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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论

时间：2023-09-23 08:21:03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观念论（锦集8篇）由网友“风早爽子”投稿提供，这次小编在这里给大家整理过的观念论，供大家阅读参考。

观念论

篇1：论更新税收观念

论更新税收观念

内容提要：所谓税收观念，指人们对于税收的基本看法或态度．如果同税收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也就是本着什么样的思想，去规范与税收有关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去处理与税收有关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本文作者从税收观念对税收环境有重大影响和不同的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接收观念有着根本区别的基本判断出发，提出了在目前的中国，依法治税社会环境的确立，有赖二税收观念的更新的结论。

一、中国税收环境面临的挑战

这些年来，中国的税收环境一直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纳税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甚或没有纳税意识，偷逃税现象严重。且不说作为现代税种的个人所得税从出台的那一天起，便陷于“征的不如漏的多”的窘境。就是税制设计简单到类似于历史上的人头税，征收数额只有区区4元钱的北京市的自行车使用税，其纳税面仅为53．7%（430万辆），而且平均每年以10％左右的比例下降。二是各级政府部门。为数不少的政府部门用税意识淡薄甚或没有用税意识，许多做法有违税收的运行规律。这其中既有曾经充斥全国各地的随意减免税、越权减免税之风，也有大量的以言代（税）法、以权定（税）法、以情碍（税）法的事件，还包括由政出多门的政府收费而引发的“费挤税”现象和不规范的“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以及存在于某些领域的税款使用上的铺张浪费、透明度低等等。

更进一步看，这两个方面在交相作用。纳税人纳税意识薄弱，直接带来了税收的大面积流失；税收渠道不畅以及“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的出现，又模糊了政府部门对于税收的性质及其运行规律的认识，滋生了种种不规范的政府行为。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们的税收法制观念，甚至逆反了人们的纳税心理，从而加剧了各种偷逃税现象的蔓延。

作为上述矛盾现象的综合反映，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税收环境，尽管较之计划经济年代或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很大改善；但总体上仍不理想；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原因阻滞了中国依法治税社会环境的营造进程？

二、传统经济体制下的税收观念：必要扣除说

对传统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税收观念以及据此构建的税收收入机制（或称“财政收入机制”）做一较为系统的回顾，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或许是有益的。

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勾画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分配模式：社会产品在分配给个人消费之前，要进行一系列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剩下的总产品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但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若再加上用于国防的费用，经过以上这些扣除之后，剩余的部分，才能用于个人消费。

很容易看出，马克思所勾画的是一种典型的以政府作为资源配置主体的分配模式。在其中，税收实质是政府凭借政治权力在社会产品用于个人消费之前而进行的“必要扣除”。既然是凭借政治权力而进行的“必要扣除”，那么，相对而言，采取什么方式扣除、在哪些环节扣除以至“必要扣除”的量如何把握，便显得无关紧要了。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并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环境相适应，中国选择了一条主要依靠“暗税”渠道取得财政收入、在形式上基本不对个（私）人征税的做法。那一时期的税收收入机制可大致概括如下：

──农民，除了直接缴纳少量的公粮并负担一些附着于消费品价格中的间接税之外，其纳税的主渠道，便是那一时期所实行的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1953年颁布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统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赋予了政府以相对偏低的垄断价格统一收购和销售农副产品的权力。在对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条件下，农民剩余的农副产品，只能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对偏低的价格标准统一卖给国有商业部门。国有商业部门所执行的统购价格同市场价格（影子价格）之间的差额，便是政府凭借政治权力对农民所创造的社会产品的分配进的“必要扣除”——农民所缴纳的“税收”。进一步看，随着低价的农副产品销往城市，不仅工业的原材料投入成本因此直接降低，城市居民也因此获得了实际福利（低廉的生活费用），从而间接降低了工业的劳务投入成本。

——城市职工，除了负担附着于消费品价格中的间接税之外，其纳税的主渠道，便是八级工资制。1956年出台的《国营企业、事业和机关工资等级制度》，也即八级工资制，赋予了政府统一掌管城市职工工资标准、统一组织城市职工工资调配的权力。在八级工资制度下，政府通过压低工资标准，减少升级频率（事实上，从1956——1977年的间，我国只进行了3次小幅度、小范围的工资升级）的办法，人为降低了城市职工的工资水平。城市职工实际领取的工资水平同市场工资水平（或影子工资水平）之间的差额，便是政府凭借政治权力对城市职工所创造的社会产品的分配进行的“必要扣除”──城市职工所缴纳的“税收”。由于城市职工工资水平的人为降低，工业的劳务投入成本又一次被降低了。

——在工业的原材料投入成本和劳务投入成本被人为降低的同时，那一时期的工业品实行计划价格制度。工业品的销售价格水平又长期高于农副产品的统购价格水平（即所谓工农产品“剪刀差”）。于是，在低成本和高售价的基础上，工业部门获得了相对的高额利润。

—─在始于新中国创建初期且几十年未变的财政统收统支管理体制下，国有经济单位（其中主要是国有工业企业）的纯收入，基本上都交由财政集中支配，其本身能够自主支配的财力极其有限。于是，通过财政上的统收，“汇集”在国有经济单位中的高利润便转移到了政府手中，形成了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如此的“税收收入机制”，对于人们的观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在普通百姓的眼中，无论纳税还是上缴利润，都是公家的事情，与个（私）人无关。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之一，就是政府不向个（私）人征税。有了税收与个（私）人之间的这样一种制度的阻隔，老百姓的纳税意识淡薄甚或没有纳税意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政府部门的眼

中，无论征税还是收取利润，大都是政府与国有经济单位之间的事情。有了同属全民所有制、彼此都姓“公”这样一种制度的基础，政府部门税利不分或只问财政收人的“量”而不大问它的“源”，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税收观念。应尽义务说

以市场化为取向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继打破了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政府统管城市职工工资制度、计划价格制度和财政统收统支管理体制。原有的税收收入机制的基础不复存在了，所有制成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税收收入机制自然要相应调整：由主要从隐含的渠道收取非规范性的“暗税”转到以公开的形式征收规范性的“明税”；由基本依赖国有经济单位的单一财源扩展至包括各种经济成分以及城乡居民个人在内的多重财源。进人80年代以后，中国税制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一改过去基本上只有一种“工商税”的格局，个人所得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外国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新的税种陆续出台。到1994年税制改革之前；税种的总数达到了34个。

随着税收收入机制的调整，税收开始广泛地介入经济社会生活，同人们的切身利益日益密切地挂起钩来。这一变化，对传统的税收观念提出了挑战，要求按照变化了的形势重新审视税收观念并对此赋予新的解释。事实上，在当时，“必要扣除说”与新的经济体制环境的激烈碰撞，已经迫使税务部门和理论界转而启用“应尽义务说”去进行宣传：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

然而，面对调整了的新的税收收入机制以及关于税收的新的解释，由于长期“无（明）税”的惯性作用，人们做出的反应并未如所期望的那样跟上形势变化的步伐。

——普通百姓，多年生活在“无（明）税”的环境之中。一旦被告知其有纳税的义务，须拿出本已装入自己口袋中的一部分钱去交给政府时，出于观念上的不适应，一个本能的反应便是“躲”——能躲就躲，能躲多少躲多少。进而发展到下意识的躲又扩展为有意识的躲。其结果，各种偷逃税行为犹如“病毒”，附着于“明税”的肌体上繁衍滋生，由最初只发生在先富起来的个体经济中的少部分人身上，到逐渐在个体户中普遍蔓延，进而几乎把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统统卷入其中，致使大量该征的税不能如数征上来。

——政府部门；多年习惯于以“暗税”的方式从国有经济单位组织收入，一旦面临多重的财源结构，须为履行职能而凭借政治权力向形形色色的纳税人征收实实在在的“明税”时，出于观念上的不适应，一时难以找到恰如其分的方法和手段去和纳税人打交道。在政府支出增势迅猛、规范性的税收渠道不畅的情况下，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操用非规范性的行政性办法去另外找钱。于是，在“创收”的旗号下，各级政府部门开始自立收费项目，以收费的形式填补收入的缺口。

问题还有复杂之处。事态演化下去，更为令人忧虑的局面出现了。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不管是税还是费，都是其凭借政治权力而征收的钱，也都是其可用于履行职能的钱。只不过前者纳入预算管理，不可随意调整；后者游离于预算之外，可以自收自支、自由支配。既然征税和收费被混同在一起，在管理上，收费对于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各级政府）又有着种种的便利之处，所以，税费不分──不论什么钱，夹到碗里都是菜，重费轻税——出于局部利益的考虑而以费挤税，以牺牲中央税收为代价擅定减免税条款，甚至采用非法手段鼓励企业偷逃税等一系列不规范的政府行为，便由此产生并蔓延开来。

——对于企业和居民而言，不管是税还是费；都是政府凭借政治权力而向其征收的钱，也都是其被告知有义务向政府缴纳的钱。而且，由于后者的随意性较大，数额一路上扬，不仅给本来较为规范、负担相对稳定的税收打下了不规范的印迹，也使税费义务混淆——不论什么钱，只要是政府部门所收都是税，纳税心理逆反——对不规范的费的反感连累于税，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偷逃税行为的有效遏制。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观意：权利义务对称说

由以上分析可见，税收观念与经济体制环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经济体制环境的变化，税收观念应当也必须加以更新。现行税收收入机制运行中的困难，固然可归之于多方面的原因，但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在于：以“应尽义务说”为代表的税收观念同市场经济的体制环境不相适应。

那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观念到底是什么？

市场经济的通行准则是权利与义务相对称。讲到某人负有什么义务，同时便意味着他拥有怎样的权利。反之，讲到某人拥有什么权利，同时便意味着他负有怎样的义务。在税收上当然也不例外。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质是一个特殊的产业部门——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广大的企业和居民，则是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和受益者。正如人们到商店买东西需要为之付款一样，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也不是“免费的午餐”。只不过为消费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付款，是以纳税的方式来完成的。这实际上是说，只要纳税人依法缴纳了税收，便拥有了向政府部门索取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权利。只要政府依法取得了税收，便负有了向纳税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义务。纳税人之所以要纳税，就在于换取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消费和受益权。政府部门用于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资金，就来源于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收。在这里，纳税人的纳税义务与其纳税之后所拥有的消费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权利，是一种对称关系。政府的征税权力与其征税之后所负有的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义务，也是一种对称关系。因此，可以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观念归结为：权利与义务相对称。

反思起来。如果将税务部门的行为同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部门的行为区别开来，将前者称为征税人——各项税款的具体征收者，将后者称为用税人——各项税款的最终使用或运用者，从而对纳税人、用税人和征税人的行为分别加以考察的话，可以认为，纳税人、用税人和征税人在税收观念上的模糊，是这些年来阻滞中国依法治税社会环境营造进程的关键所在：

——对于作为纳税人的企业和居民来说，在贴近现实生活方面，“应尽义务说”尽管比“必要扣除说”前进了一步，但前者毕竟是在后者的基础上衍生并作为后者的延续而提出的，因而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边界不明晰或不那么明晰，人们可以不讲成本、不计报酬而无偿奉献。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行

，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边界不仅越来越明晰了，其利益驱动机制也已形成并有日趋强化的势头。经济体制环境一旦走到这一步，权利与义务便如同一对连体婴儿一并进入人们的生活。只讲义务不讲权利，只有付出没有回报，便不能再为人们所认同。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意识愈益深入人心的条件下，单纯强调纳税人的纳税义务而未有明确的权利相对称，很可能滋生人们的逆反心理，甚至萌发偷逃税的动机。

——对于作为用税人的政府部门来说，“应尽义务说”的另一面，是政府拥有征税的权力。至于政府为什么拥有这样的权力或这样的权力伴随以怎样的义务，“应尽义务说”本身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问题在于，与前述的道理相似，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殊的所有制背景可以允许政府单纯强调征税权力的话，那么，到了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政府只讲征税的权力、不讲征税之后的义务，不仅不能为纳税人所认同甚至会逆反纳税人的心理，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会障碍政府在税收与其支出关系问题上的视线，从而造成政府部门行为扭曲现象的频繁发生，如花钱大手大脚、支出不受监督、忘记公仆身份而以主人自居、误将履行职能视作“恩赐”、以非规范性手段随意添加老百姓的负担等等。其结果，当然会大大抵消为营造依法治税社会环境而做出的各种努力。

——对于作为征税人的税务部门来说，在纳税人面前，他们不仅是各项税款的具体征收者，而且是税收法规的宣传者和解释者。税法的宣传和解释，免不了涉及诸如纳税人为什么纳税、政府为什么征税之类的问题。“应尽义务说”在未能获得纳税人认同的同时，也障碍了税务部门自己的视线——只看到纳税人尽义务、做奉献，忽略了纳税人纳税之后可以获得的消费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实质收益。于是，在同纳税人打交道时，总免不了有些理不直、气不壮。甚至执法偏软，对偷逃税的行为打击不力，严管重罚的税收征管机制始终未能真正构建并有效运行起来。

五、出路在于更新税收观念

如果上述的认识基本不错，那么，适时实现税收观念的更新，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观念——权利与义务相对称，分别规范纳税人、用税人和征税人的行为，将会对中国依法治税社会环境的营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对照一下西方国家纳税人的行为，便会发现，在那里，税收也并不是令人喜欢的字眼。但是，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是不是依法纳税则是另一回事。常见的情形是：人们一边抱怨骂娘，一边自行报税，甚至不惜花钱雇佣专业人员代行报税。其所以如此，同纳税人具有“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观念、同时也具有一套威慑力的严管重罚的税收征管机制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规范纳税人的行为，应该正面宣传与严管重罚并举。一方面，要向纳税人讲清纳税并非是纯尽义务之举，而是一种可以获得实质利益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称统一。纳税为的是获得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消费、受益权，偷逃税则属于坐享其成的“免费搭车”行为。另一方面，要致力于构建严管重罚的税收征管机制。让偷逃税者在付出经济代价的同时，更有名誉和社会地位的损失，从而在偷逃税面前望而却步，不敢挺而走险。

——相对而言，在我国，规范作为用税人的政府部门的行为，可能是一件既费气力又不那么容易办到的事情。原因在于，中国的封建历史较长，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上之滨，莫非王臣”为代表的封建传统观念，直到今天，仍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无论是政府部门本身，还是企业和居民，都尚不习惯于将政府摆到同纳税人平等的地位上去考虑。故而，规范政府部门的行为，不仅要以权利与义务相对称的税收观念进行正面宣传，让各级政府部门懂得其根本的职能或其存在的根本意义，就是向纳税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收则是其从事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活动的基本来源。而且，与此同时，要着手必要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纳税人对政府部门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树立政府部门对纳税人负责、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和风尚。

顺便说一句，一旦政府部门的行为和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挂起钩来，其积极的影响，很可能会超出税收领域本身。因为，当纳税人清楚地知道政府部门的活动经费系由其缴纳的税款汇集起来，并且，这些钱应当用于提供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时候，肯定会产生将政府部门行为置于纳税人监督制约之下的强烈愿望。当政府官员清楚地知道其所花费的钱来源于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并且，这些钱的本来去向是关系纳税人切身利益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时候，也会由此产生一种较强的自我约束力量。与此相联系，在纳税人能够确切地知道自己纳税的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并且，对这些钱的使用能够加以监督制约的情况下、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才会真正得以强化。

——作为征税人的税务部门，在依法治税的过程中，其角色颇像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一方面，它要对纳税人（乘车人）依法征税，把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所需的资金筹措上来。另一方面，它又要对偷逃税者（逃票人）依法惩处，不允许“免费搭车”的行为存在下去。所以，规范税务部门的行为，重心应当放在提高税务部门自身素质，增强严格执法的自觉性上。以此为基础，力争把该征的税尽可能如数征上来。

总之，税收观念的更新，将是改革以来我国税收领域影响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其意义可能不亚于历次税收制度的改革。可以预见，权利与义务相对称的税收观念得到确立之时，我国依法治税的步伐将大大加快，并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主要参考资料：

（l）高培勇《进一步完善中国的财政税收制度》《国际经济评论》第9期、第10期）。

（2）张馨《个人课税：权利义务职责》（《涉外税务》19第2期）

篇2：论更新税收观念

论更新税收观念

一、中国税收环境面临的挑战

这些年来，中国的税收环境一直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纳税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甚或没有纳税意识，偷逃税现象严重。且不说作为现代税种的个人所得税从出台的那一天起，便陷于“征的不如漏的多”的窘境。就是税制设计简单到类似于历史上的人头税，征收数额只有区区4元钱的北京市的自行车使用税，其纳税面19仅为53．7%（430万辆），而且平均每年以10％左右的比例下降。二是各级政府部门。为数不少的政府部门用税意识淡薄甚或没有用税意识，许多做法有违税收的运行规律。这其中既有曾经充斥全国各地的随意减免税、越权减免税之风，也有大量的以言代（税）法、以权定（税）法、以情碍（税）法的事件，还包括由政出多门的政府收费而引发的“费挤税”现象和不规范的“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以及存在于某些领域的.税款使用上的铺张浪费、透明度低等等。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原因阻滞了中国依法治税社会环境的营造进程？

二、传统经济体制下的税收观念：必要扣除说

对传统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税收观念以及据此构建的税收收入机制（或称“财政收入机制”）做一较为系统的回顾，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或许是有益的。

──农民，除了直接缴纳少量的公粮并负担一些附着于消费品价格中的间接税之外，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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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论司法公正的观念转变

论司法公正的观念转变

「内容提要」司法公正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而实现司法公正首先须从观念上来转变，即从传统的观念向现代法制观念的转变，从中国传统的情感型向现代法制理性的转变，从传统的臣民意识向现代的公民意识转变，从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向现代的法律至上思想观念的转变，从法院的专政观念向社会平衡器观念的转变，从依政策办事的观念向依法办事观念的转变，通过全社会的努力，共同推动司法公正的实现。

「关键词」依法治国司法公正观念转变

一场篮球赛的基本公正是裁判的公正，而裁判的公正又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和制约，其中的制约条件就是裁判不能是一方的成员。足球赛也如此，否则就会损害一方的权益，最终影响整个活动的顺利进行。在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法律是要由执法者来执行的，法律制度上的进步也必然要通过执法者的自身素质和执法水平展现。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检察官队伍和律师队伍，是法制进步中的客观需要，也是一个国家法制进步的具体体现。“‘法治国’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保护公民个人的自由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1].而要保护公民的权利，实现司法公正，就必须从制度上保证这些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以适应我国高速经济发展和社会情况不断变化的要求，并对传统的认识和观念进行转变。而传统的观念是制约中国走向法治的基础因素，我们要实现法治，就应对人们的司法观念有一个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本文就实现司法公正的观念转变谈几点看法：

一、从情感型观念向理性观念的转变

思想指导行为，它推动人们建立制度。在思想范畴里，感性是理性的基础，理性是感性的指导，但感性只解决现象问题，感情带有严重的个人或集团或民族倾向性，理性才解决本质问题。在宗教国，宗教信仰产生宗教活动，不同的宗教信仰产生不同的宗教活动。在法治国或秩序国，理性是人类的思想活动方式，属主观思想范畴，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思想的升华，人们的活动离不开思想的指导。社会活动需要理性，经济活动需要理性，文化活动需要理性，政治活动更需要理性，总之，人类活动需要理性。理性是指人们从理智上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对自己行为的判断是经过思考、分析，形成自己的判断和推理，通过这种判断和推理，全面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而不是凭喜怒好恶去判断。“所谓理性，有价值理性和方法理性之分，而方法理性无非是指一种认识能力和认识方法，它是运用逻辑手段去分析判断，提供因果必然性联系的认识能力或手段，它旨在克服人们认识上的片面性和偶然性。”[2].罗素认为，“理性指的是为达到某种信仰而考虑一切证据的习惯。”[3].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都有可能影响到人们的智力投向。科学重在求真，重在人类个体价值的实现，因而从本质上说，科学的社会基础既在价值领域，又在政治领域。只有在个体为本位并且以此为基础的民主自由的政治氛围里，科学才可能得以健康的发展。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即人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理性是相对于非理性而言的。非理性以情为本，喜欢宣泄感情，将群众的情绪、而不是将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体现的理性作为处理问题的依据。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构成了人类社会根本的永恒的矛盾。“每个人总是想要别人依照他的意思而生活，赞同他所赞同的东西，拒绝他所拒绝的东西。结果，既然人人都想胜过别人，他们便相互争吵，相互努力压制对方。对于成为胜利者的人来说，引以为荣的并不在于自己得到什么好处，而在于损毁对方。” “理性对于克制和调节激情起很大作用。”[4].“理性实在不应该高傲自恃，它倒是应为那些非理性的或不那么理性的动力服务，把它们好好地协调起来。”[5].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由人所创造。尽善尽美的世界，向来是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但如何实现，各民族有着不同的道路。然而，人的本质又决定了他们是不可能都变成圣贤的，感性的欲求远远超过理性的自制。“其实，任何清醒的人都有打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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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论《周易》的美学观念

论《周易》的美学观念

通过对<周易>中美的表现和中和之美,通变入神和变化之美,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等的`有益阐述,试图说明对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和艺术创作所产生的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作者：崔波 CUI Bo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图书馆,河南,郑州,450052 刊名：安阳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YANG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6) 分类号：B83-0 关键词：<周易>的知识脉络' > 阴阳美学观念

篇5：论古代文学观念中的“丽”

中国作为一个地大物博的大国之一，其古代文学也是值得夸耀的一部分，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三个阶段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并在不断地探索与追求中，“丽”凸显在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之中。“丽”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和发展而言，有着重要的文学意义。它不仅推动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还具有不可低估的审美地位和文学价值。但是，古代文学观念中的“丽”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同样出现了种种问题和不足。

一、古代文学观念中“丽”的现状

1、认知力度不够

在当今的社会风气下，文学的命运，由于多种原因正呈现出一种下滑的趋势。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现在的人们同样受到各种各样来自各个方面的诱惑，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让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认为，还有谁有时间有兴趣去关注什么文学，更多的是将时间放置在如何去赚取更多的金钱上，因此，人们对于文学的认知越来越少，老师们、文学家们对文学的重视也越来越少，逐渐形成了一个无止境的恶性循环。最后，直接导致对于不知古代文学观念为何物，就更别提深入了解古代文学观念中的“丽”了。

2、审美特性的畸形发展

进入来自传统启蒙话语和当代消费经济的.双重挤压中国文学年代，中国文学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模式。随着网路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不断渗入，网路文学也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在日益发展壮大，但是，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却将文学作品的文学性逐渐丢失了，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但还是无法遏制部分恶俗的网络文学作品的泛滥。另外，当下的一些作者和作家们对与古代文学观念中的“丽”不再重视，古代文学观念中的“丽”的审美特性要求的是文辞之美、情思之美、风格之美，但是在现在的一些作品中，看到更多的是对于辞藻的胡乱堆砌，只是简单地注重文字的优美而忽视了文学作品中最引人共鸣的“情”。另外一方面，现在的一部分作家少有自己的思想见解和看法而是按照大众理念、媒体理念等来塑造同类型的小说，审美特性畸形发展。

3、保护措施不充分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拥有着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学，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但是，却没有被后人好好的保护和利用。只是任古代文学观念中的“丽”自由发展，没有给予必要的保护措施，结果也不是很让人满意。“丽”字反映在多种文学形式中，包括散文，诗歌和小说等各种文学形式。当然还存在于文学作品的各个部分，包括语言、作品结构、思想感情等各个方面。但是很多文学创造者却不注意保护文学作品中的这些精华，这就使得文学观念中的“丽”不能延续下去也发挥不出当中的魅力。

二、如何面对古代文学观念中的“丽”

1、提高认知广度和深度

由于人们对于古代文学观念的认识不足，那么，首先就应该从找出问题发生的缘由，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会风气的低下，这是无法一时半刻能够改变的，这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纠正和回复过程，需要社会上的每一个公民都能够自觉地行动起来，加入改变社会风气的行动中。另外，父母是我们人生的第一任老师，因此，他们在古代文学的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从小给予孩子文学上的薰陶，但是不要太过于强迫他们，可以为他们营造一个充满文学气息的氛围，让其在不知不觉中对古代文学产生兴趣。当然，在后期的古代文学教育中，老师也扮演着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毕竟老师是经历过专业的培训后才能给予学生足够的关于古代文学上的指导，然后再进一步地深入讲解古代文学观念中的“丽”。

2、促进审美特性的健康发展

尽管就目前看来，对于中国文学而言，纯文本的阅读和写作的丢失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当前我们整个民族的阅读水平还处于一个较低的位置。文学的道路可能是寂寞的，那么，我们就从文学创作与接受的实践经验中直接提升审美特性，在不断的阅读和了解中，对古代文学观念中的“丽”有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不再是单纯的追求浮夸和浮躁，更加注重抒情和写实的统一，根据自己对于古代文学观念中的“丽”的理解和自身的实际经验来进行亲自实践地文学创作，在不断地创作中，加深对古代文学观念中“丽”的审美特性的透彻理解，将文辞之美、情思之美、风格之美三方面有机地统一在文学作品之中，并加以创新，最好形成自己独特的有思想的观点。另外，作为阅读者也应给于正确的诱导，让他们逐渐进入正确的审美特性中。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审美特性的健康发展。

3、实施强有力的保护措施

“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道理谁都懂，但是人们在取其精华之后，似乎就不再对其加以足够的重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中的“丽”作为精华遗留下来，但是，后人并没有很好地保护和利用。应该建立相关的古代文学观念中的“丽”的专门研究和保护部门，在根源上做好保护措施。另外，对于当前网络文学进行审核然后再决定是否允许其的发表，接着，对于网络文学的部分恶俗作品要进行管制和谐，让那些写手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最后，同样可以对那些有思想的有创意的作品进行筛选，并评选出最佳的几位作家给予必要的奖励，让他们继续发继承和发扬古代文学观念中的“丽”。

三、总结

总而言之，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观念中的“丽”的精华部分要加以保护和利用，虽然，现在的古代文学观念中的“丽”在现在的发展和利用中仍存在种种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古代文学观念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在其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有低潮也有高潮，我们应该看到古代文学观念中的“丽”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1]彭修银;关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J];人文杂志;1992年02期

[2]王羽龙;论中国古代文学观念[J];人文杂志;03期

[3]吴怀清;古代文学观念的精华[J];社会科学辑刊;05期

篇6：论刑罚正义观念的演进

论刑罚正义观念的演进

〔摘要〕自从有了法律意义上的刑罚，刑罚正义一直是法学家关切的主题。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分别阐述论证了各自的刑罚正义思想DD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念，现代法治社会中的刑罚正义思想则体现出二者内在的辩证统一。对刑罚正义的永不停歇的探索，对法治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刑罚正义个人本位社会本位……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 ，刑罚正义当然也是刑罚制度的第一追求。虽然正义像是有着一张普洛秀斯似的脸，变幻无常，但是当我们仔细观察这张脸的内在秘密时，就会发现自由和平等始终是正义的重要内容。

一、刑事古典学派视野中的刑罚正义DD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念

1、报应论的刑罚正义思想

犯罪与刑罚是阶级统治的产物，但其渊源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攻击与报复，攻击是犯罪的前身，而报复则是刑罚的原始表现，犯罪是人类所残存的动物性本能DD攻击性的极端反映，刑罚的正义性则来源于人类自身的报复本能。在原始社会的最初阶段，血亲复仇表现为针对攻击行为的基本报复形式，正如黑格尔所说“在无法官和无法律的社会状态中，刑罚经常具有复仇的形式，但由于它是主观意志的行为，从而与内容不相符合，所以始终是有缺点的。被害人看不到不法所具有的质与量的界限，而只把它看作一般的不法，因之复仇难免过分，重又导致新的不法。在未开化民族，复仇永不停息，例如，在阿拉伯人中间，只有采用更强大的暴力或者实行复仇已不可能，才能把复仇压制下去。” 因而这种报复往往没有一定的节制。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在谋求生存的活动中自发形成一种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和追求，来自他人的攻击限制了受害者的自由、破坏了受害者与他人的平等，受害者必然寻求对等的报复以恢复自己和他人之间自由和平等，这样报复就内含了对等性，而“正义的本性就在于酬报对等” ，因此，原始社会的同态复仇成为报复正义性的典型，“以命偿命、以眼偿眼”DD这句《古兰经》上的圣语则是绝好的明证。并且具有报复正义性的同态复仇也在某些奴隶社会的刑法中有所体现，例如，公元前1792年的《汉穆拉比法典》第196条规定：“倘自由民损毁任何自由民之子之眼，则应毁其眼”，第197条规定：“倘折断自由民之子之骨，则折其骨” ；公元前451年古罗马森然矗立的铜柱之上有同样肃穆的规定：“如果故意伤人肢体，而又未与（受害人）和解者，则他本人亦应遭受同样的伤害。”

报应论的观点则源于这种报复思想。汉语中“报应”来源于佛教所宣扬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教义，习惯上将恶恶相报称为报应，强调有恶因必有恶果的因果关系，这恰恰是世俗社会对报复行为的肯定在宗教信仰上的反映。《牛津法律大辞典》中的“报应”解释为所受的损害之回复、回报或补偿，以满足受害者自然产生的报复或报仇的本能要求。〔2〕（P772）因此，报应所专注的以恶报恶之必然是古代刑罚正义的体现。刑事古典学派的重要代表、启蒙思想家康德和黑格尔成为报应观念的刑罚正义的集大成者，并将各自的思想精辟到了极致。以“等量说”著名的康德更为注重刑罚与犯罪之间外在形态上的一致性，他那“如果你诽谤别人，你就是诽谤了自己；如果你偷了别人的东西，你就是偷了自己的东西；如果你打了别人，你就是打了你自己；如果你杀了别人，你就是杀了你自己。” 的经典语言明确阐述了他认为刑罚的正义性在于刑与罪在质和量上的同一的思想。但是，现实中真正做到刑与罪的同一又谈何容易呢？黑格尔用戏谑性的语言对康德进行了反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同样我们可以设想行为人是独眼龙或者全口牙齿都已脱落等情况。” 进而他认为“报复只是指犯罪所采取的形态回头来反对它自己。欧美尼德斯们睡着但是犯罪把她们吵醒了，所以犯罪行为自食其果。” 因此，黑格尔主张“等价说”，即刑罚正义在于刑罚与犯罪之间内在价值上的同一性。尽管“等量说”和“等价说”的刑罚正义思想的侧重点不同，但在决定刑罚轻重的前提标准上是相同的，都以罪犯个人所实行的犯罪行为事实为前提，刑罚的实现也以被害者得到损害的相等补偿，罪犯受到和其犯罪相称的惩罚为标准，在一定意义上避免和限制了刑罚的滥用，并且体现着对犯罪人的自由和平等的保护。康德从道义出发，认为每个人都有资格获得他人的尊重并尊重他人，人本身就是尊严，人是目的，而不能仅仅被当作手段。〔3〕（P170）黑格尔从法的角度出发，认为刑罚即被包含着犯人自己的法，所以处罚他，正是尊敬他是理性的存在。如果不从犯人行为中去寻求刑罚的概念和尺度，他就得不到这种尊重。如果单单把犯人看做应使变成无害的有害动物，或者以儆戒和矫正为刑罚的目的，他就更得不到这种尊重。〔4〕（P103）因而，报应论的刑罚正义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思想。

2、功利论的刑罚正义思想

事实上，刑罚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必然为国家统治秩序的需要服务，因此，刑罚的存在一方面恢复被破坏的秩序，另一方面在于追求一定的功利效果。与报应论所不同的是以贝卡利亚和边沁为代表的刑法学家从功利的角度阐述其精彩的刑罚正义思想。

虽然惩罚是由于邪恶行为所招致的一种痛苦，但贝卡利亚仍对野蛮残酷的刑罚发出了振聋发聩的质问：一个并不为所欲为的政治实体平稳地控制着私人欲望，难道它能够容忍无益的酷政为野蛮和狂热、为虚弱的暴君充当工具吗？难道一个不幸者的惨叫可以从不可逆转的时间中赎回已经完成的行为吗？回答是否定的。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他人不要重蹈覆辙。〔5〕（P42）我国有的学者将此称为“双面预防论”DD刑罚的目的是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6〕（P11）为了达到双面预防的效果，贝卡利亚主张刑罚与犯罪相对称，并且天才的设计了著名的罪刑阶梯DD既然存在着人们联合起来的必要性，既然存在着作为私人利益相互斗争的必然产物的契约，人们就能找到一个由一系列越轨行为构成的阶梯，它的最高一级就是那些直接毁灭社会的行为，最低一级就是对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可能犯下的、最轻微的非正义行为。在这两极之间，包括了所有侵害公共利益的、我们称之为犯罪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沿着这无形的阶梯，从高到低顺序排列。如果说，对于无穷无尽、暗淡模糊的人类行为组合可以应用几何学的话，那么也很需要有一个相应的、由最强到最弱的刑罚阶梯。有了这种精确的、普遍的犯罪与刑罚的阶梯，我们就有了一把衡量自由和暴政程度的潜在的共同标尺，它显示着各个国家的人道程度和败坏程度。〔5〕（P66）在这个罪刑阶梯中要求刑罚的性质和轻重由犯罪的危害及程度来决定，他反对脱离犯罪行为本身适用不足或过分的刑罚。另一位功利论者边沁则在丰富贝氏理论的同时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刑罚正义思想。他认为，过分的刑罚不好，因为如果刑罚之恶超过罪行之恶，立法者就

是在制造更大痛苦而不是防止痛苦。但不足的刑罚更坏，因为一个不足的刑罚是一个应该彻底抛弃的恶；罪行越重，适用严厉之刑以减少其发生的理由越充分。另外，边沁追求刑罚正义中的实际平等，他认为，相同的名义之刑不是相同的实在之刑。年龄、性别、等级、命运和许多其他情节，应当调整对相同之罪的刑罚。刑罚的正义在于对相同之罪产生相同的痛苦。〔7〕（P68-70）如果说报应论的刑罚正义强调罪犯所受之刑与所犯之罪的对等、罪犯与其他公民的平等，边沁的功利论的刑罚正义则关注犯相同之罪的罪犯所受刑罚痛苦的相同、相同之罪的罪犯之间的平等。可见，虽然贝卡利亚与边沁都是着眼于刑罚的功利性，但为达功利而主张的罪行相称思想无不以对公民个人自由和平等的保护为内涵。

总之，尽管报应论者和功利论者在刑罚正义的具体论述上有所侧重，但他们在整体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刑罚正义性体现为刑罚是以罪犯的行为为客观标准的，注重对公民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的保障，对国家的刑罚权的滥用进行一定的限制。因此，发轫于启蒙运动时期的刑事古典学派是以个人价值为本位的刑罚正义思想。

二、刑事实证学派视野中的刑罚正义DD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念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刑事古典学派所提倡的保护公民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的刑罚正义受到了来自犯罪日趋严重的社会现实的强烈冲击，国家统治急切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于是在十九世纪末期，刑事实证学派应运而生，在对刑事古典学派的刑罚正义思想进行无情批判的基础上，表明其所关注的刑罚正义在于社会整体的普遍自由与平等。

1、刑事人类学派的刑罚正义观

刑事人类学派的鼻祖龙勃罗梭提出了著名的天生犯罪人的理论及与此相应的刑罚观念DD刑罚的目的在于防卫社会，而只有针对不同的犯罪人采取不同的处罚才能防卫社会，保护社会正义不被侵犯。龙勃罗梭按犯罪人是否具有天生特质及主观恶性程度将犯罪人分为四种类型：（1）天生犯罪人；（2）精神病犯罪人；（3）激情性犯罪人；（4）偶发性犯罪人。〔8〕（P53）他认为，天生性的犯罪人有与生俱来的犯罪命运，他们有与一般人不同的身心特征，是向野蛮人返祖的人，并且具有遗传性，对他们应科处死刑或者终身监禁，即使还没有犯罪也要实行保安处分。对其他犯罪人，则应可处不定刑期、罚金刑或送至精神病院。此外，他针对轻微犯罪提出了叱责、断食、冷水浴、身体刑、自宅拘禁等处置措施。〔9〕（P46）例如，对于政治犯，“宜置于医院，而不宜令其上断头台”，因为他们多迫于情欲，多激于爱他心，多疯狂之人。对由于气候炎热而产生的犯罪，如性犯罪、激情犯罪等，可以推行冷水浴加以预防。对由于野蛮生活而产生的犯罪，可以“扫清森林、开辟新路、设置村落”，则盗风可绝。……〔8〕（P53）这种根据犯罪人的不同而给予的处罚不同的做法，实际上是强调了处罚与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相一致，加强个别预防以保护社会公众的普遍自由。同时，可以看出，龙勃罗梭为有效的防卫社会也注重了对犯罪人的救治，对犯罪人的处罚可以看作是救治性的处罚，但这种救治性的处罚是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的，在一定程度上犯罪人的自由等权利则容易被忽视或有意的剥夺。

2、刑事社会学派的刑罚正义观

菲利是刑事社会学派的代表，他在老师龙勃罗梭的思想上进一步发展，更加注重刑罚正义对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考虑（刑事人类学派也注重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只是更多基于犯罪人的生物学因素。刑事社会学派的人身危险性更多强调犯罪人的社会学因素），侧重对罪犯的个别预防。菲利强调：“罪犯本身才是刑事审判的真正的、活的对象。” 他认为，行为是行为人的行为，行为和行为人即犯罪和犯罪人是不可分割的。行为充其量只不过是行为人的反社会性、危险性的征表。〔10〕（P113）因此，应该根据犯罪人不同的人身危险性采取不同的刑罚措施。菲利认为，对于数量最多而危险性最小的机会犯或激情犯，赔偿损失应当是唯一的刑罚方式。对于重罪或者人身危险性较大的犯罪人，应实行不定期刑。〔10〕（P149－150）菲利的刑罚主张虽然有时是有利于犯罪人的，但从根本上说则是对犯罪人权利的蔑视。人身危险性是未然之罪的本质属性，作为犯罪人的人身特征，是指某种犯罪倾向。如果刑罚不以现实的犯罪为尺度却仅凭犯罪前的危险性格为依据，何况对实施犯罪前的危险性格进行正确的判断是很困难的，必然使某些有“嫌疑”的公民带上“莫须有”的罪名，提前支取不确定的刑罚，被剥夺现实应该享有的与他人平等的自由，这不能不说是刑罚在公民个人价值方面正义的丧失。刑事社会学派的刑罚基础是社会需要，特别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因为“人们总是应该对自己的每一个行为负责，其唯一的理由就是他生活在社会里并且这个行为是他做的。” 基于此，刑事社会学派出现矫正论和剥夺犯罪能力论两个分支。矫正论认为，对社会环境的不适应是产生犯罪的重要因素，因此社会在处罚犯罪人时，应该注重对罪犯的矫正，“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无法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成为其著名的刑罚格言。但是，不论是社会公众还是罪犯本人都难以接受将罪犯看作是病人、犯罪看作是疾病的观点，因为“罪犯与我们是一样正常的人，而不是病人：就大部分而言，罪犯并没有病。他们像我们一样。更坏点说，我们像他们一样，潜在地，我们可能都是或都成为罪犯。” 并且，所谓的矫正，代表的是社会的需要，罪犯只有无条件地接受国家以矫正的名义进行的惩罚，这样有可能导致“以社会防卫的需要为名，无限地扩张国家的刑罚权” 的后果。剥夺犯罪能力论则将犯罪人看作是社会正义的加害者，刑罚的正义在于“防止有害于社会安宁的罪恶”，“在某种紧急情况下，我们有责任剥夺犯罪人已经滥用了的自由。”〔11〕（P563）因此，剥夺特定个人危害社会的能力是刑罚正义的需要。当然，刑事社会学派的个别预防思想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菲利主张的缩小刑罚范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刑罚对个人自由的剥夺；刑罚的非惩罚化、轻缓化的思想意味着对犯罪人个人自由的更大保护；刑罚人道化则体现了对罪犯作为人的权利的肯定，注意到罪犯与普通人在人权上的平等。由此可见，刑事社会学派的刑罚正义思想在注重社会普遍正义的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关照了罪犯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的权利，但我们必须看到对后者的关照是十分脆弱的'，随时都可能为社会的普遍正义做出牺牲。

总之，刑事实证学派是以人身危险性为标准的个别预防的刑罚正义思想，采用的是一种主观标准，赋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以有效地保护社会不受犯罪侵害，体现了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念。

三、现代社会刑罚正义的本位价值内涵

通过对刑事古典学派和刑事实证学派的刑罚正义思想进行简要介绍和分析，可以看出，二者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确立了各自不同的本位价值观念。德国学者施奈德曾经将两个学派相比较，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如果古典学派着眼于罪行、过去和罪责，那么实证主义学派将注意力集中于犯罪人、未来及危险性上。如果说古典学派是法治国家型的，那么实证主义学派就是治疗型的。〔12〕（P101）理论是现实的批判，同时现实又是理论的批判。在按照刑事实证学派所提倡的刑法改革实践中，治疗型的刑罚思想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反而产生

了新的流弊，例如，美国实行不定期监禁刑后，把决定罪犯在狱中服刑的实际期限的权利交给假释委员会，这种做法通常造成严重缩短刑罚的有效期限的结果，致使被告经常只服完法院所判刑罚的三分之一之后就获得释放，反而削弱了美国司法制度同犯罪作斗争的能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事物的发展轨迹总是呈现出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趋势，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刑罚正义的思想认识也不应例外。其实，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刑罚正义思想分歧的实质在于如何处理个人自由平等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即自由、平等与秩序的价值关系问题。秩序是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需要，没有良好的秩序，也就没有公民的自由和平等。同样，自由和平等是人的自然权利，没有公民个人的自由与平等，也就不会有良好秩序的形成，所谓的秩序只能是真正的专制。因此，良好的秩序必然追求公民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特别是当今社会，国家权力呈现出膨胀的趋势，刑罚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有效的遏制刑罚权与保护公民个人的自由与平等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个人本位的刑罚正义与社会本位的刑罚正义应该是辩证的统一。因此，从现代各国的刑事立法来看，刑罚正义的体现呈现出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内在统一的价值观念。

首先，现代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体现二者的内在统一。从个人本位的刑罚正义思想来看，社会成员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维护公民的自由与平等，将一部分刑罚权转让给国家，国家就有了对犯罪惩罚的权力，但是对罪犯的惩罚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应以犯罪行为为标准，不足或过分的惩罚都是恶上加恶，不会促进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只能增加最大多数人的不幸，因而，罪刑法定是刑事古典学派的刑罚正义思想的必然要求，体现为对刑罚权的限制。国家对滥用了自由权利的罪犯确定刑罚是对其自由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同时也要受到罪犯个人自由与平等的限制，因为“如果刑法的每一种刑罚都是依据犯罪的特殊性质去规定的话，便是自由的胜利。” “社会自由必须以不妨害他人应有的权利为界限。” 这意味着对刑罚立法权的限制。同时，刑罚司法权也要受到限制。例如，孟德斯鸠要求法官判案应当以法律的文字为依据，否则在有关一个公民的财产、荣誉或生命的案件中，就有可能对法律做出有害于该公民的解释了。〔13〕（6）贝卡利亚指出，“法律的精神需要探询”，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公理了。采纳这一公理，等于放弃了堤坝，让位给汹涌的歧见。严格遵守刑法文字所遇到的麻烦，不能与解释法律所造成的混乱相提并论。这种暂时的麻烦促使立法者对引起疑惑的词句作必要的修改，力求准确，并且阻止人们进行致命的自由解释，而这正是擅断和徇私的源泉。当一部法典业已厘定，就应逐字遵守，法官唯一的使命就是判定公民的行为是否符合成文法律。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因此，任何一个司法官员都不得以热忱或公共福利为借口，增加对犯罪公民的既定刑罚。〔5〕（11－13）刑事古典学派对刑罚权的限制显然是有利于人权的保护，同时也不可否认，对刑罚权的限制也同样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因为，权力的制约有利于统治秩序的稳定。可见，其并非无视社会秩序的保护，而只是间接的保护罢了。当然也应该看到，其所主张的罪刑法定不免有些绝对性和僵硬化。刑事实证学派对罪刑法定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其国家刑罚权来源于社会防卫的思想，例如，龙勃罗梭写到：“社会为物，受进化理论之支配，是则社会为自身进化起见，对于侵害其生存条件之犯罪人，有抑压之必要，刑罚权即从此必要而发生。” 在他们看来，只有为使罪犯不再危害社会所必要的而且能够收到此效果的刑罚就是正义的，因而，其反对所谓的罪刑法定，由此致使刑罚权有扩张的趋势。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为了达到防卫社会的目的，根据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使得刑罚也有轻缓化的趋势，有利于对公民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的保护，虽然只是仅仅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并且基于此，刑事社会学派强调法官的重要性，因为“没有好的法官来实施，最有学术价值和崇高的法典也不会产生多大的效果。但是，如果有好的法官来实施，即使法典或法令不太完美也不要紧。” 从而主张给予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因为在刑法中，将法令适用到具体案例中不是或不应当像在民法中那样，仅仅是一个法律的和抽象的逻辑问题。它必须从心理学角度把某个抽象的条例适用于活生生的人。因为刑事法官不能将自己与环境生活割裂开来，成为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机械性质的法律工具。每一个刑事判决对人的灵活鉴定都取决于行为、行为人和对其起作用的社会情况等，而不是取决于成文法。〔10〕（120）而这些使刑罚灵活性的主张恰恰为绝对的罪刑法定所欠缺。

现代刑法的法治要求既看到了古典学派的罪刑法定之长，也看到了实证学派灵活适应实践的优点，所以将二者取长补短，最终确立了相对主义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一方面限制刑罚权的滥用，保护公民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另一方面发挥防卫社会的积极功能，在利于社会秩序的同时更好的完善个人的自由与平等。因此个人本位的刑罚正义思想与社会本位的刑罚正义思想在现代的相对罪刑法定原则中达到了内在的统一。

其次，罪刑相适应原则也使二者达到内在的统一。罪刑均衡是个人本位价值观念的刑事古典学派所极力主张的，贝卡利亚曾对此专门设计了刑序与罪序相对称的罪刑阶梯，边沁则提出一些具体的标准，使罪刑阶梯更加精确、更具操作性，即“刑罚之苦必须超过犯罪之利”、“刑罚的确定性越小，其严厉性就应该越大”、“当两个罪行相联系时，严重之罪应该适用严厉之刑，从而使罪犯有可能在较轻阶段停止犯罪”、“罪行越重，适用严厉之刑以减少其发生的理由越充分”以及“不应该对所有罪犯的相同之罪适用相同之刑，必须对可能影响感情的某些情节给予考虑”。〔7〕（68－70）当代学者也对罪刑均衡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如哈格认为，“如果法定的惩罚与被感到的所要求的正义更重或更轻，法律便丧失其效果。如果法定的惩罚被感到不足，便会出现私人复仇。如果法定的惩罚感到过分，法官可能拒绝为避免其所感到的过分惩罚而对其明知有罪的人不予定罪，在此类情况下，法官没有权利但有力量挫败法律。而在两种情况下，正义都被挫败。〔14〕（125）但是，对哪些“情节”及如何理解“被感到的所要求的正义”，古典学派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而社会本位价值观念的实证学派所提出的“刑罚个别化”恰好是一个必要的补充。“刑罚个别化”是基于“人身危险性”而提出的，其既有为了保护社会而加重刑罚的消极影响，但也有刑罚宽容、轻缓化的积极作用。就后者而言，人身危险性小的罪犯需要刑罚的宽容，“当有罪的人最贫穷、受到最大推动、被最大地剥夺其他满足或者最受犯罪的诱惑时，宽容将最大程度地减轻刑罚。”宽容的刑罚意味着对犯罪人的自由更少的剥夺，这正符合保护公民个人的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追求。

鉴于罪刑均衡的必要以及刑罚个别化的灵活性，当今世界各国的刑法典确立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呈现出将二者相结合的趋势。例如，《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6条，“公正原则”标题下规定：“对实施犯罪的人适用的刑罚和其他刑罚性质的方法，应该是公正的，即与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实施犯罪的情节及犯罪人的身份相当。”&nbs

p; 此“公正原则”就是罪刑均衡与刑罚个别化相结合的原则。各国按照古典学派所主张的罪刑均衡建立的刑罚体系，也进行了刑罚个别化的某些修正，例如，1994年《法国刑法典》第3编第2章刑罚制度下设一节“刑罚个人化方式”，主要规定半释放、刑罚之分期执行，缓刑、刑罚之免除与推迟宣告等与刑罚个别化有关的内容。可见，现代刑罚制度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更为有力。同时，刑法中所规定的累犯等刑罚的处罚作为刑罚个别化的一个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注重了对社会的保护。因此，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相结合的刑罚正义观念在现代的罪刑相适应原则中得到更为充分得体现。

总之，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只有利于社会稳定并且将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作为其始终的追求的刑罚才是正义的刑罚，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统一的刑罚价值观念才是刑罚正义的真正内涵。

篇7：论环境艺术教育特色观念研究

在环境艺术教育及其实施过程中，人们对相关教育的信念、价值及教育活动规范会形成基本的认知与思想，这些针对环境艺术学科教育教学所形成的主张与意识就是环境艺术的教育观念。环境艺术教育观念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自身也在不断地变革与创新。特别是当下的环境艺术教育观念通过对传统教育思想观念的扬弃与现实教育改革实践的总结，提炼出了符合时代精神需要的新环境艺术教育观念。这些新的环境艺术教育观念具有内在的特色与规律，既是当下现实教育改革的需要，也代表着未来环境艺术教育观念与实践教育的发展方向，对其特色观念的研究与总结具有重要的学科发展指导意义。

一、环境艺术教育的特色观念

从教育理论层面看，环境艺术教育的特色观念包含两个主要内容。一是促进环境艺术教育对象的个性化协调发展，另一个是形成环境艺术教育的特色化机制。现代环境艺术教育特色化的过程正是由这两个主要内容互相作用紧密联系而形成的。其中促进环境艺术教育对象的个性化协调发展是环境艺术教育特色化的最终目标，而形成环境艺术教育的特色化机制是形成环境艺术教育特色化的方法。没有目标就失去了意义，没有方法就不能保障目标的实现，方法为目标服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环境艺术教育特色观念的实质就是实现教育对象的个性化协调发展。

从教育实践层面看，要实现环境艺术教育对象的个性化协调发展需要着重做好两个教育环节。首要环节是改变受教育对象一贯被动学习的状态，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环境艺术课程的教与学之中，并在此过程中实现真正的自我表现与发展。只有这样环境艺术的教育内容才能真正做到因人而异、因材施教，让学生真正获得自己需要的、向往的、思索探求的，使受教育者在环境艺术的学习中获得归属感，在学习及运用环境艺术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个性思维。那么如何才能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环境艺术的学习之中并形成独特的个性思维呢？这就需要做好另外一个实践环节，形成系统而形式多样的特色化环境艺术教育教学模式，以实现学生积极接受环境艺术教育教学。在实际环境艺术教学实践中，由于传统程式化、填鸭式的教育方式与教学形式，使得很多学生只对环境艺术课程中具有实用性、操作性等的感性实践类课程保持兴趣，而排斥理论、思维等抽象理论课程。由此证明在实践教学中，特色化环境艺术教育教学模式的形成是实现学生主动学习、实现个性发展的保障。因此如何使受教育者不断自觉地加强提升自身理论文化与综合修养是环境艺术特色教育实践中应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环境艺术教育特色观念中的民族文化观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自己的历史长河里都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与精神特色。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大多数成员尊崇的最高生活准则，环境艺术教育观念首先应将受教育者的基本精神生活规范涵盖在本民族精神特色之下。环境艺术教育应当承担弘扬极具个性精神化的民族特色教育责任，注重环境艺术设计本土民族化的引导。特别是在我国需要建立一套适应中华民族特性，适应本国国情的环境艺术教育体系，以本民族独特的面貌培养本土优秀的环境艺术设计师。

不同的民族与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把从传统中汲取的营养与时代需求相融合就会孕育产生符合民族与国家时代精神的新的极具个性化特色的艺术设计形态。经过历史检验与完善的这种艺术设计形态，终将发展成为这个国家与民族未来的传统成分。一个国家或民族独特的环境艺术设计风格也将在这种循环中变化发展。因此对于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由此衍生的传统设计风格的继承发扬，应融汇于当今环境艺术设计师的设计理念之中。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与厚重传统文化的国家，绵延发展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教育烙上了鲜明的民族传统特色，现代环境艺术教育同样需要保持足够的民族特色，从而培养出蕴含中国文化特质的环境艺术设计师。

我国当下的环境艺术教育要实现教育的本土民族化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探求。一是注重环境艺术教育中的人文教育成分。教育学生学习与环境艺术学科有密切关系的文、史、哲等承载着丰富传统文化内容的人文学科内容，以保持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二是要对立统一地看待环境艺术教育中民族化与国际化发展的关系。如今文化信息全球化，环境艺术教育要坚持国际化与本土化相辅相成的结合发展，才能获得教育体系中本学科独特的地位与特色。具体来讲，在我国的环境艺术教育中融合人文教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改变以往只注重环境艺术专业技能教授而轻视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教育态度倾向。比如，可以通过逐年提高环境艺术专业学生入学文化分数线的方式来提高入学生源的文化素养水平；在教育教学模块中增加与专业相关的传统文化课程比重来强化传统文化教育；通过选修或第二专业等形式强化学生的学科交叉学习能力；增强外语学习与信息处理能力；增强新技术新材料的获取与运用能力等。其次，在环境艺术教育课程体系规划中增加具有中华民族艺术特色的课程。比如，让传统工艺美术课程回归到环境艺术教育课程体系之中。通过传统工艺美术教育中的民族、民间工艺课程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传统设计符号表达，在设计中自发继承传统设计精神理念，培养对民族优秀传统的自豪情感。最后，努力转变现有环境艺术教育中“重技巧轻理论”的教学态度。理论指导实践，只有不断丰富的理论素养才能使得设计之路走得更远，因此在环境艺术教育课程规划体系中需要强化相关设计理论课程的教育。这些理论课程包括与环境艺术设计学科密切相关的设计史类、方法论类、工程管理类、法律法规类等丰富内容。

三、环境艺术教育特色观念中的地域差异观

环境艺术教育特色观念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正视环境教育的地域性差异，保留并培养各地区不同的环境艺术教育特点。比如，我们国家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各地区环境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这就要求各地区的环境艺术教育立足本地实际，保留各地方性传统文化特色在环境艺术教育中的体现，尊重强调各民族文化传统在环境艺术教育中的继承发展。同时还要正视由于各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所要求的各个地区学校环境艺术教育目标的差异性。教育真正做到立足本地为地方服务，实事求是地为本地学生的个性发展与专业培养作出努力。环境艺术教育的地域差异特色还体现在合理布局各地区不同层次不同培养类型的环境艺术教育体系建设上。实事求是地分析本地环境艺术人才市场需要，明晰自己的教育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准确定位本地本学校的层次与类型，按照各自的教育目标，培养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只有扎根地区实际，挖掘区域特点，明确层次教育，专注自己的培养目标，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模式，才能让自己的环境艺术毕业生被市场认可，才能教育出优秀的环境艺术设计师。

四、环境艺术教育特色观念中的校园文化观

谈教育就离不开学校，学校不同的教育环境会影响受教育者不同的个性发展。现代环境艺术教育同样注重营造自己独特的学校教育环境，抓好学科优势突出环境艺术教育的个性化特点，这也就是如今环境艺术教育观念中的特色校园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的重心，是学校对各专业办学理念的尊重与支持，它直接影响着各专业在学校中的办学发展方向与方式，制约着学科的整体教育教学活动。良好的学校文化建设，经过长期的.实践发展，即可成为学校特有的文化风范。独特的校园文化风范，有利于促进学生个性与特色学风的形成。由于环境艺术教育的独特性，拥有环境艺术教育学科的学校，在建立自己的独特校园文化时，应针对环境艺术教与学的特征支持帮助环艺院系建立独立的与学科发展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方法体系，营造具有环境艺术教育独特氛围的院系文化。这些都将融合涵盖在整个学校的校园文化体系之内，以实现各系科各专业文化既独立又互相交融影响的协调发展。具体来讲，可以丰富环境艺术专业及其相关学科的公共阅览图书量；设立专门的环境艺术图书媒体资料室；定期举办环境艺术学术交流会；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规模的环境艺术设计比赛与作品展；积极主动联合环境艺术设计市场企业，让学生有机会参与实际工程设计实践；建设具有专业文化特点的教学与生活环境等，以此来营造浓厚的环境艺术教育教学氛围，突显学校特色教育的文化特征。

综上所述，形成环境艺术教育个性化的过程就是环境艺术教育的特色观念。各个国家与区域的环境艺术教育要承担继承和创新本民族与地域文化的社会功能责任，就需要在特色教育观念下形成自己的教育特色；各种层次的环境艺术教育体系要实现自己的培养目标，满足设计市场需要，也需要在特色教育观念下形成自己的教育特色；各个拥有环境艺术教育学科的学校要保障学生个性的和谐发展，同样需要在特色教育观念下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校园文化与办学特色。艺术教育中弥足珍贵的就是保持艺术本身的特色，在环境艺术教育中秉承特色教育观念，实践特色培养教育方式是环境艺术教育的重中之重。国外许多著名的设计大师们正是在学校或自我多种方式的特色教育理念下，形成自己的个性特征，坚持自己的信念与理论，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设计实践，才创造出了那么多举世经典的设计作品。相信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艺术教育特色观念指导下的中国环境艺术教育，必将不断培养出更多世界级的设计大师。

参考文献：

[2]陈太明.美术教育学[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3]王受之.扫描与透析DD世界著名美术院校教育丛书[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4]乌美娜.教学设计[M].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5]漆德琰.澳大利亚环境艺术设计[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篇8：论西部大开发中的观念冲突

论西部大开发中的观念冲突

通过对以往研究文献的整理、分析,再结合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多、农耕文化传统深受自然经济、计划蜒经济影响较大等实际情况,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对西部大开发中的观念冲突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共列出了20种基本的`观念冲突,并对这些观念冲突产生的原因、其心理实质及其对西部大开发的影响、意义等做了一个初步的探讨.

作者：夏凌翔作者单位：西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重庆,400715 刊名：重庆商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INSTITUTE OF COMMERCE 年，卷(期)：2002 “”(2) 分类号：B84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观念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