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实用文档 > 论文>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下当代大学生的生育意愿论文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下当代大学生的生育意愿论文

时间：2023-08-20 07:44:15 论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下当代大学生的生育意愿论文（共5篇）由网友“老布同学”投稿提供，这里给大家推荐分享一些单独二孩生育政策下当代大学生的生育意愿论文，供大家参考。

篇1：单独二孩生育政策下当代大学生的生育意愿论文

单独二孩生育政策下当代大学生的生育意愿论文

我国已开始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人才，大学生群体的生育意愿直接影响我国未来的人口发展及社会变化，研究大学生的生育意愿对我国二孩政策的实行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就河南省某大学进行随机研究，观察河南省大学生在单独二孩生育政策下生育意愿情况，分析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现报道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一般资料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河南省某大学中抽选1168名大学生，详细记录所选对象的人口学资料并进行统计,发放自制问卷调查表进行问卷调查。

1.2调查方法对所有1168名大学生发放自制问卷调查表，调查所选对象的资料,包括性别、年级、户籍所在地、民族、家庭情况等。问卷共发放1200份，回收1168份，问卷回收率为97%0

1.3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定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G±0表示，采用t检验;定性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检验。多因素分析中以因素为自变量，采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检验，以是否愿意生育二孩为因变量,人口学资料为自变量，两因素间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检验标准a=0.05,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人口学分布情况与生育意愿1168例大学生中共有794

例大学生有生育二孩意愿，占67.98%。根据人口学资料分布可见，年级、户籍所在地对大学生生育意愿无明显影响（P>0.05);性别、民族以及家庭情况对大学生生育意愿有明显影响(P<0.05)。见表1。

2.2影响因素

将上述影响因素带人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进行计算。结果发现，性别、民族以及家庭情况均为大学生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见表2。

3.讨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以及劳动力的严重失调,

劳动力合理化成为我国较为严峻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社会因素的影响,我国实行独生制度，也导致了社会大部分人存在重男轻女的思想，从而导致如今男多女少的局面。随着生育的改革,二孩生育政策逐步在我国进行推广实行，但由于深受独生制度的影响，二孩生育政策推广受到一定限制。如何顺利进行政策推广，改善重男轻女的社会现象成为有关学者的研究方向。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大学生的意愿及思想对社会未来的生育发展方向起到重要作用，故对大学生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解决二孩政策推广的重要措施。本文对河南省某大学大学生生育意愿进行检查，结果发现在1168份问卷中共有794份问卷调查表明了生育二孩的意愿，占调巳耸的67.98%。在对生育二孩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我们将常见的影响因素列于问卷中，包括性别、年级、户籍所在地、民族以及家庭情况。据分析显示，其中年级、户籍所在地两个因素对大学生生育二孩意愿无明显影响（P>0.05);在分析性别差异时发现，男大学生二孩生育意愿比女大学生更为强烈，可能是由于女性需要经历分娩的痛苦所导致，而男生无需这方面的顾忌。在民族这一因素中可见,少数民族学生比汉族学生生育二孩意愿更为强烈，这可能是由于民族文化不同所引起。家庭情况中可见独生子女家庭二孩生育意愿比非独生子女家庭意愿更强烈，这可能是由于独生子女相对更希望自己有兄弟姐妹，引起其观念上让孩子有兄弟姐妹的可能。

综上所述，影响大学生二孩生育意愿的因素较多，如何合理对大学生进行指导对推行单独二孩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篇2：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报告论文

二孩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报告论文

一、二孩生育意愿的基本情况

我区符合二孩生育条件的初婚家庭中，扣除病患、结扎等特殊情况，有生育能力的育龄家庭共计48093个。在这些家庭中，育龄妇女为30岁以下的家庭有5993个，占符合条件的育龄家庭的13%;30-35岁的家庭有10703个，占符合条件的育龄家庭的22%;36-40岁的家庭有11025个，占符合条件的育龄家庭的23%;40岁以上的家庭有20372个，占符合条件的育龄家庭的42%。我们将有生育条件的家庭按育龄妇女年龄进行比例抽样，共抽取500个家庭进行问卷调查。

在被调查的家庭中，有生育意愿的占调查总数的16%,没有生育意愿的占调査总数的63%,不确定的占调査总数的21%(如图）。

生育意愿随育龄妇女年龄影响很大，年龄越大生育意愿越小。不同年龄段的家庭中，30岁以下的家庭，有生育意愿的占该年龄段家庭的35%,没有生育意愿的占38%,不确定的占27%;30-35岁的家庭中，有生育意愿的占24%，没有生育意愿的占44%,不确定的占32%;36-40岁的家庭中，有生育意愿的占15%,没有生育意愿的占66%,不确定的占18%;40岁以上家庭中，有生育意愿的占3%，没有生育意愿的占88%,不确定的占9%。（如图）

二、影响生育意愿因素

1、从受教育程度看，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的二孩生育意愿要高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在有生育意愿的家庭中，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为9%,高中教育的30%，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有61%;没有生育意愿的家庭中，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的占20%，高中教育的占42%，大学教育及以上的占38%;在不确定生育意愿的家庭中，受过初中及以下教育的占12%，高中教育占35%，大学及以上教育的占53%。

2、从职业分类看，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生育意愿要高于其他职业。而企业职工的生育意愿最低。在职业分类中，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二孩生育意愿最髙，为23%，其次是个体工作者、无业人员和企业职工，所占比例分别是19%、15%和14%。没有生育意愿的职业分类中，企业职工排名最高，为67%，其次是无业人员、机关事业单位和个体工作者，所占比例为64%、59%和56%。

3、从家庭收人看，生育意愿受家庭收入影响明显，在相同收人层次中，收人高的家庭选择“想生”的比例高于“不想生”，而收人最低的家庭犹豫度最高。在接受调查的家庭中，收人低于5万的家庭占38%，收人5-10万的家庭占46%,收人10-20万的家庭占20%，20万以上的仅占1%。由于家庭收人问题较为敏感，所以这个数据应低于实际水平，但能够较真实地反映不同收人水平的生育意愿。

在调查的有生育意愿的家庭中，收人小于5万的家庭占26%，5-10万的家庭占44%，10-20万的家庭占29%，20万以上的家庭占1%;在没有生育意愿的家庭中，收人小于5万的家庭占35%，5-10万的家庭占47%，10-20万的家庭占1*7%，20万以上的家庭占1%;在选择不确定的家庭中，收人小于5万的家庭占37%，5-10万的家庭占42%,10-20万的家庭占21%，20万以上的'家庭没有选择。

4、“为大宝”是选择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选择“有生育意愿”和“无所谓”的调查者中，有86%的调查者选择“给大宝一个伴，利于大宝性格培养”作为选择生育的原因之一。33%的调查者是因为自己喜欢孩子选择生育，31%的调查者是因为多孩多保障选择生育，18%的调查者是因父母意愿选择生育。

三、存在的问题

1、扎堆生育考验社会公共资源的承受能力。系农历羊年，有属相偏好的的人群会选择提前或者推迟生育，政策放开后，有政策预期的，特别是年龄偏大的群众会选择在生育，预计20出生将会有爆发性增长。在生育高峰年，医疗机构的孕产资源、孕婴行业的服务资源以及后期的教育资源等种种资源分配紧张的问题都将考验正常的社会秩序。

2、二孩生育的配套服务和保障机制不完善。在本次调查中，74%的调查者因无人照看孩子而选择不再生育，80%的调查者希望社会提供更多更优惠的0-3周岁的托儿服务；76%的调查者希望增加看护假。在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诸多因素中除了年龄、经济因素外，社会配套服务和保障机制的不完善更是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3、“想生”但不能生和不敢生的问题。在本次调查中，育龄妇女年龄在40岁以上家庭有20372个，占符合条件家庭的42%，这个数据是排除已知的绝经或手术失去生育能力的家庭，但疾病或其他因素影响生育效果的情况未知。选择因育龄妇女年龄过大而没有生育意愿的占调查总数的45%。年龄偏大的家庭会担忧生育能力和生育效果，也是现实存在“想生”却不能生和不敢生的问题。

四、做好二孩政策实施保障工作的建议

1、随时做好政策咨询和办理工作。卫计部门随时提供政策咨询，一旦政策可以实施，要广泛宣传并做好各项手续办理工作。本次调查有意愿生育的家庭中，希望马上怀孕的占近65%,在政策实施后将会有一个手续办理髙潮期，要提前做好预测和准备工作，保证快捷方便。

2、提供全面的孕产期服务。卫计部门应根据出生预报，提前做好规划，提高产科门诊和病房的接待能力，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流作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设立专业的服务机构，方便有需求的育龄群众随时咨询访问，服务机构孕期随访工作也要做全做细。特别是希望马上怀孕的人群中涉及到相当一部分的高龄产妇，对高龄产妇要建立一套专门孕前、孕中的检査方案，对每一位高龄产妇要独立建档，提高随访密度，加强保障服务力度。

3、提供更多更优惠的托儿、育儿机构服务。祖辈帮忙带孩子一直是我区的家庭养育传统，现政策放开，很多家庭的祖辈年龄已大，无法胜任带孩子的工作。我区现在0-3周岁的托儿机构几乎空白，政府可推出或鼓励社会推出更多优质优惠的服务机构解决这一问题。

4、相关部门可信息共享，协调联动，做好保障工作。劳动人事部门要提前做好行业指导和就业培训，向社会输送更多保姆、月嫂、育婴员等专业服务人员，保障需求；物价部门要监控“婴儿潮”概念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防止漫天要价，保障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教育部门要根据出生情况，预测生源，做好弹性应对，对于生源陡增的年份，要做好教育设施和师资力量的配备，保障正常的教育秩序。

篇3：生育二孩高龄产妇的遗传研究论文

生育二孩高龄产妇的遗传研究论文

随着国家“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实，要求生育的高龄妇女数量不断增加，高龄女性生育问题已成为生殖医学的关注热点。在对高龄女性开展生育咨询时，不仅应强调3个增高的风险(不孕率增加、流产率增加、畸形儿增加)，同时还应该告知加强三查，即孕前检查，植入前遗传学检查及产前检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技术可以帮助解决高龄妇女的生育问题。应用多种遗传学检测技术(包括细胞遗传学、亚细胞遗传学、生化遗传学、免疫遗传学、分子遗传学等)，结合医学影像学和计算机数据分析，对准备妊娠夫妇在遗传咨询的基础上，进行孕前检查;对欲行IVF/ICSI的夫妇进行PGD/PGS及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应用现代医学方法直接检测胚胎和胎儿，或通过对母体的检查预测胎儿生长发育状况，诊断胎儿是否有缺陷及先天畸形，并提出医学建议，均可有效降低出生缺陷的风险。本文针对高龄产妇所面临的问题，就如何开展遗传咨询进行讨论。

1高龄妇女生育面临的问题

1.1高龄妇女不孕率增加

高龄产妇(≥35岁)引起不孕率增加主要原因为：卵子老化、卵母细胞质量改变;卵巢储备功能减退;胚胎种植率下降;染色体分离错误，染色体异常几率增加等。在辅助生育技术中，应用IVF/ICSI技术，妇女的年龄是IVF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国内外文献报道，年龄<34岁成功率高可达50%，年龄≥35岁成功率在30%左右，年龄>40岁成功率10%左右。应用人工授精技术，妊娠率随年龄的增加而下降，国内外资料各项研究均表明，<30岁的妇女前3个周期的周期妊娠率平均为10%，而≥35岁妇女前3个周期的周期妊娠率则为6%，>40岁的妇女临床妊娠率明显下降。可见年龄与妊娠率呈负相关。

1.2高龄妇女流产率增加

据资料统计，流产占生育夫妇的15%，高龄孕妇流产率为30%～40%。在高龄孕妇流产比例中，仅染色体异常一项就占50%～80%。高龄会导致致死性染色体异常增加，这些染色体异常胚胎必发生流产。第一种异常为多倍体(三倍体、四倍体)，一般在孕早期就发生流产;第二种异常为单体型，除X单体(45，X综合征)部分可以出生外，其它单体一般都导致流产，如21单体就很难出生;第三种异常为三体型，除少数三体(21三体、18三体等)出生为畸形儿外，多数三体如16三体导致流产;此外还有多体型、严重的染色体结构异常、严重的染色体微缺失、微重复以及其它染色体严重畸形，均可导致流产的发生。

1.3高龄妇女畸形儿增加

高龄妇女生育的另一问题是畸形儿出生率增加。年龄越大，卵细胞越容易发生变化，人体包括卵巢所承受的各种有害物质的影响也就越多，这些因素都会使染色体发生突变的机会增多，以及染色体在细胞分裂过程中发生不分离现象等。表现为染色体病患儿出生，如21-三体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13-三体综合征、Turner综合征、Klinefelter综合征、5p综合征(猫叫综合征)，以及致病的染色体微缺失微重复患儿及其他先天畸形。

2高龄妇女生育对策

2.1高龄妇女加强孕前检查

遗传咨询的目的是通过询问孕产史，对不良孕产史夫妇及患儿进行遗传学检查，综合年龄及整体情况选择助孕方式。在遗传咨询过程中，主要涉及以下问题：①反复流产、已生育一个遗传病患儿，需要对再次妊娠的再发风险进行评估;②亲代怀疑为遗传病，要求确诊。对于遗传病再发风险的估计：染色体病和多基因遗传病以其群体发病率为经验风险，而单基因遗传病则根据遗传方式进行家系分析，进行发病风险估计并预测其子代患病风险。遗传咨询应提供产前诊断方法的有关信息：根据子代可能的再现风险度，建议采取适当的产前诊断方法，充分考虑诊断方法对孕妇和胎儿的风险等。目前应用于临床采集标本的方法有绒毛膜穿刺、羊膜腔穿刺、脐静脉穿刺等，产前诊断方法有超声诊断、生化免疫、细胞遗传诊断、分子遗传诊断等，根据产前诊断结果提供相应的生育建议。

2.2高龄妇女加强植入前遗传学检查

随着女性年龄的增加，胚胎染色体非整倍体的概率增加，导致流产率及生育异常儿概率增加。应用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对高龄女性进行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查(PGS)或诊断(PGD)，选择健康的胚胎移植，达到生育正常后代的目的。PGD 与PGS应用技术相同，主要区别是目标人群不同。PGD是对已知有遗传致病因素的人群，通过遗传学筛查达到阻断相关遗传病的传递，如各种染色体病和某些单基因遗传病(如血友病、地中海贫血等)。PGS针对的目标人群较广，通常亲代本身并无基因或染色体异常，但高龄、不孕不育、反复出现染色体异常的胚胎或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和反复种植失败等。目前PGS筛查内容不针对于特定致病遗传因素，通常以筛查染色体非整倍体为主，其目的是提高辅助生殖的成功率，未来对高危人群进行单基因病和遗传基因携带者的筛查是PGS的发展方向。

3高龄妇女加强产前检查

3.1产前筛查

孕妇高龄是产前诊断的直接指征，但高龄夫妇往往对来之不易的妊娠行有创产前诊断顾虑重重，因此可推荐他们选择胎儿无创产前DNA(NIPT)检测。无创DNA检测是对孕妇外周血中的胎儿游离DNA的片段进行高通量测序，从而检测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基因。此项技术对21三体和18三体的检出率及准确率明显高于孕妇血清学检查，高龄人群是NIPT最显著的受益者。

3.2细胞学染色体检查

随着女性年龄的增加，胚胎染色体非整倍体的概率增加，产前细胞学染色体检查是尽早发现异常患儿的有效措施之一，其分析方便简捷、结果直观可靠，是目前国内应用最为广泛的产前诊断方法。传统羊水穿刺通常在妊娠16～23周进行，许多中心研究已经证实了羊水穿刺的安全性高、细胞遗传学诊断精确性高等特点，而且开展细胞学染色体分析技术所需的仪器、试剂、耗材等成本相对较低。细胞遗传学诊断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性。首先，标本获得需要在特定时间，一般在孕18～22周(这个阶段羊水比较充足、细胞活性较好)，同时需要较大的标本量且检测周期长，需要双平行法进行培养及分析，通常2～3周才能完成分析;其次检测范围受限，一般只能检测>5～10MB的结构异常，对于<5MB的结构异常和一些额外标记染色体的来源则无法明确诊断。此外，染色体核型分析的诊断水平与染色体制备的质量有很大关系。相对于外周血来讲，羊水细胞所制备的带型分辨率更低，使得微小结构异常的发现更加困难。有产前诊断研究资料显示，被认为是“正常”的核型中有10%～16%的染色体结构还存在微小缺失和重复。最后要说明的是，羊水细胞培养有一定的失败率。

3.3FISH技术检测

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是将染色体显带技术与原位杂交技术相结合，利用DNA 分子链中碱基互补配对原则，用生物素标记探针DNA与目标DNA在一定条件下进行杂交后，在荧光显微镜下对待测DNA进行定性、定位分析。可用于中期或间期细胞的分子细胞遗传学研究。产前诊断中染色体异常通常发生在21、18、13、X、Y 5条染色体上，FISH 技术通过探针标记常见的这5条染色体，用于产前诊断单纯高龄因素和唐氏综合征筛查高危孕妇，实现快速产前诊断。FISH技术应用产前诊断的主要问题为诊断范围受限，目前可以明确诊断的染色体种类有限，主要包括13、18、21、X、Y 5种，其它染色体数目异常及结构异常尚无法诊断。而且，由于标记探针位置的限定，上述5种染色体中部分三体的诊断也是FISH 诊断的盲区。如FISH技术标记的18号染色体是着丝粒部位，因此不能诊断18号染色体长臂的部分三体。而且，FISH 检测价格昂贵，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FISH 在产前诊断的应用将逐渐被取代。

3.4其他亚细胞及分子学检测

3.4.1 微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aCGH) array-CGH与CGH的原理相似，使用基因组DNA 克隆点制到芯片上(而非细胞中期染色体)制备成array-CGH芯片，array-CGH 结合了CGH 的高通量和FISH 的'高分辨率等优点，一次检测相当于对基因组同时进行了成千上万个独立的FISH。array-CGH 检测需要的样本量少，无需细胞培养，直接提取样品DNA即可用于实验，大大缩短了实验时间。

3.4.2单核苷酸多态性微阵列(aSNP) 单核苷酸多态性(SNP)由基因组核苷酸水平上的变异引起的DNA序列多态性，包括单个碱基的转换、颠换以及单个碱基的缺失和插入。SNP是人类基因组变化最主要的形式，某些SNP直接影响蛋白的结构、表达及遗传稳定性等。SNP-array芯片是将大量的SNP位点序列采用特殊方法固定在硅芯片上，获得高密度的SNP微阵列，然后与样品杂交，通过激光扫描、软件分析获得结果。aCGH 与aSNP共同点：均为高通量检测基因组中拷贝数的改变，都可以检测染色体数目异常和结构异常及染色体的微缺失及重复等。缺点是不能诊断染色体平衡易位、倒位等，此外由于敏感性高容易造成过度诊断。

3.4.3 基因测序技术 Illumina/Solexa GenomeAnalyzer测序(第二代测序)技术为一种通量更高、速度更快的测序技术，在生物学研究中广泛应用。基本原理是边合成边测序，在Sanger等测序方法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创新用不同颜色的荧光标记4种不同的dNTP，当DNA聚合酶合成互补链时，每添加一种dNTP就会释放出不同的荧光，根据捕捉的荧光信号并经过特定的计算机软件处理获得待测DNA的序列信息。基因测序技术提高了检测的分辨率，同时发现大量的小片段的CNVs改变(<1MB)，这些CNVs与疾病的关系目前还难以解释。某些CNVs属于良性改变，不具有病理学意义。因此分子诊断实验室建立自己的实验平台及评估方法十分重要，包括是否为新发生的CNVs、是否曾在正常人群中被报道过、CNVs长度大小、是否在文献库中有报道、是否遗传自父母等。对所发现的CNVs的解释成为实验室诊断及咨询人员的最大挑战，仅从实验数据得出的结论没有准确的规律可循，因此主观正确评估十分必要。

总体来讲，第二代测序使时效与通量均获得增加，实现了快速产前诊断;增加了诊断精度，可实现染色体微小结构异常的诊断和多种出生缺陷的分子产前诊断，将多种技术平台组合应用，提高了产前诊断水平。

对于高龄妇女生育，遗传咨询和指导要贯穿于生育的全过程，结合上述产前诊断方法为高龄妇女生育风险评估提供科学的指导。

篇4：湖北单独二胎新政策：单独生育二孩领取的独生子女费无需退还

湖北单独生育二孩的夫妻已领取独生子女费不用退还

近日，有外地媒体报道，申请生育二孩时，要退还已经领取的独生子女费，引发不少想生二孩市民的关注。昨日，记者从湖北省卫生计生委了解到，已经领取的独生子女奖励并不需要退还。

省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省从今年的3月27日实施单独两孩政策，3月28日，省卫生计生委发出《关于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的通知》，其中就有关于奖励政策衔接的规定。根据规定，已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的，注销其《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由批准生育之下月前，不再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优惠待遇，已经享受的奖励优惠待遇不予追回。这意味着，已领取的独生子女费不用退。

省卫生计生委提醒，我省对生育奖励政策有明文规定，相关部门也不存在收取退回的费用。

篇5：我国适婚户籍人口二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论文

我国适婚户籍人口二胎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论文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但是，预测未来几年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不会有太大变化。本文以研究二胎生育意愿的相关文献为理论基础，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在不考虑政策约束时，影响二胎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以期为进一步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行动提供科学决策。

一、引言

中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已历时30余年，这一政策不仅改变着每一个中国家庭的生活，也改变了整个中国发展的轨迹。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约少出生4亿人口，有效缓解了人口快速增长对社会经济形成的压力。但是，长期推行以控制人口数量增长为目的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负面效应也开始凸显。因此，我国开放二孩政策，鼓励符合再生育条件的夫妻生育二胎。然而，这些潜在的、符合二胎生育条件的夫妇大都为独生子女，是受“三口之家”家庭观念影响最深的一代人，当他们进入婚育阶段后，是否愿意生育二胎，又有那些因素会影响二胎生育意愿，这些都是人口政策调整所考虑的问题，也是本次研究所关注及回答的问题。

二、理论研究和假设

从世界范围来看，理想子女数减少是现代化社会普遍发生的一种趋势。以经济学家贝克尔为主提出的生育经济理论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需求增加，对孩子质量的`需求也增加，人们愿意让孩子受到更好的抚养和教育。还有研究表明收入对理想子女数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在控制教育程度后，妻子的收入对其理想子女数无显著影响。现代化理论认为人们对其他消费品的偏好要超过对孩子的偏好，受过较高教育者更容易接受强调自我人生价值的现代化观念，易找到其他价值目标替代孩子的价值。对女性来说更是如此，研究结果显示，妻子的教育程度比她的收入、家庭收入以及丈夫的教育水平对理想子女数有更强的影响。

然而，若要探究理想子女数的影响因素，应将其放在特定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状况中。首先，在中国，独生子女已经演变成刻板的社会印象，与“能力低”、“自我中心”、“自私”等一系列负面评价形成了固定的联想，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更利于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更能促进孩子的健康发展等观念得到不少人赞同。第二，随着中国城市社会保障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家庭在孩子教育、医疗和成家时购置婚房等方面的费用大增，孩子抚育成本急剧上升。第三，男孩偏好是我国传统生育文化的重要特征，它对理想子女数有正向刺激作用。城市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弱化了男孩与养老的联系，但男孩与传宗接代的联系较少受到触动，城市居民男孩偏好明显减少但仍存在。最后，由于中国城市女性大多在生育后连续就业，再加上有强大的亲属支持将有效减轻其育儿负担，女性因生育而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对较少，二胎意愿的性别差异将不明显。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有以下假设：

假设一：家庭社会经济条件较好者想生2孩的概率更高，尤其是在经济越发达、生活条件好的城市;

假设二：高学历者由于更多认同两个孩子更能促进孩子健康发展的观念，其理想子女数为2孩的更多;

假设三：有男孩偏好者更多认为生两个孩子更好;

假设四：身体状况和年龄与要二胎的意愿有显著影响;

假设五：工作职位(情况)与要二胎有显著影响;

假设六：获取公共教育方便程度与要二胎有显著影响;

假设七：女性理想子女数为二孩的概率与男性没有显著差异。

三、数据和变量

本研究所用数据是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第二期(2010—2019)的第4次年度调查结果。调查在全国一共抽取了100个县(区)，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5个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总样本量约为12000，从中抽取年龄在20—50的适婚年龄的有效数据，有效调查对象为2400人。

1、因变量

通过问卷中“假如可以自由选择，您认为最理想的是生几个孩子”的题项来测量被访者的理想子女数。调查结果显示，24.3%的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最理想，62.7%的人表示生两个孩子最理想，理想子女数在三个及以上有11%，而表示不想要孩子的仅为2%，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生育意愿调查中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基本为l孩或2孩基本相同。

2、解释变量

(1)基本情况

①年龄(连续变量：20-50);

②性别(此处为虚拟变量，女赋值为“2”，男赋值为“1”);

③身体健康状况(以被访者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了解和社会上一般标准比较，身体状况分为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非常健康5级分别对应1-5来度量);

④个人生育意愿(以被访者的主观意愿为主，个人生育意愿分为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完全同意5级分别对应1—5来度量);

⑤婚姻状况(此处为虚拟变量，已婚为“1”，未婚赋值为“0”);

此处注意：凡是有婚姻经历的都默认为已婚，而不考虑目前的婚姻状态。

(2)社会经济地位

①工作情况(以被访者提供的客观情况为准分为失业，固定工作，零工，个体户四类，分别对应0—4来度量);

②家庭收入水平(被访对自己家实际收入为准);

(3)受教育程度(以被访者实际情况为准，分为未受过教育、小学、初中、职业高中、普通高中、中专、大学专科(正规教育)、大学专科(成人教育)、大学本科(成人教育)、大学本科(正规教育)、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共10级分别对应1—10来度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