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一生写了多少诗（精选6篇）由网友“下水道蜗牛253”投稿提供，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李白一生写了多少诗，希望大家喜欢!
篇1：李白一共写了多少首诗
李白，想必大家对这个人物都不陌生吧，他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的美誉。
李白一生博闻多识，写下了许多飘逸优美的诗歌。李白所写的诗，用词精美，字里行间充满了飘逸之美，给人以美的享受，无愧于唐代最伟大的诗人这一称号。
根据史料的记载，李白出生在公元7，出生的地点大约是在西域的碎叶城。李白从小便十分的聪慧，五岁的时候他就能够背诵六甲，是当时名副其实的神童。等到李白十五岁时，他出口成章，写得一手好诗。李白写的诗受到了当时上层名流的赏识，李白也变得愈发有名了。不同于寻常读书人参加科考步入仕途的经历，李白一直很喜欢习武练剑，想要做一名浪迹天涯的侠士。
公元724年即开元十二年，已经二十四岁的李白，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家乡。在李白仗剑远游的途中，李白感慨于美丽壮阔的自然风景，写下了无数诗歌。等到公元742年即天宝元年，已经四十二年岁的李白受到了唐玄宗李隆基的赏识，唐玄宗在看过李白的诗集后，立即召李白进宫，并亲自去迎接他。最后，唐玄宗封李白为翰林，随时陪伴在他左右。但好景不长，有许多人嫉妒李白能够得到唐玄宗的赏识，李白自己也厌恶当时奢靡的生活，于是李白便远离了宫廷。
公元762年，已经六十二岁高龄的李白因病而亡。李白在临死之前还写下了一篇名为《临终歌》的诗词，这篇诗歌总结概括李白的一生。
篇2：李白一共写了多少首诗
诗仙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名的大诗人，如果把文学比作一种武器，那么李白的诗歌就是所有武器中最华丽的一种，也是最自由的一种，在他的笔下，没有束缚，不按常理，不按世情，以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自信展现着自己的内心。
纵观李白的一生，他创作了很多的诗歌，在全唐诗之中收录了其中的900多首，而到了现在又陆陆续续补充了一部分，大概有1000多首，而李白自称自己有万首诗，至于是真有这么多失传了还是李白酒后的豪言，或者说放在心中还没有写出来就不得而知了。李白生在盛唐时期，安史之乱的'时候他已经老了，所以李白的诗歌大多浪漫气息浓厚，豪气十足，无论是七言诗，还是五言绝句都是史上少有的名篇佳作，是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李白一生诗作颇丰，流传甚广，这里为大家介绍一首流传最广的《静夜思》。这首诗大概随便找个小学生都会背，作为中国现在流传最广的诗歌之一，它实在是太朴实了，没有什么复杂的词汇，也没有深奥的引用化用，简简单单的话语，就像是儿歌一样，却打动了无数的成年人。“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李白坐在床上，月光照在地上，或许很多人觉得奇怪，既然在床上为什么抬头就能看到月亮呢？难道房子破了吗？其实不然，马未都等人认为“床”并不是现在的床，而是一种长板凳，试想一下，当时李白坐在板凳上，喝着酒，看看月亮，想起了故乡，多么诗意啊。
李白一斗诗百篇
唐朝时期，尤其是盛唐时期，有不少文人墨客都非常喜欢喝酒，为此杜甫还亲自创作了一首有名的《饮中八仙歌》其中提到李白时这么描述，“李白斗酒诗百篇”，也有人说是“李白一斗诗百篇。”虽然说法不同，但是都说明了李白才气过人，他喝酒作诗更是世所闻名。
杜甫的这首《饮中八仙歌》是以喝酒为纽带，联系了当时有名的八个人，其中包括著名诗人贺知章，当时的左丞相李适之等等，这些人的酒量都非常高，比起李白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里杜甫要重点描述的并不是李白能喝这件事，而是李白的诗才和豪气，杜甫这么写道“斗酒诗百篇”，喝一斗酒的时间能够写出上百篇的诗歌来，可见李白的才气，而且之后更是展现了惊人的豪气。
且看杜甫的描述“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皇帝来传唤他，他连衣服都不穿好就去了，还说自己是酒中仙，这样的豪迈又岂是一般人能够做到了。从中可以体现出李白不屈服于权贵的霸气豪迈，而且李白的喝完酒之后还随便就睡在了酒家之中，更表现了他的自在随性。这里的着重点不是李白喝了多少，而是他一边喝，一边写诗的才华，和那种自由自在的豪气。
那么问题来了，虽然两种说法的意思相近，但是到底当时杜甫写的是“一斗”还是“斗酒”呢？一般来说现在认为原文是“李白一斗诗百篇”，而另一种说法则是后来人取其诗意的说法。
李白——一代诗仙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出生地有争议一种说法是唐代设安西都护府管辖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西南约10公里)还有一种说法是出生在唐剑南道绵州(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乡)，自言祖籍陇西成纪人(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还有一说是绵州昌隆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后世将李白和杜甫并称“大李杜”。
其诗歌总体风格清新俊逸，既反映了时代的繁荣景象，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诞和腐败，表现出蔑视权贵，反抗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
李阳冰《草堂集序》：李白字太白。凉武昭王暠九世孙。蝉联珪组，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易姓与名。然自穷蝉至舜，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叹焉。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太白之精，得之矣。
杜甫曾经这样评价过李白的文章：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更有一首诗叫《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诗仙李白到底有多能喝？
中国是世界上酿酒与饮酒最早的国家之一，距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诗国，也有四千多年诗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诗与酒结下了难解之缘。文人中，好酒者向来不少。饮酒在文人中被视为高雅之事。钟敬文在谈到茶时说：“喝茶的情趣，无论如何，总未及吃酒风雅……我们只要看诗人们的文集中，关于酒字的题目是怎样的多，就明白茶是比较酒不很常齿于高雅之口的东西。”此话虽有着个人的偏爱，但文人雅士爱酒、饮酒、写酒，把酒与生活联系在一起确实很常见，这在古代文人中尤其明显。
三国时曹操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名句;晋代的刘伶在酒德颂中写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醒。”
人们谈阮籍必离不开酒，《晋书》记载他一口气“饮酒二斗”，且“醉六十日”没醒。王绩在《醉后》诗中写道：“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长歌。”《晋书·阮籍传》也记载：“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我们暂不考究阮籍是否是冲着三百斛酒去当步兵校尉的，但他爱酒是肯定的，阮籍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浸泡在酒里。
陶渊明的诗则几乎“篇篇有酒”，且常用酒作题目写诗，如《连夜独饮》、《述酒》、《止酒》等等，苏东坡“白衣送酒侮渊明，急扫风轩洗破觥”说的就是陶渊明有一年重阳节苦于无酒，菊篱久坐，欣逢江州刺史王弘送来一壶酒，便立地尽醉而归。还有，女词人李清照的词也是一样，也在酒中浸泡，令人尤为神迷、泪落。
李白的一生更是离不开酒，“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街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有了酒，天子在他眼中也就那么回事。在李白这儿，有酒必有诗，无诗酒不雅，无酒诗不神，酒能激发他的创作灵感，让他过着“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的生活，逍遥无比。以至“李白斗酒诗百篇”成了中国人心目里一个最为动情和完美的故事。那么“李白斗酒诗百篇”中的“斗酒”到底有多少酒？古代的文人们这么喜欢喝酒，究竟有多能喝？
古代中国，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一钟为六斛四斗。南宋末改五斗为一斛，二斛为一石。也就是说，宋前一斛和一石重量相当，大概是现在四十斤左右。东汉每斗两千毫升，建武十一年大司农斛人还把一百粒黍的重量，作为一铢的标准重量。但是一铢究竟有多重，古人也是说法不一的。有人说，一铢是96粒黍的重量。也有人说，是144粒粟的重量。24铢重为一两。十六两重为一斤。唐代以后，两以下不用铢，改用十进制的钱、分、厘等单位。一两等于十钱，一钱等于十分，一分等于十厘。古代将圭也作为重量单位，一圭等于十粒粟的重量。一铢等于十圭。换句话说，一铢是一百粒粟的重量。
旧制一市斤等于十六两。秦和西汉时期，一斤相当于258.24克，一两等于16.14克。王莽及东汉、魏晋南北朝，一斤相当于222.73克，一两等于13.92克。隋朝初年，一斤相当于668.19克，一两等于41.76克。隋末一斤相当于222.73克，一两等于13.92克。唐至清代，一斤相当于596.82克，一两等于37.30克。按此算来，李白算是比较能喝的了，但古代酒的酒精含量、酒的纯容量没有现在这么高，所谓斗酒之量不算太惊人。
篇3：王之涣写了哪些诗
王之涣写了哪些诗
宴词
长堤春水绿悠悠，畎入漳河一道流。
莫听声声催去棹，桃溪浅处不胜舟。
赏析：
这首写于宴席上的七绝所展示的，正是一幅色调清丽明快的水彩画：长堤逶迤，水色碧明，东风鼓帆，桃花逐波。然而，它的主题却是“离愁”。
春天万象复苏，生机盎然，可是诗人看到的却是碧澄的河水“悠悠”地流去了。诗人从首句起就试着撩拨读者联想的心弦，一个“绿”字点明“春水”特色，也暗示了诗人一片惜别深情。次句“畎入漳河一道流”诗人扩大视野，寓情于景，以景抒情，仍以春景唤起人们联想。那夹着田亩的涓涓渠水宛如一条细长的飘带，缓缓汇入漳河，一起向远方流去，一望无际的碧野显得非常柔和协调。然而眼前美景却激起诗人的无限忧思，春水犹能跟漳河“一道流”，而诗人却不能与友人同往，感到十分遗憾，想到好景不长，盛筵难再，一缕缕愁思油然而起。由于移情的作用，读者不由自主地和诗人的心绪贴近了。
三、四句，诗人一下子从视觉转到听觉和想象上。尽管添愁助恨的棹声紧紧催促，还是不要去理睬它吧。要不然越来越多的离愁别恨一齐载到船上，船儿就会渐渐过“重”，就怕这桃花溪太浅，载不动这满船的离愁。诗人以“莫听”这样劝慰的口吻，将许多难以言传的情感蕴含于内，情致委婉动人。诗中以“溪浅”反衬离愁之深，以桃花随溪水漂流的景色寄寓诗人的伤感。至此，通篇没有一个“愁”字，读者却已通过诗中描绘的画面，充分领略诗人的满腹愁绪了。
从艺术手法上看，这首诗使用了多种表现手法。一为反衬。诗中以“溪浅”反衬离愁之深。诗人想象越来越多的离愁别恨一齐载到船上，船儿就会渐渐过“重”，就怕桃花溪太浅，载不动这满船的离愁。二为想象。诗人写所想，化虚为实，借溪浅不胜舟形象地表达了离愁之重。三为借景抒情。以桃花随溪水漂流的景色寄寓诗人的伤感。
这首匠心独运的小诗含蓄蕴藉。诗人从“看到的”、“听到的”，最终写到“想到的”，不直接由字面诉说离愁，令人读之却自然知其言愁，意境深邃，启迪人思，耐人玩味。
九日送别
蓟庭萧瑟故人稀，何处登高且送归。
今日暂同芳菊酒，明朝应作断蓬飞。
登鹳雀楼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送别
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
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
凉州词二首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单于北望拂云堆，杀马登坛祭几回。
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
赏析：
其一
据唐人薛用弱《集异记》记载：开元(唐玄宗年号，公元713—741年)间，王之涣与高适、王昌龄到旗亭饮酒，遇梨园伶人唱曲宴乐，三人便私下约定以伶人演唱各人所作诗篇的情形定诗名高下。王昌龄的诗被唱了两首，高适也有一首诗被唱到，王之涣接连落空。轮到诸伶中最美的一位女子演唱了，她所唱则为“黄河远上白云间”。王之涣甚为得意。这就是著名的“旗亭画壁”故事。此事未必实有。但表明王之涣这首诗在当时已成为广为传唱的名篇。
诗的前两句描绘了西北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首句抓住自下(游)向上(游)、由近及远眺望黄河的特殊感受，描绘出“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动人画面：汹涌澎湃波浪滔滔的黄河竟象一条丝带迤逦飞上云端。写得真是神思飞跃，气象开阔。诗人的另一名句“黄河入海流”，其观察角度与此正好相反，是自上而下的目送;而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虽也写观望上游，但视线运动却又由远及近，与此句不同。“黄河入海流”和“黄河之水天上来”，同是着意渲染黄河一泻千里的气派，表现的是动态美。而“黄河远上白云间”，方向与河的流向相反，意在突出其源远流长的闲远仪态，表现的是一种静态美。同时展示了边地广漠壮阔的风光，不愧为千古奇句。
次句“一片孤城万仞山”出现了塞上孤城，这是此诗主要意象之一，属于“画卷”的主体部分。“黄河远上白云间”是它远大的背景，“万仞山”是它靠近的背景。在远川高山的反衬下，益见此城地势险要、处境孤危。“一片”是唐诗习用语词，往往与“孤”连文(如“孤帆一片”、“一片孤云”等等)，这里相当于“一座”，而在词采上多一层“单薄”的意思。这样一座漠北孤城，当然不是居民点，而是戌边的堡垒，同时暗示读者诗中有征夫在。“孤城”作为古典诗歌语汇，具有特定涵义。它往往与离人愁绪联结在一起，如“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杜甫《秋兴》)、“遥知汉使萧关外，愁见孤城落日边”(王维《送韦评事》)等等。第二句“孤城”意象先行引入，为下两句进一步刻划征夫的心理作好了准备。
诗起于写山川的雄阔苍凉，承以戌守者处境的孤危。第三句忽而一转，引入羌笛之声。羌笛所奏乃《折杨柳》曲调，这就不能不勾起征夫的离愁了。此句系化用乐府《横吹曲辞·折杨柳歌辞》“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的诗意。折柳赠别的风习在唐时最盛。“杨柳”与离别有更直接的关系。所以，人们不但见了杨柳会引起别愁，连听到《折杨柳》的笛曲也会触动离恨。而“羌笛”句不说“闻折柳”却说“怨杨柳”，造语尤妙。这就避免直接用曲调名，化板为活，且能引发更多的联想，深化诗意。玉门关外，春风不度，杨柳不青，离人想要折一枝杨柳寄情也不能，这就比折柳送别更为难堪。征人怀着这种心情听曲，似乎笛声也在“怨杨柳”，流露的怨情是强烈的，而以“何须怨”的宽解语委婉出之，深沉含蓄，耐人寻味。这第三句以问语转出了如此浓郁的诗意，末句“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就水到渠成。用“玉门关”一语入诗也与征人离思有关。《后汉书·班超传》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所以末句正写边地苦寒，含蓄着无限的乡思离情。如果把这首《凉州词》与中唐以后的某些边塞诗(如张乔《河湟旧卒》)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此诗虽极写戌边者不得还乡的怨情，但写得悲壮苍凉，没有衰飒颓唐的情调，表现出盛唐诗人广阔的心胸。即使写悲切的怨情，也是悲中有壮，悲凉而慷慨。“何须怨”三字不仅见其艺术手法的委婉蕴藉，也可看到当时边防将士在乡愁难禁时，也意识到卫国戌边责任的重大，方能如此自我宽解。也许正因为《凉州词》情调悲而不失其壮，所以能成为“唐音”的典型代表。
其二
这首诗反映了唐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诗中牵涉到唐玄宗对待突厥问题的一些历史事件。开元(唐玄宗年号，713—741)年间，突厥首领小杀曾乞与玄宗为子，玄宗许之。又欲娶公主，玄宗只厚赐而不许和亲。后小杀问唐使袁振，袁振说：“可汗既与皇帝为子，父子岂合为婚姻?”后小杀遣其大臣颉利发入朝贡献，颉利发与玄宗射猎，时有兔起于御马前，玄宗引弓傍射，一发获之。颉利发下马捧兔蹈舞曰：“圣人神武超绝，人间无也。”后来玄宗为其设宴，厚赐而遣之，最终不许和亲。诗中的后两句通过突厥首领心理活动的微妙变化赞颂了唐玄宗的文治武功，说明其威势足以震慑周边少数民族，对于他们的无理要求坚决按原则办事，决不肯对之妥协以求苟安。
这首诗，从侧面赞颂了唐朝在处理少数民族关系上的有理有节，借突厥首领求和亲的失望而回反映了唐朝的强大，充满了民族自豪感。
篇4：李白集中有多少苏轼诗
李白集中有多少苏轼诗
在《全唐诗》第一百八十五卷的《李白集补遗》中，收录有一首《上清宝鼎诗》：
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
现在通行的《李白集》，一般也因此将其作为一首佚诗，辑录于集后的《诗文拾遗》中。（注：参见中华书局印行的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诗文拾遗》后的《补遗》部分、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下册第1772页，詹yīng＠①主编《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第八册《集外诗文》。前二者皆将“度君多少才”之“度”误而为“废”，詹著已据《东观馀论》改正。）对于这首诗之真伪，清代王琦曾说过：“按此诗首二句，亦似观化之后所言，非生前所作而遗逸者。疑其出自乩仙之笔，否则好事者为之欤？”[1]（卷三十六，P1650）这里，所谓“观化之后”，是指人死了以后。对于王氏此言，学术界一方面应者了了，另一方面一般也只是因袭王说，而未有发挥。安旗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在辑录此诗后所加的按语中，引述王说，并以“王说是也”[2]（下册，P1772）加以肯定，除此之外，则未置一词。詹yīng＠①先生主编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在此诗后所加按语中这样说：“王说或为得之，然乩仙云云，却涉荒诞不经。”[3]（第8册，P4519）这里，詹yīng＠①师比安旗先生显然进了一步，一方面批评王琦疑此诗为“乩仙之笔”是“荒诞不经”，而似同意是“好事者为之”，另外亦惜乎未能再作更深一层的探讨。检讨王琦所言，他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又进而推测其出自“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但是，王琦的这一结论并非立足于确凿证据的基础之上，而只是基于阅读印象所作出的判断，缺乏细致的考察，因此难免过于草率，而未足以使人信服。同时依据王琦所言，我们对于这首诗的作者似乎也已经无从考索了。实际上，断言此诗不是李白所作，是有确凿的证据的；而且其作者也是有名可考的——他就是宋代大诗人苏轼。下面试详为说之，不足之处，尚乞方家予以批评、指正。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将此诗视为李白所作者，是宋代的黄伯思。在所撰的《东观馀论》卷上《论书六条》的第五条中，他这样说：“‘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此《上清宝典》李太白诗也。”这里，黄伯思明确指出了此诗为李白所作。然而，黄氏虽作此说，就如同王琦否定此诗为李白所作一样，对其持论之理由与依据却并未作任何说明。在《东观馀论》指出此诗为李白所作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这一说法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我们从宋元其他文献资料中，也未见到有人提起《东观馀论》中所记的此则内容。一直到了明代，胡震亨在《李白通》中才注意到黄氏此说，并援以为据，并在《李诗通》卷二十一的《附录》中，将这首诗辑录其中而题以《上清宝鼎诗》。《全唐诗》卷一百八十五《李白集补遗》也是据《东观馀论》而辑录的，也题以《上清宝鼎诗》。但是对此诗细加分析，我们不免疑窦丛生。疑问之一，此诗在内容上意脉模糊不清，颇不完整，不仅给人有头无尾之感，诗句间也并不连贯。诗中作者以“君”、“我”对举，又说“度君多少才”，这与诗题《上清宝鼎诗》显然不合。如果把“我”看成是作者自指的话，那么，“君”又该作何指呢？这一点按照诗题来寻求，也难知所云，不得其解。疑问之二，此诗从形式上看，既非古诗，又非近体，音律上也较为混乱，读来颇觉不类。疑问之三，此则资料出于《东观馀论》中《论书六条》，检其他五条资料，内容上皆为论书，只有这一条则是论诗，内容与论书毫无牵涉，置于“论书”之中显然不合适。所有这些疑问归结起来，使我们不能不对黄伯思《东观馀论》的说法产生怀疑。而后世在收集李白佚诗或整理《李白集》的时候，仅凭借《东观馀论》中这则疑问颇多的资料，未作仔细辨别即引以为据，盲目信从，将此诗作为李白的佚诗辑录，这不仅使上述疑问未能得到解决，而且使得问题又进一步复杂化。
今按，黄伯思《东观馀论》认为由李白所作的《上清宝典诗》，我们在苏轼诗集中，又看到了它以《李白谪仙诗》为题，完整地保留其中。（注：王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六《外记》也曾引录此诗。然而，令人颇为费解的是，他对苏集著录此诗竟然未置一词，即以“似观化之后所言”为据，而视此诗为“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我们怎样因为李白不可能作此诗，而否认苏轼作此诗的可能呢？其实，所谓“我居清空表，君隐黄埃中”，乃是我——君、阳——阴对举，不能将“居清空表”理解为“观化之后”。）整首诗是这样的：
我居清空里，君隐黄埃中。声形不相吊，心事难形容。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对面一笑语，共蹑金鳌头。绛宫楼阙百千仞，霞衣谁与云烟浮。
把《苏轼集》中所存这首《李白谪仙诗》与黄伯思《东观馀论》中所引诗句加以对照可以看出，苏轼集中所录者无疑是一首完整的'诗，《东观馀论》所引者仅为《李白谪仙诗》的第一、二与九、十、十一、十二共六句，只是节录了全诗的一部分。就二者的共同部分而言，除了个别字上有差异外，余皆相同。《东观馀论》所引“我居清空表，君处红埃中”之“表”、“处”、“红”，以及“仙人持玉尺”中之“仙”，《李白谪仙诗》则分别作“里”、“隐”、“黄”与“佳”。对于这几处差异，细加体会，我们觉得也应以《李白谪仙诗》为是。通过两者的对比，可以肯定地说，《东观馀论》所引的《上清宝典诗》，原是出自这首在苏集中题作《李白谪仙诗》之中的。从黄伯思只是节录全诗的一部分来看，他似乎并未见到这首诗之全体。这就使我们自然生出了这样一个疑问：这首诗究竟应如黄伯思《东观馀论》中所说为李白所作，并题为《上清宝鼎诗》，还是应为苏轼所作而题为《李白谪仙诗》呢？抑或像王琦说的那样是“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从苏轼诗集中对此诗的著录说起。
考察苏集版本的流传可以知道，现存《苏轼集》各种版本中最早著录《李白谪仙诗》一诗的，是明代成化年间所刊行的程宗《重刊苏文忠公全集》。该本于《东坡集》、《东坡后集》、《奏议集》、《内制集》、《外制集》、《应诏集》外，首次编辑了《东坡续集》，这首《李白谪仙诗》即录于《续集》之卷一中。那么，程宗将此诗编辑于《续集》之中，他所依据的版本又是什么呢？据李绍《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程氏《重刊苏文忠公全集》依据的版本主要有两个：一是“宋时曹训刻旧本”，二是明仁宗时翻刻内阁所藏宋本而未完之新本。程氏在此基础上，“重加校阅，仍依旧本卷帙。旧本无而新本有者，则为《续集》并刻之”。今按，仅从程氏刻本目录即可知道，所谓“宋时曹训刻旧本”，无疑是属于《七集》本系统。而从李绍序中又可知，程宗所编《续集》，依据的是明仁宗翻刻宋本而未完之新本。那么，其所谓“新本”又是属于什么版本系统呢？对此，我们虽然已经无从直接考索，但是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东坡六集》“当坡公无恙时”已有“杭本”行于世（卷十七），可以说基本上是出于作者手定，《七集》本中的《应诏集》也早已定型。明仁宗时之“新本”只是据内阁藏本“命工翻刻”，并未改变原卷帙，程氏重刊时也只是“依旧本卷帙”，设若“新本”属于《七集》本系统，自然不可能会多出许多“曹训刻旧本”所无的诗文。据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一“新本”并不属于“曹训刻旧本”所属的《七集》本系统，而应当是宋代诸如《东坡备成集》、《类聚东坡集》、《东坡大全集》之类的分类合编本。（注：参考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九《东坡集》，中华书局，。）这就是程宗《重刊苏文忠公全集》中的《续集》部分所依据的版本。程氏此本在后代影响极大，成化以后各本苏集，即多由其而出，并将这首《李白谪仙诗》著录于其中。像明代万历一百十二卷本《东坡全集》（按，此即《四库全书》著录的蔡世英刊本所祖）、万历年间茅维刻本《东坡先生诗集注》（按，此即所谓“新王本”，四库全书所著录之朱从延文蔚堂刻本所祖）、清代宋荦等补注《施注苏诗》所刻之“新施本”（注：《施注苏诗》至清康熙年间，仅有残本传世，其卷一、二、五、六、八、九、二十三、二十六、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九、四十均已佚。宋氏嘱门下邵长衡补其阙卷，又掇拾遗诗四百余首，嘱冯景注之。此一由宋氏重新补注者，称为“新施本”。）、查慎行的《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冯应榴的《苏文忠公诗合注》以及朱翠亭的《苏东坡诗集注》等，皆著录了此诗。
由上述对著录《李白谪仙诗》的苏集版本所进行的考察，可以看出，自明代起，这首诗即被各本苏集所辑录。据此，应当说此诗是很有可能为苏轼所作的。而且依据这一结论，先前我们关于此诗的一些疑问，即可豁然冰释，得到圆通、合理的解释。首先，从内容上说，这首诗是苏轼表达对李白的赞赏之情与追随之意的诗。诗中之“君”、“我”也者，按照此诗为苏轼所作的结论，则所谓“我”者，指的是苏轼；所谓“君”者，指的则是李白。另外，在这首《李白谪仙诗》中，整首诗意脉完整，读来畅达无滞。再从用韵上看，此诗前四句一韵，中间六句一韵，后六句又一韵，也毫无问题。凡此种种，皆可说明此诗应为苏轼所作。当然，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尚不能断言，还有几个疑点需要讨论：其一，程氏《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将此诗录于《续集》是否可靠？其二，如何看待将此诗视为苏轼所作而产生的与《东观馀论》记此诗为李白所作二者之间的矛盾？其三，对于这首诗有无可能如王琦所说的那样是“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而误入苏轼集中，也需要讨论。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即著录此诗的程氏《续集》本是否可靠。前已指出，这首《李白谪仙诗》，不是出自于《东坡六集》中之《东坡集》或《东坡后集》，我们从现存元代所修的宋刊本《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也未看到对此诗的著录。这首诗所从出的程氏《续集》本所依据的宋代《东坡备成集》、《类聚东坡集》、《东坡大全集》之类的分类合编本，不像《东坡六集》那样在苏轼晚年行世前，曾经由他亲手校订过，而是因为出于坊刻，故而存在不少舛谬讹误之处。南宋时胡仔甚至感叹地说：“东坡文集行于世者，其名不一，惟《大全》、《备成》二集诗文最多，诚如所言，真伪相半。”[4]（后集，卷28,P211）这样，依据《大全》、《备成》诸集而辑成的《续集》自然可能有不少的问题，有一些重出之作与伪篇羼入了其中。清代学者查慎行在其《苏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中，遂从程氏《续集》中查出了90首在本集中他处已出现过的重出之诗，列于编末，单独地编为四十九、五十两卷，而这首《李白谪仙诗》即列于90首之中。查慎行还在这首诗后加了按语，他说：
慎按：《东观馀论》云：“‘我居清空里，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此《上清宝典》李太白诗也”云云。黄伯长（按，长应作思）但摘此六句而不载全篇。检《太白集》，乃无此诗。今据《东观馀论》，改编此卷。
既然程氏《续集》出于未经作者校订的坊刻本，其中大量存在与他集互见之诗，甚至这首《李白谪仙诗》也赫然列于其中，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疑问：我们如何证明此诗可信，而不在《续集》中不可相信的那一部分中呢？应当说，《续集》中大量的与他集互见之诗，确实使我们在此诗最后归属的问题上面临一定的困惑。但是，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一点，即并不能因为《李白谪仙诗》出于《续集》，即不加分析地断言其不可靠。事实上，就算《续集》也“真伪相半”，毕竟它还有另一半的诗不是伪作，这些佚诗，皆在《东坡前集》、《后集》所录之外，而赖《续集》得以保存。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其中有不少他集互见之诗而将保存大量佚诗的《续集》整体地加以否定。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即曾对查氏将程氏《续集》中与他集互见之诗编为第四十九、五十两卷表示过不满。他说：“此二卷诗，查氏附于全集之末，为卷四十九、卷五十。其辨别自皆有据。但其中亦有难定为必非先生诗者。……至《新城道中》第二首、《次韵送张山人归彭城》一首，皆确系先生诗。”（卷四十七，下）这里，冯氏虽未列出《李白谪仙诗》，但这已足可说明查氏《续集》所列之诗也并不皆非苏轼所作。同时，尤为重要的是，查氏虽将《李白谪仙诗》列于“他集互见”之中，但所根据的也只是《东观馀论》，而并非是《李白集》或其他文献中也著录了此诗，从而印证了《东观馀论》所记是正确的。因此，在未事先证明《东观馀论》所据可靠、确凿的情况下，即引以为据而将其列于“他集互见”之中，这还远不足以说明此诗即为李白所作；甚至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相对于证据确凿的其他诗，查氏将《李白摘仙诗》列于“他集互见”中，还是不妥当的。另外，还须注意的是，查氏虽将此诗列于“他集互见”中，但并未见得他即是说此诗为李白所作。细读查氏所加按语：“检《太白集》，乃无此诗。今据《东观馀论》，改编此卷。”这里只是说据《东观馀论》而将此诗由程氏《续集》卷一改编于此卷，并未即断言此诗为李白作。这一点结合查氏对其他“他集互见”诗所下的按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认识。查氏对于“他集互见”之诗，在判断的语气上是有差别的。举凡可以确认非东坡诗者，他的语气都非常肯定，故常常有“据以驳正”，或“断为某某作”的字样。但对这首《李白谪仙诗》，他却未轻下断语，否认此诗为苏轼所作。这种审慎的态度，也提示我们，查氏并非是将此诗视为一定是李白所作的，很有可能只是因为《东观馀论》也著录了此诗，并归为李白所作，他才不能视而不见地不把它列于“他集互见”之中。因此，并不能以《李白谪仙诗》出于程氏《续集》，而查氏又将它列于“他集互见”一卷为据，来否定此诗为苏轼所作。
再说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黄伯思《东观馀论》以此诗为李白作，其中应有讹误，未足以信从。首先从《东观馀论》的编辑、流传过程来看，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一十八《〈东观馀论〉提要》，《东观馀论》是黄伯思死后由其子黄＠②编辑的。该著初编时共十卷，而今本所存仅有二卷。由此可见，《东观馀论》在编辑时或后来的流传过程中曾发生过讹乱的情况。这种情况的产生，在四库馆臣看来，是由两个因素导致的：其一，《东观馀论》曾经经历过“传写合并”。其二，黄＠②在编辑乃父遗著时“于其未定之说，有所去取”。应该说，这种推测是颇合于情理的。果如是，则《东观馀论》自然难免会有他人之误说羼入其中。同时，既然黄伯思之子黄＠②“于其未定之说，有所去取”，这也告诉我们，黄氏之学虽有淹通渊博之称，但也不免有驳杂的一面。这样，黄氏之所得于道听途说者盖有以入之，而其子黄＠②或因受学识所限，所去未必皆中肯綮，至于有些讹误未能发现而编入《东观馀论》中。（注：事实上，《东观馀论》所记此诗，之所以只是对《李白谪仙诗》原诗并不连贯的节录，显然是黄氏误记造成的，这似可说明《东观馀论》中有得之于道听途说者。）意者此诗之出于《论书六条》，即当是由于“传写合并”或黄＠②“去取”过程中出现的讹误所致，将本不属于论书内容的此则资料误编入其中。倘如是，则所谓《论书六条》之题，即当是黄＠②编辑时所拟，而非黄伯思原著中所自有。既然这样，黄伯思虽著录了这首诗，但并不能证明此诗为李白所作。
其次，应该指出，黄伯思《东观馀论》将苏集《李白谪仙诗》作为李白的诗歌并题以《上清宝典诗》，没有任何版本依据的支持。现存最早经由宋敏求在乐史所编《李翰林集》基础上增订、曾巩考定的宋蜀本《李太白文集》、南宋咸淳本《李翰林集》，以及其他笔记、诗话等皆未著录此诗。设若其为李白所作，则宋敏求增订李白诗时自应将其辑录；如果说是宋敏求漏辑的话，南宋咸淳年间始刻印的咸淳本《李翰林集》也应会据《东观馀论》而补辑的（事实上，咸淳本《李翰林集》即辑录了原为宋蜀本《李太白文集》所无的《菩萨蛮》、《忆秦娥》二词）。这只能说明一点，即《东观馀论》所录之《上清宝典诗》，是在宋敏求熙宁元年(1068)增订完《李太白文集》之后才出现的。我们现在要考察的是，黄伯思著录此诗的依据是什么，如果说这是黄氏的讹误，这种讹误又是如何产生的？要回答这一问题，还需要从《论书六条》说起。其实，此诗之出于《论书六条》应能启示我们，或许此诗原本也是属于论书的内容，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问题就有了答案：黄伯思应当是从当时流传于世的书家之墨迹中录入这首诗的（至于《论书六条》中何以其他五条文字内容皆相对较长，独此条为最短，或因为其中论书的内容在“传写合并”或黄＠②“去取”时阙佚所致）。我们这样说，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宋代一些诗话、笔记如《王直方诗话》、《侯鲭录》、《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等尝录有传为李白所作的诗二首。其一云：“人生烛上花，光灭巧妍尽。春风绕树头，日与化工进。惟知雨露贪，不念零落近。昔我飞骨时，惨见当涂坟。青松蔼明霞，缥缈上（或作山）下村。既死明月魄，无复玻璃魂。念此一脱洒，长啸登昆仑。醉着鸾凤衣，星斗俯可扪。”其二云：“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寻丝得双鲤，中有三元章。篆字若丹蛇，逸势如飞翔。归来问天姥，妙义不可量。金刀割青素，灵文烂煌煌。咽服十二环，想见仙人房。暮跨紫鳞去，海气侵肌凉。龙子喜变化，化作梅花妆。遗我累累珠，靡靡明月光。劝我穿绛缕，系作裙间dāng＠③。揖余以辞去，笑谈闻余香。”关于这两首诗之来历，传说颇多。如《王直方诗话》云：“元yòu＠④八年，东坡帅定武，李叔方、王仲弓别于惠济，出示《南岳典宝东华李真人像》，又出此二诗，曰此李真人作也。近有人于江上遇之得此，云即李太白也。”赵令峙《侯鲭录》又记云：“东坡先生在岭南，言元yòu中有见李白酒肆中诵其近诗云：‘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此非世人语也。少游尝手录其全篇，少游叙云：‘观顷在京师，有道人相访，风骨甚异，语论不凡。自云尝与物外诸公往还，口诵二篇，云东华上清监清逸真人李白作也。’”苏轼《东坡题跋》卷二《记太白诗》也云：“余在都下，见有人携一纸文书，字则颜鲁公也。墨迹如未干，纸亦新健。其首两句子云：‘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此语亦非太白不能道也。”可见异说颇多，莫衷一是。今人陈尚君先生曾对二诗之作者作过这样的推测，他说：“其作者约有以下几种可能：其一，北宋道士托名李白作；其二，李真人作，后传成李白作；其三，北宋道士录唐时遗诗而献于东坡；其四，东坡自作而伪称得之于他人，亦如解《八阵图》而称少陵托梦之类。”[5](P868)但无论怎样，我们可以确认的是，苏轼曾经手书过这两首诗。今人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在辑录这二首诗时，即是说“录自苏轼书李白诗墨迹”[6]（第4册，P1731）。据此，我们应可推知，苏轼写成《李白谪仙诗》之后，其手书之墨迹，在此后流传于世。黄伯思为北宋末期人，据史书记载，他于徽宗政和年间曾官秘书郎，年代较苏轼为晚。作为学问淹通，尤精于金石、书法之学的人，对于流传于世的苏轼手书墨亦，黄伯思自然能看到。因此，他或当是在看到苏轼手书《李白谪仙诗》之墨迹后，将其录入《东观馀论》之中的；而他所以误会此诗为李白所作，应是误将诗题“李白谪仙诗”理解成苏轼是说这首诗是李白所作的了，错误即应是由此而产生的。至于他以《上清宝典诗》为题，或应是他将此诗与前所引的两首《上清宝鼎诗》误为一首所致（按，《上清宝鼎诗》与《上清宝典诗》仅有一字之差，且“鼎”与“典”，读音相近，明人胡震亨《李诗通》据《东观馀论》辑录此诗时，即题作《上清宝鼎诗》，而作为“朝披梦泽云”一诗之异文）。这样来认识这一问题，不仅可以进一步说明此诗应为苏轼所作，更主要的在于，它能很好地解释《东观馀论》与《苏轼集》之间存有的矛盾。
由以上所考，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东观馀论》记此诗为李白所作，这应有讹误，故不足以信从（这样，查慎行《苏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以《东观馀论》为据，列此诗于“他集互见”之中，便也同样不足以否定《李白谪仙诗》李苏轼所作的了）。
再看第三个问题，即此诗有无可能确如王琦所推测的那样出自“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而在后来又误入《苏轼诗集》之中？这种情况也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所谓“乩仙之笔”，诚如前引詹师所云是“荒诞不经”，不须讨论。其次，细读《李白谪仙诗》，可以体会到是两位精神境界与追求颇为一致的人所进行的心灵交流。“我”虽对“君”怀有赞赏之情及追随之意，但并非顶礼膜拜，诗中的“我”，同样有着如李白那样超卓的追求，这从诗的字里行间所渗透的精神意蕴和情感内涵中可以感受到。这种内容显然远不是迷信神仙者之“乩仙”之词所能比拟，也同样不可能是好事者拙劣的模仿所能达到的。拙劣的模仿者常常是依葫芦画瓢，诗中没有主体精神生命的渗透，因此毫无生气，读来味同嚼蜡（前引宋代诗话、笔记所记《上清宝鼎诗》二首即是如此）。其三，我们从苏轼诗词那里常可看到在意境方面与《李白谪仙诗》相类似的情形。如苏轼《水调歌头》一词中“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几句，便颇与《李白谪仙诗》中“欲乘明月光，访君开素怀。天杯饮清露，展翼登蓬莱”几句在意境上有神似之处。类似情形在苏轼其他诗中也常可见到。另外，细加体会，此诗内含有风趣幽默之致，与苏轼诗中常常表达的高逸萧散之精神追求是相一致的。这也颇能说明问题。因此，王琦疑这首《李白谪仙诗》是“乩仙之笔”或“好事者为之”，是不能成立的。
综上所考以观之，我们认为，作为一首有深切的情感底蕴的诗，在只有《东观馀论》和苏轼诗集著录此诗、且苏集所录更为完整而《东观馀论》所记又有讹误的情况下，把《李白谪仙诗》看成是苏轼所作，无疑是更具说服力、也更合乎情理的。作为生前颇为热心地为李白诗歌“打假”的人，苏轼针对一些假托伪劣之作被收录于《李白集》，曾不止一次地忿然指出：“今《太白集》中有《归来乎》、《笑矣乎》及《赠怀素草书》数诗，决非太白作，盖唐末五代间学齐己辈诗也。余在富阳，见国清院太白诗，绝凡近。过彭泽兴唐院，又见太白诗，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语不甚择，集中也往往有临时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辈敢耳。”[4]（前集，卷5,P28）但在他生后，自己的《李白谪仙诗》竟被俗人误传为李白所作，这对于热心为李白诗歌“打假”的苏轼来说，显然是始料未及的。当然，对于苏轼的这首《李白谪仙诗》来说，被误羼入《李白集》中，倒不会像所谓好事之徒所作那样为李白诗减色，反而说明了两位诗坛巨人之间内在精神世界上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同时，写这篇文章，还使我生出一番感触，即对于《东观馀论》所记李白《上清宝典诗》原本出于苏集《李白谪仙诗》，虽然王琦《李太白全集》中早已将苏诗引录，而李白研究界竟然从未有人就此诗之归属进行考察，说来真是一件颇为令人诧异的事。在李白研究日趋细密、具体的今天，王琦所说之疏漏到现在竟还未受人注意，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参考文献】
[1] 王琦.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 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M].成都：巴蜀书社，1990.
[3] 詹yīng＠①.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4]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5] 陈尚君.全唐诗补编[Z].北京：中华书局，1992.
[6] 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钅加英
＠②原字讠加乃
＠③原字王加当
＠④原字衤加右
篇5：苏轼写了多少首古诗
苏轼写了多少首古诗
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极高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代表。而且苏轼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苏轼典型地体现着宋代文化精神。下面是苏轼写诗词，请参考！
1、《守岁诗》
儿童强不食，相守应欢哗。
晨鸡旦勿鸣，更鼓畏添过。
2、《春宵》
春宵衣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
歌管楼亭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
3、《上元侍宴》
淡月疏星绕建章，仙风吹下御炉香。
侍臣鹄立通明殿，衣朵红云捧玉皇。
4、《花影》
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归不开。
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
5、《饮湖上，初晴后雨》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6、《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
7、《儋耳》
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
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野老已歌丰岁语，除书欲放逐臣回。
残年饱饭东坡老，衣壑能专万事灰。
8、《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9、《阳关曲·中秋月》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10、《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衣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雄姿英发，羽扇纶巾，
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衣樽还酹江月。
苏轼（1037年1月8日—11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1-3] 。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4]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衣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衣。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衣；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篇6：杨万里写了几首诗
杨万里写了几首诗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诗人，创作过不少杰出的诗词。
杨万里写的诗
初夏睡起
【宋】杨万里
竹边台榭水边亭，不要人随只独行。
乍暖柳条无气力，淡晴花影不分明。
一番过雨来幽径，无数新禽有喜声。
只欠翠纱红映肉，两年寒食负先生。
读严子陵传
【宋】杨万里
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
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
过杨村
【宋】杨万里
石桥两畔好人烟，匹似诸村别一川。
杨柳荫中新酒店，葡萄架下小渔船。
红红白白花临水，碧碧黄黄麦际天。
政尔清和还在道，为谁辛苦不归田?
寄陆务观
【宋】杨万里
君居东浙我江西，镜里新添几缕丝。
花落六回疏信息，月明千里两相思。
不应李杜翻鲸海，更羡夔龙集凤池。
道是樊川轻薄杀，犹将万户比千诗。
伤春
【宋】杨万里
准拟今春乐事浓，依然枉却一东风。
年年不带看花眼，不是愁中即病中。
晚风
【宋】杨万里
晚风不许鉴清漪，却许重帘到地垂。
平野无山遮落日，西窗红到月来时。
【宋】杨万里
梅子流酸溅齿牙，芭蕉分绿上窗纱。
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春晴怀故园海棠
【宋】杨万里
故园今日海棠开，梦入江西锦绣堆。
万物皆春人独老，一年过社燕方回。
似青似白天浓淡，欲堕还飞絮往来。
无那风光餐不得，遣诗招入翠琼杯。
春晴怀故园海棠
扩展阅读：杨万里杰出事迹
学问渊博
杨万里学问渊博，才思健举。他的作品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雄健富丽的鸿篇巨制;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随手拈来，却能曲尽其妙的写景抒情小诗。诗风平易自然、构思新巧、幽默风趣、清新活泼，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他又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吸取生动清新的口语谣谚入诗，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俚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翮《寒塘诗话》)，给人纯朴自然的感受。如：“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杀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竹枝歌》)完全似脱口而出的一首山歌，反映了他向民歌学习的成就。
杨万里现存的诗篇，有一部分直接抒写自己的爱国感情及对时政的关怀。特别是他充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第一次横渡江、淮，去北方迎接金使，亲眼看到宋朝的大好河山沦于金人手中，淮河成了南宋的北部边界，两岸的骨肉乡亲，不能自由往来，心中有无限感慨，写下了不少爱国的诗篇，如：“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初入淮河》)他路经镇江金山时，看到风景如画的金山的亭台变成了专门招待金使烹茶的场所，愤慨地写下了“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的诗句，深深地鞭挞了屈辱的南宋小朝廷。此外，如《过扬子江》、《虞丞相挽词》、《豫章江臬二首》、《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诗章，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国，或歌颂抗敌捐躯的将领，或讽刺卖国投敌的权奸，都是万里的名篇。
关心民生
他也有一些诗作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表达了他对民生的关心及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如《悯农》、《观稼》、《农家叹》、《秋雨叹》、《悯旱》、《竹枝歌》、《插秧歌》等，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但上两类作品数量并不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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