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看词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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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经》看词的构成

篇1:从《诗经》看词的构成

从《诗经》看词的构成

古汉语词汇最显著的特点是以单音词为主,现代汉语则以双音词为主。《诗经》创造了成千上万个新的词语,丰富了汉语言文学的表达能力。这些新词的构成有凝固、紧缩、组合、倒叙、仿造、概括等多种方式。

词是表达概念的,是语言最基本的运用单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事物的涌现,就会有相应的词语来表现。新词或者另造,或者在旧词的基础上派生而成。古汉语词汇最显著的特点是以单音词为主,现代汉语则以双音词为主。

一、双音节词的形成与发展概述

汉语大部分的双音词是由同义词临时组合而来的。最初只是两个同义词的并列,还没有凝固成为一个整体,一个单词。这从两方面可以说明:一是最初某些同义词的组合没有固定的形式,几个同义词可以自由组合,也可以互换位置。例如“颠”和“倒”是同义词,在上古一般单用,但又可以互相组合。《诗经齐风东方未明》(下文凡属引用《诗经》里的篇章时,均省略《诗经》)中既有“倒之颠之,自公令之”“颠之倒之,自公召之”,又有“东方未明,颠倒衣裳”。后两句“颠”和“倒”虽然连在一起,但显然还是两个词。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定势》:“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句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颠”和“倒”组合得更紧密些。同时我们还看到,宋欧阳修《送荥阳魏主簿》诗:“子足未及阈,我衣惊倒颠。”这说明这两个同义词组合时,各自的独立性还很强,没有组成新的单一的词,还是有自由组合的情况。第二,古人对于这一类同义词,常常加以区别。例如“家室”很早就成为复音词,《周南桃夭》二章:“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毛传》:“家室,犹室家也。”但孔颖达《正义》:“《左传》曰:‘男有室,女有家。’室家,谓夫妇也。”朱熹《集传》:“室为夫妇所居,家谓一门之内。”那么今天,我们阅读古书的时候,应当把这些词当作复音词来理解,这样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概念。

王力认为现代汉语的双音词多由文言单音词发展而来,其发展途径有三:加、换、附。第一种情况是换了完全不同的词,例如“与”变成“参加”“师”变成“军队”;第二种情况是加上词尾词头,如“虎”变成“老虎”“杯”变成“杯子”“石”变成“石头”;第三种情况是利用两个同义词作为词素,构成一个复音词,例如“儿”和“子”是同义词,合起来成为复音词“儿子”。

二、《诗经》词汇特点简述

《诗经》词汇,以单音词占多,现代汉语词汇,以复音词占多。但古之单音词与今之双音词,并不是互不相关的两个系统,往往是拿一个老的核心词再加以一个近义词(或区别词)而构成的。以《周南》为例:

古单音词:河 洲 求 乐 汉 广 泳

今双音词:黄河 沙洲 追求 欢乐 汉水 宽广 游泳

《诗经》三百零五篇诗歌,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伦理、天文、地理、外交、风俗、文艺各个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诗经》记录的基本词汇,有很多一直延用到今天。如“天地日月星山川江河风雨草木”“人身手足口耳面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赤青黄绿蓝黑白”“美丑吉凶远近新旧贫富”“撷采伤悲喜乐哭泣有无生死”“淑女窈窕切磋琢磨饮食”“上下左右东西南北朝夕春夏秋冬”“虎豹狐狸鼠牛羊鱼雁鹿鹊鸡”“桃李桑梓杨柳麻黍麦稻粱”“钟鼓琴瑟衣服舟车”“父母兄弟子孙姊妹儿童伯叔”“邂逅、翱翔、逍遥、绸缪、颠倒、婆娑、语言、辗转、漂摇”。

三、《诗经》新词构成方式

《诗经》创造了成千上万个新的词语,丰富了汉语言文学的表达能力。在笔者看来,这些新词的构成有凝固、紧缩、组合、倒叙、仿造、概括等多种方式。

1.凝固。同一诗句中相近的两个字在长期应用中逐渐凝固成复音词,表示某一特定的意义。

有的原是联合词组。《周南关雎》:“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小雅常棣》:“妻子好合,如鼓琴瑟。”朱熹《集传》:“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丝属,乐之小者也。”“琴瑟”凝固为词,后比喻夫妇间感情和谐。宋苏轼《答求亲启》:“许敦兄弟之好,永结琴瑟之欢。”这样的复音词有很多,“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齐风东方未明》)中的“颠倒”一词;“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郑风野有蔓草》)中的“邂逅”一词;“河上乎逍遥”(《郑风清人》)中的“逍遥”一词。

有的原是偏正词组。《周南关雎》:“优哉游哉,辗转反侧。”《郑笺》:“卧而不周曰辗。”朱熹《集传》:“辗者辗之周,反者辗之过,侧者辗之留,皆卧不安席之意。”“辗转”凝固为词,意指翻来覆去的样子。

有的原是动宾词组。《大雅桑柔》:“惟彼忍心,是顾是复。”朱熹《集传》:“忍,残忍也。”“忍心”凝固为词,意指“狠心,昧着良心”。清李渔《奈何天闹封》:“边陲告急,司转运者,充耳不闻;赋役久逋,奉催征者,忍心不顾。”

有的原是谓语词组。《邶风柏舟》:“静言思之,不能奋飞。”《毛传》:“不能如鸟奋翼而飞去。”“奋飞”凝固为词,意指振翅飞翔,比喻人奋发有为。唐韩愈《赠崔立之评事》:“东、马、严、徐已奋飞,枚皋即召穷且忍。”

有的原是普通名词后借用为专有名词,如“小康”。《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郑笺》:“康,安也。今周民罢劳矣,王几可以小安之乎?” 唐白居易《老病相仍以诗自解》:“昨因风发甘长往,今遇阳和又小康。”“小康”今指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特定时期所要求达到的目标。

这类词语由于使用的普遍性,现在理解起来并不是那么难,但如果我们了解了它的出处,将更加有利于我们正确地应用它。   2.紧缩。同一诗句里的.字并不相连接,后世紧缩成一个词,表示一个完整的意思,有的词义、词性与原单音词相同,有的不同。

结构上有联合式。《邶风柏舟》:“微我无酒,以敖以游。”陆德明《释文》:“敖,本亦作遨。”《毛传》:“敖,游也。”马瑞辰《通释》:“《尔雅》:‘敖,意舒也。’凡人乐则意舒,是知敖有乐意。”“敖游”紧缩成词,意为“游乐”。《庄子列御寇》:“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毛传》:“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尔雅释器》:“骨谓之切,象谓之磋,玉谓之琢,石谓之磨。”闻一多《风诗类钞》:“切、磋、琢,都是磨光的意思。”“切磋”与“琢磨”均紧缩成词,“切磋”表示加工骨器,“琢磨”表示加工玉器。如清汪懋麟《唐官屯阻雨舟中寄怀》诗:“惜阴在分寸,攻石须切磋。

有偏正式。《召男江有汜》“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不我以,其后也悔。”“后悔”紧缩为词,意指事后懊悔。《史记张仪列传》:“怀王后悔,赦张仪,厚礼之如故。”《邶风绿衣》:“兮,凄其以风。”《毛传》:“凄,寒风也。”孔颖达《正义》:“凄,寒凉之名也。”“凄风”紧缩为词,表示寒风。如唐柳宗元《笼鹰词》:“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

有支配式。《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瓦,纺锤,古代妇女纺织所用,后因称生女曰“弄瓦”;“载弄之璋”意指所生男子成长后为王侯,执圭璧,后因称生男为“弄璋”。

3.组合。就是不同诗句中的字组合成复音词。绝大多数是联合式。

有不同两句中的两个字组合成词的。自古以来以“飞燕”入诗的名句不胜其数,最早应见于《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如南朝江淹《杂体诗效李陵<从军>》:“袖中有短书,愿寄双飞燕。”唐李白《清平调》词:“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后以“夭桃”称艳丽的桃花。如宋曾巩《南湖行》之二:“蒲芽荇蔓自相依,踯躅夭桃开满枝。”《大雅民》:“天生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组合成“天则”一词,谓天地间凡事物皆有其法则、规律。如唐杨炯《浑天赋》:“俯察人事,仰观天则。”

有不同章中的两个字组合成词的。《邶风终风》二章:“终风且霾,惠然肯来。”三章:“终风且耍不日有恕!薄睹传》:“霾,雨土也。阴而风曰恕! 宋张载《正蒙参两》:“(阴阳)和而散,则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则为戾气、琐病!薄琐病弊楹铣纱剩指天气阴晦、昏暗。如宋苏辙《遗老斋绝句》之九:“昔我过嵩麓,云移见诸o;,想象琐仓小!

4.倒序。《诗经》中已有某个词,颠倒它的词素,就构成新词。意思大抵与原词近似。

《大雅生民》:“后稷肇祀,庶无罪悔。”《郑笺》:“无有罪过也。”王引之《经义述闻毛诗下》:“家大人曰:‘悔与罪义相近。’”倒序为“悔罪”,意为悔恨自己的罪过。唐欧阳詹《南涧寺上方石像诗》:“可以礼足而悔罪,寄影以安乐。”《邶风谷风》:“宴尔新婚,如兄如弟。”倒序为“新婚燕(宴)尔”,陆德明《释文》:“宴尔,本又作燕。”如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良友乍逢及新婚宴尔之人,必不信矣。

5.仿造。仿照《诗经》原词的结构,改变其中的某一词素以造成新词。

如“笑敖”谓戏谑不敬。《邶风终风》:“谑浪笑敖,中心是悼。”《毛传》:“谑浪笑敖,戏谑也。”仿造“笑傲”一词,指戏谑不敬。如宋苏辙《次韵孙户曹朴柳湖》:“犹有曲湖容笑傲,谁言与物苦参差。”《邶风燕燕》:“瞻泪弗及,泣涕如雨。”眼泪像雨一样,形容极度悲伤,仿造“泪如雨下”“泣下如雨”。如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封三娘》:“十一娘困述病源,封泣下如雨。” 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卷八:“眼__看着他人去了,自己不能奋飞,万箭攒心,不觉泪如雨下。”

6.概括。概括诗意,并在《诗经》原有的意义上生出比喻义,最具代表性的要数成语。

《国风召南》:“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概括为成语“鸠占鹊巢”,意指斑鸠不会做窠,常强占喜鹊的窠,后比喻强占别人的住处或占据别人的位置。如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四》:“又刘景南尝僦一寓,迁入之夕,大为狐扰。景南诃之曰:‘我自出钱租宅,汝何得鸠占鹊巢?’”《大雅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后以“投桃报李”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如清程麟《此中人语死秃》:“上海冯观察处书记某,与寺院某僧相善,投桃报李,不啻忘形。”《大雅荡之什》:“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孔颖达《正义》:“既能明晓善恶,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择安去危,而保全其身,不有祸败。”概括为“明哲保身”,原指明智的人不参与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的事,后多指生怕有损于自己,回避原则斗争的处世态度。唐白居易《杜佑致仕制》:“尽悴事君,明哲保身,进退始终,不失其道。”宋欧阳修《晏元献公挽辞》之三:“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豳风鸱号》:“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天还没有下雨,先把门窗绑牢,概括出成语“未雨绸缪”。后以“未雨绸缪”喻事先做好预防、准备工作。廖承志《致蒋经国先生信》:“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

四、结语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从汉代起,儒家学者把《诗》当作经典,尊称为《诗经》,列入“五经”之中,它原来的文学性质就变成了同政治、道德等密切相连的教化人的教科书,但它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诗教”的范围。包含于大量各具特色、富含韵味的词汇,是《诗经》语言上的一大特色,故孔子说学《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诗经》的广泛传播,增强了某些词语的活力,丰富了词汇的文化内涵。据不完全统计,《诗经》衍生出了上千个新的复音词和500多条成语。这些新的复音词和成语,有多种多样的构成方式。它们的使用适用范围有宽有窄,有的至今还有着顽强的生命力,鲜活地保留在现代汉语词汇中。《诗经》对汉语词汇的影响可以说是经久不息。

篇2:从文化史角度看《诗经》

从文化史角度看《诗经》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

随着古今对于《诗经》认识的变化,《诗经》学术史的建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战国时代直到清末的两千多年,《诗经》一直被奉为神圣的经典,关于它的学术史也被纳入经学史,成为经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四”以后,对于以《序》、《传》为代表的传统《诗经》学展开了猛烈批判,并认定《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这一定位的根本要点是彻底否定其经学身份而突出强调其文学特质,受这一观点的支配和影响,20世纪出版的几部《诗经》学术史的构成框架基本上是以《诗经》的文学研究为中心而辅以其他有关学科的研究的模式。

最近出版的刘毓庆、郭万金的《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以下简称“史论”)在《诗经》学术史研究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创新精神,并取得了突出成绩。

“史论”的创新起于对研究对象的界定。“《诗经》既是“诗”,也是“经”:“诗”是她的基质,属于传递先民心灵信息的文学;“经”是她的文化角色,是体现封建文化正统的精神武器。“一部《诗经》学史,其价值并不在于对古老的‘抒怀诗集’的诠释,而在于她是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史……”结合全书的论述可以知道,这里的“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除了作为历代统治思想的封建意识形态之外,更有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精神,亦即全民族的最基本的精神品质。《诗经》作为民族精神文化的元典,其意义和价值,除了“要为社会的永恒稳定构建和完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之外,还表现在建构民族文化精神,也就是塑造中华民族的灵魂和人格上。从这样的思想高度出发建构《诗经》学术史,不但超越了宣扬先王教化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古代经学史,而且也不同于以文学研究为中心辅以其他有关学科研究的《诗经》学术史,而呈现出一副全新的面貌。

作者从新的视角和思想高度出发,对学术史上的很多问题都做了新的阐释。例如,从华夏文化承传的意义上审视孔子编《诗》,认为《诗》的编定是奠基这个“经典体系”与“文化学统”最重要的一步工程,标志着它们的正式确立。又如,对于《诗序》的以“美刺”为核心的诗歌评价体系,以前的学术史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对于将诗歌作品政治化和穿凿附会,主观臆断的解释予以彻底的否定,但“史论”从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这是倡导文艺对政治的干预,是“诗人自觉地以诗为武器,对不良行为和风气进行批评、对美好事物进行颂扬”,并把它作为儒家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予以肯定。

解诗视角由文学转向文化,极大地开拓了学术史研究的视野,作者注意到学术史发展与时代政治、思想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特别是诗学观念和解诗重点变化的时代政治思想原因。例如,为了适应汉武帝“独尊儒术”和“大一统”的政治需要,汉儒对《诗经》的解释,特别注意“与当代政治及社会人生之间的意义联系”,由单纯的“经义”疏解和阐释发展到把诗义作为行为准则落实于现实生活中,正是这种“明经致用”直接导致了从“经学”到“经术”的演变。《诗经》学术史上的这一重要变化,从社会政治思想发展的角度看,“使经典研究与政治方略的.炮制融为一体,为两千多年儒学思想的与时推移起到了典范性作用”;而从道德精神发展的角度看,则是缩短了经典与当代人生的距离,发挥着精神导向的积极作用。

作者认为,“为了引导现实政治与人生”,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古代的经学家对《诗经》作的是“适合时代需要的阐述和理解”,是《诗》的“现代性”诠释。由于这种“现代性”诠释是文献精神与现实的结合,具有鲜明的现实性,所以才能够承载政治思想的与时推移和道德精神的塑造承传的历史重任。

拓展:

《诗经》简介

1.《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作品305篇。《诗经》本名《诗》或《诗三百》。后世儒家学者把它尊为经典,故称《诗经》。

2.《诗经》按音乐性质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

“风”是民谣、土乐,有十五国风,106篇,大多数为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具有浓厚的民歌特色;

“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根据音节、律吕分为大雅、小雅,共105篇,多为贵族、士大夫所作;

“颂”多采用庙堂祭祀舞曲,有商颂、周颂、鲁颂,共40篇。

3.《诗经》的艺术手法,前人曾概括为赋、比、兴。据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一书中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就是说,赋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描写;比就是比喻;兴是先借用别的事物或所见的眼前之景起头,然后引出要歌咏的人或事。赋、比、兴是前人对《诗经》艺术手法的总结,其实《诗经》的艺术手法远不止这三方面。

4.《诗经》以四言为主,节奏简约明快;常用重章叠句,情致回环往复;根据不同内容的需要,灵活地运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写景抒情极富艺术感染力。语言质朴优美,韵律和谐悦耳。

5.《蒹葭》选自《诗经》里的《秦风》,是十首秦风中的第四首。秦,国名,其地即今天陕西、甘肃部分地区。

篇3:从《诗经·国风》看古人性观念

从《诗经·国风》看古人性观念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主要反映的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约五百年间周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现实主义的,因此很多学者把它作为研究周朝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民俗风情等方面的重要史料。

《诗经》共305篇,依《风》、《雅》、《颂》分类编排。《风》即“十五国风”,共160篇。《雅》分《小雅》、《大雅》,《小雅》74篇,《大雅》31篇,共105篇。《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对于“风”、解释,现在大都认为,“风”指音乐曲调[1],《国风》即诸侯所辖地域乐曲,换言之就是地方民歌。“雅”即“正”。“雅乐”即“正声”、“正乐”,是宫廷贵族享乐用的标准音乐。“颂”是用于朝廷、宗庙祭神祀祖的乐歌。

《诗经》原名《诗》,最早在汉文帝的时候被尊为经,是最早被中国古代统治者尊奉为经的一部儒家典籍。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论语·阳货》记载: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诗经》本是文学作品,但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几乎从未把它当做文学作品对待过。自从汉代把《诗经》尊奉为经以后,这部儒家典籍便成了钦定的政治伦理教科书。西汉统治者还挑选研究五经的知名学者立为博士官,让他们招收弟子进行教授。在初唐,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统治,解决自汉以来的关于经学内部的纷争,下令组织学者订正五经文字,撰成《五经定本》,又据《定本》撰成《五经正义》,统一各家经说。其中,《毛诗正义》是关于《诗经》的正义,统治者把它的经文、训诂和疏解规定为统一标准,不能有所出入,一字一义皆不可变更,从此停止了《诗经》的自由研究。[2]《毛诗正义》还被唐朝廷颁行全国,成为学童、士人和官吏人人诵读学习的标准读本。而后世,《诗经》的研究发展,亦皆受到统治阶层的控制影响,为当时的政治统治和政治斗争服务。

如此一来,《诗经》原本所描述和表达的情景、感情,便被曲解甚至是抹杀。那么,《诗经》也不该被称为“现实主义”,更不能成为研究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史料!

从古至今,爱情一直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周礼》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告子》曰:“食、色,性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述到人类的两大文化,简称为产、食文化。即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即繁衍)和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这与我国古人所说的食、色文化是一致的。其中,又以繁衍后代为第一位,食文化是为产文化服务的,因此,称爱情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

顾颉刚在《史迹俗辨·诗歌的出发点是性爱》中提到:“一切诗歌的出发点是性爱。这是天地间的正气,宝爱之暇,何所用其惭作。所以中国第一部乐诗集——《诗经》——里包含的情诗很多,作者老实地歌唱,编者老实地收录,他们只觉得这是人类应有的情感,而这些诗是忠于情感的产品。”闻一多在《诗经的性欲观》中这样说:“用研究性欲的`方法研究《诗经》,自然最能了解《诗经》的真相。其实也用不着十分研究,你打开《诗经》来,只要你开诚公布读去,他就在那里。自古以来苦的是开诚公布的人太少,所以总不能读到那真正的《诗经》。”

诗三百,精华在《国风》,尤其是其中的婚恋诗。因此,本文选取了《诗经·国风》中的部分的诗歌进行研读。一来是因为《国风》为地方民歌,而性爱一直是民歌的主旋律;其次,笔者认为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早期的政治、艺术、宗教等各方面都产生都受到了性的影响。

因此,如何正确解读《诗经》,如闻一多先生说的“开诚公布”的去读《诗经》,是一个很重要而艰巨的事情。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意思是说《诗经》里的每一首诗,它的思想都是正确的。可是事实真的如孔子所说的“思无邪”吗?

闻一多在《诗经的性欲观》中这样写道:“清人江永、崔适大概看着国风淫得太不成话,于是根本的怀疑孔子未曾删《诗》,江氏说“孔子未尝删《诗》,《诗》亦自有淫声”;崔氏说:“孔子曰:‘郑声淫’,是郑多淫诗也”。前辈读《诗》,总还免不掉那传统的习气,曲解的地方定然很多,却已经觉得《诗经》云淫是不可讳言的了。现在我们用完全赤裸的眼光来查验《诗经》,结果简直可以说‘好色而淫’,淫的厉害!”

当然,诚如闻一多所说“讲《诗经》淫,并不是骂《诗经》”。相反,于我看来,《诗经》并不“淫”,相反有一种纯真的,朴素的美。很多人认为《诗经》“淫”,一是在于《诗经》的作者和读者所处的年代相去甚远,所处的社会环境,知识结构等都有相当大的差别。二是很多人读《诗经》,是把它当做儒家经典来读,按孔子说的“思无邪”来理解,这时倘若突然告诉说是“性交”,当然觉得“淫”了。再者,绝大部分人读《诗经》,只是读《诗经》,并不会深入地去了解《诗经》创作的社会背景,对于民俗、宗教方面的知识知之甚少,特别是其中涉及到的“性”知识,更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不了解,又何尝来的正确理解!于是,便是“淫”了。

孔子在评价诗(尤指《诗经》)的社会作用时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中对于“观”的解释,郑玄认为是“观风俗之盛衰”,朱熹解释为“考见得失”。[3]总之,都是说可以通过诗歌了解社会生活等。也就是说,诗歌的欣赏活动是一种认识活动。那么,我们读《诗经》,关键不在于是否“淫”,而在于为何“淫”,如何“淫”。

在《诗经-情诗正解》一书中,作者“根据闻一多先生的教诲,从三百篇中读得婚姻、恋爱等男女两性之诗约137首之多,将近《诗经》全书的一半了。”笔者数了下,书中137首诗中有123首来自《国风》,将近占了《国风》全部诗歌的76%之多,也难怪说“一切诗歌的出发点是性爱”了。

篇4:从《诗经》看古代婚姻风俗

从《诗经》看古代婚姻风俗

摘要:《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者称诗三百,共305篇,全书主要收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作品。《诗经》的内容包括农事,怨刺,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等等。《诗经》可以说是一轴巨幅画卷,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世态人情,民族风俗都有鲜明的形象。我国古代的婚姻状况在《诗经》的内容中得到了较全面的反应,主要从婚姻的道德观念,爱情的培养过程和最终的形式,古代婚姻风俗的利和弊以及对现世的影响来体现这些内容。

关键词:《诗经》、婚姻风俗、爱情

时代不同,社会风俗不同,婚姻状况也有所不同。今天的婚姻状况和古代的婚姻状况固然有着历史的必然联系。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没有静止的江水。因此,时代的变迁,社会条件的变化,同一历史现象的今天和昨天决不是同一个面貌。我们对于昨天的研究,也是为了发展的今天。

一、婚姻的道德观念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直是我国封建社会不可违逆的定格。在封建社会里,婚姻都是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否则就会被视为叛逆的行为,为社会所不齿。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不是封建统治者所创造的,在《诗经》中这一现象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记载。“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这就反映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重要。

在古代,无论是国君,贵族宗室还是平民百姓,违反了这一规定,都是要受到谴责的.。如齐襄公的妹妹文姜本来已经嫁给了鲁恒公为妻,但是她又返回齐国,并且和她的兄长通奸。《载驱》篇中对文姜的迫切返齐之心更是进行了绝妙的讽刺。“鲁道有荡,齐子发夕;鲁道有荡,齐子岂弟”,意思是你看为了及早兄长相会,文姜天没亮就出发了。“鲁道有荡,齐子翱翔”——在那鲁国的平坦大道上,文姜简直像只自由的鸟在振翅飞翔;“鲁道有荡,齐子遨游”,就是说文姜像一条鱼一样肆意游逛。

除了《载驱》这一篇,还有《陈风·株林》是讽刺陈灵公的。《株林》是讽刺陈灵公淫于夏姬的诗歌。夏姬是陈国大夫夏御叔的妻子,生了个儿子叫夏南。陈灵公与夏姬私通,为了掩饰其私通的丑行,就经常找借口去找夏南。“胡为乎适株林?从夏南“,以设问的形式问陈灵公为什么要去株林。”“匪从株林,从夏南”,这句话就说明了陈灵公去株林的真正目的,不是找夏南,而是找夏南的妈妈鬼混。除了国君或者贵族宗室之外,,平民百姓违反了也要同样受到谴责。《卫风·氓》中就是对“二三其德:的负心男子的谴责,而这个负心男子只是一般的男子。

二、婚姻的“马拉松”长跑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爱情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婚姻吧。但在未成婚之前,爱情是需要培养感情的。古代谈恋爱的方式有:自由恋爱和他人作合。而自由恋爱又可以通过约会、出游、会舞等渠道来实现。他人作合主要是指的就是“媒妁之言”

《邶风·静女》就是写了一位朴实的青年赴女方幽会时候的焦虑不安和见面后的喜悦。《静女》全诗分为三个诗节。第一节写赴约,没有马上见到心上人的焦虑心情‘第二节写的是见面后的喜悦’第三节抒写了因人爱物的恋情。

《郑风·溱hui》是一篇写男女出游的诗篇。全诗写了上已佳节青年男女约伴春游、彼此相招,表现了他们性格热情、开朗、大方,精神面貌自由自在的诗篇。

《陈风·东门之枌》则是写青年男女通过歌舞会来寻找情人的诗篇。“子仲之子,婆娑其下”,“不绩其麻,市也婆娑”,“榖旦于逝……”都是写欢乐的歌舞会的精彩描写。

古代成婚的方式有私合、正娶、强占。

私合就是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大雅·生民》反映的就是这样的情况。后稷是怎样诞生的呢?是因为他母亲姜嫄年轻的时候私合于郊外。周人说姜嫄“克禋克祀”,感动上天,“履帝武敏”,就生下了后稷。在这里,一方面为了表现周始祖的神圣而把他的诞生神化;但另一个方面是因为姜嫄私合于谁都不知道,而后世的周人有了耻辱感之后,不愿意把他们祖先的私合之事说出来,因而编织了一个如此的神圣的神话。

正娶就是明媒正娶。若是贵族女子出嫁,就会写到其夸张、庄严和奢华。“何彼秾矣?唐隶之华?……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这些语句都是写周平王的孙女出嫁时候的豪华奢侈。

正娶除了有骄奢的排场,还有繁琐的礼节。“六礼”是我国古代“明媒正娶”的必经程序。

婚礼有六,即所谓的六礼:

一曰纳彩,亦曰下达,即以言辞下通于女氏;

二曰问名,即问女之姓氏;

三曰纳吉,即卜之于庙,得吉以告女氏。纳吉不仅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依据,而且也把“天神之光”作为依据。

四曰纳币。纳币是中国婚姻习俗中最重要,也是最具特色的一环。因此,中国的婚姻也被称为买办婚姻。

五曰请期,即选择良辰吉日;

六曰迎亲,举行娶亲结合仪式。“六里”之中,迎亲最为重要,也最为热烈隆重。

强占就是用强力手段非法予以占有。《新台》是一首揭露卫宣公劫夺儿媳的讽刺诗。年轻的姑娘本来想要嫁给年轻的小伙子,但是却嫁了个老驼背,癞蛤蟆。

三、古代婚姻的利弊

任何事物都是有其两面性。古代的婚姻也是一样。一方面,古代的婚姻维护了统治者的统治,但是也有很多的弊处。

(一、)大量弃妇的出现

由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古代的婚姻夫妻之间没有太多的感情基础,只是义务性地结婚生子,而且从原始社会的群婚制度到封建生活的一夫一妻制,在一定的程度上只是要妇一夫,并没有要求夫一妇,因此男性过着多妻的生活,这也导致了弃妇的出现。此外,母权制度的颠覆,使女性的地位一落千丈,成为贱奴,成为男性淫欲的工具,生孩子的工具。女性的权利得不到维护,尊严得不到尊重。

(二、)青年婚姻的身不由己

由于受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信条的制约,古代很多有情有义的青年都不能总集选择自己的婚姻,而是要接受父母兄弟的安排。他们的婚姻只是父母意志的体现,而不是自己意志的体现。《郑风·将仲子》中的女人公,日夜想念自己的情郎,但又怕情郎来看自己被发现,那样的话就要受到爹娘兄长的骂,巷谈街知。“人言可畏”,不知扼杀了多少追求爱情自由的情侣。而青年婚姻的身不由己,又不知道造成了多少像梁山伯和祝英台一样的悲剧爱情。

三、对现世的影响

世界各民族都把缔结婚姻看做人生大事,所以,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部落都有其婚姻的形式。我国古代的婚姻有“六礼“的约束,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约束,现代也有现代的形式风俗。但是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仪之邦”。因此,古代的一些婚姻风俗还是流传下来了。如父母之言,媒妁之命的习俗,直到现在还有“天下无媒不成亲”的习俗。

参考文献:

(1、)《诗经`国风》译注,邓荃译注,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2、)《诗经研究反思》,赵沛霖编著,天津教育出版社。

篇5:从颜色词看英汉文化差异

从颜色词看英汉文化差异

由于英汉两种语言与文化背景的差异,颜色词在两种语言中的表达也大相径庭.本文从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生活环境和感情色彩等方面简述了英汉语言中颜色词的.文化差异,并对其差异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对英汉两种语言的习惯表达方式予以归纳总结.

作 者:高桂莲 李岩青 GAO Gui-lian LI Yan-qing  作者单位: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刊 名: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SECOND NOR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2) 分类号:H313 关键词:英语   汉语   颜色词   文化差异  

篇6:从移植词看当代中国哲学

从移植词看当代中国哲学

现代汉语中有很多词,它是汉语里原有的词,但用它来翻译某个外文词后,我们逐渐不再在它原有的意义上使用它们,而主要在它用来对译的外文词的意义上使用它,这些词原有的.意义反而被掩盖了.例如革命、经济、经验、社会、民主、专制、事实、理论、作用.这样的词加上近代专门为了翻译外语词新造出来的词,我统称为“移植词”.在理论的场合,大部分现代汉语语汇都是移植词.本文旨在引起人们注意移植词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可能影响.

作 者:陈嘉映 CHEN Jia-ying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200062 刊 名: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SECTION) 年,卷(期):2005 16(4) 分类号:H313.5 B2 关键词:移植词   理论   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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