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与《长恨歌传》比较论（通用5篇）由网友“表格妙笔”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长恨歌》与《长恨歌传》比较论，仅供参考，喜欢可以收藏与分享哟!
篇1：《长恨歌》与《长恨歌传》比较论
《长恨歌》与《长恨歌传》比较论
《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一篇《长恨》有风情”(白居易《续集拙诗成一十五卷》)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当然，作为唐传奇，陈鸿以史学家身份创作的《长恨歌传》也具有它的独特风格和一定的文学价值。在此，笔者就来浅谈一下两篇作品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一、相同点：
1、故事情节大致相同，同是写半个世纪前历史题材，并且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即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长恨歌》按其情节发展，可分四个大的段落：第一段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写杨贵妃进宫并得到唐玄宗的专宠。第二段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给李杨的爱情造成悲剧的结局。第三段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写贵妃死后唐玄宗刻骨铭心的思念。第四段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杨贵妃化仙后托道士将信物、密誓归报上皇，表述她绵绵无尽的相思。
《长恨歌传》则可分为五段：第一段从开头至“其为人心羡慕如此”，叙开元中，唐玄宗宠幸杨贵妃，册封她为贵妃。第二段从“天宝末”至“竟就绝于尺组之下”。写安禄山反叛，玄宗幸蜀，杨贵妃在马嵬坡被六军缢死。第三段从“既而玄宗狩成都”至“杳不能得”，写等到战乱平息，玄宗回京，思念贵妃。第四段从“适有道士自蜀来”至“南宫宴驾”，写玄宗派蜀山道士招魂，道士于仙山中遇到贵妃，贵妃拿玄宗以前赐给她的钿盒、金钗等作为信物，玄宗睹物伤情，心中哀痛，不久就谢世了。第五段从“元和元年冬十二月”至结束，写明了
《长恨歌》的题材来源及其全诗。
从上面两篇作品的段落内容来看，除《长恨歌传》的第五段以外，两篇作品都写到：贵妃进宫得专宠，安史之乱玉环之死，明皇刻骨铭心的思念和化仙后的贵妃托道士叙不尽的绵绵相思之情。所以说它们的故事情节大致相同。
2、主题思想大致相同，其中对李杨爱情的描写客观上反映了封建帝王的荒淫误国，因此都含有讽刺意味。从陈鸿对贵妃的态度即既同情她的不幸遭遇，又指出她给国家、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把国家祸乱的责任推倒女人身上，可以得出《长恨歌传》的'主题为“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那么白居易的《长恨歌》，尤其在诗的前半段，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劈头第一句就用““汉皇重色思倾国”提出，接着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讽刺是极明显的。即使在诗的后半段，白居易在歌颂与同情中仍暗含讽意，如诗的结尾两句，便暗示了正是明皇自己的重色误国造成了这个无可挽回的终身恨事。
3、都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尤其是贵妃的形象，生前与死后，外在与内在，始终保持着完整统一。
在两篇作品的前半节，作者除了正面描写了贵妃的动人的仪容，都用了衬托手法，“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虽有三夫人，九嫔，二十六世妇，八十一御妻，暨后宫才人，乐府娼妓，使天子无顾盼意。”侧面表现贵妃的美貌。那么再看对仙宫杨太真形象和心理的描写：她生活在虚无飘渺、彩云缭绕的仙山，周围是风姿绰约的仙子，单就这环境已把她衬托得飘飘欲仙，更何况是“冠金莲，披紫绡，佩红玉，曳凤舄”，“雪肤花貌”，“云髻半偏”，一副艳丽的容貌，让读者在欣赏时形成无比美好的审美影象，这种美好的容貌蕴涵着一种美好的感情：她虽然已经成仙，超越了生死，但她对为人时的爱情仍然是坚贞如一。两篇作品都通过太真“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追求，对“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的信念，和对“自悲曰：‘由此一念，义不复居此。复堕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旧’。”均表现了她对人间爱情的坚贞和延续。可以说两位作者对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非常成功的。
二、不同点
1、题材不同：
《长恨歌》是白居易感伤诗中的一篇叙事长诗，属诗歌;而《长恨歌传》是唐传奇，属于小说，具有小说的三要素。
不同的文体的特点决定了《长恨歌传》用的是叙述语言，《长恨歌》用的是抒情语言。如贵妃入宫、受宠、惨死这些主要情节，《长恨歌传》基本上用客观的调子来叙述，即使是在仙界见到道士也写的现实、具体。而《长恨歌》则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富有浪漫色彩，无论是贵妃入宫还是李杨欢娱、玄宗相思、贵妃致词，都显得缠绵悱恻，回肠荡气。
在《长恨歌传》中，从“唐开元中，泰阶平，四海无事。”到“天宝末，兄国忠盗丞相位，愚弄国柄。及安禄山引兵向阙，以讨杨氏为词。”，从“明年，大赦改元，大驾还都。”到“其年夏四月，南宫宴驾。”最后到“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每一具体时间交代清楚后，都具有小说的三要素，相应地写到人物、故事情节和环绕背景。即在写作手法上，《传》作为小说语言，如上所述，交代具体，故事的来龙去脉很清楚，弥补了《歌》的不足。
如果说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小说与诗歌相辅而行，诗人与小说家相互协作，白居易写了《歌》，陈鸿就写了《传》这样的唐传奇，那么诗歌，从古代的叙事诗到唐代中期也有着逐渐抒情化的变化，在这过程中，白居易是一个代表性诗人，他的《长恨歌》就是这方面最杰出的作品。抒情性贯穿于这首诗的始末，尤其是后半部分，更是用抒情性的细节描写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其力度震撼人心。特别是在“含情凝睇谢君王”以下，全诗进入感情的高潮，贵妃哀婉动人的寄语，在“唯将旧物表深情”的衬托下更显得情真意切;“天上人间会相见”又憧憬于未来，绵绵长恨与希望之光的叠映丰富了悲剧的内涵，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总之，在这首长诗中，诗人把抒情渗进情节，把叙事转化为抒情，客观对象和主观评价完美的统一起来，突出了爱情主题，表现了一种对爱情的审美理想。
2、对题材的处理不同：
《传》重在生前李杨欢娱及死后道士招魂，而《歌》除了以上两部分外，尚有玄宗避难途中回到宫中后刻骨相思，“圣主朝朝暮暮情”刻画出玄宗如影随形的相思;“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诗人通过虚拟的艺术处理，提炼出情人的典型动作，使诗中所赞美的“情”获得普遍的意义。总之，这一部分的情景交融，心理、细节的描写非常精彩，而且至关重要，使《歌》染上浓厚的悲剧色彩。而在《传》中，从“时移事去”到“杳不能得”仅四句，寥寥数句作为过渡，让玄宗、让读者，均不能尽兴。
3、感情倾向不同：
《传》的讽刺意味更强，如玄宗“政无大小，始委于右丞相”，“以声色自娱”，贵妃“才智明慧，善巧便佞”，以及杨氏家族的门户光彩，当时的歌谣都交代得较具体、充分。而《歌》中只在第一部分用典雅含蓄的笔调写贵妃入宫受宠等语涉讽刺，一方面表明玄宗爱得荒唐糊涂，但也不排除爱得热烈专一。尤其《歌》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写玄宗的相思之苦，诗的客观效果是同情远远地超过了讽刺，读者往往深爱其“风情”，而忘记了“戒鉴”，这不仅因为作者对明皇的看法存在着矛盾，而且和作者在刻画明皇相思之情上着力更多也很有关系。这样就带来了主题的多义性，历来就有讽刺说、同情说、双重主题说。
尤其是在陈鸿的《长恨歌传》中就明确指出玄宗“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邸”是为霸占子媳的丑行，而白居易为了更好地把李杨的爱情写得空灵一些，诗人用“养在深闺人未识”一句将玄宗帏薄不修的丑行一笔带过，为以后二人感情的发展布置下纯洁的背景。两相比较，感情判然，白居易对唐玄宗的回护更不待言。诗人巧妙地抓住了这一人们熟知的素材，有意将其中“情”的因素加以放大，剪去一些不必要的有可能破坏全诗主旨的枝蔓，用含蓄精炼的笔法描述二人从相聚到分离的生活。
又如，在写贵妃之死时，陈鸿描写的较细，并直接点出“请以贵妃塞天下怒”，而白居易用简洁而同情的笔墨写到“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诗人对李杨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无奈何”三字就说尽了杨贵妃无罪而死的百般因素。这样重要情节做了这样简洁的处理，说明诗人不是在再现历史事件的原貌，而是交代悲剧结局的过程，因为只有这样的悲剧结局，才能引出诗的后半部分，而且是更为重要的那半部分。
4、从人物形象和景物描写来看，《歌》善于运用气氛渲染、美的比喻、美与媚的结合，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鲜明。白居易那如椽大笔将这个故事的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高人一筹。尤其是诗中的景物描写，将“长恨”的心情与悲恸的神情融为一炉，移情入境是“化景物为情思”的典范之作。《传》在这方面就逊色多了。
5、从文学史地位看，《歌》弥补了中国叙事诗的不足，开启市民文学的先河，它是抒情与叙事结合的典范，它不仅吸收传统抒情诗的营养也得益于唐传奇的启示。可以说《传》与《歌》相得益彰。但是《歌》比《传》的艺术成就高，影响面上也广些。
《传》除了对于一些文学研究者和具有一定文学基础的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属于鲜为人知的作品，而《歌》却是古典诗歌中的不朽之作，从它创作问世到今天，在十二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审美价值，它是一首不朽的诗作，它在艺术上的成就，不同时代的读者或同时代的不同读者，或同一读者在不同时期去读，都含有不同的感受和发现。
总之，以上便是《歌》与《传》的异同之处。其实在文学作品中写这同一题材的作品还有宋传奇《杨太真外传》、元代《天宝遗事》诸宫调、《梧桐雨》杂剧、明代《惊鸿记》传奇、清代《天宝曲史》传奇、更有洪生写同样取得较高艺术成就的《长生殿》，当然不可否认，在现在与将来还会有人因不同时代的审美观和需要，写下这同一题材的不同类型的优秀作品，如《唐明皇》的剧本等，那么这些同题材的作品就如同大小各异的星辰，散发出各自的光芒。虽然《歌》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可它的光辉不会挡住《传》的光芒，它们是相伴而行的星，在文学作品的长河中交相辉映。
篇2：《长恨歌》、《长恨歌序》与《长恨歌传》的关系
《长恨歌》、《长恨歌序》与《长恨歌传》的关系
在中国，对《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一体化，以陈寅恪之说为代表。陈寅恪先生从文体方面着眼，先引用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卷8的话说：
唐之举人，先借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
然后根据此一段文字推论出《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关系：
既明乎此，则知陈氏之《长恨歌传》与白氏之《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赵氏所谓“文备众体”中，“可以见诗笔”(赵氏所谓诗笔系与史才并举者。史才指小说中叙事之散文言。诗笔即谓诗之笔法，指韵文而言。其“笔”字与六朝人之以无韵之文笔者不同)之部分，白氏之歌当之;其所谓“可以见史才”、“议论”，陈氏之传当之。
随后进一步推论说：
总括论之，《长恨歌》为具备众体体裁之唐代小说中之歌诗部分，与《长恨歌传》之不可分离独立之作品，故必须合并读之、赏之、评之。
陈氏的观点迄今在学术界仍具很大的影响，如邓乔彬、高翠元《〈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一文，就是在陈说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体裁的亲缘关系来感受它们同样为‘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
二是《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疏离。夏承焘先生在《读〈长恨歌〉：兼评陈寅恪教授之〈笺证〉》中从三个方面对陈寅恪先生的观点提出商榷，最后得出结论说：
《歌》与《传》之可以分离独立，此即为最自然、最了当之解答。元和间人虽好为小说，然白氏此歌，只是一篇故事诗而已，陈君必牵率以入小说之林，又强绳以赵彦卫温卷之体，求之过深，反成失实，是亦不可以已乎!
后来，吴庚舜发表了《唐代传奇繁荣的原因》一文，对陈寅恪的观点也提出不同看法：
所谓一韵一散的结合，却根本不是唐传奇的本来面目。首先，陈寅恪先生和他的赞同者举出的那些作品，除《长恨传》在叙述创作过程的部分提到《长恨歌》、《莺莺传》提到《莺莺歌》外，互相之间连这一点小小的、外在的联系也没有。也就是说，这些各自独立的、完整的诗篇和传奇，尽管题材相同，但它们是由两个不同的作家用不同的体裁写成的两个作品，不能生拉活扯硬拼在一起算作一个作品……其次，《太平广记》把《长恨传》和《长恨歌》刻在一起，在传末还有几句话来钩连《长恨歌》，似乎可以作为孤证来支持陈先生论点，但这个孤证是不足据的。
以上所引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以及其后学者无论是沿袭还是反对陈寅恪观点的文字，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没有全面利用日本流传的《长恨歌》资料。我们现在运用日本流传的《长恨歌序》，对《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加以研究，虽然尚难彻底解决歌与传的关系问题，但至少可以为《长恨歌》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补充新的材料。
日本流传的抄本《长恨歌序》，主要有六地藏寺藏本、《正宗敦夫文库》本、贞享元年刻印的《歌行诗谚解》所收的《长恨歌序》影印本，以及日本京都博物馆所藏的庆长古活字版影印本。序文有如下内容：
长恨者，杨贵妃也。既葬马嵬，玄宗却复宫阙，思悼之，致令方士求致，其魂魄升天入地，求之不得，乃于蓬莱山仙室，见素颜惨色。流泪谓使者曰：我本上界诸仙，先与玄宗恩爱之故，谪居于下世，得为夫妻。既死之后，恩爱已绝，今来求我，恩爱又生，不久却于人世为配偶，以此为长恨耳。使者曰：天子使我至此，既得相见，愿得平生所玩之物，以明不谬。乃授钿合一扇，金钗一股，与之曰：将以此为验。使者曰：此常用之物也，不足为信。曾与至尊平生有何密契，愿得以闻。答曰：但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曾复记否?使者还以钿合金钗奏。玄宗笑曰：此世所有，岂得相怡?使者因以贵妃密契以闻。玄宗流泪恸绝，良久语使者曰：方不谬矣!今世犹言玄宗与贵妃处世间为夫妻至矣。
有关《长恨歌序》的形成与流传，是白居易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下去。根据序本身的文字，大概有这样两种可能：
其一是白居易《长恨歌》原来就有自序，而中国的传本却散失了，因为白居易的诗传到日本比较早，在白居易生前日本就有传本了，故而在日本保存了下来。
其二是日本人由于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钦慕，故而根据《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内容，撰写出这样一篇序文。
两种可能中，我们认为第一种可能更接近事实。下面综合杨贵妃故事在日本的流传，与日本古代说话的情节，结合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背景加以考察。
日本中世以后，有关《长恨歌》的故事很多，如平安末期《俊懒髓脑》就收有《长恨歌》物语，《今昔物语》卷14有《唐玄宗后杨贵妃依皇宠被杀语》，稍后一点的有《唐物语》与《平家物语》所收的《长恨歌》物语。日本说话集有一本名为《注好选》(东寺观智院本)，产生于11世纪初期，是较早的说话集，现有东寺贵重资料刊行会编纂、株式会社东京美术昭和五十八年(1983)影印的本子。此本是仁平二年(1152)的古写本。仁平二年，相当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是南宋初期的一个写本。其中《汉皇帝密契》第110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更为重要：
此汉皇别杨翁女之后，心肝不安，夜天更难明，昼英却不暮，痛心安息，悲泪弥润，于方士令赍魂魄。方士升碧落，入黄泉，适于蓬莱仙宫见索(素)皃，相更问答，贵妃云：为遂宿习，生下界暂为夫妇，使者求吾丁宁得相见，早退依实可奏。方士云：御宇恋慕甚重，以言为证哉。贵妃授金钗一枝、钿合一扇云：此皇始幸时所赐物也。是以为证哉。使者云：是世所有物也。未决。犹有何密契?杨贵妃云：有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使者归报皇，时皇信之泣血流也。
在这个写本中，就如此详细地叙述了杨贵妃与唐玄宗的故事，可见这一故事在日本中世以后流传非常广泛。日本学者新间一美写了《白居易与〈长恨歌〉》一文，认为日本流传的《长恨歌序》是《注好选》这段故事派生出来的。但是我们仔细以这一故事与《长恨歌序》对照，则知序文所言的情况较《注好选》记载更为复杂，《长恨歌序》的语言也较《注好选》所载故事流畅通达，《注好选》所载故事出于日本人之手是无疑的。故而笔者以为《注好选》的文字应该是从《长恨歌序》再融合《长恨歌》所叙述的内容而成的。
我们如果对当时的政治背景加以考察，就可以了解人们对于杨贵妃是颇为同情的。因而白居易作《长恨歌》，以杨贵妃之死，作为长恨的因缘，也是顺理成章的。
对于安史之乱发生的主因，唐人的'看法往往与后人不同，他们认为是李林甫的误国造成的。即如陈鸿《长恨歌传》即云：
开元中，泰阶平，四海无事。玄宗在位岁久，倦于旰食宵衣，政无大小，始委于右丞相。稍深居游宴，以声色自娱。
这里的“右丞相”就是李林甫。《资治通鉴·唐纪》“天宝三载”称：
初，上自东都还，李林甫知上厌巡幸，乃与牛仙客谋增近道粟赋及和籴以实关中;数年，蓄积稍丰。上从容谓高力士曰：“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对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上不悦。力士顿首自陈：“臣狂疾，发妄言，罪当死。”上乃为力士置酒，左右皆呼万岁。力士自是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周绍良《长恨歌传笺证》云：“《长恨歌传》写杨贵妃故事，而首先提李林甫，主要是当时士大夫们认为酿成安禄山事变的，追溯源流，还是应该推到李林甫身上。”故而周氏引用崔群《论开元天宝讽止皇甫鎛疏》云：
安危在出令，存亡系所任。玄宗初得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治;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
又《资治通鉴·唐纪》“天宝十一载”则称：
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妬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
是知玄宗政治腐败，始于开元二十四年(736)。李林甫专权十九年，将唐朝政治弄得极度败坏。而杨贵妃受到玄宗的宠幸，是在此数年之后。故而后人将国家衰乱之责归之杨贵妃，是不恰当的。而对于唐玄宗来说，安史之乱后，有时对自己以前的用人不当有所悔悟与谴责，但对于杨贵妃的爱情却是没有变化的。因而对马嵬兵变中杨贵妃之死，只有怀念以至于痛心疾首。从这方面看，《长恨歌序》称“长恨者，杨贵妃也”，极为切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当然，白居易的《长恨歌》与陈鸿的《长恨歌传》又是根据民间传说而写成的，因而对于《长恨歌序》中杨贵妃死后成仙事，以及唐玄宗遣方士寻觅事加以说明，也是符合当时作诗的情况的。
至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写作，则有先后的关系。根据《文苑英华》本《长恨歌传》云：“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则《长恨歌》作于前，《长恨歌传》作于后。而参以白居易《琵琶行》等诗，凡叙述较为复杂的事情而为诗者，白居易均作序加以说明缘由，故而《长恨歌》本来有序，也是符合情理的。
但《太平广记》本《长恨传》末尾与《文苑英华》本有异：“至宪宗元和元年，盩厔县尉白居易为歌，以言其事，并前秀才陈鸿作传，冠于歌之前，目为《长恨歌传》。”对此，汪辟疆加以阐释说：“嗣从《文苑英华》七百九十四得此文，与旧所肄者，文句多异。末段叙及鸿与王质夫、白乐天相携至仙游寺，质夫举酒邀乐天作歌一节，为《广记》本所无，乃知宋初固有详略两本;否则《文苑英华》为鸿之本文，《广记》所采，或经删削者也。”
由此可以推论，白居易在撰写《长恨歌》时，是有序作说明的，后来，这篇序与《长恨歌》一起被传到日本。中土传白氏诗者，到了宋初，因为陈鸿《长恨歌传》叙述故事始末较详，故而置于《长恨歌》之前，而原有的《长恨歌序》渐次散失。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太平广记》、《丽情集》等在引用《长恨歌传》时，也对其文字加以删削，并在文中即称“冠于歌之前”。而从现存的《长恨歌》、《长恨歌序》、《长恨歌传》的关系来看，序与歌是一体的，而传与歌是疏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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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论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思想
论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思想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ji)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开元盛世无比怀念的情绪。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导火索。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
的中心话题。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杨妃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
《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
叔向母日： “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日： “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入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长恨歌》实际处于这样一个交汇点上：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慨，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像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甚至于在佛教世界中消极避祸、闲散自适，使其政治、文学生命黯淡无光。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中唐土人在封建政治辗压下极为渺小而懦弱的一面。实际已放弃了一度用以自勉的积极、负责的现世精神，而佛教思想中妥协、避世、庸俗、自私的宿命论思想最终左右了他的生活哲学。
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幼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
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在此之后，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异的《长生殿》等据此而创作的作品，不论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成就与白诗相比，已然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篇4：杨玉环与长恨歌
杨玉环与长恨歌
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唐代]的绝世佳人杨玉环降生于西蜀。之后，唐玄宗幸骊山温泉宫初见杨玉环而为其姿质丰艳，倩盼警颖，举止闲冶所倾倒，立即度为女道士，居住太真宫。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册封玉环为贵妃，从此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个帝王与后妃的爱情悲剧故事。它竟是唐王朝由盛到衰过程中的一个插曲，既是那么哀艳动人，而又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无论古往今来的人们怎样评说，但都承认杨贵妃是中国历史上女性美的典型，正象富贵艳丽的牡丹体现唐人的审美观念一样。
杨贵妃祖籍弘农华阴(陕西华阴)，后来迁居蒲州(山西永济)。其先世都是高级官员，曾祖父令本也还作过金州刺史，此后家道衰落。父亲玄琰任蜀州司户参军。蜀州在西蜀，辖晋原、青城、新津、唐兴四县，州治晋原县，即今四川省崇州市。司户参军是州里主管民户的佐吏，属初等职官。杨玄琰大约于开元初年在蜀州供职。历史文献中有贵妃“父玄琰，蜀州司户”的记载，但只有宋初学者乐史的《杨太真外传》较详谈到贵妃的出生地：“父玄琰，蜀州司户。贵妃生于蜀，尝误坠池中，后人呼为落妃池。池在导江县前。”[唐代]导江县即今都江堰市聚源镇，与蜀州接邻。导江县前的落妃池，在今都江堰市聚源镇导江村，遗址犹存。池呈圆型，较小，占地1亩多。周围是肥沃的农田，金黄一色的稻谷;池边有一卷当地人称为“水东瓜”的树木，芳草如烟，青苍葱茜，景色秀美。贵妃在孩幼时喜爱在池边玩耍，不慎落入此池中，于是这个小池因而有名了。后世文人杨慎有诗：
妃子池莲玉女房，温柔元近白云乡。
光涵色界三千顷，润及华清第一汤。
王培荀亦有诗云：
入水明珠色满池，先教玉液洗凝脂。
海棠未破东风软，可是华清出浴时?
诗人们都联想到这个小姑娘后来在华清宫温泉赐浴，初承恩泽之事，似乎早有征兆了。落妃池附近有一座杨家院子，相传就是当年玉环住家之处，被称为“杨妃宅”。可以推测：杨妃宅即是杨玄琰任职蜀州时之住宅，玉环当是在此出生的。沃野千里，物产丰饶、景色秀媚之川西平原，钟灵毓秀，不知多久的积聚才诞育了一位绝世佳人。这可能有一种神秘的文化原因。
大约杨玄琰在女儿几岁时便死于蜀州，故史称“妃早孤”。叔父河南府(河南洛阳)士曹杨玄敫收养了玉环。她在这新的环境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十七岁时已出落得亭亭玉立。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被选为玄宗皇帝之子寿王的妃子。命运的安排特别巧妙，玉环终因“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又成了玄宗的贵妃，得到了创立盛唐基业的一代帝王的真正的爱情。唐玄宗由政治修明变为昏庸荒淫，唐王朝由盛世转入衰败，安史之乱的战火蔓延，皇室入蜀逃难，这一切的社会重大责任，如果都由杨贵妃来承担，未免是过于夸张而且非常不公允了。杨贵妃不具备武则天那样的`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品质，她仅象一般女人那样追求爱情和虚荣，努力享受人生的幸福。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皇室一行避难入蜀，途经马嵬驿时，六军不发，虽然太监高力士说“贵妃诚无罪”，然形势所逼，玄宗只得命高力士于佛堂缢杀贵妃。可怜她才三十八岁，竟香消玉殒了。玄宗入蜀后禁不住痛苦地思念贵妃。后来文人杨慎猜想玄宗行宫见月之时，是否知道蜀中尚有落妃池遗址，他说：“不知见月行宫夜，曾梦芳魂此水傍?”很可能玄宗并不知道蜀中有个落妃池，如果知道，也许他会去悼念一番的，远胜升天入地去寻觅芳魂了。 杨贵妃自幼年离蜀中后，再也没有回到她的出生之地了。她真是“祸水”、“尤物”或“妖姬”吗?百年以后唐末战乱，唐僖宗又象玄宗一样率领皇室入蜀避难，当回经马嵬坡时有感而赋诗云：
马嵬杨柳绿依依，又见鸾舆幸蜀归。
泉下阿环应有语：这回休更罪杨妃。
僖宗早已代杨贵妃诉说了冤魂的不平之恨了。
长恨歌
[唐代]白居易 著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士，可怜光采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翅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
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
天旋地转回龙驭，至此踌躇不能去。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
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
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
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金阙西厢叩玉扇，转教小玉报双成。
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
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
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
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
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
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
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简析:
本诗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只开头一句以[汉代]唐，其它地名、人名都是实的。诗写于宪宗元和六年(806)冬天，诗人正任屋(今陕西周至)县尉，有一次和陈鸿、王质游仙游寺，经王提议，与陈鸿相约将当时正在民间流传的关于玄宗和宠妃的爱情故事写成作品，陈写成《长恨歌传》，白写了这首诗。诗以喜剧开头而转成悲剧，虽然作者的立意是“欲惩尤物”，却成了一首爱情的颂歌。这首叙事诗的最成功处就是抒情，相当复杂的情节只用精炼的几句就交代过去，而着力在情的渲染，细致地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的浓烈和贵妃死后双方的思念之情。其中有不少名句感人至深，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传诵。诗中戏剧化和神话化的描写和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也是它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的原因。
篇5：《长恨歌》与安史之乱
《长恨歌》与安史之乱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这是《长恨歌》里面的句子，你知道它讲的是什么故事吗?
没错，就是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是中国唐代玄宗末年至代宗初年(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由唐朝将领安禄山与史思明向唐朝发动的战争，是同唐朝争夺统治权的内战，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促使唐代开始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由于发起反唐的指挥官以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为主，故事件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其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
起因
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声色犬马，权欲熏心，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 。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李林甫在位期间把持朝政十九年，后上位的杨国忠更是变本加厉，妒贤嫉能，骄纵跋扈，又与安禄山不和，争权夺利多年，是安史之乱的导火线，对了，杨国忠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唐玄宗宠妃杨贵妃的哥哥。
安禄山起兵
唐朝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公元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15万士兵，号称20万，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当时国家长久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民疏于战，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当地县令或逃或降。短时间内，就控制了河北大部郡县，河南部分郡县也望风归降。
马嵬坡兵变
马嵬坡兵变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事件之一，一代宠妃杨贵妃在此处香消玉殒
唐玄宗一众到了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市西北23里)途中将士饥疲，六军愤怒，陈玄礼认为杨国忠作乱才导致安禄山谋反，请李辅国转告太子想杀杨国忠的意图
这时吐蕃使者正率领20多人围堵杨国忠，抱怨没食物。有官兵喊：“杨国忠与胡虏谋反!”杨国忠骑着马逃到西门，被众人杀死肢解，头被枪挑着竖在驿站门口。户部侍郎杨暄、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和魏方进被一并杀死。国忠妻裴柔同及儿子杨晞、虢国夫人及其子裴徽在陈仓被县令薛景仙杀死。陈玄礼及韦谔请求玄宗杀死杨贵妃。高力士劝说玄宗保军心安定，杀死杨贵妃。玄宗忍痛命令高力士在佛堂缢死杨贵妃。此后，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及其子李倓、李俶北上灵武。后世史家认为“马嵬之变“是一场“有计划的兵变“。长安失陷，君储逃亡，安史之乱进入最高峰。
史思明复叛
史思明是安史之乱里的另一个主角
安庆绪，即安禄山之子，杀父称帝后，对史思明收其溃散的残部不满，欲找机会除掉史思明，史思明向唐廷奉上归降书，愿以所领13郡及兵8万降唐。唐肃宗得报大喜，封他为归义王，兼范阳节度使。但史思明“外示顺命，内实通贼”，不断招兵买马，引起唐肃宗警觉。唐朝廷策划消灭他，不料计划外泄，史思明复叛，与安庆绪遥相声援。
乱事告终
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二年，史朝义部下田承嗣、李怀仙相继向唐军投降，史朝义无路可走，于林中自缢死，其余部分叛将投降，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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