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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孟超院士的人生故事

时间：2023-02-24 07:38:50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吴孟超院士的人生故事（合集7篇）由网友“上海一九四三”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吴孟超院士的人生故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吴孟超院士的人生故事

篇1：吴孟超院士的人生故事

四月暖风，刮起阵阵感动。记者几天采访，解读吴孟超的人生历程，深切感受到他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感受到他爱党爱国爱民的博大情怀。

回国、参军、入党

吴孟超总结式地对记者说：“我这一生有三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如果不是在自己的祖国，我也许会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事业;如果不在人民军队，我可能是个医生，但不会有我的今天;如果不是加入党组织，我可能会做个好人，但不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分子。”

1922年夏天，吴孟超出生在福建闽清。因为家境贫寒，在他3岁时，父亲就背井离乡到马来西亚谋生。5岁那年，吴孟超跟着妈妈到马来西亚投奔父亲。很快，小孟超就帮着家里舂米、割橡胶了。

“父母尝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再穷也要让我认字、读书。”于是，上午割胶、下午上学，这样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7岁。吴孟超读书刻苦、用功，成绩总是数一数二。而正是那段时间割胶，他把割胶刀玩得飞舞。采访中，诙谐的吴孟超对记者说，这就是最早的“手术训练”。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吴孟超深受抗日救国思想影响。初中毕业时，身为班长的他和同学们商量，把毕业聚餐费捐给国内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得到一致同意。不久，他们竟然收到了朱德、毛泽东发来的感谢电。那封感谢电像烧红的烙铁一样，深深地印在了吴孟超心里，成为他一生难以忘却的红色记忆。

回国到延安找共产党，上前线去抗日!这是他当时最迫切的愿望。1940年春天，吴孟超约好同学一起登上回国的轮船。他们一路车船颠簸，经新加坡、过越南，自昆明入境。

到云南后，由于战争封锁，一时到不了延安，吴孟超只好在昆明继续求学读书。1943年秋天，吴孟超考取了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医学院，成为“中国外科之父”裘法祖的学生。

吴孟超至今记得1949年上海解放时的情景。那天，天刚蒙蒙亮，他打开宿舍临街的窗户，发现马路边躺着一排排和衣而睡的解放军战士，沿街商铺的门静静地关着，没有半点嘈杂和喧闹。他被眼前这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军队深深地震撼了。早就对共产党充满向往的他，此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我一定要加入这支队伍，跟党走。

1956年，吴孟超的夙愿终于实现。这年3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如愿参军入伍。从此，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受到什么样的委屈，他对党的信仰没有丝毫动摇，为党工作的忠心始终不变，并且始终充满奋斗的激情。

1958年，裘法祖受聘为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兼职教授，吴孟超再次成为他的学生。在裘法祖悉心指导下，吴孟超手术水平大有长进。但吴孟超觉得光做个普通“开刀匠”还不够，到底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呢?他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告诉了老师。裘法祖对他说：“肝脏外科目前很薄弱，我国又是肝脏疾病高发地区，如果你有决心，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

吴孟超茅塞顿开。从此，拉开了向肝胆外科进军的序幕。

挽救14000个生命

爱党，就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为民造福!自从选择了肝脏外科作为自己的事业，吴孟超就与肝脏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一头扎进图书馆，找到一本由美国人编写的《肝脏外科入门》，并和同事方之扬将这本20多万字的书翻译出来。他先后创立了“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奠定了中国肝脏外科的理论基础;创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提高了肝脏切除术的安全性;完成第一台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和世界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术。这位“中国肝脏外科之父”，用神奇的双手挽救了数以万计病人的生命。

1975年，春节刚过，一个挺着大肚子的男子在家人搀扶下，点名要找吴孟超。原来患者8年前腹部长了个拳头大的瘤子，去医院检查后认为是肝癌。两年过去了，瘤子越长越大。换了个医院去检查，医生说如果是肝癌的话活不了这么久，于是做个穿刺。不料引起大出血，医生再也不敢接诊这个病人了。

吴孟超确认这是一个罕见的特大肝海绵状血管瘤。检查显示，这个瘤子直径竟达68cm。当时，国外将直径在5cm以上的肝海绵状血管瘤划为“巨大”，患者的瘤子称得上是“超级巨大”。其最危险的是肿瘤破裂会引起腹腔急性大出血，常可导致死亡。

吴孟超带着助手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在反复推敲后，制订了周密的手术方案。这个方案后来被肝脏外科界奉为经典。

考虑到手术难度高、风险大，学校和医院调集了15个科室共40多名医务人员全力配合。

8点30分，战斗打响!

当切口完全打开时，一个装满鲜血、蓝紫色的巨大瘤体赫然呈现在眼前，让所有在场的手术室“常客”都有点毛骨悚然。

吴孟超定了定神，沉着地切断一根血管，并立即止血，又切断一根血管，再止血，小心翼翼地剥离瘤体。

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吴孟超重复着这些动作。

1小时，2小时，3小时，吴孟超依然重复着这些动作。

助手们看着他，大气都不敢出。要知道手术刀只要稍稍碰破哪怕是一点点瘤体，鲜血立即会喷涌而出。

吴孟超的额头渗出了汗水。护士见状，连忙用纱布帮他吸掉。不断渗出，不断吸掉。

当钟表指向晚上8点30分，在手术台上站了整整12个小时的吴孟超顺利完成了手术!

36年过去了，这个患者依然健康地活着，已经80多岁的他还经常打电话给吴孟超，反复表达他们全家人的感激。

吴孟超说：“我看重的不是创造奇迹，而是救治生命。医生要用自己的责任心，帮助一个个病人渡过难关。”

1983年春天，一对浙江的渔民夫妇，抱着出生4个月的女婴求救吴孟超。吴孟超全面检查后，很快断定女婴得的是“肝母细胞瘤”。这是一种少见的小儿胚胎性恶性肿瘤。当吴孟超把自己手术的想法告诉同事时，大家都为他捏一把汗。

对付危险的最好办法就是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吴孟超和同事们制订了详细的手术方案，并请小儿科专家联合作战。经过3个多小时的紧张手术，有惊无险地从孩子肝脏上切下了重达600克的肿瘤，瘤子的体积竟比婴儿的脑袋还大!10天后，孩子出院。

9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湖北女孩甜甜在父母陪伴下来找吴孟超求治。这个20岁刚出头的姑娘中肝叶长了个巨大的海绵状血管瘤，稍有不慎，就会因血管破裂大出血而死亡。

在多次讨论和论证之后，吴孟超决定再闯中肝叶禁区，手术切除血管瘤。他带领姚晓平教授用了近10个小时成功将瘤体完全切除。

“这个手术难度确实大，我们在手术中也创造了肝门阻断新的纪录，前后阻断4次共103分钟，才将瘤子切下来。”吴孟超记忆犹新地说，“瘤子有排球那么大，放在一个脸盆里都快满了。”

几十年来，吴孟超就是这样，以一个医学科学家的智慧和胆识，闯过了肝脏一个个“禁区”，创造了一个个世界之最，挽救了14000个鲜活的生命。直至今年90高龄，仍然奋战在肝脏外科最前沿……

穿军装提醒我是一个兵

4月1日，井冈山，细雨蒙蒙。

吴孟超率领医院40多名党支部书记和专家教授，千里奔赴井冈山，追寻红军足迹，祭奠革命先烈，服务老区人民。记者随同参加，见证了这一行动。

在小井红军烈士墓前，吴孟超向长眠在那里的130名红军烈士肃立默哀，三鞠躬。之后，他带着大家到红军第一所医院——小井红军医院旧址寻根。吴孟超还不顾劳累，亲自给井冈山地区医务人员讲授肝胆外科疾病的诊疗技术。接着，又赶到井冈山人民医院，为住院的病人会诊，还与井冈山人民医院签订了友好医院帮带协议，用医疗技术反哺老区人民。

军人，是吴孟超的本色。让自己和战友们永葆军人本色，是吴孟超几十年来一直努力的事。

吴孟超有着特殊的军装情结。一般说来，在医院工作的人为了方便，是不大穿军装的。但吴孟超不一样，他一年四季都穿军装，而且军容严整，夏天再热，他也不挽袖子，风纪扣和袖扣都扣得严严实实。吴孟超说：“只要穿上军装，就能提醒自己是一个兵，而作为一个兵，军人的使命和职责就一刻也不能丢。”

无论是抗洪抢险、抗震救灾，还是在抗击“非典”的战场，就连普通的“健康军营行”活动，总是活跃着吴孟超的身影。

，长江洪水，吴孟超请示亲赴抗洪前线，但因年事已高未能如愿。后来，多次为在抗洪中受伤的将士手术、会诊，为抗洪将士的健康竭尽全力。

，吴孟超在医院建立“军人救治绿色通道”，为三军将士提供最便捷的医疗服务。

，“非典”肆虐。他以一个老兵的敏感立即从医院抽调人员成立“抗非医疗小分队”，随时准备奔赴小汤山。

5月12日，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吴孟超第一时间要求参加医疗队，到一线抢救地震伤员。坐镇指挥后，开通远程视频会诊系统，亲自指导一线医疗救援。他还主动缴纳2万元特殊党费，并以上海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会名义，向灾区捐赠价值500万元的急救药品，救助灾区群众。

以来，吴孟超每年都坚持参加“健康军营行”活动，带领医疗队入海港、登哨所、到连队，走进野战驻训点和海军舰艇部队，把战士宿舍变成流动诊室，把对基层官兵的关怀一次次送到了部队官兵的心坎上。一位基层连长感慨地说：“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样国宝级的医学大家，能亲自来给我们基层官兵体检、咨询，我们太幸福了!”

篇2：吴孟超院士的人生故事

“我不就是个吴孟超嘛！”

5月25日晚上10点半，连斌刚刚从医院为吴孟超设置的悼念厅回到家。对他来说，吴老是一种精神，更是一股力量。

连斌跟吴老交集甚多。20到，连斌是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副院长，在那期间，吴孟超担任院长。

在20世纪90年代，连斌是原第二军医大学校办校长秘书，吴孟超是时任副校长。在连斌的记忆里，那时吴老70多岁，好像和现在没什么两样，总是精力过人。

“有一次学校统计，吴老一年出差60多次，平均一个星期1-2次。”连斌告诉健康时报记者，这个数字，一时间在学校引起热议。

后来他碰到吴孟超的助理，聊起高频率的出差后回来直奔手术台，老人会不会身体吃不消，助理笑着说，每次有人提醒，吴老都要说一句：“我不就是这样一个吴孟超嘛，就是爱手术，有什么大不了的？”

1月28日，大年初一，吴孟超院士照例前往医院病房看望患者，同时送上新春祝福。这是他长期以来每年大年初一的习惯，也成了海军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的传统。中新社殷立勤摄

5月26日这一天，已经77岁的上海东方肝胆医院肝胆医院护理部原主任陆翠玉一早就冒雨来到了告别厅。满头白发的陆翠玉和老同事一起，小心翼翼的整理着衣衫，她想和吴老的最后一次合影里，留下最干净的样子：吴老是爱干净的。

陆翠玉回忆，吴老一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无论手术难易，吴孟超都要陪病人查看实时超声波，仔细琢磨肿瘤位置，制定各种预案，不放心的病例还要召集弟子们会诊后方才上台。很多人会说，这样太累了，身体吃不消，吴老会马上生气的抬头：“我了解我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大不了？”

20那一年，88岁的吴孟超主刀完成的手术就有190台。有人记录过他和护士之间这样一段对话——

吴孟超：明天有什么手术？没有人排我。

护士：休息休息吧。

吴孟超：排吧！怎么搞的一个都没排。你去找一个。

所有学生都知道，吴孟超爱手术，也急着在有限的时间里，多救人。

在7月14日播出的《朗读者》中，96岁的吴孟超如此自白：“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直到20，96岁高龄的吴孟超依旧保持着每周门诊、每年约200台手术的惊人工作量。

把吴孟超请进演播室，董卿的感慨是从一双手开始的。这双手天赋异秉，它在肝脏的方寸之地创造生的希望;这双手又异常细腻，它以截然不同于同龄人的敏锐与稳定，将万千病患托出病魔的沼泽地。

当镜头给到吴孟超双手的时候，这位老人还是下意识的局促了起来：一双手放在膝盖上，右手食指、无名指的关节，因经年累月与手术刀并肩战斗，它们都异于常人。其实，观众看不见的还有吴老的脚趾，因为长时间站立，它们也变形了。

节目中，吴孟超用一句话带过自己在肝脏方面的60余年时光，“因为中国也是肝病大国，死亡率很高。那个时候，肝脏没人敢开。所以我就攻肝脏，做标本研究，然后慢慢做临床，以后建立起来了肝胆外科。”

节目现场请来了吴老曾经的病人甜甜。当时她肚子里的肝脏肿瘤足有一个篮球大小，许多医生给她建议肝移植，但肝移植费用高昂，走投无路之时，姑娘和家里人来到上海，吴老发现，姑娘的肿瘤可以切除，肝不用换。

20，吴老已经82岁了。有些年轻同事劝他：这么大瘤子，人家都不敢做。你做了，万一出了事，你的名誉就没有了。吴孟超回答：“名誉算什么，我不过就是一个吴孟超嘛!”

5月26日，在吴孟超遗体告别上，甜甜母女在看到吴老后痛哭到不能自已。如今，甜甜也是一个医护工作者。

就是这样一个吴孟超，创造了中国医学界乃至是世界医学肝胆外科领域的无数个第一;他翻译了第一部中文版的肝脏外科入门专著;他制作了中国第一具肝脏血管的铸型标本;他创造了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他切除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肝海绵状血管瘤;他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在腹腔镜下直接摘除肝脏肿瘤的手术。

他不仅仅只是一个吴孟超。

最对的3个选择和2个遗憾

在连斌的记忆里，吴老很少提起自己的私事儿，但时常把“三件事儿”放在嘴边。

“第一件事儿是抗日期间回国，第二件事儿是入党，第三件事儿是当一个军人。”连斌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吴老每次说起这三个最对的选择时，都仰着头摆着手，这不仅是三个选择，更是他一生的骄傲。

战乱期回国，他看到了一个满目疮痍需要自己去守护的故土，所以坚定了守护一辈子的心愿；党旗前宣誓，所以从艰难到手术台都需要自己搭的日子走到后来21世纪的繁华时，他一直牢牢守着初心，他经常说，共产党人，要吃得了苦，要时刻懂得让，把好的，留给人民；入伍从军，一身戎装。这以后，吴孟超对患者的爱，更“名正言顺”了，他说，军人生来就是保护人民的，军医本来就是来救人的。

所有人都知道，只要不上手术，白大褂里，他穿的保准儿是军装。

99岁的人生，很难百分百的圆满。

如果说，吴孟超负过哪位病人，有且仅有一位——那就是他的父亲。

“父亲是胆囊结石、胆管结石，后来黄疸去世了。我自己是学这一行，不能给我父亲医治，所以我很痛心。”在央视《朗读者》节目中，96的吴孟超提到父亲时，满眼遗憾和愧疚。

后来，吴孟超向组织请示，回了一趟马来西亚。

吴孟超院士是马来西亚归侨，在十八岁时为了抗日毅然回国参加战斗，从那之后就没能再见过父母。

“那次我到坟上去看他们，就在爸妈的墓前，我说：妈妈爸爸，我已经为国家做了一点事情，现在工作还是很好。”然后哭了起来。

吴孟超的接班人、得意的弟子沈锋告诉健康时报记者，这是吴老毕生的遗憾之一。

除了这个心愿，另一个吴老在晚年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想彻底消灭肝癌。

为了这个愿望，吴孟超整整奋斗了一生。

，吴孟超亲自到德国，想把一位他八年前送走的学生找回来。这个人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国家肝癌科学中心主任王红阳。

5月25日深夜，王红阳迟迟不能入睡。因为再过几个小时，亲手把她培养起来的老师吴孟超就真的“走了”。那天晚上，她告诉健康时报记者，自己永远忘不了吴老到德国的那天：漫天大雪，吴老162的身高（核实），吃力地走向她，见面后只说了一句：回到肝胆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医院）吧，以后我还要在中国建肝癌中心。

王红阳后来毅然决定回国。因为对肝胆事业的一致狂热，王红阳在德国科学院的导师、诺贝尔医学奖6次提名的获得者也和吴孟超成为了挚友。后来长期和中国保持学术研究的合作。

“这条路太远了，等到肝癌能治愈的那一天，我相信吴老看得到。”王红阳坚定地说，她会和吴老的全部学生、和自己的学生一起，一直走下去。

“让他生气的事儿，太多了”

“那时候我们都是小孩子，吴老每次出差都会给我们带很多好吃的，但后来去到他家里才知道，一个大院长的家里，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陆翠玉回忆，吴孟超最容忍不了的几件事儿之一，就是收红包，吴老一生清贫，从未对钱有过任何欲望。

学生严以群曾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追忆，在他看来，这就是真实的.老师，生气的事儿很多,可爱而又偶尔可“怕”。比如手术室的空调温度过低过高，他一定会不高兴，怕费电也怕患者不舒服；洗手间的洗手液盛得太满会流出来，他也要指出；下班走廊里灯火通明，他要自己巡视一圈，挨个关掉，动不动还要扣责任人“败家”的帽子；此外，还有开会不让用一次性纸杯喝水，打印会议材料只用半张纸的要求......

吴老除了爱不释手的军装，很少买自己的衣服，那两套西装，也是穿了十几年。每天只吃食堂，基本上每天都要吃半根玉米，吃不完的饭菜绝不多打一两。如果看到周围有人浪费，他一定严厉的呵斥。

96岁那年，吴孟超在央视的节目上借读本寄语后辈：“孩子们，让别人去享受‘人上人’的荣耀，我只祈求你们善尽‘人中人’的天职。某些医生永远只能收到医疗费。我愿你们收到的更多——别人的感念。”

吴老的多位学生告诉记者，每天晚上深夜，都是老师处理信件和论文的时间，他对论文看得十分细致，哪怕是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从云南特意赶到上海的陈训如告诉记者，老师发过的最大的火儿，就是因为论文数据不准确，也是因为如此的严格要求，吴老的学生，如今才能支撑起半个中国肝胆外科。

这个世界，他是留恋的

“1月18日，我像往常一样起给吴老拜年，不一样的是，去年这最后一次见，是在长海医院的病房里。”徐富荣指着怀里捧着的和吴老的合影说，也是在那天，他突然意识到，这个从不怕死的老人，开始留恋了。

徐富荣回忆，那天上午，他带着鲜花来到病房，像往常一样陪吴老聊天，说说这一年都干了啥。

但是就要起身告别的时候，吴孟超突然拽住了徐富荣的胳膊，满眼都是不舍得说，富荣，你坐下来，我们合张影吧。

听完这句，徐富荣愣了几秒，他知道，已经98岁的吴孟超开始留恋去看他的每一个人了。后来，吴孟超的大女儿为两人合影，照片中，吴老穿着病号服坐在病床上，手挽着徐富荣的胳膊，笑的像个孩子。

在很多场合，吴孟超经常笑着说：人嘛，都有人生终点的，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就够了。但也许是心里还有未完成的愿望，晚年的吴孟超，越来越留恋了，留恋每一个人，留恋这个世界。

连斌也回忆，自从他退休，见到吴孟超的机会就变得少了。年，他被苏州一家公立医院返聘继续当院长，会定期从苏州回上海专程看吴老。吴老总会说：“小连，等我去苏州看你。”

20最后一次看望吴老的时候，临走前，吴老又说了一句：小连，等我去苏州看你。

“我连忙说好，拽着他说，希望他快点去。但一出门眼泪就掉下来了。”连斌说，他知道，吴老舍不得他了。

在告别仪式开始后，沈锋一直站在大门外的甬路尽头，和每一个悼念完的亲友一一拜别。

间隙，说起吴老生前让他最心疼的画面，沈锋的眼圈瞬间红了：“握着我的手说100，我明白是说百岁，他在世上每一天都想着工作，痛惜的是距百岁差了99天。”说完这句，泪水夹着雨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看到有两位老人被搀扶着走出告别厅，沈锋弯着腰，急忙淋着雨跑去扶起了他们。

上午10点28分，家人抱着吴孟超遗像缓缓走出告别厅。灵柩被海军仪仗战士抬进了灵车，众人哭喊着：吴老一路走好。

而此时，吴孟超的几百个学生均围绕在灵车前后，他们从海内外回家，为了见吴老最后一面。

时光回到几年前，一次手术后，疲惫的吴孟超告诉护士长：“如果我有一天倒在手术室，不要慌张，记住帮我擦一下。你知道我是爱干净的，别让人看见我一脸汗水的样子。”

国际歌的旋律依然回荡在雨里。中国肝胆事业，未来可期。

篇3：吴孟超院士的人生故事

吴老一生堪称传奇，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难以被超越的贡献。他带领团队完成了我国第一例肝脏外科手术，为新中国开创肝胆外科奠定了基础，使我国肝癌手术成功率从不到50%提高到90%以上，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

吴孟超1922年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家境贫寒，5岁时和弟弟一起跟着妈妈到马来西亚投奔父亲，七八岁开始跟着父母到橡胶园割胶、卖米粉、做苦力。15岁时进入一所华侨学校半工半读。1940年，吴孟超和同学一起抱着到延安参加抗日的理想回到祖国，但因为困难重重，最终留在昆明，1943年吴孟超考取同济大学医学院，从此走上医学道路。

也许正是因为早年坎坷的人生经历和走南闯北积累的经验，让吴孟超具有了独特的人格魅力，这样的性情让他在医学上大胆地开拓创新，成就了中国肝脏外科的无数个第一，被誉为“中国肝脏外科之父”。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医学成就之外，吴孟超身边的一些同事和朋友，也记录下反映吴老真性情的一些小故事。拥有伟大成就的人往往是多元的，光环有时候反而掩盖了他们内心的丰富和单纯真实的一面。

超爱做手术

吴孟超院士爱做手术这个话题，已经说了很多年。从医70多年，一直到96岁时他还对上手术台乐此不疲。“一周两三台手术，照常查房开会。”官方统计数据，长达75年的从医生涯里，他拯救了超过16000名患者的生命。

96岁时，吴老完成手术后还要逐一和护士核对纱布、剪刀、钳子的数量，再走到监护仪前看一下各个指标数据，之后才放心离开手术室。护士长程月娥和吴孟超搭档30多年。她说：“一次手术后，吴老靠在休息室的椅子上，胸前的手术衣都湿透了，两只胳膊支在扶手上，轻轻地叹气道：“如果哪一天我真在手术室倒下了，记得给我擦干净，不要让别人看到我一脸汗水的样子。”

对学生超严

吴孟超对学生非常严格，让学生们又爱又怕。越是喜欢的学生，吴孟超越是“凶”。严以群医生从1984年跟随吴孟超院士，早年他担任吴孟超的协理医生，他的一位研究生同学在医院实习，找到他希望帮病人开一种药，当时这名同学没有处方权，有处方权的严以群就帮了同学的忙。这件事被医院的督察组知道了，要在全院通报。吴孟超知道后，狠狠批评了严以群，并责令他写出书面检讨，自己却跑到院领导那里求情，“小伙子还年轻，这么早给他一个处分，会打消他的积极性”。严以群将3000字的检讨书交来，吴孟超看后又还给他说：“写检讨只是形式，目的是让你反思错误、改正缺点。留在我这里是废纸一张，放在你那里却可以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再犯类似错误。”

跟着吴老查房的医生们都有一肚子的故事。严以群说：“他看病历不是一页一页地翻，而是用右手食指点着一行一行看。”一旦吴老的手指突然不动、眉头皱起，周围的人便会忐忑不安。有一次，吴孟超发现严以群负责的一个病人的病历单上写着连续5天大便是零，他抬头生气地问：“你给我憋5天试试？”

花钱超节约

在吴孟超院士身边工作多年的张鹏回忆道：在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吴老的“小气”是出了名的。因为医院是他创立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花了多少心思、费了多少功夫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常说医院的钱是医生一刀一刀开出来的，都是血汗钱。所以他一分钱都舍不得乱花，更看不得浪费。他洗手后关水龙头拧到最紧，出办公室哪怕几分钟也得关灯关空调，吃饭时盘子里的菜一定“按需分配”得干干净净。不管是报销发票还是签发奖金，不管是增添设备还是采购物资，他毫无例外地心疼，甚至我们都能感觉到他的心疼。凡是这些事找他签字能不能签得到，就看老人家心情了。很多人找他签字报销，还没进他办公室就紧张，进了他办公室更紧张。他会一张发票一张发票地看，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看完往边上一扔，就是不签字。我有一次问他，那么复杂的东西那么多数据你看得懂吗？他眼睛一瞪：看不懂怎么了！起码能吓吓他们，让他们别乱来！

个人生活超简单

吴孟超院士痴迷于他的事业，自己的生活非常简单。《东方早报》在吴老92岁时采访并揭秘了他每天的日程。每天早晨6点半，吴孟超准时起床，喝一杯牛奶，吃一个鸡蛋、三四块饼干，就是他的早餐。7点半到8点，吴孟超来到办公室，如果这一天有手术，他会在9点准时到手术室，做完自己的手术，还不舍得走，在其他手术台转转看看，一旦遇到疑难手术，一定亲自上阵。如果这一天不开刀，他就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处理行政事务，不停有人找他谈话处理问题。中午12点，回家吃饭。吃好午饭他会休息一会，下午2点钟上班。午休的时候，他会用一小时将每天的十几份报纸浏览一遍，看到国际国内大事、医疗创新方面的好新闻就仔细阅读。下午，往往是接待朋友、记者、患者的时间。晚上5点半到6点，吴孟超回家吃饭。每日必看新闻联播，了解国家和世界大事。

一天唯一的娱乐是晚上看看电视剧，他最喜欢的是战争片、抗战片，他说从中能找到很多年轻时的回忆。看完电视剧，吴孟超又会坐到书桌前，看看医疗业务杂志，把一天没做完的事情继续做完。他还有一个习惯—写日记。“我从少年时期回国后就一直写日记，多好的一笔财富呀。可惜在‘文革’时期，日记被抄走毁掉，我那个痛苦呀！从这以后就再也不写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又开始写，把每天的工作简单记录下来，回头看时也是一种总结。”

捐款超积极吴孟超第一次捐款要追溯到他在马来西亚上中学时。中学毕业时，吴孟超和同学们主动把聚餐费捐回国内给共产党，不久后竟收到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来的感谢电，这个回电更加坚定了吴孟超回国参加抗战的决心。

19，吴孟超用自己的个人积蓄和社会捐款成立“吴孟超肝胆外科基金，目前基金已发展成为“上海吴孟超医学科技基金会”。

，为表彰其在肝胆外科界做出的突出贡献，吴孟超获颁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500万元奖金。解放军总后勤部也奖励他100万元。他把奖金500万元用于培养科技人才，100万元用于奖励有重大贡献的医护人员。20，闽清发生特大洪灾，吴孟超为家乡捐款10万元，用以修建基础设施。如今，对中国肝胆外科带来巨大影响的吴孟超院士远去，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更加久远地留在中国的医学界。

吴孟超院士创造了多个医学界第一

翻译了第一部中文版肝脏外科入门专著制作了中国第一具肝脏血管的铸型标本提出肝脏分为“五叶四段”的经典解剖理论完成中国第一例肝癌切除手术和世界上首例完整的中肝叶切除术创造了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和常温下无血切肝法、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中肝叶切除手术建立全球规模最大的肝胆疾病诊疗中心和科研基地推动我国肝脏疾病的诊断率、手术成功率和术后存活率均达世界领先水平。

篇4：缅怀袁隆平吴孟超院士心得体会

缅怀袁隆平吴孟超院士心得体会

20xx年5月22日，这是个世人永远铭记的`日子，两位国之脊梁永远离开了我们。一位是“心怀一稻济世，但求万家粮足”的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先生，另一位则是“侠志披肝沥胆，永怀医者仁心”的科学院院士吴孟超先生。他们用行动诠释了国士无双，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永远是大家学习的榜样，激励着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开拓奋进、砥砺前行。

国士无双是人生耐得住寂寞，在稻田中奉献一生，守住中国人的铁饭碗。“人就像种子，要做一粒好种子”，这是袁隆平院士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他也用一生，为这句话写下了注脚。一粒粮食能够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为不让受苦挨饿的饥荒苦难再次出现，让中国人端牢“饭碗”，他牢记三个任务：实现超高产、种植海水稻、做好第三代杂交水稻工作，日复一日下农田做实验。在实践基础上，以过人胆识和科学眼光投身基础科研事业，依据事实、发现真理、验证真理，筑牢中国农业之基石，成功实现第三代杂交水稻晚稻亩产911。7公斤，真正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让杂交水稻造福全球，让禾下乘凉梦照进现实。他鼓励年轻人要勤劳勇敢、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团结协作，将年轻的自己投入到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在强国征程中写下精彩的一笔。承蒙袁院士之恩，在未来，作为后备力量的我们，必是以知识为应用基础、汗水为苦干实干、把握好经验升华的思想火花、顺应时代大潮尽我所能，不惧人生路漫漫、尘世车马喧，独守一方地、淡泊志弥坚，愿得一斛黍、消弭天下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国士无双是以学投戎攻难题，军人本色护国民健康，守住中国人的医无忧。“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院士从医七十余年，救治近两万肝胆病人，在工作中争分夺秒去奉献，那是生命终点的意义。他是一代医界传奇，深受病患爱戴，悬壶桃李满天下。他曾说：“即使有一天，倒在手术室里，也将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他勇闯生命禁区，带领同伴不断突破，创造性地提出“五叶四段”的解剖学理论，建立“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的肝脏止血技术，克服了一个又一个肝脏外科界的难题，拯救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他时刻为病人利益着想，在日常行医过程中，主张为病人节约，最大限度地为病人减轻负担，每每看望患者，也总是先把双手搓热，然后才跟患者接触，他检查时主动拉上屏风，还会帮助患者掖好被角，用“父母仁心”在人生中写满“拯救”二字。他是不知疲倦的老马，要把病人一个一个驮离黄泉。他的精神将会永远砥砺代代医者，不忘手中一把刀、心中一团火，游刃于病魔、刀除患精准，誓言从不悔、冰心在人民。

年少不惧岁月长，彼方尚有荣光在。欣逢盛世，当不负盛世。我们将牢记禾下乘凉梦，一稻一人生；心当在人民，医难无可挡。致敬“医食无忧”的守护者，以吾辈之青春，捍卫我盛世中华。

篇5：致吴孟超院士的一封信作文

致吴孟超院士的一封信作文

敬爱的吴孟超院士：

5月22日13时02分，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听闻这则消息，我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是震惊，是哀痛，是长久的沉默与缅怀，我不太会表达，虽未曾与您谋面，但感觉亲近。想到从此您就成为了历史，您的介绍从此变成了“1922—20xx”时，眼泪就从我脸颊滑下，等我意识到时，我已泪流满面。

是您让我知道，坚守是什么样子。

原谅我孤陋寡闻，我是在前两年看到的一篇文章《我不过就是一个吴孟超》中读到您。开头便是“他创造了中国医学界乃至世界医学肝胆外科领域的无数个第一，他翻译了……”我被其中文字吸引，与其说是吸引、沉迷不如说是敬佩。看完后我特意去看了《朗读者》有您的那一期。节目中，有一封他人写给您的信中这样写道，“认识您三十多年了，在很多人看来，您是个传奇，但只有我看到过，手术后靠在椅子上的您，胸前的手术衣都湿透了。两只胳膊支在扶手上，掌心向上的双手在微微颤抖。”感谢您坚守在无影灯下75年，紧握住了16000多名肝脏患者的手，带领他们走向了重生。想着搓搓双手后才将温暖的手伸向病床的可爱的您，想着坚持完成40分钟主刀手术后清点医疗器械认真的您，我就感觉无比温暖。在您那虽有驼背但不失刚毅的'背影中，我读懂了“坚守”。

是您让我知道，奋斗是什么样子。

我在20xx年来到乡镇工作时，在常态化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后，闲暇之余我便基本处于放空状态，不学习不提升，一心只想睡懒觉，这样的状态维持了有2年之久。偶然之间知晓了您的事迹，您在九旬高龄仍然不断学习奋战，而我正值韶华，有什么理由有什么借口如此颓废。每当我松懈时，我会想到您说的，“我最大的幸福就是倒在手术台上。”您在医学这个工作岗位上坚持了这么多年，您的一台手术最长达到一天，我既要为民服务，怎么能如此颓靡呢？在您那躬身做手术的身影中，我读懂了“奋斗”。

是您让我知道，敬业是什么样子。

“他的右手，握过众多的奖杯，但却最契合止血针的形状——筋脉虬结，右手食指指尖微微向内侧弯……”在节目中读到，我才知道您那是怎样的一双手。那是外科医生常年握止血钳、手指发生变形的结果。正是这样一双手，在肝脏的方寸之地破译生命密码，创造了中国肝胆外科的无数个第一，把万千病人拉出了生命的绝境。在您95岁时，受邀参加20xx年春晚上海分会场的演出，在春晚彩排的上午，您还主刀做了一台手术。患者是一位感染乙肝病毒的女性，肝部显示有肿瘤。有人建议您，是否过完年再动手术。“这样的病人一天也不能等。”您坚持进了手术室。两个多小时手术做完，脱下白大褂后，您才换上了日常穿的军装，匆匆赶到演出现场。这样的场景似乎在您的生活中司空见惯。在您匆忙的背影中，我读懂了“敬业”。

感谢您用一生，用您的手和您的手术刀，成就了万众的生。您放心，吾辈自强，志存高远，必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国家，不负前人！

此致

敬礼！

您的一位“粉丝”

20xx年5月26日

篇6：《院士的故事》读后感

读完《院士的故事》这本书，我才知道中国杰出的科学家原来有很多，他们默默地为祖国做着贡献，只是我们太孤陋寡闻了，所以不知道。

汪德昭院士就是其中的一位。汪德昭把自己半个多世纪从事科研工作经验，归纳为“标新立异，脚踏实地;一丝不苟，自己动手”这样几句话。所谓标新立异，指的是研究工作一定要有创造性，不论是理论、实验、技术、方法还是工具，都应当有创造性。

汪德昭在战略上强调创造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却非常强调脚踏实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在审查研究生的论文时，不但要看选题、立论、实验、方法，就是对论文的遣词造句，乃至标点符号，都要认真推敲、修改。

汪德昭一生中发表的论著不算多，但他做的每一项实验，都比前人有所创新，因而每一篇论文都有自己的特点。前些年，他发现有的科技人员只追求论文的数量，做了一点工作，却可以写出3篇、4篇甚至5篇文章。他对此深为不安，马上发表了8点意见，指出科学家应对社会负责任，写学术论文应当强调创造性，而不能玩弄数学游戏，对一篇科学研究论文，加以改头换面、乔装打扮，变成好几篇论文，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

汪德昭还特别重视实验技术，要求科研人员学会自己动手。1982年7月，在声学研究所研究生座谈会的发言中，他对研究生们讲的第一条意见，就是要求大家必须重视实验技术，培养自己动手的能力。对于这一点，汪德昭深有体会。1948年，他曾为法国原子能委员会设计研制了可以测量1000个电子的电荷的高灵敏度静电计，以及微量天平，得到国外著名科学家较高的评价。其中，高灵敏度静电计被命名为“居里-汪氏型”。1941年，I.居里(Curie)使用的一台德国造的静电计坏了，因战争无法再买新的，影响到研究工作，请汪德昭帮助修理。虽然汪德昭并没有修理过静电计，但经过细心琢磨，用1个月的时间，终于设法把直径仅1微米、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白金丝，焊在小小铜柱上，使居里的研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自此，汪德昭修理仪器的声名大噪，不少科学家都来求他帮助修理当时战争状态下无法找到备用品的科研仪器。直到1991年8月，法国的研究与技术部长H.居里安(Curien)来华代表法国政府向汪德昭授勋时，在贺词中还提到这件事，盛赞汪德昭具有一双巧手，并说：“汪是当时全法国能做这项工作的唯一的人”。

读完《院士的故事》，读完汪德昭院士的故事，我懂得了科学对于祖国发展的`重要性。我们也要认真学习科学知识，不求以后可以成为像汪德昭院士那样的科学家，但是至少可以用自己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为我们的祖国贡献一份力量。

篇7：《院士的故事》读后感

读完《院士的故事》这本书之后，有一个人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脑海中，他就是袁隆平，这位无私的耕耘者。

袁隆平――建国以来贡献最大的农学家。1960年罕见的天灾人祸，带来了严重的粮食饥荒，一个个蜡黄脸色的水肿病患者倒下了，袁隆平的5尺之躯也直接经历了饥饿的痛苦。袁隆平目睹了严酷的现实，他辗转反侧不能安睡。他想起旧社会，人民受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受战争的痛苦，缺衣少食，流离失所。今天，人民当家作主人，但仍未摆脱饥饿对人们的威胁。他决心努力发挥自己的才智，用学过的专业知识，尽快培育出亩产过800斤、1000斤、20xx斤的水稻新品种，让粮食大幅度增产，用农业科学技术战胜饥饿。据老一辈说，真正重新吃饱饭，是在七十年代末，以前的稻子是高高的，风一吹就倒，换了矮水稻以后，粮食真是翻了出来。报纸上曾引述农民的话说：“我们吃饱饭，靠的是两‘平’，邓小平和袁隆平。”袁隆平的水稻南优2号，比以前的水稻单产增产20%，于1973年研究成功，1976年开始推广。八十年代，国际组织给他的奖项多得像米粒一样。中国有九亿农民，他一个人，相当于干了两亿农民的活。有人预估，他的种子共创造效益5600亿美元。假设其中分零头给他，那么他的资产就会大致与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埃卢590亿美元相当。

那么袁隆平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由于他做人老实本分，1953年被分配到偏远落后的湘西雪峰山麓安江农校教书。在那里，才华横溢的袁隆平的职称一直没有提升，工资一直原地踏步，房子依旧窄小阴暗，向上爬的机会被他那些会拍领导马屁的同事抢走了。他唯一的幸运是研究水稻。这是大伙吃饭用的东西，属于文革中保护品种，他住的又偏远，灾难没降临到他头上。

1979年，美国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惊叹中国的水稻成就，向中国农业部的官员咨询杂交水稻的发明人是谁，他要签约用高价向发明人申请专利使用权。对此，中国种子公司官员义正言辞地回答说，这个发明专利权属中国国家拥有，农业部种子公司就是代表国家享有这一权利的唯一代表，要探讨杂交水稻技术转让问题，无须再找“别人”。

1980年，圆环种子公司向中国种子公司支付当时可谓是天价的20万美元首期专利转让费，袁隆平一分未得。同年，为配合本次专利转让活动，袁隆平以专家身份出访美国做了四个月的技术指导。回国后，他所得的工资数千美元，被农业部悉数收缴，然后重新发给他每天20元人民币的出国补贴。1981年，国家科委、农委重奖杂交水稻发明人10万元奖金。但单位转手分下来以后，袁隆平仅得5000元。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位“杂交水稻之父”。让他的精神一直感染我们，成为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

★ 榜样观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