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礼与《诗经》悼亡诗（精选7篇）由网友“夢寐以求的事”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整理过的丧礼与《诗经》悼亡诗，欢迎阅读分享。
篇1：丧礼与《诗经》悼亡诗
丧礼与《诗经》悼亡诗
丧礼是生者哀悼死者的礼仪，当一个人结束了生命，他的亲朋会举行不同形式的活动来悼念死者，这些活动逐渐演变成丧礼活动。《诗经》是在周代礼乐制度背景下编纂的，因此，其中也贯穿了许多关于五礼的思想观念。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是中华文化的核心。通常我们所说的“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是记载和解释古代礼乐文化最权威的著作。根据《周礼・春官・大宗伯》中的记载，礼制的分工是：“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宾礼亲邦国……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将礼分为五类：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丧礼是凶礼中的一类，《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有：“以丧礼哀死亡”，由此可见，丧礼就是哀悼和处理死者的礼仪，包括殓殡典馔和拜诵哭泣等礼节，具体有：殓、殡、葬和丧服、孝期、葬制以及吊丧、奔丧等方面的规范或者仪制，其制度复杂，仪式繁琐，规矩严格，很难一一尽述，但是其本质核心就是通过对死者遗体的处理，来表达对死者的敬爱之情和悼念之意。
《论语・为政》记载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丧礼，是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最后一个重要的礼仪，《论语・学而》记载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可见，中国古代人民就非常重视丧礼，有很强的丧葬观念。从周代到现在，中国丧礼的传承一直在延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富有特色的内容之一。将西周和春秋作为母体的《诗经》，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同时也是研究西周至春秋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风俗习惯等关系的重要史料。因此，我们研究古代丧葬习俗也可以从《诗经》悼亡诗中窥见一斑。
悼亡诗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悼亡诗包括一切悼念死者的诗;而狭义的悼亡诗则专指悼念亡妻的诗歌。《文心雕龙・指瑕》中有曰：“潘岳之为才，善于哀文。”一般认为，悼亡诗起源于晋代的潘岳，但实际上，早在诗经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悼亡诗，例如《邶风・绿衣》、《唐风・葛生》等这类作品，只是因潘岳写了悼念亡妻的三首《悼亡诗》而最早以“悼亡”命名，从而，悼亡诗在文人中间成为悼念亡妻的专称。悼亡诗作为一种传统的诗歌题材，它的产生是必然的，一个有生命的人终究都要走向死亡，有死亡就会让人产生悼念之情。那么，《诗经》中的悼亡诗是怎样体现丧礼制度的呢?
先看《小雅・蓼莪》：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瓶之罄矣，维之耻。鲜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出则衔恤，入则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南山烈烈，飘风发发。民莫不，我独何害!
南山律律，飘风弗弗。民莫不毂，我独不卒!
这首诗表达了孝子不能终养父母的痛苦和悼念双亲的感情。诗的开篇用了《诗经》中常见的手法，以两种植物“莪”、“蒿”起兴和自比，诗的前两章诗人比喻自己不成材，让父母失望，追念父母养育自己的辛劳，带有一种深深的自责的感情。本想好好侍奉父母，可是现实却事与愿违，父母已经过世，只能在诗中悲叹哀怨。因此自叹自恨，表达自己对父母的哀悼之情，感念父母对自己的恩德。对这首诗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是《毛诗序》：‘《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劳苦，小子不得终养尔。’《笺》：‘不得终养者，二亲病亡之时，时在役所，不得见也。’二是方玉润《诗经原始》：‘此时为千古孝思绝作，尽人能识。唯《序》必牵及人民劳苦，以刺幽王，不惟愿涉牵强，即情亦不真。……又况言：民莫不，我独何害，我独不卒者，明明一己所遭不偶，与人民无关也。’”[1]诗的第三章用瓶比作父母，以比喻自己，写自己因为要出征而远离父母，离开的时候心里就惴惴不安，回来后果然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无依无靠，没有归宿的人。第四章是本诗中最为感人的一章，诗人连续运用了六个“我”字写出了父母生育了自己，养育自己的艰辛以及对自己的慈爱，这些往事在诗人眼前一一浮现，更加突显诗人在想要回报父母的恩情时，父母已经不在的那种切肤之痛，真实的体现出诗人对这种痛苦的深刻体验，感情真挚感人。朱熹云：“言父母之恩如天，欲报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无穷，不知所以为报也。”诗人用朴实却饱含真情的语言，用自己的亲身体验，为我们诠释了作为儿女要对父母尽孝的道理。诗的后两章则描写了自己在行役的路上饱经辛苦，再次痛心哀悼没有能赡养父母的遗憾，诗中没有直接说孝道是什么，却用最真挚的感情，最淳朴的语言给了我们一碗心灵的鸡汤。古代的丧礼重视的就是这种对死去亲人的一种悼念之情，诗人为我们诠释的就是这样一种怀念亲人的真挚感情。
再来看一首悼念亡夫的作品《唐风・葛生》：
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
葛生蒙棘，蔹蔓于域。予美亡此，谁与独息。
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
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於其居。
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於其室。
诗的第一、二章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杂草蔓生、孤寂荒凉的墓地场景，接着用“葛”、“蔓”这类必须依附生长的植物，联想到自己心中所怀念的人，自己爱的人孤独的.在此长眠，却没有人相伴，自己哀叹爱人孤寂的同时也衬托出自己也同样孤单寂寞的感情，用这样凄凉的环境来衬托自己内心对逝去亡夫的悼念之情。接着第三章又由到他的殓葬物品：“角枕”、“锦衾”他们依然华丽鲜艳，而爱人却“独处”、“独息”、“独旦”，不仅深刻的表达出对逝去之人的怀念，也叹息自己此时此刻也是孑然一身，孤单的活在世上。在这样凄清的环境中更加渲染了那份悼念之情，也表现出两人的情谊深重。诗的最后两章用“夏之日”、“冬之夜”表现出诗人度日如年，她想到自己在以后的日子里也会是独自一人忍受着这种痛苦的煎熬，用“归于其居”、“归于其室”来表明自己想在死后与心爱的人一同葬在一个墓穴中的心迹，以求能够在地下与丈夫长相厮守。这首诗表达出妻子对亡夫情感真挚，生死相依的感情，可见妻子在丈夫在世的时候，两人感情极好，才会有这种情思缠绵，深刻的悼念之情。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诗中提到了“角枕”、“锦衾”殓葬用品，古代自从有了墓葬的习俗后，逐渐对死者所用的物品也形成了定制。如《周礼・天官・玉府》规定：“大丧、共含玉、衣裳、角枕、角。”可见，当时已经对死者所用物品有了定制的习俗。同时，诗中也再现出当时人们存在着夫妻合葬的习俗。《礼记・檀弓》中也记载了周人夫妻合葬的习俗，可见，夫妻合葬这种礼制延续至今没有改过。但却稍微有一些不同之处：“那时夫妻合葬不仅同穴，而且同椁，取生死不离之意;后世所谓合葬只同穴而并不同椁，据朱熹说，那是因为古人椁大可容两棺，而今人椁小不能容的缘故。”
先秦人注重诗教，“学《诗》可以使人从感性上积累对礼的内涵、礼的作用意义的认识。”《诗经》大都是在叙事抒情中自然而然地体现出礼教的思想观念，拥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这也是诗教的一种表现。本文提到的《小雅・蓼莪》、《唐风・葛生》、就分别通过孝子对父母的悼念之情，表现了丧礼的真谛;通过妻子对亡夫的怀念，不仅表现了夫妇的真挚感情，也描写了丧礼殓葬精美器物。由此可见，丧礼与《诗经》中的悼亡诗是有融和之处，可以互相参考和研究我国古代丧礼制度。可以说，“《诗经》悼亡诗表达了沉痛的哀悼之情和相思之意，是丧礼有力体现和精神载体。”[
篇2：分析《诗经》悼亡诗
分析《诗经》悼亡诗
悼亡诗，得名于晋代潘安悼念亡妻所作之诗，其中所流露的夫妻深情颇为后人传颂，此诗也得以广泛流传，而悼亡诗也成为此类诗歌的代名词，以其独特的风格与感染力深深吸引着读者。
悼念亡妻——《绿衣》
《绿衣》选自《邶风》，展现了一位男子面对亡妻衣裳时的感伤与哀悼。朱熹于《诗集传》中认为卫庄公夫人庄姜有感于卫庄公之妾僭越其位，因而写此诗以表达对自身际遇的感伤，此角度近于一种附会历史的臆说。今天我们更多从文本本身出发，感受其淳朴自然的感情。《诗经》中的“风”流传于民间，总是表达人们最自然而真切的感情，卸去历史牵绊，我们可以细细品读文中的浓厚真情。一位丈夫在翻检衣箱时见到亡妻之衣，不禁燃起对旧情的感叹。
诗的前两段写丈夫对绿衣的.珍重及对亡妻的怀想。两段均以“绿兮衣兮”开头，深情咏诵眼前衣物，“绿衣黄里”、“绿衣黄裳”描绘绿衣内衬黄色之衣，下配黄色之裳。亡妻缝衣之状历历在目，此衣物又凝聚其多少心血，字里行间可见哀叹，“心之忧矣”，物犹在，人已故。“曷维其已”“曷维其亡”，忧愁随绿衣浮现，缠绵于心，久不能散。
第三段描绘由所见绿衣而所感之情景。衣物由亡妻精心所制，平日妻子悉心谨慎的照料让丈夫生活无忧，“我思古人，俾无訧兮”，此处作慨叹怀想将情感传达尤甚。
第四段则是由方才所想象之情景转为当下，“絺兮绤兮，凄其以风”，此刻的自己身着破旧，在寒风中久立，不禁想起妻子为自己精心缝制的衣物总能合乎自己的心意，由所见之物，回想往时之景，牵动此时之情，睹物思人，浑然一片，其情至深，其情至哀。
悼念亡夫——《葛生》
《诗序》言：“《葛生》刺晋献王也，好攻战，则国人多丧矣。”晋献公好攻战见于史实记载，应是事实。战火频仍，出现战士出征未归甚于战死沙场之事，不可避免地给在家乡等待的妇人带来了丧夫之痛。
《葛生》前三段描述妻子悼念亡夫，哀悼其永眠孤坟。前两段从坟墓之景入手，通过对墓地景色的描写展现出阴冷而荒芜的情境，寡妇因墓地冷寂而触景生情，使得追思加深。而“葛”这样必须寄于他处方可得生之物，更是激发了妻子内心的悲凉——丈夫已然不在，世间只留得自己孤影徘徊，彼此都处在凄惨的境地里。眼前荒寂的墓地又不禁让妻子想起随亡夫而去的 “角”“枕”，它们仍旧艳美，而死去的丈夫却“独处”、“独息“、“独旦”。妻子缅怀故人，同时悲慨身世，以亡夫孤苦无依的境况而映衬自己在人世间独自一人的清苦生活。其所述之情，字字泣血，甚于让人感觉妻子内心愁绪难排，与其彼此分隔过着凄苦的生活，不如早早离世，共赴黄泉相伴。
诗的第四、五段抒写内心——离世后定要与亡夫墓寝共居。字里行间可见咏叹之情逐步增强，“夏之日，冬之夜”、“冬之夜，夏之日”，凄凉的生活是如何度日如年般悲苦，此种境况自己已难以承受，遂抒发“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百岁之后，归于其室!”的慨叹，她盼望能在离世后永伴丈夫身旁，不相离弃。两句诗平淡而坚定，展现了妻子内心无限的离别相思之情，个中凄伤令人垂泪，无法不为之动容。
艺术手法与后世影响
诚如上文所分析，《绿衣》给我们展示了一位丧失爱妻的丈夫围绕亡妻亲手所制衣裳，睹物思人的凄楚之情。而《葛生》则通过反复吟咏的哀诉，抒写了女子对于离世丈夫的深情挚意，在行文风格中最明显的共同点便是反复交错使用一定的词句，既增强了行文的节奏与旋律，又使得所描绘之情更为加深。
《绿衣》中反复提及绿衣，展现了亡妻衣物在丈夫心中挥之不去，反复萦索的情状。“心之忧矣”“我思古人”往复出现，将内心的缅怀愁绪尽数宣泄。这种手法在《葛生》中尤为鲜明，前三段与后两段每段只变换数个字词，随感情递进而层层深入，所传达的哀痛之情缠绵悱恻，溢于言表。
赋比兴手法的巧妙采用在这两首诗作中也十分鲜明。两者均是由物及人、触景生情。睹物思人的艺术手法在后世的悼亡诗中时常可见，如元稹“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亦传达了睹物思人更伤情的感染力，与《绿衣》手法如出一辙，可将之视为悼亡诗抒情手法的一种传承。
而《葛生》那种以场景之凄清结合内心之凄伤来渲染两相分离之情境的形式，在后世的悼亡诗中亦有迹可寻，如贺铸“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而《葛生》将“夏之日，冬之夜”、“冬之夜，夏之日”两句通过字词调换，不动声色便将时光的流逝描绘出来，从而勾画出彼此离别之久，其孤身一人的煎熬极尽展现。苏轼《江城子》以坟墓寄言生死相离之恨，与《葛生》中妻子对死后同穴的无尽愿想都反映了作者心中对于爱人的深切思念，这情感跨越生死，于梦中、于死后，思念为相隔之人牵引，只盼彼此重逢，悼亡诗永不衰竭的艺术魅力于此充分展现。
篇3：《诗经》的“悼亡”传统分析
《诗经》的“悼亡”传统分析
一、潘岳与悼亡诗的确立
（一）潘岳的定名之功
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四指出：“寿诗、挽诗、悼亡诗，惟悼亡诗最古。潘岳、孙楚皆有《悼亡诗》载入《文选》。《南史》：宋文帝时，袁皇后崩，上令颜延之为哀策，上自益‘抚存悼亡，感今怀昔’八字，此‘悼亡’之名所始也。《崔祖思传》：齐武帝何美人死，帝过其墓，自为《悼亡诗》，使崔元祖和之。则起于齐、梁也。”
王立在《古代悼亡文学的艰难历程――兼谈古代的悼夫诗词》中这样解释赵翼的这段话：“按赵翼的意思，西晋潘岳、孙楚最早作悼亡诗，但最早提出‘悼亡’之名的是宋文帝，而后是齐武帝。至于潘岳的《悼亡诗》之名，乃是《文选》的编者萧统加上的”。于丽《悼亡诗研究》、周如月《宋前悼亡诗研究》均持此观点。
但是，潘岳《悼亡诗》除见于《文选》外，《玉台新咏》亦收前两首，题《悼亡诗二首》，《玉台》有敦煌唐写本残卷，题《悼亡二首》。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潘黄门集》收录潘岳《悼亡赋》，张溥辑自《艺文类聚》卷三四“哀伤”类，同卷亦收潘岳《悼亡诗》，当时潘岳集尚存（《旧唐书经籍志》著录《潘岳集》十卷），来源可以说是可信的。此二证可以证明潘岳诚然于悼亡诗有定名之功。此外，李善注潘岳诗引《风俗通》：慎终悼亡。此为《风俗通》佚文，《风俗通》东汉应劭作，则“悼亡”之名又可前推。
（二）从《诗经》时代到西晋年间的悼亡诗
《诗经》后六百年间，由于历经战乱以及大一统时代壮阔宏巨的审美，大量诗作亡佚、个性化的诗歌为数不多，悼亡诗一度中断。但从现有资料看来，汉武帝继承了《诗经》的悼亡传统。汉武帝有一首悼亡诗：“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虽然诗中没有明确的对象，但从大量史实可以得到证实，武帝悼念的便是拥有“倾国倾城”（李延年《佳人曲》）之色的绝代佳人李夫人。虽然只有短短十五个字，但其中思念之情感人至深。
虽然潘岳对于悼亡诗有定名之功，但不等同于他开创了悼亡诗。从赵翼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宋文帝、齐武帝以皇帝的身份身体力行，于是上行下效，成一时之风气，对于悼亡的创作与影响的扩大有不可磨灭的功勋。王立在上文中详细论述了“帝王垂范与突破礼之束缚”，在此不赘。
二、《诗经》中的“悼亡诗”
笔者认为《邶风绿衣》与《唐风葛生》均属悼亡之作。首先从学者对此二者的解读来看，现当代学者均认定其为悼亡诗。例如刘大白在《白屋诗话》（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说毛诗的（二）（三）中指出“所以我底见解，以为不如说绿衣是一篇悼亡诗”，“绿衣是一篇悼亡诗，唐风葛生也是一篇悼亡诗”。其次从上文中悼亡诗的定义出发，就文本本身进行分析。
诗经邶风绿衣
绿兮衣兮，绿衣黄里/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绿兮衣兮，绿衣黄裳/心之忧矣，曷维其亡/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兮/兮兮，凄其以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
《绿衣》中，抒情主人公自述其情，从“女所治兮”、“我思古人”可以看出是丈夫对亡妻的悼念。丈夫思及旧物“绿衣”而念及妻子为其制衣的贤淑。通过天气转凉与无人制衣的对比，写出对亡妻的怀念，心中的悲伤，不能停止。
诗经唐风葛生
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葛生蒙棘，蔹蔓于域/予美亡此。谁与？独息/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於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於其室！
《葛生》现多认为是妻悼夫之作。全诗从城外墓室之景兴起，野葛缠绕着荆棘，蔹草爬满了坟茔。一二章首句读来，凄凉之景跃然纸上。而后女子缓缓叙述，那是其亡夫埋葬之所。第三章写床笫之物，斯人已去，只留我独宿到天明。后半首诗关注季节，写夏季的白日，因其长而热；写冬季的夜晚，因其漫而寒。妻子不堪忍受无人相伴的夏日冬夜，只能寄希望于百年之后，能与丈夫在坟茔中相会，不负生同床，死同穴的誓言。
三、《绿衣》《葛生》对后世悼亡诗（词）的影响
（一）爱情与死亡的情感接受
从《绿衣》《葛生》伊始，再到《李夫人歌》，以及后世无数悼亡名篇，接受者在阅读时的独特情感正是接受了爱情与死亡的诗歌母题。
我们在阅读悼亡诗作时常常嘘唏不以，为举案齐眉的深情，为相濡以沫的扶持。其实细细想来，诗歌的动人之处在于将诗人的个人遭遇无限放大，上升到人类的生命共识。而悼亡诗显然只能使我们怜悯同情却不能感同身受――丧妻之痛，除非经历，无法共鸣。所以，我们感慨的是悼亡的母题：爱情与死亡。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长相守，所以对于悼亡诗中有情人的`死别离更感其悲。又因死之必然与无常，生之美好与不常，使我们无可奈何又感同身受，所以对悼亡之作更加喟叹。
（二）跨越时空、沟通死生的内容表达
从《葛生》中失去丈夫的妻子喊出“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的誓词之后，悼亡诗作便蒙上了奇幻色彩。
死者已矣，而生者犹自哀恸。当回忆过去生活的点点滴滴已不能承载诗人的悲哀，于是只能盟约百岁，遥想妻子在天上地下的生活。刘克庄发誓“留取断弦来世娶”（《石塘感旧》），李濂成说“百年尘梦断，同穴此山阿”。张耒的《悼亡九首》靠佛家来排遣悲伤。刘克庄之妻“定归兜率蓬莱去”（《风入松》四首）独留诗人在人间，茫茫求索却不得，诗人又希望她能够“辽鹤归来”，以慰余生。
于是只能日思夜梦，借梦境沟通死生与亡妻相会。苏轼在《江城子》中梦见妻子于故居梳妆，而十年不见，纵使相逢应不识，只能相顾却无言。纳兰性德的《沁园春》（瞬息浮生）即“梦亡妇淡妆素服”而作。此外，还有许多悼亡之作托巫山云雨入梦与妻相会，笔者以为有失庄重颇近艳情，故不录。
（三）特定时节与特殊空间的抒情发端
《葛生》中的妻子由夏日的漫长与冬日的苦寒而想到“谁与”的惨怛。后世在其基础上发展，一是将特定季节、时令作为其抒情发端。自宋玉悲秋之后，每逢边缘季节，诗人将内心痛苦与时序变化结合起来，倍增其哀。如王彦泓在妻亡后的第一个冬天，念及羁旅苦寒，却已无斯人为之寄衣而作《客中苦寒作》。潘岳《悼亡诗》也均感时而作。而时节所寓的特殊意义也成为悼亡的缘由。寒食、中元、冬至等祭祀之节使诗人能纵情地哀悼。如李濂于妻卒后次年寒食前后作《悼亡杂诗》十首。纳兰性德在中元写下《眼儿媚中元节有感》。而七夕、除夕等喜庆之节诗人又因妻亡家破的对比更显其哀。二是在特殊的节日如妻子周年、冥诞等追忆往事，怀念亡妻。如孙楚在妻子周年写下《除妇服诗》，徐贲作《伤往诗》。纳兰性德在妻子祭日作《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王十朋在妻子冥诞写下《令人生日哭以小诗》，李濂写下《悼亡》二首。
诗人们进行悼亡时还处于特定的空间状态。其一，是位于仕途不达的彷徨之境。在考察历代悼亡之作时，通常很难界定，正是因为诗人们不仅悼念亡妻亦悼自己仕途。李商隐一生徘徊在牛李党争，他的很多爱情诗都不能很清楚地界定，正是因为他将二者结合起来，赋予了诗作更为广阔的内涵。其二，是处于才高位卑的穷困之境。且不去说是否每一位诗人都如他们自视的那般有经世济民的大才，但一个人的期望与自己所处的地位落差越大，则牢骚越多，加上妻子的离去，使他们将郁闷凝结在诗作中并借此宣泄。其三，是处于丧子之痛的苦难之境。经历丧妻前后丧子的诗人有江淹、元稹、孟郊、李煜、梅尧臣、王士祯、博尔都、毕沅等等。
（四）睹物思人的抒情方式与特殊意象的符号化
《绿衣》中亡妻遗物“绿衣”，《葛生》中内室寝具“角枕”、“锦衾”开创了后世悼亡诗睹物思人的抒情方式。几乎所有的悼亡之作均把亡妻遗物作为抒情发端，入室所见作为情感兴起。
《绿衣》中抓住“女所治兮”的旧物绿衣，运用细节描写，以小见大极言其悲。“制衣”这一特殊意象在后世广泛运用并逐渐符号化。言及制衣，便仿佛看到囊昔妻子坐在灯下一针一线地缝补，从而思念妻子的贤淑与美好。如元稹在《遣悲怀》中“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看”，几乎全由《绿衣》化出。“身上穿的衣服是包裹灵魂最切身的东西，故衣服对于表达爱情，具有极大的作用”。所以江淹《悼室人》“秋至捣罗纨，泪满未能开”，李商隐《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无家与寄衣”，梅尧臣《悲书》“衣裳昔所制”，贺铸《鹧鸪天半死桐》“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王士祯《悼亡》二十四首“年年辛苦寄冬衣”，赵翼《悼亡》“手泽尚存衣线补”等等作品中，用“衣”的意象希望“与穿着佩戴者产生心灵或超乎心灵的交流”，表达了对妻子的深切思念。
《葛生》中“角枕”、“锦衾”同样是旧物，但又与“绿衣”不同。“角枕”、“锦衾”是床笫之物，表示着夫妻间的亲密之情。看到“角枕”、“锦衾”，便仿佛重温往日与妻子在一起的耳鬓厮磨，从而感怀往日的欢愉与幸福。后世悼亡在意象的选择上同样具有这个特点。潘岳在《悼亡诗三首》（其一）中“入室”所见“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正是帷屏仍在，而诗人却不能如武帝招魂，连亡妻的影子都不曾见到。笔墨仍留有余香，而书写之人已逝。又如沈约《悼亡诗》“帘屏既毁撤，帷席更施张。游尘掩虚座，孤帐覆空床”，李煜《书灵筵手巾》“汗手遗香渍，痕眉染黛烟”，元稹《六年春遣怀八首》“重纩犹存孤枕在”等等。
（五）对比与白描的写作手法
白描作为诗歌初级阶段自发手段，在《诗经》中的大量运用十分寻常。《绿衣》中叙述丈夫抚摸亡妇遗衣，感到凄风与寒意，从而思古人；《葛生》由远及近，逐步叙述夫妻生活点滴。而魏晋以降，诗歌进入自觉阶段并以“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为审美、实际创作中也表现出“稍入轻绮”（《文心雕龙明诗》）的诗风之后，白描手法在悼亡诗中的运用远远高于其他诗别。诗人用白描的手法缓缓叙述夫妻间的琐屑点滴，其情更深其事更真也更加感人。如韦应物在同德精舍旧居伤怀时所作《伤逝》《往富平伤怀》《出还》《送终》等。“斯人既已矣”但留下旧物、故居与幼子。“今者掩药扉，但闻童稚悲”，幼女无知，庭下嬉戏，“见余哀泣，亦复涕咽。试问知有所失”、（韦应物《故夫人河南元氏墓志铭》），童稚亦知失母，捉住父亲衣裳紧紧不放，嚎啕大哭。悱恻之痛，“益不能胜”，历代学者，不忍卒读。元稹在《三遣悲怀》叙述公侯贵女婚后与自己相濡以沫的贫贱生活：为我无衣而搜荩箧，为我沽酒而拔金钗。无粮以野蔬为食，无柴以落叶为薪。浅入平出，至情至性。又如王十朋《述怀》、吴嘉纪《哭妻王氏》等。
对比是《诗经》中的常用手法，《绿衣》中斯人已去而绿衣尤存，凄其以风而无人制衣；《葛生》中坟外景物荒凉衬愈发托出内心的枯寂，夏日冬夜的漫长愈发衬托出独处的孤独。对比在后世悼亡诗中也十分常见。主要表现为物是人亡的对比。如纳兰性德在卢氏棺柩暂厝之地双林禅院写下多篇悼亡之作，《望江南宿双林禅院有感》、《青衫湿悼亡》等。又有物移人非的对比。如江淹《悼室人诗十首》中“窗尘岁时阻，闺芜日夜深”，妻子亡故经年，尘灰不扫，整年的堆积，而庭院中的荒草无情，只是日夜地滋长，以物自依旧愈发衬托出人事代谢的无奈与悲痛。又如韦应物《除日》“忽惊年复新，独恨人成故”、《对芳树》“对此伤人心，还如故时绿”等。
四、悼亡诗的界定
从悼亡情感来说，悼亡是深沉真切的情感流露。悼亡诗需要承载真情实感。顾炎武与妻王氏结缡五十载，在进行抗清大业的同时身边终有妾婢，而王氏无子，死后凄凉，其悼亡之作无甚内容且矫揉虚伪，徒有悼亡之名。悼亡诗需要符合现实经历。客观评价而言，无论是从写作技巧还是感人程度，元稹的悼亡诗略胜于韦应物。但“古今悼亡之作，惟韦公应物十数篇，澹缓凄楚，真切动人，不必语语沉痛，而幽忧郁堙之气，直灌输其中，诚绝调也”，而评价元稹则说“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
从悼亡对象来说，悼亡诗适用于夫妻间。不论是从《葛生》《绿衣》的悼亡对象，还是从有定名之功的潘岳诗作的悼亡对象来说，悼亡诗是“夫妻间丧偶后生者哀悼亡者的诗篇”。关于悼亡中“夫妻间”的指向性，笔者认为从最早的悼亡诗《葛生》中便能证明妻悼夫的存在，此外后世许多作品中亦能看到女性视角的悼亡之作。虽然由于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较低，文学史上女性悼亡诗数量较少，我们也不能将“悼亡诗”完全指向夫悼妻。对于“夫妻”的含义我们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国式文人生来带有忧郁气质，感伤成为中国诗歌的重要内容与表现形式。诗人们以穷困的精神世界作为感伤的基础，沉重的才命之叹作为其源泉，无果的爱情追求作为其土壤，以人事代谢、王朝更迭的家国之悲为凄风，以死亡来临、末世无称的生命之惨为苦雨，用有限有情的主体浇灌无限无情的感伤之花，完成从心灵到洪荒的自我救赎。悼亡诗人们用审美的眼光审视死亡，将死亡与爱情这两大主题结合，是感伤主义的生命意识的延续，更充实了感伤的文学传统。其中体现的对人伦的浓情赞美，对幸福的无限眷恋，对生命的人文关怀，具有普世精神并为全人类所共识。
篇4：潘岳与元稹的悼亡诗
潘岳与元稹的悼亡诗
潘岳和元稹的悼亡诗是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一朵奇葩，二者悼亡诗的有何异同点?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悼者，哀也”(《广雅释沽》)。悼亡诗，顾名思义，就是哀悼亡者的诗篇。悼亡诗究其源流，则可追溯到中国诗歌的源头《诗三百》，其中《诗经·邶风·绿衣》当可推为“悼亡诗”的发轫之作。该诗说的是一男子手抚亡妻遗物，悲戚不已，追忆旧时情谊，感念妻子对自己的照顾和规劝，感伤如今再也没有人能如此贤德美惠，可以理解自己的心了，其诗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但“悼亡诗”名称的出现，当自晋代潘岳以《悼亡》为题写的三首追悼亡妻的诗作之后，“悼亡”二字似已约定俗成地成为丈夫哀悼亡妻诗作的专称，以致后人一见“悼亡”字眼，便自然联想到这是悼妻之作，而每逢丧妻，也都习惯以“悼亡”为题。《辞源》对“悼亡”的解释：“晋潘岳妻死，赋《悼亡》诗三首，后因称丧妻谓悼亡。”
在中国文学史上，悼亡诗以其特殊的题材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类诗歌的主要内容多突出表现妻子生前的贤、惠、笃，以及作者对亡妻的深切追思。其表达方式是由景到人，(www.t262.com]睹物思情，超越时空，物我统一。诗篇的基调表现为一种凄婉沉痛、孤寂落寞、缠绵悱恻的悲情美。其中潘岳追悼亡妻的诗以其情真意切、缠绵悱恻见长，千百年来叩动人们的心弦，后影响唐代元稹等人，而元稹的悼亡诗则多一些俊朗直率、浅切通畅，正是他们二人使悼亡诗成为专指悼念亡妻的诗歌门类，并确定了悼亡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位。为此，笔者将潘岳的《悼亡》与元稹《遣悲怀》悼亡诗进行对比，探讨在同一题材下，他们诗歌的艺术手法和艺术风格的异同点及元稹对潘岳的继承与发展。
潘岳(247—3)，字安仁，祖籍荥阳中牟(今属河南)，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刘勰曾这样评价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忻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文心雕龙.明诗》)。与当时的陆机并称，并被前人屡加比较，或说“潘文浅而净，陆文深而芜”，或说“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虽各有得失，亦不无高下。但潘岳“善为哀之文”，这是古今一致的公论，《悼亡》之作，传诵千古。潘岳的妻子杨氏是西晋书法家戴侯杨肇的女儿，潘岳十二岁时与杨氏订婚，结婚之后，夫妻两人大约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杨氏于晋惠帝元康八年(298)卒。二人感情甚笃，杨氏去世后，潘岳除了《悼亡诗》三首外，还作有《杨氏七哀诗》等悼亡她，情深义重可见于此。
《悼亡诗三首》(之一)是诗人为哀悼亡妻所作《悼亡诗》三首中的第一首，也是三首中最让人动容的一首。诗歌给读者展示了一个哀伤的永恒时空，充满生死两茫茫的悲痛之情。诗中诗人以时间为经回顾了与妻子生前“如彼翰林鸟，如彼游川鱼”，如胶似漆般浓炽的爱，伤吟现如今物是人非、阴阳相隔“双栖一朝只、比目中路析”的孤单落寂之感，以及不因“光阴荏苒”、“寒暑流易”，而改变诗人对亡妻的“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的永恒哀念，反而越来越沉重。但由于伤悲难遣，孤寂难耐，情思无依，因此他发出了“庶几有时哀”的慨叹。面对这种无奈的悲苦，诗人开始羡慕庄周犹有缶可击，因此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庄子那样从感情的重压下解脱出来。而这种企图，则又暗示出诗人的这种哀伤不仅剥夺了他的今天，而且将吞噬着他的明天、后天……读罢全诗，一个陷入永恒哀痛之中的诗人形象粲然浮现在眼前。同时，诗人又以空间为纬，使妻子生前的景物随着自己的步履移动逐次展示出来：庐舍、居室、帷幕、屏风、翰墨的余迹、檐头的滴水等，物是人非，睹物思人，这些连续的空间场景弥漫着阴沉凄凉的气氛，在沉寂中倾诉着诗人丧妻的悲痛、孤单的追思，流露着低沉、伤感的情绪。这首诗情至深而意至切，悼亡的深情婉转地流淌于字里行间。
在潘岳悼亡诗中，诗人擅长于用精密而细腻的文思编织着对妻子无尽的追思和自己的孤寂之苦，而这种情思诗人能巧妙地通过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意象淋漓尽致地宣泄出来。同时，这种表现手法的运用也达到了情景交融令人震撼的艺术效果。这些意象看似信手拈来，即景生情，实则不然，此物此象在诗中皆成了诗人寄托哀思的载体，承载着诗人浓浓的、深深的情思。因此，潘岳的悼亡诗都写得情真意切，以致李商隐说：“只有安仁能作诔，何曾宋玉解招魂。”但由于受当时魏晋文风的影响，潘岳的悼亡诗辞藻过于华丽，倒掩盖了不少真情实感，正如元稹所评“潘安悼亡犹费词”。
元稹的.悼亡诗深受潘岳的影响又超越了潘岳，也正是元稹诗的出现，才使得悼亡诗的风韵气势最终成型。
元稹(779—831年)，唐代文学家，字微之，河南洛阳人。元稹在文学上以写传奇和艳诗闻名，但他的悼亡诗也同样让人感动。元稹的妻子韦丛是太子太保韦夏卿的幼女，二十岁时嫁给元稹，那时元稹没有功名利禄，虽然是“贫贱夫妻百事哀”，但“野蔬充膳甘长藿”，俩人恩爱有加，度过了七年艰苦却幸福的生活。七年后，元稹已经当上了监察御史，韦氏却离他而去，元稹十分悲痛，为她写了很多可称为千古绝唱的悼亡诗，包括《遣悲怀》三首及那首著名的《离思》。
我们来看看元稹的《遣悲怀》三首。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在三首悼亡诗中，元稹几乎没有对环境的直接描写，主要运用叙述和议论的表达方式直叙其事、直抒其情，但同样达到追思抚昔的“悼”的效果，同样情真意切，读来令人哀动于衷，潸然泪下，字字透露着诗人对亡妻椎心泣血的思念。亡妻韦丛聪颖美丽，在元稹出仕之前就已亡故。“自嫁黔娄百事乖”、“贫贱夫妻百事哀”，都隐含着诗人的无奈自责：妻子生前未能尽享自己给其营造的温暖和幸福，反是随着自己一道尽尝生活的艰辛与悲苦。 三首诗按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顺序展开，以一个“悲”字贯穿始终，题为《遣悲怀》，实际上则是越“遣”越悲，越遣越不能忘怀，越欲罢不已。悲痛中夹杂着愧疚、遗憾和报答无门的复杂心情。如：第一首以叙述的手法刻画出韦氏“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勤俭持家、任劳任怨、相濡以沫的品德，使韦氏贤惠的形象跃然纸上。第二首写物是人非、思念不已，只好通过“托衣裳”、“存针线”、“怜婢仆”来弥补对亡妻的愧疚之心，以慰藉亡妻，寄托自己对亡妻的思念之情。第三首主要以议论的方式倾诉着对亡妻的日炽的追思，仍导致“自悲”，“自悲”的是生前没有使妻子过上好生活，“自悲”的是自己日后难遣的孤寂、悲苦，以至于发出了“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的慨叹，而只能无奈地以“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的方式来抚慰自己对亡妻的追思和愧疚。在诗中诗人同时运用对比的手法，以今昔之反差来强调往日之贫、欢，妻子之惠，反衬今日自己之“悲”、“愧”、“责”。昔日妻子“野蔬充膳食”，今日诗人“俸钱过千万”;昔日妻子“泥他沽酒拔金钗”，今日诗人“因梦送钱财”;昔日是妻子“添薪仰古槐”，今日是诗人“针线未忍开”;昔日是妻子“平生未展眉”，今日是诗人“终夜长开眼”。一鬼一人，一昔一今，一虚一实，一死一生，处处对照使得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尽是艰辛与沉重、悲恸与深沉。同时，元稹的悼亡诗中微观上细致刻画，极为真实具体，在这方面元稹的诗要较潘岳显得更为悲痛深沉，而且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情，往往从日常小事、真事入手，小处着笔，通过某些极具感染力的细节描写表达出来。在这些诗中，元稹用浅切的语言，通过平凡的琐碎的家常事，表达了对亡妻深深的追思，使自己波涛汹涌的情感潮水般倾泻奔腾而来，拨动着诗人的心弦，撕扯着诗人的愁肠，在诗人那早已枯竭的心灵上又榨出了最后的一滴眼泪。妻子走了，留下的是孤零销魂的诗人;妻子走了，留下的是诗人对妻子深深的追忆和思念。
唐人崔颢有诗云：“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世界上最痛苦的莫过于生离死别。悼亡诗作为一种主情的诗歌体裁，完全靠真挚的情感动人。潘岳和元稹都是在相同的境遇下有感而发，故而他们的情感都是真挚感人，写出来的诗歌也是动人心魄。难怪清代的纳兰性德在笔记中，把唐代元稹的《离思》、宋代苏轼的《江城子》、宋代贺铸《鹧鸪天·半死桐》与潘岳的《悼亡诗》并列为四大悼亡诗，可见潘、元二人的悼亡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之高。
篇5：《诗经》的婚恋诗与周代的婚姻制度
《诗经》是中国五千年文化长河中最古老的优秀作品。《诗经》韵律和谐,优美质朴,内容丰富多彩,对于当时社会的各方面都有十分深刻的反映。朱熹曾在《诗集传》中写道:
“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
作为男女言情的婚恋诗在《诗经》中占了1/3。这些作品记录下了中国古代人民或美好或痛苦的婚恋生活,对于今天我们研究当时社会人们的爱情生活、婚姻制度、社会问题等,都有着极大的历史价值。
一、婚恋诗的类别
《诗经》中表现男女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约有50余篇,根据内容的不同,又可分为爱情诗、婚嫁诗和弃妇诗三类。
1爱情诗
爱情诗即描写恋人之间互相爱慕、欢会、思念、烦恼的诗作。由于周代礼教初设,古风犹存,男女婚恋禁忌少,所以《诗经》中的爱情诗显得特别自由活泼,生动地再现了男女相爱相恋的世俗生活,内容丰富多彩。
(1)恋人间的爱慕
《郑风・叔于田》写女子对男子的悦慕,《郑风・出其东门》则写男子对女子的悦慕。“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抒写了男子对意中人忠贞不渝的感情,诗以城门云集的众多女子陪衬自己心中的爱人,以服饰代人,以色彩显形象,鲜明而突出,表现出男子心中情感的深刻。在历史上讴歌爱情的诗词不少,但歌颂男子专情的不多,而以男子为第一人称来表达的就更少。所以这首诗就更显弥足珍贵。
(2)恋人间的欢会
《郑风・溱洧》写郑国风俗中男女相聚河边嬉戏调笑的情景:溱水和洧水,是郑国的两条河流。每年阳春三月,郑国人就在两水相汇之处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有位姑娘不知为什么来晚了,在途中碰到一位往回走的男子,她邀他同去游玩,俩人一起加入欢乐的人群,玩得开心极了;临别,小伙子送给她一支芍药。
青年男女相识大多是在公共场合,但两人一旦相爱,就有了自己的秘密,就需要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了,到这时,喁喁私语就代替了放声歌唱。《邶风・静女》、《郑风・野有蔓草》就是写男女青年于城边或郊外的幽会: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穰穰。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草地上的露珠是那样清纯甘美,美丽的女郎是那样清秀可爱,这是多么美好又让人愁肠千结的境界啊。
(3)恋人间的相思
《诗经》第一首便是人们熟知的诗歌《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以《关雎》为始篇,说明爱情在我国古代便已成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关雎》描写了一个小伙子单相思的动人情景。他热恋着一位在河边采荇菜的姑娘,为了她,竟至长夜无眠“辗转反侧”。但他并没有沉浸在愁苦的情绪里,而是想象总有一天要把她娶过来,共同过着琴瑟钟鼓般的相互协调的欢乐幸福生活。他写自己的相思之情是坦率的、大胆的。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愿望。这种朴实的感情和大胆的表露,只有在民间情歌中才会有。
《郑风・子衿》所抒发的也是“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的思念之情。全诗三章,采用倒叙手法。前两章以“我”的口气自述怀人。“青青子衿”、“青青子佩”,是以恋人的衣饰借代恋人。对方的衣饰给她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使她念念不忘,可想见其相思萦怀之情。但因受阻不能前去赴约,便只好等恋人过来相会,可望穿秋水,不见影儿,浓浓的爱意不由转化为惆怅与幽怨。第三章点明地点,写她在城楼上因久候恋人不至而心烦意乱,来来回回地走个不停,觉得虽然只有一天不见面,却好像分别了三个月那么漫长。
(4)恋爱中的烦恼
《周南・汉广》、《秦风・蒹葭》二首都是表现主人公对爱情的渴望而难以实现的忧伤;情真、景真、风神摇曳的绝唱――《秦风・蒹葭》作为一首描写相思之情的诗作,却弥漫着寻不着爱人的悲戚的心灵的叹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于《关雎》所不同的是,这篇诗带有浓郁的感伤情调,然而主人公的伤感不是悲观失望,只是一时寻不着意中人的深深的惆怅,“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展现出的清虚旷远的境界,对于诗中所抒写的执着寻求、可望难即的爱情是很好的烘托。
《风・柏舟》、《郑风・蒋仲子》则是描写主人公因家长的反对使得爱情受挫的复杂心理。如《风・柏舟》即是写一个女子要求婚姻自主遭到父母干涉时所发出的誓辞,女子顽强地追求婚姻爱情自由,宁肯以死殉情,呼母喊天的激烈情感,表现出她在爱情受到阻挠时的极端痛苦和要求自主婚姻的强烈愿望。
2婚嫁诗
婚嫁诗又可分为三类:一是描写结婚仪式与结婚情景,表达对结婚者的祝愿与礼赞;二是表达在婚嫁后的欢乐、幸福等情感;三是写女子嫁后对亲人的思念。
(1)描写结婚的场面或对新娘的赞美
如《卫风・硕人》、《风・君子偕老》、《周南・桃夭》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是赞美和祝福新嫁娘的诗,不但赞美她的美丽,而且隐含着多生子嗣的祝愿。
(2)描写男女主人公喜悦的心情或夫妻间的和谐幸福
如《唐风・绸缪》、《小雅・车》及《郑风・女曰鸡鸣》。《郑风・女曰鸡鸣》描写了一对夫妻之间美好和乐的生活,诗以温情脉脉的对话,写出这对夫妻互相警戒,互相尊重,互相体贴的感情,并相期以白头偕老的愿望。
(3)描写女子嫁后对亲人的留恋或对丈夫的思念
如《邶风・泉水》、《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反映的内容是丈夫去服那遥无归期的兵役或徭役后,妻子在家默默地痛苦思念。《周南・卷耳》是一首妻子怀念丈夫的山歌,她为丈夫是邦国英杰而深感骄傲,但又为他的出征而挂念。她想丈夫想得头痛、心痛,所以她想要寻找到忘忧草,以排遣自己的思念之苦。古代妇女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家庭!丈夫的陪伴是她生活的幸福源泉,所以当丈夫离家,就像失去了主心骨,怎不叫人思念?
3弃妇诗
早期《诗经》中描写初恋的'爱情诗,其风格简明而朴素,大都描写男女从爱慕一直到幽会以及互赠信物的故事。这时的感情是纯洁的,充满幻想的,甚至是无拘无束的,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制度的自由以及人们朴素的爱情观。当然,古代的婚恋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比如在婚姻道德等方面),直接产生的流弊就是大量弃妇诗的出现。
《卫风・氓》堪称此类诗歌的代表作。《氓》以一个普通妇女的口吻叙述自己从恋爱、结婚到被弃的过程。全篇叙事和抒情相结合,巧妙地将事件过程和弃妇的思想情感融为一体,在女主人公悔恨地叙述自己恋爱、结婚和婚后被虐、被弃的遭遇中,表现出其刚强自爱、果断坚决的性格。此外,《邶风・绿衣》描写了一位“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的妇女,因妾得宠而失位,无可告诉,只能在痛苦中煎熬。这类诗反映的是还维持着婚姻的形式和夫妻的名义,但处于失宠、幽闭状态的不幸妇女的命运。另一类则表现婚姻破裂后妇女被夫家休弃的悲惨结局,抒发弃妇的愤懑不平。如《邶风・谷风》、《小雅・谷风》、《王风・中谷有》、《小雅・我行其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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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其野》写一个远嫁他乡的女子诉说她被丈夫遗弃之后的悲愤和痛伤。作品开始,作者便把自己情感悲剧的抒写安排在一个似乎暗合其孤独凄凉境况的,生长着樗树和写草、草的岑寂原野上,以此点明以下所抒写的,只是在抒情主人公经历了被遗弃之变故的打击后,离开伤她心的人,在归家途中的心理活动。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的伦理传统,导致了在家庭和婚姻中女子的被动地位。
二、婚恋诗反应了周代不同的婚姻制度
1赘婚制
赘婚是一种男“嫁”女的婚姻形式,对男方而言叫入赘,民间俗称“倒插门”;对女方而言,叫做招亲、招女婿,这是很古老的一种婚俗现象,如《邶风・匏有苦叶》中的“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一句中的 “归”字不指“女嫁”,而借指为“男嫁”。正如著名文史专家高亨先生注释此句所说:
“归和娶正是相对的词汇,可见归妻和娶妻意义不同……此诗不说‘士如娶妻’而说‘士如归妻’,是指男子出赘妻家。”
2媵妾制
媵妾制也是《诗经》时代盛行的一种婚姻形态。所谓媵妾制是这样一种婚制:古代诸侯女子出嫁,以侄娣即姐妹从嫁,说通俗点,就是姐妹共夫的婚姻现象,如《召南・雀巢》写的是男迎女送,娶妻嫁女、庄严、热烈、喜庆的婚礼场面,其中的“维鹊有巢,维鸠盈之”(盈,满也)更是隐喻了诸侯媵妾众多。
3共妻制
如《郑风・箨兮》写道:
“箨兮箨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箨兮箨兮,风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这里的“叔兮伯兮”不是指丈夫的哥哥弟弟,而是这位女子的丈夫――一家的兄弟俩。
4收继制
如《风》中的《墙有茨》和《鹑之奔奔》两首,据说是骂卫宣公“荒淫”之事的。《左传・桓公十六年》载:“初,卫宣公蒸于夷姜,生急子。”夷姜是宣公父亲卫庄公的妻子,是宣公的庶母。庄公死后,宣公便娶了这位庶母,并生了儿子。而后来宣公又夺了儿子急子的未婚妻为己有,占儿媳为妻,是为宣姜。
赘婚制作为母权制度的产物,是《诗经》时代较为普遍的一种婚俗,处于这样婚俗下的女子,其女性意识并未受到父权制度大的影响。而是从媵妾婚制、姐妹共夫制,进而发展到一夫多妻制,这是广大妇女的痛苦与不幸。对《诗经》中的女性来说,失宠是常见的:“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敖,中心是悼。”(《邶风・终风》);受虐待也是难免的:“有笑有溃,既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来。”(《邶风・谷风》);被遗弃的命运亦是司空见惯的:“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无我恶兮,不故也。”(《郑风・遵大路》),还在相恋阶段,她们便诚惶诚恐地担心男子抛弃旧情……
《诗经》中不公平的媵妾、姐妹共夫、一夫多妻等婚姻制度给广大妇女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伤和精神痛苦,而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大部分妇女采取的是默默忍受与哀求的态度。《小雅・斯干》中有两章诗句: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其泣,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离。”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女子生来就注定无法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权利,也没有同等的期望与责任。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值非常低,不要求她有自主的能力,只要求她顺从。在男权至上的社会里,即便是夫妻之间的婚姻生活也遵循着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
综上所述,《诗经》中婚恋诗所表达的情感都是高尚的、纯洁的。婚恋诗的出现,标志着当时的人们对于爱情已经有了十分严肃的认识,已经由原始的性爱升华到情爱,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情感世界。我们可以通过爱情诗中婚恋当事人的命运与遭遇,来透视当时社会历史的本质。周代时值初期封建社会制度日渐形成,而原始社会的某些残余影响尚存,所以男女的结合虽然一定程度地受制于礼教,但整个社会环境还是比较宽松自由的。
参考文献:
[1] 胡敬君:《从〈诗经〉婚恋诗看周代婚姻的多元性》,《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8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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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版。
[7] 李山:《诗经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版。
[8] 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版。
作者简介:杨淑鸿,女,1973―,甘肃景泰人,硕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历史文化、教育制度,工作单位:甘肃政法学院。
篇6：鲁迅与《诗经》
鲁迅与《诗经》
鲁迅处身于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现代历史语境中，适逢旧价值体系以摧枯拉朽之势坍塌，新价值体系步履维艰的关键时期，时代要求新的结构性的重组与转换。因而，生存其间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将探寻中华民族的“新生”之路视为他们孜孜以求的最大的人生目标。
鲁迅更终其一生在命运的起承转合中寻找着中华民族得以真正崛起的内因外力。《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民间诗歌总集，不仅确当地反映了特殊时代的思想文化现实，而且还传达了天真无邪的初民的人性本真，在诗歌简短的语言中深藏着他们平凡而又真实的真切生命体验。鲁迅在关注《诗经》的同时也完成了他批判现实、自我构建的历史任务。本文立足于鲁迅文本，对见之于文本的关于《诗经》的论述进行深度解读，廓清鲁迅在《诗经》朴实的文字中所体会到的民族“新生”的内在动因。
《诗经》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历史位置。鲁迅将对其的关注与运用挥洒进浩瀚文本中，他不仅追溯了《诗经》的诞生，评述了《诗经》研究史上的一直未有定论的删诗问题，而且作为文学家，还对《诗经》的特有的艺术风格做出了精到的阐解。
鲁迅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对《诗经》的来源进行了探源。人类先在集体生活中产生语言，又在劳动中孕育艺术，乃至文学。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认为，群居生活催生了语言的出现，也自然而然地孕育了语言的艺术――文学[1]。当最初人类在共同生活中产生交流的需要，不仅借助于姿态而且依赖于声音，声音的演变促成人类语言的形成。语言一步步成熟，有朴实到华美，由直白到含蓄，在不同程度上表达着人类纯朴简单的内心世界。进而，生活的复杂使内心情感郁结直至任情而歌，其中需要更为贴切自然的语言来传达，于是一步步产生了可以歌的“文学”。《诗经》的出现便顺应了这一类发展的趋势，是周初劳动者任情而歌的结晶，不但传达周人注重文德，讲求“作新民”，以观民观素俗、风化天下、慎思审视的思想笼盖天下的自觉意识，而且也是统治者统治思想的生动体现，是统治思想化为社会自觉意识的必然结果，内蕴着春秋尊玉攮夷、崇尚一统的时代精神。
不仅如此，鲁迅还进一步挖掘了《诗经》的内部结构及美学风格。《诗经》承载了周人的基本思想观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周人文化观念日益深化与自觉地产物。因而，《诗经》的内部结构也虽然与之相适应，将形式与内容完善地统一在周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主题之下，成为周人文德之治的有机组成部分。鲁迅在“《书》与《诗》”一节中对其内部结构作了细致而简要的分析：
《书》有六体，《诗》则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是为《诗》之三经。赋比兴以体制言：赋者直抒其情;比者借物言志;兴者托物兴辞也。是为《诗》之三纬。风以《关睢》始，雅有大小，小雅以《鹿鸣》始，大雅以《王文》始;颂以《清庙》始，是为四始。[2]
这也就是说，鲁迅承继前代研究者的观点，认为《诗经》有三经、三纬、四始。其一，《诗经》的三经，即风、雅、颂。《毛诗大序》认为，《风》是个人“发乎情，止乎礼义”反映了一国有政治与风俗习惯;《雅》则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言王政之所由废兴”，反映国家的治乱兴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为“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简言之，也就是风是最贴近下层劳动者的现实生活的诗，雅则是传达出统治者的统治思想，颂则是配以音乐舞蹈的祝祷之辞。其二，《诗经》的三纬，即赋、比、兴。关于《诗经》“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经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诗经集传》)。原始文字由记事祭神变而为抒情、说理的产物，并以艺术的方式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理性精神。其三，《诗经》的四始，即风以《关睢》始，小雅以《鹿鸣》始，大雅以《文王》始，颂以《清庙》始。《毛诗》认为风、小雅、大雅、颂“是为四始，诗之至也”，郑笺云：“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这说明汉代学人对《诗经》内在结构的理解，他们无疑准确把握了《诗经》编排的实际用意。乃至于一直流产后世，得到万世学者的承继与赞赏。
《诗经》中的充满人类勃发向上积极因素，传达出的'生命的鲜活，这无疑吸引了自小受古典文学熏陶的鲁迅，从他对《诗经》的深层解读中，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对《诗经》在精神上的向往。
历史在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时常出现相似的图景，但从来都不是简单地重复，鲁迅总能在复杂的现实中，挖掘出更为深层的内在原因，并在古今杂糅的评述中，传达出批判的倾向。鲁迅《二心集・序言》中写到：
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来了这一本书的名目。然而这并非在证明我是无产者。一阶级里，临末也常常会自己互相闹起来的，就是《诗经》里说过的那“兄弟阋于墙”，――但后来切未必“外御其侮”。[3]
鲁迅针对麻木蒙昧的民众颇多感慨，然而其中的洞穿世事，深邃精辟却成为鲁迅个人的独特色彩。《诗经・小雅・常棣》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每有良朋，蒸也无戎”。就是指，兄弟们在自家的墙内争诉，有外侮时则共同对付，这时就是良朋，来之虽久也无相助。然而处于现代社会的中国人远没有祖先那么顾全大局，最终也未必“外御其侮”。军阀的混战，革命营垒内部的告密、陷害，反复地陈述着这种为人不齿的行为，使“兄弟阋于墙”的历史反复上演。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深蕴着叛逆性的传统，这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启蒙可资借鉴的成分，鲁迅在分析《诗经》创作的同时，探索着中华民族的“新生”之路。鲁迅批判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常态下否定觉醒的人格，维持一种无欲无求的状态。在《门外文谈》中，鲁迅写到：“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4]
鲁迅常常用没被名教斧钺，未染旧文化的痼疾来解释大众百姓的天性或自然本性，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摆脱掉封建文化、思想的腐蚀，恢复人类最初的鲜活的生命形态，才能建立真正的“人国”。但是，这并不代表鲁迅提倡目不识丁，他虽然看到了朴实大众的闪光之点，但是也一再强调人只有识字，才能反省传统，才能通过读外国书，才能参与对旧文化的批判，接受和创造新文化。因此他提倡“将文字交给一切人”，让他们用自己的声音来记录各自的想法和感悟。
篇7：《诗经》与盗墓
《诗经》与盗墓
《鬼吹灯》《盗墓笔记》等盗墓小说的盛行，让盗墓成为大众喜闻乐谈的话题。殊不知并非今人盗墓，古人一样盗墓，曹操更被称为盗墓的祖师爷。可是你见过以《诗经》为指导用书的盗墓吗?你见过满口《诗经》的盗墓贼吗?《诗经》和盗墓真的是风马牛不相及吗?
盗墓从古到今都有，秦汉元明清都有盗墓的。项羽到了咸阳，就把秦始皇的皇陵破了嘛，一把火烧了阿房宫，三个月火都没有熄灭，这些都是很野蛮的行为。曹操那个时候，挟天子以令诸侯，没有军饷，于是乎就遍凿两汉皇帝的墓，把金银财宝拿来做军费。曹操是盗墓大师，深知个中三昧。他怕自己死后的墓被后人所盗，于是就造了七十二座假墓，故作疑兵，让盗墓者找不到方向。成都刘备墓旁有清人写的一幅著名对联：“一抔土尚巍然，问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三分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但庄子这里说的盗墓，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庄子对俗儒的批判，的确是刻薄得很。你看他竟然如此写：“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有两个盗墓贼是“儒者”，师徒两个去盗墓，还因循于礼，还要念念诗，中规中矩的。儒家行文也讲究，上对下传话曰“胪”，大儒传话说：“东方作矣，事之何若?”他是引用《诗经》里的诗句说，天快亮了，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找到东西没有?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小儒也引用《诗经》的诗句说，衣服还没有脱掉，但我发现他口里有珍珠，有夜明珠，总之是个好东西。古代只要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死的时候嘴里就含珠。传说慈禧太后死的时候口里含了夜明珠，孙传芳去盗墓，就把慈禧太后的尸体破坏掉，把珠子弄出来了。传说蒋介石要杀他，他赶紧把这颗珠子送给宋美龄，逃过了一劫。“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虽然没有解开他的衣服，但我已经发现他口中有珠子了。
“小儒”的师父，那位“大儒”听到有珠子，当然欢喜啦，他又用《诗经》说：“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当然这首诗现在的《诗经》里已经没有了，因为孔夫子删诗，只保留了三百零五篇，之外的就不见了。但是我们看《左传》、看《战国策》的时候，或看其他先秦文献的时候，包括孟子、庄子、荀子的文章里面，都有一些轶诗，不在现存的诗三百篇里面，都是周到春秋战国的东西。“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这个也是讽刺。庄稼在田里面要收获，要把庄稼料理好，还是很辛苦的，要到农田里面辛苦地劳动。你这个人啊，平时就是个吝啬鬼，生前不知布施，死了还把珍珠含在嘴里。
佛教讲“布施”，这两个字还是来自庄子，当然也不完全是庄子，因为《诗经》就有了。你生不布施，死了口中含着珠子，浪费钱财吗?你口中有珠，你保得住吗?盗墓贼来了，这个珠还是守不住。一般含珠是为了保存尸体，中国民间传说，只要有宝珠含在口里，尸体几百年乃至上千年都不坏。但也未必如是，马王堆那位辛追女士，口中好像就没有珠，但也保存了两千多年嘛。
那位“大儒”还继续说，“接其鬓，压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啊，有珠子，好呀，你就按照我给你说的程序，去把这颗珠子取出来。你要揪住他的鬓发或胡须，把他的下巴压下去，轻轻地用金锥子撬开两颊，慢慢地扩张他的嘴唇，千万小心别伤了珠子。这就是盗墓的一种程序，大概尸体还完好无损，如果尸体已经腐朽了，那就直接从口里把珠子拿出来就行了。
庄子为什么在这里说盗墓呢?实际上，庄子是用寓言讽刺那些剽窃古人东西的人。什么叫“口中珠”?就是历代先圣先贤的教法，他们的教法就是“口中珠”，三皇五帝，历代圣贤的典籍就是“口中珠”。不仅庄子讽刺儒者，甚至孔子都批判那些小人儒。
禅说庄子系列丛书由讲稿整理而成，语言幽默通俗。作者阐述哲理时多引用自身经历以及生活中的故事加以佐证，无形中拉近了和读者之间的距离。读此书，如同一位智慧的老者坐在你对面娓娓而谈，向你传授生活的经验。本书不同于一般的解读经典作品，没有逐字逐词的解释，也没有白话译文，有的只是作者将《庄子》和禅学融为一炉后的感悟。
拓展：诗经的体例分类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风、雅、颂”是按音乐的不同对《诗经》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诗经》多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
《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
《风》包括了十五个地方的民歌，包括今天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一些地方(齐、韩、赵、魏、秦)，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多半是经过润色后的民间歌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风”的意思是土风、风谣。
(十五国风：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huì〕、曹、豳〔bīn))
《雅》分为《小雅》(74篇)和《大雅》(31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
“雅”是正声雅乐，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布局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固然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但小雅中也不少类似风谣的劳人思辞，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何草不黄等。
《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40篇。
“颂”是祭祀乐歌，分“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本是祭祀时颂神或颂祖先的乐歌，但鲁颂四篇，全是颂美活着的鲁僖公，商颂中也有阿谀时君的诗。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根据十五国风的名称及诗的内容大致可推断出诗产生于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等。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辞气不同，音节亦异。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
“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表现手法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明喻和暗喻均属此类。《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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