关专家、学者作为陪审员，以便加强合议庭对专业技术知识的认识，以求更加公正、高效率地审理各类涉及司法鉴定的案件。

2、法官主持双方在庭前对鉴定意见书进行听证，听取双方的意见，若没有分歧，或虽有异议，但异议明显不成立的，法官可以不通知鉴定人出庭，若双方异议较大，疑团重重，法官应通知鉴定人出庭作证，并告知主要的分歧点，以接受质询，看是否经得起推敲。这样有利于节约成本。法官依据庭审质证的情况及相关案情作具体分析，决定是否采纳该鉴定意见书。对接到通知无正当理由而拒不到庭的鉴定人，且有明显不妥之处的，法官可以不采信该鉴定意见书，并发出司法建议书，进行必要的淘汰。

三、鉴定人的任职资格及人员管理

目前鉴定人员的身份，并未采取准入制，有必要通过一定标准的考核，择优选用一部分，保留一定的空缺，以招聘社会上优秀人才进入。并为这些鉴定人员建立档案资料，包括各人简介、每个人鉴定的科目、以及鉴定的个例、选择鉴定的次数，随着网络发展，亦可上网公布。

现在争议颇大的是鉴定机构为谁统管，笔者以为，鉴定人员选任应该是政治素质高、专业水平强、自律性高的一个群体。而一个机构隶属于某一行政机构，又会形成垄断，且有弊端。该机构仅需松散型管理，基于此认识，可将刑事鉴定组织隶属于财政部，这样有资金保障，不致于为利益所驱动。其人员的淘汰，有渎职行为或过错等情况致鉴定意见偏颇，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委托申请的法院、检察院发出司法建议书，对该鉴定人员进行淘汰。民事鉴定出现上述情况的，在其个人档案注明，自然淘汰。对于因过错而造成迟延鉴定的，补偿迟延期间的损失。

四、加强对鉴定人员的人身安全、经济保障制度。

司法鉴定结论，也仅仅是一种证据，可能会对一方不利，造成败诉的结果，而鉴定人员有时须出庭阐明所采用的方法、依据材料及观点，进行作证。此时，应加大对鉴定人的人身安全保护力度，对于有打击报复鉴定人或严重影响其工作、生活秩序的，应给予相应制裁，在诉讼阶段由法院处理；诉讼结束后，由公安机关及时作出，以维护其人身不受侵犯。对于出庭的人员，应有补偿鉴定人的出庭专门经费，由人民法院专款支付这笔费用。

总之，通过改革鉴定体制，形成鉴定有序化，完善法官对司法鉴定结论的采信方法，以维护法律的尊严与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江苏省句容市人民法院陈忠林（37213928@peoplemail.com .cn）

篇2：司法鉴定主体的资格/刘江法律论文网

刘江（中国刑事警察学院04级侦查学研究生 110035）

摘要：本文从鉴定主体资格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基本原则、审查、选任和条件这几个方面对司法鉴定主体资格进行论述，提出现行的鉴定主体资格规定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的建议。本文是对笔者掌握资料的综述。

关键词：司法鉴定资格改革

司法鉴定是在诉讼过程中，对于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按诉讼法的规定，经当事人申请，司法机关决定，或司法机关主动决定，指派、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专门性问题做出判断结论的一种核实证据的活动。什么样的人可以向司法机关提供鉴定结论，或者说什么样的人具备鉴定主体的资格，这是司法鉴定制度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颇具实践意义的问题。

鉴定主体资格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一)西方司法鉴定制度的起源与完善

西方国家的司法鉴定制度起源于封建社会初期。有史料证实，司法鉴定在16世纪就被纳入法典。1532年，德国的《加洛林纳法典》219条当中有40条涉及到对鉴定的规定。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促进了司法制度的大变革，其中的刑事诉讼制度由纠问式向控告式转变。许多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相继制定了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较为完备的刑事诉讼法典，其中对于鉴定问题作了与过去有诸多不同的具体规定，其中就包括鉴定主体资格。这是现代西方国家司法鉴定制度中关于鉴定主体资格的雏形。

20世纪以来，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自己的诉讼法典至少进行过3次以上的修订增补，其中关于鉴定问题增补的条款与内容不少。主要集中在鉴定对象、鉴定机构、鉴定标准、鉴定活动方式、鉴定结论的评断、鉴定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等适应现代法制需要的深层次问题上。有的国家为了实施诉讼法中关于鉴定的规定，还制定了单行的鉴定法规或鉴定条例。如美国1937年制定的《统一鉴定证言法》等。

（二）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发展现状

根据史料证实，我国最古老的鉴定活动产生于距今两千余年的奴隶社会。在周朝就有了为诉讼服务的伤害鉴定。封建社会鉴定手段较为普遍，鉴定的对象和范围也较宽，并制定有许多法规。我国唐、末时期，鉴定制度发展到较为完备的程度：唐代将鉴定人“作虚假结论依罪受罚”加以法定化；宋代的法律规定了鉴定官员的身份与职责、检验内容、检验记录的格式等，说明鉴定管理制度有了雏形。

我国现代司法鉴定制度确立于本世纪初期。19《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对鉴定问题作出规定，但这部法典末获得批准。19清政府颁布了《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此中对鉴定作了较多的规定，仅鉴定人就有2条：“凡诉讼上有必须鉴定，始能得其事实真相者，得用鉴定人”(第74条)；“鉴定人须由审判官选用，不论本国人或外国人，凡有一定学识经验及其技能者，均得为之”(第75条)。1928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刑事诉讼法》，对鉴定作出了较具体的规定。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司法鉴定工作有很大发展，在处理各类诉讼案件中起了积极作用。五六十年代公检法机关，根据当时的法规和各自办案的需要，分别制定了部门鉴定工作细则，作为不成文的“习惯法”共同遵守。197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鉴定作了原则性规定，在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又对伤情和精神疾病的医学鉴定作了增补。1989年和1991年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民事鉴定和行政鉴定问题作了规定。至黑龙江、重庆、吉林、深圳、河南、江西和河北陆续出台了司法鉴定条例。司法部在8月14日颁布的《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第一次系统地确立鉴定主体资格的法律依据。

鉴定主体资格的基本原则

在确认鉴定主体资格的问题上有两种基本原则，一种是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鉴定人主义；另一种是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鉴定权主义。

（一）鉴定人主义

按照鉴定人主义的原则，有关法律或权力机关并不明确规定哪些人或哪些机构具有鉴定人资格，并不将鉴定权固定地授予特定的人或机构。所以，又称为“无固定资格原则”。《美国法律词典》把“专家证人”解释为：“在一项法律程序中作证，并对作证的客观事项具有专门知识的人。专家证人是具有普通人一般不具有的一定知识或专长的人。受教育程度可以为一个人提供专家证人的基础，但是基于经验的特殊技能或知识也可能使一个人成为专家证人。”可见，在英美法系国家，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案件中的鉴定人，只要该案的法官和陪审团认为其具备了该案鉴定人的资格。

（二）鉴定权主义

按照鉴定权主义的原则，有关法律或权利机关明确规定哪些人或哪些机构具有鉴定主体资格，或者将鉴定权固定地授予特定的人或机构。所以，又称为“有固定资格原则”。具体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将鉴定权授予个人。例如：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人应该在最高法院或上诉法院注册；鉴定人注册名单的确定方法由行政规章确定；预审法官一般应在上述名单中挑选鉴定人。

第二种是将鉴定权授予某些机构。例如：按照俄罗斯的有关法律规定，刑事案件中的各种鉴定主要由国家授权的司法鉴定机构负责，只有当这些机构无法进行鉴定时，如涉及建筑学、工程学、机械学、艺术学等领域的专门问题，司法人员才能授权其他机构进行鉴定。

第三种是前两种情况的结合，或者说是比较灵活的鉴定权方式。例如：德国既有专门从事鉴定工作的政府机构，也有民间的鉴定机构和具有鉴定资格的个人，而且当事人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自由选聘鉴定人，所以其鉴定人资格制度实际上是有固定资格原则与无固定资格原则相结合的，但是以前者为主。

鉴定主体资格的审查

在鉴定主体资格的审查这个问题上，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国家与实行职权主义诉讼制度的国家有所不同。

英美法系国家是由当事人或其律师对鉴定人的资格进行审查。这包括两方面的审查：其一是聘请该鉴定人的当事人或其律师的审查；其二是对方当事人或其律师的审查；而且以对方审查为主要内容。这种资格审查方式属于“事后审查”。

大陆法系国家对鉴定人资格的审查有以下几种情况：1、由有鉴定权的机构自行审查。2、由授予鉴定权或确定鉴定人资格名单的机关负责审查。3、由法官或其他负责案件的司法官员负责审查。这三种资格审查方式属于“

事前审查”。

鉴定主体的选任

司法鉴定主体的选任与诉讼模式紧密相连。在以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中，司法鉴定主体的选任往往是司法机关的权利。而在以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中，司法鉴定主体的选任并不是司法机关的专权，当事人也有权选任司法鉴定人。但随着两大法系的融合，大陆法系国家在鉴定人的选任上在坚持由司法机关主导的同时，也赋予了当事人的选择权或当事人的建议权。

在鉴定人的选任上，我国三大诉讼法中只有《刑事诉讼法》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第二章“侦查”中，实际上确定了侦查机关对鉴定主体的选任权。此外，公检法机关制定的一些规章、司法解释中对鉴定主体的选任作出了一些规定，但这些规定只赋予了公检法机关，当事人并无权进行选择。《仲裁法》是我国现行法律中唯一赋予当事人选任鉴定主体权利的规定。

鉴定主体的条件

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对司法鉴定主体的角色定位不同，司法鉴定主体的条件也有所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鉴定主体的法律地位与证人的法律地位相差无几，司法鉴定主体的条件也模糊不清。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完全不同，由于鉴定主体被认为是法官的辅助者，承担着近乎法官的准司法职能，因而，担任鉴定主体也要有严格的资格要求。

我国三大诉讼法对司法鉴定主体的条件笼统地规定为“有专门知识”。所以，司法鉴定主体的条件一般较高。

司法鉴定主体的具体条件，主要包括专业知识条件、实践能力条件、法律知识条件、职业道德条件等。

专业知识条件：司法鉴定人必须对其所从事的司法鉴定领域的专门知识有过系统的学习，掌握了比较深厚的基础理论和熟练的运用技术，具备一定的学历条件。

实践能力条件：司法鉴定人必须具有一定年限的从事本专业司法鉴定工作的实践经验，经过考核办案的数量和质量达到规定的要求，能独立解决本专业司法鉴定工作的实际问题。

法律知识条件：司法鉴定人必须具备与司法鉴定工作和诉讼活动相关的.法律知识，如诉讼法学、证据法学、刑法学、侦查学等。

职业道德条件：司法鉴定人必须符合司法鉴定人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不徇私情，不谋私利。

我国现行的鉴定主体资格规定存在的问题

我国各个部门的规定限定了司法鉴定的主体范围。实践中鉴定对象的范围日益扩大，使超出本部门规定范围的司法鉴定对象无法可依，使大量的民事、经济案件找不到鉴定机构，或因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鉴定权有异议，而被拖延甚至无法裁判。

对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和鉴定人权利义务等规定参差不齐。由于各部门的规定内容粗细不均，技术标准和法律水准不一，甚至失衡，往往会出现各行其是，造成矛盾、冲突现象，难以适应诉讼领域的逐步拓宽，新型案件不断出现，司法鉴定范围日趋扩大的新情况。

由于公检法机关都分别设置了鉴定机构而形成了各自为鉴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这种“自侦自鉴”、“自检自鉴”和“自审自鉴”的管理体制虽有有利于诉讼的某些阶段，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行政干预和人情鉴定难以避免，违背了诉讼的原则，也降低了司法鉴定的权威性，损害了司法公正。对鉴定主体资格的确定都是按照自己部门相应的法规文件进行，使各个部门的鉴定主体的水平参差不齐。

司法部授权各省、市、自治区司法厅各自进行自己的司法鉴定资格考试，四川省按名额淘汰了三分之一，按这个比例划定分数线。总共是四门考试：司法鉴定导论、司法鉴定法律知识、四川省司法鉴定条例、司法鉴定基本知识。这样的考试不能考出真实的专业知识和水平，任何在相应鉴定部门的人通过短时间的学习和背诵都能通过。

改革和完善之我见

兼顾公正和效率的价值追求以及保持与我国诉讼制度的协调统一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基于以上认识，对确立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提出以下主要设想：

建立鉴定机构司法鉴定主体统一管理制度，确保司法鉴定主体严格的规范性和公正性。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的统一管理应包括鉴定机构的设置、鉴定人资格的审定和取消、鉴定人的业务培训和职称晋升、鉴定标准、程序、范围、对象的制定、对司法鉴定活动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以及对鉴定人的必要奖惩等等。

实行鉴定主体资格预先审定制度。司法鉴定所涉及的都是专业性很强的专门性问题，因而对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专业技能的要求是很高的。为保证司法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公正性，需要确认司法鉴定主体的资格。

国际上对司法鉴定主体资格的确认主要有两种方式：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预先审定方式，即由有关机关预先确定享有司法鉴定权的人员和单位，并登记造册。只有被列入名册的人员和单位才能受理司法鉴定。英美法系国家多采用法官临时审定方式，即当事人选聘的鉴定人是否具备鉴定资格，由法官在诉讼过程中临时确认。还有的国家是兼取两种做法，既由国家明确规定享有司法鉴定权的人员和机构，又允许民间专业机构和人员从事司法鉴定工作。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司法鉴定主体资格的确认应采取预先审定的方式。凡是专职司法鉴定机构都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审核确认、登记造册。其他可以从事司法鉴定的机构及其鉴定人员的司法鉴定资格也应由司法行政机关预先统一审定，并登记造册。对诉讼中涉及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专门性问题，均只能由预先审定注册的法定机构及其法定人员进行鉴定。但是，对某些不常见的专门性问题存在无鉴定能力的情况是难免的。对这类问题不得不由非法定机构、非法定人员进行鉴定，这种情况下，建议其鉴定资格由省、部级司法行政机关组织专家委员会（或由省、部级司法鉴定委员会）安预定程序临时审定。

参考书目：

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版

王彦吉、杨鸣主编，中外刑事警察教育训练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年版

宋英辉主编，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版

朱青春、谢集中，规范痕迹鉴定技术思考，载张书杰主编《21世纪中国痕检技术》，群众出版社，20版

公安部政治部编，刑事证据学，警官教育出版社，版

何家宏主编，司法鉴定导论，法律出版社，年版

何家宏主编，证据调查，法律出版社，版

篇3：浅谈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王越江法律论文网

王越江

书记员是人民法院审判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书记员制度也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法制日益健全的形势下，健全书记员工作制度，加强书记员规范化管理，对于人民法院严肃执法、提高审判效率，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保驾护航，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书记员工作的好坏直接制约着审判工作的运行，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旧的书记员管理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和队伍建设的需要，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根据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书记员，担任审判庭的记录工作并办理有关审判的其他事项”。书记员是审判工作的不可或缺的辅助人员，但在当前书记员管理制度中存在如下诸多问题：

一是现行书记员晋升法官制度存在弊端。长期以来，我国法院实行法官与助理审判员、书记员自上而下的垂直结构，即将书记员设置为法院最底层的群体。我�敕ㄔ菏榧窃背晌�晋升法官的必然途径。进入的法院的人员无论学历多高，能力多强，必须先从书记员作起。有实践经验、熟悉业务的书记员晋升为法官，剩下的书记员既经验不足，又不能安心本职工作，不能潜心钻研书记员业务，使得书记员队伍的专业素质无法得到提高。

二是录用标准混同，人才资源浪费。书记员岗位是一个技术性、辅助性的岗位，不需要很高的学历和法律专业知识，一般来说，具有法律专业大专学历的人员就足以胜任工作。但是，根据旧的管理体制和“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的发展模式，人民法院在新录用书记员时不得不提高学历标准，这就造成了不同职业在用人标准上的混同。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一般都要求新录用的书记员具有法律本科或研究生学历。所有新录用人员，无论学历多高，能力多强，都得从书记员干起。这种管理制度实际上造成了人才使用上的“高消费”，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

三是书记员工作缺乏专业性。在基层法院，书记员的工作可以说是无所不包，除了审判之外的任何工作，大多都是由书记员完成的，从立案立卷到结案归档，从简单的粘贴材料到复杂的草拟判决，书记员都快成了“全能战士”，这与我们对书记员工作的最初定位是不符的，是与司法发展的形势不符的.。

四是法官与书记员比例失调，审判工作受到影响。人民法院的编制是有限的，由于书记员不断向法官晋升，造成法院内部人员结构极不合理，不仅造成书记员队伍不稳定，而且使审书比例失调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有的法院只得让助理审判员同时兼任书记员，甚至审判员之间互相代为记录或者到别的庭去“借”书记员。有的法院干脆从社会上招聘书记员，素质难以保证，直接影响了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二、书记员体制改革的意义

对书记员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单独序列的管理体制，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比较通行的做法。因为书记员工作有着特定的内容和范围，其性质与法官工作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不存在相通、相融和递进的关系。例如，日本将法院的书记官等法官以外的法院其他职员作为国家公务员法上的特别职员。作为单独职务序列的书记官分为首席书记官、次席书记官、主任书记官和书记官四等。书记官以处理审判权的附带事务为其权限，即担负制作调查笔录、书写和保管诉讼记录及其他法律规定的事务，同时明确规定对于书记官职务，即使法官也不得代为行使。然而，在我国原先的管理体制下，却忽视了书记员工作的特殊性，混淆了书记员与法官的工作性质、特点，特别是在晋升模式上，将书记员视为晋升法官的过渡阶段，不仅造成书记员缺乏系统的职业培训，失去了钻研本职业务的原动力，而且导致书记员队伍不稳定，人员不安心，业务不精通。对书记员进行单独序列管理还有利于克服书记员忙闲不均等弊端，提高书记员使用的效率。书记员集中统一管理后，避免了各个法庭之间在书记员使用方面的不平衡以及为协调这种不平衡所耗费的精力，也将起到减员增效的作用。实行书记员聘任制，提高了法官的准入门槛，审判人员与书记员相对独立，各自的权责将更加明晰，进一步适应了审判工作规范化要求，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也是进一步完善司法制度，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高效、优质的司法服务的客观要求。

三、完善书记员管理体制的具体思路。

1、实行书记员终身制。这是新型书记员管理制度的核心。书记员“终身制”是指书记员职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也就是说，书记员在任职期间，只能在书记员职责范围内进行工作，不能承担应由法官完成的工作或者晋升为法官。为了充分开发书记资源，顺利完成日益繁重的开庭记录、卷宗装订归档任务，应当实行书记员终身制。

2、实行书记员集中管理。在以往的书记员管理模式中，由于书记员分散在各庭，不利于书记员的管理与整体提高。而成立书记员室或其他书记员专职机构，有利于对书记员集中管理、统一调配和业务培训，即实行“集中管理，分散使用”的管理模式，所谓“集中管理”就是，书记员隶属书记员办公室，书记员办公室对书记员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一考核，统一培训，并设立几个小组分别负责刑事、民事、立案、审监、执行及速录员的管理工作。“分散使用”就是，按照审判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结合书记员岗位设置，把书记员合理安排到各业务庭，在审判工作中协助审判员做好各项法律辅助性工作，当好法官助手。

3、实行书记员单独序列的管理体系。一要实行单独的书记员任用考试制度。应组织实行法院书记员的全国统考制度，以公开、平等、择优的原则，选择优秀人才充实书记员队伍。二要实行单列的书记员职级制度。由低至高，设书记员、副主任书记员、主任书记员等职级，根据书记员的工作水平、工作业绩等条件晋升职级，从而明确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方向。

篇4：刍议人民陪审员制度/陈淑法律论文网

陈淑筱萍

【论文提要】《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已于5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单行法律，既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新起点。《决定》的颁行，对于完善和改革我国审判制度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院已向社会公开招聘了一批人民陪审员，该批人民陪审员经区人大人命，并经培训即将参与审判。本文拟从当前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立法中存在的问题、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缺陷与不足、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几条措施、人民陪审员制度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谈谈肤浅看法，以期同仁指正。

【关键词】人民陪审员立法问题缺陷与不足完善措施解决问题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指国家审判机关审判案件时吸收非职业法官作为陪审员,与职业法官或职业审判员一起审判案件的一种司法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司法民主的要求，是我国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司法民主化、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是人民群众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途径，也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宣传法律的重要形式。

当前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人民陪审制度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1951年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1954年的《宪法》和《法院组织法》，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都对陪审员制度作了明文规定；1979年通过、1983年修正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1979年通过、修正的《刑事诉讼法》重申了过去宪法和法律关于人民陪审制度的有关规定；1982年试行、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和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也都对人民陪审制度作了规定。另外，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等有关部委以及一些地方人大，专门就贯彻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性法规。但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有关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现行宪法中未作规定。作为一国根本大法的宪法，其内容应当是规定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而作为司法民主的重要内容和标志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无论是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作为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其地位和重要作用而言，都应当在宪法中加以规定。建国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前三部宪法都对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了规定，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语言表述有所不同。现行的1982年宪法却未规定人民陪审制度，迄今为止对宪法进行了3次修正，也均未提及人民陪审制度。在当今以依法治国为基本治国方略、以民主政治建设为基本纲领的形势下，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是一种立法上的缺陷。

（二）现行法律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表述混乱。我国现行的涉及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四部法律――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表述相当混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否作为一项基本的司法制度表述不清。1979年的法院组织法第九条曾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但1983年修正时却删除了这一规定，其对应的关于合议庭的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修改为“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这样在第一审案件中由人民陪审员必须参加合议庭就成了可参加可不参加，从而使人民陪审员制度由“应当”变成了“可以”，进而使该项制度成了“可有可无”。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本法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仍然把它作为一项基本制度。而在其第一百四十七条审判组织中，又把原来（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修改为“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与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保持了一致，使这项制度也成了“可有可无”。在同一部法律内这两条的表述似乎有前后相互矛盾之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没有把人民陪审制度作为一项制度来规定，也都只是在审判组织中作了“可有可无”的规定。由此看来，现行法律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地位的规定确实有些尴尬。

第二，关于在哪一审级的审判中可以采取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不一致。在现行的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审判第一审案件可以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在行政诉讼法中却没有规定。有学者认为，这是法律赋予行政诉讼以更大的灵活性，即行政诉讼的第一审和第二审案件均可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法律并未明文规定行政诉讼的第二审可以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并且如果行政诉讼案件的第二审可以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话，也是与法院组织法的基本规定不相符，在立法上是相互矛盾的。笔者认为，这是行政诉讼法在立法上的一项差错。

第三，现行各部法律对“人民陪审员”的表述不尽一致。法院组织法第十条、第三十八、第三十九条和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七条都表述为“人民陪审员”，而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和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都表述为“陪审员”。法律语言应当是高度严密和统一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有损法律语言表述的严肃性，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瑕疵。

第四，现行各部法律对于人民陪审员的权利、义务的规定表述不一。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与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义务，而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只规定有同等的权利，没有“义务”二字。行政诉讼法对此干脆不作任何规定。这是否意味着在不同的诉讼程序中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不相同呢？当然不是。从法理上讲，任何时候权利义务都应当是一致的。这些问题都应当在立法上进一步修正完善。

（三）现行“聘请特邀陪审员”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现行法律中，法院组织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产生：“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二十三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但是被剥夺过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同时赋予了其职权：“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是他所参加的审判庭的组成人员，同审判员有同等权利。”这说明，人民陪审员是经选举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参加审判案件，行使国家审判权力的人。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作为合议庭的成员与审判员一样对案件的处理行使同等权力。审判权是国家的重要权力，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该项权力的行使只能根据法律的规定。现行的法院组织法只规定依法选举产生的人民陪审员有权行使审判权，没有规定“聘请特邀陪审员”可以行使审判权，也没有授权人民法院可以自行“聘请特邀陪审员”参加诉讼。因此，目前一些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聘请特邀陪审员制度”，虽然在实际审判工作中起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这种做法却没有

法律上的依据，亟待从立法上予以完善。

（四）人民陪审员制度没有专项立法。现行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人民陪审员的规定过于笼统，对于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和陪审员产生的程序等没有具体规定，陪审员的素质难以保证，有的人民陪审员在庭审中难以真正发挥作用。推行审判方式改革后，这种情形更为明显。由于没有法律依据，各地对于人民陪审员履行职责的经济补助标准各不相同，很多情况下，补助很少甚至没有补助。基于上述原因，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很多地方已名存实亡，流于形式，甚至根本就不搞陪审。因此，亟须出台《人民陪审员法》，就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选举程序、任职资格、职责范围、权利义务、管理与培训、经济保障等具体问题作出具体规定，以便于在司法实践中操作。

我国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1、陪审员职权不明确,不能与法官形成制约关系.按照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在法院执行职务期间,与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然而,陪审员在审判中究竟应该具有哪些职权和责任,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这就使陪审员的具体运作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也使其地位没有了保障。在实际中,法官往往在庭审时安排陪审员宣读一些程序性文字材料,如有关案件当事人权利的规定等,就算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了,在作出判决时,虽然陪审员有着与职业法官平等的表决权,但是普通公民往往信服于职业法官的专业知识,从而自然地产生一种权威屈从心理,在表决时总是遵从职业法官的意志。这样,陪审的作用无从发挥,产生了陪而不审的现象,陪审员在法庭没有了独立的表决权,就是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也就不能与法官形成制约关系。这也是近年审判中陪审制度弱化的原因之一。

2 、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现象。在我国哪些案件陪审员参与审理,法律没有明确,完全由法官来自行决定,导致法官的随意性过大.实践中,有的法官有“怕麻烦、怕监督、怕干扰”的考虑,所以根本不让陪审员参加,而由清一色的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来进行审理；有的即使请了陪审员，对其意见也是采取“听而不理”的态度，甚至不允许陪审员参加合议，进行表决。正是由于这种对陪审制度的不正确看法，在实际中，真正吸收陪审员审理的案件非常少，从而导致陪审制度流于形式，成为摆设，最终名存实亡。这主要是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和法官决定的任意性所导致；这也影响了陪审员的工作积极性。

3、陪审员任期制不利于体现陪审制度的公正与民主。在我国的法律中，陪审员一般都采用任期制，而非“一案一选”制。而实践中有的陪审员甚至连续担任陪审员成了所谓的“陪审专业户”。陪审员这样的任期制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陪审的积极性，也有悖于设立陪审制度的初衷，不利于发挥陪审员在审判中应起的作用，也失去了人民陪审的意义，实际上成了“凑数”。

4 、陪审员的选任方式不当。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应该由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但是在目前的实践中，陪审员的选举很不受重视。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活动中根本“排不上队”，因此造成了各地人民陪审员选任现状的混乱。例如，有的地方由法院直接邀请人民陪审员，有的地方让有关单位和团体推荐人民陪审员，等等。在实践中，当某个案件的审判需要陪审员的时候，负责该案审判的法官在本案陪审员“候选名单”中挑选。法官乐于挑选那些与自己关系比较好或比较熟悉的陪审员的作法屡见不鲜。这种人民陪审员的选举方式干预过多，与法院的牵连过多,导致选举出的人民陪审员不能真正对法官监督，对法官的制约作用也减弱了.

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几条措施

1、严格规定人民陪审员条件和选任程序。人民陪审员除了要年满二十三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身体健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条件外，还要对本案无先入为主的偏见。陪审员的产生应当是在案件审理前随机产生，这样选出的陪审员不与法官产生利益冲突，更不与双方当事人有关系牵连，他们能在法庭上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判决，自主的认定案件事实，而不受外界干扰。另外建议国家尽快出台人民法院陪审员办法，明确人民陪审员的选任程序。

2、明确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案件范围。通过诉讼法的修改程序或在陪审员办法中明确陪审制度适用的具体案件范围，防止当前的随意化现象。

3、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的权力范围。人民陪审员到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履行下列职责：审阅所陪审案件的材料；参加案件调查；参加合议庭开庭审理案件或案件的调解；参加案件评议。人民陪审员遇有下列情形，有权向院长或审判委员会提出意见和建议：审判活动违反法定程序的；认为案件的事实认定或处理确有错误或者显失公正而在合议庭未能解决的；审判人员未能依法履行职责的；审判人员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

4、明确规定对人民陪审员的奖惩措施及保障制度。通过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来促进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发展。

人民陪审员制度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已于205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单行法律，既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新起点。《决定》的颁行，对于完善和改革我国审判制度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出台后，全国法院反响强烈。但因为肖扬院长在讲话中提到年内最高法院将制定有关实施细则，故大多数法院仍在观望中。笔者认为人民陪审员制度当前需要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人大代表不宜担任同级人民陪审员

人大代表由于其代表的广泛性以及社会活动知名度等原因，是许多人民法院选任人民陪审员的首要人选。对此，全国人大的决定并未限定。但我们认为目前人大代表担任同级法院人民陪审员的普遍作法值得商榷。

首先，根据法律，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案件和被确定为合议庭组成人员后，便开始参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可以审阅案卷、询问当事人、询问证人、调查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参加法庭审理活动。因此，可以认为，人民陪审员在履行审判职责时，就是法官，行使国家的司法审判权。而根据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代表作为各级权力机关的主体，不仅享有立法权，而且可以行使对包括司法审判在内的“一府两院”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力。如果大量的人大代表担任人民陪审员，那么就人大代表个人来说，其将立法权、监督权和司法权集于一身，这显然是与我国的政体相违背。

其次，人大代表担任陪审员，其在案件审理中就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法官，然而他又可以对法官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出现类似于“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情况，这样的监督工作缺乏正当性。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实行陪审员和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陪审员必定和审判员在客观上具有“捆绑利益”，人大代表担任陪审员，很可能就会在监督者与审判者之间迷失自己的角色，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发生错位，从而导致懈于履行监督职责。

第三，由于担任陪审员，人大代表也很可能和法院的关系密切起来，这就有可能在述职评议、个案监督等工

作中出现先入为主的倾向，难以确保对司法审判工作作出客观的评价。《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产生应当比照法官的产生程序，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按照“谁任命，谁监督”的原则，人大常委会应当对其任命的人民陪审员进行监督。而人大常委会又是同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的，理应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显然，这就陷入了循环怪圈，在理论上也是说不通的。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实施细则中将此问题予以明确。

二、人民陪审员的年龄上限是否应规定

对于人民陪审员的任职年龄上限决定未作规定，实践中有许多法院一般是以当地公务员任职上限年龄为参照，即限定在23岁以上，60岁以下，笔者认为这是不适宜的。

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对此未予规定，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得限定公民权利的原则，法院将选任资格进行限定是不合法的。

二是对许多退职人员来讲，由于热心公益事业或有一定的法律职业经历，担任人民陪审员更为得心应手，也是老有所为的体现。

因此，认为担任人民陪审员应设立年龄上限的做法不妥，只要身体健康足以胜任工作就行，而不能搞人为限制。

三、人民陪审员的任期能否连任

《决定》第九条只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没有规定能否连任。因此从法律上讲，只要符合人民陪审员任职条件，经法院院长提名，同级人民大常委会任命的，就在当选之列，就可连选连任。

我们认为，人民陪审员与法官的最大区别就是非职业化。理论认为人民陪审制度有以下优势：1、职业法官由于长期闭门审理案件有可能变得过于追求学术理论方面的探究和适用，而陪审员比职业法官更接近大众生活，更具有基层工作和生活的经验，因此，他们参审会更贴近实践，在理论上更完美，给审判工作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2、陪审员不依赖司法当局的恩惠而求生，也没有必要为职务升迁而屈从于政治干预。他们往往比职业法官少一些偏私和顾忌，会更公平地判案。3、最重要的一点，现代社会法律及其运作体系，已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职业化，成为律师、检察官和法官把持的过程。允许各行各业的民众参加到审判中，保持民众的声音，既可以监督法官，也可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以此保持法治和民主的相互联系。

陪审员虽然与法官共同审理案件，但与法官却不是同一战壕的“战友”，陪审员肩负着监督法官廉洁公正司法的重要使命，是对审判更为直接和有效的监督方式。陪审员连选连任显然与上述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设立初衷相违背。

陪审员连任制不利于体现陪审制度的公正与民主。在我国的法律中，陪审员都采用任期制，而非似国外的“一案一选”制。有的陪审员连续担任陪审员成了所谓的“陪审专业户”。这样不但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陪审的积极性，也有悖于设立陪审制度的初衷，不利于发挥陪审员在审判中应起的作用，也失去了人民陪审的意义，实际上成了“凑数”。一方面，陪审员连任制的直接结果就是脱离人民群众，陪审员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和隔阂由此产生；另一个结果则是陪审员的专职化必然导致专业化，这使他们迅速向法律职业者演变，而日益摆脱“民间化”和“非职业化”的特征。这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把陪审员与法院和法官利益“捆绑”在一起，导致陪审员对法院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陪审员也无法起到对社会和周围人的法制宣传和教育作用。总之，连任只能造就一批“准法官”，而无法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应有功能。其实，陪审员的连任制除了违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设立初衷外，还会产生其他一些负面效果。由于陪审员在特定时间内的固定性和总体上的临时性（将来的无保障性），再加上对陪审员监督措施的欠缺和制度的缺位，给陪审员腐败提供了可能。相比法官而言，这些陪审员的腐败风险更大，收买成本可能会更低。陪审员连任并不能起到“监督司法公正、教育民众”的作用，相反，却更容易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失去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民主内涵。

因此，建议最高法院在实施细则中明确不可以连任；或借鉴宪法的规定，任期不超过两届。

四、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法院一直是重视的。如广东省人民陪审员的来源就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来自各级人大的人民代表160人，占总人数的10.8％；来自政协的委员共96人，占6.5％；来自公务员系列598人，占40.4％；来自企业、事业单位197人，占13.3％；来自其他行业（主要是妇女联合会）428人，占29％。济南市槐荫区法院在选任中初步确定各行业的比例为：公务员15％、教师10％、医务人员10％、科技人员15％、企业职工15％、居民15％、农民10％、社会知名人士10％，其中女性人民陪审员比例不少于40％，少数民族不少于10％，党外人士不少于30％

我们认为，在注意代表面的同时，更应注意在政治层面上，应考虑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在社会界别上，应考虑工会、共青团、妇联、教师等。作为多个民族同时聚居地区，少数民族也应有一定的比例。专业人员应占相当的比例。如金融、计算机、知识产权、医疗、建筑、外经外贸等等。也要考虑到名额在地域方面的平衡。我们认为应提倡一人多代表性，如既是妇女，又是知识分子，还有专业上的一技之长，确保在人数相对较少的情况下有较多的代表面。但不应从所谓社会精英中选择固定的人长期去“陪审”，更要限制特定的官员阶层乃至特定职业的人参加陪审。这样才能使陪审员不致成为“法官外的法官”。

人民陪审员的法律素质低一直是陪审制度的'诟病所在。因为审判是作为社会精英的法官依据法律作出公正裁判的行为。法官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于一般的国家公务性管理，不同于一般的公务人员，正所谓“公堂一言断胜负，朱笔一落命攸关”。法院的地位及法官的责任决定了法官必须要有娴熟的法学理论知识、丰富渊博的社会综合知识、敏捷的思维反应能力和言词表达能力。许多法院普遍认为陪审员缺乏法律知识，文化程度也很低，因而在参加合议庭审理和评议案件的活动中，很少发表意见，有的只起到“陪坐”或者“陪衬”的作用，建议多选任学者型陪审员。

文化素质高、有专业特长，反映了法院对于社会精英的要求，但从我国当前受教育程度看，高学历、专业强的人才毕竟是少数，如果对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要求过高，就不可能实现“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的目标。

其实，那种试图通过选任各领域专家充任陪审员，以更好地解决某些纠纷的做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专家也有其行业利益，例如请医学专家担任医疗纠纷案件的陪审员，他能否保持公正的立场就大可怀疑。这里恐怕也有物伤其类的问题。而且即使是专家可以保持中立，当事人是否相信其中立性又是一个问题。这是选任中的一个难题。

五、人民陪审员的名额确定

《决定》第七条规定：“人民陪审员的名额，由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审判案件的需要，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

我们认为名额的确定应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数量不易过多过滥，防止本末倒置。二是数量太少，使其作用难以发挥。

最高法院的草案中曾提出，人民陪审员选任后参与合议庭审理案件，以每年每人十件为宜。可惜，人大决定中没有采纳此意见。

我们认为一人陪审过多，就会使其成为

“编外职业法官”，易于与职业法官的关系过于密切，对于公正审判可能也无益处。过少，则不利于陪审员自身法律素质的提高，也不利于自身作用的充分发挥。具体陪审案件多少，还应结合实践确定。

六、人民陪审员的培训

《决定》第十五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培训，提高人民陪审员的素质。”这一设定有其合理性。

但培训不能试图将陪审员培训成法律专家，这在实践中既不可能也不经济，且完全损害了陪审员的自然的判断能力，并最终损及制度设立的初衷。对于人民陪审员的职责定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将人民陪审员在审判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定位于参与审判案件，行使与法官同等的职权；二是人民陪审员不是法律专业人员，不可能与法官发挥同等作用，应当将人民陪审员的地位、作用定位于对法官审判案件进行监督；三是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既行使与法官同等的权力，又对审判活动发挥监督作用。《决定》认为，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实现司法民主，确保司法公正。对于人民陪审员在审判活动中的地位、作用，仍应定位于参与审判案件，行使审判权。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案件，使法官听取来自业外人士的意见，丰富思维判断。同时人民陪审员在参与审判活动的过程中，客观上会对法官形成一种监督和约束。这种监督作用是人民陪审员制度所固有的。关于陪审员的定位，沈德咏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答记者问中指出，实行陪审是当今世界大多国家的通常做法，其主要目的在于体现司法民主。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实行陪审团制，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实行参审制度。我国的陪审就是人民陪审员制度。

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培训，提高人民陪审员的素质，但这种短期培训却是无法让人民陪审员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奠定良好的法律功底，并形成合理的法律意识，积累审判实践经验的。在现代法律制度日趋复杂严密、法律更新频繁、法律体系也越来越庞大的情况下，非专业人士是很难掌握其运用技术的。如果要让陪审员走专业化道路，那还不如将审判责任完全托付给专业素质要高得多的职业法官们。

培训应以培养陪审员的基本法律意识为目标，以明确陪审员职责为重点，增强陪审员审判案件的使命感、责任感。培训的内容应包括证据的采信规则、陪审员的职责和权力、廉政制度规定等基本法律规定。审理案件中遇到的具体的法律、事实问题，应由法官通过指引予以解决。要以制度的形式对陪审员的职责予以明确，防止出现陪而不审的局面。

七、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法官自由权过大

《决定》对必须实行陪审的案件未作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现象。在我国哪些案件陪审员参与审理，法律没有明确，完全由法官来自行决定,导致法官的随意性过大。

实践中,有的法官出于 “怕麻烦、怕监督、怕干扰”的考虑，所以根本不愿意陪审员参加，而由清一色的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来进行审理。在司法实际中，真正吸收陪审员审理的案件非常少，从而导致陪审制度流于形式，成为摆设，最终会名存实亡。这主要是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和法官决定的任意性所导致。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陪审员的工作积极性。

笔者认为，应确立陪或不陪由当事人定的制度和机制。就某一具体案件而言，是否要陪审法律不宜做硬性规定，应该把选择权交给当事人，若当事人要求陪审，法官有义务为其找陪审员。这时，应至少有需要数量3倍以上的陪审员供当事人挑选，候选者要当庭接受法官和律师的询问，从而使当事人在选择陪审员时有一个了解的机会，当事人对陪审员有申请回避权。这样就真正使陪审制得到当事人的认可。

八、人民陪审员可否放弃陪审

对此，有诸多观点。笔者认为，人民陪审员可以在确定前主动放弃其参与审判的权力。但一旦参加审判，就必须保证按时参加审理案件。

“权力行为的目的不在于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在于公共利益，弃权必使公共利益受损，有违设立权力的初衷，所以权力不可放弃”。因此，对人民陪审员的参与审理是强制性的，只要确定其为陪审员后，则不允许无故缺席。在审理过程中，其承担的职责亦是强制性的，不能随意放弃。

九、选任陪审员的程序

以公开透明的方式选任人民陪审员是保证这项工作制度有鲜活的、强大的生命力的重要保证。它既是人民陪审员担任者基本素质的重要保障，也是赢得人民群众信赖的基本条件。法院在选任人民陪审员过程中体现要公开、公平、公正的精神。我们确定的程序是：

一是选任公告公开。利用报纸、电视台、信息网络以及张贴选任公告等方式向社会公开进行人民陪审员选任的公告，将选任条件具体而明确、简明扼要地提出来。

二是报名自愿。自愿报名者来法院填写报名申请表（或通过网络下载），申请表中须填写个人基本情况，在一定的期限内进行报名，凡未填写报名申请表的不具有参加选任的资格。

三是资格审查公开。由法院人民陪审员管理办公室对申请报名人员进行基本情况核实后，按照要求逐个作出确定，制作选任人民陪审员的决定书。

四是社会公示。人民陪审员的产生必须突出民主性和合法性，对拟任命的陪审员在辖区内的新闻媒体上公布于众，公示期满无发生有悖于条件要求的反映的予以正式任命。

五是任命颁证。由市人大举行庄重的颁证仪式，通过颁证任命这一形式，增强人民陪审员活动的社会效果。

六是建立档案，加强对人民陪审员的管理和业绩考核。

参考书目：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

・贯彻《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几个问题探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人民陪审制度的理性选择与制度建构

・周永坤：《法理学》，法律出版社3月版

篇5：对司法鉴定立法的几点看法/于朝法律论文网

于朝（yuxllg@sina.com）

笔者在研究司法会计学的过程中发现，由于历史的、观念的和研究不足等方面的原因，导致我国的司法鉴定理论、实践及立法方面确实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在司法鉴定的概念、程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急需通过立法活动进行规范和同一。

在司法鉴定立法方面，中央政法委、全国及部分省市人大常委会、公检法及司法行政机关、财政机关，多年来作了许多调研及法规制定工作。

12月23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侯宗宾同志，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草案）》做了说明。由于笔者没有见到草案内容，只能根据《说明》提到的一些草案内容，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关于司法鉴定的概念。

司法鉴定的概念涉及到鉴定的主体、鉴定的手段、鉴定的对象、鉴定的含义以及属概念。草案第一条规定：“司法鉴定是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涉及诉讼的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结论的活动。”，较为完善的反映了司法鉴定概念所需表达的内容。但存在一明显不足：鉴定的对象既然是“专门性问题”，那么只能是“鉴别和判断”，而不能“检验”。从鉴定实践看，“检验”是获取鉴别、判断所需的信息（事实依据）的手段，其对象是人身、物品、尸体、账册等，因而与鉴定的对象不同；另一方面，从语意上讲，“检验”“问题”也不搭配。有关专家或学者提出这样表述，其主要原因的看到鉴定中都需要进行检验，因而将检验与鉴别判断活动混淆了。

第二，关于鉴定人的身份问题

草案中明确了“司法鉴定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从内容看应当理解为鉴定人只能由自然人担任，我十分赞成。过去的一些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法人鉴定（以鉴定机构名义进行鉴定或出具鉴定结论）问题，这样做确实存在着许多弊端。这些弊端涉及鉴定人的责任心、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鉴定人义务的履行、鉴定责任的追究等诸多方面。我个人也多次在发表的著作对法人鉴定制度提出质疑，并希望能实行鉴定人负责制度。

目前，从立法上解决鉴定人负责制还存在下列问题：

一是，与民事、行政诉讼法律的协调问题。因为民诉法、行政诉讼法均规定的了“有权鉴定部门”进行鉴定的主体资格。特别是民诉法的规定更为明确地将鉴定主体分为鉴定部门和鉴定人两类。因此，要确立“鉴定人负责制”必须考虑到相关法律的修改问题。

二是，草案结合实际并参考了国外经验，对鉴定机构的管理问题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有鉴定职能的组织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从其规定，不再列为本决定管理的范围”。但由于依据其他的法规来建立具有鉴定职能组织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而不是专门针对诉讼的，因而在司法实践中有的会出现与鉴定人负责制相冲突的情形。例如：注册会计师必须以其所在事务所的名义对外工作，即使进行司法会计鉴定也不能例外，这就与鉴定人负责制之间产生了冲突。因此，在鉴定法律的立法中，应当考虑对这些情形给予适当的调整。

三是，草案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自侦部门除外）、司法行政机关不从事具体鉴定活动”，言外之意，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可以从事具体鉴定活动，这也与鉴定人负责制相冲突，可以修改为“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自侦部门除外）、司法行政机关的人员不得担任鉴定人”。

第三，关于多人参加鉴定存在不同鉴定结论情形的处理

关于多人参加鉴定存在不同鉴定结论情形的`处理应当考虑到技术上和诉讼上的可行性。首先，不同的鉴定结论所运用的鉴定证据及鉴定原理会有所不同，因而需要采用不同的鉴定文书予以表达；其次，法官对不同鉴定结论进行取舍时，需要进行相关的审查判断活动，其审查和判断的主要依据是鉴定中对检验所见和鉴定原理的表述。

草案规定，“多人参加的鉴定，对鉴定结论有不同意见的，应当注明”。这一规定在一些诉讼机关制定的诉讼规则或鉴定工作规则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这一规定实际上还是受法人鉴定观念的影响，即在同一鉴定机构出具的对同一问题的鉴定结论只能用同一份鉴定书予以表达，但鉴定不能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工作机制，因而规定通过“注明”来表达不同的结论性意见。这一做法既影响了鉴定人负责制实施，也不便于法官对证据的取舍。建议修改为“多人参加的鉴定，对鉴定结论有不同意见的，应当分别出具鉴定结论”。

笔者多年从事司法鉴定的实践、理论研究及教学工作，很希望我国能够尽快处出台既符合法理和鉴定的科学性，又能适应司法实践的司法鉴定法律。

注：笔者简介见本站《法学家名录》

篇6：浅析司法鉴定工作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倪毅法律论文网

杭州市司法局倪毅

司法鉴定是在诉讼过程中，对于案件中的某些专门性问题，按诉讼法的规定，经当事人申请，司法机关决定，或司法机关主动决定，指派、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专门性问题作出判断结论的一种核实证据的活动。简单地说，司法鉴定就是侦查、起诉、审判等诉讼活动中依法进行的鉴定。作为司法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司法体制改革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国务院明确赋予司法部指导全国“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这是我国法制建设是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改变现阶段我国司法鉴定现状，适应依法治国方略的需要，推动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今年我市市级机构改革中，也在司法行政机关中增设了“司法鉴定管理处”，明确赋予了“指导全市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工作”的职责，司法鉴定统一管理模式也在我市呈现出积极探索、稳妥推进的新局面。作为司法行政系统中的普通一员，本人就我国司法鉴定工作的历史发展及现状、存在主要问题及改革完善作尝试性的探讨。

一、司法鉴定制度历史发展与现状

(一)西方司法鉴定制度的起源与完善

鉴定活动是随诉讼活动产生的。国家的司法职能出现以后，由于诉讼活动的开展，便有通过鉴定提供证据和审查证据的客观要求。

西方国家的司法鉴定制度起源于封建社会初期。有史料证实，司法鉴定在16世纪就被纳入法典。1532年，德国的《加洛林纳法典》219条当中有40条涉及到对鉴定的规定。

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期，西方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促进了司法制度的大变革，其中的刑事诉讼制度由纠问式向控告式转变。许多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等)相继制定了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较为完备的刑事诉讼法典，其中对于鉴定问题作了与过去有诸多不同的具体规定，如鉴定的申请权、鉴定决定权、鉴定主体资格、鉴定程序、鉴定结论的效力等均写入了法典，体现了与资本主义司法制度相适应的特点。这是现代西方国家司法鉴定制度的雏形。

20世纪以来，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对自己的诉讼法典至少进行过3次以上的修订增补，其中关于鉴定问题增补的条款与内容不少。主要集中在鉴定对象、鉴定机构、鉴定标准、鉴定活动方式、鉴定结论的评断、鉴定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等适应现代法制需要的深层次问题上。反映出鉴定制度改革的时代特点及与司法制度发展的同步性、层次性。有的国家为了实施诉讼法中关于鉴定的规定，还制定了单行的鉴定法规或鉴定条例。如美国1937年制定的《统一鉴定证言法》等。

(二)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发展现状

根据史料证实，我国最古老的鉴定活动产生于距今两千余年的奴隶社会。在周朝就有了为诉讼服务的伤害鉴定。封建社会鉴定手段较为普遍，鉴定的对象和范围也较宽，并制定有许多法规。秦汉以后，法医鉴定、笔迹鉴定、文书鉴定、痕迹鉴定逐渐兴起与扩大。我国唐、末时期，鉴定制度发展到较为完备的程度：唐代将鉴定人“作虚假结论依罪受罚”加以法定化；宋代的法律规定了鉴定官员的身份与职责、检验内容、检验记录的格式等，说明鉴定管理制度有了雏形。

50多年来，我国立法、司法、执法活动都经过十分艰难、曲折的历程，法制基础薄弱，作为诉讼制度中一个微小组成部分的司法鉴定制度无疑较显稚嫩。

二、我国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司法鉴定工作一直被作为司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侦查、审判工作中得到较多运用。建国以来，我国每年鉴定案件由最初几万件上升到近几年来的近百万件，司法鉴定在为处理各类案件提供线索、收集证据、审查核实证据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技术建设角度来说，这项工作发展速度很快，尤其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30年中，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推动下，司法机关加强司法科技建设，把“科技强警”、“科技兴检”、“提高办案的科技含量”作为业务发展战略，具备了与其他业务建设相应的规模。但从法制建设角度来讲，司法鉴定工作显得滞后，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存在多种弊端，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司法鉴定的法律制度较为滞后

19以来，在司法鉴定工作改革过程中司法部根据国务院职能配置，颁布了《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人管理办法》两个规范性文件，规范了面向社会鉴定机构的设立条件、鉴定人的资质条件等准入标准；黑龙江省、重庆市、吉林省、四川省结合本地实践，先后出台了司法鉴定地方性法规，有力地推动和规范了上述地区的司法鉴定工作。但从全局上看，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法，对司法鉴定的法律规定分散于三大诉讼法中。由于没有规范司法鉴定的统一法律，只有各部门规定的调整特定范围的司法鉴定规则，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鉴定的标准和效力层次无统一规范，鉴定的程序和方法无统一规则，鉴定的受案范围无统一标准；鉴定的执业分类无统一规定；鉴定的管理无统一的主管部门，鉴定的法律责任无统一的确认体系等等。于是，国家各司法机关因司法工作具体操作急需，相继制定了一些调整司法鉴定购规章性文件：比如公安部制定的《刑事技术鉴定规则》、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法医工作细则(试行)》，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还有最高检、最高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精神疾病鉴定暂行规定》和《人体轻伤鉴定标准》、《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等，这些规定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司法鉴定领域无法可依的困扰，对于本部门的司法鉴定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总的来说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循其原因主要是：

1、这些规定的效力从本质上讲只适

用本部门。比如最高人民法院以法发[]23号文件形式下发的《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本人与辽宁六合律师事务所刘洋飞律师的观点相同，即从文件本身的性质来看其不是司法解释，而是法院内部管理制度，与其他行业、单位的管理制度的性质是相同的，对外没有法律效力。该规定第4条“凡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案件，应当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鉴定，或者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统一对外委托鉴定”，的确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倾向，当然也如同刘洋飞律师所述：违反了当事人意志自治原则，侵害了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的平等竞争权，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所以从法理上讲由于这些规定仅适用于本部门，不具有普遍效力，同时诉讼活动也不仅仅限于某一个系统，一旦诉讼推进到新阶段，由于各部门各有自己的规则，往往会出现相互扯皮、重复鉴定的情形，使司法鉴定的公正性受到损害。

2、这些规定限定了司法鉴定的主体范围。实践中鉴定对象的范围日益扩大，使超出本部门规定范围的司法鉴定对象无法可依，使大量的民事、经济案件找不到鉴定机构，或因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鉴定权有异议，而被拖延甚至无法裁判。

3、对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和鉴定人权利义务等规定参差不齐。由于各部门的规定内容粗细不均，技术标准和法律水准不一，甚至失衡，往往会出现各行其是，造成矛盾、冲突现象，难以适应诉讼领域的逐步拓宽，新型案件不断出现，司法鉴定范围日趋扩大的新情况。

(二)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尚不健全

当前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为保证侦查、检察、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都建立了与本部门工作相适应的鉴定机构。由于公检法机关都分别设置了鉴定机构而形成了各自为鉴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这种“自侦自鉴”、“自检自鉴”和“自审自鉴”的管理体制虽有有利于诉讼的某些阶段，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制约和监督，行政干预和人情鉴定难以避免，违背了诉讼的原则，也降低了司法鉴定的权威性，损害了司法公正。在司法鉴定各项制度的设置上存在种种不匹配和扭曲的现象，一方面规定鉴定人同司法人员一样应实行回避制度，要求鉴定人中立于双方当事人，以体现保持“中立鉴定人”的底蕴；另一方面又规定这些人员属于司法机关内部人员，如列入司法机关人员编制、享有公职人员身份等，使鉴定人处于不能中立的结构中，致使鉴定人的定位和实际处境相矛盾。一旦案件涉及司法机关自身的责任问题，鉴定程序的公正性、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就难以保证。

(三) 司法鉴定的范围、对象无明确界定

司法鉴定的范围，一般是指司法鉴定开展的学科范围，其鉴定对象则是指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l19条至122条、《民事诉讼法＞第72条、《行政诉讼法》第35条对鉴定的范围仅以“与案件有关的专门问题”一言概之，但对什么是“专门问题”法律上没有界定，也没有补充性法规作明确规定。由于法律没有规定如何调整鉴定范围，致使实践中对该对象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无法律依据。

(四) 司法鉴定的运行机制较为混乱

当前，尤其是公、检、法等不同系统、不同层次的司法鉴定机构之间受理鉴定的范围不明确。这主要是因为没有一套科学完备的有关鉴定受理的统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各系统、各层次的鉴定机构的鉴定受理工作普遍存在着随意性、混乱性和重复性，只要有送鉴的，不管自己有无鉴定权，不管有无办案机关的委托信，也不管是否属于自己管辖区域和是否有能力鉴定，更不管是否进行重复鉴定，只要有利可图，就来者不拒，造成当前鉴定工作混乱无章，各鉴定机构之间相互扯皮，对案件的起诉和审理产生了负面效应。鉴定结论的效力级别也较为混乱，不同的鉴定机构就同一问题作出意见相反的鉴定结论的证明效力的确定无章可循。尽管各级公、检、法、司以及部分院校设立了鉴定机构，可是其鉴定结论的效力级别却未见国家有明文规定，也使得司法鉴定工作的秩序出现了严重的混乱。

(五)缺乏科学的鉴定人培训和考核晋升制度

健全和实施科学合理的培训制度，是进行司法鉴定工作的基础，而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系统的考核晋升制度，则是不断提高鉴定人员技术水平，使鉴定事业不断发展的必要途径。两者互为联系，互为影响。近几年来，在技术职称考核晋升的工作中做了一些改进，对外语和计算机的能力与水平考核予以了相当的重视，但对于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的考核，还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完整体系，晋升标准仅仅以学历和工作年限为主要参考，客观上形成了技术职称晋升就是论资排辈，无水平高低、能力大小、贡献多少之别，影响了鉴定人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精神。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自近代以来，接受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奉行职权主义的纠问式诉讼模式，为了追求案件的实质真实，司法人员积极主动地提起追诉，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重实体、轻程序，忽视包括司法鉴定在内的证据法制建设等造成的。近年来，我国通过修改民诉法、刑诉法，初步地改革了审判制度，审判实务上也正在探索审判方式的改革，收到了一些成效。但由于受上述诉讼理念的束缚，对包括司法鉴定在内的证据制度却未有大的突破，有碍于司法公正。因此，改革与完善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是我国诉讼领域法制化建设的必行之路。

三、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完善之我见

(一)建立鉴定机构统一管理制度，确保司法鉴定严格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司法鉴定实质上是一种服务于司法诉讼活动的技术性活动，其功能是从科学的角度帮助司法机关确认证据。这就要求司法鉴定必须居于中立的地位，从公正的角度提出符合客观规律和科学认识的鉴定结论。因此，从司法公正的要求看，司法鉴定主体不应当是执行诉讼职能的司法机关。在我国，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是刑事诉讼中执行控诉职能的一方诉讼主体，对其控诉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及其所属机构充任鉴定主体提供鉴定结论，并用作定案的根据，无异于是用基于自身的主观认识并由自己制造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这与其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执行的职能是不相符的，难保其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人民法院在诉讼中执行着审判职能，本居于诉讼的中立地位。对诉讼证据进行审查判断是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重要内容，而诉讼证据的最终采信权也归属于审判机关。如果人民法院既充当司法鉴定的主体，又行使对该司法鉴定结论的审查判断权和采信权，就会有损司法鉴定的公正性。实践中，许多循私枉法案的发生与审判机关的“自审自鉴”有一定关联。

实现司法鉴定机构同公、检、法机关的分离，是司法公正的内在要求。同时，这种分离也可避免司法鉴定机构的重复设置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多头鉴定，符合效率的价值准则。在实现司法鉴定机构同公、检、法机关分离的基础上，应将司法鉴定机构独立设置，鉴定活动独立进行，司法鉴定管理权统一于某一职能部门，这样更能保证鉴定结论的真实性，避免许多人为因素的干扰，保障司法公正。从西方国家实践和我国现情

来看，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独立于诉讼之外，对司法鉴定的管理职能应全部交由司法行政机关行使。公、检、法各自专职司法鉴定机构应逐步取消或移交地方并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管理。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的统一管理应包括鉴定机构的设置、鉴定人资格的审定和取消、鉴定人的业务培训和职称晋升、鉴定标准、程序、范围、对象的制定、对司法鉴定活动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以及对鉴定人的必要奖惩等等。

(二)设立四级专职司法鉴定机构，实行两级终鉴制度

在司法鉴定组织体系中，司法鉴定机构应分级设置。本人认为应建立四级专职制，即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司法鉴定机构。考虑到大量的一般性司法鉴定案件在基层诉讼案件中产生，从方便组织鉴定、提高办案效率、降低鉴定成本、加强属地管理等角度出发，县级、地市级司法鉴定机构的.存在符合我国国情。同时考虑到司法鉴定的严肃性、专门性和高技术性，对于一些在本地区、本省、全国具有重大影响或重大疑难的鉴定案件可由省级、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鉴定。

四级鉴定机构在人员的职能结构、专业层次、鉴定范围以及鉴定结论的效力上必须有所区别。

在鉴级制度上，实行两级终鉴制，即每一审级可进行两级司法鉴定，对初鉴定如有疑议，可申请由上一级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复鉴定，复鉴定为该审级的终局鉴定。这与我国的两审终审的审判制度相一致，也与司法职能的地域管辖相配套，兼顾了诉讼的公正性与效率价值。

(三)实行鉴定主体资格预先审定制度

司法鉴定所涉及的都是专业性很强的专门性问题，因而对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专业技能的要求是很高的。为保证司法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公正性，需要确认司法鉴定主体的资格。

(四)建立诉讼中司法鉴定的决定权、委托权由司法职能部门行使的制度

司法鉴定是由司法职能部门决定和委托，还是由当事人决定和委托，不同的国家在立法上是有差异的。与职权主义诉讼制度相适应，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实行由职能部门决定和委托鉴定的制度，而实行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英美法系国家，通常采用由当事人自行决定和委托鉴定的制度。

从我国实情来看，虽然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法院庭审制度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某些做法，完善了三种诉讼职能的分工，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有所加强，但整个诉讼制度的总体特征仍然趋向于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司法鉴定的公正价值将难以实现，同时也有悖于效率的价值准则。因此，本人认为当前我国建立诉讼中司法鉴定的决定权、委托权由司法职能部门行使的制度是适当的。

在由司法职能部门决定、委托司法鉴定的情况下，当事人的司法鉴定申请权和回避申请权应切实得到保障。当事人的司法鉴定申请权包括提请决定司法鉴定申请权和复鉴定申请权。对当事人的司法鉴定申请，司法职能部门应予接受，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也不得将自己对鉴定结论正确与否的判断作为是否接受当事人申请复鉴定的根据。另外，应要求司法职能部门在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之前征求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意见，鉴定人在相同专业层次注册人员中随机产生，鉴定人的人数应三人以上并呈单数，以此作为对司法职能部门行使司法鉴定委托权的一种制约手段，制止可能发生的“暗箱操作”行为，以利客观、公正地实施鉴定。

(五) 纠正立法失误，加快司法鉴定法治建设步伐

当前司法鉴定存在的种种不正常现象，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立法严重滞后，司法鉴定呈现“没有规则的游戏”的状态，因而必须尽快制定“规则”，加快完善司法鉴定法律制度，以此巩固司法鉴定体制改革中已经取得的成果，使司法鉴定工作真正步入法治化健康发展的轨道。目前，司法鉴定立法工作已经有了突破，三个地方性法规的出台、两个部颁规章的颁布以及部、省有关司法鉴定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的制定，都为下一步的立法工作奠定了基础。同时我国在立法过程中，一定要纠正以往立法上的失误。如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将“鉴定”作为“侦查章”中的一节，与其他各项侦查措施并列，意昧着鉴定属于侦查行为或侦查活动。刑诉法上这种结构与条文并列的关系，属于立法上的疏忽或失误，导致侦查活动与鉴定活动界限上的混淆，引起“自侦自鉴”和“依法回避”法律概念的争论。

综上所述，改革与完善我国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可以纠正与改变当前司法鉴定实践中存在的主要缺陷和弊端，有利于促进鉴定结论这一特殊证据更加客观、公正、科学与权威，使其在诉讼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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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提高司法鉴定质量树立社会公信力/岳新民法律论文网

岳新民李志强

司法鉴定是整个司法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在诉讼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司法鉴定结论是一种特殊的证据形式，司法鉴定结论与其它诉讼证据相比，既有共同点，又有明显的特性。它与其它证据一样，都是人民法院借以查明案件事实、认定案件性质的重要依据，对于准确的定罪量刑、保证办案质量、避免冤假错案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司法鉴定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致使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不仅增加了办案的难度，干扰了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而且使司法鉴定结论的公信力受到严重的损害，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一、影响司法鉴定结论公信力的问题及原因

从我国司法鉴定实践来看，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要明显滞后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步伐和诉讼制度的改革，存在着不少弊端。这些弊端的存在，严重影响和制约了鉴定的客观与公正，影响了诉讼活动的开展与成效，也影响到鉴定结论的公信力。

（一）司法鉴定立法不完善，难以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

我国目前在司法鉴定方面还没有统一的国家立法，有关鉴定的法律规定散见于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当中。而在三个诉讼法中这些规定又过于原则、简单，加之缺少配套法规，以至在司法鉴定的具体操作中经常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由于司法鉴定立法的严重滞后，事关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置，业务范围、司法鉴定人的资格条件、法律责任以及鉴定的决定于委托、鉴定的受理、鉴定人资格的审批、鉴定机构的管理、鉴定技术标准、鉴定结论标准、特别是对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鉴定活动的监督等一些具体事项均无明确、统一的法律规范，致使鉴定活动中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例如鉴定体制的问题、鉴定人员的问题、鉴定程序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鉴定活动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而这种混乱的局面，难以适应司法审判工作的需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司法鉴定体制缺乏规范性于科学性，给“暗箱操作”者以可乘之机

我国现行的是“多系统、多层次、自成体系、各自独立”的鉴定体制。即在公安、监察、法院三个系统中各自配备县、市、省、中央四级司法鉴定机构，各系统自成体系。同时，司法行政部门和部分政法院校、高等医学院校、科研院所创办的一些鉴定机构，对外开展鉴定业务。还有司法机关与一些医院横向合作成立的鉴定机构也参与鉴定。这种多元化的鉴定体制，显然缺乏科学行于规律性，不仅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分散和浪费，而且引发了司法鉴定运行机制上的混乱。首先是机构繁杂，分工不明。在司法实践中，各系统、各层次的鉴定机构在鉴定受理上没有明确的分工，普遍存在着随意性。即没有地域或级别管辖的限制，也不存在类似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中“两审终审”制的原则。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的选择鉴定机构和鉴定人，鉴定机构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随意的取舍。甚至有些鉴定机构、鉴定人员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管鉴定委托主体是否合法，不管是否属于正常的鉴定范围，不管自己是否具备对该项鉴定业务的鉴定能力，只要有利可图便来者不拒，在技术力量及技术设备软件、硬件条件均不具备的情况下随意受理鉴定。还有的鉴定机构超范围包揽多个专业的鉴定，成了“万能鉴定人” 。这种随意性不可避免的要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为“关系鉴定”、“人情鉴定”、“金钱鉴定”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也可能使本来应该受理的鉴定业务由于某些原因而随意的被拒之门外，致使一些违反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职业责任的腐败现象在鉴定队伍中蔓延。再者是结论不一，困扰办案。由于鉴定机构的重叠设置，而众多的鉴定机构又都处于各自为政、相互独立的状态，互相之间缺乏统一的管理与协调，只是低水平的`重复鉴定现象相当普遍。在司法鉴定中，同一案件出现几份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鉴定结论的情况决非罕见，尝试具体的办案人员无所适从，造成案件久拖不决。

(三)鉴定人资格没有统一标准，政治、业务素质参差不齐，鉴定质量难以保证

鉴定人是鉴定的主体，是“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具有科学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其知识结构和政治、业务素质直接影响着鉴定的质量。由于鉴定人地位的重要性和任务的艰巨性，各国法律对鉴定人条件的要求都是十分严格的。首先，要求鉴定人必须具备与鉴定项目相关的专业知识，应该是较高层次的专家并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职称，并要具备独立解决本学科范围内有关鉴定问题的能力。同时，还必须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备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品德和实事求是、尊重科学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些都是保证鉴定结论客观、公正的前提条件。而在我国目前的司法鉴定中，鉴定人的学识水平、道德规范院达不到上述的要求，由此原因而造成的冤案、错案时有发生，鉴定质量难以保障。其根源在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关于鉴定人资格标准的法鲁规范，没有一个严格的鉴定人准入机制和管理机制。

二、树立司法鉴定结论公信力的基本策略

众所周知，司法鉴定是以科学办案来达到保证司法公正的目的。因此，如何保证司法鉴定结论的科学性是完善司法鉴定制度的宗旨，也是树立司法鉴定结论公信力的策略之所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司法鉴定的程序、方法和标准公开化

在鉴定程序上按照最高法院的规定，坚持司法鉴定与司法审判相分立原则，实行司法鉴定的统一管理；鉴定过程中允许双方当事人聘请专家到场，并可以向鉴定人就鉴定相关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必要时鉴定组织者可以召集双方当事人及相关人员举行听证会。除非有证据证明鉴定人违反程序，或有新的证据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司法鉴定即为终局鉴定。

（二）落实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

出庭作证是鉴定人的法定义务，鉴定人亲自出庭作证、接受质证是对鉴定活动最有力的公开监督。作为“专家证人”的鉴定人亲自出庭，除了宣读鉴定结论外，还要说明鉴定过程和鉴定依据，要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以科学的态度阐明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证据意义，并要当场解答本案的公诉人、辩护人、当事人、审判人员就有关鉴定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三）发挥庭审质证功能，允许辩方聘请专家证人

从司法鉴定的属性来看，它属于以科学技术手段核实证据的一种诉讼活动，其涉及到案件事实中的很多信息，只有具备相应的专门知识的人才能解读。所以，既然在庭审中需要对鉴定结论进行质证，就应该允许辩方为弥补专业知识的欠缺而聘请“专家证人”（专家证人可由社会专门鉴定机构的鉴定人来承担），以充分发挥庭审质证之功能。这样，不仅可以切实解决专业垄断、暗箱操作的问题，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去伪存真，而且能够增加鉴定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增加鉴定人员的办案责任感，从而达到提高司法鉴定质量、树立司法鉴定结论公信力的目的。

（四）建立、健全鉴定人的法律责任制度

司法鉴定是

诉讼活动的一部分，鉴定结论是法定的证据之一，司法鉴定活动理应与其他诉讼活动一样受到严格的法律监督与制约。鉴定人故意做虚假鉴定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司法鉴定中的一些腐败现象，从而达到提高鉴定质量的目的。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邮编：257500 电话：0546－2527823）

篇8：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置及其管理/刘洋飞法律论文网

辽宁六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洋飞

一、司法机关内部鉴定机构的设置及职责

司法鉴定结论，是证据的一种。证据是用来证明事实的，那么，有“证明事实”的法定义务的人，有提供证据的义务。

依据我国三大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分析司法机关内部鉴定机构的设置：

1、在刑事诉讼案件中，侦查机关和起诉机关有证明犯罪的法定义务，为了工作需要，可以设置内部司法鉴定机构。而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我国实行的是控辩式诉讼，人民法院没有证明义务，所以它没有必要设置内部司法鉴定机构。

2、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依据我国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均实行当事人举证制度，人民法院没有证明义务，所以，它没有必要设立内部司法鉴定机构。

3、在行政机关处罚的案件中，由于行政机关对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有证明责任，所以，它可以设立内部司法鉴定机构。

4、在仲裁程序中，与人民法院的民事案件相同。

以上可以设立内部司法鉴定机构的单位，其鉴定机构的性质仍属该单位的一个职能部门，行使法律和行政法授予的侦查、起诉权或行政管理权。他们在行使职权时，是为了证明犯罪或违法的需要，是代表国家的行为。该行为是为公行为，无需当事人的申请，也无需当事人承担费用。这是与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本质的区别。

二、人民法院不应设立司法鉴定机构，包括内部和面向社会服务的机构。

1、从三大诉讼的法律规定来看，人民法院在审判程序中所处的位置是居中裁判，他没有证明责任，所以，人民法院内部机构中，不需要设立司法鉴定机构。

2、由于法院所处的裁判位置，也不应当进行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因为，司法鉴定活动的结果是产生诉讼证据，而人民法院本身又是证据的认证者。那么，做为裁判的法官，面对出具证据的法院司法鉴定机构，他能怎么办呢？只能是采信。由此失去了制约，必定产生腐败。

3、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置是历史的产物。20世纪八十年代，在旧的纠问式刑事诉讼审判方式下，由于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非常少，人民法院为了保证案件质量，成立了法医机构，后来逐步发展到全面的司法鉴定活动。这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随着诉讼制度的改革，随着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的建立、健全，随着各专项司法鉴定机构的完善，人民法院内部司法鉴定机构已失去合理、合法存在的内核，它的使命已经结束。

4、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文件的性质。本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以法发[]23号文件形式下发的《人民法院司法鉴定工作暂行规定》，不是司法解释，而是法院内部管理制度。与其他行业、单位的管理制度的性质是相同的，对外没有法律效力，如与有关法律、法规相冲突是无效的。该规定第4条“凡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案件，应当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鉴定，或者由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机构统一对外委托鉴定”。这是一种限定，严重违反了当事人意志自治原则，侵害了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的平等竞争权，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从事的就是经营活动，收取鉴定费用。此工作应当从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中分离出去。在机构改革中，司法鉴定机构属社会中介机构范畴。然而，人民法院利用其权利，这种权利即不是真正的审判权，又不是政府的行政权，而是利用审判权这种独占性（这只能解释为现阶段的产物）进行垄断。

三、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需要规范

什么是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

除司法机关内部鉴定机构因业务需要而进行的无偿司法鉴定活动之外的其他司法鉴定活动，均为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活动。

1、在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辩护人有质证及举证权，所以，他们有提出司法鉴定权。那么谁来承担这个司法鉴定义务，出具司法鉴定结论呢？当然不能是司法机关内部司法鉴定机构，只能是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这样才符合公平、公正的司法原则。

2、在行政机关处理的案件中，与上一点相同，也应由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来承担司法鉴定工作。

3、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由于人民法院是居中裁判者，又是诉讼的组织者，同时也是证据的认定者。所以，对需要司法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到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做鉴定，而不能委托自己内部的司法鉴定机构。如果法官贻于组织，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也可以自行委托，法院应当移交全部案卷资料。

4、对非诉活动，由于当事人有证明自己主张的义务，故当事人或代理人可以到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委托，取得司法鉴定结论。

四、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的主管机关，应统一于司法行政机关。

我国的司法鉴定机构，是在不断发展、完善中成长起来的。与我国司法制度的发展相适应。首先是刑事审判的优先发展，从而使法医学司法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物证技术检验等发展、成熟；之后是价格评估司法鉴定。市场经济的发展，产品质量的鉴定，司法会计鉴定，建筑工程质量、造价鉴定等逐步出现、发展。由于这些机构的出现一般都是由行政执法需要而产生的，所以，不同的执法主体，对自己产生的司法鉴定机构，都规定自己享有主管权。例如，价格鉴证机构由政府价格部门主管；产品质量检验所由技术监督部门主管；建筑工作造价由建设银行主管，等等。这样就形成了现在这种格局，各自为政，各自监管。

随着机构改革的深入，诉讼制度的国际接轨，司法鉴定机构的中介性质已经明朗化，它已经不再是国家有关机构的依附。应当重新设置司法鉴定新格局。本人认为，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管理有利于司法鉴定事业的发展，管理的范围包括：机构登记、鉴定人员管理、司法鉴定程序、监督及处罚等。司法机关内部司法鉴定机构，未取得司法行政机关批准颁发鉴定许可证，不能从事面向社会服务的经营活动。取消原主管机关的管理资格。

篇9：论进一步探索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李玉华法律论文网

李玉华

内容提要： 10月27日颁布的《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是书记员的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它对于有效解决旧的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起到了重大作用。本文通过试图分析旧的书记员管理体制的弊端，以凸显此次改革的重要意义，并通过《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颁布后取得的成效，进一步探索了书记员的管理制度。

关键词：书记员管理体制单独序列终身制

建国以来，人民法院书记员与审判人员同属国家行政干部序列，一直沿用着由书记员到助理审判员再到审判员的晋升模式。这种管理体制与计划管理体制相适应，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书记员职位有着明确的晋升方向，目标明确，容易激发工作的积极性；书记员接近审判工作，熟悉审判工作的全过程，使书记员工作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法官的上岗培训；法官与书记员之间“师徒式”的管理模式便于对书记员进行培养；等等。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旧的书记员管理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和队伍建设的需要，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当前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工作存在以下难题亟待改革：

第一，书记员队伍不稳，整体素质不高。在旧的管理体制中，书记员没有单独的职务序列。书记员的职务和职级，只能通过升任为法官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书记员成为法官的“后备军”是旧的书记员管理制度的必然后果。书记员向法官晋升的制度从客观上造成了书记员岗位的临时性和过渡性。有实践经验、熟悉业务的书记员晋升为法官，剩下的书记员既经验不足，又不能安心本职工作，不能潜心钻研书记员业务，使得书记员队伍的专业素质无法得到提高。同时，书记员一经录用，只要不犯大的错误，是不可能被辞退的，一些不胜任工作的书记员也很难找到出口，致使书记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

第二，录用标准混同，人才资源浪费。书记员岗位是一个技术性、辅助性的岗位，不需要很高的学历和法律专业知识，一般来说，具有法律专业大专学历的人员就足以胜任工作。但是，根据旧的管理体制和“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的发展模式，人民法院在新录用书记员时不得不提高学历标准，这就造成了不同职业在用人标准上的混同。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一般都要求新录用的书记员具有法律本科或研究生学历。所有新录用人员，无论学历多高，能力多强，都得从书记员干起。这种管理制度实际上造成了人才使用上的“高消费”，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

第三，法官队伍膨胀。在旧的的书记员管理体制下，晋升法官是书记员最好的出路，也是解决书记员职级的主要办法，这使得大量并不适合担任法官的人员想方设法挤上了“法官”这座“独木桥”，导致法官队伍日益庞大，对法官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造成负面影响。

第四，法官与书记员比例失调，审判工作受到影响。人民法院的编制是有限的，由于书记员不断向法官晋升，造成法院内部人员结构极不合理，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的比例严重失调，各级法院都出现了书记员严重不足的情况。因此，审判人员不得不从事一些诸如庭审记录、送达、案卷归档等本不该由他们从事的工作，直接影响了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总之，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和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进，现有的书记员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审判制度的需要。改革书记员的管理体制，引入新的竞争与择优机制，实行聘任制的管理模式，是提高书记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具体说，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有以下重要意义：

第一，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创新。干部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是我国干部管理体制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操作性、技术性、辅助性的岗位,采用传统的公务员录用方式无法解决工作人员的轮岗和出口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中央下发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中办发[]15号）中，都提出了在国家公务员的部分职位可以实行聘任制。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聘任制公务员的试点工作却一直没有展开，与这种特殊的管理方式相适应的聘任程序、合同管理方式、工资福利和保险制度等也一直没有建立。因此，《试行办法》的出台，是我国干部管理体制的创新。人民法院书记员实行聘任制管理，既与过去国家试行过的乡镇干部聘用制不同，也有别于在竞争上岗中实行的领导干部聘任制，对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将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和借鉴意义。

第二，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是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重要步骤，有利于完善法官管理制度，加快法官队伍建设进程。一方面，对书记员实行聘任制和单独序列管理，对于人民法院建立法官助理制度、确定法官员额比例等改革措施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探索。以书记员实行单独序列为起点，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的改革将逐步、分阶段地展开。司法分工将逐渐科学化、合理化，审判资源将得到优化配置，各类人员将进行分层管理，他们将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各安其位，各乐其业，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官及其辅助人员的分类管理模式将逐步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采用分类管理模式后，在科学合理地确定各类人员职责的基础上，区别不同种类人员各自的任职条件和选任程序，就可以相应地提高法官的任用条件，严格法官的遴选程序，进而优化法官队伍的来源，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力地推动法官队伍建设的进程。

第三，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有利于保证书记员队伍的稳定，提高书记员队伍的专业素质。一是可以保证书记员队伍的稳定，提高书记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推行这项改革后，书记员的职责明确，编制确定，职务序列单列，不再向法官职位过渡。二是有利于保证书记员队伍的活力。聘任制书记员年轻，接受新事物快，通过培训，更容易掌握计算机操作技术，能够适应现代化庭审的需要，一些先进的庭审记录手段将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庭审过程的现代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三是便于管理，解决“出口不畅”的问题。对在聘任期间工作态度和工作技能不适应工作需要的书记员，法院可以解聘或不续签合同，从而改变当前法院用人能进不能出的现象。

总之，书记员管理制度改革将是人民法院人事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和加速器。这一改革符合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规律，解决了当前法院审判工作的急需。

二、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成效。

??目前，全国已有不少法院尝试对书记员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探索，如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广西柳州中法院等法院实?大立案“，书记员交由立案庭集中管理，实行集中管理模式，从而取代以往的分散管理模式；又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书记员管理室为全院47个合议庭各配备一名跟案书记员，启动了其书记员的”单序列双重管理模式“；还有，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成立了书记员处，变”一审一书的书记员分散管理为书记员处系统、规范的集

中管理模式“。

??从改革的实效看，这些法院的改革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

??1、有利于建立新型”审书关系“，促进书记员队伍的稳定。由于法官不再从书记员中产生，书记员有自己的`晋升序列，调动了书记员工作的积极性，促进了书记员队伍人心的稳定，解决了以往每提升一批法官就造成书记员岗位空缺、审书比例失调的问题。而且由于书记员集中管理，解决了由于各庭收案数不等而使书记员忙闲不均的情况，促进了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与此同时，法官可以集中精力抓审判，有利于提高裁判案件的效率和水平。

2、有利于书记员素质的提高。书记员集中管理后，职责明确，改变了过去审书代劳的现象。书记员有统一的工作规范，改变了由审判员考核评价标准不一的问题，使书记员的竞争意识大大增强。实行书记员集中管理的法院，不少书记员均已采用电脑或速录机记录，记录的速度、质量、美观程度都大有改善。卷宗装订井井有条，各种审判内勤工作质量都得到明显提高。

3、有利于书记员监督机制的健全。书记员独立管理后，改变了以往一审一书的固定搭配关系。由书记员处负责分案、安排开庭日期，杜绝了法官自定开庭日期的弊端，而且从制度上隔断了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在庭前与法官接触的问题，有利于公正办案。

4、促进了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书记员处安排开庭日期和统计、公布收结案情况，有利于保证及时开庭和在审限内结案，提高了办案效率，而且使审判重心真正放到了庭上，符合控辩式庭审及时开庭、当庭宣判的要求。

?? 三、完善书记员管理体制的具体思路。

??1、实行书记员终身制。这是新型书记员管理制度的核心。书记员”终身制“是指书记员职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也就是说，书记员在任职期间，只能在书记员职责范围内进行工作，不能承担应由法官完成的工作或者晋升为法官。为了充分开发书记资源，顺利完成日益繁重的开庭记录、卷宗装订归档任务，应当实行书记员终身制。

??2、实行书记员集中管理。在以往的书记员管理模式中，由于书记员分散在各庭，不利于书记员的管理与整体提高。而成立书记员室或其他书记员专职机构，有利于对书记员集中管理、统一调配和业务培训，即实行”集中管理，分散使用“的管理模式，所谓”集中管理“就是，书记员隶属书记员办公室，书记员办公室对书记员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一考核，统一培训，并设立几个小组分别负责刑事、民事、立案、审监、执行及速录员的管理工作。”分散使用“就是，按照审判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结合书记员岗位设置，把书记员合理安排到各业务庭，在审判工作中协助审判员做好各项法律辅助性工作，当好法官助手。

??推行这一”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的模式，既能使书记员实行单独序列管理，同时又突出书记员要服从各审判庭工作指派，有利于建立新型的审书关系，使审判工作不因书记员管理体制变化而受到影响。

??3、书记员的产生及标准。长期以来，法院书记员的来源基本是军队转业干部、大学毕业生、以及从其他单位调入的人员。由于这些人员素质、文化层次参差不齐，容易影响人民法院的整体素质和书记员工作质量。因此，根据现行的人事管理机制，应当面向社会，公开择优招聘书记员。

由于法院书记员从事的是案件审理的记录工作，应当选择那些政治素质高、具有良好品行、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担任书记员；同时，文字功底厚、擅长计算机专业也是担任书记员的重要条件。由于法院审判常涉及到国家机密和审判秘密，案卷本身的保密工作非常重要，因此，书记员还要有较强的保密意识。此外，上级法院的书记员可以从下级法院工作突出的书记员中选拔升任。国家和有关部门还可建立书记员学院(校)，专门培养法院书记人才。

??4、实行书记员单独职务序列。所谓单独职务序列，就是指书记员作为一个专门职业，独立建制，专门管理，实行与法官并行的运行机制，工作出色的书记员可以提升为书记长，也可以参照法官模式晋级。在过去的书记员管理模式中，书记员被作为法官预备队，常常越俎代庖，代替法官制作审理报告和判决书，甚至主持开庭审理案件，导致书记员和法官职能不分，工作没有理顺。这不仅影响了案件的审理质量和审判效率，也有损法院的司法公正形象。建立书记员单独职务序列后，书记员有了独立的工作规则、管理机构和运行机制，书记员将在职责范围内开展工作，同时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更好地为审判工作服务。

5、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要与审判流程管理体制的改革结合进行。案件流程管理制，指由专门机构根据各类案件在审理流程中的不同环节，对立案、送达、开庭、结案等不同审理阶段进行跟踪管理，以保证案件审理工作的公正、高效。其中的送达、开庭环节与书记员工作联系密切。开庭要由书记员记录，送达一般也通过书记员转交法警办理。因此，建立职业书记员制度必须与法院的其他改革相结合，以互相补充和促进。

??四、改革书记员管理体制应注意的问题。

??在进行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时，其积极作用突出但仍有一些不协调之处有待完善：实行书记员集中管理，但书记员在法院干部序列中的地位还不明确，对书记员的任职条件、职务等级、晋升辞退等都缺乏法律保障；一些法院工作时间长，学历高的老书记员忙于准备取得法官资格的考试，已取得法官资格的亦不太安心书记员工作；书记员处与其它庭、处、室等在工作关系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理顺。故建议尽快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确保构建一支适应新形势下工作任务的职业化书记员队伍。

篇10：浅析法官的任职回避/林万泉法律论文网

纳溪法院林万泉兰平

我国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均规定有法官回避制度。如何理解法官回避制度的具体实施，笔者谈谈自己的认识，以求同仁赐教。

一、回避的概念

回避，就其字面意义来理解，就是因避嫌而不参与其事。回避制度，是指为了保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务，保持公正廉洁，避免因裙带关系或其他关系而形成复杂的关系网，防止利用职权为自己或亲属以及关系人徇私情，而对其任职和履行职务作出某些限制规定的制度。回避制度是人事制度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时期就有关于职务回避、地籍回避、考试回避等方面的内容。历史上，回避制度对整治官吏、防止官员利用亲属关系的羁绊，从而使他们更好地为皇帝尽职尽责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法官回避制度，是指审判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遇有法律规定的回避情形时，退出对某一具体案件的审理或诉讼活动的制度。法官回避制度是为了保证案件公正审理而设立的一种审判制度，在审判工作中，实行回避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使审判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合法地退出案件的审理，又可以消除当事人的某些顾虑，保证案件审判的公正性。

二、官回避的分类

法官回避的类型，从形式上可以分为法官的任职回避、法官的审判业务回避、法官的地籍回避三种类型。

1、法官的任职回避

法官的任职回避，是指法官基于有一定血缘、亲属关系而不得在一定的岗位任职的一种限制性制度。

我国法官法对法官任职回避作了专章规定。法官法第15条规定：“法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姻亲关系的，不得同时担任下列职务：（1）同一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2）同一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审判员、助理审判员；（3）同一审判庭的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4）上下相邻两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根据上述规定，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凡具有上述亲属关系的人，不能在同一个法院领导层任职；不得在同一个法院或同一个审判庭，担任院长、副院长或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职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5条规定，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内，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离任二年后，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对方当事人认为可能影响公正审判而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不予准许本院离任人员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但是，作为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监护人代理诉讼或者进行辩护的除外。审判人员及法院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担任其所在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法官任职回避的依据之一就是基于特定的亲属关系。亲属关系是因婚姻、血缘或者收养而产生的社会关系。亲属关系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他们之间在法律和道义上都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家庭生活中表现为相互扶养的权利义务；在政治上，这种密切关系往往表现为相互提携、相互支持，这就容易滋生任人唯亲、相互利用、徇私枉法的弊端。在法官的管理中，对有一定亲属关系的人，在职务利用上之所以要作出一定的限制，就是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或者减少这一弊端的滋生。

亲属这一范畴十分广泛，法官法从设立回避制度的宗旨考虑，将任职回避的范围，限制在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这四种亲属关系，这种限制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也是可行的。

2、法官审判业务的回避

法官审判业务的回避，是指法官对与本人有特定关系的案件，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本人不得参与办理。这种回避是对法官执行审判业务行为的限制。其目的在于排除各种不利于案件公正处理的因素，以利于诉讼的正常进行，保证案件能够得到客观、公正地处理，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解除当事人的疑虑，做到严肃执法。

法官审判业务回避中的特定关系，在我国法院组织法中规定了回避的原则，根据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第1、2、3条之规定，所谓法官本人与案件有特定关系，是指法官本人及其近亲属与案件的处理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可能影响公正处理的其他关系。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况：（1）本人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有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姻亲关系的；（2）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3）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勘验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4）与本案的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有夫妻、父母、子女或者同胞兄弟姐妹关系的；（5）本人与本案当事人之间存在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6）未经允许，私下会见本案一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7）为本案当事人推荐、介绍代理人、辩护人，或者为律师、其他人员介绍办理该案件的；（8）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财物、其他利益，或者要求当事人及其委托人报销费用；（9）接受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宴请，或者参加由其支付费用的各项活动的；（10）向本案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借款、借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或者其他物品，或者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在购买商品、装修住房以及其他方面给予好处的；（11）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

法官审判业务回避中的其他关系，是指除上述三种情况以外的与本案当事人所具有的某种关系。例如法官本人与当事人有老上级、老部下、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等关系。总之，法官具有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都应当依法实行回避。

3、法官的地籍回避

法官的地籍回避，是指对具有特定职务的法官不得在原籍任职的限制。关于特定职务如何界定，目前尚无法律明确规定，但就一般而言，对特定职务理解的范围不宜过大，原则上可规定在基层人民法院院长这一职位就可以了。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第63条规定，国家公务员担任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职务的，一般不得在原籍任职。但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人民政府的国家公务员除外。由此，规定基层人民法院院长以上职务的法官，实行地籍回避是比较恰当的。

建立法官的地籍回避制度是很有必要的。近年来，有的地区对基层法院院长试行地籍回避，采取易地任职，实践证明，院长易地任职有利于司法公正，效果是相当好的。

三、官回避的方式

法官回避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法官自行回避，即审判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和勘验人遇有法定情形时，自动退出本案的审理、记录、翻译、鉴定和勘验工作。另一种方式是申请回避，即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根据法律规定的回避条件，以口头或书面的方式，申请审判人员或其他有关人员回避。它是当事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必须

予以保障。

四、法官回避的程序

审判人员或其他有关人员自行回避的，应当由审判人员等在知晓回避原因后自动提出回避；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回避的，则应在案件开始审理时提出；回避事由在案件审理开始后知道的，也可以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向人民法院提出回避的申请。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回避的，无论何时提出回避申请，都应当说明理由。

被申请回避的人员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前，应暂停参与本案的审理工作，但案件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的除外。回避必须要有严格的批准手续。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院长担任审判长时的回避，由审判委员会决定；审判人员的`回避，由院长决定；其他人员的回避，由审判长决定。

人民法院对申请回避的请求，应当在回避申请提出的3日内，以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作出决定。申请人对该决定不服，可以在接到决定时申请复议一次，但复议期间，被申请回避的人员，不停止参与本案的审理工作。人民法院对复议申请，应当在3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并通知复议申请人。

五、法官回避的意义

实行法官回避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国是一个具有2000多年封建历史的文明古国，人们的宗法观念、家族观念，各种亲属关系和人际关系的交错重合，重亲情文化的传统对于权力滥用，徇私枉法的滋生，有着很深的历史影响和广泛的社会根源。在我国这种特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情况下，为保证法官依法履行职责，秉公办案。清正廉洁，在法官制度中明确规定回避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其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法律上为法官清正廉洁创造有利条件。法官在任职和执行公务时如何处理与亲属之间的关系，法律有了明确的规定，使法官及其亲属都有所依据，便于法官摆脱各种关系的干扰，客观公正，严肃执法，秉公办案。

2、有利于杜绝不正之风。广大群众对利用职权为亲友谋私利，“官官相护”，办“关系案”、“人情案”的现象十分不满。依法实行回避，可以有效地防止“父子兵”、 “夫妻店”的裙带网形成，为杜绝各种不正之风和不良倾向提供法律保障，维护人民法院和法官的公正形象，也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3、有利于建立健康的组织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没有严格的法官回避制度，容易造成单位内部各种裙带关系的产生，派系丛生，相互倾扎，机关陷入复杂的权力之争，出现严重的庸俗作风。同时也为办理各种“人情案”、“关系案”开了方便之门。有了健全的法官回避制度，就可以有力保证严肃执法，排除各种人际关系的干扰。

4、有利于加强对审判工作的监督机制。实行法官回避制度，可以进一步完善人事管理制度，纠正人事管理工作中的违法违纪现象，克服用人方面的不正之风，也便于广大群众监督法官的公正执法。进一步维护司法公正的理念。

篇11：司法公正及其载体与支撑点/陈鸿煦法律论文网

――谈司法公正与司法制度、法官素质建设和社会道德水准

提纲：司法公正不仅要有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这种良好载体，同时还需要足以支撑这种载体正常运行的物或者点。

1、建立以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权力保障制度即司法权制度，

2、又是司法公正的一个支撑点。

3、全力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准，

4、又是司法公正的另一个支撑点。

5、建立高素质法官的遴选制度，

6、以培养高素质的法官群体，

7、又是司法公正的载体。

多年以来，社会上”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新闻媒体、公众舆论、党政领导和权力机关几乎都将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矛头无一例外地直指司法机关内部。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的形象日趋萎化，本来就未曾树立起的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几乎荡涤无遗。为此，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开展了一系列教育整顿活动，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最高人民法院为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法官素质，于一九九七年开始就实行初任法官全国统一资格考试制度，随后又相继制定颁发了《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度》、《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四避制度的若干规定》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纪律处分办法》及《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等，同时会同有关部门修改了《法官法》，于今年实施了全国统一司法考试，进一步提高了法官的门槛。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在审判方式和内部管理体制方面加大了改革力度，试图建立起一种符合现代审判规律的内部管理机制和审判机制。从加强合议庭、独任审判庭职能到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制的产生，从而强调和加强庭审功能；从贯彻公开开庭审理、当庭宣判到电视现场直播，从而强调审判的公开性；从推行当事人举证责任制至统一的证据规则的制定实施，从而强调当事人主义，弱化法官的职权主义；从庭审的纠问式变抗辨式，从而突出法官的中立身份，进一步体现审判公正；从书记官集中管理到建立书记官管理系列，从执行方式的改革到执行机构的改革一一设立执行局，由省高院统一管理协调执行工作，从而说明法院为实现司法公正，改革已进入了深层次。凡此种种，司法机关尤其是法院系统，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和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几乎已穷尽一切可能来消除司法腐败和实现司法公正。然而，司法腐败并未得到根本遏制，司法公正远未真正实现。因此，近年来，法律界的专家学者及其他有识之士，不得不把深思的目光更多地关注到司法外部环境及其制度与根源上。要实现司法公正，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仅仅只是一个载休，就如高速行驶的卡车，除卡车本身具有这种负重高速的性能外，它还必须有坚实宽阔、平坦的高速公路，必须有铁丝网、树木花草作隔离屏障，同时还必须不会和不敢有人破坏保障这些卡车单向运行的隔离屏障。这就是说，司法公正不公要有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这种良好载体，同时还需要有足以支撑这种载体正常运行的物或者点。

一、建立以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国家权力保障制度即司法权制度

在我国，司法和司法权是一个不甚明了和模糊的概念。有时将公检法司安均视为司法机关，将上述机关分别行使的刑事侦察权、起诉权、法律监督权、审判权，对犯人的监管权均认为是司法权；有时又公将检察、法院人作为司法机关。肖建国博士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一文中曾论述说司法“主要是解决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法律争执，消除社会冲突和社会紧张关系；而公民权利的保障，也有赖于法院的维持。”“在历史上，司法和司法机关曾是反对专利、对抗王权的一道屏障，负责监督政府、保护人民，同时也有效地保护法官”。这就说明司法权是有别于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另一种国家权力，它必然独立于行政权。司法的任务既然是定纷止争，那么行使司法权的主体必然保持社会的中立身份，行使司法权的结果必然具有终局性，行使司法权的方式必然具有被动性。显然，只有法院和法院才具有这种身份。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其公诉权不具有司法权的本质内涵，其代表国家行使的法律监督权同样不具有司法权因有的本质，其他机关行使的侦察权等权力更不具有司法权的本质特征。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权只能是法院的法官行使的审判权。司法权既然起着定纷止争的作用，那么这种权力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必然要以国家强权作为后盾，因此，国家权力保障制度是司法公正的一个支撑点。

（一）分解检察权，真正树立司法权威

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但检察机关同时又依法行使着部分刑事案件的侦察权，代表国家行使刑事案件的公诉权。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同时行使侦察权和起诉权时，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自然很容易被漠视和侵犯。当检察机关对法院的裁判行使抗诉权时，实质是国家的一种权力对国家的另一种权力――通常被认为是最神圣、最具权威，唯一具有终局性的司法权的公然蔑视和挑衅。这种公然蔑视和挑衅国家司法权的制度，使得公众不再信仰法律，也彻底破坏了公众心中“法院是社会正义的殿堂，法官是正义的化身”的理念。因此，有必要将检察机关行使的权力一分为三：反贪局、渎侦局，从检察机关分离出来单独成立类似香港廉政公署的机构，行使对国家公务员的弹劾和刑事侦察权；其法律监督权只能由国家的权力机关统一行使，而且，任何国家机关都不得对法院之个案裁判行使抗诉权；检察机关只履行刑事案件的公诉权，对裁判不服只能由受害人行使上诉权。唯其如此，才能从国家权力体系运行确保司法权威。

（二）改革法官任命制度和法院经费保障制度，确保司法权独立于行政权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任何个人干涉。”目前我国各级地方法院的法官均由当地人大常委会任命，庭长、副庭长、院长均需经当地党组织考察决定后再提请任命，法官的工资和法院的各项经费均由当地政府拨付，加之我国又是党政合一的体制，因此，法院人财物，法官的晋升任免基本上由地方政府控制。在这种背景和条件上，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干涉只能是一纸空文。在行政权无限扩张的今天，行政权本来就需要司法予以制约，以维护公民的权利，在我国反而司法权地方化、司法权行政化，司法机关沦为地方政府的服务工具。这种局面和状况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公众和社会对司法丧失信心的最重要的原因。在没有行使权介入的诉讼中，面对失当的裁判，当事人通过上诉申诉有得以纠正的机会，而一旦有行政权的介入，当事人几乎不可能获得这种机会。因为法院很难不屈从于这种强权。为了使司法权真正独立于行政权尤其是地方行政权，建议在法官任免上，大法官由全国人大及其人大常委会任命，其

他法官一律由最高法院院长任命，且非有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罢免。法官的薪金和法院的经费经全国人大审议后由中央财政足额划拨至最高法院统一管理调度使用，其经费能足以支撑整个诉讼运行，且法官的薪金能够与其身份地位相符，而非象目前绝大部分法院那样得靠争揽诉讼收取的费用来弥补缺口工资和办案经费。

（三）完善党的领导，走出司法独立的误区

我国宪法规定党领导一切，作为司法机关即人民法院必然接受党的领导。如何看待和认识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确实存在一些误区。当地方党委对一起经济纠纷指定法院作出有利于本地企业的判决时，当地方党委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利于该地当前中心工作的开展或会影响当地某一部门的利益，指令法院不予受理该案或判令驳回起诉，面对这样的.地方党委的领导，法院该不该接受呢？接受了这种领导，显然违背了宪法中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破坏了法制的统一。宪法是党领导下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体现了党的根本意志，如果法院接受地方党委的这种领导，岂不是违背了宪法，违背宪法不更是违背了党的领导吗？早在1926年，刘少奇同志就指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判的案子。”“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它违反就不能服从。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法律、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服从哪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应服从法律，服从中央的政策。”（《刘少奇选集》下卷第452页）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对司法工作方向性的领导上，而决不是对个案的干涉上，党的意志已集中体现在宪法和法律中。而且，由于我国党政合一，地方行政长官同时是地方党委二把手，地方党委也同时管理着大量的行政事务。因此，即使是党委出面跟法院打招呼、下指示，也实难区分究竟是党委的领导还是政府的干涉。因此，服从和坚持党的领导，首要的就是司法机关和法官要服从于宪法和法律，要敢于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四）改变现行审判体制，确保法官独立。

司法独立，其核心是法官独立，法院即使独立于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而法官不能独立于外界，不能独立于其同行和上司，就失去了人们的社会期待司法独立的初衷，丧失了司法独立的本质内涵。1987年8月，联合国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草案第2条指出，每个法院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其第3条又规定，在作出裁判的过程中，法官应对其司法界的同等和上司保持独立。司法系统的任何差异都不影响法官自由地宣布其判决的权力。马克思也早就说过：“法官除了法律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上司。”我国《法官法》也作出了法官独立审判的规定。因为只有法官的真正独立，才有可能确保司法公正。

我国法院现行的审判体制中庭长、院长对案件的审批制、审判委员会讨论制、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个案请示汇报制，严重妨碍了法官独立审判的实现。在这种制度下，法官个体对案件的裁判并无独立可言。故此，建议对有关法律规定予以修改，在法院内部不再设立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和庭长，院长只是行政职务而审判职务，可设院长助理协管法院的日常行政工作，或暂保留庭长、副庭长，但规定只属行政管理职务，而非审判职务，不得履行案件裁判的审批权力。法官只得就法律的理解向上级法院请示待法官素质进一步提高后，一律不得向上级法院就案件进行请示汇报，既防止了因请示汇报出现“一审终审”，更主要的是确保法官独立。

二、建立高素质法官的遴选制度

法官是司法的载体。法官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法治的质量和司法公正的程度。从国外经验看作为法官，必须是法律职业者中的精英，必须具有精深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及无瑕的品行。如英国的法官几乎都是从出庭律师中选拨的，而且只有那些出类拔萃的出庭律师才能有机会被任命为法官。一般而言，有以上执业经验的优秀出庭律师才能有望被任命为高等法院的法官；高等法院的法官或有以上执业经验的律师才能被任命为上诉法院的法官，在其他法院有两年以上经验或15年以上执业经验的律师才能被任命为上诉法院的法官，在其他法院有两年以上经验或15年以上执业经验的律师才能有资格被任命为大法官。

（一）我国法官队伍现状堪忧

目前我国法院队伍人数达30万人之多，在方面是所谓的“法官”队伍宠大，另一方面是真正从事审判业务的不多，与日益繁重的审判任务相矛盾。就基层法院而言，约有30―40%以上的人员从事诸如法警、书记员、纪检、监察、质检、信访、司法技术、司法行政、后勤保障等非审判业务性工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具有审判资格；约有10%至15%的审判人员即3―4.5万人从事执行工作，真正从事审判的人员不足50%，即不足15万人。而在法院的审判人员中，业务能力相对较强的人员又基本上担任着院长、副院长、审委会委员、庭长及纪检组长、监察室主任、办公室主任等职，少有时间办案或基本不力案。根据海南省海口市中级法院许前飞法官对辽宁、广东、上海、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北及海南省的9个省市10个中级法院的调查，推算出，我国目前真正从事审判工作的不足12万人，从事执行工作的在2.8万人以上。这就是说全国法院约12―15万人的法官每年要审结近600万件各类案件，执结标的逾3000追亿元，基层法院的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本科以上学历不多，基本不具有深厚的法学功底，其操守品行和司法能力均普遍受到公众的怀疑，真正的法律界精英不愿也难以选拔到法官队伍中，尤其是难以选拔到基层法官队伍中来；相反，由于司法环境的恶化和难以承受的社会压力以及非主观原因可能遭受的错案追究，已使一部分青年法官试图通过律师资格和现行的统一司法考试或研究生考试跳出法院，寻求其他职业，从而造成现有人才的流失。

（二）亟须营造一个仰慕法官职业的环境和氛围

，最高法院通过新闻媒体公开对外招考十名高级法官，条件是从事法律教学的教授、研究员、一级律师和从事法律工作的正处级国家机关干部。然而，报名人数廖廖无几，总共不足十人。为什么中国最神圣的司法殿堂对这些学者、律师毫无吸引力？而在西文国家，被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简直是全国瞩目的事情，是多么光荣而神圣的选择。可是在中国没有人报，为什么？其一，法官不具有独立性，教授学者进了法院不能依自己对法律的深邃理解和良知独立判案；其二，法院和法院不具有权威性。任何机关、团体的负责人，任何媒体和公民个人，都可以对法院的裁判乃至庭审活动妄加评判，甚至对承办案件的法官和人品操守妄加揣测诽谤；对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公民个人乃至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以公然拒绝履行义务；其三，法院和法官不具有公信力。由于以前法官的任职条件并不比其他公务人员高多少，更由于近年来普遍存在司法不公的现象及受经费制约利益驱动的原因，社会和公众对法院和法官缺乏信任感，人们远未树立起对法院裁判和法官言行自然认同的理念；其四，法官待遇低，

法官一直按公务员制度管理，由于其流动性少，相对于行政机关，法官晋升的机会少，相比同龄同资历的行政人员，工资待遇偏低，尤其是地方法院由于地方财政困难，相当一部分工资及福利奖金得靠办案收取的诉讼费用弥补，甚至多年拖欠工资。在我国，法官这个职业远未达到它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和身份。如果法官这个职业不会被人仰慕，法官职业不再神圣，那么一个国家的正常秩序将得不到最终维护，社会的正义将难以被守卫，甚至连公民的基本权利都可能难于保障。仰慕法官职业，既是崇尚法律，也是在崇尚一种精神。亟须和极力营造这样一种环境和氛围，是建立一支高素质法官队伍所必须具备的重要的人文环境条件。

（三）建立高素质法官遴选制度刻不容缓

一个仰慕法官职业的人文环境和氛围，固然有利于高素质法官队伍的产生。但这种人文环境的培育，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而尽快建立一种高素质法官遴选制度，有助于法官的素质逐步提高，从而最终实现法官职业化、精英化。同时，法官素质的提高，能较快地改变社会对法官的评价，促进这种法律人文环境的培育，从而更好地改善整个司法环境。

第一，从统一司法考试资格获得人选中，经考核遴选一批充实到各基层法院，先担任1―2年法官助理，其中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法律人才充实到中级法院和高级法院，这样能较好地改变我国法官队伍的知识结构、学历结构，并能带来一些新司法理念和法律文化观念。

第二，精减现有的法官队伍，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的法官资源。从现有法官中遴造一批品行操守好，有一定司法能力的人员担任主审法官（或独任审判员、审判长），包括让目前各审判庭庭长及部分高学历的法院领导人员基本摆脱和逐渐摆脱行政事务，变为以主审案件为主，其余的法官作为法官助理。为使主审法官保证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免受外界干扰，一切与审判有关的辅助性工作均由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承担，主审法官只负责开庭审理及拟写裁判文书。同时通过对案件实行繁简分流，庭前证据交换、庭前调解制度，将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案件尽可能由法官助理在庭前调解处理。

第三，实行任职公示制度，保证法官的良好品行。法官除应当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对社会深刻的理解，具有精深的法律知识外，还应当具备忠于职守、秉公办案、刚正不阿、不徇私情的理会，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的良知，正直善良、谦虚谨慎的品格，享有良好的个人声誉，这样的法官裁判的案件必然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对拟任的法官通过媒体向社会和公众公示，既是将法官品行向社会和公众的一种展示，它将极大地提高法官任职的荣誉感、地位感、知名度和权威性，同时也将法官的业内业外行为全部置于社会和公众的监督之下，增强法官纪律的力量，利于保持法官良好品行的一贯性。

第四，实行法官高薪制度，使法律精英无悔地选择法官职业。实行法官高薪制，不仅是保障法官廉洁和良好品行的需要，同时也是保障法官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方式、水平与其职业、身份、地位相符，从而足以使社会对法官这个职业产生相当的仰慕感。在国家尚未对法官实行高薪前，法院自身应根据内部分工不同，对法官行大差别的待遇倾斜。首先应使法院内部人员从心灵上产生震憾，感受到法官职业的崇高和地位身份的优越，而不是象现在那样因为是法官可以通过办案结交朋友，攀附权贵，经常被人请吃请喝，甚至还可从当事人那拿点好处。法官目前的这种利益，实质是通过牺牲自己的人格和整个法官的形象为代价换来的，这已经给我们重塑法官形象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第五，当法官独立审判的制度基本建立，当公众和社会仰慕法官的人文社会环境基本形成，真正职业化、精英化的法官遴选制度也就可真正建立了。如果从现在开始构建这种制度营造这种环境，经过我们这代人的努力，职业化、精英化的法官队伍可期望在我们的下一代产生，那时，法治的春天就真正到来了，司法公正不再是我们的呐喊，而是盛在耕耘者手中实实在在的果实。

三、全力提升全社会的道德水准

我国自古以来便有“德主刑辅”、“刑主德辅”及“重刑去德”之争，法治与德化的关系究竟如何？德化究竟是促进法治进程还是制约法治进程？江泽民总书记在深刻总结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教训后精辟地指出，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要加强以德治国。道德规范好比奔流不息的长江固有的河堤。河堤用它那自然之力引导和规范着江水东流入海。法律规范正好象涨洪水时，百万军民奋力用砂包、土石乃至血肉之躯筑成的防洪大堤，防洪大堤一旦冲垮，半壁中华将一片汪洋。司法机关守护的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人们的道德沦丧，根本不受道德规范，其行为就会象咆哮的洪水一样冲垮河堤向司法机关坚守的最后屏障――法律规范恣意冲撞。即使司法机关能坚守住这最后的屏障，但那将是何其艰难，何其危险！而且人们的行为正象洪水一样已给社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灾难。可见，人们的道德水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法治程度，而只有在真正的法治社会里才会有人们所期望的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

（一）道德水准低下已严重危及着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道德素质低下是我国普遍存在的问题。体育界黑哨一片，学术界论文剽窃成风，官场“花翎”买卖成市，商场制假售假、尔虞我诈，市井摊贩短斤少两，欺行霸市……。面对身边太多太多的腐败和不公，而这些腐败与不公既未受到应有的舆论谴责，也未受到法律固有的制裁，人们必然逐渐动摇心中对道德的崇尚和对法律的信仰。于是，欠债不还者敢理直气壮地说：“欠你钱，又怎么样？去告法院吧！”律师敢公然指示他人作伪证，证人敢在庄严的法庭睁着眼睛说瞎话，甚至派出所的所长和乡党委书记都敢为着两瓶酒替死刑犯出具假出生证明……对法律的蔑视已到了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笔者从本院民二庭按序号抽取200件民事案件中，竟有147件是借款和欠款纠纷，件件都有当事人的书面借据或欠条。在一个崇尚道德的社会里，人们怎肯因欠债不还被告上法庭呢？在因邻里斗殴而诉至法院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几乎每个案件的原、被告各方所举出的目击现场斗殴的证人证言都是截然相反的，有时甚至同一个证人为不同的当事人出具不同的证言。在这些人面前，法律竟然是这样的苍白无力。同时，由于此类诉讼的大量存在，无谓地占用和极大地浪费着有限的司法资源。在道德水准如此低下的社会里，人们崇尚的必然不是道德和法律，崇尚的只会是权力、关系和钱权交易。它不仅危及和破坏着诉讼程序和实体公正，更严重危及和破坏着司法秩序和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二）道德水平低下必然侵蚀司法机关和法官

人们常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司法机关应当是最不能腐败和最不易腐败的地方。因为司法机关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可是，司法机关这个上层建筑并不是“建筑”在真空中，法官也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面对污浊的环境，真的能出污泥而不染吗？“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真的能永不湿鞋吗？张卫平教授在《司法公正与道德提升》一文中论述道：“在当下社会道德自律和道德低下的情形下，独立地要求作为法律工作者的司法人员要做到大幅度超越也是不现实的。”“从公正社会的要求来看，权力越大者其道德

要求应当越高，如果权力显赫的群体首先不能严格道德自律。由于中国是一个极特殊的‘关系社会’，如韦伯所言，人际关系凌驾于一切社会关系之上。因为这种超越一切的人际关系的存在更容易使司法人员感染社会不正之疾，司法人员也是‘容易受伤的人’。”毫无疑问，道德水准低下必然侵蚀司法机关和法官，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准必然能提升法官的素质，提升司法公正的程度。

（三）高道德水准是司法公正的另一支撑点

国家权力是司法机关和法官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支撑点。但如果仅有这一支撑点，那司法机关和法官就成了国家单纯的专政工具，就很难充当公民之间纷争的裁判，更不可能充当公民与政府冲突的裁判。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几乎无所不及，连军队、警察都由政府养着，法院和法官凭什么力量去强制权力如此之大的政府履行判决义务呢？这就要求社会还必须给法院和法官保障司法公正的另一个撑点。这个支撑点就是全社会相当高的道德水准。这种高道德水准就是人们认为自觉服从法院或法官的判决才是最基本的道德，否则就是不道德，就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就会降低人们对自己的评论，并会在今后的生活中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就要求人们普遍信仰法律，自觉认同法官的判决，视司法权为唯一能平等保护每个公民权利和国家社会秩序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既是一种法律理念，更是一种道德素质。因为这种理念此时已成为了人们一种自觉行为，是一种自律。只有人们普遍具备了这样的道德水准，法院和法官才真正具有了权威性和公信力，司法公正才会真正得到实现。

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是司法公正的载体，法官独立审判的司法权制度和全社会相当高的道德水准是司法公正的两个支撑点，三者兼备，相辅相成，才能真正构架起司法公正的天平。

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陈鸿煦

二OO二年六月

参考书目：

1：《中国司法改革研究》，谭世贵主编，法律出版社出版，12月第1版。

2、《中国司法审判论坛》，主编毕玉谦，副主编陈海光，法律出版社出版，12月第1版。

3、《司法改革论评》（第一辑），张卫平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月第1版。

4、《人民司法》，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年第11、12期，第1、2、3、4期。

5、《人民法院报》，2001年――20有关“法三分时代”，“司法琐话”第1版。

6、《思想的光芒――在九大听讲话》（第四辑），文池主编，新世界出版社出版，2001年7月第1版，2001年10月第3版印刷

篇12：劳教人员脱逃心理浅析/陈艳青法律论文网

陈艳青

劳教人员脱逃是劳教人员破坏监管改造秩序、逃避惩罚的极端形式、是劳教工作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再违法犯罪，这种违法犯罪给监管秩序带来极大的危害，也给所外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潜在威胁。近几年来随着劳教所监管条件的不断改善，劳教人员成功脱逃人数有所下降，然而围绕脱逃产生的相关案件或事故都没有减少，相反还是呈现出增加的趋势，为什么在监管条件日趋改善的今天还有那么多劳教人员要脱逃呢？本文从研究劳教人员脱逃的动机出发，对劳教人员的脱逃心理作一浅显的分析。

一、劳教人员脱逃动机的形成

人的任何活动都是从一定的动机出发，并达到一定的目的。动机是激励人行为的内部动力。①目的是人通过自己的行为所希望达到的后果。动机和目的，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一致性，又有矛盾性。

违法犯罪活动是由犯罪动机引起的。犯罪动机是驱使犯罪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内心起因，它是外界诱惑的刺激下和主体不能以社会规范调节其强烈畸变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②动机产生于人的需要，需要激发动机。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可分为生理性需要和社会性需要。旧的需要满足了会产生新的需要，低层次的需要满足了，又会产生高层次的需要。当一种需要被满足后，会使主体与外界保持暂时的平衡。但是，这种平衡很快又会被新的需要打破。因此可以说，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无限的。当这种平衡被打破时，具有正确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人能根据社会客观情况不断建立起新的平衡。而不具有正确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人平衡被打破，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违法犯罪动机。具体反映在劳教人员脱逃上，当劳教人员在所内的种种需要，如性需要、安全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无法建立平衡时，劳教人员便会产生脱逃的动机，而当劳教人员脱逃条件一旦成熟，劳教人员便会实施脱逃行为。

（一）由生理性需要引起的脱逃动机

生理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这类需要包括生存需要(衣、食、住等)、性需要等等。因为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由这类需要诱发脱逃动机的劳教人员现阶段不是太多，但仍然存在。

1、贪恋所外生活、为满足吃喝玩乐的物质需要引起的脱逃动机

虽然近几年来劳教所物质生活水平与过去相比有了大幅度的改善，但是和外面社会相比仍然有天壤之别，特别是不少劳教人员在社会上过惯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怕苦怕累、好逸恶劳思想严重，对劳教所清苦、枯燥的生活不能习惯，过分留恋、追求吃喝玩乐，放荡无羁的生活方式。如果这种需要长期固化在其心理结构中，一旦这种需要被激发便会使劳教人员形成脱逃动机。

2、为满足性的需要所引起的逃跑动机

被关押的劳教人员，基本上处于同社会、家庭隔离的状态，一般不能同配偶同居，即使能亲情同居也是极少一部分人。在社会上过惯了糜烂性生活的人在劳教所内受到了限制；还有一部分没有结过婚的青少年，性欲强烈而又比较好奇。由于他们缺乏法制观念，道德观念淡漠，意志力薄弱，往往经不住来自外界(如一些性罪错劳教人员的传习、教唆；电影、电视、文艺作品中男女镜头情节的影响)或个体内部(性欲)的刺激，不能抑制自己欲望的本能冲动而形成逃跑动机。弗洛尹德认为：性是人格中最有力量的部分。所以劳教人员因性的需要得不到满足引起的逃跑动机是正常的，这种动机也易矫正。

（二）由社会性需要引起的脱逃动机

1、爱的需要所引起的脱逃动机

劳教人员被关押在劳教所内失去了人身自由，往往对家庭表现出极大的关切。劳教人员对父母、妻子、儿女十分眷念，一旦家有实际困难或天灾人祸发生家庭变故或其他情况(如妻子要离婚)劳教人员出于爱心的需要就会产生脱逃动机，有的甚至认为只要能回家一趟与亲人见上一面，就是延期半年也心甘情愿。如我单位劳教人员陈××在与未婚妻通电话时得知其要出去打工，为了留住未婚妻并和她说明白，该教趁外出劳作的机会脱逃。

2、逃避惩罚的需要引起的脱逃动机

劳教人员逃避惩罚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逃避当前的处罚，劳教人员被收容后各方面都表现的不适应，不少劳教人员对劳教所是害怕和恐惧，认为自己长时间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会疯掉，还不如逃跑去快活一天算一天，这种逃避惩罚引起的脱逃动机在教期两年以上的劳教人员中较多。另一种是劳教人员有余罪或在劳教所又犯罪，怕被发现被惩罚而产生的脱逃动机。劳教人员害怕余罪暴露或在劳教所再犯罪暴露，受到法律的追究，企图逃跑出去串供或者直接摆脱惩罚，过其认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为逃避惩罚引起的脱逃动机随着负案在教的劳教人员增多，表现的较为常见。

3、自尊心需要所引起的脱逃动机

自尊是除了人基本需要之外最重要的需要，劳教人员作为人也毫无例外的，当然有自尊的需要了，劳教人员在劳教所自尊的需要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劳教所民警公正文明执法，如果劳教所民警打骂、体罚、虐待或惩罚不明、处理不当，劳教人员人格、权利、名誉受到严重伤害，产生被污辱感和抗拒心理，出于报复或维护个人尊严、名誉的需要而引起逃跑的动机。另一方面是同劳教所劳教人员的相互尊重，如果同宿舍劳教人员有牢头狱霸行为，使劳教人员长期处于被欺凌的角色，为了逃避这种欺凌，维护自己的自尊就极易产生逃跑的动机。

4、报复的需要引起的脱逃动机

劳教人员报复的对象往往是检举人、证人、办案人员、劳教所的民警、团伙中出卖自己的“叛徒”等等。这类劳教人员出于报复的需要而产生脱逃动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劳教所机关加大了对民警奖惩力度，提高了执法要求，许多劳教人员抓住了这一点，只要你民警对我有点不好，我就在你岗位上逃跑让你下岗或者被辞退，这种劳教人员脱逃的动机产生有些可笑，但作为劳教人员与民警对抗手段之一却又较为常见。

5、申诉的需要所引起的脱逃动机

劳教人员对原劳教决定不服，长期申诉无人理时，不安心改造，便想逃跑出去上访、申诉、或找证人“澄清”解释案情，或找原单位、原决定机关要求解决自己的问题。此类脱逃动机的产生往往是一些文化程度不高，又缺乏法律知识的农村劳教人员。

劳教人员脱逃，在多数情况下并非只有一种需要，单一动机。在其脱逃行为发生前和逃跑程中，往往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动机因素，从而引起动机斗争。如果劳教人员的低级欲望或不正当的社会需要十分强烈，脱逃动机就会战胜反对动机而成为脱逃的主导动机。

劳教人员脱逃动机是脱逃心理的核心，脱逃动机的形成是劳教人员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斗争和转化的过程，即少数劳教人员原先形成的犯罪心理结构没有得到改变或者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新的符合社会要求的心理结构又没有建立起来，由于内部存在不良需要和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的.再犯罪。

第一少数劳教人员原先形成的犯罪心理结构没有得到改变或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教育改造劳教人员，就是要改变劳教人员的犯罪心理结构，主要是做好劳教人员的思

想转化工作，以破坏他们的犯罪动力定型，对他们有缺陷的心理进行矫治，使之组成新的、符合社会要求的心理结构。而劳教人员之所以会产生脱逃动机就是因为原先形成的犯罪心理结构没有得到改变或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其犯罪心理结构仍然支配着劳教人员在所内的行为，有时虽然没有再犯罪，但由于这种犯罪心理结构的存在，直接诱发了劳教人员再犯罪的犯罪动机，这其中就包括脱逃动机。逃犯在劳教人员中只占少数。归纳起来有两种人：一种是恶习较深的多进宫劳教人员，犯罪心理结构较难改变，其心理内容中的消极因素经常处于优势，其脱逃动机动一旦受到客观条件的激发就有可能选择逃跑。另一种是犯罪心理结构虽然得到了一些改变，但思想改造很不稳定，改变性大，即经常产生动机斗争，常见一些青少年劳教人员易冲动而缺乏自制，缺乏法纪观念和道德观念，易受特殊情景中偶然出现的外界刺激的影响而突发脱逃行为。

第二、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

造成劳教人员脱逃的外界不良因素来自社会、家庭、所外团伙、所内劳教人员的相互影响等方向；有的还来自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客观世界的许许多多事物都有转化为某一劳教人员消极心理因素的可能，因人而异、千差万别。在少数劳教人员原先形成的，改造期间没有得到改变或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的犯罪心理结构的基础上，在与外界不良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建立起部分暂时神经联系，新旧联系在头脑中的有机结合，使产生暂时联系的累积作用，即增强了心理内容中的消极因素。当这种暂时联系的累积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使整个反映系统发生新的质变而形成脱逃犯罪动机。即使是那些看来比较偶然的逃跑现象，也可以从其主客观方面找到这种矛盾运动过程。

劳教人员脱逃动机形成之后，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下还会发生良性转化（终止逃跑）和恶变（多次脱逃）。

二、劳教人员脱逃动机形成伴随的心理特征

劳教人员的脱逃动机一旦形成对劳教人员影响是巨大的，劳教人员的心理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恐惧的心理特征

对于劳教人员来讲选择了脱逃就意味重新违法犯罪，而且在脱逃过程中随时有被抓获或甚至被击毙的危险，这对任何一名脱逃劳教人员来讲这都是必须面临的，尽管劳教人员对脱逃做了“精心”准备，脱逃动机也支配劳教人员进行脱跑，但脱逃的危险性和法律后果使欲罢不能，想脱逃又担心后果严重的恐惧心理比较突出。这是每一个逃犯都难以抗拒的一种心理特征。

（二）矛盾的心理特征

矛盾的心理特征直接表现为劳教人员的脱逃动机斗争,对于有逃跑动机的劳教人员来讲,一方面他们有些强烈的需要(在前面我们已详细分析过,但这些需要在劳教所内往往不能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得满足,而只有靠脱逃才能实现)。另一方面，有效的所规教育和尚未泯灭的良知往往也使个体意识到自己脱逃行为后果和可能负出的法律责任，因而又产生了抑制自己过分需要的不能脱逃的动机。这两种动机的斗争使劳教人员心理十分矛盾。逃与不逃，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哪一方占优势，就会产生哪一种行为和结果。

（三）侥幸的心理特征

劳教人员的脱逃动机一直能够保存在劳教人员的心理，其原因之一就是劳教人员的侥幸心理。虽然对脱逃后的惩罚性后果感到恐惧，但却认为脱逃计划“周详”，准备工作的“充分”，脱逃说不定就能成功。这种侥幸心理的产生，根源劳教人员对脱逃所得利益的强烈渴求和对劳教所等执法机关能力的轻视，因为在他们周围，确实存在过个别脱逃成功的先例，这种示范效应强化了他们的侥幸心理。

（四）防卫的心理特征

劳教人员在脱逃动机定型后，都会产生很强的防卫心理。一方面表现为对周围事物的敏感。决定脱逃后，劳教人员往往心神不定、对外界舆论、周围同教的反应特别关心，对有关事物神经过敏、反应异常。例如：有的劳教人员一听到其他劳教人员谈及有关脱逃方面的事，就以为是对他暗示，知道了他的脱逃计划。另一方面表现为劳教人员对自己行为的保密。在脱逃前，劳教人员除了与关系十分密切或有利益冲突的劳教人员有接触外，对其他劳教人员表现都很疏远。就民警找谈话劳教人员也是不愿意多谈。劳教人员的脱逃时伴随的防卫心理有利于我们识别劳教人员逃跑意图，及时制止劳教人员脱逃，矫正其脱逃动机。

注释①王秉中主编《监所执法实务》第112页，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②罗大华主编《犯罪心理学》第40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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