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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子书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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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子书论略

篇1：两汉子书论略

两汉子书论略

两汉居周秦之后,承诸子之余绪,子书继续繁兴.这些著述之作在风格上能紧相承传,以“博明万事”为旨;在理论上自成体系;在内容上有所侧重,多以“治道为主,偶及哲理”;在艺术上更自有特色,尤其是在捃摭经文之风盛行之际,这些作家不因循,自树立,其文章保留了明快、流畅、活泼的'文风,为沉闷单调的文坛带来了生气.与先秦诸子之文相比,两汉子书虽发明不多,但其辨事议政,切近社会,于现实多有发挥,影响深远.

作者：闵泽平作者单位：三峡大学,中文系,湖北,宜昌,443000,China 刊名：周口师范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OUKOU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19(4) 分类号：B234 关键词：两汉子书治道宏博明快

篇2：浅谈提比略统治早期的两次日耳曼战争

浅谈提比略统治早期的两次日耳曼战争

读帝政时期的罗马史，一直对日耳曼尼库斯其人颇感兴趣，他大约是惟独的在各种史料中均能保持风度优雅及声誉良好之类评价的帝国显贵了。虽则可以断定不乏籍着父荫的成分，但立身行事的正派总是无可否认，不然，以苏维托尼乌斯巨细靡遗的对私生活的收集癖好，又怎能对他独独放过，甚至采取褒扬和同情的笔法呢？日耳曼尼库斯是否真被视为“共和孤儿”，这我也不敢妄议，毕竟手上一来没有度量意志的容器，二来有关罗马精神的了解，也仅限于“威力”[numina]之类而已。可是对于留下这许多讲宽容的佳话[详细可见编年史中他和杜路苏斯的友谊，对皮索的容忍]的人物，总是忍不住想写点什么。

最初宣称的还是要墨守传记形式，然而两个理由不得不使我放弃：写传记的素材取诸何地？无非是商务或三联的普及读物，最多胜出的也就用英文的搜索引擎觅得少量残篇。在日史尚且可以说是打地基，不失为有益的工作，对于罗马史而言，无非是把人物的事迹略做麇集，由编年的体例里拆散些零件，装到自己的骸骨上。而这样一种行状类的照抄便很有价值吗？与其如此，我却宁愿将自己的主要参考书目作为文章的主体，有爱好的朋友不妨按图索骥，从塔西佗或是迪奥.卡西乌斯的原著里汲取营养，相信所得必丰。而利用本身浅陋的知识，尽可能的转译些原始材料，或许才是我们治学的正经亦未可知，这也确是我今后计划内的一部分。后来渐渐泛起点自利心，以为观众大约是比较喜欢谈战争，而日耳曼尼库斯短暂人生功业之大半，即是在日耳曼的森林中取得的胜利及凯旋的荣誉，作为统帅的恺撒之决断，凯奇纳的勇敢，罗马军队的刻苦和坚毅，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多数日耳曼人对自由的执着，他们的领袖阿尔米尼乌斯屡败屡战，却始终不屈的精神，也使得画卷的铺展越发显得波澜壮阔，如果我们以前还仅认为罗马的舞台是整个地中海世界，并且罗马人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日耳曼尼亚所濒临的大洋，无边无际，和我们相距，真所谓各在天一涯”引自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 那么现在，至少可说这“景物荒凉，风光凄厉”之地是分得了它应具的辉煌。这样一段事迹，怎么看都不失做小说创作的好脚本，甚至是为任何的艺术体式所采用。然而如此感性的认识以历史的眼光看来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尤其是以作者所描写的经过本身就极有可能是取自再三转述的感性认识，其不可靠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么，抛开所谓情绪化的细节，从技术角度谈战争理论和战争实践，是否更合适些？远征主力在经过沼泽时一面修补已塌陷的堤路，一面戒备敌人进攻，最终以构筑营地，轮替工作的方式抵御偷袭的情形，颇多合于军事工程学之处；双方在会战前鼓励士气的演说似又可做军事心理学的研究；至于战术，军制，指挥，情报，管理等各方面，都是值得拓宽并及纵横比较的大论题。这样的专著，没有一定的军事眼光而又试图在几句话里交代清楚，不啻班门弄斧。

胡乱扯些无关的废话，其实想说的大体可归总如下：在下学识浅薄，而眼高手低，不甘总是取了凉白开加工成矿泉水兜售，自己的东西掰不出来又舍不得这好题材，就仿佛易醉的邮差遇见绝佳的白兰地，唯一的途径还只得浅尝辄止，大体上对于酒的色味，稍有些与旁人不同的见解，也就够了。

一

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统治者通常以此为工具实现所欲达到的目的，经济的，政治的，或者其他。在此，我们是否应当同意塔西佗著作中的观点：罗马以规模庞大的军力再三投入到他们素不熟悉的地理环境中，[第一次战争前期{公元}派遣1的军团士兵，以及数逾6000的辅军精锐，后期{公元}倍于此，莱茵河左岸的八军团全部出动，再加上15000的辅军部队以及临时征募的日耳曼地方武装；第二次战争{公元}虽声势不及，然而1000只船所组成的运兵舰队亦可称的上是蔚为大观]仅是[普通士兵]为了赎他们在哗变中所犯下的罪，以及[高级军官]取悦于他们的主子提比略，于是年轻的皇子给了部下机会。不，倘使战争竟是如此轻率，奥古斯都又何必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溃败消息传来后，悲号“还我军团”呢？更何况此刻帝国的主宰，是执行比养父更为谨慎的对外政策的提比略，他如非觉得必要，断没有理由冒险。当然，士兵的羞耻心和罗马人一贯注重荣誉的传统，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战争的胜利，但这是条件，而非原因，尤其在遭遇自然肆施淫威时，这一条件的作用就更显微不足道了。

塔西佗固是良史，一方面在于他为我们保留并搜集大量可供研究的原始资料，一方面也是因了辞章的简洁有力。但自五贤帝治世迄今，历史的方法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果我们还墨守传统，单纯的将其理解为人物的历史，所谓分析也仅停留在人物关系[政治层面]上，甚至溯及人物的内心世界，未免嫌视界狭窄。就我们现在所考察的两次日耳曼战争为例，我以为其原因，还是偏在社会经济方面。

[一]，日耳曼尼亚的**使整个日耳曼和山外高卢的经济活动受到影响。

从恺撒统治以来，意大利所产的葡萄酒即行销日耳曼，而这民族的好酒贪杯也是闻名的，再加上他们在财务管理方面的能力极差，由此推想则酒类贸易给罗马带来的利润不会很少。至于高卢人在罗马化后就表现出对金钱异常的执着，他们之于意大利和日耳曼都有大量的出口，帝国财库的丰裕得高卢的税金助力不小，至于阿非利加和埃及，主要被视为粮食供应渠道和皇室私产所在，东方各省往往内部消耗比较严重，所以，阿尔米尼乌斯领导的反抗联盟，必然导致西部形势恶化，引起连锁反应。第二次战争前，[编年史]上甚至出现“高卢诸行省已不再能供应马匹了”的记载，这不仅说明战争消耗之巨，也从侧面揭示高卢的商贸交通受到严重妨害，致使他们无力抑或不能购获马匹。[当时高卢境内为罗马提供骑兵和马匹的主要是特瑞维累人，他们是罗马人的忠实盟友，以善骑著称。]由此可见情况确实难以令人持乐观态度，如果未能尽快摧毁反抗势力，将直接影响到罗马的民生，进而危及统治。

[二]，自然灾害的雪上加霜。U??} zFeX h|7= PKx “# J%K.”*; : oP 66wen．com t9 5g g E ,ej2K"d UT

主要还指水患。内战结束后意大利新辟田亩多数都在平原地区，这些易积水的相对低地，在未经系统的修筑水利工程前，往往一次山洪爆发便能将沃土变成死水的沼泽，如果天气炎热，更会促使疟疾散布。奥古斯都统治末期，提比略统治初期，台伯河流域的水患问题显然是十分严重的，自治市和移民地住民深受其苦，否则不会主动要求政府组织疏导。我们再从空间上对照来看，正是边境受到威胁的同时。以往尚可以籍高卢之有余，补罗马之不足；现在则稍有不慎，内忧外患将以具体的形式全盘发作，故恢复北方的秩序来拯救罗马，便成了当务之急。另一方面，提比略之所以始终回避远行，也正为防止不满情绪的失控。[虽然就如何疏导的讨论无果而终，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台伯河不再为祸，直至公元四，五世纪，灾难方对帝国施以总清算，“罗马热病”可说是持久而可怕的表征了吧]论文浅谈提比略统治早期的两次日耳曼战争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平定日耳曼的事业或许会将罗马拖进战争的泥淖，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提比略才坚持招回他的侄子，尽管日耳曼尼库斯很有大将风范，但毕竟血气方刚，难保不会为了追求荣誉变的盲目，看他在两次战争中的举措，每有不顾实际情况制定行军计划并以压力要求完成的例子，幸得麾下将领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军人，很难想象，如果“长桥战役”中的指挥者不是凯奇纳而是谢雅努斯之徒，瓦鲁斯的悲剧未始没有可能重演。然而日耳曼尼库斯毕竟是大大削弱了反抗军的实力，最终内部的不和使联盟分崩离析。这战争实是代价高昂的赌博，最终皇子取得了胜利，纯军事视野中“特洛伊的'胜利”，至于社会经济则摆脱桎梏，损失虽然惨重，但在短时间内即得到补偿。下面转换角度，谈谈日耳曼人失败――如果可以这样认为――的几点原因。

二

自从公元前1钦布里人首次劫掠罗马边境以来，日耳曼蛮族的军事声誉始终长盛不衰，即使恺撒统御的部队，面对他们时都发生恐慌。这民族的作战方式并无特出之处，对于军阵的节度远逊马其顿人，骑兵队也不如高卢和吕息坦尼亚的机动灵活，但因为他们得了地利的优势，每于战斗中又能充分发挥其初民的兽性，往往在声势上已先压倒对方。《日耳曼尼亚志》中有关“拔力吐[BARRITUS]”描写就是很好的例子，它其实是祭司们创作的赞美索尔神（THOR）的颂歌，逐渐在行伍中通行，作为鼓舞士气的手段。因日耳曼联盟的军队，实质上就是动员各部体格强健之成年男子组成，方言未必相通，习俗也不尽相同，唯于祭神一事不敢懈怠，难怪塔西佗称之为“心的共鸣”，也就是因此造成同仇敌忾的氛围。之所以判断这样带有军歌性质的曲调是由祭神颂歌演变而成，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即日耳曼人在开战前总是根据“拔力吐”的情形来预测战役的胜负。此外，他们的迷信――光荣战死者可进入奥丁的宫殿瓦尔哈拉（WALHALLA），也是能保持军事优势的重要因素。

但这倔强的民族终被压制，两次战争均以失败告终，难道要归咎于阿尔米尼乌斯缺乏战术眼光吗？我想不是。一世纪初期，日耳曼尼亚其实已陷入分裂。首先，是日耳曼各部族间的不和，他们的敌对主要是为了争夺生存空间，车茹喜人[CHERUSCI]长期与世无争，部落风气萎靡，缺乏尚武精神，虽然未曾结怨强邻，却被夺去了大半土地。这种争夺具有符合自然法则的传统性，呈现出单向的往外挤压的流动过程，他们不得不冲出森林，甚至渡过莱茵河以求生存，这就必然导致和扩张中的罗马的冲突。正因此，他们能够团结抵御外敌入侵，而为什么车茹喜人阿尔米尼乌斯军中主力多为卡狄人[CHATTI]至此也可以被理解。其次，亦有相当数量的日耳曼部落投到罗马人一方，如巴塔威人[BATAVI]，马提雅契人[MATTIACI]等，他们以穿托伽，建奢华的浴池为乐，文化程度也颇高，其代表人物阿尔米尼乌斯的岳父塞盖司特斯，他的演说术水平与地道的罗马人相差无几。他们当然也在军中服役并获得各种荣誉。由于这些人的帮助，远征士卒在物资补给和行军方面获得便利；对于反抗联盟也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因为无法预知誓言并肩战斗的同胞是否已怀贰心]。再次，反抗联盟内部也分成两派，阿尔米尼乌斯和他的叔父音吉奥美路斯分别是这两派的首领，音吉奥美路斯位尊年长，在罗马人中很有威信；阿尔米尼乌斯则掌握大部队的军事指挥权。这样的格局自然要发生矛盾，他们之间的争执在第一次战争期间尤为明显，最终阿尔米尼乌斯迫于压力，采用音吉奥美路斯的作战方案，导致联盟丧失了本来具有的优势，反被罗马人击败。更何况还有受罗马收买的马可曼尼人国王玛罗波杜乌斯的从中掣肘，这样的局面，怎能与百年前单纯迁移性的进攻相提并论呢？

篇3：汉魏两晋南北朝文人诗序论略

蒋振华

内容提要考察汉魏两晋南北朝文人为诗作序的情况，大体分为自序和他序两种。这些诗序

构成诗歌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交代创作缘起、延展创作主旨、注解物理事象、发表

文学见解、和合创作潮流等叙事、抒情、阐释、说理、审美、导读等功能角色。

关键词诗序功能话语

序，作为一种文体，始出现于汉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序之体，始于《诗》之《大序》。”《诗大序》属于为他人之作而序的情形。另一种情况则是为自己的文章书籍而作，如《后汉书・冯衍传》云：“(衍)所著赋、诔、铭、说、《问交》、《德诰》、《慎情》、书记说、自序、官录说、策五十篇，肃宗甚重其文。”据郭英德先生统计，《后汉书》共著录文体六十二种，“自序”为其中之一（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第71页），，可见序在汉代的写作已然成风。这种文体的功能或作用，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称其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亦即按次第叙说事或理，故《文心雕龙・论说》云：“序者，次事。”

考察汉魏两晋南北朝文人为诗作序的情况，大体也分为上述他序和自序两种，但绝大多数为自序。这些诗序的创作经历了由汉代开始出现到魏晋繁荣昌盛，至南北朝相对消歇的发展过程，构成诗歌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叙事和议论等功能，有着较高的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探究于此，更有利于学界认识“序”体在此时期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和地位。

一

这一时期的文人诗序，在表现形式上区分为诗人单个诗题下的诗序（包括组诗中的总序和分序，或称为大序和小序）和为诗歌总集作的序。前种形式即为自序，后种形式即为他序（但诗集中也包括作序者的诗作）。

在我们较为完全的统计中，此时诗序凡一百四十四篇，其中汉代计五篇，三国计十篇，两晋计八十五篇，南朝计四十三篇，北朝计一篇。其中自序一百三十四篇，占压倒多数；他序十篇。在自序中，单篇之序计一百零四篇，汉代三篇，两晋六十四篇，南北朝三十三篇。组诗之序计三十篇，其中有总序和分序者两篇，即束皙《补亡诗六首序》，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序》，类似于《毛诗》之大小序；只有总序而没有分序者所占比重最大，有二十五篇；统摄于同一大诗题之下只有分序而没有总序者三篇，即陆云《赠顾骠骑诗二首序》、《赠郑曼季诗四首序》，郑丰《答陆士龙诗四首序》。

从文人为自己诗歌作序的情况看，其序篇数量的多少也大体和他的诗作数量的多少成正比，甚至与他在文学史上成就的高低成正比，这个现象说明诗序的成就和地位与作家的成就和地位相映成趣，即作家成就的高低决定或影响诗序的被取舍。分朝代阶段来看，三国时期，以曹植诗歌成就最高，其诗序数量也最多，为四篇。两晋诗歌无疑以二陆、陶渊明为出类拔萃者，他们的诗序也是最多的，二陆均为六篇，陶渊明为十五篇。南北朝为诗序创作的消歇期，但诗歌成就较著者如谢灵运、鲍照、江淹、

萧统、萧纲在诗序作者中仍然为数量之多者，分别为十二篇、二篇、三篇、二篇、三篇。上述情况表明，诗序作为一种有诸多功能的文体，已被文人诗家们越来越普遍接受和认同，与诗歌一起构成有机整体，共同完成文学创作活动。

从文人为诗歌总集（或为他人之诗）作序的情况来看，在现存的十种序文中，也以两晋所作数量最多，凡六篇，分别为程咸《华林园诗序》，石崇《金谷诗序》，王羲之《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释慧远《念佛三昧诗集序》，佚名《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这也说明两晋为诗序创作的旺盛时期。其余四篇他序分别是东汉《毛诗序》，南朝宋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南朝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南朝梁徐陵《玉台新咏序》。上述序中，多为写景状物的山水诗之结集作序。

二

此一时期的单篇与组诗之序，从诸多方面立意属笔，发挥出丰富多彩的功能和作用。它们既是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繁荣了此时期的散文创作，尤其对南北朝山水小品文贡献突出。

为赠别和应答之诗所作的序，补足此类诗歌题材的主旨，是单篇与组诗之序的一个重要功能，在诗序中所占数量最大，初步统计有三十九篇，其中尤以两晋所作诗序最多，占三十一篇。

赠答诗之序在补足作品主题的功能上，其表现形式主要有如下两种：一是交代赠别之由，申述赠别的背景材料，具有叙说缘起，充当叙事语体的功能角色，使诗作涂抹上“史”的色彩。如曹植《赠白马王彪并序》，应亨《赠四王冠诗并序》，陆机《答贾谧诗并序》，江伟《答弟广平贺蜡诗序》，谢灵运《赠安成七章并序》、《赠从弟弘元诗六章并序》等。在这几篇诗序中，曹植《赠白马王彪并序》堪称代表，最具叙事语体的“史”的功能，其序云：“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此序除了补足写诗之缘由，其创作意义还在于暗示了汉魏禅代之际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和魏室诸王的历史命运，其叙史价值非常明显，检校陈寿《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其中有云：“（黄初）四年，（任城王）朝京都，疾薨于邸。”陈寿闪烁其辞，为尊者讳，对稽曹植此诗序，则曹彰之死因昭然若揭，故诗序还以历史本来面目。

在申述赠别应答之由的诗序中，以对方迁官、徙职、征调上任之因而赠诗作序者之数量最为可观，这些序文承担着人物系年的叙事作用，也是一种叙事语体。此类诗序篇幅一般短小，写作平实质朴，粗略统计约十一篇，其中傅咸、陆机、陆云、潘尼、陶渊明、谢瞻、谢灵运等诗坛宿将都有此类诗序。如陆机《答贾谧诗并序》云：“余昔为太子洗马，鲁公贾长渊以散骑常侍侍东宫积年。余出补吴王郎中令。元康六年入为尚书郎。鲁公赠诗一篇，作此答之云尔。”这个诗序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文人系年信息，元康六年即公元2，陆机“入为尚书令”，是他与弟云二度入晋朝，是年，张华为司空，其政治活动也愈益频繁，陆机兄弟参与其中；同年，以贾谧为中心的“二十四友”集结形成，陆机兄弟亦参与其中；又同年，石崇召开诗坛盛会“金谷之会”，随即有《金谷诗集》的诞生。而序中所云陆机与贾谧诗作往返酬答，足见贾、陆在“二十四友”中创作活动之盛，也证明了陆随贾之殷勤密切。

二是于赠别之际，多诉安慰、奉劝之怀，以表相思怀念之款，暗示双方情谊之深，亦作为对诗歌主旨的补足。此类诗序多半充当抒情语体的功能角色，其著者有曹植《离友诗三首并序》，陆机《赠弟士龙诗十首并序》，陆云《赠郑曼季诗四首并序》，陶渊明《答庞参军并序》，傅咸《答辛旷诗序》等。如陶氏《答庞参军并序》云：“三复来贶，欲罢不能，自尔邻曲，冬春再交，然良对，忽成旧游。俗谚云，数面成亲旧，况情过此者乎？人事好乖，便当语离，杨公所叹，岂维常悲。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老病继之。辄依周礼往复之义，且为别后相思之资。”此序申足诗歌怀忆相思之感，字里行间亦含对故交好友的离别深情，造语平淡却情蕴深厚。从风格上讲，陶渊明的十五篇序（为此一时期

诗序数量最多者），如同其诗歌一样，也表现出为苏轼所指称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趋势。

为抒怀、感时、咏物、颂赞之诗所作的序，大多发挥着阐释、演绎的功能和作用，充当诗歌的'导读语体之功能角色。这类诗序主要有张衡《四愁诗并序》，石崇《楚妃叹并序》、《思归引并序》，陆云《赠顾骠骑诗二首序》，郑丰《答陆士龙诗四首序》，刘琨《答卢谌诗并书》，卢谌《赠刘琨诗二十章并书》，曹毗《双鸿诗序》，苻朗《拟关龙逢行歌序》，范泰《鸾鸟诗序》，鲍照《松柏篇并序》，范晔《双鹤诗序》，王叔之《伤孤鸟诗序》等。以张衡《四愁诗并序》为例，其阐释话语尤显必要，因为诗中所写人物、指称深邃晦涩，故序文有诠释之语云：“时天下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以水深雪�为小人，思以道术为报，贻于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再如曹毗《双鸿诗序》云：“近东野见有养双鸿者，其仪甚美，又善鸣舞，虽志希青翠之游，身非己有，物之可感，良谓此也。”曹毗的《双鸿诗》今不存，但序文阐释的以物观人的事理，多少演绎了诗人的人生感悟，由此序可以推知诗歌蕴含的基本内容。四言诗在此一时期没有完全退出诗坛，在赞美、颂扬人物令德、美誉、才思和勋功等题材上，此体多为所用。由于赞颂之体，“纤巧曲致”，“促而不广”（《文心雕龙・颂赞》），因此，作诗者以序来伸展阐发，衍释四言与颂赞两体的局促与曲致，也是势所必然。此类诗序如陆云的《赠顾骠骑诗二首序》《赠郑曼季诗四首序》、共五篇，郑丰的《答陆士龙诗四首序》共三篇。以郑丰的《鸳鸯》六章之诗序为例，其阐释性话语明白通彻，使诗歌的典雅奥涩趋于淡泊浅近，其序曰：“鸳鸯，美贤也。有贤者二人，双飞东岳，扬辉上京，其兄已显登清朝而弟中渐，婆娑衡门，然其劳谦接士，吐握待贤，虽姬公之下白屋，洙泗之养三千，无以过也。乃肯垂顾惠我好音，思与其游道德之乐，结永好之欢云尔。”这不单是对诗题的阐释，也是对晋伐吴时重臣张华所云“伐吴之役，利获二俊（陆机、陆云）”的权威话语的一种阐释。此类诗序多为组诗名义下的小题而写，如上举陆云的释《有皇》、《思文》、《谷风》、《鸣鹤》、《南衡》，郑丰的释《鸳鸯》、《兰林》、《南山》，此外，束皙的《南陔》、《白华》、《由庚》、《崇丘》、《由仪》诸诗虽不为颂赞之辞，但其序都是对这些题目的解释，故亦属阐释语体。

通过诗序之体来阐述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文学思想，《毛诗大序》首开先例，从此序者争相为作，与此一时期文学理论争鸣的主流趋势遥相呼应。此类诗序充当发表理论见解的议论语体之功能角色，共同促成文学思想的繁荣。其表现形式有如下两种：

，曹植《鼙舞歌五首或是直接议论，序文各自从不同角度阐述文学观点，此类诗序有《毛诗大序》

序》，傅玄《拟四愁诗四首并序》，石崇《王明君辞并序》、《思归引并序》，陶渊明《游斜川并序》，谢灵

第一文库网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并序》，鲍照《代白�舞歌词四首并序》等。在这些诗序中，除《毛诗大序》较为系统全面表达诗歌理论外，余者林林总总，或突出一点，或兼论几方，议论语体简洁明晰。如曹植序强调对乐府诗的求新变，傅玄序对张衡七言诗的评价，称其“体小而俗”，石崇序对音乐新声的重视，陶渊明序主张诗歌与山水之美的结合，谢灵运序强调诗歌风格、文学风格与诗人作家人生遭际、时代环境之关系，鲍照序主张追求文、雅，江淹序强调审美趣味多样性和文体风格多样性的兼容并包，并提出了一些文学批评理论如反对贵远贱近、重耳轻目。上述序文都是通彻明朗的文艺性散笔，短小精悍，见解透辟，开文艺性杂文之先绪，如上引谢灵运诗序中的几篇小序，文体简约短小，字字珠玑，作为议论语体，概括精到。如《王粲》序云：“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流寓，自伤情多。”又如《徐干》序云：“少无宦情，有箕颍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辞。”又如《刘桢》序云：“卓荦偏人，而文最有气，所得颇经奇。”

或是借赠诗作答以观赏之态带出对文学创作的看法，此类序文属于随机而发的反射性语体，往往点到为止，委婉含蓄。主要有傅咸《答潘尼诗并序》，刘琨《答卢谌诗并序》，卢谌《赠刘琨诗二十章并序》，康僧渊《代答张君祖诗并序》，荀济《赠阴梁州并序》。以傅咸序为例，其序云：“司州秀才潘正叔，识通才高，以文学温雅为博士。余性直，而处清论褒贬之任，作诗以见规，虽褒饰之举，非所敢闻，而斐粲之辞，良可乐也。答之虽不足以相酬报，所谓盍各言志也。”傅咸品评潘尼之诗，以“斐粲之辞”

画龙点睛地予以评点，简省恰当，顺势带出“诗言志”的创作意图，随机生发。这种对潘尼诗点到为止的品评，实为后来钟嵘《诗品》评潘尼诗“文采高丽，并得虬龙片甲，凤皇一毛”张本。由上观之，这类反射性语体的诗序，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繁富既有某种启迪作用，又丰富了此一时期的文学思想。

在此一时期的单篇与组诗之序的话语系统中，还有一种写景、纪游的话语，帮助读者见证作序者对山水景色之观游，我们称之为见证语体，它们充当引领读者进入山水景物之审美境界的导游功能角色。此类诗序主要有：袁山松《白鹿山诗序》，湛方生《庐山神仙诗序》，陶渊明《时运并序》、《游斜川诗并序》、《桃花源诗并序》，江总《摄山栖霞寺并序》、《游摄山栖霞寺诗并序》，桓玄《南游衡山诗并序》，高允《塞上公亭诗序》等。如袁山松《白鹿山诗序》云：“荆门山临江，皆绝壁峭峙，壁立百余丈，互带激流，禽兽所不能履，有一白鹿，忽然若飞，超岗而去，谓之白鹿山。”荆门山傍江耸立，悬崖峭壁，水拍云崖，绝险惊奇，禽兽难行，唯白鹿飞岩走壁，此山势之峻危，虽蜀道之难，亦不过尔。此篇序文，写景简净，引人入胜，突出山之险，其写法风格，波及于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关于巫峡之描写；而篇幅之短小精悍，语言之清明通省，实开南北朝山水小品之先声。从序的功能作用来说，以诗“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复得脯腊之。黄鹤摩天极高飞，后宫尚得烹煮之”观之，白鹿山之景不甚了了，有了诗序，则山之胜景历历在目，它既引导读者进入其境游观之，又让读者目睹序者的游览路线和空间转换的次序，发挥着导游与见证的双重作用。其余诸序大抵如此，如湛方生《庐山神仙诗序》写庐山之绝险，涧水之清幽，朝霞夕气之盘缠，其中有云：“寻阳有庐山者，盘基彭蠡之西，其崇标峻极，辰光隔辉，幽涧澄深，积清百仞。若乃绝阻重险，非人迹之所游，窈窕冲深，常含霞而贮气。真可谓神明之区域，列真之苑囿矣。”游观者必赖序之导引，序之功能明矣，而序文之价值在文学审美方面都是不言而喻的。最杰出的是陶渊明《桃花源诗序》，以小说的笔法描写了一个与黑暗现实相对立的世外仙境，寓意深远，韵味无穷，其成就与影响在所序诗之上，成为古代散文中的神品。因此我们称此类诗序为山水美文实不为过。

三

前已述及，在此一时期的文人诗序中，为诗歌总集所作之序凡十篇。其中八篇为写山水与游览的诗集而作，八篇中又有六篇序三月三日祓禊诗。此类序文，多纪览游之胜，状山水之美，操山水与审美之话语，充当娱神怡情之功能角色，在诗序中独树一帜，其功能形式表现为：

一是纪文士诗人自发的游览之旨趣，抒发其游山玩水之乐，描写那青山秀水之美，诗序语言为主动作序之话语，此类诗序有石崇《金谷诗序》，王羲之《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孙绰《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佚名《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如石序有云：“金谷涧中，有清泉茂林……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又如王序有云：“会稽山阴……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泉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佚名之序有云：“（石门山中）双阙对峙其前，重岩映带其后……其中有石台石池，宫馆之象，触类之形，致可乐也。”从所引中得知，诗序普遍写山水之乐，充分发挥着愉心乐意之功能。

二是记文士诗人陪侍帝王游览之趣，既写山水之美、游赏之乐，又抒群臣赋诗之乐，诗序语言为诏命作序之话语。此类诗序有程咸《华林园诗序》，颜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如颜序有云：“松石峻�_，葱萃阴烟”，“情般景遽，欢洽日斜”，“并命在位，展诗发志”；王序有云：“于时青鸟司开，条风发岁，粤上斯已，惟暮之春。同律克和，树草自乐”，“今日嘉会，咸可赋诗”。此类诗序话语，与上一类之功能角色一致。有趣的是，在所有十篇诗集之序中，作者均借作序之机不同程度地表现为文学理论、文学思想、

文学观念之话语，就连最简短的程咸《华林园诗序》也有“诏延群臣作诗以颂之”的诗可以颂的观念表述。撮其主要思想理论条述之，则为：《毛诗序》总论诗歌之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法、社会作用；程咸序涉及诗的功用；石崇序云诗可以“叙中怀”；王羲之序认为山水可以娱情，诗可以表现山水之美；孙绰序云诗“借山水，以化其郁结”，“情因所习而迁移，物触所遇而兴感”；释慧远序阐述诗歌创作中的虚静内观的心理状态；佚名序强调作家要善于发现自然之美，积极感受山水之“神趣”，追求精神上的愉悦，认为诗人之感情缘自于山水之中；颜延之序云诗可以“发志”；王融序云“载怀平圃，乃眷芳林”，诗人感物而抒怀；徐陵序从理论上确立了一个诗歌流派――宫体诗的存在。这些诗序话语，反映了山水诗在这一时期兴盛的原因和发展脉络，大致为山水之美对欣赏者的感发以及欣赏主体借山水以畅情化郁，也即山水客体与诗人主体互动之所致。它们与此一时期文学理论领域的主流话语相配合，共同繁荣了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想和创作潮流。

综上观之，汉魏两晋南北朝的文人诗序，既是多功能多角色的文学话语形式，又是短小优美的散文，尤其是赏心悦目的山水小品文，而更多的则是审美与文学理论话语，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因此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作者简介］蒋振华，1964年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发表过专著《汉魏六朝道教文学思想研究》等。

・札记・

韩愈《黄陵庙碑》辨误

韩愈《黄陵庙碑》云：“刘向、郑玄(石本玄作康成)亦皆以二妃为湘君。”(宋魏仲举《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三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康成，即郑玄的字。按此处的郑玄当为郑司农(众)(说证详下)。刘向“以二妃为湘君”者，见《古列女传》卷一《有虞二妃》。其云：“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而郑玄并不以二妃为湘君。《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二妃未之从也”条郑玄注：“《离骚》所歌湘夫人，舜妃也。”(《礼记正义》卷七，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第195―196页)可见，郑玄是以舜二妃为湘夫人。郑司农(众)的著述隋前已散佚，而据《山海经・中山经》“帝之二女居之”条晋郭璞注“郑司农亦以舜妃为湘君”(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0页)可知，郑司农以舜二妃为湘君。郑司农即郑众，东汉初年人。因其“建初六年，代邓彪为大司农”（《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25页)，又因其与同时但略晚的宦官郑众同名同姓，故后人以其官名称之为“郑司农”。郑玄(康成)为东汉末年人，晚于郑司农(众)，故世称郑司农及其父郑兴为“先郑”，而称郑玄为“后郑”。据上考证，韩愈《黄陵庙碑》文中“郑玄(康成)”当校正为“郑司农(众）”。原其致谬之由，盖韩愈误记耳。兹检韩文诸古本及今人诸校注、译释本均未见考正，故特予辨之。

（叶修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