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实用文档 > 其他范文> 本土知识与教育改革

本土知识与教育改革

时间：2023-08-22 07:31:12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本土知识与教育改革（通用9篇）由网友“anez”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了本土知识与教育改革，欢迎参阅。

本土知识与教育改革

篇1：本土知识与教育改革

本土知识与教育改革

提要：本文阐释了本上知识的概念、关键特征，以及在帮助本上社会实现内在发展方面不可替代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反思了现代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教育目的、课程、教学方法和师范教育模式，提出将重建本上社会作为新世纪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使命，培养热爱、理解和建设本上社会的人才，构建包含本上知识的课程体系，更新教学认识论，扩展师范教育的知识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未以来，本土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陆续成立了许多国际性的有关学术组织，召开了一些国际性的会议，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文献，包括教育文献。20世纪末，本上知识已成为国际发展组织和一些国家在制定和实施各种发展规划、培训发展工作人员的一种重要知识基础，对于本土人民重新认识本土社会发展动力、深化教育改革等各项事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促进国内有关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为了引起国内教育界对本上知识教育价值的重视，本文将简要阐释本上知识的概念和特征，分析本上知识的发展价值，并从本上知识视角出发就我国新世纪教育改革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初步讨论。

一、什么是本土知识

什么是本土知识，目前学术界并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考克林（conklin，1980）将本土知识界定为民族科学（ethnoscience），即一个民族在自己的生存、延续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自己独特内容与形式的知识体系，相对于近代以来形成的西方科学（western sciences）或欧洲科学（european sciences）。这一定义将本上知识与西方知识对应起来，对后来所有本土知识的定义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布罗肯夏（brokensha，d.，1980）将本土知识定义为本土人民所共同分享的知识，强调本土知识是本上人民的“智力财富”。这实际上宣布了本土知识的政治属性，启发了人们后来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认识本上知识和“本土知识的'反抗”。瓦伦（warren，d. m.）和迈克基男（mckiernan，g., ）则认为，“本土知识是地方性知识--一种某一文化或社会所独享的知识。本土知识与通过大学与研究机构所产生的国际知识体系相区别”。总结上述定义，本文将本土知识定义为：由本土人民在自己长期的生活和发展过程中所自主生产、享用和传递的知识体系，与本土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及其历史密不可分，是本土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是一度被忽略或压迫的本土人民实现独立自主和可持续发展的智力基础和力量源泉。该定义试图概括本土知识的下列关键特征：第一，本土知识是一种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第二，本土知识是一种整体性知识（holistic knowledge）；第三，本土知识是一种被压迫的知识（subjugated knowledge）；第四，本土知识是一种授权的知识（empowering knowledge）。

本土知识的地方性是指：在知识生产上，本土知识是由生活于一定文化时空中的本土人民根据自己所处的独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要求所生产的，处于不同文化时空中的本土人民往往生产不同的本土知识体系以满足各自不同的需要；在知识传播上，本土知识主要是在某一特定的文化时空中传播；在知识消费上，本土知识主要是由某一特定文化时空中的人民消费以建立与自然和社会的和谐关系；在知识辩护上，本土知识只有在这种特定的文化时空中才能获得人们的认可，一些特殊的证明方式也才能为人们所接受。

本土知识的整体性是指：本土知识与本土生活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以至于“局外人”很难分清哪儿是生活，哪儿是知识；本土认识方式是以整体思维为主的，倾向干将某一问题纳入到一个更大的问题领域中来认识。本土知识不同部分之间往往相互渗透，分享着一些共同的宇宙论、本体论和人性论假设。本土知识的保存

[1] [2]

篇2：知识转型与基础教育改革

知识转型与基础教育改革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颁布后，我国基础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变革时期，其变革的广度、深度和自觉程度都将是前所未有的。这场以素质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为主旋律，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和实践能力为突破口，以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的基础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改革运动必将对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加强基础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改革的理论研究，进一步提高基础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改革的理性水平，有助于促进基础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改革事业的健康发展，更好地实现基础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改革的目标。本文主要探讨当代社会中伴随着社会转型所发生的知识转型及其对基础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改革的影响，以期重构21世纪基础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认识论基础。

一、知识、知识型与知识转型

探讨知识转型对于基础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改革的影响，首先必须明确“知识转型”的概念。而要明确“知识转型”这个概念，又必须首先明确“知识型”乃至“知识”这两个概念。关于“什么是知识”这个问题，千百年来思想家们给出了五花八门的定义，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和使用。透过多样性的“知识”定义和用法，我们可以发现，“什么是知识”问题总是内在地包含着“什么是真正的知识”这个问题。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的回答必备的一个思想前提就是：制定判断一种认识经验究竟是不是知识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又不是由人类个体的认识经验本身所提供的，而是由一些特殊的社会利益集团所制定、颁布并通过一定的社会力量使之合法化的。显而易见的是，人类社会的认识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类认识经验都被当作“知识”来对待，只有其中一小部分符合既定知识标准的认识经验才配享“知识”的美名，并借助于学校机构或大众媒介加以传播。我们把一个时期人类所有知识生产、传播、辩护或应用的标准称之为“知识型”或“知识范型”。不同的思想家之所以对于“知识”有着不同的定义，就是因为他们所采纳的知识标准是彼此不同的，有的人将逻辑的自恰看成是“知识”的标准，有的人则将经验的证实看成是“知识”的标准，还有的人将实际的效用看成是“知识”的标准，如此等等。由于各人所持的知识标准不同，所以各人对于知识的生产过程、辩护过程以及知识与社会和知识生产者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也必然不同。因此，扩大一点看，知识型就是某一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所共同分享的'知识问题、范畴、方法、价值、制度与信念的整体，是“知识的政体”和知识分子无法逃脱的思想结构。

界定了“知识型”这个概念，就比较容易理解“知识转型”这个概念了。所谓知识转型就是指知识形态、知识范式或知识政体的转变，意味着原有的知识型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根本危机，新的知识型逐渐出现并取代原有知识型的过程。从内容上说，知识转型不仅包含了知识标准的转变，而且还包括了建立于其上的知识制度、知识组织、知识信念以及知识分子角色等方面的转变。从过程上看，知识转型一开始可能出现在个别知识领域，如科学或哲学等，后来就会慢慢地扩张到整个知识领域。从历史上看，知识转型时期的到来都有一些明显的症候，如有人提出了新的知识概念或知识标准；知识分子内部开始围绕着知识的

[1] [2] [3] [4]

篇3：关于中学生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精选

大风叠涌，大潮汤汤。晓千年之文明，通古今之发展，聚天地之精华。浩荡文化中，唯中华之无双。奇哉，中华文化!壮哉，中华文化!然千年之后，日月无光，中华文明又如何蛟龙腾起，凤舞九天?

黯兮，渐远?

国强民富，举国欢庆，万众欢呼时，为何文化你要哭泣?是于咖啡中寻不到香茗的淡雅清香?是于交响乐中闻不到丝竹的宛转悠扬?还是于纷扰的洋节中感受不到家的温暖?不!我们没有丢弃，我们仍在继承。在世界文化中，虽乱花渐欲迷人眼，但我们仍咬定青山不放松。听校园里“人之初，性本善”，看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你方唱罢，我登场。在“我爱你”的喧嚣中，仍有人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文化，未远。我们在传承。

旧乎?新矣!

时代在发展，节奏在加快，传统文化是否有些陈旧?虽是丝竹圆润，也会听腻;虽是诗词意韵深远，但偶感晦涩。所以，在听高山流水时，也可传唱《我的太阳》，在浅吟低唱后，也为“天空没有我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倾倒，在交流中为传统文化注入新动力，看“京”大墨挥洒，世界为之惊叹!用我们的方式，重新演绎传统文化，让文化与我们更亲近。

文化，可创新，千年文明顺应时代发展。

文化复兴，文化灿烂，必不可少的便是吸收与借鉴，取外来文化之精华，补中华之不足。一束康乃馨，是对母亲的回报，旗袍的妖娆旁可伴有西服洋装的身影。优秀的文化，不定会吸收包容他人的长处，让中华传统更加绚烂。

文化可借鉴，在借鉴中，不断完善。

看风起云涌，观沧海桑田，坚守传统文化精华，爱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借鉴中完善，让传统文化在汹涌后蛟龙腾起，在烈火后凤舞九天。

篇4：关于中学生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精选

评委质疑歌手没有守住文化的纯正，歌手反驳因为“听众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外国人”，二者的争论让我不禁想起诗人北岛对传统的描述：“传统是一张航空照片，山河都缩小成桦木的纹理。”而如今“桦木纹理”交叠呈现，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有什么值得争论的?与其争论谁是谁非，还不如看清其背后的本质——文化的交融。

岂止是传统音乐可以夹杂英文演唱，就是元宵节与情人节也不期而遇了，这场相会本来就不是火星撞地球，而是一次潜行于历史中漫长等待后中西文明的相遇。当你苦恼于家人和“佳人”时，当你一手拿汤圆一手握玫瑰不知如何抉择时，何不带着“佳人”回家一同陪伴家人呢?何不让中西文化来一次盛大的会面呢?为何偏偏以传承文化的名义担忧“文化入侵”呢?

既然并非文化侵略，又为何要以防备之心、抵抗之意去对待呢?当有些人怒言故宫中的美国咖啡馆应“滚出故宫”时，自己是不是正将故宫留在日本相机的取景框中，又把纪念品塞进法国的名牌包里呢?那些貌似满腔的爱国血随处泼洒，是在抗拒咖啡，还是在抗拒美国呢?是不自信的病入膏肓以致将自己臆想成文化的受害者，还是前朝宫中复现前朝的闭关锁国呢?如果那些口口声声控诉着“文化侵略”的人抗拒回答这些问题，那至少应该理性地探求：如果真的是侵略，那又是什么遭到了侵略?

由此不由得让人想起大儒王国维之死。有人说，现代中国从未产生过走得这般前面又涉猎如此丰富的博学者，但王国维还是沉湖了。关于他的死，有“殉清”说，有“殉文化”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他有走在前面的预见，却还是做了中道弃世的魂。如果王国维能正确地看待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他的睿智，积极作为，也许他会成为另一种文化的先驱。

文化现象与文化产物，都是由物质与精神相互依托而存，缺一不可。譬如故宫，若物质湮灭，那前朝不过是遗民早醒的梦;若精神无凭，那故宫不过是病老砖石草木的堆砌。由是以观，异国而来的文化，并未侵略哪一部分，也不能侵略哪一部分。有人或许说是异国文化挤占了本国文化的生存空间以至于侵略，而这番言论正如“异国”的小说家罗森所说，是在“信誓旦旦地保证精神存在界限”。

既然他国文化并非以侵略之姿进入，那我们又何必扮作文化的受害者，从而手持自制的正义旗，去抵抗不同姓的期许与善意呢?桦木的纹理，若是将之粉碎焚烧抛洒，又如何追求琴瑟和鸣的群英荟萃呢?

文化交融，无须抵制，而谁又能抵制?

篇5：关于中学生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精选

没有造纸术的发明，欧洲还在使用羊皮、牛皮;没有指南针的发明，何来地理大发现;没有印刷术的发明，何来的思想解放、社会进步。中国文化曾一度引领世界前进的步伐，然而，现在有些中国人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质疑……

孔子——儒家学派的开创人，他的思想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百善孝为先”的观念更是深入人心，但现在却有人将孔子的影响力置于众多诺贝尔得主谈论的中心，以肯定孔子学说的权威与孔子的地位，这是多么荒谬，难道那些“外行人”能读懂“孔子”?

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可他的画像却已漂洋过海，挂在美国西点军校，甚至把雷锋精神作为美国军人学习的模范，但经过李慎之先生的考证，这是子虚乌有的，是中国人杜撰出的笑话，雷锋的精神难道要外国人去肯定吗?对于雷锋精神，难道外国人比我们更有发言权吗?雷锋精神难道也要被国人强加上“洋”字吗?这一举动，令人费解，也使人受辱。

“情人节”、“圣诞节”等各式各样的洋节涌入中国，被大多数人奉为潮流，他们甚至忘记了中国传统节日。他们以为过洋节，自己就是潮人，自己就是洋人，外来文化就是最棒的，而中国文化却是土文化，不值一提，或许，几年后就没人知道端午节为了纪念谁，重阳节的意义是什么，中国文化的前景令人担忧。

当英语成为学习的重点，甚至超过汉语时，可曾考虑到现在的大学生连汉字豆没完全掌握;当人们摒弃豆浆油条，吃上汉堡时，可曾考虑过豆浆油条的营养;中国一直在改变着自己的文化，对外来文化照单全收，完全没能领悟“取之精华、去其糟粕”的真谛。

追其缘由还是有些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不自信，认为谁的综合国力强，谁的文化就是优良文化，其实不然，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蕴，中国的文化领先世界几千年，中国的每一个常识，每一个习惯，都是经过不知多少代人总结出的精华，所以我们应先学好中国的优秀文化，再去筛选外来的文化，这才能与世界同步，甚至再次引领世界“潮流”。

切记：不要在中国文化前加一个“洋”字。

篇6：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

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

在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成长中，本土资源相对不足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因而“本土化”就成为一种强烈的呼声。然则史学作为一个十分古老的人文学科，是否存在同样的问题呢?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史学发生了不断而深刻的变化，同时也遭遇了许多波折和困难，而本土资源的匮乏，同样是一个严重的制约。外国史(注：此处用“外国史”而不用通常所谓的“世界史”，乃是基于一些特定的考虑。史学界对“世界史”这个学科有着不同的界定。欧美一些学者倡导全球史观，对全球范围内的长时段共同趋势进行梳理，以建构一种历史叙事框架，进而对发生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史事进行重新编排，整合成一部线索分明、条理清晰的“全球通史”；还有的学者主张将一时一地的事件置于全球视野中考察，以探究其世界历史意义。国内有的学者将世界史视为一个特定学科，主要研究世界各国、各民族从分散隔绝走向整体发展的历程。但是，这种“世界史”实际上只是少数学者在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研究基础上构筑的一种历史编纂和教学的框架。而且，国内的世界史教材一般不包括中国史，本质上仍是“外国史”。大学里多数学有专长的世界史教师，往往拥有十分具体的研究领域，故他们在研究的层面应属于“外国史”的范畴。此处所谓“外国史”，包含国别史、区域史和涉及外国的专门史。)作为中国史学中最年轻的一支，可以借重的本土资源更加有限，这对于研究水平的提高，乃是一个主要的不利因素。在本土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外国史研究如何进行、如何取得进展，这是值得每一位研究者认真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的外国史学者就如何提高研究水平开展了相当广泛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设想。在讨论中有人提到，国外、主要是欧美的中国史研究能够取得令中国学界重视的成就，这说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也完全可以做到让外国学界侧目的程度。这个推论对于鼓舞外国史研究者的信心固然用心良苦，但似乎失之简单化。因为欧美的中国史研究和国内的外国史研究有着许多差异和很大差距，具体表现在学术积累、史料的占有和解读、理论框架、学科支撑、学术训练和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等各个方面，而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欧美的中国史研究具有厚重坚实的本土资源作为依托。

欧美中国史研究受到整个史学发展的带动和支持，这是它能够取得出色成绩的重要条件。欧洲的汉学(包括中国史研究)在17～18世纪即已发端，大致和欧洲现代学术起步同时，到20世纪前期即已成为一个相当成熟的学科。诚然，欧洲汉学一直从中国学术中汲取养分，一些汉学大家，如沙畹(Edouard Chavannes)和伯希和(Paul Pelliot)都承认，与中国学者接触，利用中国的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学的发展甚为重要[1](pp.4～5)。但更重要的显然是欧洲现代史学演进所创造的有利生长环境。自15、16世纪以后，意大利、德意志、英国和法国等国史学逐渐打破神学思想和传统编年纪事模式的束缚，开始形成新的规范和方法。随着考古学、年代学、校勘学、史料学和历史哲学等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欧洲史学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经演化成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在18世纪，出现了伏尔泰、吉本等史学大家，也形成了哥廷根学派这样的学术流派。进入19世纪，英、法、德等国史学领域更是大家辈出，使这个世纪有“历史学的世纪”之称。20世纪欧洲史学更以革新为开端。兰普勒希特挑战兰克学派的范式，提出要冲决政治史的藩篱，在叙事的基础上着重解释，并倡导采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此后，欧洲史学在理念、领域、方法和史料各个层面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时，欧洲学者对埃及、亚述、犹太等古典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语言学等领域也有辉煌的成就。欧洲的汉学和中国史研究，就是在这种整体史学环境中成长和成熟的。欧洲中国史学者提出问题的方式、切入课题的角度、发掘和运用史料的方式、论述中使用的理论和概念，以及写作的方式，无不和其整个史学如出一辙。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后来居上，到20世纪下半叶俨然成了国际中国学的主流。从表面看，这个学科在美国似乎相当年轻；实际上，19世纪传教士所做的工作就为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20世纪上半叶它又大量吸收和借鉴了欧洲的汉学资源和中国的学术成就，并得到成长中的社会科学的滋养，其突飞猛进的发展，当是顺理成章的。单就本土史学而言，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得益于两个重大的学术机缘：一是美国深厚的外国史研究传统。美国作为国家的历史不长，但在文化渊源上却与欧洲一脉相承，因而美国学者一直十分重视欧洲史的研究。后来，随着美国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外国史研究的地域范围逐渐扩大到亚洲、拉美和非洲。到20世纪后期，外国史研究的规模远远超出美国史，在专业史学家中有2/3专治外国史；在每年获得史学博士学位的人中间，博士论文涉及外国史的比例有时高达4/5[2](p.3)。在安东尼·莫尔霍等人编的一部考察美国史学近期发展的书中，设专章讨论了美国学者对欧洲古典文明、欧洲中世纪史、现代欧洲、西班牙史、法国史、意大利史、俄罗斯史和日本史的研究，但很少涉及中国史研究[2](pp.206～454)。可见，美国的中国史学虽然在国际中国学界影响甚大，但在美国发达的外国史研究中，只是一个小小分支，它的发展得益于外国史整体水平的带动。另一个学术机缘是“新史学”的兴起。1945年以后，美国史学逐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理论、范式和方法都不断趋于丰富多样，形成了以“新社会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和“文化史”为标志的“新史学”。美国的中国史学者正是以研究近现代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政治史和地方史见长，在演进路径上完全是和“新史学”齐头并进的。

而且，欧美史学不仅在学术上成就卓著，在史学训练方面也日臻完备。涉足中国史研究的人，通常在大学和治本国史的学生接受同样的学术训练，这就为学术传统的传承和本土资源的利用提供了切实的保证。欧洲汉学在语言的训练方面似有独到之处。戴密微(Paul Demieville)通汉、日、俄、藏、梵和越南文等多种文字，其他一些研究古代中国边疆史地的学者，也能运用多种文字工具。陈寅恪之通多种语文，无疑得到过欧洲汉学训练的裨益。美国的中国研究在理论和方法的训练方面，显示了一定的长处。一些专治中国史的华裔学者，其学术成果就带有美国史学训练的明显印记。在中国长大成人的黄仁宇，进入美国学界以后写出了数部中国史著作，其《万历十五年》以小见大，《中国大历史》(此书较前一著作远为逊色)以大观小，其视角、观点和表述都与国内学者迥然不同，这显然缘于他在美国接受的史学训练。

另一方面，欧美中国史的学科积累比较厚重，减轻了对研究对象国资源的依赖。最能反映其学术积累的指标，乃是其著述的参考文献中本国语文的论著所占的比重。中国研究在美国乃是一个后起的学科，但其学科积累之厚，仍然不可小视。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晚年撰写《中国新史》时，“几乎读遍了近来美国研究中国历史及文化的代表作品，在不到500页的著作中，他引用了多达627位学者的930

部作品”[3](p.151)。20年中居然有如此之多的中国研究出版物，实在是很可惊叹的。若中国学者撰写一本美国史教科书，又能够找到多少由本国学者撰写的“代表作品”呢?估计不会超过100种。通史性的著述可以借助较多的本土文献，也许不足为奇，而有一些具体而微的专题论著，除了在史料方面以中文为主外，其二手文献也基本上依靠本国的出版物。例如，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所列参考书目的论文与专著一项共163种，其中英文和其他西文著作115种，其余48种中除去日文论著和地方志，中文论著仅20种[4](pp.308～329)。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中有关中国历史的部分，则几乎没有利用中文书刊，而其论述并无材料单薄之感[5](pp.475～506)。

即使在资料方面，欧美中国史领域的积累也颇为可观。这一方面是殖民主义留下的遗产，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经济实力的支持。欧美学者在本国逐渐集聚了基本的史料，有些专题的资料甚至超过中国。他们借助充足的研究经费，在世界各地遍访资料，并且借中国学者之助而调查、搜集和翻译史料。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20世纪30年代来华调查和搜集材料，曾得到许多中国师生的帮助。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写作《上帝的中国之子》，利用了中国同行协助收集的史料，而且还从英国等地发掘了一些珍贵的材料。在现今美国大学，中国史教授雇中国留学生为研究助手，更是通行的做法。资料占有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欧美学者大多具备较好的解读史料的能力。欧美早期的中国学研究者不通汉语者大有人在，现今也常有人受“不识字”之讥；但是，经过用心的努力和长期的积累，他们在语言和历史语言学训练方面得到显著提高，解读史料的能力足可称道，能够跟踪和发现新的史料。在对汉简和敦煌文书的研究方面，欧洲汉学家就着了先鞭；还有外国学者甚至掌握了难度甚大的甲骨学知识和技能。美国的吉德炜编成商代史料集；英国学者艾兰(Sarah Allan)和中国学者李学勤一起整理甲骨文资料；戴密微在敦煌学领域和饶宗颐有过合作。这些都是足以说明欧美学者史料功夫的例证。

欧美的中国史研究还具有另一个同样突出的优势，就是本土理论资源十分丰富。历史学本身不以理论见长，其形成问题、解读史料和提出解释，无不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尤其是传统的描述性史学转变为分析性史学以后，在领域的拓展、方法的探索和解释框架的更新等方面，对于相关学科理论的借重变得更加重要。这一点正是欧美史学得天独厚的地方。现代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无一不是起源和兴盛于欧美；研究中国古史所需的历史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在欧美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欧美的中国学者中，除少数不世出的卓异之士外，多数人在对中国文献的掌握和理解，较之中国学者并无优势可言，其长处正在于运用源自本土的理论来烛照中国故实，从而得以发现新问题，阐释新意义，提出新观点，最终自成家数。20世纪上半叶在国际汉学界声名显赫的法国学者葛兰言(Marcel Granet)，其汉语水平和治学成就曾受到丁文江等人的质疑，但他能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史，得以独出机杼，被中外学界公认为一代大家。他曾师从迪克海姆研习社会学，后来随沙畹转攻汉学，擅长社会史，这种理论背景自然是十分难得的。另一位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之研究中国社会史，也和本国的社会学传统也有着极深的渊源[6](pp.315～423)。英国学者艾兰运用西方哲学中的隐喻理论研究中国上古思想，运用结构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上古神话，均有所创见[7](pp.271～314)。

在借助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国史方面，美国学者更有独到之处。20世纪上半叶名震学界的欧洲汉学大家，多为借助东方语文优势而专攻中国文化、边疆史地和中外交通，其路数非有特异天赋不能仿效；而美国学者避短扬长，注重运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经两、三代学者的努力，居然占居国际中国研究的主流。当年深得国内学界大家推许的沙畹、伯希和高本汉(K.B.Karlgren)等人，如今只能静静地呆在学术史里；而当今海内学界不胫而走的域外中国史论著，大多是以理论和解释见长的作品；魏特夫、费正清、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Jr.)和黄宗智(Philip Chung—chih Huang)等人的学问成就，不少中国同行早已耳熟能详。孔飞力的《叫魂》的解释框架，乃是建立在现代通讯理论和韦伯的科层理论之上的。他早年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者及其敌人》，在解释地方名流和地方军事力量崛起的历史意义时，大量运用了社会学的阶层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以及政治学关于权力和政治结构的理论[8]。另外如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过密化”理论、关于中国社会史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理论以及关于中国城市史的“中心区域”理论等等，都曾产生很大的影响。阅读美国学者的中国史著述，给人印象至深的可能并非其材料的独特和翔实(实际上，有人在解读中国古代文献方面存在明显的局限)，而是其选题的用意、解释的新颖和观点的独到，这些正是其理论优势所造就的(注：如罗志田在评何伟亚(James L.Hevia)所著《怀柔远人：清代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一书时称，“何著长于分析，其理念的建构胜过史实的重建”。见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载《历史研究》，第1期。)。以西方观念剪裁中国史实而削足适履的现象固然存在，但无损于其整体的学术影响力。

总之，欧美的中国史研究和其整个史学一起，已经走过了比较漫长的发展道路，成为了一个积累雄厚和学术性相当成熟的学科。在这个领域中，出现了一些可以和研究本国历史的大家比肩而立的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之在英国、谢和耐之在法国、费正清之在美国，莫不如此。另外，由于欧美的中国史研究随整个学术齐头并进，而中国史学则处于转型之中，且因社会政治的制约而屡遭挫折，故前者在研究上得以打一个“时间差”，其题旨、方法、解释和甚至史料，往往为中国学者所未见，从而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谢和耐在写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时，就发现可资借鉴的研究论著甚少，故他的作品“几乎全部是基于原始中文材料写就”[9](p.7)。这样的著作在中国学界博得阵阵喝彩，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二

外国史研究在中国的历程，和欧美中国史研究的发展道路有着许多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无疑是，中国学者研究外国史，难以得到本土资源的有力支撑，文献资料不足，学科积累单薄，本土理论相当贫乏。这些因素长期制约着这个学科的学术

性的成长。

若以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而论，外国史不过是处于幼儿时代，许多领域和课题都处于空白状态，而已经涉及的课题也往往资料单薄，在学术上缺乏原创性。也就是说，“无论是学科范围的广度，还是专题研究的深度，也无论整个世界史学科对世界学术的贡献，还是单个学术成果的世界影响，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水平与外国相较还有相当大的差距”[10]。由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未能形成丰厚的学术积累，故研究任何问题，如果不借助所研究对象国的文献，几乎是寸步难行。但是，外国史研究者往往又受到经济支持和藏书条件的制约，境外文献的占有量严重不足。于是，缺乏文献资料就成为外国史研究最大的难题。另一方面，中国的外国史学者利用外文资料的能力也亟待提高。能够熟练而准确地阅读印刷文件者已属难能可贵，遑论掌握域外古代文字和解读手写史料。不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而研究古希腊罗马史者，不懂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而研究拉美史者，均不乏其人。欠缺历史语言学和历史语义学的知识与技能，更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积累不足带来的困难，在外国史研究生的培养中同样得到反映。许多课程都难以开出系统的参考书目，老师则多以讲授为主；至于查找文献、解读史料和口述调查的训练，则更是薄弱。中国史研究生所学习的考据学、史料学和历史文献学之类的课程，通常不能引起外国史研究生的兴趣。其学位论文大多只能基于二手资料，因而在研究和写作中，几乎没有受到系统的治史方法的锻炼。由此导致的能力欠缺，将极大地制约他们今后的学术发展，也不利于整个外国史研究水平的提高。

对于外国史这样一个成长中的学科，十分需要从本国史学中获得充足的滋养。自海道大通、西学东渐以来，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危机，传统史学中长期积累的理论观念、概念工具、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都难以为继，甚至治史者的读书能力也不断下降；通过吸收日本和西方的资源而进行的重建，走的又是一条山重水复、崎岖艰险的道路。在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政治干预和资源匮乏等一系列因素的交相袭扰下，中国史学的学术性未能顺利地建立起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转向，又因观念、方法和规范等方面的制约而困难重重。本国史学的不够发达和成熟，就使外国史研究无所依凭，其学术性难以健康地发育成长。因此，如果以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崛起为参照来展望中国的外国史学前景，必须要考虑到两国史学在整体水平上的差别。

更严重的问题是，外国史和中国史呈彼此隔绝状态，学科畛域分明，研究者画地为牢，相互影响十分微弱。这种状况对外国史研究的损害更加严重，因为本来有限的本土资源也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相对欧美的中国史研究来说，中国的外国史研究可以借助的本土资源固然不够丰富，但若细心挖掘，仍能获得裨益。问题在于外国史研究者对此长期未给予充分的重视。研究外国史的人通常忽视中国文史的修养，关于本国历史的知识存在很大局限。未认真读过《史记》、《资治通鉴》的外国史学者，应当大有人在；对中国其他文史典籍缺乏了解的人，自是更多。研究欧洲古代中世纪史的学者和专治中外关系史的学者，可能比较注重中国史学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动向，而更多的研究人员基本上不关心中国史研究，与治中国史的学者之间缺乏交流。外国史和中国史形同“两股道上跑的车”，没有交叉渗透，缺少相互借鉴，自然不能彼此促进。这种弊端在研究生教育中即有表现，攻读外国史的学生通常不修中国史的课程，不听中国史的讲座，不读中国史的论著，从一开始就走上了狭窄的专家之路。流风所及，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外国史学的成长。治外国史如果不立足本土，如果不从中国史学和整个思想学术中汲取养分，就根本不可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在这一点上，我们的确需要认真吸收欧美中国史学的经验。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科学仍处在引进外来资源以寻求发展的`过程中，能为外国史研究所借助的本土理论几乎阙如。传统史学中的正统论、忠奸观和伦理纲常，在中国史研究中都不再是有效的分析工具，遑论运用于外国史研究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的基本范式、分析工具、研究方法乃至写作形式，无不受到了域外思想学术的支配性影响。由于中国社会、文化和历史道路各方面同欧美诸国存在一些根本性的差别，故在引人发源和成长于欧美“情境”中的理论、模式、概念和方法时，难免出现方枘圆凿、牵强附会、乃至生搬硬套等各种情形，这使一些中国史学者感到很大的困惑，所留下的教训尚须认真加以总结。具有极为深厚的中国文史功底的陈寅恪，游学欧美多年，饱受西方思想和方法的熏陶，其治国史，力图中西合璧而春水无痕，寓西方学理于传统形式之中，但他的探索显得极为艰难(注：唐史专家张国刚教授对此有精到的见解。)。以陈之天赋、学养和见识尚且如此，何况他人?来自域外的理论不能盲目照搬，而本土理论又相对贫乏，史学创新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时候，可以从众多的经济学理论中选取合用的理论和概念，获得有益的启迪；如果中国学者研究美国经济史，又有多少可供吸取的本土经济学理论呢?

本土资源严重匮乏，而外国史的教学和研究又必须进行，除了依赖域外资源，自然别无他途。在20世纪中期以前，中国的外国史学者所做的主要工作，乃是引进“西洋史学”。大学教材直接采用外国的版本，而出版物则多为国外论著的翻译或改编。这种情形在1949年以后又延续了近30年，只是翻译和编译的蓝本不再来自“西洋”，而是苏联和西方左派学术圈。外国史研究的基本框架、材料和话语，均受到苏联史学和西方左派史学的影响。编译或改写苏联学者的论著，乃是这个时期常见的著述方式。据有的学者统计，在1840～1990年间出版的731种美国史中文书籍中，由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仅有189种，占25.86%，其余74.14%为翻译作品；而且，其中字数在20万以上的图书仅有91种，占总数的12.45%[11](p.1104)。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国史的许多领域都出现了迅速进步的可喜势头，但就总体而论，吸收、综合、甚至改编外国学者的有关论著以填补国内空白，仍是常见的治学之道。“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中文宏观话语处理”[10]，应当说尚有可取之处，等而下之者是未能全面了解已有的研究，将早已被驳倒的立论当作新的发明；或误读国外文献，混淆已得到澄清的史实；更甚者是不惜采取“海盗”行径，瞒天过海地剽窃国外学者的论著。

目前中国的外国史学尚未摆脱上述窘困。外国的材料、外国学者的解释，再加上外国的理论、概念和方法，怎么可能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史学成果呢?外国史的研究水平虽然在近年里有了明显的提高，出现了一些富有学术创新意义的论著，但整体水平与中国史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在世界学术的范围内更无影响可言。在外国史学者中，与中国史大家齐名的人物比较少见。雷海宗的声望，奠基于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他在战国策派中的地位；周一良的贡献集中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其他一些颇受称道的外国史名家，声誉似乎仅限于域内。

三

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要发展，需要踏踏实实地学习和吸收欧美中国史研究取得成绩的经验。欧美的中国史研究经过数百年、若干代学者的努力方有其成，中国学者也必须平心静气，铢积寸累，日就月将，一点一滴地逐渐增进学术的积累。调整选题策略、不断引进资料、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减少

重复和杜绝抄袭剽窃，都是必要的措施，而且也已引起许多研究者的重视。改进和强化学术训练，特别是语言和方法的训练，改善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提高研究能力，这一点也有学者业已论及。相对而言，外国史研究如何有效地利用本土资源，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正是由于本土资源不足，在研究中不得不片面地依赖外国资源，因而中国学者必须更加有着于发掘和利用本土资源，在修养和学识上形成一种对域外资源的过滤、消化能力，并借助本土文化底蕴、中国文史修养和深切的现实关怀，形成独特的观察角度和解释框架，以期在某些领域和专题上取得突破。

外国史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一部分，其成长自然离不开中国史学的支持和影响。虽然研究领域有中外之别，但学科特性、史学观念、治学精神、乃至基本方法，当有诸多共通之处。而且，本国史学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史学主流，是一国史学水平的体现，因而外国史研究必须和本国史研究同步发展。如果像以往那样，外国史从学术训练到专题研究都自成系统、自行其是，便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所谓“中国特色”的期许，不免沦为妄谈。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史学者和其他领域的学者有着广泛的交流，他们对于其他领域的学术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中国史的研究生通常选修其他领域的课程，其资格考试也涉及史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更有学者在受过良好的欧美史训练后，方转攻中国史，《转变的中国》的作者王国斌便是一例，他在学术背景和知识结构方面的优势，在其著作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国内一些在外国史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如雷海宗、齐思和、吴于廑、杨生茂、刘祚昌、罗荣渠等，无一不是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史修养，他们当中没有人做出令对象国学界重视的成绩，并非本人天赋和学养不足所致，而是中国整体学术滞后和社会政治制约的结果。

外国史研究必须同中国史学同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于外国史研究本身的特点。由于国内外国史各领域的学术积累普遍比较单薄，因而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大量、甚至完全依靠对象国的文献，研究者做一个课题，从原始文献到第二手著作都是外国的，在研究中难免受其影响，在范式、观念、史实、解释框架和具体观点各个方面，都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染，其结果不免是随人之后而亦步亦趋、人云亦云，甚至拾人牙慧而以为独创，借他人之说以立一己之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必须具备本土文化的本位意识，借助本国的史学资源，在内心形成一种铺垫或过滤层，对从域外文献中得到的信息进行潜在的过滤、消化、清理、乃至抵制，避免不自觉地跟人走，从而形成自己的思路和独立的见解。另一方面，外国学者，特别是欧美诸国的学者，对于本国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利用已经十分完备，在具体的问题上要找出新的解释空间，通常是十分困难的。台湾史学名家严耕望曾说，运用新材料而取得成就并不困难，难得的是从常见史料中发现新的问题和提出新的解释[12](p.23)。对于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来说，后一点确为取得成绩的必由之路。中国学者在占有材料和使用新材料方面，无法望对象国学者之项背；所能见到和运用的史料，多经他们所整理编辑和广泛使用，如果要从这样的史料中发现新问题，学术的眼界、理论的修养和学识的积累就成了关键因素。缺乏本土的理论资源，固然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学者从寻常史料中发掘新意的能力，但如能凭借中国文化底蕴所构筑的不同参照，通过由对中国现实的关切所产生的独特视角，也未必不能旧题新作，发人之所未发。吴于廑关于15、16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趋势的一组论文[13](pp.91～227)，在这一点上做了有益的尝试，其经验值得借鉴。

强调本土文化在外国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可能会导致一个新的疑问：学术研究应当遵循学术规范，注重“价值中立”，而本土文化的介入，是否会造成文化和民族的偏见影响乃至支配历史解释的局面呢?这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本土文化资源只能作为寻找观察角度的参照和形成解释框架的铺垫，而不能作为评论外国历史问题的标准。这是谈论本土资源的重要性的前提和限度。另一方面，历史研究，无论本国史还是外国史，都始终是在价值中立和主观介入的“张力”中不断翻新和发展的。这种局面也反映了史学的人文性和科学性之间的微妙关系。在美国史学界，史学的“客观性”问题几乎成为一个“世纪的争论”，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理论关注，不以对“客观性”的追求为治学的鹄的，更加注重课题和解释的新意。实际上，历史的重建有赖于解释，而解释框架的形成又与解释者的学识、修养、立场、经历和气质直接相关，同时还受到时代、环境和学术条件的多重影响，因而难以实现真正的“价值中立”。正是由于历史解释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才赋予历史学家较大的自由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土的文化底蕴和学术资源，可以对外国史解释的建构发生积极的作用，从而有利于知识和思想的增益。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知识可以成为外国史选题和研究的重要参照。虽然比较史学的可信度经常受到质疑，学界毁誉不一，但比较却是史学研究中不可缺少、实际上也无处不在的方法。杨生茂教授在谈到外交史的研究方法时写道：“历史不能重演，要正确认识历史，就须比较。外交政策史同样需要比较，纵向力求在一国历史发展各阶段间对比，横向力求国与国间对比。……对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都须用比较法。”[14]研究外交史离不开比较法，其他领域也不例外。除显性的比较外，更多是研究者基于自身的学养和现实关怀而形成的隐性比较。研究任何外国历史问题，只要与本国的历史和现实有一定的关联或相类，研究者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选择角度、发明意义和提出观点时，以自己对于本国类似问题的关切和理解作为潜在或明显的参照，而这种参照对历史解释的参与，自然就形成了比较。人们经常批评欧美的中国学者从其本土观念出发看待中国问题，带有“东方主义”的偏向，殊不知这正是其潜在关切与比较意识的必然表现。法国学者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民主，在立论时总是以他对法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作为参照，因而能够看出美国学者所不能发现的问题。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研究明清思想史，其内在的参照乃是欧洲和日本的政治思想。一位研究美国黑人选举权的中国学者，在其英文著作的前言中明确写道，鉴于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好就美国民主的优劣发表抽象空泛之论，他的研究就是要提供一个实例，以说明美国民主如何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演变和转化[15](p.xiii)。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研究美国西部史的学者，心里大多装着中国的西部开发问题，这种关切对其立论倾向有着明显的影响。如果能够掌握火候，以本国历史和现实作为内在参照，不失为建立外国史研究的本土特色的一条有效途径。如何掌握火候的关键不止一端。首先要准确把握本土文化的精髓，具备丰富的本国历史知识，紧密跟踪中国史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同时要借助“价值中立”的堤防，以免本土关切肆意泛滥；另外还要极力追寻所研究问题的本来意义，将有关的人和事置于具体的历史情景中看待，避免变“比较”为“比附”、化“参照”为“标准”。因此，外国史研究者必须加深中国文史修养，关心中国史研究的动向，认真检阅中国史学中关于同类问题的研究文献。例如，探讨美国民主的起源和演变，如果了解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关于民主的观念和实践，并以当今中国的民主建设为潜在参照，就能在选题和提炼观点时找到新的突破口。

中国史学在方法上也有值得外国史研究

者借鉴的地方。例如，历史考证方法在外国史研究中并非完全没有用处。从考辨史料真伪和考释史实等方面来说，考证的用武之地的确不大，因为就资料的占有量和对象国学者已做的工作而言，留给中国研究者的考证余地几乎没有；但是，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在史料的理解、史实的陈述、意义的表述、乃至名词的使用等环节上，乖谬混乱之处甚多，大有考辨的必要。在美国史领域，这种情况就十分严重，甚至在一些重大史实、标志性日期和历史名词的理解和翻译上，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有学者就《五月花号公约》的签订[16]、“Boston Tea Party”的含义及翻译[17][18]、《独立宣言》的相关史实[19]和美国的诞生日期[20]等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考辨，澄清了不少讹误。他们所用的方法和传统的考证法固然不尽一致，但其中处处带有这种方法的印迹。另外，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所强调的“语境”理论，以及由此派生的深入历史时空结构的分析法(注：如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在其《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一书的前言中指出，他在研究历史事件和人物时，所注重的不是对后来的影响，而是当时的情境；不是对现在的用途，而是在当时的意义。见伯纳德·贝林：《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Bernard Bailyn,The Ordeal of ThomasHutchinson)，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74年版，第vii页。关于贝林的“深入历史时空结构的分析法”，参见李剑鸣：《伯纳德·贝林的史学初论》，载《史学理论研究》，19第1期。)和“心通意会”[21](p.118)的境界，在陈寅恪的言论中就有明确的表述，他所谓“了解之同情”，就涉及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历史解释的立场和方法等重要问题[22](p.180)。只是国内的一些研究者对此没有加以留意。不少人习惯于超越具体的历史时空而作空泛虚悬之论，误会古人、滥解史料和随意引申的现象比比皆是。较之陈寅恪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见识，这不啻是方法论和治史境界的退化。

外国史的写作更不能脱离中国文史的修养。中国传统学术有考据、义理和辞章之分，具体到史学，实际上就是史料、解释和写作三个环节，也就是严耕望所谓考史、论史和撰史。在中国的外国史研究者中，出生于20世纪早期的那些学者，大多具备良好的古文基础和文史修养，其历史写作颇有特色，如吴于廑的典雅庄重，杨生茂的古雅考究，刘祚昌的文气酣畅，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但从普遍情况来说，外国史的写作存在极大的欠缺，尤其是年轻一代学人，或行文欧化，或文词贫乏，往往令人难以卒读，有的连达意也做不到。面向中国的外国史著述，如果没有出色的中文表述，显然是一种致命的不足。外国史学者所阅读的大多是域外书籍或翻译作品，在行文方式乃至思考习惯方面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自是情理之中的事；加以汉语书面语和口语明显脱节，要娴熟驾驭确有很大的难度；故专治外国史的人尤应用心于历史写作，“过文字关”应当是外国史学术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向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文章学习，吸收中国历史写作的长处，通过熟读诸家之作而积累词汇、丰富句式和锤炼表达，进而增强对文理、文气的感悟与把握，应当成为外国史研究者的修身功课。

总之，中国学者要切实了解欧美中国史学发展的路径和经验，恰当地为外国史研究定位和定向，采取切实有效的策略来发掘和利用本土资源，以期逐渐取得进展，不断提高研究水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学者在外国史研究的某些领域和课题，是可能在国际史学界占有自己的位置的。

收稿日期：-09-22

【参考文献】

[1]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Molho,Anthony and Gordon S.Wood,eds.,Imagined Histories:AmericanHistorians Interpret

the Past,Princeton,NJ,.

[3]陶文钊.费正清与美国的中国学[J].历史研究，1999，(1).

[4](美)孔飞力，(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5](德)贡德·弗兰克，(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6]王志平.谢和耐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A].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上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7]张海燕.艾兰的汉学研究及其方法论特色[A].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上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8](美)孔飞力，(谢亮生，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者及其敌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9](法)谢和耐，(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0]王立新.学术创新与21世纪的世界史研究[N].光明日报“历史周刊”，2000-03-24.

[11]黄安年.百年来美国问题中文书目：下册[Z].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90.

[12]严耕望.治史三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3]吴于廑.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14]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三论[J].历史研究，1991，(2).

[15]Wang,Xi,The Trial of Democracy:Black Suffrage and Northern Republicans,1860—1910，Athens,Ga,1997.

[16]李世洞.《五月花号公约》考实[J].学术界，2000，(2).

[17]杨宗遂.“波士顿茶会”及其汉译名之辩证[J].历史研究，1979，(10).

[18]杨宗遂.再谈“波士顿茶会”[J].历史研究，1982，(5).

[19]杨玉圣.《独立宣言》史事考[A].杨玉圣.美国历史散论[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20]齐文颖.《独立宣言》是美国诞生的标志吗?[J].世界历史，1985，(1).

[21]罗志田.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J].历史研究，1999，(1).

[22]桑兵.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A].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篇7：本土知识之于翻译研究例析

本土知识之于翻译研究例析

翻译活动在跨越语言文化障碍的交流沟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此,翻译研究主要是对文化现象和文化内涵进行解读和剖析,中国的研究者也必须格外注意中文学养的修炼.不然,就可能在译文评析当中出现偏差,或者造成观点结论欠妥.

作者：汤君 TANG Jun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上海,200241 刊名：泰山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TAISHAN UNIVERSITY 年，卷(期)： 30(2) 分类号：H059 关键词：翻译研究本土知识

篇8：远程大学与物流教育改革

远程大学与物流教育改革

一、引言

随着Intemet的发展与普及，远距离教育和学生自主学习成为新的人才培养方式。在以Intemet为依托的现代教育体系中，课堂不再局限于一间教室、一座城市甚至一个国家内。远程网络教学（远程大学）班级的规模和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一个班级可能达到几千人、上万人甚至数十万人。这样，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共享，从而使远程大学的教学效率得到极大提高。遍布世界的Intemet把各种教育机构、科研单位和公共文化设施联接在一起，给远程大学的学生创造了更大的学习空间。远程大学学生通过网络可以方便地选修自己需要的课程，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还能够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水平确定适当的学习进度。

面向21世纪的物资流通高等教育，其教育思想和教育手段必须建立在网络化教育的基础上，并由此去有效地牵引其教育设计模式、教学组织模式的变革，有效地实现教育资源最优化。通过网上实现物流教育，对于物流教育改革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二、实现远程物流教育是物流教育信息化、时代化的必然趋势

1．现阶段物流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和21世纪人才特征要求相比，现阶段物流教育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强调了过窄的专业教育，忽视了复合知识的传授，局限了学生的学科视野和综合能力素质的提高。在教育设计模式上的反映是基础理论、专业定位有待优化；在教育组织模式上的反映是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

①基础理论不够扎实。由于在思想观念上过分强调以行业为中心、过于重视专门人才培养，因此，文化基础的教学在课程开设缺乏应用能力的培养。经济理论，特别是宏观经济理论、管理经济理论的知识含量明显不足。

②教育模式比较陈旧。“高知识，低能力”的现象根源于教育的组织模式。由于现阶段的专业教育组织模式尚未脱离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被动式学习模式，因此，被教育者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强，特别是综合分析、解决能力，谋划组织能力，信息获取和知识加工能力更弱。仅仅局限于从有限的课本上获取物流方面的知识，对新观念、新方法了解太少，也很少与物流的同行进行交流。

2．远程物流教育是教育信息化的必然要求

教育技术，是一个运用系统方法来分析教育问题，开发和使用各类学习资源的领域，目的是实现教育资源最优化（「美」J．D．Finn）。

现代教育技术在实现教育资源最优化的进程中已经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并在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过程（英 Romiszowiki）中以证实。从手段观的角度来看，经历了视觉教学（ Visual Instruction）、视听教学（Andio-visua1 Instuction）电脑辅助教学（Computer Based Instrucstiotion）即通常讲的从幻灯、广播、电视、电脑等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应用；从过程观的角度来看，教育媒体的制作和选择的内涵已发展为一系列教学与管理等方面的过程；从系统观的角度来看，研究领域由单纯的辅助教学或教学手段发展到教育或教学的评价技术，上升到课程的设计与评价，带动教学管理组织。实质上，教育技术的进步弓愧教育设计模式、教学组织模式的变化，较有效地牵引了教育资源最优化。

远程化、网络化教育作为现代教育技术的最高形式，将更为有效地牵引教育资源的最优化。它在远程网络教学（远程大学）。继续教育、开放性教育、“个别化学习”环境等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已为教育思想与技术带来革命性的变革，成为教育信息化的必然要求。

面向21世纪的高等物流教育，其教育思想和教育手段必须建立在网络化教育的基础上，并由此去有效地牵引其教育设计模式。教学组织模式的变革，有效地实现教育资源最优化。

三、远程物流教育网络的变化与创新

面向21世纪的物流教育的教学组织模式，其运作根本是实行开放性教育、促进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双方能力与素质的共同增长，为此，教学组织模式要向“信息化、个性化”方向发展。远程物流教育网络相对于传统的物流教育模式的变化与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物流教育的功能。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教育最基本的功能是使学生承继前人的知识。在这种传统模式的影响下，知识被人为地“凝固化”了：一方面缺少“前瞻性”和“发展性”，另一方面知识被封闭在学生个体和少数人的头脑中。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社会中，远程网络物流教学使每个学习者都是处在一个信息网络之中，知识的扩散、交流、共享和增值的速度和效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同时也增加了学习的乐趣。

2．物流教学模式。传统的物流教学模式是以掌握知识为目的的“维持性学习”，具有封闭性和保守性，凡是有创新精神的学生大都遭到排斥。在远程教学的过程中，学生知识的来源则是多样化的，除了教师和教科书以外，各种信息媒体和网络，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源。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学校、教师、课程和学习方式。

3．物流教学过程中的时空观。在传统物注解教学模式中，教学过程中的时空观是机械的、死板的。学生的上课、下课，上学、放学全依学校的铃声和作息制度进行。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物流教学过程中的时空观则是可以分离的。在大学中，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哪些课程到课堂上去听，哪些课程则注册虚拟课程，采用自学和最后通过考试的方法取得学分。远距离教育在全世界的蓬勃开展，可以使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自己喜欢的任何方式选择任何物流课程学习。

4．教学组织形式。效率低下的个别教学与农业社会生产的分散性是相对应的。工业社会强调集约化、批量化的生产，班级授课制运应而生，但教学效率的提高却是建立在忽视学生个性差异的`基础。而利用远程网络进行物流教学，各种授课方式可以灵活地进行。教师可以随时了解在各种教学组织形式下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学生也可以尽其所能，确定自己最佳的学习进度。

5．教育与工作的关系。传统教育的模式把人的一生分为两截，前端为受教育阶段，后端为工作阶段，把受教育与工作人为地割裂开了。如今，一次性受教育的模式终结了，物流工作者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模式诞生了。信息网络是一种有力的技术手段，它为物流工作者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实现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

四、构建远程物流教育网络的原则

网络化物流教育环境是实施网络化物流教育工程的重要前提。目前，国内外各种“网络化教学系统”的建设方兴未艾，但从实际应用的情况来看，大部分系统尚处于探索阶段。从已实施的网络化教育工程来看，为确保应用效果与投资规模相适应，远程物流教育工程环境建设的基本原则应确立为：

1．教学为本、效果为主。网络化教育环境是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场所。如果在实际教学中虽然运用了丰富的现代教育技术（如应用多媒体手段，课件形式制作得非常精美，但是在课件中真正表现出来的知识和内容却很少），学员通过学习并没有达到很好效果的话，那么，再好的教育环境也将失去其实际的意义。因此，物

流教育环境建设成功的标志，最终还是体现在教学上，无论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物流教学为主的原则，围绕提高教学水平作文章。

2．坚持实用、强调开放。远程网络化教育环境一定要实用、经济，要符合教员、学员的教学培训练习惯和教学要求，避免一味追求高起点而忽略基本的实用性。应该坚持普及与专用相结合，突出特点，突出特色。同时，远程网络化教育环境很重要的特性在于其良好的开放性，一定要坚持统一标准下的开放性原则，使各教学站点之间具备互相兼容、信息共享的功能，并且教学站点中各种系统都要有良好的扩展和升级性能，以满足不断发展的教学需求。

3．统筹安排、集中管理。网络化教育环境的建设涉及的方面多、投人大，对教学的影响深远。要完成这样的工作，必须要有全局观点，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分步实现。要坚持统一管理，由于建设涉及教育组织模式、教育设计模式等诸多方面，所以，必须建立相应的建设和管理机制。

五、远程物流教育网络模式构想

1．远程物流教育环境

21世纪管理专业的高等教育将是以网络化、案例化、设计性实验为中心的现代教育技术集成的开放教育。在综合分析多种网络化教育环境模式的基础上，将基于Intemet的开放式教育模式作为实施远程网络化教育工程主要的教育环境模式，但在实际建设中，根据教学站点所要承担主要教学任务的性质和特点划分为：教员教学研究站点、基于广播电视逆程信息网的远程教育站点和远程物流教育网管中心等部分。

（1）教员教学研究站点

在网络基础上建立个人信息站点。用信息站点的工作方式进行网络化备课，远程授课、辅导、学术研究、实验设计、案例捕捉和信息交流。

（2）远程物流教育网管中心

通过建立物流教育网管中心，将上述信息站点与物资流通科研机构、物资流通企业、大专院校和学生通过Intemet联接起来，把物资流通的教学、科研环境建立在Intemet的基础上，从而实现

物流教育开放性远程教育的目标。

2．远程物流教育的软硬件环境

基于Internet的远程物流教育网络，在客房端的机器上，可以使用Windows95（98）／NT中文版。关于网络测览器，使用Netscape4和IE4能满足需要。有条件的可以再安装lotus notes进行信息的沟通与交流。现有的网络环境已能基本满足Web测览方式的网络多媒体教学。在教学的过程中，由于Modem的不同可能会影响到音频和视频的传输，但也能在基本上满足网上在线学习的要求。

3．网上物流教育的组织

关于网上物流教学的组织模式，目前尚未结论性的研究结果。根据教学发展的需要，提出以下远程网络化教学组织方案供实践中探讨，以寻找适合开展远程网络化教学的组织的模式。

（1）教师个人物流教学研究WEB

基于个人WEB的物流教学研究站点是远程网络化物流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实现在网上完成整个课程或专题的讲解讨论。布置练习、测验评分、统计、教学评估等全部教学过程的基础。教员可通过这类教学研究站点向各类教学站点进行集中授课、布置作业、解答问题；向网上用户公布教学内容、布置作业、解答问题；在国际网络范围内进行管理案例捕捉，直接引人课堂。基于个人WEB的教员教学研究站点的内容组织包括教学信息资源（教学计

划、相关课程教材、网上相关学科资料）、课程实施计划（教学大纲、教学任务书、课程表）、课程教材（电子版教科书、教案、讲稿及教学注记、教学投影及课件）、作业与考评（课程作业、学习牵引链路、研究专题、考核与成绩公告）和交流论坛（集体备课论坛、问题及解

答、学员学术研究指导、课程教学改革建议）等。

（2）物流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CAI］

基于网络的多媒体计算机辅助教学是远程网络化物流教学的关键，是实现嵌人“在线式案例教育技术”、“网络型多媒体教育技术”、“系统化情景教育技术”、“设计性管理实验”等，促使物流教学方法向个性化方向发展的重要组织手段。

远程CAI物流教学必须达到以下的总体功能：教员通过系统能将CAI课件中的图象、文字、动画、声音等媒体信息传递到各类教学站；学员能利用系统进行CAI的个别化学习；教员可通过教员教学研究站点向学员布置作业、解答问题、专题考核、统计成绩，基本实现在网络上完成整个课程或专题的讲解讨论、布置练习、测验评分、统计、教学评估等全部教学过程；能无缝地联接Internet，以便充分利用远程资源和进行远程教学。

在远程网络化教育过程中，通过远程物流教育网管中心进行多媒体数据加工软件、多媒体编著整合软件等开发软件的共享。网管员进行集成、刻录、上网发布。

4．交互手段的使用

远程物流教育中，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交互是保证远程物流教育教学质量的要素之一。和用网上的Email、BBS等交互方式虽然不如面对面地交流直接和有人情味，但对学生来说，反而对向教师提问感觉更方便和随意。加强交互手段的运用可以通过引导的方式，如在BBS上有意识地激发学生间的讨论，或有意识地布置一些多人合作的任务和作业等。

六、结论

利用Web形式，开展远程物流教育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在现有网络软、硬件环境下，亦有诸成功的尝试。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和激烈竞争的时代面前，物流技术的研究和物流教育的创新已经落后，实现远程物流教育就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今后，还需在以下几方面深入研究，以使网上物流教育趋于完善：

1．加强网络物流教学中交互手段及方式研究。

2．制作内容新、形式生动、界面友好的网络多媒体物流教育课件。

3．提高数据的传输速度。

篇9：教育改革与古代文学衔接论文

教育改革与古代文学衔接论文

前言：

古代文学是人类在历史变迁中精神、思想的文字表达，既可以体现历史状态下人们的生活、情感、愿望，又可以折射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文学作品对后世人类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有一定的影响，甚至为后世社会发展提供参考，深度挖掘古代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一、古代文学作品为教育改革提供支持的依据

（一）针对思想教育展开

古代文学不论采用何种形式，在进行人物设定、环境描写、故事陈述等过程中都会蕴含作者内在生活态度，寄个人主观情感于作品内容，以期与读者达成共鸣，从而解脱自己或警示世人，由此可见古代文学不可能脱离思想而单独存在，即使作品文字中没有明显的思想论述，通过作品的写作背景和作品脉络也能发现作者的思想和情感[1]。例如吴承恩《西游记》，从表面看是一部讲述师徒四人历经艰辛西天取经的故事，可通过与明朝中期历史背景相结合，可以看出作者对政治日渐败坏，百姓生活困苦现象的不满和反抗，但被迫屈服于封建礼教思想的无奈，作者试图通过虚构的故事暗示社会，警示世人。而教育改革注重素质教育，其主要包括思想素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由此可见思想教育也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古代文学为教育改革思想教育提供支持。

（二）涉及教育体制对个人、社会的影响

古代文学作品大多由古代文人所编创，文人是古代教育的直接参与者，所以其作品会直接反映出当时的教育体制，表达出文人对当时教育体制的态度和对未来教育体制的期盼，影射出教育体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例如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讲述了范进花费35年时光于八股文学习，54岁中举人后精神崩溃的故事，借此表达封建八股取士教育体制对受教育者的迫害，体现出当时社会对人才定义的扭曲，借此讽刺清朝教育体制的刻板必然导致社会发展滞后。现阶段教育体制改革是为了使人才培养方式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有目的的调整，所以其不论对受教育者还是对社会发展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古代文学为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参考[2]。

（三）对人才素质都具有强调性

不论是古代文学作品还是现代教育改革都将人才素质放在首位，古代文学作品虽然没有将素质明确的规定，但在各种文学形式表达过程中对素质都有涉及，通过故事、脉络精心设计，指导读者何为好、何为坏，从而起到提升读者素质的作用，例如罗贯中《三国演义》虽将杀戮贯穿故事始终，但也强调义薄云天、知恩图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蒲松龄《聊斋》虽全篇讲述鬼怪，但也劝人向善，由此可见，古代文学中对素质已经有所偏重，为素质教育改革提供素材。

二、古代文学对教育改革的意义

（一）培养学生爱国情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教育改革强调人才培养符合社会需要，所以人才必须具有爱国情操和正确的价值观，而古代文学中表达先贤爱国主义情感的'作品比比皆是，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积极引导学生有针对性的选择阅读，可以在无形中使学生受到精神熏陶，从而形成爱国情操，例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辛弃疾“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都表现出作者浓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直接素材，使学生通过选择性的古代文学阅读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认清历史使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二）加深学生对“和谐社会”的认识

教育改革强调学生个性发展、能力培养等，在和谐社会的创建过程中，必然要使对学生“和谐社会”的认知全面，才能推动教育改革顺利进行，和谐是我国优秀的思想集合，《老子》强调“天人合一”，儒家尊崇“协和王邦”，当今社会强调“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通过文学作品使学生对“和谐”有更加全面的认识，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

（三）为教育改革创新途径

文学作品在对教育体制存在问题侧面揭露的同时，也对理想教育体制进行和构想，这不仅为教育体制改革提供借鉴，也为其扩宽了创新途径，例如孔子《论语》提出“因材施教”；《两小儿辩日》强调个性化发展；《三字经》《千字文》强调道德、素质在生活中的作用；强调能力培养重要性的古代作品更是比比皆是，例如《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命运、《三国演义》中各路英雄的仕途起伏等，通过古代文学阅读可以发现不同时期对人才定义的不同，但始终未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由此可见，教育改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段历史时期教育体制都会随之调整，只要与社会发展同步，就是有意义的教育改革[3]。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教育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人才培养方式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古代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历史不同阶段的教学方式及教学效果，可以为教育改革提供方向上的参考，而且学生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可以扩宽个人视野，加大思想深度，这对于现阶段教育改革所提倡的素质教育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由此可见教育改革与古代文学息息相关，所以应该对古代文学继承和发扬。

★ 从语文课堂的有效教学谈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