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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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有感

篇1:观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有感

在吉林省通化市,70岁的孙艳华被称为“红色文化活字典”,她不是抗美援朝的亲历者,却通过寻找、采访老兵,还原了许多抗美援朝期间的故事。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吹响抗美援朝的号角,作为志愿军开赴朝鲜的通道之一,通化地区全民动员保障前线是当时这座城市的真实写照。“70年过去了,那些健在的老兵、担架队员、民工,还有抢救伤员的医务工作者如今还生活在我们身边,但大多已是耄耋之年,我希望能找到他们,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孙艳华说。

,孙艳华因病提前退休,身体转好后,她投入到写作当中。在创作一部以老兵为题材的作品时,她结识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守陵的老兵徐振明。徐振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1958年转业时主动选择到通化靖宇烈士陵园工作,为将军守陵。他退休后,儿子徐永军继承了这份工作,父子传承守护了杨靖宇英魂62年。

徐振明的事迹让孙艳华对老兵这一群体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共鸣。,在徐振明的建议下,出生于抗美援朝期间的孙艳华萌生了寻找抗美援朝老兵并记录那段历史的想法。“大多数老兵已经80多岁了,我急啊!”孙艳华说。

她向通化市委老干部局说了自己的想法,老干部局当即决定组建老干部报告团,任命她为负责人。孙艳华二话没说,拉着老伴,自费驾车,开启了“寻兵之旅”。

7年里,她找到了先后7次荣立战功的老兵刘德厚,采访到15岁上战场的老文化教员李润兰,记录下带领114名铁路工人,冒着敌机轰炸修铁路、排炸弹、救列车的“铁道卫士”高殿甲……

她以纪实作家为身份,先后采访了200多位参战老兵,整理出400多位老兵的资料,完成了老兵访谈《冰川血山》、老兵故事文集《血性碑》以及5部长篇小说。此外,她还与老伴胡堂林合作编辑了录入413位老兵战斗简历和图片的画册《军旗的荣光》,其中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占比近六成。

随着时间推移,她的“寻兵”范围还扩大到当年的担架队员、铁路工人、民工、妇女干部和医务人员,用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更加完整地还原了抗美援朝期间人民群众的真实面貌。

她和老伴将自己采集的资料、图片无偿捐献给通化市抗美援朝纪念馆,并亲自参与展馆筹建。她还动员老兵们捐献出战争中的老物件,让纪念馆的藏品更加全面真实地展现那段岁月,以激励后人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从6月开始,孙艳华协助通化多个部门策划开展抗美援朝70周年纪念活动,并做了10场专题报告。她用一个个老兵真实的故事,讲述抗美援朝中志愿军战士们的保家卫国之举,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抗美援朝是红色历史的一部分,是志愿军老兵、老担架队员、老干部和老一辈人不能忘记的岁月,我要做的是真实反映那个时代的人和故事,把精神留住,传承下去。”孙艳华说。

篇2:观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有感

关于中国抗美援朝,有人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历史表明:中国入朝参战对于新中国崛起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概括说来,中国抗美援朝既教训了美国的骄横,也挫伤了苏联的霸权。

1教训了美国的骄横

首先,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美国人放弃了他们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对斯大林的“承诺”。1952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其“国情咨文”中宣布,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项适当的联合决议,声明美国政府不承认过去与外国政府所达成的秘密谅解中所承担的任何容许这种奴役行为的义务”。

这里所说的“秘密谅解”就是指《雅尔塔协定》。尽管美国国会没有通过这项提议,但在实践中,《雅尔塔协定》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款已被毛泽东“体面”地废除了。实现这一点的原因并不主要是彼时建立在中苏友谊基础上的苏联承诺,而是中国在朝鲜战场上表现出的实力。

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步入板门店谈判会场。

朝鲜战场的胜利打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不久,即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虽然在美国的百般阻挠下,中国还是被邀参加了有苏、美、英、法等大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

1955年4月18~24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召开,中国被邀参加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中国被邀参加这两次会议,在事实上打破了美国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确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都与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不无关系。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得到的不仅是道义——分别在1954年、1955年的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与苏美比较,更有丰厚的地缘政治利益。不管基辛格对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收获”如何虚饰,但美国学者对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还是直言不讳。

1953年7月27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于平壤在朝鲜停战协定和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

曾参加过朝鲜战争并对这场战争有深入研究的贝文·亚历山大说得非常明白:“尽管美国公众很少有人了解真实情况,但美国领导人却心中有数。他们曾计划征服北朝鲜,使之与李承晚朝鲜合并,而这一计划却被红色中国挫败了。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美军又入侵北朝鲜,其唯一原因便在于此。美国领导人知道,遭到失败后进行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战争,但公众却鲜有人知。

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红色中国的军队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

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历史学博士莫里斯·艾泽曼(Naurice Issermen)在《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America at War:Korean War)一书中说:朝鲜战争留给美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教训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这场战争似乎证明了,通过坚决地使用美国军队力量,可以阻止共产党国家接管那些小的第三世界国家;另一方面,在1950年冬天遭受中国军队打击的痛苦记忆成为一个有力的论据,反对美国介入未来可能在亚洲发生的地面战争。

在越南战争之后,美国总统们抱怨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被“越南战争综合症”缚住了手脚,害怕美国军事的介入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但是,早在“越南战争综合症”出现之前,美国就曾经有过“朝鲜战争综合症”。

1953年7月27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于汶山在朝鲜停战协定和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

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则有坦白交代,他说:“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名声: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

2挫伤了苏联的霸权

关于这场战争的深远意义,目前不为人们注意的还有,它最先撬动了苏联帝国的霸权基础。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苏联进入了赫鲁晓夫改革时期。改革的内容与19的沙俄军事失利暴露出的农业发展不足以继续支撑工业高速增长的问题相似,尽管程度上远轻于1905年的沙皇俄国,但赫鲁晓夫的改革也从农业开始。1950年,苏联提前9个月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

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产量达到新的高度,苏联生产率提高了36%,按工人人均产量增长约50%左右。另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从战败的德国及其盟国那里获得了赔偿,这有力地支持了苏联财政。

例如,在1947年,苏联3/4的进口来自东欧国家和德国的苏联占领区,据估计,价值达200亿美元以上。从1951年开始,第五个五年计划付诸实施。与其他五年计划一样,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工业领域,尤其是在航空、军工和原子能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伏尔加运河也已开通。但与此相反,支持苏联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农业却日益不堪负重,出现相对萎缩。

雅尔塔会议是美国(罗斯福)、英国(温斯顿·丘吉尔)和苏联(斯大林)三国在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之间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的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首脑会议。

据统计,直至1953年苏联农业谷物产量仍未达到1940年的水平。由于战争破坏的原因,在1940~1953年间,苏联1945年的谷物产量与1940年相比下跌50%,到1946年则进一步下跌至58%。

此后虽然谷物产量开始大幅上升,至1952年已接近1940年的水平,但到朝鲜战争即将结束的1953年又大幅下跌,一年之内跌幅达11%。1953年10月20日,呈报给赫鲁晓夫并标有“绝密”字样的“苏联农业部和苏共中央农业局关于国内粮食收购计划完成情况的报告”对此有如下披露:“截至1953年10月20日,国内收购粮食16.849亿普特(编者注:俄罗斯重量单位,1普特约为16.38千克)。

此外,被列为收购计划的其他农产品数量折合粮食产量5940万普特,完成计划的92.8%。去年同期收购粮食19.494亿普特,完成计划的99.5%。今年粮食收购减少了2.56亿普特。”

农业是苏联国民经济的基础。1950年,农业在苏联整个国民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8.4%,而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在总劳动人数中所占比例却高达54%。农业的萎缩导致苏联居民粮食消费不足。1953年9月19日,米高扬收到标有“绝密”字样的关于苏联消费水平的报告,该报告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1952年的苏联粮食消费数量尚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和1940年的水平。

资料表明,从二战结束后到朝鲜战争结束期间,苏联支撑扩张政策的经济基础已出现萎缩。与之相随的是斯大林与罗斯福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共谋并经过与丘吉尔在“百分比协定”中认可,最终通过苏联红军流血争得的庞大帝国及其势力范围——比如东欧和远东中国关外地区——建立之初就在其边缘地带出现松动。

苏联帝国的第一次松动出现在对苏联地缘政治利益极为重要,但又为苏联战略能力所不及的极限地带——巴尔干半岛,即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党和国家之间发生的争执与冲突。

1948年3月中旬,苏联突然撤走在南斯拉夫的全部军事顾问和文职专家,两国关系急剧恶化。6月,南斯拉夫被开除出情报局(编者注: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年9月成立,1956年4月解散)。1949年,苏联和东欧国家断绝与南斯拉夫的贸易关系,对南斯拉夫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同年11月,情报局再次作出决议,攻击南共是帝国主义的奴仆,号召南斯拉夫人民推翻南共领导人的领导。

苏联对南共的外交高压反倒说明,苏联对南斯拉夫的离经叛道已经无可奈何;苏联及东欧国家完全断绝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也表明,苏联帝国边缘地带首次出现坍塌。尽管1955年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对苏南关系遭到破坏表示遗憾,双方签署了《贝尔格莱德宣言》,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也不过是苏联在事后对这种坍塌事实的变相承认。

1953年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的北京各界庆祝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大会。

我们知道,斯大林与丘吉尔在1944年10月达成的关于东欧势力范围划分的“百分比协定”中规定在南斯拉夫各占50%,这实际上是丘吉尔对苏联和英国历史较量中形成的各自力量极限和底线做出的评估结果。

这个结果大体也符合双方力量的实际情况和历史经验,而南苏冲突及其最终表现出的不和不分的结果也正好是丘吉尔、斯大林判断准确性的客观印证:南斯拉夫之所以能够成功摆脱斯大林的控制,其原因就在于南斯拉夫位于俄罗斯国家力量的极限地带。

斯大林建立的苏联帝国发生的第二次松动,是在南苏冲突5年后。其松动地点恰好也是对苏联地缘政治利益极为重要,但也为苏联力所不及的极限地带——中国东北。

“外蒙古”独立是斯大林落实《雅尔塔协定》并通过这个协定实现其将中国整个关外纳入苏联势力范围战略的关键步骤。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签订的《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第一条)规定“维持外蒙古现状”。这一条对苏联的战略意义,不仅如斯大林告诉蒋经国的,是出于西伯利亚铁路安全的需要,同时还是苏联出于控制中国东北和新疆的战略需要。

“外蒙古”独立从地缘政治上看,是在从新疆到东北的整个中国北方的中间地带撕开了一个大缺口,接踵而至的就是西进新疆和东进东三省,并对中国北京长期保持高压态势:一旦中国东北或新疆出现不利于苏联的事态,苏方就会以最短的距离和最快的速度直插北京。20世纪60~7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就曾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威胁。

然而,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让斯大林利用“外蒙古”独立“中间突破”中国这步“活棋”变成了“死棋”。在朝鲜战争前,蒙古可以利用掌握在苏联手中的中长铁路直达太平洋西岸,而在朝鲜战争后,苏联将中长铁路交还中国使蒙古被困在中苏的“如来合掌”之中。

蒙古的物流要与太平洋连接,就需要暖港,这样蒙古的发展便在朝鲜战争后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正如在朝鲜战争之前,蒙古的发展必然与掌控中长铁路的苏联产生天然联系的道理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中国介入朝鲜战争并赢得胜利的结果,不仅彻底打碎了《雅尔塔协定》对中国的束缚,而且还在地缘政治上使斯大林在“外蒙古”的“中间突破”态势陷入困境。

苏联通过“外蒙古”对中国北方施加的安全压力从中国东北方向受到巨大制约,如果再考虑到兰新铁路建成后中国东部各省与西部新疆的联系更为紧密的因素,苏联通过“外蒙古”对中国造成的安全压力更是大为缓解。

相反,蒙古出海路线由苏联转到中国这一变化又使蒙古的发展与中国产生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中蒙关系的未来走向。

1955年,就在赫鲁晓夫访问南斯拉夫的同一年,苏联宣布将旅顺海军基地交还中国,这表明苏联将斯大林在雅尔塔秘密协议中获得的对中国东北控制权的正式放弃。

接踵而至的就是1956年发生于波兰、匈牙利和1968年发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脱离苏联的运动。

但是,帝国的动荡并未在波兰和匈牙利就此打住,它经过短暂停顿后进一步从帝国的边缘向中心推进。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脱离苏联的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于60年代下半期越来越显示出强烈的脱离苏联的独立倾向,在国内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

尽管杜布切克的“改革”并不像1956年匈牙利改革那样激烈,但苏联依然将这视为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同年8月20日深夜,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武装进入捷克,为时半年的动荡才被平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辛辛苦苦建立的苏联帝国,就这样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就出现了由表及里的松动。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帝国的东欧部分松动与远东部分还是有区别的。与朝鲜战争造成的后果不同,帝国的东欧部分的松动并不是在西方外力干预下出现的。从南斯拉夫脱离苏联到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段时间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除了舆论谴责外,对东欧的上述事件基本采取1948年斯大林对希腊共产党武装斗争一样的态度。

鉴于西方国家没有动摇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曾达成的战后势力范围划分的默契,并没有出兵对苏联军队进行直接阻拦,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们看作是基于苏联帝国的内部矛盾而产生的松动。在这些变化中,处于苏联帝国国力极限最边缘地带的南斯拉夫最早脱离苏联的控制,而处于苏联国力极限之内的国家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脱离苏联的运动则遭到失败。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撬动苏联帝国东欧部分松动的真正杠杆并不在巴尔干的南斯拉夫,而是在朝鲜战场;而造成苏联帝国在远东松动的地方并不在朝鲜战场,而是在中国东北。中国不仅将美国抵挡到“三八线”以南,同时也使苏联看到中国军事力量的不可战胜,从而放弃了在雅尔塔秘密条约中获得的并为蒋介石承认了的在中国东北的铁路和港口利益。

这场战争的结局并没有改变美国与苏联在远东的势力划分,而是与东欧一样改变了苏联帝国内部的控制结构:在斯大林非常不情愿的情况下,原本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权,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已完全和平友好地转入中国手中。

换言之,1953年朝鲜战争使中国东北从苏联控制中脱离并转入中国手中。1953年1月,就在朝鲜战争即将签订停战协定的前夕,苏联同意将从满洲里经哈尔滨最终至大连港的这条贯穿俄国远东关键利益线的中长铁路(原中东铁路)移交给中国。此举不仅将中国北方的有效边界——在蒋介石时期的中国北方有效边界一直游移于山海关一线——大幅北推,更重要的是,它也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的陆上出海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中国手中。

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曾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杰拉斯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

”也正是朝鲜战争的结果使斯大林认定作为苏联势力范围的东北将回转中国之手,只不过与南斯拉夫事件不同的是,这样的结果是在斯大林的“邀请”下出现的,而且这时的斯大林也因接近生命的尽头而无力回天。可以想象,从巴尔干南斯拉夫到中国东北脱离苏联控制的地缘政治变动,对以彼得大帝自喻、并刚将彼得大帝像请入自己办公室的斯大林来说,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篇3:观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有感

中国人民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达到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目的,支援了朝鲜人民,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稳定了朝鲜的局势,保卫了中国大陆的安全,维护了亚洲及世界的和平。无论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乃至对于整个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深远意义。

第一,这场战争极大地提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望,奠定了新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1840年以来的近代中国,除1931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取得反法西斯侵略的胜利外,只有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掠夺的挨打受欺历史,只有任人宰割、割地赔款的屈辱历史。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无论当时的资本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都没有正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帝国主义仍然认为中国软弱可欺。美国当局无视中国政府的一再抗议和警告,命令其侵略朝鲜的地面部队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进攻,就是最好的证明。

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面对着长期战争造成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对着各方面极为严重的困难。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领土主权受到侵犯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机请求中国出动军队进行支援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毅然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与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美国军队作战,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正气。这一举动本身就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中国人民志愿军依靠那样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了完全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侵略军,极大地震动了全世界,不但使美国而且使整个世界,包括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得不对中国刮目相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中国人民军队在国际上的威望,打出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一扫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屈辱,使中国人民真正地扬眉吐气了,中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刚刚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以及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华侨作为中国人和中国人的后裔都感到从未有过的骄傲和自豪,许多人纷纷回到国内参加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美国人沃尔特·G 赫姆斯再20世纪60年代著带有美国陆军官方性质的《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一书,在评论朝鲜战争时说:“在远东,从朝鲜战争中出现了两个越来越强大的国家。其一便是韩国……另一个在战争中提高了地位的国家是共产党中国。从中国人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中,美国及其盟国已经清楚地看出,共产党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由于共产党中国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和坚强有力的领导,因此它也在朝鲜战场上赢得了自己的声誉,而且看来会成为远东与西太平洋地区共产党的领袖。”正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打疼了美国侵略军,打疼了美国侵略当局,从此美国当局不敢再轻视中国人民,在亚洲和国际事物中不得不把中国摆到适当的位置。美国高层总结朝鲜战争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当初不相信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没有重视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正是总结了这一教训,在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国的约翰逊政府才没把中国政府的警告当耳旁风,其地面部队才未敢越过北纬17度线。是抗美援朝战争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是抗美援朝战争奠定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1955年4月亚非会议能在万隆召开和中国代表团能在会议上发挥主导作用,1958年台海危机中为台湾国民党军舰护航的美国军舰一遇人民解放军炮击就退入公海,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美国第38届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1979年美国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乃至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等,都是中国人民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这个重要因素的影响。

第二,这场战争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上和军事上最强的国家。它到处侵略扩张,恃强称霸,不可一世。然而侵略朝鲜时,在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共同反抗面前,却碰得头破血流,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这场战争是美国自独立战争以来历史上第一次没有胜利班师的战争。毛泽东说:“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彭德怀也说:这场战争“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这对中国具有“恐美病”的人是极大的教育,对亚洲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极大的鼓舞。

第三,这场战争为中国赢得了和平建设的环境,同时也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战争本身要付出消耗,也必将对经济建设正常进行带来不利影响,但得到人民拥护的正义战争,也会激发人民群众的工作生产积极性,从而刺激和促进经济增长。

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共开支战费62.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时的25亿美元,几乎等于中国1950年全年的财政收入(195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相当于26亿美元),消耗各种作战物资560余万吨,中国靠近朝鲜边境的城乡和交通等经济设施也遭到破坏。为满足胜利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对刚刚确定的全面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进行了调整。战争期间,苏联提供给中国的贷款和中国进口的武器装备主要用于朝鲜战场。抗美援朝战争的确对国内经济建设有不利影响。

抗美援朝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中国虽倾全国之力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但主要是将东北地区专为战时生产,全国的其他地区仍是以平时生产为主。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满足抗美援朝战争需要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国民经济,边打边建。1951年2月,中共中央确定,仍按原计划在1952年底前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做好准备。为此采取的有效措施之一,就是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强大号召力与组织力,通过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动员全国人民开展了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工作生产能力。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和武装占领中国领土台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和高度的爱国热情,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发挥了工作生产积极性,订立爱国条约,开展生产竞赛,踊跃捐献财物,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场需要,为国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因此,中国原定的国民经济恢复计划,虽因抗美援朝战争而进行了调整,但仍按原计划于1952年底前全面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1953年,即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在抗美援朝期间,边打边建,创造的一个奇迹。

抗美援朝战争对中国经济布局和经济结构也产生了积极影响。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国为保证工业生产安全,对东北南部地区的工业基地部分向北做了迁移,后来建设的工业基地在布局上也都考虑了战争的影响问题。同时,经过这场战争,使中国领导人进一步看到,要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必须发展工业,而首先应该发展重工业。从1953年开始的中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就把发展重工业务作为重点。经过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支援帮助下,建立了以重工业为代表的现代工作基础。

总之,在抗美援朝期间,中国社会凝聚力,全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豪感、生产积极性都极大提高,国内经济建设非但没有受到影响,而且还迅速得到恢复。正如1952年1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那样:“抗美援朝不但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而且又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动力。……这个斗争不是推迟了而是加速了我们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建设的准备工作的进行。”尤为重要的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赢得了和平的环境。毛泽东在讲到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时曾指出:“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军就不能安心生产。”中国至今已赢得了60年和平建设的环境。

第四,这场战争使中国人民志愿军经受了现代战争的锻炼,特别是取得了现代化条件下依靠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强敌的宝贵经验。

这场战争是一场现代化条件下的的局部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现代化程度最高依靠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强敌最为典型的一场战争,志愿军虽然武器装备处于劣势,但参战军兵种之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空前的,先后参战的有:步兵27个军又一个师,直接参加过第一线作战的为25个军又一个师;地面炮兵10个师又18个团;高射炮兵5个师又10余个团和60余个独立营;装甲兵坦克3个师;空军歼击机航空兵10个师又1个团,轰炸机航空兵3个大队;还有雷达、探照灯部队为空军和高炮部队作战服务。另有铁道兵10个师和1个援朝铁路总队,工兵15个团担负铁路、公路抢修、新建和各种工程保障任务,有2个公安师担负后方警卫和公路线上的防空哨任务。在这场战争中先后参加志愿军经受锻炼的部队累计共达290万人。毛泽东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讯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场战争的作战经验,对于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训练和保卫国防作战及援外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研究打赢现代化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特别是,这场战争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军事学术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军事变革,使人民解放军作战观念发生了许多重要转变,主要是:由单一步兵作战向现代化多军种协同作战的转变;由单纯地面作战向现代立体作战的转变;由主要实行运动战向既注重运动战又注重阵地战的转变;由单纯前方作战向现代前后方全面作战的转变;后勤保障由“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向组织现代后勤保障的转变;等等。

第五,中国人民经过这场战争创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创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10月2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从志愿军角度归纳了如下精神:“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下,志愿军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我军的光荣传统,与朝鲜人民军一道,面对世界最强大的敌人,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扬长避短,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作战。志愿军指战员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也就是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不畏强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上下一致、同心协力、团结对敌,为抗击帝国主义侵略,保证战争胜利,空前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表现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

抗美援朝精神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民族精神,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直至现在仍被广泛传颂。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伟大壮举,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光辉业绩,是新中国的光荣和骄傲,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骄傲。她与日月同辉,永久地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

篇4:观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有感

来到丁伙镇丁伙村抗美援朝老兵朱恩祥的家中时,他刚从地里干完农活回来,正在用井水洗脚,身体硬朗,看不出已有84岁高龄。

“父亲当过新四军,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从小就一直想当兵!”在记者面前,朱恩祥打开了话匣子,“1953年,我刚17岁,但规定满18岁才能当兵,我就多报了1岁,这才当上了兵。”

朱恩祥在大桥镇时家庄参加了为期3个月的新兵训练,被编入华东军区新兵第五团,又转到镇江市丹阳学习训练了3个月。1953年7月,朱恩祥随部队坐火车奔赴朝鲜前线阵地。在火车上,朱恩祥和战友们好奇地将头探出车窗外张望,火车的喇叭一直播放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部队刚跨入朝鲜,朱恩祥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战火连天,枪炮声不断,到处都是炸弹坑,阵地上浓烟滚滚,到处都是伤员。新兵班上的12个人逐个分到老部队,朱恩祥被分派到山洞内埋伏。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所有的人吃住都在山洞里,朱恩祥是班里年纪最小的战士,睡觉都贴着班长。

到达前线的前两天,朱恩祥是在紧张和害怕中度过的。第三天,美朝正式停战,朱恩祥跟着老兵清扫战场,到了10月份,朝鲜已经是冰天雪地、寒风凛冽,战士们的手脚被冻得脱了层皮,缺水了,直接从外面铲雪化水蒸馒头。

“清扫战场,听着容易,好像没有打仗危险,其实,当时伤亡的战士有很多……”朱恩祥将裤腿挽高,大腿上赫然露出一道长约10厘米的疤痕。1953年12月,他和老兵一起出去清扫战场,突然,只听到一声爆炸的巨响,火光闪起,紧接着就是碎石掉落的声音,“当时我没感觉到疼,只感觉大腿麻了一下,伸手一摸全是血,才知道被炸着了!”

这次爆炸,一块地雷的碎片崩进了朱恩祥的大腿内,由于伤势较重,伤口始终没有愈合,随后小半年的时间他都在医院度过。1954年春天,从医院返回部队,继续参加清扫战场清扫和战后重建工作。直到1957年8月,带着“抗美援朝纪念章”“和平纪念章”等参战荣誉,朱恩祥光荣退伍,回到家乡丁伙镇丁伙村。

战争给朱恩祥留下了难以治愈的伤痛,他却自豪地说,抗美援朝的经历是一生的财富,“吃苦耐劳,生活乐观,都是那时候养成的,让我受益了一辈子!”

篇5:观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有感

抗美援朝的胜利沉重的打击了美帝国主义侵略的野心,保卫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捍卫了朝鲜的独立和新中国的安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赢得了和平的环境。

抗美援朝的胜利彻底洗刷近代中国屈辱的历史,新中国打出了国威和军威,人民军队经受了现代化战争的洗礼,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大大提高了。

抗美援朝的胜利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促进了新中国各项事业的进步。

中朝两国人民军队共歼敌(毙伤俘)109万余人,其中志愿军歼灭美军20.75万,人民军共歼灭美军19万。美军总计阵亡失踪约6.3万人。击伤、击毁、缴获联合国军大量的武器装备。美国胁迫15个国家,并动用了自己陆军的35%,空军的25%和海军的55%,花费军费210多亿美元,耗费物资7400万吨,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装备,没有打赢这场战争。

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有18.31万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全体参战人员)牺牲。中朝人民赢得了这场伟大正义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为中华民族赢得了世界的赞誉。

从1950年10月底到1951年6月上旬,为第一阶段,叫做“大打”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连续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战役。五战五捷。五次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此阶段,采取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把美韩军队赶到“三八线”附近。五次战役之后双方形成战略相持。

1951年7月至1953年7月下旬。为第二阶段,叫做“边谈边打”阶段。特点是:军事行动与停战谈判密切配合,边打边谈,以打促谈,斗争尖锐复杂;战线相对稳定,局部性攻防作战频繁;双方都力图争取主动,打破僵局,谋求有利地位。中朝人民军队以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执行持久防御,积极防御作战方针。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粉碎了联合国军的夏秋季绞杀战。1952年志愿军稳固阵地,并于10-11月,歼敌2.5万余人,取得上甘岭战役的胜利,粉碎敌人的“金化攻势”。1953年6月志愿军取得金城战役的胜利。至此,美军已经彻底丧失胜利的一切机会。1953年7月27日,美国被迫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中朝人民取得胜利。

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展开战后重建。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回国。中朝两国的传统意义是鲜血凝成的!

篇6:观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有感

美国人至今也想不通,上甘岭为什么会打不下来。美国的军事研究者们用电脑模拟得出结论,范弗里特如 果不攻五圣山,改为攻打西方山谷地,凭借美军强大的机械化装备,共军两个主 力师(十五军四十六师和三十八军的一一二师)是抵挡不住的。他们不准备认为上甘岭的失败是输给了中国军人,因为这似乎不是人力能够做得到的,可是二流 部队的四十五师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德川、三所里、松骨峰的英雄“万岁军”就做不到?电脑只能模拟常识性的东西,它永远也模拟不出一个民族重新觉醒时所能迸发出的力量。

一、70年前的战火

对一个国家、民族落后的痛苦体味最深的,莫过于它的军队。

1952年下半年,朝鲜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对于中朝一方来说,相对于1950年底鸭绿江边的岁月,己方已经小占便宜。在严酷的事实下,连首先挑 起战争的金日成同志也已经放弃了要“统一朝鲜,解放南方”的一厢情愿的梦想,此时社会主义阵营所要面对的是:我们能不能在美帝国主义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固守住这个共CHAN主义在东亚的桥头堡?

尽管我们的宣传是乐观的,以至于让我们在几十年后也认为我们当时只要愿 意,就可以替朝鲜人民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可是历史是会告诉人们真相的:当时的情况曾是如此的严峻。

彭德怀指着朝鲜地图对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 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似乎只是恐吓,可是当时的事实是 在九月和十月里,联合国军连续攻下了北朝鲜人重兵把守的“喋血山岭(Bloody Ridge)”和“伤心岭(Heartbreak Ridge)”——由于朝方的扬胜讳败,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中朝一方对这两战的叫法, 只好以美方的称谓来叙述了。尽管联合国军损失了几千人,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达到了战略目的。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五圣山——美方将其叫做“三角形山”,范弗里特预计以两百人为代价,在五天内实现目标。为此他动用了美第七师、美第187空降团、南朝鲜第二师、九师、加拿大步兵旅、菲律宾营、哥伦比亚营、阿比西尼亚营等部队共七万余人的庞大兵力。

志愿军方面在敌情判断上出现了巨大的失误。我方把几乎所有的火炮和十五军的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到了西方山谷地,而五圣山方向只留下了一个连秦基伟自己也承认算不上主力的四十五师,区区一万来人。

《毛选》里说到,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比较有把握的比例是三到四比一。五圣山下敌方集中了六到七倍的优势兵力,至于火炮、飞机、补给等优势就 更不必说了,这场战役似乎已经没有再谈下去的必要了。

1952年10月14日凌晨3点半,战斗打响。

范弗里特计划用一天时间夺下五圣山前的两个小山包——597·9和537·7北山高地。这两个高地背后的□地里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叫做上甘岭,这场战役我方叫做“上甘岭战役”,美方称之为“三角形山战役”。

美军320多门重炮,27辆坦克以每秒钟六发的火力密度将钢铁倾泻到这 两个小山包上。由于我方对敌主攻方向判断失误,在长达八个小时的时间里,前 沿部队未能得到有力的炮火支援,一天伤亡五百五十余人。

通往一线阵地的电话线全部中断,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敌人爬上前沿阵地,任由战士们各自为战。

抗美援朝战争中,黄继光舍身堵枪眼的英雄壮举,激励和教育了几代人。他那奋不顾身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为人们所景仰,他的英雄事迹为人们所传颂。

黄继光,四川省中江县人。1930年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曾当过儿童团团长和民兵,被评为民兵模范。1951年3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1952年7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作战勇敢,立三等功1次。

1952年10月,在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所在营与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激战4昼夜后,于19日夜奉命夺取上甘岭西侧597.9高地。部队接连攻占3个阵地后,受阻于零号阵地,连续组织3次爆破均未奏效。关键时刻,时任某部6连通信员的黄继光挺身而出,请求担负爆破任务。他带领2名战士勇敢机智地连续摧毁敌人几个火力点,一名战友不幸牺牲,另一名战友身负重伤,他的左臂也被打穿。面对敌人的猛烈扫射,他在多处负伤,弹药用尽的情况下,为了战斗的胜利,顽强地向火力点爬去,靠近地堡射孔时,奋力扑上去,用自己的胸膛,死死地堵住了敌人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壮烈捐躯。在黄继光英雄壮举的激励下,部队迅速攻占零号阵地,全歼守敌两个营。

战后,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追授“模范团员”称号。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并追授“特级英雄”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金星奖章、一级国旗勋章。

篇7: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观后感

在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同时,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的爱国群众运动,人民群众表现出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到处出现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情景;成千上万的民工、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奔赴朝鲜前线,担负各种战地勤务。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下,全国开展了爱国捐献、爱国公约和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一年时间里,各界人民为志愿军购买武器捐献的资金就达5.56亿元,相当于购买3700架飞机的价款。工人和农民努力生产,厉行节约,为战争提供了大量物资。无数的文艺工作者奔赴前线。田汉、.巴金、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马连良、常香玉、连阔如、侯宝林、曹宝禄、常宝堃、高元钧、魏喜奎、良小楼、关学曾等著名文学艺术家纷纷赴朝慰问志愿军战士。

京剧大师梅兰芳和豫剧大师常香玉用积蓄各自给志愿军买了一架战斗机。曲艺演员常宝堃在前线演出中遭敌机轰炸,光荣牺牲。各行各业落实党中央确定“边抗、边稳、边建” 的方针,保障和促进了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和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至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827.2亿元,比 1949年增长77.5%,钢产量135万吨,居世界第18位,粮食产量3088亿斤,居世界前列。

抗美援朝的胜利化解了中苏同盟在刚刚形成时出现的危机,赢得了对苏关系的主动。苏联援建156项工程,提供了复杂的机器设备、工艺规程、内容丰富的科技资料,提供了其他科学集约化生产方式,派来大量专家,为新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这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自立与发展的基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历尽艰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就在于我们有浓烈的爱国主义传统,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气节。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国家的利益不容侵犯,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崇高信念。进入新时代的中国,面临许多挑战。在国际上,美帝国主义为了“美国优先”的一己私利,搞单边主义,挥舞“人权高于主权”的大棒,干涉别国内政,实行经济制裁,发动侵略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不愿中国强大。

他们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采取各种措施,干扰、遏制、破坏我们。现在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造成极大威胁,_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国内党内,存在帝国主义走狗、汉奸卖国贼,与国外敌对势力遥相呼应,妄图搞垮我们。中国要发展与美国要维护霸主地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我们与以美国为首敌对势力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是尖锐的。我们要弘扬抗美援朝精神,将爱国主义精神融汇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坚持斗争,开拓进取。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改革开放,坚定捍卫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实现祖国统一。

篇8: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观后感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刊发评论,列出美国的6大教训,其中之一是不与你的对手对话是愚蠢的。文章称,1950年10月,朝鲜战争似乎戏剧性地提前结束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占领了平壤,并逼近与中国接壤的鸭绿江边界。中国决定,它不会容忍美国军队在其边境,并警告美国必须后退,但没有成功。直接谈判可能会产生一个暂时的解决办法,也许是一条从平壤到元山的新边界,为中国保留一个缓冲国家。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志愿军的加入,加剧和延长了战争。抗美援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自1840年至1945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不是被八国联军侵略,就是被日本鬼子侵略。多少亿两白银被掳走,多少珍宝被豪夺,多少生灵被涂炭?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才使中国有了今天的地位,抗美援朝一战保证中国的70年和平。新中国成立后,没有一个列强把新中国看在眼里,就连战败的小日本也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但抗美援朝一仗,让日本对新中国刮目相看。朝鲜战争还起到了威慑作用,在中苏交恶最严重的时期,苏军边境陈兵百万中苏境,都不敢轻举妄动。中国以不公开的两次地下核试验,结束了苏联最后的幻想。

直到前苏联解体,都没有任何一个苏联领导人,敢跟中国军队在正面战争一较高下。1840年以后我们屡战屡败,1949年以后我们战无不胜。抗美援朝不仅仅是一场战争,更是一种精神,那种精神是不信邪、不信神不怕鬼的自信精神,是不畏强暴、敢于亮剑的英雄精神。它说明,貌似凶猛的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的确是一只纸老虎。中国人从那时开始,就不再害怕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前国际形势下,尤其不能忘记开国领袖的话: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狭路相逢勇者胜,保家卫国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的神圣义务与光荣使命!就如今的中美关系而言,这个纪念章颁发的时机恰逢其时!这是向以美国为首的、蠢蠢欲动的一切反华势力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美国非要把我们当敌人,我们一定要做个合格的敌人。

篇9: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心得体会

“罗盛教”这个名字和他的英雄事迹在今天的中国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是抗美援朝战争在中国人心目中留下的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

能够让这位英雄如此深入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一篇题为《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的文章。这篇曾被收录进中、小学语文课本的文章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从小了解到了在朝鲜战场上所发生过的那段往事。

这篇著名的文章出自于新华社记者戴煌的笔下。虽然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这位老军事记者依然清楚地记得文章的采写过程,因为,这是一篇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追寻回来的特殊的文章。

戴老回忆说,1952年1月26日,朝鲜战地寒风凛冽,我正在靠近平壤一个小山村里的志愿军415团采访,突然接到总分社打来的电话,让我尽快赶到141师去采访侦察连文书罗盛教为抢救掉进冰窟窿里的一位朝鲜少年而牺牲的事迹。

从415团到驻扎在成川郡石田里的141师有一百多里地,当时,春节将近,到处都是冰天雪地,路不好走,部队又无法派车。团政委刘玉堂建议我骑马去,虽然我驾驭战马的技术很糟糕,但是,为了争取时间,我还是同意试试看。结果,上马后没跑多久,我就被摔了下来,一只脚还被那只铜脚蹬扣得紧紧的,怎么挣也脱不开。整个身子擦着地面,被拖了好远。幸亏身上穿的棉衣比较厚,路面上又有一层厚厚的积雪,除了那只脚脖子有些酸痛外,并没有受什么伤。

暮色苍茫时分,我赶到了江东附近的139师师部。经了解,当夜没有北去的汽车,至于第二天夜晚是否有车,也还是个未知数。由于任务紧急,我不能白白地等待下去,于是,次日一早,我决定步行赶路。

鉴于在解放战争中,前线记者的伤亡数字相当惊人。抗美援朝一开始,新华社就作出了新规定:前线记者不得再随意跟着突击部队猛冲猛打。战斗正在进行时,只能到师指挥所;战斗间隙中,才可以到团里去。然而,这毕竟是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立体战争,除了原子弹,别的什么武器都用上了。尤其是在志愿军出国作战之初,各部队大踏步地穿插迂回,常常与敌军犬齿交错地展开恶战,这就无所谓哪是后方,哪是前线,哪是万无一失的安全之所。

139师政治部主任从我的安全考虑,劝我等两天赶上汽车时乘车走。然而,在我的坚持下,他只好让步,并派一个警卫员陪护我步行。

为缩短行程,我决定不再绕弯子走大路,而径直翻山越岭。爬了几座小山头,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难题:我的左脚掌和五趾剌痛难忍。这是1947年冬天,在苏北盐南战役中,因为整天泡在冰水里被冻伤而落下的毛病,一遇热,这只脚就象被针扎锤击,从脚掌骨往心眼里钻着疼。看到我满头大汗,气喘吁吁,陪伴我的警卫员就伸手拽我腋下的皮大衣,说:“您把大衣给我”。我没有给他,因为他不但也掖着一件皮大衣,还带着一支冲锋枪;单是那两只铁饼般的圆弹盘,就有十好几斤重。“那您就歇歇吧!”我摆摆手,脱下棉军帽,继续向前走。

1946年深秋,在苏北的一次战斗中,我曾有过一次深刻的教训。由于错过了采访时机,我不但落得个劳而无功的结果,还失去了采写一条优秀新闻的机会。那次教训使我认识到,在风云莫测,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每进行一次战斗,谁也不能保证在战斗结束后,还能和谁再见上一面,在这样的环境中采访,必须分清轻重缓急,争分夺秒地抢先获取有可能最先失去的材料。

当时的朝鲜战线虽说相对稳定,在后方休整待战的部队秩序井然,然而,谁也不敢保证,无时不见的敌人的飞机,会不会突然轰炸罗盛教烈士所在的部队。

在恨不能一步赶到141师的紧迫心情中,我们翻越了一个又一个白雪皑皑的山头。遇到陡滑难爬的山坡,几乎完全是那位小战士拽着我向上爬。终于,在27日夜里到达了石田里寺洞山下。第二天,我晋谒了仓促堆成的罗盛教烈士的土墓,拜读了罗盛教的日记和书信,访问了崔滢和他的父母乡亲,以及罗盛教生前的战友。第三天,我对烈士怀着极为崇敬的心情,写成了一篇通讯和一条新闻,并拍了不少照片。

经编辑朱承修和副社长普金编发的《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的事迹,从2月4日开始传遍了全中国和北朝鲜,也传遍了苏联和东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些中小学和大学,成立了“罗盛教班”;许多中小学校把罗盛教的事迹编进了正式课本。朝鲜人民在寺洞山下建立了庄严肃穆的罗盛教烈士墓,墓前竖立着金日成用中文题写的永久性墓碑……

篇10: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心得体会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此后,朝鲜战场就呈现出边打边谈的新局面。在谈判桌上所展开的激烈斗争中,战俘问题始终是双方斗争的焦点。

作为新华社军事记者跟随9兵团进入朝鲜战场的徐熊,当年曾是新华社战俘问题报道组的组长。他详细地讲述了围绕战俘问题所进行的那场特殊斗争。

他说,战俘问题是停战谈判中的第二大问题,1951年12月开始谈判,当时的一系列事实表明,美方是把战俘问题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对我方发动进攻的。11月14日,美军第8集团军军法处长、总律师詹姆斯·汉弗莱上校在釜山召集韩国当地记者,发布了朝鲜战争期间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消息”:美国揭露共产党在朝鲜残杀5500名美军战俘。两天后,死亡人数上升到6.2万人。汉弗莱在声明中声称,志愿军第81师23团团长曾下令处决美国海军陆战队被俘人员。而志愿军根本就没有这样番号的部队。美联社还根据汉弗莱的声明发表另一条轰动性新闻:“被共产党屠杀的美国人数超过了美国1776年死亡的人数。”“一位联军高级军官今天说,在朝鲜,共产党人谋杀了数以千计的美国战俘,撕开了共产党阻挠朝鲜停战谈判的面纱。”美国总统杜鲁门也于15日声称:“中国军队杀害在朝的美军俘虏是1来最野蛮的行动。”我就是因汉弗莱这篇“天方夜谭”式的讲话而从北京重返朝鲜到志愿军碧潼战俘营采访的。我亲眼看到,那里没有围墙,不设铁丝网,一派平和安乐景象;那里有的只是运动场、娱乐室、图书馆、医院、食堂和墙报。战俘们经常通过中方工作人员向他们的家人传递书信、录音,报告自己的生活。我还曾同摄影记者钱嗣杰等人到平壤附近访问被俘的美军24师师长迪安。他赞扬中国军队对战俘“人道”、“文明”。

我军对俘虏从来采取革命人道主义政策。早在1950年11月17日,彭德怀就曾在第二次战役前致电中共中央军委:拟在战役发起前释放100名战俘。11月18日毛泽东复电:释放一批战俘很对。今后对战俘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志愿军还专门派人到朝鲜人民军介绍志愿军宽待俘虏政策,朝方吸收了中方经验,也对放下武器的敌方官兵实行宽待。其实,美方完全知道我方的俘虏政策。李奇微在后来写的回忆录《朝鲜战争》中就多次写到中国人释放俘虏的做法。“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也未向我方射击。”“我们后来体会到,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但是,我们发现他们这样对待俘虏……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

后来,双方在板门店交换战俘时的情景,使美方的造谣诬蔑不攻自破:美方战俘与中朝方面战俘管理人员之间那种依依难舍、挥泪告别的场景,令在场的各方人员都深为感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受尽折磨的中朝方面战俘见到祖国亲人时,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满腔怒火。他们脱去身上的衣服,扔到对方交接人员的脚下,跌跌撞撞地扑到了自己同志的怀抱,泣不成声,呜咽着欢呼:“祖国万岁!”。

美方诬称我方杀害战俘,只是为掩盖它自己杀害战俘的行径,并且为美国当局的自鸣得意之作--“自愿遣返”或者说“不得强迫遣返战俘”,制造舆论。本来,根据1949年8月美国等61个国家共同修订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第118条“实际战争后,战俘应予以释放并遣返,不得延迟。”以及第7条“在任何情况下,战俘不得放弃本公约所赋予彼等权利一部或全部”,解决战俘问题不是一个什么大问题。但是,美方却有把握地认为,他们总可以迫使越来越多的中朝方面战俘投靠李承晚或蒋介石,而只要有大批战俘不愿回到中朝方面,便可以给共产党脸上抹黑,证明“共产党极权统治的破产”,便可宣称“自由世界”的胜利,便可阻挡共产主义在“自由世界”的蔓延,更可为将来打着“人权”这块招牌干涉别国内政所用了。

然而,中朝方面战俘在美、李、蒋特务的剌字、强迫写血书以及残酷屠杀之下,绝大多数忠贞不屈,坚持要求返回祖国的权利。志愿军战俘英勇的护旗斗争,人民军战俘冒死扣留美方战俘营长杜德将军,都一再揭露了“自愿遣返”真实的罪恶面目,以致“自由世界”的人们“也不会再相信美国所谓战俘不愿回他们的祖国的说法了”。

为了彻底揭穿美方在战俘问题上散布的谎言,让世界人民了解事实的真相,中国记者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新华社摄影记者以大量的图片报道,形象生动地表现了我方对待战俘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和美方对朝中方面战俘的迫害以及我方战俘英勇斗争的情形,仅在交换伤病战俘阶段,摄影记者关于外籍战俘的报道就发稿近百张,被外国报刊特别是美国报刊大量采用,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闫吾采写的揭露美方迫害战俘、反映志愿军战俘爱国热情的通讯《打破顾虑回归祖国》以及高向明采写的反映中朝战俘在战俘营中为反对美方迫害与扣留而进行坚决斗争的通讯《美国将军的供状》和《虎口余生》等作品在当时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王殊采写的揭露美蒋特务在战俘营中迫害和扣留志愿军战俘的两篇通讯发表后,引起了广泛关注,毛泽东读后亲自致电彭德怀司令员和开城停战谈判代表团李克农团长,说王殊的报道提供了美蒋特务罪行的种.种事实,要求谈判代表团利用这些事实在谈判中大力揭露美方强迫扣留我战俘的阴谋。

篇11:学生观看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有感学习心得

住了一年多的医院,父亲的脑力似乎有趋于进一步混乱的迹象,连一起住了几十年的老邻居来看他,他也常常想不起来是谁。惟独电视里播放有战争场面的片子父亲还是坚持要看,一边看还一边象从前那样念念有词地讲自己隶属于志愿军二十军六零师四团,自己是50年冬天过的鸭绿江,因为战事紧急过江的时候没有来得及发冬衣,板门店停战协议是1953年7月27日签署的……

从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把父亲抗美援朝的故事写出来,尽管他是个寸功未立的普通一兵,为此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常常泡在图书馆里查这方面的资料。所以我很清楚,从建制上看,父亲是属于当时在朝鲜东线作战的部队,东线司令员是赫赫有名的后来曾任国防部部长的洪学智将军。从查到的战史上看,在整个抗美援朝的战争中,父亲参战的部队没有“四野”的几个王牌军打得那么有名,比如38军和40军。说句老实话,这让我一度有点儿扫兴。不过,在父亲来看,他的抗美援朝就是抗美援朝,有他浑身的十几处弹片疤痕为证,有同处一个病房的美军俘虏和他打扑克牌时讨好的笑脸为证,有他一个班的十三名战友中被美军的一枚重炮炮弹夺走七个生命的事实为证。

小的时候我就知道,父亲在我们附近的宿舍区里很有名气,绰号叫“大胡子”,而这个绰号的由来并不完全因为父亲浓重的络腮胡子。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我们这个工厂里的武装部是真正的“武装部队”,民兵(现在叫预备役)在厂区里巡逻的时候都是肩上抗着真正的家伙,不过这些家伙都是正规部队淘汰下来的,里面什么型号的枪都有,连军阀混战时期的“汉阳造”、日本鬼子的“三八大盖”这种文物级的装备都有。而这一片地区能摆弄这么多枪型的只有父亲一个人,因为父亲刚过江参战的时候,志愿军部队里的枪就是这种情况,一个班十几个人有时候会有七八种枪,有时候打起仗来,连子弹都不容易保证供应,后来东北的兵工厂的产量上去了,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才渐渐地统一起来。所以连小学文化都没有的父亲藉此得以荣任厂里的武装部民兵连长,而他训练民兵的一个最有名的保留科目是将几种枪的零件混在一起,看谁能最快将它们组合起来,父亲的记录是六种枪30秒完毕,这个记录到现在也没人能打破,当时围观的一个修车老头说,乖乖,简直比胡子还快。于是“大胡子”的绰号不胫而走,后来我才知道,早年的关东胡子们因为手里的武器比较驳杂,也喜欢搞这种比赛。

从小听父亲用极为不成体系但却十分清晰的记忆复述属于他的抗美援朝,和我长大以后独自在志愿军战史上寻找同一个番号的历史痕迹,绝对是两件完全感受不同的事,虽然双方试图说明的都是同一件事。比如在志愿军战史上极为有名的金化战役中的上甘岭战役,在战史上和在影片《上甘岭》中对志愿军阵地缺水状况都有详细的表述,影片中那只在每个干涸的唇边传来传去的水壶更是令我们每个人都记忆犹新的、在战史上实实在在的客观事实;而在以增援部队的角色加入上甘岭战役的父亲看来,当时缺水的困难几乎对敌对双方都同样存在,这并不是当时作战时双方要首先考虑的很重要的因素。由于围着上甘岭双方包围与反包围重重叠叠好几层,距离近得几乎分不出来,到后来美军的轰炸机在天上转来转去,干着急也没办法投弹了,这种战役的复杂程度是令双方都极为头疼的,从态势上讲双方都有一触即溃的危险。所以当决战的号角吹响的时候,是志愿军战士在美军负隅顽抗的弹雨面前成排倒下而继续前仆后继冲锋的姿态,使得同样在苦苦支撑的美军从心理上被彻底摧毁了。

与厚厚的正规战史相比,父亲的抗美援朝注定更多的是他个人的感受:在美军轰炸机的燃烧弹和扫射下面,只能在阵地上眼睁睁看着不远处运送补给的苏制戛斯车在拼命地左冲右突四处隐蔽的父亲更能体会什么是敌人武器的强大;在深夜潜伏在敌人阵地前,在突然一阵急速射之后随即腾空而起的照明弹刺眼的光芒下,父亲可以清晰地看到身边猝然倒下的战友唇边那棵刚刚点燃的香烟上印着的那行“打击美帝侵略者”的粗糙字迹。而与敌人的炮火相比,这三千里江山上历史罕见的严寒、大雪、泥石流和补给不足都是同样残酷而危险的经历,所以他有足够的理由在几乎丧失了大部分记忆的时候,固执地保留住这一份50年来胜利者的骄傲。我知道,如同肖洛霍夫的那篇著名的《一个人的战争》

篇12: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观后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主义精神是抗美援朝精神的根本,是派生出抗美援朝精神中其他几种精神的本源。爱国,既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坚定维护,也是对生养自己的土地和人民的真挚热爱;既是对祖国和民族尊严的认同与自豪,也是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的使命与责任。内心升腾着爱国主义精神,就会深深植根革命忠诚精神,昂扬起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从决定出兵到胜利收兵,自始至终高扬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力维护了祖国和人民利益,打出了国威军威,使刚成立不久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能够顶天立地地立足于世界舞台。

70年前发生的那场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朝鲜内战爆发后,傲慢的美国政府自恃有足以压倒一切的实力,悍然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并不顾中国政府多次警告,越过三八线,直逼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出动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城市和乡村,把战火烧到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之上,对新中国的安全和发展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面对美国这个世界上的头号强国,面对新中国刚成立后百废待兴的局面,要下抗美援朝这样的大决心,极为不易。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正义之战、爱国之战。全国各条战线和广大人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支援前线,支援战争。在全国燃起的爱国热情,形成了同仇敌忾、战胜一切困难和强大敌人的无穷力量。

篇13: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感想作文

李公朴,1902年11月生,1946年7月11日去世,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

李公朴最让人感动的是他为了国家的民主解放事业奋不顾身的精神,他不遗余力地支持国家解放,期望群众和平幸福,更为此抨击黑暗专正的国民统治,而为此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诚如他所说:“我两只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李公仆以他的生命,实现了他的誓言。

李公朴1926年赴广洲参加北伐军。在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赴美国留学,1930年回国。“九一八事变”后,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和群众文化教育工作。1934年11月,与沈钧儒、邹稻等七人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为轰动全世界“七君子事件”。出狱后,继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在武汉参与合编。《全民抗战》杂志,宣传抗日救国。武汉沦陷后,并到延安参观访问,并组织抗日救国教学团到晋察冀参观。1940年底回到重庆,后移居昆明,从事民族文化活动。创办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出版、销售进步文艺书刊,宣传抗日救国和民族进步的思想。1944年中国民主同盟在昆明成立云南支部,当选为执行委员。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举行庆祝政协成立大会,被推为五人主席成员。因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同年7月11日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闻一多在最后一次演讲说道:“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

我钦佩李公朴这种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新时代的新人类,我也必须要认真学习,做一个像李公朴一样爱祖国,能够为祖国奉献一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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