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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实习报告

时间：2023-02-03 07:36:57 实习报告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公共政策实习报告（锦集16篇）由网友“Sunaosquare”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公共政策实习报告，仅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大家喜欢，并能积极分享!

公共政策实习报告

篇1：公共政策分析报告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制定的行为准则。

它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当某一社会问题成为公共政策干预的对象时，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一社会问题是一个重要的且将对今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问题。

关爱女孩行动的开展，就是在国家有关部门倡导之下、运用公共政策手段针对我国近年来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进行引导、纠偏的活动。

这一活动，是党和政府在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推行多后，对我国人口问题认识进一步深化的表现，也是我国政府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与自然环境相互协调、确保我国人口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

从社会性别分析的视角，以现实政策实施效果为依据，对“关爱女孩行动”做一解读，以促进政府运用公共政策调节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升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对进一步促进我国性别公正、构建和谐社会是非常有益的。

一、“关爱女孩行动”的政策类型及相关性讨论

性别结构的平衡是社会总平衡的基础,出生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调，必将殃及子孙后代，危及国家人口安全，破坏社会稳定，影响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央11个部委于是11月联合发布了《关于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升高问题的意见》,之后，8月，在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精神指导下，全国11个省市开展“关爱女孩行动”专项活动。

“关爱女孩这项任务，同总人口和各个亚人口及其变量即人口的规模、增长速度、出生和死亡、结构、分布、迁移、质量等，同属公共管理的对象，各自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关爱女孩行动”涉及国家人口安全及国家长远发展目标的大问题，具有了公共利益的特点。

政府运用权威、公共政策进行管理、制约、导向，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实现其职能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也是人们认识“关爱女孩行动”政府行为的一个大背景。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针对出生性别比偏高的现象，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抓住“专项治理出生性别比”这个关键，综合运用宣传、法律、教育、行政等手段，关注、尊重、维护和发展女孩的合法权益，严厉打击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终止妊娠行为，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得到了初步遏制。

根据政策功能可以把这些政策划分为三种类型，即：鼓励保护性政策、打击控制性政策、宏观调控型政策。

(一)、鼓励保护性政策。

出台鼓励保护性政策的目的在于倡导、张扬先进、积极的价值观而否定、摒弃落后、愚昧的婚育观，进而在社会上树立起具有时代气息的新风尚。

在“关爱女孩行动”中，各地出台的鼓励保护性政策主要是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物质利益的诱导;主要是体现在对生育独女或二女孩的家庭或女孩本身的切身利益获得与维护方面。

这一政策的制定主要是由人口计生部门牵头、关爱女孩行动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单位参加、以党委和政府的名义公布的、在一定范围内具有物质利益导向的扶助措施。

以江西省为例，省人口与计生部门和教育部门联合下发的《江西省农村二女不再生育和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子女中考优惠加分的实施办法》、省人口与计生委制定的《关于为农村独生子女办理健康平安保险的指导意见》等等，都较好地体现了对农村二女户及家庭的关爱。

另外，全省共有70%的县(区)设立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奖励基金，各地卫生、教育部门实行了女孩就医、就学方面的多项扶助政策、积极开展“一帮一”等结对帮扶活动，加快女孩户家庭脱贫致富步伐。

在党委政府统一指导下，教育、卫生、工商、共青团、妇联和涉农部门积极发挥行业优势，把本部门日常工作与落实关爱女孩利益导向政策结合起来，使每个部门都能在其中发挥作用，做好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工作。

人口与计生部门、财政部门做好计生家庭的一次性奖励工作;农村信用社、农业开发办、农业局等提供资金、信息、技术方面的优惠，优生扶助农村计生户发展生产;劳动就业部门、劳务输出单位和用工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录用农村落实避孕节育措施的独女户、二女户孩子就业;卫生部门对落实避孕节育措施的独女户、二女户小孩在本辖区内公办医院就医的医疗费用减免，免收挂号费，酌情减免手术费、治疗费、住院费等。

二是精神情感方面的鼓励与支持。

如江西一些县进行“十佳女孩”的评选，对优秀的女孩及家长披大红花，颁发奖状，以示荣耀，对评上的女孩支助其上高中、上大学。

从社会影响的角度上说，鼓励保护性政策的实施，使农村部分计划生育扶助对象直接地感受到了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心，为人们更好地理解执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起到了宣传、示范的作用。

在看到“关爱女孩行动”鼓励保护性政策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还要清晰意识到以下两点：其一是，鼓励保护性政策实施效果的好坏，关健在于财力的支持，没有经济做后盾，这一政策在执行中就可能打折扣，政策受益者的人权益就可能打折，刚刚树立起“好政府”的形象就会受损。

因此，对农村独生子女户和二女户家庭的经济利益的扶助资金必须足够到位，财政预算一定要有足够的预留。

换言之，要实现我国在出生性别比基本平衡的目标，鼓励保护性政策的力度只能加强，决不能削弱。

在实际调研中，我们还了解到，由于现有的物质利益诱导的政策其力度还非常小，如一个小学生，本应该交学杂费是210元，能免的只是杂费部分,如果一个家庭有两女孩同时读书，真正减免的金额还是小的。

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财力薄弱,根本无力垫付这些的公共服务支出。

希望即将开始国家“十一五”规划将加大公共财政支出，对农村公共服务条件的改善带来福音，肯定也能为“关爱女孩行动”营造更良好的环境。

(二)、打击控制性政策。

针对社会上还存在许多严重损害女孩权利的行为和歧视女孩的偏向，制定一些强制性措施对一些行为如“两非”行为、弃婴、溺婴等等加以打击、控制是行政手段的一种。

我国广大农村有着几千年封建思想的统治，“男尊女卑”、“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封建落后观念仍深藏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再加上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家庭生育观发生巨大冲突之时，没有强制性的行政措施控制人们的生育行为，是不行的。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婴保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条文中相关条款、国务院颁布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国家计生委、卫生部、药监局《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都对保护女婴和女孩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贯彻好这些法律法规，还必须要有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实施办法，这个办法也就是当地的“政策”。

当然，各地的措施必须是在不违犯上位法的前提下制定的，是有法可依的行为，特别是在当前强调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

打击强制性政策与法律、法规相比，它有反映更及时、迅速和效果明显的特点，这也是政府履行行政职能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打击强制性政策主要是针对“B超”的使用。

这是因为，绝大多数人们认为，“私人诊所B超机的使用，或者某些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对B超机的滥用，都使流产中的女婴数量多于男婴。

这是出生性别比失调的最直接原因”。许多地方，成立了由行政领导挂帅的专项整治工作机构，有的地方甚至于开展跨省际的合作，如九江市与湖北、安徽等周边省的多个县建立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区域协作制度，经常互通信息、联合行动，还建立了超声和染色体检查技术准入制度鉴定胎儿性别监督制度、16周以上终止妊娠申请审批制度，对B超使用实行严格准入、挂牌上岗、持证检查、建立了监督、详细登记等制度，有效地堵住了管理的漏洞，为打击“两非”起到了威慑作用。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执行政策时,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如果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不能形成合力，那专项治理活动只能是走过场而已。

从现有的B超使用部门来看，一方面是人口计生部门计生服务站需用B超为优生优育做合法的孕产期检查，另一方面是农村医疗部门需用B超做一般性的医疗诊断的检查，但由于管理上的不严密与部门之间的配合出现漏洞，就可能出现即使发现了有人利用B超进行胎儿性别鉴定之后有堕胎行为，但查处起来非常困难。

因为，很难判断是哪个部门人员造成了这一事实。

这也就是在一些地方，尽管出生性别比非常高，但却很难找到查处的对象的原因之一。

(三)宏观协调政策。

这一政策的主要功能在于从根源上消除人们的生育偏好,真正实现性别公正。

“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家庭生育的有计划与国家生育控制的有计划之间的矛盾。

在这个矛盾中，国家控制住了人口数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但家庭生育影响了婴儿的性别比结构，导致了女婴的短缺”。说到底，出生性别比失衡是长期以来封建思想“男尊女卑”、“养儿防老”没有清理的反映，也是长期以来我国“男女不平等”思想观念的积累。

因此，从源头上遏制出生性别比失衡，光靠短期专项治理只能是治标而不能治本。

加大国家在宏观政策层面上的力度，提高全社会的男女平等意识才是找到了遏制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真正原因。

“我们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是1995年在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中国政府向世界作出的庄严的宣言。

使各级领导干部真正有“男女平等”的意识、有性别分析的眼光，使各种法律、法规在制定中能着眼于长远公共利益、着眼于社会公平与性别公正，从根源上消除出生性别比失衡，对我国来说，还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所以，“关爱女孩行动”不能仅仅是为满足女孩或女孩家庭争得一些物质利益，而是要立足于解决妇女发展的阻碍，立足于妇女的战略利益的实现。

若只是解决了女孩或女孩家庭眼前的经济困难，社会上却大量存在女大学生(研究生)就业受到歧视、女性劳动报酬低与男性、女性角色主要定位于家庭、属于社会的“第二性”等诸多男女不平等的现象，那“关爱女孩行动”的鼓励保护性政策、打击控制性政策是不可收到预期效果，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育偏好和对两性评价的标准。

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解决。

宏观协调政策是应该锁定在消除男女不平等根源上，它不仅仅是营造一种氛围，宣传一种价值观念，更重要的是为具体政策措施提供法律保证。

穆光宗先生所言：“关爱女孩”重在“公正赋权”。

“关爱女孩行动”宏观协调政策的目标应该是重上提高妇女的能力建设上。

当然，没有具体配套措施与之跟进，宏观调控政策将变为符号政策或是象征政策，写在纸上，搁置在法律文本之中。

同理，政府在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上没有具体措施，改变“重男轻女”观念没有物质利益作为保障，那就会掉入唱高调、玩空转的怪圈。

“关爱女孩行动”最终目的是要为妇女们长远发展奠定基础，而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眼前的困难。

如果宏观政策上诸如妇女的教育权、劳动权、生育权、参与权等方面不能在全社会形成保障网络体系，如果不能着眼于提高妇女发展的能力出发，即朗维分析框架中所言“妇女维权，使女人获得与男人同等的地位，平等参与发展过程，从而与男人在平等基础上控制各种生产资料”的话，那么，“关爱女孩行动”只能停留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层面上。

综上所述，“关爱女孩行动”的一系列公共政策，应有其三个不同层次的目标价值：长期目标：推动社会公正，实现性别平等，构建和谐社会;中期目标：出生性别比达到自然比值，人口质量得到优化，人们基本树立了新的生育观;近期目标：对“两非”行为进行遏制与打击，保障女孩的生存权。

这三个层次的价值目标是一个完整体系，损缺任何一个层次都可能导致整个价值目标体系的瓦解。

当然，这三个层次价值取向需要三个与之对应的政策保障：鼓励保护性政策是从微观的角度解决生育独女家庭或二女孩家庭与女孩的利益，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没有一个个行政相对人的充分理解与支持，好的政策难以维继。

如果宏观协调政策不能为提供足够的长远支持与供给，就意味着“关爱女孩行动”仅仅是一种临时性的对策。

宏观协调政则是立足于从长远、深层次解决出生性别比失调的问题;而打击强制性政策只是一种策略选择罢了。

如果宏观协调政策不能得到真正的认同与贯彻，出生性别比也许依靠强打击强制性政策暂时的回落了，但反弹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因为强制性政策执行的基础是政策相对人极不情愿被迫服从，只要一放松，他们就可能反弹。

因此，打击强制政策执行其成本是三个政策执行中最高的，它得作用是有限的。

因此，这三个政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整体的三个方面、相互补充不可偏废某一方。

二、“关爱女孩行动”政策执行中多重因素分析

影响公共政策效果的因素是多重的，有政策内容本身的、有政策执行者的、有政策相关利益人的、有政策执行环境等等。

即是说，同一公共政策，均会因以上多重因素中的某一个因素的差异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

在人口问题上，我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制订了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已形成了一系列的公共政策。

回顾我国20多年计划生育实践，从公民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排斥到逐渐认同再到自觉执行的发展过程，实质上都是在政府主导、推动、公众参与的公共政策贯彻与执行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已形成了基本共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绝不仅是某一政府部门所能够做到的。

进而言之，“关爱女孩行动”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政府继续执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新举措，仍然需要全社会来共同推进才可取得最佳效果。

各地人口与计生部门的确把关爱女孩行动纳入了本部门的工作之中。

“关爱女孩行动”中确定的这些政策从当下开展的效果来看，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一些侵害女孩权益的不良行为起了震慑作用，引起了一些国际媒体的关注，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等等。

我们在看这些正面的影响与作用的同时，还应清醒地意识到，“关爱女孩行动”因开展的时间短，人们对它的认识有限、其影响力有限、相关配套措施的跟进远没有达到决策者设想的效果，不少的人仍然只是从局部利益出发，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衡只能是将在今后引发几千万中国男性公民配偶紧张”，并没有从社会公正、保障人权、国家长远利益等多重角度来认识出生性别比失衡将带来的严重恶果。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当谈起“关爱女孩行动”时，或是一些人说“那是计生部门的工作”，或是有人说“这个活动没有听说，只知道有‘春蕾计划’、‘希望工程’”;也有的人认为，现在各地出台的一系列“关爱女孩行动”政策措施，依然是具有输血性质的扶贫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人性别生育偏好上的“重男轻女”倾向;还有的人认为，“关爱女孩行动”只是在农村开展的，城里不存在“重男轻女”的现象。

诸如此类的看法，直接影响到“关爱女孩行动”的政策效果，甚至影响整个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执行效果，不得不引起人们进行更深的思考与分析。

首先，“关爱女孩行动”具体实施部门所能调动的资源有限，影响了政策效果。

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权威性，而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又直接维系政策执行效果的高低。

实践中，各地区虽然都有“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甚至于“出生性别比专项治理领导小组”，但由于日常工作主要是由人口与计生部门承担，许多部门的同志认为“关爱女孩行动”就是人口与计生部门的事情了，对他们单位而言，只是“额外负担”。

这就使得“关爱女孩行动”中，具体实施部门产生了畏难：各领导小组成员单位都是政府的一个部门，除非分管省、市、县领导出面协调，否则平级协调不好办。

政府部门的分工是现代社会正常、有序运行的基本要求，同样政府各部门间的合作与配合也是实现公共利益与保障公民权利的基本要求，没有政府各部门间的合作与协调，再好的政策也终将因各自为阵的政府办事程序与职能而分割了。

因此，增加“关爱女孩行动”具体实施部门的权威性与各相关政府部门的协调是十分重要的，“横向联系是当代管理活动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平行执行机构之间应相互沟通信息、主动配合、协作。”良性互动。

只有把公共政策内容的合法性和执行政策机构的权威性结合起来，才能使公共政策达到应有的效力。

其次，“关爱女孩行动”政策执行人员的素质与工作态度影响了政策效果。

“任何一项政策最终都靠执行者来实施，执行者对政策的认同、对政策执行行为的投入、创新精神、对工作的负责、较高的政策水平和管理水平是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的重要条件所在。”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认同水平关系影响政策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执行人对此问题的认识程度。

如果只是为了完成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实现工作目标，那可以说这样的政策只能是短期性的，所制订的办法只是为了完成短期内工作的需要。

客观地说，计生专干在人口日常管理中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涌现出许多感人的事迹。

但我们还得看到，光凭工作热情是搞不好工作的，那仍然处于被动之中，只有在提高了自身素质的基础上，把朴素的情感转化成对工作正确认识才可能发挥出工作的能动性与创造性。

“关爱女孩行动”面对的是老百姓的个人利益，如何使公共政策为百姓所认同、接受，每一个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方法与水平有巨大的活动空间。

但由于我国现行的干部考核制度及干部提拔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关爱女孩行动”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执行起来马马虎虎，做表面文章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还有的地方以查处“两非”特别困难为由，对打击“两非”行为不力;还有的工作人员对中央强调的“七不准”很不理解，仍然习惯用强制性行政命令与手段，等等。

“关爱女孩行动”中公众参与的有限影响了政策效果。

“关爱女孩行动”的过程，对群众而言，是新婚育观念取代旧婚育观念的过程，采取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相关知识的宣传、激起公众参与的热情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现实中，乡村人口学校的作用发挥的并不理想，对育龄对象的宣传、培训难以集中，即使是花大力气请了来育龄对象，也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只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而已。

所以在“关爱女孩行动”中也存在一些群众的不理解或片面理解的行为，这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政策执行的效果。

三、几点建议

“关爱女孩行动”的目标主要是在努力实现“20实现出生婴儿性别比趋于正常、初步形成新的婚育观念和生育文化”，这一目标离现在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要达到这一基本目标，最少以下几点是当前十分迫切的任务。

首先，在全社会进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与教育。

特别是加强各级决策者们对“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学习与理解，使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

从思想观念上解决“关爱女孩行动”的价值取向问题。

同时，还应加大寻求在新形势下构建新的婚育观念和生育文化的新形式，解决人们观念更新问题。

关爱“女孩行动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的定位不准确，“关爱女孩行动”只能停留在工作层面上，而不能实现其真正目标。

当然，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但这努力一刻也不能放松。

各地在“关爱女孩行动”的政策类型上有着很大的差异性，究其原因，不仅仅有经济基础问题，更重要的是决策者们对“关爱女孩行动”认识问题所致。

其次，完善“关爱女孩行动”的协调机制，发挥相关部门的业务优势与职能优势，增大其协调能力与权威性。

在《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指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系统工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协调有关部门，动员全社会力量实行综合治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规定了相关部门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法定职责，规定了社会团体协助做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法律责任。

“关爱女孩行动”涉及到众多政府部门和组织系统，目前尚没有哪一个部门能够独立承担起计划生育工作全责，也没有一个部门能够全部包下“关爱女孩行动”所有政策的执行。

因此，发挥人口与计生部门在人口工作中的业务与职能优势，党委、政府协调好教育、文化、财政、劳动人事、卫生、公安、民政等有关部门是非常重要的，要有定期协调机制和稳定的工作机制，走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不少、实际工作却难以落实的局面。

第三，确保各级政府对“关爱女孩行动”利益导向机制是长期延续不断的。

“关爱女孩行动”是政府倡导的、配之与具体政策利益导向的重大行动。

因此，政府投入的质与量，是直接关系这一活动目的'能否达到的关键。

在当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履盖社会全体成员，尤其是广大农村养老保险还非常薄弱，人们的生育偏好依然停留时间在“男强女弱”、“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观念之中，现实生活中各种信息又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着社会上男女不平等的诸多现象，纠正人们在性别上的偏好，“关爱女孩行动”方面的政策是否配套、是否能落到实处是至关重要的。

鉴于过去我们一些政策调整中向群众解释不够，引发群众对政府误解的教训，更是要做好解释宣传工作，确保政府的权威性，从而消除群众对政策的疑虑。

政府在“关爱女孩行动”方面的手段、保证条件供给是否充分是与能否达到目的起着主导作用。

从现有的物质发展水平看，在我国没有政府资源性的保护政策，难以达到在短时期内通过自然规律协调出生性别比目的。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说，人口问题直接与公共利益相连，在政府实施“十一五”规划中，强大对公共事务投入的基本精神指导下，确保“关爱女孩行动”的财政投入也是应有之义。

因此，在各级政府加大公共财政支出的前提下，增加对人口与计生事业相关事业的投入，特别是农村医疗、养老保障、义务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是切实体现以人为本、服务型政府的具体要求。

第四，建立“关爱女孩行动”监督反馈与目标管理考核机制。

在江西一些县区，不定期地组织人大、纪检、监察、人口与计生等相关部门对农村独生子女、已扎二女户女孩子及其父母奖励政策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发现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单位与个人，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对责任人和当事人严肃处理。

这些做法都非常好的。

但现有的计生考核指标体制分为“党政线”与“计生线”，还有计生工作的“一票否决”制度，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走形式、没有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

如何使现有的目标管理考核机制与“关爱女孩行动”统一起来，还需要加入性别统计的指标，还需要严格按现有的制度执行，检查评估过程中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现象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在“关爱女孩行动”中实事求是，把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事情落到实处，还需要监督与考核机制完善与真正发挥作用。

篇2：公共政策分析报告

摘要:针对实际的政策活动中，由于政策效果的长期性、潜在性以及附带效果的存在等原因，导致政策效果评估陷入困境这种情况，要更加确定评估标准、建立评估项目、引入多元主体参与。

关键词:效果评估;困境;实现路径

英国撒切尔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私有化领域由最初的经济领域扩展到教育、卫生、住房、医疗保险、公共服务等政治和社会领域。这使得80年代英国经济逐渐摆脱了石油危机的影响，经济状况明显改善，政策财政赤字逐年减少出现盈余，通货膨胀率降低[1]。但是，把国有企业全盘出售形成新的私人垄断，私人垄断企业以较低的服务质量向民众索取尽可能高的价格，人民生活困难而社会矛盾尖锐。可以看到，一项政策效果的显示有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则公共政策效果评估的研究则显得尤为重要。

一、公共政策效果评估界定

公共政策效果即为政策执行后的对政策客体及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定义公共政策效果评估，要将其与公共政策评估、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区别开来:政策评估是对政策全过程的评估;政策绩效评估则是指基于结果导向、运用科学的方法、规范的流程、相对统一的指标及标准，对政府公共政策的投入产出进行综合性测量与分析的活动[2]。政策效果评估只是政策评估的一部分，绩效评估与效果评估也是不相同的，而学界当前对于政策效果的评估也少有涉及。

二、公共政策效果评估的困境

(一)评估标准不明

政策评估标准是政策评估者在评估过程中据以对政策方案和政策效果进行优劣判断的准则，其实质是一种价值判断[3]。效果评估标准则通常包括事实标准和价值标准，前者是能够反映事物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存在状况的数量值、比率关系等一些可测量的客观指标;后者是评估主体在评估过程中所坚持、依据的倾向性准则和原则，反映主体的信念、理想和价值追求[4]。实践中效果评估往往出现两种标准的失衡问题。

(二)效果自身性质

陈振明教授将政策效果分为直接效果、附带效果、意外效果、潜在效果和象征性效果[3]。效果自身有长期性、隐藏性、潜在性等特征。政策常常有明显的短视效应，即其在短期内会产生明显的正向或负向效果，但更多的政策需要长期的过程才能见其成效，如对环境进行的治理，改善空气质量并不能一蹴而就，又如撒切尔夫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政策的短期效果非常明显，但是长远来看，英国人民生活愈加窘迫。

(三)政策效果的外部效应

外部效应，是某些个人或企业的经济行为影响了其他人或企业，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的现象[5]。外部效应可以分为正的外部效应和负的外部效应。政策效果的外部效应是一种附带效果、间接性的政策效果，其存在加大了对政策效果评估的困难，主要原因是附带效果的不可量化，外部效益和外部成本的存在不可能清楚明确，因此我们很难清楚明晰地判别效果到底如何。

(四)利益相关者

政策效果评估的利益相关者大抵包括政策制定者、政策执行者、评估推动者、评估执行者、受评估影响者等各方主体。其困境主要有:一是领导者的不重视，政府往往更加热衷于制定、宣传政策，却忽视政策效果评估[6];二是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因自身偏向于维护政策而可能会在效果评估的过程中过分夸大政策的作用;三是决策者与评估者由于自身政策立场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参考框架理解问题[7];四是评估者与实际受政策影响的人认识不同导致评估受阻，这其间又包括政策直接影响的人和间接影响的人。此外，政策与政策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确定[8]。引起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原因往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一果多因、多果多因的情况在效果评估过程中难以排除，这也给评估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三、实现效果评估的路径

(一)增强评估重要性的认识

从思想意识上巩固提高认识是实现效果评估的第一步。特别是作为国家领导核心的政党和政府，工作重心不仅要放在制定执行政策方针上，更要关注政策产生的系列效果，本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政策质量的评估态度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总结，收获成效、汲取经验，推动地方政府对评估工作的重视，从而自上而下地促进全国性的效果评估。当然，普及政策评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了意识的支持还要实践的助推。

(二)评估标准:事实与价值标准

坚持事实标准，用经济学知识对政策效果进行定量分析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政策执行结果对政策制定目标的实现程度、反映政策是否以最小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产出。但同时，价值标准是评估标准中绝不可抛弃甚至应给与更多关注的内容，包括公平性、回应性、充足性等，政策是否有利于人民、政策是否惠及一般民众、政策是否对群众的迫切需求做出了回应，这些都应该是在评估时应该考虑的问题。

(三)建立评估项目

“项目建立起一种手段-目的的关系，借此可以打造问题的初始条件和导致变化的未来政策之间的‘因果关系链’”[9]。为了长期而有效地掌握政策效果，做出科学的评估，需要构建评估项目，即针对某一政策进行立项研究，设置独立的评估机构、制定评估过程规范和原则、配备相应的专业评估人员、以预先设定的评估标准，长期动态地实地考察情况，寻找“因果关系链”。

(四)多元主体参与

提倡公民参与、社会媒介、社会组织等的参与。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是适应当代公共行政民主理念的必然趋势，罗森布鲁姆将“代表性”作为衡量政策评估的一大标准，斯图亚特.内格尔从政策过程评估的角度提出了“公众参与度”大标准[10]。同时，公众参与政治的意识和热情已经觉醒，参政议政的能力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拓宽公众参与政策效果评估的渠道并给与法律保障，建立政府与公民互动的评估机制，接受公民的监督、批评和信息反馈。

参考文献:

[1]李俊江.英国公有企业改革的绩效、问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5).

[2]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3).

[3]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张润泽.形式、事实和价值:公共政策评估标准的三个维度[J].湖南社会科学,.

[5]高培勇编,公共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申喜连.试论我国公共政策评估存在的困境及制度创新[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9,36(5).

[7]李允杰,丘昌泰.政策执行与评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谢明编.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9]弗兰克.费希尔.公共政策评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0]张为波,张鹏.试论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作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5).

篇3：公共政策分析报告

摘要：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是一个复合性的话题。无论是对于政府、行政管理者、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个体、还是对于整个社会，乃至于公共政策本身，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的积极作用是勿庸置疑的。

关键词：公共政策;公民参与;民主监督

一、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现实依据和理论基础

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现实依据和理论基础通过政治学和行政学的理论知识论述。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第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指全国各族人民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依法定期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组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行使公家权利的机关，并由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其他国家机关，以实现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有效管理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政体。

第二人民主权理论，人民主权理论体现出来的是理想主义的民主范式，但就是这种理想主义发挥着人类社会无法停止的形而上学的冲动，这也是人本性的理想倾向。

第三民主行政理论，我国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依法治国理念的牢固树立，公众的维权意识，法律意识不断地提高，民主和科学理念逐步深入公民意识，促进民主里也也逐渐成为共识。政府和智囊团也很重视民主行政中的公民参与。公民参与是行政民主化的必然产物，民主行政在行政过程中体现行政权力因素以外，还应该体现行政权力对象的公民因素。

二、我国公共政策中公民参与的现状以及困境

1.我国工政策中公民参与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的几十年，政府对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做了积极的推动。本文指出了一下几点分析我国公民参与的现状。

第一公民参与日益逐渐提高，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公共管理理念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完善逐渐的符合时代的要求，我国社会的整体改革对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外还逐渐建立和完善选举制度，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民主行政立法制度，公民批评建议制度等。同样政府也在公开公共行政活动包括机关工作，工作总结，行政人员管理和经费开支等情况，以确保政府的透明度和人民对政府行政活动的知情权。

第二公民参与制度的日益健全，宪法为重点的法律体系为公民参与合法行为提供了制度，规范的准则，不管是选举，党团，政治监督以及其他活动，都在法律和宪法或其他有关规范文件中得到确立。我国的立法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选举法，工会法，集会游行示威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公共事业捐赠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等都有公民参与的相关内容。公民在法治基础上自主地参与公共政策活动，通过影响我国政府对权威性价值的分配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三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途径的多样化，我国对公民参与从宪法上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宪法对公民参政权的规定给公民参与政策制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全体公民都有权参加公共事务，公民自身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一方面是实现公民权力和义务，另一方面公民更愿意直接参与关系到自身利益的公共政策以及公共事务的处理。

2.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的主要途径体现

公民参与的主要途径体现在一下几点：

第一，民主选举制度选举的基本特征是实现选举人的意志，从而实现公众的选举权。选举权是现代民主社会中的最基本政治权利。第二，信访制度我国国情的具体体现之一，人民群众通过写信渠道来反映自己的要求和意见，也是法律所赋予权力之一，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体现，是人民意志的表达，同时信访制度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第三，参与政治团体活动参与政治团体活动是我国公民参与影响公共政策的重要方式。在我国，政治团体主要表现为各种群众组织，特别是工会、妇联和共青团。第三，听证会制度是一种把司法审判的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度。第四，网络参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社会的普遍也为公民的政治参与生活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手段。

3.公共政策中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政府，社会都面临着很多不可预测的问题。公民参与在现实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参与方式也有众多的问题。以下是我国公共政策中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参与方式单一，公民参与能力不足，政务信息不透明，公民组织不完善。

三、完善和丰富我国公共政策中公民参与的相关对策

完善和丰富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渠道有完善公民组织，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和参与意识，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加强和完善公众参与制度的制定，执行和监督，完善参与方式单一和参与途径等几个方面。公民参与的深化和扩大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力量，我国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也避免不了大潮流。公民政策中的公民参与不仅是民主的进一步实现更是实现民主权利的主要途径。而且是公共政策公平，公开，有效实现的现实意义。不过目前，由于制度设计，参与渠道，公民自己的参与能力和文化素质方面的因素无论是参与的深度，参与的范围或者参与的广度方面制约我国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的畅通，并且存在诸多问题。现实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完善制度，畅通参与的途径，提高公民的法制素养和文化素养，健全公民参与制度等一系列途径来完善并广泛的推行。

目前，我国而言民主是一个双剑刀。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推广民主还是存在诸多的复杂和困难。历史留下来的各种因素原因，我国的政治制度，行政制度不能快速的变革。公共政策的公平性也短时间内不能满足全体公民，因为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更是需要很长时间来完善它巩固它。因此，完善公民参与是一个循环的动态的过程。对此，我们必须得有理性的态度。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加快。公民参与制度也会不断成熟，稳步推进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的进程。

参考文献：

[1]马骏牛美丽著:公民参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蒲兴祖著: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复旦大学出版社版

[3]黄建荣著:公共管理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

[4]郭红玲著:公共政策学导论,西南交大出版社版

篇4：公共政策分析报告

，10家印刷公司产出利润增长较快，主营业务高度集中，各公司经营情况差异明显。部分印刷公司积极推动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成为驱动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动力。

整体情况：全年实现营收269.17亿元

20，10家印刷公司产出利润增长较快，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69.17亿元，较增加16.53亿元，增长6.54%；净利润26.33亿元，较度增加3.96亿元，增长17.70%。各公司经营差异化明显，康得新营业收入、净利润均取得了40%以上的增长，其净利润占10家印刷公司净利润总和的53.51%；珠海中富、陕西金叶、鸿博股份营业收入、净利润大幅下滑，净利润下滑比例在50%以上。珠海中富所在饮料包装市场需求不振，竞争激烈，公司营业收入下滑20.92%，净利润大幅下滑257.14%，全年亏损6636万元，成为报告期唯一亏损的`印刷公司。

分业务经营情况：技术创新成赢利关键

主业高度集中，各公司差异明显。

印刷公司主业高度集中于各自印刷包装细分业务及相关衍生业务，主业营业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均在60%以上。受整体经济环境影响，各公司大多采取收缩战略，营业收入呈现向各自主业集中的趋势，7家公司主业营业收入占比提升。

印刷公司各自细分业务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跨越出版物印刷、饮料、橡胶和塑料制品、高分子材料、烟标、彩票、电子发票等多个业务领域，经营环境差异性大。各公司主业营业收入变化差异明显，毛利率基本稳定，波动在5个百分点以内。

以技术创新驱动公司发展。

报告期内，部分印刷公司积极推动技术创新，促进成果转化，技术创新成为驱动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动力。

康得新前期技术研发投入获得回报，光学膜项目全面投产，光学膜业务营业收入大幅增长65.85%，占主营业务收入77.85%，成为拉动公司业绩大幅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公司报告期内研发投入超过4亿元，大幅增长58.9%，在高分子材料、碳材料、柔性材料以及裸眼3D、大屏触控、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全息显示等新兴显示技术领域均已领先全球。

劲嘉股份报告期内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多项突破，新申请专利150项，新获得专利授权135项。通过发挥在新产品开发及设计方面的优势，公司克服国家卷烟行业结构升级、同行业竞争加剧等不利因素，报告期包装印刷业务营业收入增长超20%，毛利率水平超过40%，拉动公司营业收入整体增长17.09%，净利润增长24.10%。

东港股份持续推进产品升级和产业转型。当期对智能卡、射频识别（RIFD）电子标签、电子发票、彩票销售系统等多个项目进行了技术研发，研发投入合计7437万元，增长20.77%，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5.92%，推动公司产品附加值不断提升，印刷业务毛利率水平维持在40%的高位。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实现了13.05%和27.81%的增长。

篇5：公共政策调研报告

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是指基于结果导向、运用科学的方法、规范的流程、相对统一的指标及标准，对政府公共政策的投入产出进行综合性测量与分析的活动。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是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有利于检验政策的效果、效率、效益，有利于实现政策资源的有效配置，是进行政策调整、提出政策建议的重要依据。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不仅能总结经验教训和及时纠正政策失误，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还能对公共政策参与人员起到重要的间接监督作用，增强相关人员的责任心，从而提高公共政策的有效性。

一、我国政府公共政策评估实践和研究

党的报告指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强调，要规范行政决策行为，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立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和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科学民主决策已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执政和行政的基本理念，公共决策机制日趋完善，科学民主决策制度正逐步形成。重大项目上马前和重大决策出台前进行社会稳定与经济效益“双评估”的机制已在全国推广。四川、海南、贵州、广西、黑龙江、天津等地积极探索，取得可喜成效。四川省在实践中总结出五方面重大事项、五项重点评估内容、五步工作法、五种责任追究措施、五条监督渠道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五个五工程”科学评估体系。海南省的评估主要集中在三大矛盾突出领域：一是重大决策。包括涉及面广、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政策、改革改制方案、社会管理措施以及建设规划的出台;二是重大项目，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公益性项目、工业项目、房地产开发项目;三是其他重大事项。包括影响大、涉众广、情况复杂的大型活动等。评估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安全性四个方面。广东省政府颁布《广东省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规定》，规定“政府规章实施后，根据其立法目的，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府规章的立法质量、实施绩效、存在问题及其影响因素等进行跟踪调查和分析评价，并提出评估意见”。总体看，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要项目安排、大额资金的使用，必须经集体讨论做出决定的“三重一大”制度的实施，使政府部门公共决策水平和质量有了进一步提高。

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意义逐渐凸显，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学者们就政策评估的类型、标准、作用及影响政策绩效的主要因素等进行了研究，但总体而言，相对于实践探索，我国对公共政策评估的研究明显滞后，已有的对公共政策评估的研究又多数停留在政策评估的重要性、必要性、评估主体、评估价值取向等方面，严格来说，是政策的执行力评估，与以“结果导向”和“公众满意度导向”为核心理念的绩效导向相距甚远，探索适合我国国情且与已有实践相结合的公共政策评估方面的研究更加鲜见。

二、政府实行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影响因素

客观来讲，公共政策的绩效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政策及其绩效之间不一定是直接的对应关系，绩效一方面是一种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主观判断，所以绩效是既客观又主观的存在，是对比政策实际结果与期望值之间的判断，所以它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同时，政策绩效的事实标准和价值标准之间、长期绩效与短期绩效之间也可能存在不一致，这些都增加了政策绩效评估的困难。但这些困难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不能对政府的公共政策进行评估。实际上，有很多因素恰恰说明进行政策绩效评估势在必行。

1.建设服务型政府、进一步完善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机制的需要

过去政府管理中计划占主导地位，对公共政策进行绩效评估的需求不迫切。提出建立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公众作为服务受体，其意见和利益被摆在不可忽视的重要位置，政府管理和服务需要做到信息透明、公开公正，从而使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的需求显化。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主要围绕政策目标规划与设定、目标分解和责任落实、目标评审与修正、目标实施过程监控与分析、目标实现程度评价、绩效学习改进与提升等六方面内容，着力构建科学、规范、全面、可行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机制和制度框架，其本身就是科学化、民主化决策机制的体现。

2.政府公共政策数量增加、干预范围扩大，风险增加

作为公共产品的政策是国家的重要产出，随着公共服务的加强，政策产品总量不断增大，政策内容越来越细化，政策风险增加，政策的绩效评估需求量也随之增大。近年来，我国因公共政策不当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都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有利于检验政策的绩效水平，及时纠正政策失误和总结经验教训，实现政策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政府成本，回应公众诉求，提升政府形象，是进行政策调整、完善政策建议的重要依据。

3.已有的评估实践处于探索阶段，亟须进一步规范

目前已有的政策评估实践还处于起步和粗放阶段，虽然有了一定的探索，但评估制度还不规范，实施的随意性较大，评估指标、评估程序、评估结果缺乏规范性;重官意、轻民意，评估主体相对单一，专门的绩效评估部门、专家和民众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存在重评比轻改进现象，没有把评估与政府部门的持续改进结合起来;评估手段的量化性、科学性和合理性不足。这些问题的存在急需改进，使评估实现规范化、系统化。

4.公民参与意识与参政积极性增强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社会建设正在加强，公民的活动空间得到拓展，各种行业性的利益团体迅速成长，政治权利所直接支配的范围日益缩小，民主、利益、自由、法治、平等理念不断强化。社会领域壮大与发展的趋势必然发生治理社会主体的变化，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公民的参政提供了便利。这就要求政府提高政策制定的参与程度，通过参与政策绩效评价、满意度的参评等多种方式了解政策执行效果，并最终影响政策制定。

5.技术条件的改善为科学的政策绩效评估提供了技术支持

评估的技术条件，主要是指评估模型构造、评估标准设定、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设计、评估的技术路径等。西方国家公共政策评估大都在定性基础上构建定量模型。我国与西方国情有别，不论是单一政策或综合政策，政策制订、执行及结果的衡量标准存在完全不同的环境条件，但这并不是说不可以借鉴其行之有效的评估方法，信息技术、统计技术、调研技术、监测技术等。在已有的技术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和政策属性差异分类，建立有针对性及适用性政策评估的技术体系，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建立评价模型，合理确定指标体系和指标的权重，设立大量具有可比性、可测量性和可计算性的绩效指标。

三、国外公共政策评估的经验

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策评估在世界各国中逐渐成为一种“成长工业”，成为监督政府公共开支、促进政策系统优化的系统工程。一些大学也纷纷建立了政策研究机构，提供研究数据，并为不断扩大的政策分析市场培养人才，关于公共政策评估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都已大体走向成熟。概括来看，其特点如下：

1.发达国家政府普遍推行了政策评估

随着各国政府改革的推进，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韩国、日本、美国、法国等国家都开展了公共政策评估等。其类型大体可分为综合政策评估和单项政策评估两种。

实行综合评估的国家有日本、韩国、英国和法国等。日本不仅对内阁和政府各部的各项政策进行全面深入的评价，而且对政府各部实施的政策评价进行再评价等。英国的政策评估将政府各部门的所有重大开支，以及政策在实施之前的各种建议，也纳入到评价范围。

实行单项政策评估的国家很多，几乎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实施了财政政策评估。美国、荷兰、加拿大、西班牙、德国、丹麦、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实行了环境政策评估。新加坡等国家实行了住房政策评估。还有许多国家在土地政策、教育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的评估方面作了探索。

2.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组织体系完备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组织体系是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活动开展的组织载体，主要指评估主体与模式、评估机制与流程、评估结果应用等，涉及组织权、管理权与评价权。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组织体系的建设水平，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公共政策绩效评价功能的实现和发挥。发达国家的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在评价组织上体现了如下特点：

组建专门的政策评估主管部门，总领政策绩效评估全局。美国的“国家绩效评议委员会”，负责对联邦政府的政策制定框架和政策绩效进行评价。法国的全国评价委员会，领导跨部门的评价工作。韩国除了专门的政策评价委员会，还有直属于国务的政策协调办公室，以及在政府内部专门设立的政策分析与评价局。日本的行政评价局，负责对内阁和政府部门的各项政策实施全面深入的绩效评价，同时对政府部门已实施的政策评价实施再评价。有一个专门进行政策评估的主管部门，能增强政策评估的组织保障，从而避免政策评估成为政府部门运动式或阶段式的活动，使政策绩效评估工作趋于连续，并使评估的权威性得到保障。

政策绩效评估活动走向专业化和职业化。在发达国家，政策评估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成熟的职业活动。政策绩效评估的从业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素质要求很高。美国的政府和许多大学的政策研究机构，培训了一大批职业政策分析人员。法国政策评价从业人员的选择极其严格规范，必须接受资格认定，普通的大学毕业生要在专门的政策评价培训学校受训，接受严格的考核后才能成为正式的评价师。从业人员的高素质使政策评价的能力和水平日益提升，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

评价主体的参与多元化，注重保障民意的表达。发达国家的政策评估活动中，参与者除了纯官方的政府部门外，其余有半官方组织(政府部门提供资金支持，如美国兰德公司、韩国的公共行政研究所等)、完全独立的民间组织(如美国布鲁金斯学院等)。在政策评估的过程中，除了专业政策评估从业人员外，会积极吸纳民间人士的参与，使政策评估不再局限于精英阶层，公众意志得到充分表达和尊重。法国的大区委员会由公务员、民选议员和评价专家组成。日本的政策评估和独立行政机构评价委员会，从全国专家学者和名望较高的人中选出5000名作为委员。政策评估主体的多元化，使更多的主体参与到了政策评价活动中来，民众政策参与的扩大，使公众的诉求得到充分表达，提升了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3.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内容全面

在实行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国家，其评价内容一般既包括政策结果评价也包括政策过程或政策能力评价。如韩国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通过了《政策评估框架法案》和《政府业务评价基本法》等法案，规定评价内容包括了政策结果评价、政策实施能力评价、公民或客户对政府提供的服务和政策实施的满意度的调查三个方面的内容。三个方面的评估主体及所侧重的方面各有不同。

政策结果评估主要是对政府机关及其代理机构所实施的政策进行绩效评估，强调通过评估来不断完善公共政策的制定，提高政府系统的服务效果。其做法主要是在办公室的协助下由政策评价者实施，政策评价者都来自政策分析和政策评价委员会，他们根据国家事务评价和协调规则制定评价的指导方针和评价标准，并对政策进行评价。

政策实施能力的评价主要关注政府机构实际执行政策的能力。评价主要由办公室官员来实施，他们包括了政府绩效评价单位的成员，并对其执行政策的能力进行评价，评价结果在有政策协调办公室人员和政策评价者出席的联合会议上进行探讨，并提出改进意见。

公民满意度的调查由民间人士主导，体现公众对政府公共政策的主观感受，保障国民的公共利益表达，督促政府官员对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整改，实现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的公正化和科学化。同时，韩国的政策评价委员会中仅有一位只挂职而并不履行评价的国务调整室室长是政府官员，其余皆为民间专家，表明他们对民间评估力量的重视和信任。

4.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技术精细

政策绩效的评估技术体系，主要是指评估标准设定、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设计、评估模型的构造、评估的技术路径等。目前西方公共政策绩效评估大都体现了定性分析为基础、定量分析为手段、十分注重细化指标设计的特征。如在《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指导下，美国国家绩效评估委员会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善的评估体系，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政策的质量、经济、效率、效果等绩效标准。法国国家审计学院为政府设计了40大使命，使命下面又细分不同计划，每个计划设5个目标，每个目标又设有2—3个具体指标，并明确具体任务的承担人。各部门在做政策绩效评价时，只需根据评价需求，在众多的目标中选择几个做，接受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和检查。法国的公共政策评价方式因政府行政级别不同而有区分。中央公共政策，由国家级的评价机构组织实施;大区公共政策，一般采用大区自己的集体评价机构，如大区评价委员会;省级政策，省政府下设评价处;中小城市，一般界定为5万人以上，则设评价专员。

在已开展的政策评估中，日本政府部门多采用PDCA的评价管理模式，即计划(Plan：Planning)——执行(Do：Implementation)——检查(Check：Evaluation)——行动(Act：Reflected in Planning)，取代传统的计划——做——看(Plan—Do—See)和计划——操作——评价(Plan—Operation—Evaluation)等管理模式。相比于传统模式，PDCA有两个主要优点：一是评价广泛应用在了管理的每个环节。二是评价结果能及时得到反馈，并充分应用于下一阶段政策的制定。PDCA模式能及时发现项目、政策在设计和实施上的问题，对不合理或不恰当的项目、政策进行及时整改，并最终完善政策机构。资料显示，日本—财年，各部门共有241个公共建设项目因政策评价结果而被推迟或取消，涉及金额约4.1万亿日元(约3300亿人民币)。2009财年各部门评价的389项政策中，有163项(占42%)在当年得到了修订或改进。

5.政策绩效评估有具体的法律规章作为保障

发达国家的政策评价工作十分重视程序化，对政策评价工作的步骤一般都有明文规定，细化的绩效评估标准和流程有力推进了政策执行。如法国的《研究政策与技术开发的评估》、日本的《政策评估法》、英国的《政策评估绿皮书》等都为政策评估提供了有力保障。

法国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立法较早，法律条文也更加细化。1985年，法国政府颁布《研究政策与技术开发的评估》，对科技评价做出明确规定，其中指出：“法国研究与技术开发研究计划需根据各自的指标受到评价，在计划实施之前，评价的指标和方法都要确定，公共研究机构必须定期按照评价的程序实施绩效评价。” 1989年成立的法国国家研究评价委员会，要受到16个法律条款的约束，其机构职能、人员组成、评价费用乃至出差旅费都有明文规定。

日本政府通过了《关于政策评价的标准方针》，政策评价的客体、评价主体、评价视角和评价方式都有具体规定。同年还发布的《政策评价基本方针》，拉开了日本政府政策绩效评价制度建设的序幕。发布实施《关于行政机关实施政策评价的法律》(文献一般简称为《政策评价法》)，对政策评价的目的和宗旨、范围和范畴、原则、评价主体、评价流程、评价标准、评价方式、评价结果应用作了明确规定。

在实施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时，为保证评价的有效性，法律通常赋予评价机构一些特定权力。如法国规定，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外，评价机构能接触所有被评价相关单位的资料，对任何地方进行检查。如评价人认为有必要，可以召开新闻发布会，听取各方面意见，以形成有价值的报告。评价过程中，被评价者如有异议，可以阐述其自身观点，由评价人员进行权衡。但评价报告一经确定，被评价者必须无条件服从，根据报告建议采取相应整改措施。

四、我国实施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对策建议

1.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研究，条件成熟时设立专门负责政府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机构

政策评估是政府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重要工具。科学化、制度化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估不仅反映政府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能力和效果，而且决定和影响整个政府的效能。目前，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公共政策的数量日益增加，干预规模日益扩大，政策实施的各种风险增加，社会对政策效果的要求和预期也日益提高，如何加强应对，进一步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成为非常迫切的课题。尽管已有一些社会中介组织和高校的研咳嗽痹谧鱿喙仄拦拦ぷ鳎獠⒉荒芴娲陨淼闹鞯夹匝芯俊

2.以重点领域的公共政策评估为切入点，逐步扩大政策评估的范围和内容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会纳入公共政策制定的议事日程，也不是所有的公共政策问题都需要同步进行评估。我们认为，可以先对那些事关国计民生、具有广泛影响并亟待解决的、具有优先性的公共政策进行系统化的评估研究，如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调节收入差距政策、环境保护与治理政策、治理腐败政策、治安整顿政策、婚姻政策等，并逐步扩大到政策过程、政策能力的评估研究。

3.完善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组织体系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的主体要进一步规范，使参与评估的机构、组织、公众在资格、条件等方面有章可循。一是国家机关专门绩效评估机构要由国家和行政机关根据法律和组织原则，按法定程序建立。二是中介机构性质的专门绩效评估机构要依据各类社会组织、教学研究机构的章程，经申请批准而设立。三是公民个人作为公共政策的对象和公共服务的消费者，要明确其具备相应的知识、经验、责任、采集政府绩效信息的渠道和能力。同时，对这三种评估主体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也需要有统筹考虑。

4.探索构建科学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公共政策绩效评估指标要突出“三个结合”：一是系统与简便相结合。评估指标既要全面系统，又要抓住关键，工作方式方法既要综合配套，又要简便易行。二是能力指标与结果导向相结合。把结果作为绩效评估的目标，把决策过程和能力作为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保证。三是客观评价与满意度评价相结合。全面评价客观上“做出了什么”和主观感受上“做得怎么样”，在注重客观评价的同时，拓宽公众参与渠道，增强满意度评价的科学合理性，着力构建科学、规范、全面、可行的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机制和制度框架。我国地区差异较大，要结合我国国情、省情、市情等，从有利于改进组织管理、改造业务流程、关注绩效结果三个方面入手，以职能为依据，以各级政府中心工作为导向，构建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加大对各级政府重大决策的评价力度，围绕当前经济社会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加强有针对性的评价，根据未来发展需要开展前瞻性和导向性的评价。

5.加快建设公共政策绩效信息平台

加快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技术平台建设，完善数据采集、反馈、分析和改进机制。一是开发 “公共政策绩效评价信息系统”。优化数据采集及反馈功能，被评对象报送各项指标的结果信息，经系统采集处理后反馈被评估单位，以促进被评估单位改进工作。二是建设公共政策绩效管理信息库。分类收集各单位公共政策绩效管理的做法和效果、意见和建议、问题和不足、改进措施，加强交流反馈、跟踪处理和统计分析，使之成为绩效管理工作的“电子智库”。三是实行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状况分析。充分利用实时评估和信息库数据，每半年对公共政策绩效的总体状况、实际效果和落后指标等进行综合分析，为改进绩效提供依据。

6.加强运用评估结果

加强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结果运用，充分发挥结果导向和刚性约束作用。可借鉴韩国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结果在新闻媒体和互联网上公布，同时在政策评估者、政府机构和代理机构负责人参加的联合会议上报告给和总统的做法，以及日本总务省和政府各部门每年除向国会提交年度政策评价报告书外，还将报告书向社会公众公布的做法。建立公共政策绩效评估结果内部通报制度，将政策绩效分析报告以简报等形式印发各单位，互相借鉴，互相监督，互相促进。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结果定期向政府报告。

7.突出公众满意导向

完善满意度评估机制，突出公众满意导向。除涉及隐私、产权、国家和商业秘密外，把政策评估结论公示于互联网上，同时注明资料来源、模型假设、方法采用、数据分析等各方面的不确定性，让社会能够清楚地理解政策分析的过程和结论。要充分听取和收集公众对政府的评价意见，及时反馈相关部门，开展常态化的公众满意度调查。如中秋国庆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群众议论很多，建议有关部门就“好事办得怎么样”进行政策评价，将决策始末、执行过程等做出认真分析，这样不仅可以还政府一个公道，而且让社会了解今后该项政策会怎样改进。

篇6：公共政策调研报告

公共政策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经由政治过程所选择和制定的为解决公共问题、达成公共目标、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方案”,其本质属性是公共性。公共政策应该遵循如下公共性原则:第一,公有性原则,即公共决策权力应该归社会公众所有;第二,公治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由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第三,公享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适用于其所要调整的所有对象;第四,公平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维护社会公平;第五,公益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第六,公开性原则,即公共政策应该具有开放性和透明性。但是,当我们对公共政策进行深入考察时却发现,公共政策时常表现出与公共性相违背的特性,这便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对这些困境进行科学梳理,将有助于理顺公共政策研究的思路,探明公共政策失效的症结,进而加快我国公共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进程。具体而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困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政策主体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主体是指那些在特定政策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监控、调整的个体和团体。其中,广义的政府(即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作为公共政策的法定产生者,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是最主要的政策主体。传统观点认为,作为公共政策最主要的制定和执行主体,政府是广大社会公众权利和意志的代表者,政府的公正与准确是一种固有的天赋,政府不具有自身利益。

然而,现实中政府的自利性却是客观存在的。政府的自身利益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政府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作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组织类型,政府是由若干名政府工作人员组成的,而政府工作人员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他们也具有各种各样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而这些需要也都期望得到满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其个体需要和组织需要的相互作用,才保证了整个组织的正常运转。当他们的个人需要以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形式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社会特性时,这种需要就转化为了个人利益。由于他们常常被置于“公仆”的地位而不能明确追求自身利益,他们的自利动机受到了限制,从而迫使他们采用其他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比如通过贪污受贿、挪用或占用公款等行为来实现自己的私利。第二,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任何政府都有职能部门和层级的划分,这种划分是组织规模扩大化和管理工作专业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各项职能正常运转、组织目标顺利实现的组织结构保障,但这种划分在客观上却容易形成纵向上的层级断裂、横向上的部门交叉、整体上的条块分割的行政格局,从而使得政府的不同层级、不同部门萌生不同的团体利益。例如,在经济发展和投资格局中出现的地区产业趋同现象,地方政府对本地区资源、市场的行政保护现象,以及各部门为了维护本行业、本部门利益而人为设置市场障碍、防止外地区行业竞争进入等现象,都充分证实了地方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团体利益的存在。第三,政府整体的机构利益。政府组织常常被人们设定为社会的公共组织,履行公共管理职能,是社会最高利益的代表者,并不具有自利性。事实上,政府组织同样拥有自身的特殊利益,比如特殊的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和精神文化特权等。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政府管理工作从社会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特殊的专业化、专门化的工作,政府组织的自利性就越来越突出。因此,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是多元利益主体之一,也要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目前,各国政府的规模扩大化、部门支出的增长等都是政府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张行为。

从理论上讲,公共政策是为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解决社会公共问题而产生的,公共性是其逻辑起点;公共政策又以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最高目标,公共性是其价值终点;公共政策运行过程的各个环节都以公共性作为其基本的指导原则和标准。因此,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作为公共政策主体构成要素的政府,其公共性既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也是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重要体现。然而,为什么现实中的公共政策却存在着与公共性相抵触的自利性呢?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是无法对此问题作出科学解答的。于是,政策主体理论上的公共性和现实中的自利性之间的冲突便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二、公共政策目标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目标是指公共政策主体针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基于自身需要和社会提供的可能而设想出的一种希望状态。依据公共政策公共性原则的要求,公共政策目标应该具有公益性,即公共政策应该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目标。

关于公共利益,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目前,学术界对公共利益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把公共利益和抽象的或实体的或理想的自然法规、正义、正当理由这一类的价值标准和规范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理解为一种合法利益、正当利益;二是把公共利益和个别人物的特殊利益或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或与多数派的特殊利益联系在一起,即将公共利益视为与个别人物、个别集团、阶级的特殊利益相对立的多数人的利益;三是把公共利益与个人之间的竞争过程或集团之间的竞争过程联系在一起,认为个人之间以及集团之间利益竞争的结果便是公共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学者认为,社会上实际并不存在作为政府公共政策所追求目标的所谓社会公共利益。公共选择学派的代表人物肯尼思·阿罗在《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1951)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该定理阐释了将个人偏好或利益加和为集体偏好或利益的内在困难。该定理指出:试图找出一套规则或程序,从一定的社会情况下的个人选择顺序中推导出符合某些理性条件的社会选择顺序,一般是办不到的。阿罗证明,简单加法不足以在个人偏好中排出一个一致的共同次序,这些个人偏好本身也是根据不同的标准分类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M.布坎南也指出:在公共决策或集体决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缔约过程”。因此,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作为公共政策根本目标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那么公共政策所追求的公共性自然也只能是一种虚幻的公共性,这显然是和现有的公共政策公共性理论研究成果相矛盾的。即使我们不认同公共选择理论对公共利益的论述,仅从学术界对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定义的争论中也可以看出,公共利益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概念,它对于公共政策的研究人员来说难于把握,它对于作为公共政策决策主体的政府来说更难于把握。

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要求将公共利益视为公共政策的根本目标,而公共利益本身却是模糊不清、飘忽不定的。可以想见,在没有回答到底是不是存在公共利益以及什么是公共利益这两个基本问题的条件下,政府又怎能制定出追求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呢?现实中,政府官员制定和实施的公共政策所追求的也仅仅是他们自己观念领域中的模糊的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利益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府官员个人价值观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带有主观性和狭隘性。同样,在既没有证明公共利益的真实性又不能科学界定其内涵的前提下,政策研究人员又如何能够对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呢?于是,公共政策的虚无性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便构成了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个理论难题,使得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研究陷入困境。

三、公共政策问题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问题是指那些引起政府的关注并纳入政府议程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是指社会的实际状态与社会公众所期望的状态之间的差距,也就是需要解决的各种社会矛盾。就其本质而言,政策问题是“思想作用于环境的产物,它们是通过分析从问题情势里抽取出的要素。因此,我们所遇到的,是问题情势而非问题,问题就像原子核细胞一样是观念的产物”。可以说,“问题不能脱离对它们进行定义的个体和群体而存在,也就是说,并不存在其内部和自身就构成政策问题的‘自然的’社会状态”。只有当人们对改变某些问题情势的希望作出判断时,才能产生政策问题。可见,政策问题是被人们感知、觉察到的状况,是与价值、规范和利益冲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当前,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正在成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现实挑战。任何时代和任何时期,都存在着一些需要重视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而作为社会公共管理者的政府,有必要关注并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但社会上存在的问题为数众多,纷繁复杂,而由于时间、能力和资源的限制,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而只能解决其中的一部分问题,政府应该解决哪些社会问题呢?这需要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选择,也就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首要环节确立公共政策问题。依据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原则,公共决策权力应该归社会公众所有,公共政策应该由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因此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首要环节的公共政策问题确立过程,也应该在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下来完成,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应该是社会公众的选择过程。然而在现实中,政策问题的确立过程,只是政府将必要的社会问题纳入政府议程并将其转化为政策问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在诸多社会问题中进行选择的过程,而不是社会公众对社会问题进行选择的过程。

政府对公共政策问题的选择,归根到底就是政府工作人员的选择,这种选择在本质上是一种主观认定。由于政府工作人员的利益、信仰或价值观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必然不同。对于同一问题,有些人看来非常重大,需要政府采取行动加以解决,而将其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而另一些人则可能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兴师动众的必要,而拒绝将其纳入公共政策问题之列。于是,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可能会给政策制定带来两种直接后果,其一是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却没有被确立为公共政策问题,这无疑是对社会公众民主权利的剥夺,是与公共政策的公有性、公治性原则格格不入的。其二是被确认为公共政策问题的社会问题并不是社会公众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显然是对政策资源的肆意浪费,既没有真正代表社会公众的意志,也不符合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基本要求。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该属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准确界定公共政策问题,而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却使公共政策问题的界定具有了一定的随意性。因此,公共政策问题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共性,二者之间的矛盾便构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研究的又一困境。

四、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共性困境

公共政策价值是指公共政策主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所遵循的价值准则。公共政策具有各种不同层次的价值追求,效率和公平一直是政策研究人员最为关注的两种价值。效率,是指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获取的收益与所投入的各种资源的比值,即收益与成本的比值。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的效率,主要是指对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平,是人们对社会运行状态的一种带有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包括机会公平和结果公平。机会公平是注重规则的无差别性的公平,即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结果公平是注重人的差异性的公平,即对不同的人实行不同的规则。作为公共政策价值的公平,可以理解为对政策资源配置合理性的判断。

公共政策效率价值取向的存在,正在冲击着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取向,进而使得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研究陷入困境。关于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否认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互统一,但就公共政策而言,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却是二者之间的相互对立。效率与结果公平在终极意义上是“两全”的关系,而在日常操作中,特别在微观层次中,是“难以两全”的关系。效率价值取向强调以尽可能小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产出,提高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这就需要通过激励性差别分配机制激活各种生产要素,以最大限度地激发每个社会成员的潜能。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社会成员的先天禀赋和社会背景是不同的,因此这种激励性差别分配机制必然会导致结果的差别,即强者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弱者会获得较少的资源,甚至丧失掉已有的资源。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讲,选择公平必然会妨碍效率,追求效率必然会损害公平。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对立,直接导致了学术界对二者在公共政策价值体系中的先后次序问题的争论。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效率优先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强调效率的首要性,只有效率得到了提高,才能更多地体现公平,不能因为公平的原因而伤害效率;以罗尔斯和德沃金为代表的公平优先论认为,公共政策应该以平等作为衡量分配是否公平的标准,在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强调平等的最终目的价值;以阿瑟·奥肯为代表的公平与效率并重论认为,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两种价值在不同领域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在社会和政治权利领域中,“社会至少在原则上把平等的优先权置于经济效率之上。当我们转入市场和其他经济制度时,效率获得了优先权。

效率和公平两种价值取向的对立常常使现实中的公共政策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以暂时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或者以暂时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换言之,效率和公平的对立使公共政策方案选择出现了机会成本问题,即一项公共政策只能以其中一种价值选择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选择了一个就意味着放弃了另一个。公共政策的公共性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平原则为基本价值准则,而现代公共管理的效率性则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效率原则为首要价值依归。效率与公平两种价值取向之间的两难选择便成为公共政策研究中的又一公共性困境。

篇7：公共政策调研报告

政策的根本在执行，政策执行者能否在执行阶段忠于政策的初衷对一项公共政策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环节。因而无论是从学界研究角度还是从社会政策作用角度，我们都非常关注政策的执行。而在现实的生活中，对与一项政策的执行总会是遇到许多“绊脚石”，其中有包括社会环境在内的政策环境因素，也有更多的人为主观因素。我们讨论的政策执行是指政府执行系统通过其积极的行动，使政策方案付诸实施的过程，具体而言，是政策执行者运用各种政策资源建立组织机构组合各种必备要素，采取各项行动，使政策观念形态转化为现实效果，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公共政策可以分为元政策、总政策、基本政策、具体政策。其主要的过程有：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督、终结、评估等阶段。

政策是执行之源，我国在现阶段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主要是体制内的制订者既政党以及少量的参议者即咨询机构。虽然老百姓不直接参与政策执行，但是政策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与工作，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政策是引导社会发展的路标和导向。公共政策在我们的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使得我们的生活有章可循，工作有规范可依，它主宰着一个国家的兴衰，主宰着一个民族的存亡。公共政策涵概军事、政治、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即是如此。

近年来，一些被人民群众寄予厚望的扶贫干部面对金钱的诱惑蜕变成国家的蛀虫，频频利用手中的权利蚕食国家的扶贫款。有的国家级贫困县的小小乡长配置的公车竟然是进口的“皇冠”，有的人打着“扶贫”的旗号办实体、搞项目，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扶贫款“洗”进自己的小金库??近日广西省防城区法院日前以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判处防城港市防城区扶贫办原主任谢乃金有期徒刑。经审理查明谢乃金自9月任扶贫办主任起，在事实扶贫项目过程中，加大开支，4次将扶贫款非法占为己有，共贪污扶贫款近14万元。仅广西一省在1月至2月，广西省检察机关共立案侦察贪污、挪用和私分救灾款、扶贫款和移民安置款等职务犯罪案件48起，涉案人员56人，占广西检察机关反贪系统立案总数的4%，涉案金额达1100多万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我国其它地区的扶贫政策方面的执行存在着许多不足的地方从上述案例中我们看到我国的扶贫政策的执行以及扶贫专款的执行与发放存在着许多缺漏，贫困地区群众的救命钱屡遭“洗劫”，民怨沸腾，严重影响了我国贫困地区的社会安定与经济发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公共政策的执行存在着许多阻碍因素，从而使得政策的执行结果与政策预期目标有所偏差。

通过考察研究，我们发现在现实的生活中存在许多政策执行偏离轨道的现象。上面的案例就是典型的表现。除此以外我们总是能发觉身边的公共政策在很多时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公共性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很多情况下被删改或变质了。对此我认为：

第一：体制不健全。政策执行体制是政策得以顺利实施的环境系统，同时是影响政策执行因素中重要的一还。健全的体制有利于发挥政策的作用体现政策效果。但现行的政策执行体制却是不能另人满意的。首先在权力的分配上存在不合理，个人高度集权、组织缺乏合理的权力制约机制。其次机构之间或机构部门人员之间的权责不明确，争功委过、群体极化现象时有发生。此外，在政策的内容完善、政策可行性评估与研究、政策预案的实验、政策调整等许多方面缺乏合理有效的制度化安排。

第二：执行者素质不高。在政策的执行阶段总要依靠一定的执行机构与人员，所以执行者的素质就会对政策的执行顺利与否产生重大影响。现阶段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说明我们的政策执行人员在自身素质上仍需要很大提高。

第三：地方主义、小团体思想仍然存在。政策的实施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这就是要求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要保持高度的协调与一致性，忠实于政策的本来面目与政策取向，避免地方主义、小团体思想。但在政策执行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地方主义、小团体思想仍旧是“遍地开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政策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因此如何有效的避免地方主义，在维护政策的可行性的同时如何增加政策的适应性等问题将是我们应该解决的重点。

根据现代社会的特征以及公共政策的发展，我们对公共政策的执行的问题对策的研究也相应地跟上了脚步。只有将对策分析清楚才能进一步将政策落实，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从而增强以政府为主的公共主体的执行力以及影响力，也只有这样才能将更好更全面的政策奉献给社会。

首先，从政策执行的基础来研究政策执行问题的对策。政策执行的基础不仅是政策的制定，，更还有政策执行的体制因素。政策执行体制包括政策执行的制度建设以及政策的认识水平也包括政策执行的每一个环节。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国家的政策执行体制都要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影响。中国以前的政策执行体制主要是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以政府为绝对的执行主体，在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与之相应的政策执行主体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即增加了社会公众的参与，但是还是以政府和公共部门为主体。虽然公共权力随着公共管理中心的下移而日益社会化，但是其下放是缓慢的，政府的角色转换也是缓慢的。因此在政策执行体制方面，政府应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共管理的学要，将政府的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相互配合，针对政策执行的时滞问题，将一定的政策决策权和执行变动权交与地方或直接执行政策的机构，以便让基层执行机构有一定的自主权从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政策进行适当的修正。在执行过程中也应当建立相应的政策执行的监督与评估机构，针对政策执行的各个环节进行严密的监督与控制。在案例中的扶贫腐败问题上，若能建立相应的执行监督机制以及对扶贫政策进行定期的评估，那么扶贫腐败就能相应的减少而不至于使得我国大量的资金“流”进个人腰包。

其次，从政策执行的主体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政府能力方面也是有待改善的。有效的政府能力能够优化政府的结构，能够将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从而能够在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我国的在政府正处在经济体制的转行阶段，所以政府以及公共管理主体在政策执行方面应该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由于我国政府机构的设置的庞大，其官僚主义影响所以导致其效率低下，所以在政策执行主体方面，我们应该在加强政府体制改革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度。在政策执行主体的层次上分为高层、中层以及基层三个执行主体，其中基层政府是政策执行政策关键。从而在政策执行中应该加强各级领导以及执行人员的沟通，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基层对政策执行目标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错误认识，同时也能够让政策制定者及时获得政策执行的状态以及与预期目标的重合程度，为其在政策终结方面提供先行依据。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应该加强对基层执行者的引导和对其进行一定的约束，以防止其在执行过程中滥用权力进行权力寻租。

再次，政策执行必须有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作为后盾。不仅要加强政策上的法律化，而且应该加强政策执行阶段的法律建设。所谓的政策法律化就是将稳定、成熟且在教长时间内调整社会关系的政策上升为法律，使其获得法律的效力和国家强制力的保障。政策法律化有利于政策的稳定，同时也有利于增强政策的权威性与强制性。从而在政策的执行阶段约束执行主体规范行为，维护政策的原貌。这就要求在政策的制定阶段要不段加强政策和合理化分析与预测，找准政策问题确保政策的有效性。此外要增强政策的稳定性上下一致。对于执行阶段的法律建设则主要是用法律来规范执行人员的执行行为，依法设立一定的执行程序;建立健全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建立行政公开制度、正确合理运用行政听政制度以增强政策合法性与公正性;权责明确、合理分工，加强干部人事制度的管理。充分利用法律来规范政策执

行是符合社会要求与公众需要的，在追求法制社会的今天，增强政策法律建设举措势在必行。

篇8：公共政策分析报告

公共政策分析报告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地区经济的发展，许多地区政府竞相建设地标建筑和打造形象工程，这些工程建设豪华，投资巨额，但往往却是政府政绩工程的集中体现，很多建筑工程都片面追求高大豪华，政府不惜斥巨资来建设，但却缺乏考虑建设的必要性和公众的意见和需求。

一、政绩工程之地标性建筑

苏州投资45亿元人民币建高度为301.8米的“东方之门”摩天大楼近日因其外形成为网络焦点，很多网友调侃“东方之门”像极了“秋裤”。东方之门是一座建筑高度301.8米、总投资约45亿元人民币的摩天大楼。然而，如此重要的一项工程，却被民众吐槽为“秋裤”，这恐怕也是建筑设计方始料未及的。辽宁抚顺投上亿元建157米高铁圈形建筑。

该建筑名叫“生命之环”，是一座巨型环形城市景观建筑，坐落于辽宁抚顺市沈抚新城。据了解，“生命之环”的平均直径高达157米，相当于50层楼高，整个建筑所用钢材达3000吨。当地官方招投标信息显示，“生命之环”计划投资金额总计过亿元。而近日有关深圳南山区春花天桥投资20亿元建设堪称豪华天桥的消息引发社会关注。

该天桥最宽接近14米，主梁高度超5米，共设4处梯道、4部手扶电梯及两部垂直电梯，外形酷似盛开的迎春花。有网友表示，春花天桥耗资二十亿元打造而引发舆论一片哗然。这些是当前尚且存在或者正在建造中的地标式建筑，然而在过去十几年间，那些曾经走进我们视线里的地标式建筑却不复存在了。西湖第一高楼被拆，设计寿命1却仅使用了。而曾经的亚洲跨度最大的拱形建筑沈阳夏宫被整体爆破却仅使用了15个春秋。这些地标式建筑都是政府花巨资打造而成，堪称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然而动辄爆破拆除城市地标建筑，这不仅是对纳税人钱物的巨大浪费，更是政府缺乏考虑大众需求，个人偏好和兴趣的集中体现。这些建筑都是斥资亿元打造的，很多都是政府为了凸显自己政绩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很多建筑在其建设之初并没有充分考虑公众的需求和建设的必要性。很多地方政府在建设这些地标式建筑之初是否听证过大多数市民的意见，是否有举行听证会，是否有招标公告公示不得而知。甚至无论公众对各地的地标建筑如何质疑，举例论证也好，公开反对也罢，最后的结果无一例外的就是这些建筑项目工程的顺利动工建设。

综上这些城市地标式建筑工程，这些美其言是为了城市的规划和建设，打造城市发展品牌和地位，但实质上这些地标式建筑就是典型政绩工程的具体表现。

二、政绩工程与政绩之涵义

所谓政绩工程，就是某些领导干部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目的和利益，不顾群众需要和当地实际，不惜利用手中权力而弄出的劳民伤财、浮华无效却有可能为自己和小团体标榜政绩的工程。尽管政绩工程由政绩派生而来，但政绩与政绩工程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政绩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实际成效。而政绩工程，则是在政绩里掺进了个人的'虚荣心和政治的功利性成分，甚至被一些人当成邀功升迁的“垫脚砖”，也就是所谓的“形象工程”。

三、深圳春花天桥概况

就拿深圳的春花天桥来说，春花天桥的打造就是典型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位于深南大道与南山大道交会处的春花天桥是深圳大运会前夕投资建设的形象提升工程之一，建设初期被定位为地标性建筑物之一。该天桥最宽接近14米，主梁高度超5米，共设4处梯道、4部手扶电梯及两部垂直电梯，外形酷似盛开的迎春花。该天桥梁架均使用航空级钛合金铝材，顶部全部采用最新光能动太阳板，天花板安装上千个A级L E D灯，四个出入口均配置全自动手扶电梯和垂直电梯，用钢量约3000吨，汇聚深圳最高精尖的制造工艺。有网友表示，春花天桥“耗资二十亿元打造而成”。对此，深圳南山区官方微博澄清表示：春花天桥实际造价约5000万元。然而，让群众质疑的除了工程的造价外，引发群众批评质疑的还有天桥建成后并没达到让人满意的效果。春花天桥长期存在电梯停运、桥面积水、上千LED灯晚上不亮等诸多问题。在正式交工使用不到2年的时间内，就出现了13部电梯屡屡停运、雨天桥面积水等质量问题。面对公众的意见和质疑，深圳南山区官方微博同时也承认天桥管理上“目前存在问题”。

四、选用精英理论分析之依据

春花天桥的建设充分体现了深圳南山区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政策客体出发，我们采用了精英理论对春花天桥这个政绩工程进行分析。

精英理论认为，公众是被动、麻木和信息闭塞的，公众的情感往往被精英们操纵在的股掌之中，公众对精英价值观的影响微乎其微，公众对精英们的决策行为充其量只会有间接的、微小的影响;公共政策更多反映的是精英的兴趣和偏好，而不是公众的要求。在春花天桥的整个决议、建设过程中，政府是政策的主体，而公众是政策的客体。从作为政策客体的公众角度来看：首先，在关于建设春花天桥的通过决议中，公众并没有参与其中，即使连春花天桥的招标公告都无法找到，有的只是一条模糊的中标公告，信息不对称，公众的信息闭塞，无法了解掌握相关事实;其次，春花天桥的真正造价对公众仍旧是个谜，先有南山区官方微博澄清说是5000万元，后却有监理方说是4000万元，政府的政务信息不透明不公开，公众被蒙在鼓里;最后，春花天桥的巨额投资未达到使公众满意的效果，在正式交工使用不到2年的时间内，春花天桥就出现13部电梯屡屡停运、雨天桥面积水等质量问题。春花天桥作为一项民生工程，理应由作为政策承担者的公众所知、所解、所影响。但是，在春花天桥的整个决策和建设过程中，公众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作用微乎其微。

五、用精英理论模型分析春花天桥

1、从公众的角度

精英理论认为，在政策过程中，公众完全是被动的，他们的要求及其行动对公共政策不会产生决定作用。在深圳春花天桥事件中，我们首先应该考察当地的公众在天桥修建的事件中是否处于被动，即深圳南山区的民众是否处于被动的状态。因此，先考虑一下天桥修建之初是否召开了听证会。春花天桥被定位为地标性建筑物之一，由政府财政出资修建，事关深圳众多公民的利益，依法应当公开听证。《深圳市行政听证办法》第二条也明确规定，深圳市行政机关作出涉及重大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重大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适用本法。当初如果没开听证会，即行政决策程序违法;当初如果开了听证会，请公开相关信息，方便进行责任倒查。但是经过调查发现，天桥从无到有、自始至终的整个过程，都缺少民意的沟通。如此重大决策的制定，需用到纳税人大量的钱，而且天桥的修建也会影响周围广大民众的出行，然而政府却连一场听证会也没有召开，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春花天桥的决策过程中，南山区的民众的确处于被动状态。沟通缺失，民意缺位，公众意见不能有效传达，更没有达成官方与民间的共识，这也为春花天桥建成后引来部分民众不满情绪埋下了伏笔。

2、从政府的角度

精英理论认为，在政策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精英们把握政策制定的主动权，公共政策完全由他们来决定，然后由行政官员及其机构加以执行。对于深圳春花天桥，应该说建天桥决策也是由执掌权力的少部分精英，即深圳南山区政府制定的，政府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把握了主动权。其次，我们再来考虑政府为何要花费巨资建造春花天桥。是为了民众的利益着想，还是为了自己的偏好，为了凸显自己的政绩?原本，建造过街天桥的本意首先是为行人过马路提供方便和安全保证，其次才是尽可能地展现外形美观，即首先必须是民心工程，其次才是形象考量。而春花天桥的规划者，从投资建设之初就将其作为形象提升工程定位为地标性建筑物，有意无意地弱化了方便行人通行的原始功能，而网友质疑20亿、官方回应5000万的巨额成本，更让春花天桥沦为名副其实的“政绩工程”的标志。

管理者常常把心目中的城市形象定位于豪华、气派、美观、有创意，而普通民众的心仪感受却是舒适、实用、惠众。显然，位于深圳南山区的春花天桥就是这样一座华而不实、饱受质疑的城市建筑。这种引起民怨的“政绩”，树了干部个人的“丰碑”，伤了广大群众的信心，更是隐藏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篇9：公共政策学论文

公共政策学论文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下降，给社会带来的就业压力日趋严重，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当今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国应如何解决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成为今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和责任。因此就当前大学生就业的形势、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 从公共政策角度出发,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公共政策问题解决措施

正文：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教育层面的不断拓展与深化，高等院校的不断扩招,导致教育规模迅速膨胀,待就业的大学生数量与日俱增,给社会带来的就业压力日趋严重。大学生的就业难的问题在近几年来已逐渐成为整个社会所关注的焦点。如何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必将成为各个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当前大学生毕业的就业形势：

据调察，就新疆而言，20底，7.5万名实名登记的20前未就业大学生依靠政府，通过多种渠道顺利就业；年初，自治区明确力争今年7万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85%的目标。尽管各项促进就业的优惠政策和扶持力度都超过往年，但大学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总会有一些学生面临就业难的难题。是继续观望，还是及时放低身段？

是按图索骥非本专业不就业，还是勇于跨学科就业？是坚守城市辛苦营业，还是到基层去大展身手？政府应对大学毕业生如何成功实现就业、社会实习和见习岗位能给大学生就业什么帮助、大学生实习基地的发展状况、及未毕业大学生该如何面对未来的就业等话题进行探讨，因此能为大学生就业提供帮助。

二、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的原因：

第一，大学生就业专业与实际学习的专业不对口。由于大学生刚刚步入社会，对就业方面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对择业的盲目性也或多或少的影响着专业与社会实际的不对口。因此导致许多大学生不能马上适应社会需要，存在就业难的.问题。

第二，对工资的期望值过高。就学生及家长的主观愿望而言，虽然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进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但家长与大学生个人仍然始终对毕业后的就业抱着高期望值。当这种高期望值与现实中的就业岗位或机会存在落差时，大学生就可能陷入难以就业的处境。因此，愿望与现实之间的反差构成了现阶段大学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

第三，对于一份硬工作的需要。很多大学生都向往“铁饭碗”的工作，希望自己能及一个好的工作单位或企业，工作稳定，收入较高。但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社会现状并不能满足所有毕业生的愿望，因此导致很多大学生就业出现困难。

三、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公共政策解决措施：

在分析严峻的就业形势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知道大学生就业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学校和学生等各个方面，必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部署,高度重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社会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局面。下面就将从公共政策角度方面来阐述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公共政策措施：

（一）、政府应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政府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消除政策壁垒，破除政策性障碍。现在影响和制约毕业生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各地、特别是中心城市的进入壁垒或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消除壁垒，破除障碍势在必行；

（2）、拓宽渠道，创造宽松的就业环境，千方百计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政府要鼓励用人单位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党政机关录用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新增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应主要面向高校毕业生，为各类企事业单位特别是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事业单位聘用高校毕业生提供便利条件和相应服务；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到基层、到乡镇、到非公有制单位就业，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最大限度地给毕业生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就业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毕业生的聪明才智，给毕业生提供一个建功立业的舞台。真正形成人尽其才、人尽其用、自由流动、自主创业的良性宏观运行机制；

（3）、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发挥市场在毕业生就业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培育和完善市场，让市场在就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只创造条件，加大宣传力度，建立公平、竞争、择优、统一有序的就业制度、就业机制、就业信息体系和服务体系，积极推动和促进毕业生就业；

（4）、建立培训机制,增强毕业生的择业竞争力。近年来，毕业后暂时未找到工

作的大学生呈增多的趋势, 国家对此应给予足够重视，弄清楚暂时待业的原因，分门别作采取不同的措施。建议建立培训机制，进一步培训那些真正想工作但因专业和能力问题暂时无法就业的毕业生，进一步激活毕业生就业市场，创造就业岗位，增强毕业生的择业竞争力；

（5）、制定政策，解除特殊群体的后顾之忧。对那些思维活跃、富有开拓创新意识的毕业生群体，要给予大力支持，对自主创业者，国家要制定一套相应的办法，为创业者营造宽松的社会舆论环境，利用完善的机制来激发大学生的创业潜力，让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对那些暂时未找到工作而家境比较困难的毕业生要给予多方面关照, 在延长毕业生找工作就业时间两年之内，允许待业大学生自由选择将本人户口和人事档案保留在高校或生源所在地，免收服务费用，符合社保条件的特殊困难毕业生,要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做到应保尽保，在一定限度内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二）、不断优化我国的教育结构；

大力优化教育结构，大力发展应用性教育和技能型教育。对教学质量不高、专业设置不合理而导致就业率达不到50%的学校和专业要减少招生计划，甚至停止招生。在教学计划上，重点进行基础和综合教育,重视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应逐步将教育方式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转变。高校较大的专业设置和招生自主权，使高校能够根据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情况，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规模。大力发展应用型教育和技能型教育，并且要在政策上鼓励民间资本投资这类教育上。

（三）、合理发展经济，正确调整产业结构；

解决就业最终要靠经济的增长, 这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俗话说的好，经济繁荣就业易，经济繁荣靠人才。只有快速、合理的发展经济，才能更好，更稳的从今就业。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高速成长阶段, 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为就业提供巨大的空间。

据调查，目前，第三产业必然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就业比重将从现在30%上升到50%左右, 发达国家已达到70%以上。现代化的第三产业是以知识和高科技为支持的, 其中的金融保险业、法律、审计、财会、投资、心理、出国留学等方面的咨询服务业，各类经纪人和中介机构，文化教育业等服务产业的发展，要求其从业人员半数以上是取得大学学历或大学学历以上的人员，第三产业成了吸收就业的主要领域。

此外，非公有制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兴起对高层人才需求旺盛成为就业的重要增长点，中小企业是就业的主要载体，随着国企改革的逐渐完成，也将使国企大规模储备人才。当前，全球经济大调整，需要大批的高级技术工人, 即具有高级技能、较高知识水平和较高收入的蓝领，这是人才全球化的一种趋势。努力争取将全球有限的就业岗位更多地配置到中国来，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重要基地，到时无论是服务业还是制造业，都向莘莘学子们展示了广阔的就业前景。

总结：

在这个21世纪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个人认为，在国家制度和市场机制上做到尽量完善的同时，我们大学生也应该端正自己的就

业观念、不断的完善自我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全方面发展的人才，这样才能根本性的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才能真正的适应这个社会，解除这一严峻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人民网；新疆大学生就业信息服务网

2、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分析及对策研究[D] 张举福建师范大学

3、《关于我国就业问题的理性思考》孙续功

4、《就业问题的公共政策思考》董克用

5、《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就业与管理体制创新研究》郎建华

篇10：《公共政策学》学习心得

《公共政策学》学习心得

原创：肖光军

如何将意图变为政策？

问题界定，标准设立，方案搜寻，结果预测，方案选择，政策执行与监测，结果评估和政策变迁。

一、问题界定

1.认识到一种状况。

2.为什么这种状况是一个问题？

3.这种状况的范围、性质、变化是？

4.实现什么目标算是解决了该问题？

5.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吗？

6.这个状况的决策者、执行者、受益者、受害者等是谁？

7.谁会支持解决这个问题？

8.在问题和解决方法上有哪些不同观点？

9.什么样的解决方法是可以接受的？

10.寻找问题表现的现实依据。

11.这是一个正确的问题吗？还是一个更深刻问题的表现？

12.有没有不触及这个问题却能实现/维护那个价值的方法？

13.能通过改变价值、不改变状况来消除问题吗？

14.进行分析有什么限制吗？

注意：人往往容易“针对错误的问题寻找正确的答案”，所以要时刻关注问题的主观性、系统性、动态性，关注问题的有无、虚实、表里、关联、变化；有了备选方案之后要重新界定问题一次；注意“结构不良问题”――它不存在一个“最优解决方案”，只有不同的偏好方案。

二、标准设立

1. 认识价值，价值共识，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

2. 用可行性约束明确价值观。

3. 价值的组合与冲突。

4. 目标搜寻。

5. 根据相关专业知识确立指标。

6. 进一步细化为可操作的绩效标准。

注意：包括目标、指标、绩效标准三个层次。

不能将目标看成现成的、不言自明的东西，要考虑到其背后的价值、利害、轻重缓急的冲突，特别是利害因素中要假设决策者与其他理性人一样也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如为争取选民支持，会倾向于迎合选民而非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政策，或是将目标说的含糊不清来减少对自己的限制。

目标搜寻时，首先寻找单一目标，若不成功则向上寻找更普遍的目标。还无法达成共识，则采取最优化（进行目标交易或按偏好顺序排列取舍、将次要目标的最低限度变为工作要求）方案或“满意”途径（确定各方面“足够好”的标准，再寻找一个满足它的方案）。

三、备选方案搜寻

1. 搜寻。

2. 创造。（以上两个步骤的方案均有以下来源：专家权威、具有洞察力的当事人、技术与方法、科学理论、参与者的动机目标、相似案例、触类旁通、伦理体系等）

3. 初步检验与评估、保留个位数的方案。

4. 重新定义问题。

注意：不要过于依赖过去的经验，不要急于批判别人的意见，避免过早锁定问题定义，避免过早形成偏好，防止未经评估而排出备选方案，注意在条件变化时重新考虑之前被排除的方案。

四、未来预测

1. 预测现有政策的结果。

2. 预测政策可能的变化。

3. 预测各新政策的结果。

4. 预测政治参与者的行为。

五、方案选择

1. 技术可行性比较。

2. 经济可行性比较。

3. 政治可行性比较。

4. 行政可行性比较。

注意：技术可行性就是对当前物质条件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进行考量来回答这个方案将造成什么后果，能否或是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目标；因此在这个比较当中要把目标之外的后果考虑进去。

经济可行性一般有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能分析、风险――效能分析等方法。

政治可行性既可接受性、道德性、好评性、合法性、公正性。

行政可行性就是贯彻落实能力，它受权威、制度承诺、执行人员能力、目标群体支持、财政资源、任务冲突等因素影响。

注意：不要故意将自己的偏好方案与明显较差的方案放在一起比较。确保各个方案具有互斥性。留下3-7个比较后的方案用于最终决策。

方案决策：这就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了。

六、政策执行与监测

1. 分析可能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

2. 选取政策工具。

3. 政策监测：监察、审计、核算、分析解释

注意：影响政策执行的因素有三大类，一是问题的特性，如问题性质，客体的多样性，客体的人数，客体行为需要的调试量。二是政策本身的因素，如政策正确性，具体明确程度，经费、人类、信息、权威等资源的充足与否，安排执行机关与人员。三是政策外的'因素，如目标团体的服从，执行人员的素质与工作态度，执行机关的特性，机关组织间（上下、横向、干群）的沟通与协调，政策监督，政策环境。

七、政策评估

1. 确定评估对象。

2. 制定评估方案。

3. 挑选和培训人员。

4. 全面收集信息。

5. 综合分析信息。

6. 运用方法得出结论。

7. 撰写评估报告

注意：区分政策输出和政策效果，前者是政府做了什么，常表现为统计数字，后者才是这些做法产生的实际效果。要把政策目标外的影响全面考虑进去。

难点在于：目标的不确定性，效果的不确定性，政策后果的重叠，因果关系不确定，信息和经费缺乏，有关机构和人员的抵触。

PS：个人建议成立政策评估部门行使监督职能，与纪委监委一般的“管人”区分开，专司“管事”。可独立设置为一级部门，也可以作为纪委监委的二级部门存在。

八、政策变迁

三个内容：政策调整、政策终结、政策变化。

政策调整和政策终结的障碍：心理抵触，机构的持久性，行政机关的联盟，利益集团的阻碍，法律程序的复杂性，社会舆论的压力，高昂的成本。

篇11：中国农村公共政策浅析

中国农村公共政策浅析

中国是世界上农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么多的农村人口却得到了与之很不匹配的关照,而且受伤害最多.所以有识之士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等一系列农村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三农”问题越来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今年的两会上受到了高度的关注,作者认为,中国“三农”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国公共政策的施行力度和影响广度的问题.

作者：张军琪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四川,成都,610031 刊名：武汉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WUHA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 CADRE'S COLLEGE 年，卷(期)： “”(z1) 分类号：F3 关键词：公共政策农民农村农业

篇12：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

摘要：公共政策学是一们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传统的教学方式效果差。

对公共政策案例教学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了公共政策案例创建原则的原则，总结了公共政策案例教学方法，并针对目前案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

篇13：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

1.1 公共政策案例的界定

案例是一种将真实生活引入学习之中的方式，“模仿真实生活中的职业情境”，创作“剧情说明书”用来做详细的检查、分析和解释，可以帮助学习者像从业人员那样进行思考和行动。

小劳伦斯?E?列恩认为：“教学案例是一个描述或基于真实事件和情景而创作的故事，它有明确的教学目的，学习者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后会从中有所收获。”公共政策案例是基于鲜活的公共政策活动，将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教学案例，目的是帮助学生掌握公共政策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促进公共政策学教学和研究水平的提高。

1.2 公共政策案例教学功能分析

(1)有利于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

注重学思结合。

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良好环境。

公共政策案例教学将灌输式学习转变为启发式学习，改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能够将理论知识通过具体形象的案例使学生吸收，在潜移默化中树立公共政策理念，比传统枯燥的灌输式教学效果好得多。

(2)适应公共政策学科特点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公共政策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融汇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等学科知识，又具有自身特点和规律的科学。

学生对政策术语和范畴等理论知识的理解较困难。

通过对公共政策案例的分析，能够加深对政策术语、范畴及其他理论知识的理解，并能消化所学知识，能够以简易而又抽象的形式储存于大脑的记忆之中，提高学习效率。

(3)有利于培养学生公共政策技能和应用能力。

公共政策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

它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

通过创设政策情景对公共政策进行模拟分析，能够增长学生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多方面的公共政策操作性技能，同时也能增进学生的政策信息收集与加工技能、政策管理技能等。

通过严格的“经验性练习”，使学生具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初步能力，为成为一名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和职业分析师奠定基础。

(4)有利于转变学生思维模式，养成主动学习的习惯。

案例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自主性思维，使学生在思维方式上更主动，它以个案分析为载体，通过富有针对性的理论阐述来影响学生的思维，最终为学生从感性为主的思维模式提升为以理性为主的思维素养创造了条件。

案例教学是教师与学生双方参与的互动式教学形式。

它突破了传统的被动式教学途径，能使学习者针对模拟情景主动参与进来，形成双向交流的启发式教学模式。

它能够促进学生积极思考，激发其对于公共政策学的兴趣和求知欲，使其与实际部门工作者分享经验，把所学知识和理论“内化”为发现问题的认知思维、分析问题的推理思维和解决问题的判断思维。

2 公共政策案例创建原则

案例的质量对教学效果的影响至关重要，教师应重视案例选编环节，精心设计。

选编案例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2.1 真实性、典型性和时效性原则

随着政府干预经济范围的扩大，公共政策活动繁杂，公共政策事件层出不穷，现代传媒尤其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为公共政策事件传播提供了便捷条件，但是传媒中的事件，有些是虚假的、不全面的，在选做案例时必须去伪存真，在案例编写时必须忠实于事件本身，不能夸大和扭曲事实。

同时，在选取案例时一定要关注社会现实，要尽可能地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尽量反映当代最新的公共政策理论、知识和方法。

2.2 与教学目标相一致的原则

案例是为学生正确吸收理论知识服务的，因此案例选择应该充分考虑到案例与理论教学内容的相关性，选取的案例应与教学理论知识相吻合，要针对这些知识的重点、难点，避免无关材料的罗列。

2.3 本土化原则

尽管公共政策原理具有共性，但是各国在社会文化、社会环境、社会制度及历史渊源等诸多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各国公共政策具有个性。

在公共政策教学中可以参考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案例，但是案例选择的内容应具有中国特色，尽量反映我国公共政策的现实，反映公共政策在我国的发展实际，最好选用一些发生在身边或者与学生密切相关的事例作为教学案例，使学生将理论知识与中国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有机联系起来，融入案例情景，产生共鸣，促其思考，掌握知识点，从而收到更好的效果。

篇14：公共政策学案例教学

3.1 案例讲析教学法

案例教学应该“讲”、“析”结合，而且以“析”为主.本方法是教师对政策理论和案例的阐释，对案例内在逻辑关系的分析，说明课程内容，使案例与课程的基本理论融为一体，构成一个完整的课程内容体系。

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不必给学生过多提示，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思维能力，适时适当地鼓励学生进行自主深入的思考，注重课堂内容的开放性。

当学生无从下手时注意适当的提示;当学生思维陷入误区时加以引导。

针对学生的分析思路和分析结论进行评价和较正。

教师在讲解和评述案例时，不应当只停留在分析结果的给付，而更应当注重分析方法的讲解，注意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结果进行证明和证伪。

学生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直观认识，加深对公共政策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这种方法应用时注意两个关键环节。

一是案例导入期。

在课程教学的伊始，紧扣教学内容，通过精心设置案例，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产生期待心理，有效地集中学生的注意力。

二是案例例证分析环节。

篇15：公共政策分析论文

公共政策分析论文

公共政策是目前世界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范畴。怎样写公共政策分析的论文？

论文摘要地方立法与地方公共政策统一于地方治理的实践中，因此，认识地方立法与地方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不但具有理论意义还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一般来说，地方立法与地方公共政策相辅相成；其中，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符合地方立法的要求；同时，地方公共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地方立法的不足，而地方立法亦能从成功的地方公共政策中汲取精华，不断发展。

论文关键词地方治理地方立法地方公共政策

谈及地方公共政策时，从广义角度来讲，地方公共政策由两大方面组成：一方面，地方政府负有使中央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在本地区内得以贯彻执行的责任；另一方面，按照中国的现行体制，县级以上的地方政府有权制定本地区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决定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民政等重大事项；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从狭义角度来说，地方公共政策则严格限制在地方行政机关对中央政府公共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决定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重大事项的开展两大方面。因此，认识地方立法与地方公共政策的关系其前提是明确地方公共政策的界限。

本文从地方公共政策的狭义外涵出发，将地方公共政策限定在地方行政权实施的内容内，来讨论地方立法与地方公共政策之关系。

一般来讲，《立法法》第63条第1款、第2款中确定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明确了地方立法权的归属和行使的基本品格要求，即地方立法权属于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较大的市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所有。

因此，在厘清了地方立法权和地方公共政策权的归属后，所谓地方立法与地方公共政策的关系，即主要表现为有地方立法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同相对应的人民政府之间在公共政策同地方立法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必须符合地方立法的要求

一般而言，公共政策起源于政治活动，其本质是社会利益分配的手段，为的是消除利益全体在利益寻求、利益分配、利益实现等方面的矛盾状态；而地方立法则是对特定地区内长期形成的定型化的本地区内重要客观现象的确认和规范。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必须遵行地方立法的要求。因为我们知道，在推进法治化的过程中，“法律永远是主导力量……政策为法律服务，是辅助力量。”

地方公共政策是特定地区的人民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或实现某一时期、某一方面的任务而做出的政治设计，具有时间上的特定性。因此，自然在稳定性和存续性上都逊于地方立法。在制定地方公共政策的时候，以地方立法为基本指针，注意研究地方立法的内容，保证地方公共政策符合地方立法的要求，从而保证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符合“法治精神”之要义。

美国法理学大师博登海默的理解：“公共政策这一术语，主要是指尚未被整合进法律中的政府政策和惯例。”因此，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严格遵行法治要求，做到合理性、合法性兼备。为了实现这一要求，在人民政府制定地方公共政策的时候，就必须仔细研究相关地方立法的具体内容和立法程序，保障地方公共政策与地方立法的统一性。可以说，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离不开地方立法的影响，是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和重要保障。

二、地方公共政策能够弥补地方立法的不足

“我们对事实的相对无知，我们对目标的相对模糊”是人类，也是立法所不能摆脱的困境。可以说，由于人类理性的局限性，我们很难预知现实中可能出现的多种利益冲突，也很难预知这些利益冲突可能发生的各种生活场景，以及在这些生活场景下会涉及哪些大小不等的价值目标。

进一步来说，地方立法是以成文法的形式对特定地区现在和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所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的一种预测，而社会生活本身却是不断向前发展、变化的。正如梅因所讲：“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或多或少地走在‘法律’的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结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势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我们谈到的社会是前进的，人民幸福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缺口缩小的快慢程度。”可以说，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便是以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为服务对象的。地方公共政策反映了特定时期特定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现实需求，是打开立法与现实缺口的重要方式，通过及时性的地方公共政策的有效介入，弥补地方立法滞后性之不足，服务人民群众，服务社会主义建设。

三、地方立法需要从成功的地方公共政策中汲取营养

地方立法是一种复杂的知识创造活动，需要经过提出法案、审议议案、表决议案和公布法案等非常复杂的程序，因此其修改也往往需要经过几乎同样的繁琐程序。因此，每一次地方立法活动，都是非常严肃的，同时也需要非常认真地研讨，并从成功的地方公共政策中汲取营养，对那些在实践中已经成熟的地方公共政策，也应当及时纳入地方立法的议事日程，仔细探讨，认真论证，对于那些确实符合本地区社会发展根本的地方公共政策应当采取合适的方式吸纳入地方立法中来，服务地方社会建设的大局。

地方立法需要从成功的地方公共政策中汲取营养，不单单体现在地方立法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相反，汲取营养的过程应该是完全开放的，地方立法机关对地方公共政策应该采取持续连贯的态度，关注地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的整个生命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判别地方公共政策的效果，进而选出成功的地方公共政策，为相应的地方立法做好基础准备。

总之，地方立法同地方公共政策，二者相辅相成，是地方治理的统一体。特别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即其常务委员会的根本宗旨都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具体到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进行地方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的地方人民政府，将地方立法同地方公共政策有机结合在一起，各司其职，担忧相互配合，在科学发展观的统一引领下，扎实工作，努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践行地方立法科学化，地方公共政策法治化而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