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集锦8篇）由网友“超爱番茄锅”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整理过的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篇1：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一条 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
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第二条 非法使被监护人脱离监护，导致亲子关系或者近亲属间的亲属关系遭受严重损害，监护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第三条 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一)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
(二)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
(三)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
第四条 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物品所有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第五条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六条 当事人在侵权诉讼中没有提出赔偿精神损害的诉讼请求，诉讼终结后又基于同一侵权事实另行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七条 自然人因侵权行为致死，或者自然人死亡后其人格或者遗体遭受侵害，死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列其配偶、父母和子女为原告;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可以由其他近亲属提起诉讼，列其他近亲属为原告。
第八条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九条 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
(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
(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
(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
第十条 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以下因素确定：
(一)侵权人的过错程度，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
(三)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四)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五)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
(六)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
法律、行政法规对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十一条 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第十二条 在本解释公布施行之前已经生效施行的司法解释，其内容有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篇2：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解释论文
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解释论文
一、问题的由来:基于司法实务的困惑
《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理论上将该条文定位于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认为它是关于一般侵权行为的规定。但是就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具体适用，在司法实务中一直存在困惑，法官在具体的案件处理上也表现出解释论上的无奈。
在具体审判实践中，我们通过案例检索发现，当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权利的时候，法院在判决的时候会毫不犹豫的运用一般条款认定要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当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利益的时候，则表现出混乱。一些案例是通过因果关系来判断利益是否需要保护:一些案例则是在解释论上借鉴德国模式来对利益进行保护:还有一些案例则存在说理上不充分的问题。
可见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将权利和利益置于一个条文中规定，从文义上试图将权利和利益一体保护，但是司法实务中却导致了混乱。笔者认为我们必须充分研究比较法，对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进行合理的解释，才能够合理解决我国侵权案件纠纷。基于此笔者下文将从比较法考察、我国解释论的构造上展开，以求能完善我国民事司法。
二、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比较法模式分析
比较法上有代表性的法系主要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而英美法系在侵权法上的规定采取了对具体的侵权形态进行规定，所以一般条款只存在于大陆法系。考察后，我们发现大陆法系有两种模式:法国模式和德国模式。
(一)法国模式
《法国民法典》在1382条和1383条对一般侵权做了统一规定，没有区分权利和利益的保护，而是做了统一规定，只要造成损害，并符合其他要件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任何行为侵害了他人的权益并且造成损害，只要符合该一般条款的相关规定，就构成侵权行为，受害人就享受损害赔偿请求权。
法国法在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规定上采取了宽泛的方式:首先就涵盖的范围上，法国法的一般条款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涵盖了所有的过错侵权责任:其次在保护范围上，法国法不区分损害的类型，给予了平等保护，试图将所有的过错侵权都包含在内，并且对于损害也不加区分。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只有法国法的一般条款才是真正的一般条款。
虽然法国开启了一般条款的先河，但是也存在着弊端。针对利益的保护问题，法国法在立法上并没有明确，而是采取了开放式的规定，扩大了侵权责任赔偿的案件范围，使行为自由受到限制。为了弥补这些问题，法国模式下采取了相关措施对赔偿进行限制。这大都是通过法官对具体理论的运用来加以限制因此法国模式是将侵权责任一般条款具体运用的权利交给了法官，让法官来决定对相关利益的保护。
(二)德国模式
德国模式和法国模式在规定上有区别，该模式将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具体化为三个小的一般条款。其法典第823条、第826条对侵权责任一般条款，进行了类型化，首先在第823条第1款规定了故意或者过失不法侵害绝对权和其他权利的，要承担赔偿义务:其次在第823条第2款规定了，违反以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法律的人，要承担赔偿义务:最后在第 826条规定了故意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加害他人的也要承担赔偿义务。
德国模式在仍然坚持法国所开创的一般条款的模式下，对一般侵权行为的诉因类型化作出了规定，区分了违法性的三种类别，对权利和利益进行了区分保护。一般认为德国模式有如下特点:第一点是，采取了绝对权列举规定的方式，明确了保护范围:第二点是，对权利和利益区分保护，具有层次性:第三点是，对权益的保护既有一定的开放性，也有所限制。
德国模式采取了三个小的一般条款，在行为自由和他人的利益保护上，倾向于保护行为自由，值得肯定。但德国模式也存在着弊端，首先，德国模式对侵权法的保护对象严格限定，不利于对合理利益的保护:其次，德国法中的对利益的保护需要具有违法性以及故意背俗，一直存在争论。德国模式为了弥补不足，发展出一般人格权及营业权的理论，以希望对利益进行合理保护。同时德国法在解释论上对相关条款的适用也进行了深入研究，这无疑对司法实践起到了作用。
通过对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两种立法例的研究，我们发现各有利弊。法国模式采取的是大一般条款，适用的是不得损害他人的一般性禁止，而德国模式则是三个小的一般条款，适用的是不得侵害他人特定法益和权利的有限禁止。法国模式在保护上具有开放性，可以合理的发展保护的范围，而德国模式在保护上有所限制则更有利于司法实践的运用。那么到底哪种模式适合我国呢?笔者认为必须在解释论上进行分析。
三、我国侵权责任一般条款解释论选择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文义分析，该条采用了法国模式下一般条款的规定。所谓“民事权益”不仅仅限于权利，而是一个更为开放的概念，这与法国模式的“给他人造成损害”意思基本一样。然而文义解释只是法律解释的一种，单纯的文义解释并不总能合理的.解决纠纷，因此我们必须对法律文义所涵盖的类型从法律的目的上来反思，对相关文义所涵盖的案件进行类型化，将不符合法律目的的部分予以排除。基于此，下文将对我国《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进行反思。
(一)侵权责任一般条款文义解释的困境
从我国《侵权责任法》进行文义角度出发，我们发现更类似于法国模式。采取的是从侵害民事权益出发，来构建侵权责任。这导致只要当事人证明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侵害人有过错，就构成侵权。这扩大了侵权的可能性，使人们的行为自由受到威胁。在今天，行为自由对于市场竞争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按照文义解释的结果，无疑是与社会发展相悖的。
除此之外，文义解释的角度实际上是从损害的角度对侵权行为进行界定，将相关类型化的问题交由法官处理。然而法官在具体处理案件之时，却因为相关利益保护范围过大，直接导致了侵权和合同适用的竞合，增加了裁判的不确定性。具体而言就纯粹经济损失、缔约过失，在适用上既可能被纳入到《合同法》的保护范围，也有可能被纳入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围，这增加了案件裁判的不确定性。
最后，文义解释与我国其他的相关法律规范不符。第一点《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条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司法解释对人格利益的保护采取了类似德国的模式，这一点与《侵权责任法》的文义解释存在冲突。同时对审判实践中的案例进行整理，在具体判决中，论理部分也会提及“违反善良风俗”。第二点，我国《合同法》中规定了缔约过失制度，这与法国法不同。而法国法之所以没有缔约过失制度就是因为，其侵权法对于利益保护的特殊性。因此我国结合《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体系解释时，我们会发现对第6条第1款的文义解释有不妥。
(二)侵权责任一般条款解释的构造方向
上文分析，我们发现对《侵权责任法》文义解释，采法国模式，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体系及民事司法，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一般条款进行重新解释。学者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在解释的过程中应当借鉴德国模式的经验:第二种，可以借鉴意大利的相关经验，通过对不法性的解释而推导出限缩方法;第三种，借鉴日本的经验用权益侵害要件取代损害要件，从而达到限缩的目的产解释论上通过上述方法，都能达到相关解释的目的，但是到底哪种解释比较适合我国，就必须立足于我国现有的法律资源，从法律规范出发，合理运用解释学方法。
我国关于一般侵权的一般条款只有《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因此一切的解释必须从该条文出发，并且结合相关司法解释进行构造。基于上文的分析，我们发现该条文对于权利和利益的保护没有明确区分，因此可能导致保护范围的不确定性，在司法实务中也带来了相关法律适用的交叉，所以我们应当借鉴上述三种解释方法对该条文进行目的性限缩。具体限缩的目的，应当定位于合理界定保护的范围，既限定相关利益的保护，有保持保护的开放性。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合理的保护范围呢?值得研究。
笔者认为，首先就绝对权及相关权利，应当采取只要侵害人有过错侵害了相关权利就给予保护，这样的规定在比较法上是一致赞同的，我国解释也应当如此。其次就利益的保护，则应当进行类型化，予以合理限制。比较法上较为通行的观点，是将利益分为两方面进行保护:一是因过错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并造成损害的:二是故意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加害于他人的。这种观点对利益区分保护，既避免了权益保护宽泛性、不确定性的问题，也保持了利益保护的一定开放性，这是值得借鉴的，但是具体适用到我国，在具体问题上还要区别对待。
(三)利益保护问题的解释论选择
上文分析了德国利益保护的模式，保护上区分了过错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和故意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加害于他人。这两种限缩解释后的类型有没有达到对利益的合理保护，到底是否适合我国，这些都是值得反思。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必须结合我国的相关民事司法经验进行衡量。
第一点，就过错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并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类型对利益的保护在比较法上受到了普遍的支持，代表性国家均采取了这样的规定。该类型实际上是给需要保护的利益以进入法律保护的空间，保持了《侵权责任法》的开放性，这也是将需要保护的纯粹经济损失纳入保护的最佳途径。该类型保持了公法及道德与私法对接的可能性，为相关利益的充分保护给予了保障，在权益保护和行为自由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因此我国侵权法在解释上应当从之。
第二点，故意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加害于他人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从价值的衡量上，笔者认为应当在解释论上稍做修正。利益可以分为人身的和财产的，一般认为人格利益要高于财产利益，所以我们应当给予人格利益更严格的保护。因此就主观要件上，笔者认为应当区别构造。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条规定了侵害人格利益的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在主观上并没有要求故意。基于此笔者认为对该类型应当适当改造，解释为故意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加害于他人财产利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过错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加害于他人人身利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四、结论
侵权责任一般条款的争论由来己久，我国《侵权责任法》在一般条款的规定，在文义上采取了法国模式，但是在适用中却存在较多的问题。在借鉴德国模式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当对权利和利益进行区分保护。基于此在对我国侵权法一般条款的限缩解释下，笔者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就权利的保护而言应当以过错侵害权利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次就利益的保护上，要区分三点:第一点是就过错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并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二点是故意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加害于他人财产利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三点是过错以违反善良风俗的方式加害于他人人身利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篇3：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探讨
关于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探讨
由于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升，我国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了修改，扩大了精神损害的事项范围，增设了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项目，使得受害人获赔的权益内容更为丰富，对受害人权利保护更为全面。但是，由于国家赔偿法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历史尚短，立法规定较为笼统，实践中积累的经验还不够丰富等原因，目前对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法理诠释和条文解读尚不够深入和准确，针对焦点问题，理论界各种说法一直是众说纷纭，这直接导致办案部门对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解和认识存在偏差，执法标准不统一，没有达到预期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今天，我们就国家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来进行一下探讨。 一、国家赔偿法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 所谓精神损害赔偿，是指行为人使被侵权人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特定身份权利等遭受侵害时，被侵权人要求行为人通过财产赔偿的方法来进行救济和保护的行为。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背景和相关理论 在立法上，12月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一次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该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次《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将精神损害纳入国家赔偿的内容，是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重大发展。“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是法律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法律从注重财产权及外部物质条件的保护，转而更加关注人身权和其他精神性权利不受侵害的平静的精神世界。” 在修改过程中，理论界提出《国家赔偿法》应当明确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既要规定对物质性人格权侵害的赔偿，又要规定对精神性人格权侵害的赔偿。最终，立法机关根据理论界的建议和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在《国家赔偿法修正案》中规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人身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为最终通过的修改国家赔偿法的决定所采纳，但是并没有采纳以民事赔偿标准来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建议。 三、对“致人精神损害”和“造成严重后果”的理解和认定 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对于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中“致人精神损害”和“造成严重后果”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对“致人精神损害”的理解 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十七条规定的情形，均为国家运用公权力对公民个人实施的侵犯其人身自由和生命健康的行为，按照社会一般常识，受害人在遭受上述行为时，或多或少的都会伴有精神痛苦。在赔偿请求人要求精神补救的情形下，如果赔偿义务机关对赔偿请求人一方依据社会通晓事实提出的主张要求其举证的话，这显然不合理；而如果赔偿义务机关要想对这种主张进行有效的辩驳，也非常困难。基于此，我认为，“致人精神损害”可以理解为是对法定情形所包含结果的进一步明确和重申。这样的理解和认识，符合受害人实际受损的客观情形，也有利于在办案中减少分歧，节约成本，简便操作，提升效率。 （二）如何界定“造成严重后果” 对于判定是否属于严重后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量：第一，对生命权的侵害，由于生命是人体维持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能力，具有至高无上的人格价值，所以对其的侵害必然属于严重后果；第二，对于人身健康的侵害，原则上要看是否达到了人体重伤或伤残标准。至于没有达到上述标准可否判定为严重后果，则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从严把握；第三，对于人身自由权的侵害，在判定是否达到严重后果时，应综合考虑侵害人的主观状态、羁押时间长短、受害人是否存在过错、受害人精神状态及对其亲属的影响等具体情形加以判断。 四、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确定 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确定比较复杂。作为事实问题，精神损害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而作为法律问题，精神损害赔偿又缺乏明确的客观依据。我认为，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应考虑一下情况：（1）精神损害程度；（2）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方式、手段、具体场合、时间长短及侵权人事后采取弥补措施的有效程度；（3）受害人的自身感受及所受的精神痛苦程度；（4）其他赔偿项目情况以及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请求人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综上所述，因精神损害具有无形性、非财产性等特点，精神损害赔偿难以确定一个客观的标准，赔偿的数额也难以计算和定量。因此，精神损害的法律适用会面临许多困难，这有待于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索，在立法上逐步进行完善。 （作者通讯地址：汝州市人民检察院，河南平顶山 467500）
篇4：学校在学生民事侵权纠纷中的责任
学校在学生民事侵权纠纷中的责任
王亚明 一、案例简介及问题的提出 南京晓庄学院学生朱某在学院球场打篮球时，不慎被同学姜某戳伤左眼，经省人民医院诊断为左眼视网膜脱落，学院根据省人民医院建议同意朱某转省人民医院住院手术治疗。因对赔偿数额协商不成，朱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姜某、晓庄学院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朱某、被告姜某作为年满18周岁的大学生，在课余时间进行篮球活动，存在一定的风险。被告姜某不慎戳伤原告朱某的左眼致残，属意外伤害，朱某、姜某均无过错，适用公平原则，责任由双方分担。被告晓庄学院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 学校人员构成复杂，学生人数众多，学校管理力量相对薄弱，再加上体育活动等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各种民事侵权纠纷的出现难以避免。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类纠纷呢？ 二、案例分析 1、学校的照管义务 我国的学校多为公立学校，属于国家法定的教育机构。学校的职责是向学生传授知识、对学生进行管理。学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学校的管理责任当然应包括对学生的人身安全与健康的照管义务，这种义务是一种法定义务。 近年来各种类型的私立学校也逐步兴起。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不同。公立学校由国家出资建立，其经费由国家拨款，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和领导。私立学校则由民间资本筹建，它不像公立学校那样完全是公益性的，往往有一定的营利因素，私立学校的各类学杂费也比公立学校高得多。私立学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但其独立性更强。然而这些区别并没有免除私立学校的`管理职责，作为学校，私立学校自然也应对学生的人身安全与健康负照管义务。 2、学生的类型 学校照管义务的对象显然是学生，但学校并非对每一个学生都承担完全一致的照管义务。对于不同类型的学生，学校所承担的照管义务轻重不同。 我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中学、小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是未成年人，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中小学生的预知、判断能力比较差，法律为之设定了法定监护人、指定监护人以更好地保护其合法权益。中小学生在校时，学校及其教师应像中小学生的监护人那样尽照管义务。当然这并不是监护义务的转移。 大学则不同，大学生一般都已年满18周岁，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完整的预知和判断能力，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学校只要尽到一般的照管义务即可，不需加以特殊注意。上述案例中，原告朱某、被告姜某均为年满18周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篮球运动有一定的危险因素，朱某、姜某应该预知。晓庄学院在事故发生后及时为被告处理伤口、垫付部分医药费、协助办理转院事宜，已尽到了照管义务。 3．照管义务的时间限制 学校的照管义务，概括地说，仅限于学生在校期间。具体地说，对于不同的情况，学校照管义务的时间也不同。 中小学生缺乏判断、行为能力，学校的照管义务一般从学生入校时起，至学生出校时止。而大学生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学校的照管义务一般仅限于课堂时间，课余活动安全由学生自己负责。 有些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往往实行封闭式管理，所有学生必须住宿学校，周末时回家、回校都有专门校车接送。有些学校则既有住宿生，又有走读生。对于走读生，学校的照管义务依前述时间限制。对于住宿生，学校的照管义务则应相应延长，学生住宿学校期间，学校均应负责，如有校车接送，照管义务还应延长至在校车上的时间。 上述案例中，侵权行为发生在课余活动期间，不属于晓庄学院（大学）的照管义务责任期间内。 4、特殊情况下的照管义务 学校为了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往往会利用节假日时间组织许多娱乐活动、体育活动。这些活动有时在校外进行，活动时间也不在上述的时间限制之内，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安全和健康应由谁负责呢？这些活动既然由学校组织，那么活动时间也应视为学校的责任时间，学校理应对学生的安全和健康负照管义务。如果学校要求活动中有学生家长陪同，学生家长和学校应共同承担这种照管义务。 有些学生患病或体质较差，如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应向学校如实告知学生的身体状况，以使学校承担一般照管义务以外的特殊照顾义务，当然这种义务的履行应在学校能力范围之内且不过分加重学校的负担。 5、归责原则 学生在校发生民事侵权行为时，如果学校没有尽到照管义务，学校就应承担赔偿责任。判定学校是否尽到照管义务，应以什么为标准呢？如果以无过错原则为标准，只要学校中发生了学生间民事侵权行为，学校就要承担责任。这种严格责任会加重学校的负担，目前我国教育事业还处于发展阶段，教育经费不足，如果实行严格责任，学校的经济负担、精力负担都会大大加重，会阻碍我国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实践中，法院一般采取过错原则，学校在履行照管义务时如果有故意或过失，导致未能保护学生的安全和健康，则学校根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在上述案例中，晓庄学院不存在故意或过失，即晓庄学院没有过错，所以晓庄学院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结论 学校中民事侵权行为的发生在所难免，学校应区分不同的情况承担不同的照管义务。学校可以通过制定更加完善的管理规则，加强保卫工作等措施减少民事侵权行为在学校中发生的几率。另一方面，学校可以设法转嫁风险，如学生入校时为学生投学生平安保险，事故发生后就由保险公司理赔，这可以大大减轻学校经济负担。
篇5：证券法上的民事侵权责任制度研究
证券法上的民事侵权责任制度研究
中国证券市场现在已对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巨大影响。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金融深化”，经济的增长已与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表现息息相关。中国已经存在一个为数众多，且不断增加的“股民”群体，股市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会有人感到切肤之痛。证券市场规范化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但市场的状况却很难令人满意。有100多家上市公司有谎报业绩、欺诈上市、内幕交易等行为，19也因此被称为是“上市公司罪恶昭彰的一年”。（2）证券市场的重要性人所共知，到如今，对中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资金，不是评论员文章，而是制度。
一、为什么是民事责任
面对市场，政府首当其冲的问题是管还是不管。理想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给出的答案是“不管”，由市场这一“无形之手”自发调配。然而现代经济日趋复杂多变，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种种现实的考虑使得绝大多数政府在政策抉择时均选择了“管”的套路。（3）
管有不同的管法。英美承其传统理念推崇自律为主，管制为辅的方式，而德国就更强调政府的监管职能。区别是相对的。无论英美还是德国，其监管均十分注意自律性约束和私权救济方式。近几十年来，全球更是掀起了一阵“放松管制” （deregulation）的浪潮。各国放松监管措施，让市场充分展示其创造力。
相比而言，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构架表现出极强的管制色彩和集权化（Centralization）特征。 “中国的证券监管机关拥有几乎是令各国同行最为羡慕的权力。”（4）但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强力管制下，市场并未规范起来，上市公司的违法行为未见减少，反而愈演愈烈。从理论上分析，强力管制的模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有限理性”问题。政府的决策是由人来做出的，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现代社会信息的增长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没有-个人能够声称他能够掌握决策所需的所有信息。即便是在信息相对完全的条件下，人也不能保证其决策完全正确。这一哲学思想经由“苏格兰学派”的学者大加阐释，（5）现已深深融入现代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当中。
2.“寻租”问题。过于集中的权力极易让人提出“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这一经济学中的难题不论是在微观层面还是在宏观层面。不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非经济领域都同样存在。允许监管机关手握重权而又缺乏监督，腐败所需的外部条件就已完全具备。一旦监管因腐败而失灵，市场秩序就难以维持。
3.“有心无力”的问题。倘若坚持证券市场上的违法行为主要由政府机关进行监管，那政府是否具备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完成这项任务也存在很大疑问。即使假设政府官员个个忠于职守、秉公办事，他们的力量与市场上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违法谋私的动机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即便政府有心杀贼，也只恨无力回天。而市场存在着极强的“逆淘汰”现象，只要存在违法却又逍遥法外的情形，图私者便会群起效尤。“资本家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就甘愿冒上绞架的风险”、而证券市场违法所获的暴利又何止百分之百。
经过多年的发展，政府强力管制的缺陷已成发达国家管理知识的一部分。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掀起了一般对金融业“放松管制” （deregulation）（6）的浪潮，一向严守金融业分业经营信条的美国也于近年逐步放松管制，并于年11月4日通过了放松管制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放松管制并不等于放任自流，违法行为并不是不管，也不是完全不由政府管，而是主要由受害人通过私权救济途径加以救济，政府支持私人进行民事诉讼并辅以公法制裁。
大力发展私权救济途径有以下几个好处：
1.权力交给谁都有可能导致腐败，只有交给老百姓自己不会导致腐败。
2.千万股民为了自己的利益密切注视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违法行为较易被发现。
在实践中，由于民众缺乏专业知识，律师自然担负起辅助民众进行诉讼的职能。在美国，有一大批专攻证券法和侵权法的“原告律师” （Plaintiff Attorney，指专门代理原告进行诉讼的律师）他们每天各自关注几家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表现、经营业绩和披露情况。一旦股价出现异常波动或信息披露文件上存在疑点，就会以专业方式展开调查，如果发现上市公司或其他机构、个人违法行事，就组织集团诉讼（Class Acti皿），向违法者讨回公道。（7）事实证明，这一机制产生了极好的威慑效果，美国上市公司很少有欺诈、内幕交易等行为，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在全球首屈一指。
现代经济学研究表明，法律的明文禁止并不会自然让人停步不前。行为人会在对违法可得的收益和受处罚的可能性进行比较之后，做出是守法还是冒险动手的决定。（8）这样，违法行为所受惩诫的可能性和程度就决定了市场参与者违法（守法）的概率。
政府没有能力每时每刻注意市场上出现的异动，千万的律师则可以做到；政府强力监管无法避免腐败，当事人自行其权则无此忧。“只有立法者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比当事人更明白他们的利益之所在， 自己不必代替当事人去安排他们之间的交易， 自己不必改变当事人自行分配的交易风险，立法者才能抓住真正需要立法干预的问题。”（9）
由律师主导民事诉讼进行救济，固然会带来一些社会成本，如律师会收取较高的费用，但这些成本是保障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所值得付出的。
所以，只有健全证券违法的民事诉讼机制，中国证券市场才可能真正是一个“充满生机充满活力的证券市场”。
二、违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
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时作不实陈述，当事人购买股票，当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公开，股价下跌，众多购买人（此种情形下很难将他们与“股东”一词联系起来）利益受损。这个简单化的描述是很多不实披露行为的基本过程。在此过程中，上市公司与股票购买人之间存在一个合同关系。因此，一种立法模式是将证券发行中的欺诈看作是违约行为，通过合同法上的请示权寻求救济。（10）另一种方式是是把不实披露行为作为侵权行为来处理。
在分析采用何种模式之前，需先考虑依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提出请求，在效果上有何不同。与侵权责任相Lb，违约责任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相对性”（the Privity ofContract）。即只有合同关系的当事人方可提出请求，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不能依此合同为请求。一般情况下，合同的效力只存在于缔约双方之间，并不到达第三人。（11）而侵权责任则具有对世性，不受合同关系圈定的当事人限制。这根本上是因为依合同产生的债权是对人权，而侵权法保护的权利是对世权。
由于股票可被看作是一种商品，其募集、发行过程也与货物买卖有某些共性，依违约责任请求救济在理论上并非毫无根据。然而，倘若依违约责任方式向证券欺诈人追究责任，则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
1.被告适格问题。证券募集与发行过程中
，在一级市场上。合同双方是上市公司与购买人，在这种情形下，采取代销形式的证券承销商，为证券发行提供各种法律文件的机构（个人）与购买人之间没有合同存在，（12）购买人无法向他们提出请求。而上述机构和个人均有可能参与证券欺诈。在二级市场上，合同的双方就是不同的投资者，倘若上市公司以提供虚假中期报告等方式进行欺诈，购买人也无法向上市公司主张权利，因为双方之间并无合同关系存在。
2.法定义务无法纳入合同。《证券法》对证券募集与发行规定了许多信息披露义务，在股票上市之后则规定了持续公开义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义务均是在上市公司与购买者缔结股票买卖合同实质过程之外存在的。上市公司公开招股说明书的行为法学界通说认为属于“要约邀请”。（13）
在此公开过程中，上市公司承担了十分重要的法定义务，但依大陆法系理论，要约邀请是不具有拘束力的。这一矛盾很难解决。（14）
证券市场的交易采取集中竞价交易，由投资者委托证券经纪人报价，由电脑自动撮合成效，在此种交易方式下，很难辨认交易对方究竟是谁，或者辨认成本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辨认本身变得不经济。
由于存在上述问题，证券法上的民事诉讼，大多是依侵权法来提起。当然，这并不排斥在条件满足时提起违约之诉。只是相而言，侵权之诉更便利律师证明的工作。 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美国证券法（SA）和证券交易法（sea）。 日本证券交易法均主要通过侵权法来支持此类诉讼。台湾证券交易法以前也采用契约型的立法模式，实践中间题丛生，难以解决，‘于是在证券交易法修订时改为采用侵权法的模式进行规制。（15） 我国《证券法》第63条规定，法定信息公开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致使投资者在交易中受损的“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基于合同地相对性原则，合同法外的第三人不承担合同上的义务，类似连带责任的规定在合同责任中儿乎不可能出现，所以，应该认为我国《证券法》采用了侵权责任的方式来规制信息公开中的不实陈述行为。
三、不实信息披露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信息披露中有不实陈述行为存在
若对不实陈述主张侵权责任，需先证明有不实陈述行为存在。不实陈述是指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机构或个人，在其信息披露文件中包括有实质性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
现行《证券法》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公告股说明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财务会计报告、上市报告文件、、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存在虚假记载、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应依法承担责任。此项规定有以下，题值得探讨：
1.《证券法》第63条采用列举的形式规定了信息披露文件。
从立法技术而言，列举式条款可能无法穷尽现有的，以及将来可 能出现的必备文件。在现有的证券法律框架内，证券发行、上市 的条件是由政府证券管理机构规定的。但随着实践的发展，证券 交易所将会在上市资格审查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交易所必然会 对上市公司提出自己的要求。纽约证券交易所或香港联交所均对 公司股票在本所上市有特殊的要求，这些要求往往较法定上市条 件严格。《证券法〉63条采用列举方式进行规定，未能给未来证 券交易所自己提出披露要求留有余地。如果说未列举的文件不承 担不实陈述责任的话，交易所的要求则无法实现。
2.《证券法》第63条的表述，从文义理解，似可认为，上述所有文件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均构成不实 陈述的行为。这样的要求似乎又过严。因为法定或约定（证券交 易所与上市公司之间的约定）的信息披露文件十分庞杂，要想- 点错误不犯几乎不可能。而且上市公司在准备材料时，几乎不可 避免地要对自己进行美化。语言和事物的严格对应在哲学上已经 被证明为无法实现，63条的规定极易使文件出具人面临过大的 诉讼威胁。
美国的立法例值得借鉴。美国《证券法》第405条对“重大事件”（Marterial）定义为：“一个普通的、谨慎的投资者在购买证券前应该获悉的事实。”（16）我们似乎也应规定，只有对重大事件的虚假记载和误导性陈述方可归责。（17） 《证券法》63条对披露文件的范围作了不当的限制，而对披露事件的性质来作恰当的限缩。立法本意似乎认为条文中所列举的所有文件均属重要文件，均需真实披露，但此立法却忽略了重要文件中包括不重要事实的可能性，也忽略了列举方式的局限性。
（二）投资人受到损害
上市公司公开的信息披露文件中的不实陈述，往往是谎报公司业绩、在资产评估中高估资产价值等等， 目的是使公司股票市价上扬，待真相大白于众时，该公司的股价往往会下跌，投资者特别是普通股民往往损失惨重，数年辛劳付诸东流。投资者受到损害，是提起诉讼的必要条件。
（三）是否需要因果关系
侵权行为分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两类。一般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因过错而实施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和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的侵权行为。”（18）
一般侵权行为需具备事实、过错和因果关系3个构成要件，其中的因果关系是指：侵权人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19）侵权行为法的基本原则是，人只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只为自己造成的损失作赔偿，因此， 自己不用对与自己无因果关系的损害承担责任。这是 现代社会法律对人设定的恰当标准。
然而，要求证券不实陈述的受害人证明其所受的损害与上市公司或其他机构的不实陈述之间存在这种因果联系，在现实中是十分困难的。在较成熟的市场中，很多的中小投资人并无时间和精力认真阅读每一家上市公司的公开文件再决定是否投资，而是根据股价走势以及证券公司的投资分析报告进行投资。让投资者证明在购买股票前阅读了相关文件，并且在相关文件的影响下决定投资，这样的举证责任对投资者而言是过重了。同时，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可以宣称股价下跌并非信息披露不实的结果，而是市场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进而主张因果关系不存在。
因此，世界各国证券法基本不要求当事人举证主张因果关系的存在。在JohnsHopkins V.Hutton（1920）案中，美国法院认为，购买者无需表明他信赖相关机构所公开文件的内容。在5anders V John Nuveen（1980）案中，法院甚至不要求购买者表明他在购买前阅读过这些公开文件。（20）
台湾“证券交易法”第32条的规定，从文言上解释似乎表示原告的损害与公开文件的虚伪或隐匿必须具有因果关系，有学者对此表示了强烈反对，认为这“将使投资人负担沉重的举证责任。”（21）
文件公开义务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承担责任。他可以举证主张当事人在购买股
票时，已经知道文件公开内容为错误或不实，从而免责。这实际上是让文件公开义务人负举证责任，在实际中，这种主张很难证明。除此之外，。文件披露义务人还有许多其他抗辩事由，后文会详加分析。
之所以让上市公司和其他公开义务人承担举证责任，有以下几个理论和政策上的考虑。
1.文件公开不实，其危害极大。会对成千上万的投资人，特别是中小投资人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且此种不诚实的态度一旦蔓延开来，整个证券市场就会丧失信任基础，市场将会塌陷。
2.上市公司、其他公开义务机构与投资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依据科斯的经典理论，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将权利在一开始配置给那一方（也即让那一方承担法律上的负担），对社会总体效率影响不大，因为自由市场最终会对资源进行配置，达到均衡。（22）但是在本文讨论的情形下，情况有所不同。上市公司对其经营业绩必然了如指掌，财务报告、法律意见书、资产评估报告更是由专业人士作出。相形而下，普通投资者很难具备对这些文件真伪进行评估所需的专业知识及财力。让上市公司承担举证责任更为公平。
3.“市场欺诈”理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投资者很少有时间去关心上市公司的每一项陈述，往往由专业从事市场分析的证券分析员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并提供报告。这些报告对于投资者十分重要，不仅普通投资者，就连机构投资者也必须依赖这些报告作出自己的投资决定。不实陈述可能只直接影响了若干投资分析员的结论，但投资分析员的报告会影响一部分投资者的决定。
进而影响股票的价格，此时，整个市场内的所有的投资者均会受到影响。正因证券市场上的不实陈述具有严重后果，应由信息披露义务人承担较重的责任。这就是美国证券法上的“市场欺诈”理论。（23）
（四）是否需要证明行为人有过错
由于证券市场欺诈后果严重，由于信息披露对一个健康、有效率的市场极为重要。各国证券法均以强行法对信息披露作了要求。与此相适应，证券法并不要求原告证明被告有过错存在。注意的是，这并非是对无过错的行为人科以处罚，只要被告具后文所述的抗辩事由，他即可免责。
由前述可知，证券信息公开中不实陈述的侵权责任，是一种特殊侵权责任是由民事特别法规定，并不适用民法一般侵权行为的规定。在证明责任存在时，‘因果关系和过错均非必要条件。
四、责任人范围
现行《证券法》63条规定的责任人为：“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一规定固然正确 但从法律规范的全面性角度考虑，责任人似乎还应包括各种专门人员（如：会计师、律师、评估师）及其受雇机构。
因为市场上无法避免上市公司或证券承销商为了证券顺利行，与会计师、律师、评估师等沆瀣一气，欺诈投资人的情况现（红光案即是一例）。而且，由于这些人员是专家，投资者对其报告更加依赖，欺诈的危害也就更大，不予惩诫有违公平。以应规定交易服务机构及其在公开文件上签章的个人也应负连责任。美国、台湾证券法均作如此规定。
五、抗辩事由
抗辩事由（defense）指被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而提出的证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或不完全成立的事实。①抗辩事由是在 确定责任成立与否及赔偿范围时，被告可据以主张的对己方有利的事实。美国法院注重发挥原被告双方律师对抗作用，故创设此用语。德国流派的侵权行为法，对于类似于抗辩事由的事项，是放在构成要件之“违法性”项下来考虑的，故称“违法阻却事由”。
证券信息披露中不实陈述所产生的侵权责任，其抗辩事由有两类，一类是发行证券的公司和公司负责人均可援用的抗辩事由，另一类是只有个人方可援用的抗辩事由。
（一）发行公司和个人均可援用的抗辩事由为：
1.构成要件不成立。包括： （1）不实陈述的部分属于法定或约定的信息披露文件；（2）不实陈述的部分不是“重大事件”；（3）不实陈述行为不存在；（4）原告未受损害；（5）原告明知陈述不实而购买。
2.时效抗辩。主张因日寸效经过，原告的主张不应受法院支持。
（二）只有个人及发行公司以外的机构可以援用的抗辩。
发行公司以外，与发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有：证券承销商；发行人、承销商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及其雇佣机构。这些机构和个人可以援用单独的抗辩事由，这是因为上市公司应保证其公开的文件的真实性，这是法律的强行性规定，只要有不实出现，上市公司就应承担责任，不考虑过错的问题，所以上市公司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
法律要求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承销商、律师、会计师等服务提供人员也承担连带责任，这是基于保障市场安全、效率，保护投资人利益的考虑所作的规定。法律要兼顾效率与公平，不能对上述人员课以过重的责任，所以对这一类承担连带责任的人规定厂单独的免责事由。但这类事由存在与否，仍需被告方举证，所以这部分人的责任仍然不同于普通的过错责任，是一种举证责任倒置的，较严格的责任。
这部分人享有的抗辩事由又分两类，一类为发行公司和承销商的管理层人员，另一类为律师、会计事等专业人员。后者因是专家（expert），所承担的责任要求较高，所以其抗辩事由之成立也较难证明。具体的说，对于非专家的第一类人而言，他们只需证明自己已依自身所处的职位、‘身份，尽了与处理自己事相同的注意义务，即可免责。对于作为专家的第二类人，则需明自己在作出报告以前，对于有关事项，已依行业要求、独立深入地作了调查，并尽了善良管理人的义务，方可免责。
六、损害赔偿
如何确定证券信息披露不实侵权责任的损害赔偿额，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24）这一方面是因为损害赔偿额，即责任的范围在侵权法上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复杂，争论不休的问题，另一方面，证券市场上证券的价值难以确定，这又给这一问题的解决横添事端。
对于损害赔偿额的确定，美国法主张“可预见性”原则（Foreseeability），认为损害的范围应是一个合理的人（a reason-able prudentperson）在行为当时可以预见到的。（25）德国法则认为因果关系分为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两类，损害赔偿应在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项下进行讨论。（26）
对于确定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的学说，德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以“相当因果关系说”为通说，在50年代后则发展出“法规目的说”取而代之。（27）
与构成要件的因果关系一样，信息披露不实造成的损害也很难适用现有的学说。这也是由于证券市场上风云变幻，本身就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若采用“相当因果关系”等学说，被告极易为自己开脱。所以，各国证券法的处理方法，是以法令规定一系列标准，以此标准直接计算损害赔偿额。
美国1933年证券法（SA）第11条第五项规
定，原告的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标准为原告购买系争有价证券的金额（但不能超过公开承销的价格）与下列三种金额之间的差额：
1.原告起诉前已将证券卖出的，为其卖价；
2.原告起诉前及起诉中均未将证券卖出的，为其起诉时该证券的市场价格；
3.原告在起诉后，判决前将证券卖出的，如果其卖价高于起诉时该证券的价格，为其卖价。如果其卖价低于起诉时证券的价格时，以起诉时的价格计算。
除此之外，法院还可以对侵权责任人课以惩罚性赔偿金（Punitive Damage）， 以示惩诫。
证券市场能否健康发展，对中国经济影响巨大；信息披露能否依法实现，对证券市场影响巨大。国际的经验以及中国的实践都证明，行政手段在规范市场方面已显得促襟见肘，难以应付，只有健全民事侵权诉讼机制，方可保证证券市场长治久安。结合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运用侵权法的宝贵资源，证券信息不实披露的侵权责任，这i课题无论对证券法还是侵权法的研究都是饶有兴味的。
注释：
（1） 参见米什金：《货币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金德环主编： 《当代中国证券市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版。
（2） 《南方周末》1月7日，第14版。
（3） 就连英国这样崇尚自由主义的国度也于1986年修改其金融服务法，使金融市场由自律转向监管与自律相结合的管制模式，英国也因此巩固了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
（4） 郑少华著：《-部行政集权的证券法》，《法学》1999年第4期。
（5） 参见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出版。
（6） 艾伦·加特著：（管制、放松与重新管制），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
（7） 上述情况经由美林证券公司亚洲区总裁李小加先生介绍而知，特此致谢。
（8） 奥尔森著：《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9） 方流芳： 《关于立法、 “规范化”和市场秩序诸问题的对话》，《中国律师》
（10） 台湾修订前的“证券交易法”即采此种立法模式。
（11） 王利明著：《民商法研究》第4辑，法律出版社1999年1月，第428页。
（12） 以包销形式作承销的包销商与购买人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包销商与发行人之间也存在合同关系。包销商通常实力强劲，在与发行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很少吃亏。
（13） 叶林著：《中国证券法》，中国审计出版社1999年7月，第128页。
（14） “先契约义务”、”缔约过失责任“等理论虽已发展起来，但运用至此有些勉强，亦无必要。
（15） 赖英照著： 《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四册，三民书局1991年版，
（16） DavidI.Ratncr，Sccuritics RegMlation 6th edilion，法律出版社1999年影印平。
（17） 此种规定将赋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18） 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1993年版，第241页。
（19） 台湾民法学者进一步区分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与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三民书局199月，第214页。
（20） David L.Ratner，Securities Regulation 6th edition， 法律出版社1999年影印本，第9l页。
（21） 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234页。
（22） Ronald Coar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0st”，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Oct. 1969.
（23） 罗伯特·克拉克：《公司法》，工商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
（24） 有关损害赔偿法上因果关系内容，可参见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修订版。
篇6：证券法上的民事侵权责任制度研究
证券法上的民事侵权责任制度研究
中国证券市场现在已对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巨大影响。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金融深化”，经济的增长已与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表现息息相关。中国已经存在一个为数众多，且不断增加的“股民”群体，股市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就会有人感到切肤之痛。证券市场规范化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但市场的状况却很难令人满意。1999年有100多家上市公司有谎报业绩、欺诈上市、内幕交易等行为，1999年也因此被称为是“上市公司罪恶昭彰的一年”。（2）证券市场的重要性人所共知，到如今，对中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资金，不是评论员文章，而是制度。
一、为什么是民事责任
面对市场，政府首当其冲的问题是管还是不管。理想主义的经济学理论给出的答案是“不管”，由市场这一“无形之手”自发调配。然而现代经济日趋复杂多变，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种种现实的考虑使得绝大多数政府在政策抉择时均选择了“管”的套路。（3）
管有不同的管法。英美承其传统理念推崇自律为主，管制为辅的方式，而德国就更强调政府的监管职能。区别是相对的。无论英美还是德国，其监管均十分注意自律性约束和私权救济方式。近几十年来，全球更是掀起了一阵“放松管制” （deregulation）的浪潮。各国放松监管措施，让市场充分展示其创造力。
相比而言，中国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构架表现出极强的管制色彩和集权化（Centralization）特征。 “中国的证券监管机关拥有几乎是令各国同行最为羡慕的权力。”（4）但是，在这种前所未有的强力管制下，市场并未规范起来，上市公司的违法行为未见减少，反而愈演愈烈。从理论上分析，强力管制的模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有限理性”问题。政府的决策是由人来做出的，而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现代社会信息的增长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没有-个人能够声称他能够掌握决策所需的所有信息。即便是在信息相对完全的条件下，人也不能保证其决策完全正确。这一哲学思想经由“苏格兰学派”的学者大加阐释，（5）现已深深融入现代行政管理学的理论当中。
2.“寻租”问题。过于集中的权力极易让人提出“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这一经济学中的难题不论是在微观层面还是在宏观层面。不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非经济领域都同样存在。允许监管机关手握重权而又缺乏监督，腐败所需的外部条件就已完全具备。一旦监管因腐败而失灵，市场秩序就难以维持。
3.“有心无力”的问题。倘若坚持证券市场上的违法行为主要由政府机关进行监管，那政府是否具备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完成这项任务也存在很大疑问。即使假设政府官员个个忠于职守、秉公办事，他们的力量与市场上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违法谋私的动机相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即便政府有心杀贼，也只恨无力回天。而市场存在着极强的“逆淘汰”现象，只要存在违法却又逍遥法外的情形，图私者便会群起效尤。“资本家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就甘愿冒上绞架的风险”、而证券市场违法所获的暴利又何止百分之百。
经过多年的发展，政府强力管制的缺陷已成发达国家管理知识的一部分。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掀起了一般对金融业“放松管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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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学校在学生民事侵权纠纷中的责任
学校在学生民事侵权纠纷中的责任
王亚明
一、案例简介及问题的提出
南京晓庄学院学生朱某在学院球场打篮球时，不慎被同学姜某戳伤左眼，经省人民医院诊断为左眼视网膜脱落，学院根据省人民医院建议同意朱某转省人民医院住院手术治疗。因对赔偿数额协商不成，朱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姜某、晓庄学院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朱某、被告姜某作为年满18周岁的大学生，在课余时间进行篮球活动，存在一定的风险。被告姜某不慎戳伤原告朱某的左眼致残，属意外伤害，朱某、姜某均无过错，适用公平原则，责任由双方分担。被告晓庄学院没有过错，不承担责任。
学校人员构成复杂，学生人数众多，学校管理力量相对薄弱，再加上体育活动等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各种民事侵权纠纷的出现难以避免。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类纠纷呢？
二、案例分析
1、学校的照管义务
我国的学校多为公立学校，属于国家法定的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机构。学校的职责是向学生传授知识、对学生进行管理。学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管理与被管理关系，学校的管理责任当然应包括对学生的人身安全与健康的照管义务，这种义务是一种法定义务。
近年来各种类型的私立学校也逐步兴起。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不同。公立学校由国家出资建立，其经费由国家拨款，接受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行政部门的管理和领导。私立学校则由民间资本筹建，它不像公立学校那样完全是公益性的，往往有一定的营利因素，私立学校的各类学杂费也比公立学校高得多。私立学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行政部门管理，但其独立性更强。然而这些区别并没有免除私立学校的管理职责，作为学校，私立学校自然也应对学生的'人身安全与健康负照管义务。
2、学生的类型
学校照管义务的对象显然是学生，但学校并非对每一个学生都承担完全一致的照管义务。对于不同类型的学生，学校所承担的照管义务轻重不同。
我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制度。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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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中国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论文
中国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 国家赔偿法自颁布实施以来，在限制国家权力滥用，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其依法享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并没有达到人们预期的完美效果，笔者从现实的案例出发就近年来，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问题作一浅显地探讨。
[关键词] 精神损害赔偿 必要性 构建
一、我国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现状
我国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始见于我国的《民法通则》。《民法通则》第120条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其他法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为加强对民事权益的司法保护,抚慰受害人,引导公民尊重他人权利,提高公民法制意识,保护司法公正,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实施了《关于确认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明确了赔偿确定办法,扩大了精神损害赔偿范围,为公正司法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我国的民事司法实践中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已得到重大突破。被我国法学界和司法界誉为继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实施以后中国民法对人身保护的第二个里程碑。[1]P391
我国《国家赔偿法》自1994年正式通过,1995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其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只见于第三十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一）违法拘留或者违法采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二）非法拘禁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第十五条：（一）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二）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三）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有以上规定情形之一，并造成受害人名誉权、荣誉权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二、从个案看我国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缺陷
案例简介：
2001年1月8日晚，19岁的女孩麻旦旦在其姐姐的发廊里看电视时，被陕西泾阳县蒋路乡派出所干警王海涛与派出所聘用司机胡安定强行带回派出所，进行轮流单独讯问，要求其承认曾与某男有过不正当的性行为。麻旦旦不承认，遭到王、胡的威胁、恫吓、殴打并被铐在篮球杆上。被非法讯问23小时后，1月9日，麻旦旦被送回家，随后，泾阳县公安局出具了一份《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该裁决书以“嫖娼”为由，决定对麻旦旦拘留15天。接到裁决书后，麻旦旦立即向咸阳市公安局提请行政复议并提出赔偿要求。2月6日，麻旦旦做了处女检查，证明自己是处女。2月9日，泾阳县公安局再次要求其做了一次“处检”，证明其仍是处女之身后，咸阳市公安局撤销了泾阳县公安局的错误裁决。此后，麻旦旦将两级公安局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精神损害费500万元。5月19日，咸阳市秦都区法院一审判决被告行政处罚裁决、强制传唤、强迫原告做“处女膜完整”医学鉴定、使用器械等行为违法，判令被告在10日内支付原告赔偿金74.66元，医疗费1354.34元，误工费每日25.67元（从1月10日起）。驳回了其他诉讼请求。7月18日，二审开庭。12月11日，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麻旦旦50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未获支持。本案审理过程中，麻旦旦精神几乎处于崩溃，但为了还自己清白之名，坚持出庭，由于支撑不住不得不入院治疗。这起荒唐的“处女嫖娼案”给麻旦旦及其家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
至于本案，被害人麻旦旦被刑讯逼供，精神遭受极大痛苦，一审、二审判决都是赔偿74.66元，这种判决结果，不仅原告难以接受，法学界及关注此案的公众也难以接受。在受到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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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审判会议纪要
★ 立法建议书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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