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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侗族舞春牛文化生态的变迁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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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侗族舞春牛文化生态的变迁的论文

篇1：浅谈侗族舞春牛文化生态的变迁的论文

浅谈侗族舞春牛文化生态的变迁的论文

菁芜洲镇位于通道侗族自治县中部，境内群山起伏，溪河环绕。菁芜洲镇除了自然环境十分优美，境内原生态文化宝库中有神秘的“祭萨”文化、纯美的“芦笙”文化、地道的“为也”文化、精绝的'建筑文化、原始的稻作文化和“百里侗文化长廊”，被誉为“侗族文化圣地”[1]25-32。本研究从体育人类学视角出发，将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菁芜洲镇确定为田野调查核心区域，课题组在12月至2月先后两次历时近半个月的时间，对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菁芜洲镇不同村落的侗族“舞春牛”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田野调查。此次田野调查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以及记录田野观察笔记的方式，重点调查了菁芜洲镇的水南村和芙蓉村，并延伸调查地莲村、小江村、蒋家堡村和九龙桥村等村落。研究侗族“舞春牛”文化生态变迁的历史流变规律及其体育价值。

在侗族地区，每到农历立春，流行“舞春牛”习俗。舞春牛习俗在侗族各地区的表现形式存在一定差异，但基本都有“迎春牛”、“贺春牛”、“闹春牛”、“祭春牛”等仪式过程。

农历立春之前，侗族群众事先制作好“春牛”道具。春牛由竹蔑扎成骨架，糊黑纸成牛头，用画有黑蚀波涡状毛纹的深灰色布拼缝成牛身，另以土布卷成上端稍粗、下端稍细的条状接于尾端，即成牛尾。春牛的尺寸及颜色都约定俗成，春牛身高四尺，以应4时;身长三尺六寸，以应一年360日;头至尾总长八尺，以应8节;尾长一尺二寸，以应12时。牛的颜色由本年的天干地支决定，牛头、角、耳用天干，其余用地支。如甲子年，甲属木，牛头用青色;子属水，牛身、尾、四蹄用黑色。《会同县志》614-615记载：“立春之日，竞观土牛，以色占岁水旱，以句芒神仙占寒暑晴雨，以便占桑麻，拾剥土以攘牛瘟。”立春当天，由侗族师公择定吉时在田间选一块适中的地方，供上萨岁神像和祖先牌位，两侧站立寨佬和乡官，掌旗师手执青旗立于东面，掌鼓师立于西面，吹侗箫、侗笛、木叶者立于南面，摇铃者立于旗鼓之前765-766。当师公将犁耙及牛鞭、供品设于萨岁神像和牌位之前，迎春牛仪式正式开始，鼓乐齐鸣，歌声顿起。两名侗族青年钻入竹蔑扎成的春牛道具内，在一名执鞭青年的驱赶下，随即做耕地状。寨佬和乡官象征性地拿着盛有谷种的“青箱”随后播种，其余人等往南北方向来回走动行礼，以祈求风调雨顺。春牛往返播种一轮为一推，九推完毕即礼毕。

篇2：侗族古俗文化的生态伦理意蕴及其现代意义的启示论文

侗族古俗文化的生态伦理意蕴及其现代意义的启示论文

侗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千百年来生活在湘黔桂毗邻地区，以水稻耕作为主，这个民族热爱自然，关注生态，一直传承着丰富的具有原生态特质的古俗文化。所谓古俗文化，民俗学意义上是指源自传统较早时期的被主流文化所超越了的民间古代风俗文化，是一种无法用主流文化来表达或证实的文化遗留物。侗族的古俗文化主要包括以“萨”为中心的民间多神信仰、丰富多彩的大歌、以鼓楼和风雨桥为特色的建筑、体现社会规约的款文化等方面。在这些古俗文化中，处处体现了侗族人民对人与天地自然关系、人与动物关系、以及人的生存环境的朴素认识，蕴含着尊重自然的固有价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生态伦理智慧。这些生态伦理智慧无疑是自古至今侗族地区生态环境得到很好保护、社会生产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资源，也能够为现代社会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一、侗族的古俗文化

不同民族文化的形成都离不开该民族特定的生存环境和自然条件。侗族是中国南方具有悠久历史的稻作民族，主要生活在湘黔桂交界地区，以及湖北省西南部的恩施、宣恩等地。这个地区峰峦起伏，林木茂盛，具有明显的高原地貌和山区特色。侗族属于古“骆越”的一支，自称为“干”，世世代代聚居在崇山峻岭和河溪旁边。日在这种特殊的生产生活环境下，侗族先民创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民族差异感很强的独特的古俗文化，传承至今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侗族的古俗文化非常丰富。在信仰民俗方面，侗族民众主要信仰的神灵是“萨”。在侗族地区，人们一般称祖母为“萨”，后来这个词成了神圣偶像的代名词。侗族祭萨是侗族祭祀远祖的最隆重盛大的节日。除此以外，侗族自然崇拜极为普遍，他们把山、水、太阳、月亮等都视为神灵并加以崇拜。在建筑文化方面，最具民族特色的是鼓楼和风雨桥。鼓楼是侗寨最具特色的标志，在侗寨中属高层建筑，模仿杉树形状建造，因为楼上置鼓得名。侗族风雨桥也很有特色，不仅仅是一种建筑，一种交通道路或生活场所，更是侗族文化的重要结晶。可以说，风雨桥，展示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建筑美学理念。日在民族文艺方面，侗乡一向被誉为“歌舞之乡”，至今还传承着“行歌坐夜”的古风，尤其是侗族大歌，以其神奇的多声部合韵，名扬世界。侗族先民为了消解内部纠纷增强民族凝聚力，因而制定了款约，让民众自觉遵守，从而形成了款文化。侗族的款文化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代表其核心价值的款约法，对内自我管理，对外积极抵御、主动调和;二是缘于历代官府对侗族地区实行的制度，侗族社会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行为。

侗族先民长期生活在比较封闭的深山茂林中，生活环境比较艰苦。在这种自然环境中，他们表现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生命情怀，与生俱来就具有那种人与神、人与物、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原初生命感觉。现在看来，侗族先民生活的地方大都山清水秀、植被完好，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些自然物在他们的深层意识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心灵深处有一种对天地自然虔诚的信仰，在与自然互动的过程中创造了精彩绝伦的古俗文化，一直传承至今。

二、侗族古俗文化的生态伦理意蕴

当代社会，人们面对生态危机，不得不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人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人与自然是平等交融的关系，并不是二元对立，二者完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因此，保护自然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身。这些现代生态伦理学的理念与侗族古俗文化中的观念不谋而合，而且侗族古俗文化具有的生态伦理意蕴与环保习俗以其古朴性、稳定性、前瞻性，构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生态体系，成为侗族先民处理人类自身与外在物质世界关系的行为准则。

(一)关于人与祖先关系的认识

祖先神是侗族信仰结构中处于核心位置的神灵。侗族人们共同信仰的祖先神是祖母神-“萨”，她被视为能护佑人类、保境安民，能除凶驱恶的至善至美之尊神，是万物之母。侗族人们认为，侗族的美好生活都是祖母神-“萨”所赐予，要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环境。侗族对祖母神-“萨”的祭祀活动非常丰富，仪式非常隆重。各家各户祭祀萨神的时间一般在农历初一、十五或逢年过节，集体祭萨一般一年或三、五年一次，祭祀仪式的程序一般包括接萨、安萨、祭萨几个分支仪式。在修建萨坛时，必须封山闭寨，全寨各家各户只吃耙耙、粽子、酸菜等冷食。管理“萨”神坛事务的名为“登萨”，一般由老年妇女担任，多为世袭，也有个别是公推的。

侗族的祖先信仰蕴含着人对自然无限生态关怀的内涵。在侗族地区，人们普遍具有统一规定、全员管理的环境爱护意识，这种意识是和他们的信仰密切相关的。侗族人们共同信仰的祖母神—“萨”蕴含着侗族人母性爱心的意识。在每年固定的萨神祭拜仪式过程中，侗族人们祭拜的东西都具有特殊意义，如萨坛上一般放置一把伞，代表侗族信仰的神灵“萨”。田萨神信仰体现了侗族先人对女性神灵的崇拜之情，具有一种不具征服色彩的柔性美文化特质。可以说，这种文化与生俱来就具有生态基因，而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如此。侗族的民间信仰成为侗族人民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村寨的布局和各种资源的保护中得到很好的呈现，形成一种人神和谐共享的生活空间。

(二)关于人与天地自然关系的认识

侗族在看待天人关系时秉持的是一种非线性、非机械论、非二元论的系统思维，他们把人类看作是自然共同体中的普遍一员，认为人类与自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侗族大歌中，侗族祖先在“人类起源歌”里对人类起源进行了描述:“起初天地混沌，世上还没有人，遍野是树莞。树莞生白菌，白菌生蘑菇，蘑菇化成河水，河水里生虾子，虾子生额荣，额荣生七节，七节生松恩。” “额荣”是一种浮游生物，“七节”是节支动物，“松恩”、“松桑”是最早的男人和女人。这段话肯定了人是天地的产物，人是天地的一部分，人类先祖与山林、河水是一种血水相连的亲缘关系。这种思维方式及其由此形成的行为方式，与把人类自身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原始直觉思维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体现了一种超越分别的智慧性。这种朴素的认识体现了一种生态思想，那就是人类是由客观现实中的一系列自然物种演变而来的，是天地自然之子。既然天地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类就应该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在侗族大歌里，通过对大量自然物的拟人化，把天地万物看成是与人一样有感情的生命体。侗族人民把自然看得非常神圣，体现了一种敬畏自然、爱护环境的本体意识。

(三)关于人与动植物关系的认识

侗族先民常把动植物当做生活中的良师益友或各种保护神，他们最崇拜的动物是耕牛，因此，牛神成为他们的信仰对象。人们口头上流传着牛是上天派下来帮侗族人耕田的故事，牛是侗族地区生产生活非常重要的帮手。在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或六月初六要用祭品祭拜牛神，这些日子不让牛耕作，在家好好休息，还要专门安排人给牛洗澡，这个节日称为“牛辰节”或“洗牛身”。在植物方面，侗族先民最崇拜古树神和禾谷神，大多数侗族村寨植被非常好，都是绿树环抱，宛如仙人居住之境。民谚说:“老树护村，老人管寨”。村寨中古老的杉树、枫树，都被尊称为树神，侗族先民相信古树也有活的灵魂，对人有重要的护佑作用。侗族先民是一个以水稻耕作为主的民族，在他们的意识中，禾谷是神圣的吉祥物，他们信仰禾谷神。河边的桥上挂几穗禾谷，表示吉祥、平安。侧侗族人们崇拜各种动植物，对动植物有一种天生的依赖感。他们直接认识到，现成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因此他们自然就形成了爱林护生、适度利用资源的生态经济理念。侗族社会以农为主，兼及林业，长期维持生态平衡，可谓得力于他们的传统生态伦理思想。

(四)关于人的生存环境的认识

侗族人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非常重视，有一些独到的认识。在他们的古歌中，有很多对于侗族生存环境的描述:“这里土熟地好，满山密林是百鸟栖身的地方。”日依山傍水而居，是侗族千百年来认同的理想环境模式。可见，生态意识深深融入了侗族先民的内在心灵和外在实践中。侗族的生存理念体现在将各种生态系统都纳入均衡利用的渠道，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保持多种资源的合理配置。每个侗族村落，按照侗款规定，在自己生活的流域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持各种生态系统的均衡发展。比如，侗族喜欢定居在贴近河谷盆地底部的山麓，村落面向宽阔的河谷底部，配置了稻田、鱼塘、河网和各种引水设施。这种村落结构很有特色，到处是水，除了河水，还有鱼塘、稻田、山泉、井水。侗族的传统稻田，事实上是一个天然生态系统的缩版。在稻田中，他们种植高杆糯稻，同时还养鱼、养鸭子。除此以外，稻田中还生长着很多野生动植物，如水芹菜、莲藕等植物，螺、泥鳅等动物。侗族的村落依山傍水，体现了一种生动和谐的美学形式。作为侗寨最具特色标志的鼓楼和风雨桥，不仅仅是建筑，更是侗族先民与生存环境融为一体的文化结晶。

三、侗族古俗文化生态伦理智慧的现代启示

现代工商社会，科技这把双刃剑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问题，尤其是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破坏给人类生存与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因此，我们更应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保护环境的生存经验和智慧。“要建设民族地区的和谐生态文化，培养民族地区村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关键。”侗族的传统古俗文化是侗族人们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劳动过程中适应其独特的自然环境而形成的产物，对于这份独特的遗产，我们应该认真挖掘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取其精华，为现代社会服务。可以说，侗族古俗文化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对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有着可贵的启示和裨益。

侗族人自古至今以其生态智慧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是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奠定了侗族传统文化生态化特征的基础。可以说，没有这些传统古俗文化的规约与整合，那么侗族地区鬼斧神工、美仑美幻的鼓楼、风雨桥这样一些人文生态景观不可能很好地被创造和保存，也不可能出现侗族大歌这样一些民族艺术奇葩。侗族民众对生态的保护有目共睹，他们善于传播生态理念，每年一到春天和秋天，全寨民众聚集到村中的鼓楼，寨老等头人出面宣讲生态保护措施，要求全体人员在此期间封闭式管理环境与资源，这样慢慢就形成了一种习惯法。这是一种润物细无声地传播生态理念的教育模式，值得现代人效仿。

在当今社会中，生态文明的建设已经吹响了号角。但是很多人还是停留在表层认识，仅仅重视技术和物质，幻想通过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一劳永逸地解决生态危机。其实，人与环境互动产生的生态问题从根本上讲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心理模式问题。因此，人类需要好好反思自己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重新建构一种和谐共处的关系。侗族生活地区的古俗文化，是一种深入人心的精神文化。高度重视这种文化及其蕴含的生态理念和环保模式，发扬少数民族古俗文化重视环保的优良传统，从更深广的人类精神生活的层面来思考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办法，从而更好地发挥少数民族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可谓具有现实和长远的意义。

四、结语

侗族的古俗文化渗透着古老侗族社会文化的深刻内涵，体现了独具特色的生态伦理意识，蕴含着极其合理的生态大智慧。这种智慧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着侗族地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有效地促进了地区的生态保护。侗族人们生活的地方是一个人与环境关系和谐的人间乐园，这和侗族古俗文化中的生态意蕴和古朴的环保习俗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进行现代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时，应该认真挖掘和研究侗族古俗文化这份独特遗产，在此基础上取其精髓，为现代社会服务。当然，在现代化日益发展的今天，人类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转变。侗族的古俗文化也面临着挑战，如何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也成为我们亟待思考的问题。

篇3：文化变迁对原生态民歌的作用论文

文化变迁对原生态民歌的作用论文

一、引言

“文化人类学是关于文化的起源和演进的科学”,它“不仅研究原始文化、部落文化,也研究现代文化和城市文化”。随着现代社会学术研究向开放性、多元性发展,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越来越广泛地被运用到各个研究领域,音乐研究也不例外。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因而,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文化变迁对原生态民歌这一音乐形态的影响,管窥文化人类学对中国民间艺术研究的重要意义。

二、什么是文化变迁

“文化变迁是指或由于民族社会内部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因而引起一个民族文化的改变”。它是一切文化的永存现象,是人类文明的恒久因素。而且,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是密切相关的。“社会变迁通常指社会各方面现象的变化,更确切的说是指社会制度的结构或功能发生的改变”。文化变迁总是与之相随的,所以文化变迁也常常称作“社会文化变迁”。它可能由社会内部的变化引起,也可能由自然环境的变化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引起。“创新是文化变迁的基础”,它所包括的进化、发现和发明、传播或借用、涵化是文化变迁的主要途径。原生态民歌作为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的音乐形态,必然也会因文化变迁而引起生存及发展状况的变化。

三、原生态民歌的现状

原生态民歌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和劳动过程中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歌曲。它是以口头创作、口头传唱的方式存在于民间,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筛选、加工、提炼,随着岁月的流逝日趋完美的声乐形式。是一种以原生性为主、衍生性为辅的,以古朴的风格向人们呈现各式各样源于乡土的鲜活艺术形态。中国原生态民歌的种类非常丰富,主要有内蒙古的长短调牧歌,朝鲜族的抒情谣,陕北和山西的山曲、信天游,甘、青、宁地区的花儿,新疆的十二木卡姆,陕南、川北的姐妹歌、矛山歌,江浙一带的吴歌,赣、闽、粤交界地区的客家山歌,少数民族的多声部民歌以及其他民族的山歌等。[1]

原生态民歌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它的内容贯穿人生的各个阶段,涉及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了解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原生态民歌也是中华民族声乐创作的源泉;同时,它本身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其在“青歌赛”上的倍受瞩目就是有力的证明。然而,从目前的音乐现象来看,原生态民歌的现状并不乐观。随着社会的发展,碾米的石磙、笨重的水车、手划的渔船等渐渐从人们的生活中引退,与此相随的是劳动号子的逐渐弱化并消失;现代的恋人们已不再爬上山头、用对歌的方式来谈情说爱了,手机、电脑等现代化的工具使人们的联系更为便捷;日常生活中自娱自乐的小调也受到了流行歌曲的冲击,并渐渐被人们所冷落;节庆、歌会、及各种仪式中原生态的歌唱也越来越多地被现代化的音乐手段所代替,等等。从这些现象中,不难看出我国的原生态民歌处于没落的边缘,且有失传的危机。

四、文化变迁对原生态民歌生存的影响

原生态民歌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状况,有多方面的原因,如:“学院派”演唱标准对原生态民歌生存的压制,使得它难以得到专家的认同、社会的支持;原生态民歌本身与现代社会不协调的内容及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的流传和生存发展。除此之外,文化变迁对原生态民歌生存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甚至可以说是促使其没落、消亡的本质的、主要的原因。

我国原生态民歌主要是华夏农业文明的文化结晶,过去的农业社会的各种民俗生活是其赖以生存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以农业结构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受到了改革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全球化的力量的猛烈撞击,由自给性组织向商品性组织转化。与此相随的是文化的变迁。

首先,民俗文化的变迁导致原生态民歌逐渐失去生存的根基。在经济改革、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中,生产民俗文化首当其冲地发生变化。由于现代化生产秩序的建立,旧有的生产方式逐渐被摒弃,与之相依的原生态民歌所特有的组织和鼓舞劳动的功能随之消退,原生态民歌本身作为农业文明时期的文化产物也渐渐失去存在的价值。如:公路的修通、机动船的使用使曾经气吞山河的`船夫号子一去不复返了。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变,生活民俗文化发生巨变也是不可避免的。电视、电话、网络等现代化的产物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缩短了人们的距离,与此同时,同落后、艰苦的生活条件长期共存的民俗文化模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年轻恋人不再通过唱情歌来互诉衷肠使对歌的形式悄然消失;用流行音乐为节庆、婚礼助兴又使得传统的民俗仪式及与之相随的原生态民歌渐渐退出主流。正是民俗文化的变迁使原生态民歌的实用功能渐渐消退,并最终失去生存的根基。

其次,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使原生态民歌的传承者趋于萎缩。原生态民歌作为我国各民族人民在长期交流、互动中形成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在其特有的生态“土壤”中形成了自然传播的方式。这是一种没有技术媒介的介入,人与人之间口耳相传的一种面对面的、直接的传播方式。通常是年轻人向自己的长辈或当地的歌师、民间艺人学习,由这些人把他们知道的民歌传播给年轻人。在现代文化意识的支配下,农村的年轻一代——原生态民歌的传承者被五彩斑斓的消费文化所吸引,审美取向发生了转移。他们不再像上一辈的老人一样,将演唱原生态民歌视为传承祖辈荣誉的历史责任,而是沉醉在流行音乐之中,充分享受其带来的与单调、乏味的原生态民歌完全不同的新奇快感。我们不能责备年轻一代“败家”,是社会的转型、文化的变迁构筑了一个新的、不适于原生态民歌的文化语境,农村年轻一代新的选择是对历史发展的一种适应。

此外,文化变迁使现存的原生态民歌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近年来,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大潮中,原生态民歌因其所独有的文化韵味正在悄然复兴。但因文化氛围的不同,此民歌已非彼民歌。一方面,原生态民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实用性文化产物,更多的具有表演性、消费性,在日渐兴旺的旅游、商业演出中成为一种谋利的商品。

另一方面,由民间转向舞台,原生态民歌离开了与其唇齿相依的生态环境,其行为不再是自然的民俗事象,而是供人娱乐消费的谋生手段。这样,它便失去了特有的真实质朴与原汁原味。当然,这样的转型使濒临灭绝的原生态民歌有了一线生机,使祖先的这份文化遗产得以传承。但是,它毕竟是“流”而不是“源”,文化变迁对原生态民歌性质的改变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五、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的转型、文化的变迁是原生态民歌生存状态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我们还看到,同样的原因又使原生态民歌以别样的形式活跃在人们的生活当中。面对这样的情形,对于原生态民歌的传承与发展,我们似乎可以借用黄翔鹏先生的一句话“发展中的保存和博物馆式的‘本源’的保存应予并重而取双轨进行的路向”。

本文从文化变迁这一音乐本体以外的视角来研究原生态民歌,只是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个方面,但也足以看出它探寻到了原生态民歌这一音乐事项的发展的本质。由此可见,文化变迁及文化人类学对于中国民间艺术的研究具有解释现象、探寻根源、保护传承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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