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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文化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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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文化的表现

篇1：圈子文化的表现

所谓“自组织”，是与被一个权力主体指定成立并赋予任务的“他组织”相对而言的，在管理学中通常指 “网络”，社会学中则常常是指 “社区”或“社群”。

人际关系会带来信任，信任的存在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以信任关系为基础的自组织治理模式则是良善治理不可或缺的一环。简言之，中国人的圈子文化可以为恶，使公共权力私人化，也可以为善，形成很多自组织团体表现在组织内会是最有活力、战斗力与创意的团队，表现在社会上则是现代复杂社会中的公民团体，如职业、行业协会、慈善团体、社区组织、各类兴趣俱乐部等等，可以其内部的社群规范与伦理建构出自治的良好秩序。如何扬其恶而发其善?古老的中庸之道其实正提供了我们需要的智慧。

中庸的第一条就是“放”，运用于现代自组织治理模式，就是给予社群一定的发展空间，借以形成社群伦理，靠社群内部的相互监督形成自律的风气。找到合适的方法开放自组织，也可以让多元的声音找到一个合理的表达渠道，找到合法、公开的利益代言人，形成一定的公开发言权，相互竞争又相互融合，而不是抱团暗斗，夺权谋私。这样，通过合法的、公开的团体，将圈子文化引向一个健康的发展轨道，让公共权力回归到本来的轨道，最终实现良性的治理。

中庸的第二条是“诚”，中庸之道从天下至诚开始，只有真诚才能建立愿景、价值观和团体文化。如此，自组织的圈子成员才有行为的规范与行动的方向，可以自治，自定目标、自选工作，正面发挥圈子的功能，而不会没有底线地抱团循私。

中庸的第三条原则是“以身作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有从领导开始上下一致守法、上下一致守礼，愿景、价值观和文化才会真正深入人心，法制与规范才会得到大家的共同尊重与遵守。

中庸的第四条原则是“动态平衡”，即要寻求治理模式在动态中的平衡。自上而下的层级控制要有节度，自下而上的自组织也要有节度，在层级治理和自组织治理之间把握一个平衡点。作为圈子核心人物的领导者也要保持好圈内与圈外的平衡。一个小团体的核心人物，可能也是一个更大的网络的核心人物，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只考虑小圈子里面人的权利，而应该把均分的原则运用到更大的层面上去，随时动态平衡情感性与工具性动机，平衡人情法则与均分法则，平衡圈内与圈外利益，时而三七分、时而五五分、时而**分，总之要在底线之上动态调整。

《尚书大禹谟》中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相信放开自组织之门，强化社群精神，建立社群规范，并掌握层级与自组织之间的动态平衡，我们的圈子文化就不仅不会造成权力的异化，反而会成为国家和社会良性治理的助力。

对于“圈子文化”，中央的态度非常鲜明。“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我们共产党人决不能搞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之道!”听听习近平总书记斩钉截铁的话语，净化政治生态就必须破除“圈子文化”，共产党与山头主义势不两立!

其实，正常的人情交往未尝不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也是社会人的基本诉求。然而，以暗中勾结为手段，以私人利益为目的，不仅让正常交往变了质，也让党风政风变了味。官官相护的逻辑之下，任人唯亲、近亲繁殖、带病提拔势必蔚然成风;官商勾结的规则之下，损公肥私、中饱私囊、寻租腐败定然禁而难绝;山头主义的庇护之下，党同伐异、相互倾轧、朋党恶斗也将潜滋暗长。为了小圈子利益而出卖公共利益，这正是“圈子文化”的危害所在。

在圈子中寻求政治庇护、利益同盟与合作伙伴，有事可以共担风险，无事可以谋取利益，这种合纵连横、攻守同盟之术，恰是很多官员深藏心底的“官场秘籍”。然而，宋代欧阳修造就说过，“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这样的酒肉朋友、场上哥们，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同享富贵易、共当困苦难。“圈子文化”污染政治生态、败坏社会风气，更会充当贪污腐败的触媒。刘志军与丁书苗，还有罩着神秘色彩的所谓“石油帮”，哪一个最后得以善终?苦心经营小圈子，到头来养虎自噬，这是一种反讽，更是一种警醒。

在中国历史上，“朋党”兴起往往是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标志，唐朝晚期牛僧孺与李德裕的“牛李党争”，更是加速唐朝衰落的触媒。以古鉴今，为了正本清源、釜底抽薪，应该拿出雷霆手段，向任何形式的“圈子文化”说不!

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圈子”就是“社群”、“部落”、“团体”;从个人经验来说，“圈子”就是由志向、趣味、年龄甚至居住地点都比较相近的人自动形成的团体，这些团体常常会以饭局的形式展现在别人面前。圈子是在成功意识的支配下形成的，只要个体不在圈子里使坏，圈子就不会把个体排斥在外。但是，并非所有的圈子都能走向成功，因此，“选择圈子”比“进入圈子”更重要。圈子不能太大，太大了发言的机会就少。还有，一个圈子当中不能没有掌握话语权力的人物，但这样的人物也不能太多，否则一个圈子就会分化为多个圈子，导致个体在决定投奔哪个圈子时左右为难。

圈子自古就有，只不过在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中国社会处在一个特殊的封闭期，政治化状态取代一切，所以圈子就给淹没了。圈子在80年代后活跃起来，反映了非正式组织群体的多样化。任何一种特征，比如职业、品味、特长、个性、收入甚至年龄、性别，都可以组成为不同的圈子，以保持自身的一种生活方式。人们不断地组成圈子，也不断地选择着圈子，营造适合自己的圈子，在圈子里寻找寄托。

圈子的增多与细化，跟社会本身的开放度和容忍度有关。现在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各种吧，就是为各种圈子的生存需要提供一个公共的领域，这使得圈子与圈子之间至少在空间上避免了冲突。一个人可能同时存在几个圈子之中，圈子的多寡，反映出一个人人格面向的多寡。一般说来，一个人的社会适应能力越强，所涉足的圈子就越多。圈子也是一种社会资源，人们通常会通过自己的圈子里够得上的资源，再去寻找够不上的资源。然而，这并不就是说一个人所涉足的圈子就是越多越好，因为圈子的维持也需要你的付出，包括信息、金钱、时间、精力等。过多的圈子就像一张无形的网。为圈子而圈子，就好像一个头绪太多的网结，身心都处在一种五马分尸的状态。

要说社会上的圈子，建国前四川的袍哥、码头就是圈子。建国后，当局三令五申“不要拉小圈子”。当时“圈子”是贬义词，是拉帮结派的代称。现在的“圈子”是中性词，是港台文化渗入的时髦话。文化界叫文化圈，演艺界叫演艺圈。旧社会的圈子有行规帮规，现在的圈子也有约定俗成，游戏规则。圈子之内、圈子之间，因人际关系而结合，是社交利益的好渠道。有人精于此道，乐于此圈。

战国百家争鸣，魏晋建安七子，盛唐饮中八仙，清初扬州八怪，还有散文体裁的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都是流派文化，但习惯上不称“圈子”。五四以后的创造社、文学研究会、语丝派、新月派、太阳社、沉钟社……有的“为人生而艺术”，有的“为艺术而艺术”，有的走上十字街头，有的钻入象牙之塔。尽管各行其道，但也称为“圈子”。80年代思想解放，有文艺复兴之兆。改革派与守旧派有阵线之分，但也不像现在的“圈子”。世纪之交中国文艺的圈子现象是个怪胎，是一场混战。除个别例子，大多数是无谓纠纷，小是小非，胡搅蛮缠。改革开放初期文坛论争是黄钟大吕，现在文坛吵架是瓦釜雷鸣。庸才骂人是时尚，不遭人骂是庸才。所谓“圈子文化”，弄得好是流派，弄得不好是宗派，极而言之成帮派。

“圈子”是交朋友的一种范围和形式。有一本儿书上说人的时间、精力都有限，一辈子能维持的朋友不超过几十个，圈子就是维持。

“圈”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一伙人为了混口饭吃而蜷缩在一起。以下提到的圈都应该念“juan”。

自有人群就有圈子，赵传有歌叫“找个帮来混”，江湖是人，人就是江湖，脆弱的人们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而形成一个个的圈子。

如今分得细而又细的文化圈、娱记圈等等，从功能上看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圈娱乐圈。有着相似的生存状态的人群聚成一个圈自娱且娱人，每个圈中人都成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合起来成为一种狭隘的社会群体。

这个群体有着自己的话语系统，即所谓黑语，也有一些不成立的行规。他们的存在对圈外人就是一种排斥。要想入圈，则必须“洗心革面”，所以大凡进入圈子的人都开始说谎。理想作为生活目标是一种很完美的形式，而一旦成为了生活方式，就会很糟糕。因为追求理想而入圈，并靠这种理想为生，就无异于进入了一种体制。

真正从事创作工作的人，应该努力维护个人的自由。而我对自由的理解就是快乐、简单，一旦入了圈，就没有了开放的空间，说话也变得口不对心，不由自主地会为着利益而改变很多，这便开始了不自由的生活。

早在解放前就有行业性的非组织机构被称为圈子，这种圈子里大都是艺人。80年代后期，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单位”的意识渐渐淡化，一批脱离了“单位”、“集体”的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组织了一个个松散的行业性的组织机构。这种机构起先是在娱乐界，慢慢的一些自由作家、撰稿人等也渐次形成了类似的圈子。

这些圈子有它约定俗成的行规，有一两个资历、才干过人的灵魂人物，但圈子内部很不规范，像一个小社会，只不过不具备一个社会应有的秩序。

个人终归是渺小的、自卑的，需要从整体中获取支持和帮助以求强大。人们不断组成一个又一个越来越专业、越来越细化的圈子。仅就文学圈里就可以从写作风格、写作方式、写作取向上分出几个大圈子;作家圈也会因为年龄、经历、性别而站出许多不同的队伍。

如今市场与圈子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圈子因为市场的需要而存在、发展;市场也会以圈中所提供的“权威”信息为标准找寻自身的需求。

圈子的地位也挺尴尬。民间的圈子因为兴趣、感情的因素自然形成，圈中人互相影响、刺激，共同提高，这样的圈子对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良好的、积极的作用。而受权力、利益驱使而形成的圈子，承载着很浓的码头意识、官办风气，使圈子的整个发展受到限制。

文学圈中举行的评奖活动，因为某些利益的干预，在用稿取向上就排斥了一批不属于他们圈中的人，这不但造成了他们圈中的自我封闭，也导致了一些真正优秀但非圈内作家对评奖的排斥。

圈子，用主流语言说就是“界”，比如文学界、新闻界、政界。只不过，这些界是有组织地形成的，而圈子则是自发形成的。

一个人如果自觉地把自己归于某一圈子，实际上就等于自我禁锢。而一个人要想活得更加充实、涉猎范围更加广泛，就必须打破圈子，实现跨界别行动。

人们总觉得圈子有多么神秘，跨界别行动有多么困难。其实，除了政治这个圈比较行规森严一点，往往是出来容易进去难，但是其他圈子，主要是看个人能动性。你想发展自己，你有这个能力，那就行动吧。除了你自己，别的没什么障碍。

人不一定非要在圈子里获得资源。

相比西方一些国家，中国的圈子还比较狭窄，它处于边缘地位、主流文化之外。而西方国家的“圈子”有些已成为主流文化，有的也与主流文化有着“大众媒体”这一可沟通的工具。中国的媒体基本上是官方“喉舌”，它不会过多地关注圈子的发展生息。尽管如此，圈子仍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发展。因为现代社会的圈子概括起来就是当代文化圈，它的存在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必需。

圈子之间也会发生一定的联系，像音乐圈与舞蹈圈、美术圈与摇滚圈。圈中人都有着共同艺术实验的目标，一旦进入圈中，进入了一种彼此文化氛围中，一种共同的语境里，大家的交流和表达就会很直接、很真实、很纯粹。

当代艺术这个圈边缘性相对更强，因为强调的是完全个体化的劳动，圈中人在创作时很少或一般不会考虑经济等不相干因素的影响(效果)，他们更关注创作时的自由的状态和独特的感受。

圈子是走在时代前沿的生活先锋，不管什么社会，哪个时代，要想发展，都需要也必须有一批这样的艺术实验者。或许他们永远不能进入主流文化，但他们的存在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正面的积极的意义。

现代社会机构越来越单元化。上班时与人交际是公事公办，下了班一回到家，大门一关，住了几年的邻居都几乎没打过什么照面。人们一方面希望隐私更加隐秘，一方面又渴望更广泛、更深刻的感情联系。圈子的出现恰好是一种补充。

大的圈子如广告圈、娱乐圈都是因为名誉组合成的，结构比较松散。小的圈子因为兴趣、利益等因素围成一团，这个圈子里有一个核心、纽带人物，这个人必定有很强的交际能力。可以说圈子大多都因为他，他的人格魅力不可小视。

中国人不比外国人，讲得更多的是感情，大家有一种很根本的抱团意识。“关系就是生产力”，有了熟人、好友、亲朋的关系，很多原本挠头甚至是不可能的事都会在处理的过程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早先一个人表示对另一个人最高度的信任和比较深厚的感情时，就是把这个人领到家中，吃一顿饭。如今家对一个人是最大的隐私所在，家是公开聚会越来越回避的地方。小圈子的活动几乎都会选在茶楼、饭馆、酒吧等地方。十几、几十人围坐在一起，饮饮茶、喝喝酒、聊聊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交流彼此获取的不同信息，既是一种放松，也是一种收益。小圈子是私人感情另一个发源滋生地。

篇2：圈子文化对照材料

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从严治吏首要是把好入口关。今年是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之年，中央为严肃换届纪律，专门提出了换届“九严禁”，其中第一条就是：严禁拉帮结派，对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的，一律给予纪律处分。换届是一块“试金石”，既考验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同时也是对广大领导干部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一次集中检阅。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 一针见血的点出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拉帮结派现象。“拉帮结派”就是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从严治党要始终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挺在前面，这也是将“严禁拉帮结派”放在换届纪律“九严禁”第一位的原因所在。

“朋党兴，政事乱”。纵观古今，因“拉帮结派”而受到的教训不在少数，从封建时期大臣权贵之间结党营私导致朝代灭亡，到建党初期张国焘、王明等人搞团伙、占山头让党的事业陷入危机，再到今天查处的“政法帮”“石油帮”“四川帮”等而引起的塌方式腐败。这些官员有一个共同特点，信奉所谓的“圈子文化”，甚至认为进“班子”不如进“圈子”，进了“大圈子”早晚会进“大班子”，对内“抱团取暖”相互利用，对外“统一阵线”欺瞒组织。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靠利益与权力维系的“圈子”必定会发展为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大问题。有些为官者平时工作庸庸碌碌，整天钻研如何找靠山、抱大腿、往上爬，到换届时充分发挥其“圈子”的能力，以达到自己“更上一层楼”的目的。拉帮结派、团团伙伙、封官许愿必然会损害官场生态，导致有些领导干部“任人唯亲”只认圈子不认组织，恣意破坏党的组织人事纪律。

维护换届的风清气正，一方面领导干部自身要不断增强对换届的思想认识，以平常心来看待换届中的“进退留转”，做到进不骄、退不怠、留不馁、转不躁，自觉遵守换届纪律;另一方面各级党组织在换届中要扮演好“伯乐”的角色，把好入口关，严格按照组织程序办事，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将“讲政治、讲原则、讲规矩”贯穿于始终，做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者得利，同时，还要强化监督问责机制，对换届中搞拉帮结派、团团伙伙的要一查到底、严肃处理。

篇3：圈子文化对照材料

“党内圈子”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也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并根除之。

谨防“党内圈子”三大害

在近年来落马的一些“大老虎”背后，多有一帮官员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勾连，形成一个个或明或暗，或松散或紧密的帮派团伙。其中，尤以秘书帮、石油帮和山西帮为典型。这则新闻直指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出现的一个非正常现象：“党内圈子”问题。

之所以存在各种“党内圈子”，究其原因是一些党员干部企图谋求与公共利益相背的私利。显然，如果任凭各种形形色色的“党内圈子”的恶行发展下去，我党用无数鲜血和生命在群众中所建立的形象就会“断崖式塌陷”，党执政的根基就会被动摇。因此，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左是“党内圈子”存在之第一大危害。破坏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团结统一，是其第二大害。“党内圈子”的存在并继续发展下去，必然在党内形成多个利益集团，从而破坏党内团结统一的局面，进而涣散党心和民心。压制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助长歪风邪气，是其第三害。“党内圈子”必将助长歪风邪气，一些有“圈子”的人不需要勤勉工作，只要依附其“圈子”就能够不断得到提拔重用，而那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党员干部却不能得到提拔，这必将伤害绝大部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感情。

“党内圈子”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私”，公权与私利结盟，党内正常的同事和上下级关系异化为赤裸裸的权力和金钱关系。部分党员干部认为走仕途需要有“圈子”帮忙或者关照。担心完全置身“圈”外，会被排挤、边缘化。于是，为了私利不断依附权力“圈子”，致使这种充满私欲的“圈子”规模不断扩大。于是，从政治到社会各个领域， “圈子文化”的潜规则显性化。二是“别”，圈子看似松散,但却内外有别。不管人与人关系多么错综复杂，一个人进没进圈子，是谁的圈子却分得清清楚楚。在圈子内,不仅称兄道弟，互相照应，而且形成圈子“差序格局”;对圈子外的人则暗中使绊，国家公器沦落为“圈子”的玩物，人民赋予的权力成为排斥、打压异己的工具。于是，匪气、霸气代替了党纪国法，规章制度、政策、原则都可以成为“圈子人”以权谋私的工具。三是“潜”，每个圈子都有其独特的潜规矩。这些规矩既没有摆在台面上，也没有落纸面上，但是谁都不会去破坏。比如，“江湖义气”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圈子内，下属对待老大“忠心耿耿”，老大对待下属“义薄云天”。混出了名堂，圈内人必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出了问题，圈内人必定统一口径，百般庇护。最近查出的“窝案”、“串案”，“一锅端”，秘书帮、石油帮和山西帮，为其集中体现。

“党内圈子”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也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并根除之。打掉党内那些“团团伙伙”，既是反腐败的内在要求，也是净化和纯洁党组织和党内生活，提升我党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依宪执政、依法执政的内在要求。

篇4：圈子文化对照材料

7 月19 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专题研究整治“圈子文化”和拉帮结派问题，推进中央第三巡视组巡视辽宁“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市委书记张铁民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在严肃认真的氛围中进行。会上，各位市委常委和市人大、市政协党组书记分别联系各自的思想、工作、生活实际，把自己摆进去，深刻剖析“圈子文化”和拉帮结派问题产生的具体根源、主要表现及严重危害，并提出了整改措施。

张铁民指出，“圈子文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对政治生活影响深远，而且表现多种多样，渗透到政治文化生活各个方面。“圈子文化”是具有封建主义色彩的腐朽文化、没落文化，是结党营私、产生腐败的根源，严重破坏政治生态，扰乱从政环境，毒害社会风气，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政治危害和社会危害极大。全市上下必须以最坚决的态度和强有力的措施，全面清除“圈子文化”及其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遗毒和危害，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和省委保持高度一致。

张铁民强调，彻底整治“圈子文化”必须下狠心，出重拳。一要加强警示教育。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切实筑牢思想防线。二要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坚持好干部标准，严格执行《干部选拔任用条例》，坚

持五湖四海择英才而用。三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从严搞好党员民主评议，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促使广大党员自觉抵制“圈子文化”。四要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巩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成果，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五要强化立体监督，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六要加大查处追责力度，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做到标本兼治、打防结合，出现一个查处一个，发现多少查处多少，努力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

张铁民要求，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高度重视整治“圈子文化”和拉帮结派问题，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狠抓整改，为阜新转型振兴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市四大班子副秘书长以上领导、各县区委书记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篇5：圈子文化的危害

成都市纪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通报的6起典型案件中，主要是因为“好人主义”思想作祟，不敢抓、不敢管，不严抓、不严管。

“好人主义”在我党内部由来已久，且现在颇有市场，是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顽症。“好人主义”听起来仿佛是踏踏实实的做事、本本分分的做人，但实际上它麻痹人的真假、善恶、美丑之心，表现为八面玲珑、卖乖讨巧，但实质是对错误思想和行为的容忍，目的是讨好卖乖。“好人主义”不仅不好，反有三害：一害党、二害同志、三害本人。

“好人主义”对党的事业的危害不可低估。“好人主义”就像“麻醉剂”，又像“软刀子”，侵蚀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损害党的肌体健康。“好人主义”看起来是对人“好”，其实是对同志不负责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同志出现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发现同志有了缺点、错误，应当及时指出，帮助改正，这是对同志真讲情谊、真负责任。“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好人主义”意在讨好、得好，但最终自己也没有好处的。诚然，有时会有“好人缘”和“好处”，但须明白，长此以往，违背民意，威信丧失，难担重任，最后泯然于众人间，浑浑噩噩的渡过自己的余生。

让“好人主义”做到三不伤害，还须四重奏。一是摆正思想。克服好人主义，最根本的是要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和党性锻炼，认真反省一下自己做的怎么样、差距在哪里、原因是什么。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着力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和利益观问题。宁可“得罪人”，吃“眼前亏”，决不放弃原则，随波逐流，这才是共产党人的品格。

二是完善制度。克服好人主义，还有一个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问题。要坚持扩大干部工作民主的基本方向，进一步完善民主推荐、民主测评等制度，又不简单地以票取人。要按照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注意发现和保护那些德才素质好、工作作风实、敢抓敢管的干部。绝不能让那些敢于坚持原则、踏实工作的人吃亏，也绝不能让“老好人”占便宜，让好人主义再有市场。

三是正确引导。要讲政治，讲党性，提高党员、干部克服好人主义的自觉性。党员干部都要从党性和党的原则出发，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端正判断事物的立场和方向，要敢于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要讲良知，讲正气，努力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准。人们的良知水平提高了，好人主义的市场就会缩小。

四是加强民主。努力营造一个使人们敢讲真话实话，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环境。有什么意见和批评，摆到桌面上来。不要会上不说，会下乱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不要口是心非，阳奉阴违。要不断扩大民主的范围，努力提高民主的质量，使党员干部自觉地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两者真正统一起来.

篇6：圈子文化的危害

近日，中央纪委网站发布消息，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冀文林是“十八大”后第18名落马的副省级以上官员。公开的资料显示他与多名新近落马的高官均有交集且“交往密切”。比如去年落马的四川省原副省长郭永祥、四川省原政协主席李崇禧;半年前落马的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李华林、石油系“大老虎”蒋洁敏等等。身处一个横跨多个部门、盘根错节的腐败权力网，让冀文林的落马具备了某种典型性。

已故学者费孝通曾提出著名的“水波纹”理论，即在社会中会有一些人“以己为中心别亲疏”构建特权文化圈，官场同样存在这样的文化圈，且由来已久，危害甚巨。譬如，时下一些领导干部信奉“大树底下好乘凉”，热衷于琢磨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某某搞搞关系等等，这种拉帮结派、编织关系网的做法看似高明，实际上隐患无穷。它一方面助长了干部间的江湖气，破坏了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危害到党的执政根基;另一方面也致使一些领导干部，成为利益团体的附着，从而丧失独立的政治人格、清醒的政治判断，大大增加了出问题的几率。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一些高官一落马，总能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原因所在。陈良宇案、郑筱萸案、刘志军案、蒋洁敏案，几乎每一起重大腐败案件都会牵出一大批干部，有的案件间接波及横向层面的“帮派”成员，有的甚至直接导致纵向系统的大换血。而每一次腐败窝案的东窗事发，都是对我们的一次严厉提醒。

反腐肃贪既要毫不手软地打老虎、拍苍蝇、灭细菌，也要在实践中反思问题、寻找规律。冀文林案最大的反思价值，就在于它直观地把“圈子文化”的危害公之于世，震撼人心。这提醒我们的各级纪检监察部门，把打击圈子文化、小团体利益、宗派主义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绝不能让一个个或明或暗的圈子横亘于党内，壮小团体利益的胆，挤压正常的政治文明秩序，危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习近平同志曾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郑重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我们的党员干部真是到了该深刻反思“圈子文化”危害性的时候了。网罗人脉、编制阡陌交错的关系网，绝非所谓的行政能力，交换资源、互相垫步也不是“立身之道”。相反，这样做背离组织原则，极易陷入圈子文化的巨大漩涡中，离党和人民渐远，离身败名裂渐近。

当然，我们反对“圈子文化”、帮派主义、小团体利益，并不是反对正常的同志交往。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可能与他人在工作经历、地理渊源上有交集，都可以而且应该有自己的真挚朋友。但交朋结友务须胸怀公心、不偏不私、坦荡光明，以政治上的志同道合、思想上的肝胆相照、工作上的密切配合、作风上的互相监督为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交到诤友、良友，也才能确保自身平安。

篇7：圈子文化自我剖析材料

人世间洋溢着真假、善恶、美丑，需要人们求真、惩恶、尚美。好人主义者不会这样做，而是任其发展，假恶丑一视同仁。这样的好人主义，权高者毁国，权低者坏事，无权者毁己。秦朝末年，弄权者指鹿为马，好人主义者不予反对，让秦始皇计划万年的江山二世没搞完，就让刘邦项羽翻了天。各种法制原则，好人主义者变通执行，让法制原则朝令夕改、无所适从，结果腐败丛生、怨声沸腾。好人主义者，以惺惺作态的模糊态度，让真善美孤独成长。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一种言论形式，对于纠正、提醒言行不当，具有关键时刻醍醐灌顶的神奇作用。好人主义者不会这样做，一味表扬或沉默，让错误如野草疯长，还让当事人觉得这是秋收丰年的节奏。在这里，好人主义者就是温水，让错误横行霸道如青蛙，最终毁掉的是青蛙。好人主义者，不会说忠言，只有蜜语或谗言或无言，结果让大局成为乱局、败局。

民主集中制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将人类社会最崇尚的民主与集权统一，各自得到体现。许多宏伟大业成于民主集中制，远的有大唐时代的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纳谏之民主之集中。近的有我党从19到1949年之间300万名共产党员用无畏牺牲换来的革命胜利和共和国政权，之所以能如此，民主集中制凝聚了党心民意。好人主义者不发挥民主之作用，也不做实集中之实，而让民主不充分，让集中不科学，使民主集中制走了形式，搞了过场。

好人主义的本质是利己、害己。这种利己是短期利己、长远害己。好人主义者内心都有以自己利益为核心的小算盘，都有以不得罪人为基本出发点的处事哲学，在他们眼里人际关系的利我大于一切，什么组织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统统不值一提。其实，好人主义者是猢逊，而组织、国家、民族利益是大树。大树未倾，猢逊可得短时安宁，一旦倾倒，猢逊只能“鸟兽散”。说到底，好人主义就是私与公关系的利私选边站队。在好人主义者内心深处，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只是被暂时性、表面性的做派掩盖了。每个好人主义者都是个人利益唯我独尊的虔诚信徒。

好人主义既然如此多的坏处，何以被许多人深信笃行?这是因为，好人主义能够不得罪人，能够不树敌，能够规避矛盾锋芒，坐收“鹬蚌相争，黄雀在后”之利。此利在好人主义者看来，是民心所赐，而此民心是好人主义的实践结果。其实，此民心是好人主义庇护的小集体民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流民心。欲以好人主义得民心，实属不掘井引泉止渴而迷恋饮鸩止渴之举，非也，悲也。

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好人主义”不仅是一种重私情、轻道义的庸俗哲学，更是不讲党性、不讲原则的严重问题。自己做了好人，但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什么位置上了?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如果一个地方腐败问题严重，有关责任人装糊涂、当好人，那就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人!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党章第42条明确规定:“党组织如果在维护党的纪律方面失职，必须受到追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而深化为全面从严治党，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这个责任不能光说不练，要体现在常研究、常部署，抓领导、领导抓，抓具体、具体抓，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要体现在决不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对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敢于批评、敢于斗争，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失责必问、问责必严。

高尔基有言，“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情，可是要善于教育他们，这就是国家的一桩大事了”。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800多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的执政党来说，全面从严治党，必须靠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来支撑。万事严中求，严师出高徒，干部教育、管理和监督也是一样，“好人主义”出不了好干部。要充分运用“四种形态”，把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作为常态，抓早、抓小、抓始、抓细，讲真理不讲面子，讲党性不讲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当碰硬较真的“铁匠”，不当睁只眼闭只眼的“木匠”。如此，对干部本人利莫大焉，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利莫大焉。

篇8：圈子文化产生的根源

在人民网看到一篇评论文章，说随着反腐败斗争深入，“塌方式腐败”成为社会关注的问题。“挖出一个，牵出一串”的案情令人触目惊心，“一个人倒下去，一群人睡不着”的现象更令很多人反思。腐败窝案，折射出一些人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深层症结。一些干部成了整天忙着寻找“乡缘”“学缘”“业缘”的“团员”。或是官官相护，热衷拉关系、架天线、搞勾兑;或是私相授受，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当成家臣;或是以同乡会、同学会为名义，暗中相互提携、互通款曲……派系意识流风所及，一些干部只知有门户、不知有组织，只知有私利、不知有公义。干部选拔，不问能力水平，只看“是不是自己人”;决策论证，不凭实情民意，只看上边喜好。以利益输送为纽带，以人身依附为特征，将正常交往庸俗化、圈子化、派系化，对政治生态的危害之大，对政治规矩的破坏之深，对同志关系的异化之大，莫此为甚。

评论认为，个别官员借“结交朋友”之名，行建“利益圈子”之实，大肆结交“小兄弟”“好哥们”，其实，所谓的“圈子文化”实质上是“利益圈”“权力圈”“腐败圈”，“结圈”之人各怀鬼胎，但目的不过是为了从“圈里”获得益处，达到权力的“资源共享”罢了。这样的评论很对，对问题的实质看得也很准。但我们看问题应该一分为二不是?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不结交“圈子”有什么“坏处”。

曾见过一个报道，说有一位市委书记，他对腐败现象很看不惯，在任几年，大力主导反腐，不少县处级领导干部因为腐败纷纷“落马”，被依法惩处，老百姓拍手称快。可就是这样一位嫉腐如仇、强力反腐的市委书记，在“圈子内”的“名声却不太好”。一些下属总喜欢在背后非议他，骂他“二百五”，“不识时务”，“二球”，“二流子”;一些同僚在工作中有意无意排挤他，疏远他;一些上级对他也产生了“不好的看法”。尽管如此，他仍旧“我行我素”，坚持主导办案机关查处腐败分子。只可惜，他在市委书记的岗位上尚未任满时，上级一纸调令，直接调走了他。个中原因，耐人寻味。在关系社会的状态下，干什么事都得有“人脉”，左右上下都得有自己的“脉”，事情才能玩得转。“圈子”就是“人脉”，没有这样那样的“圈子”，当然寸步难行。

反过来，再来看看结交“圈子”的好处。我过去的一个学生。大前年从警校毕业，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做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好警察。可到派出所上班的第三天就遇到一桩事。头天晚上，他们出去打击卖淫嫖娼，逮着三个嫖客，其中一人是某单位的公务员。带回所里时间不长，所长就接到电话。后来，所长说那人是初犯，让他写了个检查就放走了，而另两名则每人罚了5000元。第二天上午，所里来了个女的，跟所长及同事们称姐道弟有说有笑，临走时从挎包里拿出五条中华烟，从所长开始，每人抽屉里放一条。轮到我那学生，他脸涨得彤红，不知如何是好。所长笑着说你就先收下吧。过后，所里老李开导他，要与同志们打成一片，要尽快融入这个集体。是呀，你不能刚参加工作就与同事们两条心吧?你不能一个人把全所的同志全得罪了吧?后来，我那学生考虑再三，就整个“融”了进去，现在，已经买了一套150平米的大房子，让我这个曾经的老师自愧弗如望尘莫及呀。

“圈子”就是一座座梁山，融进去，不仅有交椅可坐，还吃香喝辣享尽荣华富贵。人，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身处什么环境，趋利避害永远是他本能的选择。“圈子”融得好，如鱼得水八面玲珑，“圈子”经营不善，四处碰壁举步维艰，如此状态下，谁还能对“圈子”无动于衷?谁还敢对“圈子”无动于衷?在没有完全实现官由民选的官场环境下，出现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圈子文化”是必然的。很简单的道理，你要成为上级眼里的人才，首先你必须成为俯首帖耳的奴才，你要全心全意，死心踏地甚至肝脑涂地接受上级对你的各种“考验”，至少，在主子面前，你要比哈巴狗更象哈巴狗。你要为主子信口开河胡说八道的昏话屁话找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依据现实依据，还要逼红了脸把它吹到一句顶一万句;你要把主子放的臭屁当成茉莉花来嗅，你要把主子的酸脚丫当成奶油雪膏来舔......不全身心地融进“圈子”，你怎么能让上级发现你，器重你，提拔你?贪官徐其耀在家书中教育儿子，“做人就是把自己作为一个点编织到上下左右的网中，成为这个网的一部分。”他要求儿子“要多学习封建的那一套，比如拜个把兄弟什么的，这都不过分”。话难听，但却是官场环境的写真。

党内要搞“五湖四海”，严禁官员搞同乡会同学会，这都是对不搞“圈子文化”的个人要求，很有必要，但从体制机制上考虑，要杜绝“圈子”泛滥，还必须致力于改革现行的干部任命机制，把上级决定下级的“任命”还权于人民，让群众决定干部的升降去留。只有这样，“圈子文化”恐怕才能断根。

篇9：圈子文化产生的根源

随着党中央高压反腐进程的持续深入，在一些地方和领域中暴露出以窝案、串案为主要形式的“塌方式腐败”现象。在此背景下，圈子文化成为一个热词，引起广泛关注。我们极有必要理性考察圈子文化所衍生的隐性的社会结构力量在异化党内关系、诱发权力腐败中的推手作用，从源头治理的视角，探讨反腐倡廉建设的内在规律，维护和保持党内关系的纯洁性，推进政治生态的改良优化。

一、圈子文化的渊源考证与价值评判

社会学意义上的“圈子”是一个中性概念，是“社群”“部落”“团体”的同义语，是社会结构形成、社会秩序保持的重要单元。从政治发展的纵向谱系来考察，以血亲关系为内核的社会关系圈，曾成为塑造国家政治系统初始形态的支撑力量，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得以伸张，而后随着近现代政治文明的演进日渐式微，逐渐沦落为一种亚文化形态。忠于家庭圈子，还是忠于公正的政治秩序，两者之间存在矛盾。这种思想在西方政治哲学中具有悠久历史。视自然家庭为公益的敌人，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它的启示在于，裙带关系和对公共秩序的义务之间永远存在着紧张关系，成功的秩序需要通过良好机制来抑制裙带关系和圈子忠诚。在中国，圈子文化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与社会心理基础。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模式和人际关系最具影响力和解释力。这种“差序格局”中的圈子文化，使得群己界限、公私关系模糊化，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障碍。及至当代，我们仍可切实感受到“差序格局”在观念和文化层面对社会关系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而且伴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强，演化拓展出老乡圈、战友圈、同学圈、同事圈等关系形态，并对社会成员形成强迫性参与的内在压力。在政治生活场域中，具有封闭性、排他性特点的各式圈子，对良性政治生态的破坏力是不容忽视的。

二、圈子文化对党内关系的解构与异化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严正警告党员领导干部要远离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客观透视现状，社会生活中圈子文化的种种弊病，在党内关系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反映，而且在某些地方和部门中呈恶化态势，必须引起高度警惕。第一，销蚀党内关系价值诉求的崇高性，使党内关系庸俗化。党内关系内含着价值诉求的崇高性。圈子文化则奉行感情至上，模糊政治伦理的是非与善恶界限，对圈内人往往不讲原则地迁就。党内关系中一旦产生这种庸俗化的“亲密”关系，就会成为党的崇高价值诉求的腐蚀剂，使原本简单纯洁、健康有序的党内关系变得庸俗。第二，消解党内关系架构与运行的规范性，使党内生活失序化。习近平对党员干部提出严正警告:党内“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这些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成为个人利益交换、获取与寄居的基本载体，奉行集团利益至上，破坏整体利益，绑架组织意图，解构组织体系，操纵组织运行，扰乱组织秩序，具有很强的销蚀和离心作用，使党内关系面临混乱无序的风险。第三，弱化党内制度的认同感与执行力，使党内制度运行潜规则化。圈子内成员积极参与和维系或亲或疏的交往圈子，通过圈内关系疏通权力，变通或篡改正式程序，运用潜规则快捷化地获取合法或非法利益，产生对各种正式规则的浅度认同、抽象认同、虚伪认同乃至不认同现象，消解着党内制度的权威性与公正性。

三、圈子文化对腐败现象的诱致与扩散效应

圈子文化在党内关系中持续发酵的直接后果是异化公权力，诱发和加剧腐败现象，乃至向社会各领域恶性扩散，是当代国家治理的重大课题。

首先，圈子文化是“塌方式腐败”频发的重要诱因。透视近年来查处的“秘书帮”“石油帮”“山西帮”等案件，其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为表征，形成规模不等的各种圈子。可以说，圈子文化的价值理念与运行逻辑是此类案件频发的重要根源。其次，圈子文化引发干部选任中的逆淘汰现象。吏治腐败是对政治生态的最大危害。圈子文化对党的干部政策和选任制度的冲击不容忽视，要害之处在于封堵了那些遵守政治规矩，拒绝各类圈子，坚持一心为公的优秀干部的升迁通道，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现象。第三，圈子文化的危害蔓延至社会领域，加剧腐败的平民化趋向。在腐败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理的情境下，圈子文化的运行逻辑便会向社会场域中传导弥散，公权力异化的恶果从政治领域向其他领域蔓延，呈现出“集体行动”的危险征兆，加剧腐败的平民化趋向。

四、党内关系中圈子文化蔓延的防治思路探讨

第一，以观念改造为先导。党员领导干部的观念革新是破除圈子文化的前提。一是坚持批判与建设并重，提升主流文化的统御力。二是加强党性教育，构筑阻隔圈子文化的思想屏障。三是强化自警自省自律意识，增强拒绝圈子文化的政治定力。第二，以清除特权为切入点。一是实现作风治理的常态化。须以防微杜渐的长远视野，利用新一届党中央提出实施“八项规定”的良好契机，把整治作风的触角逐步延伸到领导干部工作、生活待遇规定等深层领域，形成对圈子利益的持续冲击力。二是推进公务人员利益补偿方面的制度改革，通过收入制度的改革，逐步缩小政治精英群体的心理落差，使其通过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自觉抵制和摒弃小圈子的利益诱惑。第三，以消解主要领导干部“被围猎”困局为着力点。强化对“一把手”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是清除圈子文化的关键所在。一是科学分权;二是民主决策;三是流程公开。第四，以完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为依托。防止利益冲突制度首先在反腐倡廉领域中提出并赋予丰富内涵，从清除圈子文化的视角来说，应注重以下几点:一是制度设计要更具人性化考量。二是激发既有制度的潜在功能。三是切实执行职务回避制度。第五，以落实主体责任为根本动力。各级党委应把防治帮派圈子、纯洁党内关系作为主体责任的重要内容，明确责任主体、规范责任内容、健全问责程序，形成完整的责任链条，有效防范责任虚置、错置、倒置等责任不落实或者落实不到位的现象，激发责任追究制度所产生的驱动力，使圈子文化的生存规则在党内生活中无立足之处。第六，以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保障。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摆脱圈子文化的袭扰，一要自觉维护组织权威，不搞非组织活动，遵守组织决定，以组织权威抵制圈子“权威”。二要自觉维护党的团结，正确对待和处理党内矛盾，绝不能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不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三要自觉遵循组织程序，增强组织意识。四要切实管好“身边人”，警惕与领导干部关系密切成员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严防权力元素渗入个人社会交往关系之中。

篇10：圈子文化自我剖析材料

干部身上出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时，及时提醒、批评、制止，防病于未发，治病于未起，是我党干部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领导干部的一项重要职责。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我们党正是靠着这一“法宝”，严在平时、严在经常，修枝打叶、纠偏纠错，治患疾于“未”，断诱惑于“始”，绝蜕变于“隐”，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由于一些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致使咬耳扯袖、红脸出汗等干部监督管理工作的“日用品”成为了“稀缺品”。有的对干部身上出现的“小毛病”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该拉脸时拉不下脸，该下手时下不了手。等到出了“大问题”，能捂则捂、能盖则盖，处理上能松则松、能宽则宽，千方百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弄得保护错误的力量大过伸张正义的力量”。

严是爱，宽是害，松松垮垮出灾害。干部出现违纪违规苗头时，如果得不到“大喝一声”“猛击一掌”，就会由最初的“疾在腠理”“疾在肌肤”，演变为“病在骨髓”“病入膏肓”。大量案例已经揭示，一些干部之所以出现从“好同志”到“阶下囚”的“自由落体”，往往与这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好人主义”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都没有问题，就继续在问题丛生的漩涡中沉沦。就算有人考虑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说出了问题所在，但要解决问题就需要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换来的可能是“出力不讨好”的下场。所以，即便问题已经摆在桌面上了，那还是拖着吧。谁也不容易，谁也不得罪，问题不解决，自己也没啥损失。“好人主义”盛行的原因是组织中存在“老好人”，“老好人”就是好好先生，什么样的人都说他好，他跟谁都合得来，并且这种“老好人”有时候还是有一定话语权的领导。

要解决“好人主义”的问题，首先需要认清“老好人”的嘴脸。在现实生活中，总有人喜欢当“老好人”，博得大家对他的一致赞扬。有人把“老好人”归咎于孔子身上，他们认为孔子提倡中庸之道，就让人做“老好人”。这是对孔子思想的一种误解，其实孔子批判过“老好人”，我们来看看《论语·子路》里孔子的弟子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我们可以从这段对话中体会到孔子对于“老好人”的鲜明态度:“老好人”不咋地!如果一个人混得大家都讨厌他，这个人无疑有问题;但一个人混得大家都喜欢他，这个人也是有问题的。真正的君子应该是善良的人喜欢他，邪恶的人讨厌他。一个人如果善良的人喜欢他，说明他跟善良的人走得比较近，有善良人的特质。如果邪恶的人也喜欢他，说明他跟坏人也走得比较近，又有坏人的特征。那么，这个人既是好人，又是坏人。换句话说，这个人不是什么坏人，可更不是什么好人。那么，他是一个伪善的人，也就是伪君子。孔子还对这种人有一句经典的臭骂:“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乡愿就是全村人都说他好的人，孔子把这种人叫做“道德上的贼人”。这种八面玲珑的“老好人”，是在利用道德伪装偷偷得好处的人，像小偷一样。

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对待身边的“老好人”呢?子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孔子说，所有人都喜欢的人，必须认真考察;所有人都讨厌的人，必须认真考察。所以，我们要认清“老好人”的真面目，要敢于当面提出“老好人”的问题，让这种“老好人”没有市场。

要消除“好人主义”，就要大力发扬我们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有效地解决党组织面临的各种问题，也使得党员能快速成长起来。但这种优良作风在个别地方被异化成“表扬与自我表扬”，或者谈一些表面的、无伤大雅的问题，不去讨论真正的问题。如此，党员个人不能真正认识到错误，积极改正、获得成长，所在的党组织也不能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所以，要消除“好人主义”，关键还在于落实《条例》的规定，问责“老好人”不负责、不担当的责任，让“好人主义”没有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