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梓培简介（精选8篇）由网友“DungeonFalcone”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沈梓培简介，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篇1：沈梓培简介
沈梓培：著名土壤学家
万传斌
沈梓培，原名沈祖林，1910年12月2日出生于浙江绍兴。自幼爱好读书，青年时期对自然科学发生兴趣，1930年高中毕业考入浙江大学农学院农艺系农业化学专业组。1934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西迁，当时沈梓培正回乡省亲，因交通阻隔，未能随校西行。1938年起先后在绍兴中学、武岭农校和稽山中学担任教员，讲授生物、化学、农艺和土壤农化课程。绍兴沦陷后，他南下福建，在福建省地质土壤调查所任技士、技正、土壤课长等职务，除从事土壤资源调查外，还进行一些专题研究。1947年转入中央林业实验所（南京）水土保持系任技正，继续从事土壤资源调查与水土保持工作及研究。1948年，中央林业实验所主要负责人逃离南京，为保存人民财产不致散失，沈梓培经该所同仁推荐，出任该所水土保持系主任，直到南京解放。
1950年，在原中央农业实验所基础上组建了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沈梓培调入该所，任土壤肥料系技正，1956年，被评为三级研究员。1953年后，他历任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江苏分院土壤肥料系、所副主任、主任和所长等职。
他长期主持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十分重视研究所内部的土壤、农化、农学和微生物各学科之间的配合和协调，强调耕作、施肥研究应与土壤类型相联系。他还特别重视省内地区间的农业科研、教学和行政部门之间的团结合作。他教育中青年科技人员在与外单位同行交流时，要虚心诚恳。研究所在科研方面有重大决策时，必向兄弟单位发出邀请，向所外专家学者征询意见。
在研究工作中，沈梓培很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具有鲜明的务实精神和踏实的治学作风。在科研选题上，他总是把诸如《稻麦两熟田干耕晒垡和深耕熟化的研究》、《宁镇丘陵地区板浆白土改良》、《江苏省五种水稻土类型肥力研究》等一批与提高粮食产量有关的研究课题放在优先地位，而且亲自参与制订研究方案，并参与实施。
在土壤调查、分类、制图的工作中较早地注意将“土壤肥力评价”、“土壤利用现状图”和“土壤利用改进图”等内容包涵其中，促使土壤地理科学和农业生产紧密地联结起来。他的这一见解在历次土壤调查报告和土壤普查有关的技术规程中都有反映。
沈梓培是中国土壤学会会员，曾任学会常务理事、顾问和中国土壤学会南京分会理事长，江苏省土壤学会理事长，还担任江苏省农学会常务理事。1958年和1964年他代表中国土壤学会应邀去莫斯科和布加勒斯特参加全苏土壤学会及第八次国际土壤学大会。在全苏土壤学会上，他宣读了《水稻土晒干措施的增产效果》论文。在参加了第八次国际土壤学大会后，他将大会上有关土壤肥力及植物营养学组的讨论内容整理成文，向国内土壤学界介绍了国际上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动向。80年代初，参加国际土壤学会，为该会会员。
沈梓培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民主同盟江苏省委五届常委、六届顾问；江苏省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他忠于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土壤科学事业。他治学严谨，工作勤勉，有强烈的事业心。他生活俭朴，作用正派，办事公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为名利，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1984年退居二线。1990年5月30日在南京病逝。终年80岁。
在土壤调查、土壤资源利用和改良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
30年代，沈梓培开始步入社会时，就显示出他热爱科学的品质。1934年在浙江大学与宋达泉合著的《杭县土壤调查报告》为他以后漫长的科学生涯确立了方向。在浙江大学担任助教的几年中，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土壤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方法，为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他在福建地质调查所的6年中，共发表《福建永安、三元两县之土壤》、《福建龙岩县之土壤》、《福建闽清县及闽江南岸之土壤》和《福建永定县之土壤》、《土壤速效养分及养分吸附与解吸的简捷测定法》、《关于烧土的几种化学试验》、《关于福建土壤的代换盐基及盐基代换量的研究》和《水稻土潴育层与潜育层的化学性质》等多篇研究报告和论文。在这期间，他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通常是白天在人烟稀少、野兽出没无常的山区作调查，晚上则栖身于农家茅舍。由于他在农村接触农民和农业生产实际问题较多，因而在土壤调查、制图等土壤地理工作中，十分注意解决土壤肥力、植物营养以及土壤资源的利用改良等方面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他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风格。
40年代末、50年代初，沈梓培对广西、河南、山东、安徽等省区的土壤侵蚀和水土保持问题进行了研究。1950—1952年，他主持了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在山东沂蒙山区和安徽大别山区进行的防止水土冲刷，提高土壤肥力，合理利用坡地以发展山区农业生产的研究。并在调查规划的基础上，建立了水土保持示范区，以推广行之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建国初期，他还参加华阳河流域40万亩湖滩荒地土壤资源调查和江苏沿海地区国营农场的土壤勘测，并制定了发展规划。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史河及灌河上游山地土壤冲刷情况和水土保持的意见》一文。此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较早论述土壤侵蚀及水土保持的著作。
1955年，沈梓培积极投入治理淮河的工作，任治淮委员会土壤总队副总队长，全面负责淮河流域内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4省土壤调查的技术指导，制定了《淮河流域土壤调查试用规范》和《淮河流域土壤改良利用分区方法概要》，并完成7万平方公里1：20万比例尺的淮河流域土壤图和改良利用图，主持编写了流域的土壤调查报告。这次土壤调查，是我国第一次结合流域规划所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流域土壤调查，为制定淮河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流域土壤调查既要对流域的土壤种类、性质、分布、利用，以及土壤发生过程进行研究，又要结合水文地质和农业水利条件，提出土壤改良和土地利用意见，因而难度较大。沈梓培为此而编写了《淮河流域土壤调查试用规范》。这一《规范》对当时乃至以后进行的一些流域土壤调查都有指导和参考借鉴作用。沈梓培在淮河流域土壤改良利用区划中明确地提出了：①土壤改良必须和利用规划结合进行；②土壤改良利用小区应具有综合性、长远性和现实性；③土壤改良利用小区应按照小区特点提出划区的因素和标准。淮河流域土壤调查的成果，不仅得到了当时协助我国治淮委员会流域规划工作的苏联专家组的很高评价，认为它对合理地综合开发利用淮河流域的水土资源和低产土壤改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为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省培养了一批土壤调查人员，他们在以后的全国第一、二次土壤普查和许多地区性的土壤科研工作中，都起过重要作用。
70年代，他主持了安徽五一农场的土壤调查，研究了腐殖酸在农作物上的应用。80年代，在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中，他作为全国土壤普查顾问组华东小组成员及江苏省土壤普查办公室副主任，不顾年迈体弱，经常深入县乡了解情况，对基层进行技术指导。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了《对土壤资源调查研究的意见》、《农业现代化建设必须加强对土壤资源的管理》和《土地资源的综合利用不可忽视》等多篇有见解的论文，对华东区和江苏省土壤普查的开展和启发人们珍惜和重视土壤资源起了重要作用。
综合治理低产土壤成效卓著
沈梓培十分重视对农业土壤的研究。在学术上他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土壤肥力建设问题，强调了土壤培肥对低产土壤改良利用的作用；在国内最早提出了消除土壤低产因素必须和培肥土壤相结合的论点。这些论点在他撰写的《农业生产中培养地力的意义和途径》、《中国农业土壤的熟化过程及肥力演变规律》、《江苏省土壤普查与高产稳产农田土壤肥力研究》等论文中都作了详尽的阐述。对低产土壤的综合改良利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60年代，他根据绿肥对改良板浆白土的效果，与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一起，较早地总结出“以磷增氮”和“小肥换大肥”的论点，从而突破了绿肥作物不施肥的老框框，并为大力提倡绿肥施用磷肥提供了依据。这对提高绿肥产量和扩大绿肥栽培面积，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66年以前，在改良江苏省低产土壤工作中，沈梓培曾协助中共江苏省委和省农委起草了对全省低产土壤利用的意见；主持有多部门、多学科人员参加的江苏省次生盐渍化防治调查工作，并提出了防治次生盐渍化的相应建议，为有关部门进行宏观决策提供了依据。沈梓培认为，平原水库不会引起周围地区土壤次生盐渍化。睢宁县根据他这一调查结果，决定保留中型平原水库——庆安水库。这一决定避免了因毁库造成的巨大损失。
篇2：王梓坤简介
王梓坤简介
王梓坤，1929年4月生，江西吉安县人。195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1955年考入苏联莫斯科(moscow)大学数学力学系做研究生，师从于数学大师a.n. kolmogorov和r.l. dobrushin，1958年毕业获苏联副博士学位。1988年获澳大利亚麦克里(macquarie)大学荣誉科学博士学位。1952年至1984年先后任南开大学讲师、教授。1984年以来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84年至1989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93年至任汕头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转自中国科普）
王梓坤教授担任《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和《数学物理学报》编委、《数学教育学报》主编等职。业余从事科学方法论及科普写作，发表数学专著、数学论文及方法论论文、科普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等许多种。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1982）、“国家教委科学技术进步奖”（1985）、“全国新长征优秀科普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奖”（1981）、“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等。
王梓坤教授是一位对我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数学家和教育家，也是我国概率论研究的先驱和主要领导者之一。在数学理论方面，致力于马尔可夫(markov)过程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五、六十年代研究生灭过程，首创了极限过渡的构造方法，彻底解决了生灭过程的构造问题，并将差分方法应用于生灭过程的泛函和首达时分布的研究，得到了一系列深刻结果。这些成果均居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在数学应用方面，提出了地震随机迁移的统计预报方法及供舰艇导航的数学方法。他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权威学者的高度评价。
王梓坤教授在概率论方面著书7部，发表论文数十篇。他重视科普工作和对治学方法论的研究，在这方面出版了《科学发现纵横谈》、《科海泛舟》等名著及论文数十篇。其中《科学发现纵横谈》社会影响很大，1981年曾获新长征优秀科普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奖，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和团中央联合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此书被选中。1990年被全国科普作家协会授予“建国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称号。
《科学发现纵横谈》是一本漫谈科学发现的书，篇幅虽然不算大，但作者王梓坤同志纵览古今，横观中外，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挑选出不少有意义的发现和事实，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总结，阐明有关科学发现的一些基本规律，并探求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应该力求具备一些怎样的品质。这些内容，作者是在“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的情况下写成的，尤其难能可贵。今天，党中央率领我们进行新的长征，努力赶超世界科学作者是一位数学家，能在研讨数学的同时，写成这样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同样是难能可贵的。
王梓坤在《科学发现纵横谈》中强调科学精神的问题，他写到：“但是，对具体的科学方法的研究还不足以回答一个问题，王院士写《科学发现纵横谈》时还表达了另外一个独到的见解，“为什么是牛顿，而不是别人，在万有引力问题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呢？这是因为各人的科学素养不同，各方面的修养、理论上储备的深浅不同。”他认为，研究具体方法是从纵的方面来看；研究一个科学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养，则是从横的方面着手。过去对科学方法的研究，从纵的方面谈得多，横的方面注意得不够，现在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了。顾名思义，《科学发现纵横谈》书名本身就包含了突出“横”这层含义。贯穿作者的这一意图，本书第一篇就不惜重墨大谈“德”、“识”、“才”、”学”。一连串中外科学家的成功之路一再告知我们：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应该兼备德识才学，四者缺一不可。专门谈论科研中德才问题的科普书籍并不多见。本书不仅把德才问题放在显著的位置，而且对科学家应具备的“才”又有更深刻的理解。才，指才干，它还可以细分为识、才、学三个方面。欧几里得几何学雄视科学界两千年，没有超人的胆识和大无畏的怀疑精神，非欧几何不可能诞生；科研需要多种才能，观察实验之才，抽象思维之才，洞察力和善于猜想等等；学无止境，勤学苦读，在长期的艰辛探索中不断积累资料和经验，厚积薄发，才可以一鸣惊人。科学家也是人，他们也有与文学大师相同之处，尤其在德识才学方面。正是基于这一点，王梓坤在写作手法上大胆创新，借它山之石以攻玉。他把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德识才学兼备的文人视为横轴，把世界科技史上重大科学发现的始作俑者视为纵轴，在这个坐标系中，作者巧妙地借用大家比较熟悉的文人的德识才学来说明科学家也具有这些素养。
王梓坤认为机遇也是成材的一个因素。因为人生活在客观世界中，有不少偶然机遇是难以预料的。人人都可碰上好机遇，问题在于会不会和能不能充分利用，否定机遇并不是唯物主义。在《科海泛舟》一书中，王梓坤结合法拉第的经历，中肯地论述了主观努力和客观机遇的关系:"平日不努力，有好的机遇也利用不上。机遇只照顾勤奋、勇敢而又有准备的人。投机取巧、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是极其有害的。另一方面，放弃一切好机遇，也不一定明智。主观努力加上好的机遇，正如优良的种子遇上肥沃的土壤必能结出丰硕的果实。《科海泛舟》是一部分谈科学研究方法与成才之路；另一部分谈数学学习方法及数学趣话，读来饶有兴致。
篇3：沈复简介
童趣分析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本文主旨是写作者儿时的“物外之趣”。“物外之趣”虽非物自身所有，却又与物有关，它是观物者的主观体验作用于物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因物而生成之意趣。本文中所说的夏蚊及草间之虫皆极细小之物，可以诱发儿童的好奇心和想像力，意趣即由此生成。
开篇先说作者儿时视力极好，然后点明文章主旨。“张目对日”，犹言两眼能经受强光刺激；“明察秋毫”，言视力极佳，极细小之物也看得一清二楚。有如此好的视力，再加上“见藐小之物必细察其纹理”的癖好，因而能发现“物外之趣”。这是总提，仅用32字，行文简洁可见。以下分述。
夏蚊成雷，人不堪其苦，而年幼的作者异想天开，将它想像成“群鹤舞于空中”的动人图景，并且看得入了迷。随后他又联想到曾经见过的“鹤唳云端”的图景，于是“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之冲烟而飞鸣”，结果是他真的见到了这样的图景。这是一幅凭借想像而“放大”了的图景，它表现了一个孩子幼稚心灵中自发的审美意识。此其一。
其二，作者年幼时居城中，渴望见到大自然风光而不得，于是他用想像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他把花园里土墙凹凸处和花台上的丛草想像成树林，把虫蚊想像成野兽，把高出的小土块想像成丘陵，把低陷的小土块想像成山沟，这使他有了一个自由而广阔的天地，可以饱览“大自然”的风光。有一天，有两只小虫在草间相斗──在年幼作者的想像中就成了两兽在树林里相斗，使他看得格外入神；不料一个“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一伸舌，便将两兽一齐吞入腹中。年幼的作者被吓得六神无主；待到清醒过来，幻觉消失，才发现此前那个“庞然大物”不过是一只癞虾蟆。他恼恨之极，却并不想伤害它，仅以鞭打示惩──用什么做鞭子，文章未做交代，大概是小树枝吧?他惩罚癞虾蟆，可能含有为两小虫复仇的意思，但从“驱之别院”一举来看，主要原因是它破坏了自己的审美情趣。
作者用“物外之趣”一语来统摄以上二事，意在说明他幼年时已有自发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情趣。
二、问题研究
沈复《浮生六记》中“闲情记趣”一章，主要记作者长大后对花木的喜爱和婚后跟妻子一同美化居室及周围环境的琐事；记童年趣事的只有开头一小段，因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描写儿童观物的心理过程上颇具特色，值得研究。
年幼的作者由群蚊乱飞想到“群鹤舞于空中”，这是所谓类似联想；再想到“鹤唳云端”，则是接近联想。这后一种联想又促使他产生了模仿的意愿，于是“留蚊于素帐中，使之冲烟而飞鸣”，再经过凝神细观，“果如鹤唳云端”，这是年幼作者的错觉，但又是他所追求的目标──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很值得玩味。
观虫斗一节与上述过程大体相似，“以丛草为林，以虫蚊为兽，以土砾凸者为丘，凹者为壑”，都属于类似联想，“庞然大物”的出现，也是错觉；所不同的是这种错觉产生的原因。此刻，年幼的作者已经完全陶醉在他联想的境界之中，他眼前的实物已经被放大了千万倍，而癞虾蟆又是突如其来，对比之下，自然就成为“庞然大物”了，这种错觉是在极短时间内经受强刺激而突然产生的，跟“鹤唳云端”的有意而为不同。
我们应当注意培养学生的联想力和想像力，这不仅可以提高学生阅读欣赏文艺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能力，对加强记忆力和促进创造性的思维能力也大大有益。
练习说明
一 朗读课文，用自己的话叙述“我”看到“鹤唳云端”的景象和遇到那个“庞然大物”的经过。为什么作者说这两件事都有“物外之趣”?你认为要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情趣丰富的人?
设题意图是使学生感知课文整体内容，把文言文学活。凡记叙文都应当让学生能“用自己的话”来复述内容大意，这正是学活的办法之一；如果一开始学文言就句句搞文白对详，则无异于堵塞学活之路。教师在指导过程中对学生创造性的复述成分应予肯定，只纠正明显的错误。
第一问要放在学生基本成诵后作答(参考答案见“课文研讨”)，教师要善于启发学生说出自己的体会。
第二问是开放性的，目的是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唤起学生的审美意识。可以从学生的课余爱好入手，启发培养学生的情趣和联想、想像能力。
二 解释词语。
1．文言词的意思，有的可用加字的办法解释，如“必细(仔细)察(观察)其纹理”；有的要用换字的办法解释，如“昂(抬)首(头)观之”。试选用一种方法解释下列各句中加点的字。(1)项为之强(2)果如鹤唳云端(3)以丛草为林(4)兴正浓(5)方出神(6)驱之别院
2．下面的词语大多作为成语保留在现代汉语中，解释时不妨采用讲述大意的办法。示例：怡然称快(高兴得连声叫好)。
(1)明察秋毫 (2)怡然自得 (3)庞然大物 (4)夏蚊成雷
设题意图是告诉学生可用简单的办法解释文言词语，消除学生的畏难情绪。在初学文言阶段只能如此，讲多了反而不好。释文可抄在书上，以便积累。
处理此题可有多种方式：或在读课文数遍后让学生试解；或在疏通文意过程中依次作解；在水平较好的教学班也无妨让学生在预习中作解。
参考答案
1．(1)项(脖子、颈项)为之强。 (2)果(果真)如鹤唳云端
(3)以丛草为林(树林) (4)兴(兴趣)正浓
(5)方(正)出神 (6)驱(赶、驱逐)之别院
2．(1)明察秋毫(见“疏通文意”)
(2)怡然自得(见“注释”)
(3)庞然大物(体积极大的东西)
(4)夏蚊成雷(夏天成群的蚊子的叫声跟雷声一样，这是夸张的表现方式)
三 背诵全文。
背诵此文，须先读得正确并粗知内容大意。为此，教师必须作具体指导：(一)通过范读和领读使学生能读得节奏分明，并经过反复练习达到口熟；(二)理清文章的叙事顺序，使学生了解各层大意。
要坚持当堂成诵，可以先依次熟各段，最后练习背诵全文；也可以教读一段背诵一段。
教学建议
本文可用两节课教读。
由于本文是学生入学后所学第一篇文言文，有必要先谈谈学习文言文的意义和方法。时间不超过20分钟。要点如下：
一、文言文是古代的书面语体，特点是简洁、典雅。文言文来源于古代汉语口语，现代汉语也来源于古代汉语口语，二者同源而异流，二者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同为主，不同为次，所以不难学，我们要有学好的信心。
二、学文言是为了继承祖国的文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的许多事情；文言文中的许多词、语依然保存在现代汉语中，学文言文可以丰富我们的语言仓库。
三、学好文言文的关键在于培养语感。培养语感方法有“三要”：一要熟读背诵课文，目的是熟悉文言文的表达方式和语言习惯；二要自己用心领悟，目的是把“言”和“意”融为一体，见“言”而知“意”；三要主动积累词汇、语汇，目的是掌握文言文的表达工具。这三条密切相关，缺一不可。
教读本课，拟用70分钟。建议如下：
1．一定要做到当堂成诵。
本文共221字，用中速读一遍约需1分50秒，假定在课上读12遍(含教师范读和领读)，仅需24分钟左右，完全有可能实现当堂成诵。这样做，有利于学生养成一个诵读的习惯。为实现这个目标，可采取以下的措施：
(1)预习时要提出诵读课文和领会课文大意的要求，至少读三遍。
(2)要指导学生诵读。可从划分停顿入手。由于学生在小学时习惯于用一字一顿的读法(有利于认清字形和读准字音)，无妨先用个别句子示例，使学生知道现在的读法跟以前有所不同。如：
能/张目·对日 昂首/观之，项/之为·强
使之/冲烟/而飞呜，作/青云·白鹤/观
(例句中，“/”表示明显的停顿，“·”表示极短的停顿)
划分停顿的目的是理清句意的层次，层次清则句意易明。
(3)教师应作示范背诵。
2．关于疏通文意
基本原则是启发学生主动求解，不搞机械的文白对译；一搞机械的文白对译，学生死记译文，主动求解的精神就会消失殆尽，从长远看，无益于文言阅读能力的培养。
但这个原则也要灵活掌握，下面结合课文谈几个问题：
(1)注意问题：如“为之”的“为(wèi)”，“凹凸”的“凹(āo)”，皆有两读，可让学生查字典，选定正确的读音；“项为之强”的“强”要读jiāng，这就需要教师讲讲道理。
(2)解词用语力求浅湿易懂，如“私拟作”就是“心里(把它)比作”；“神游”就是“好像(在那里)游玩”，跟梦游有点相似。
可以用比较方式讲，如以“手之所触”跟“心之所向”作比较。
可以启发学生自讲，例如，问学生“抬头看的时间长了，会产生怎样的感觉”，则下句“项为之强”即可让学生自解。凡据上下文义可以解出的词语，一律仿此处理。
(3)讲成语，着重使学生领会整体意思，不必细究，如“明察秋毫”，即连极细小之物也看得一清二楚之意，表明视力极佳。按此语出自《孟子·梁惠王上》：“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明，指视力而言。但用不着讲，到高中三年级学《孟子》时再讲不迟。
(4)讲虚词一般只要指出相当于现代语中某词即可，必要时再指出词性，绝不涉及句法，如“徐喷以烟”中的“以”相当于“用”，不要讲什么介宾短语后置之类的道理。语言是一种习惯，读得多，养成了习惯，一看就懂。不仅现在这么办，在整个初中阶段也要这么办。
3．关于内容点拨
本文着重写作者的幼年间视力极好，又善于从联想中发现事物的美妙，初一学生读后定能引起同感，因此要善于利用学生中相似的生活体验，把这堂课变为师生间的亲切交谈，不要搞公式化的分析。
“物外之趣”是本文的画龙点睛语，一开始不必急于求深解，讲讲大体意思即可；学完课文后，可以结合幼年作者的审美情趣，问问学生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情趣。
4．导入和延伸
可用创造情境的方式导入。
延伸的办法是引用古诗文中有关儿童的描写，(如李白《古朗月行》中的诗句：“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引发学生的联想。
有关资料
一、作者和小说诗歌文学作品
作者沈复，生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卒年不详。字三白，长洲(现在江苏苏州)人。工诗画、散文。至今未发现有关他生平的文字记载。据《浮生六记》来看，他出身于幕僚家庭，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曾以卖画维持生计。与妻陈芸感情甚笃，因遭家庭变故，夫妻曾旅居外地多年，历尽坎坷。妻死后，他去四川充任幕僚。此后情况不明。
《浮生六记》共六卷，每卷皆有小题，依次是《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据考证，最后两卷系伪作，文字亦不如前。
二、译文
我回想自己在年幼的时候，能睁大眼睛直视太阳，视力好极了，每遇见细小的东西，一定要仔细观察它的纹理，所以常常能感受到超脱事物本身的乐趣。
夏夜里，蚊群发出雷鸣似的叫声，我心里把它们比作群鹤在空中飞舞，这么一想，眼前果真就出现了千百只白鹤；抬头看着它们，连脖子也变得僵硬了。我又留几只蚊子在白色帐子里，慢慢地用烟喷它们，使它们冲着烟边飞边叫，构成一幅青云白鹤图，果真像鹤群在青云边上发出叫声一样，这使我感到高兴极了。
我常在土墙高低不平的地方，在花台上杂草丛生的地方，蹲下身子，使身子跟台子一般高，把丛草当成树林，把虫子、蚊子当成野兽，把土块凸出部分当成丘陵，低陷部分当成山沟，我便凭着假想在这个境界中游览，愉快而又满足。
有一天，我看见两只小虫在草间相斗，(便蹲下来)观察，兴味正浓厚，忽然有个极大极大的兽拔山倒树而来，原来是一只癞虾蟆，舌头一吐，两只小虫全被它吃掉。我那时年纪很小，正看得出神，不禁哇的一声惊叫起来。待到神智恢复，捉住癞虾蟆，抽了它几十鞭子，把它赶到别的院子去。
篇4：沈雯简介
沈雯
姓名：沈雯
性别：男
年龄：44
出生地：上海
学历：大专
主要公司：紫江集团
公司总部：上海
第一次上市：上海——600210紫江企业(8月)
主要行业：印刷包装，精密仪器，上海房地产
资产：2.3亿美元(1.16亿美元)
紫江集团是上海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其在上海投资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于开业，集团对房地产的投资已经历经10余年。过去的两年集团的销售收入达10亿美元，纳税0.70亿美元，有6000名员工。为人低调的沈雯经营过一个塑料制品厂，之后于1988年，花100万美元进口了其第一套印刷包装流水线。目前紫江集团为几家国际饮料厂商提供罐装瓶和瓶盖，另外还投资一些it项目，以及一个科技园区。
篇5：沈元简介
沈元：航空科学在高亚音速领域研究的推动者
沈元，空气动力学家，航空工程学家，航空教育家。早年留学英国的博士论文，被赞誉为是一项创造性的成果，对当时航空科学在高亚音速领域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从40年代起，从事航空工程教育和行政管理工作。50年代以后，他全心全意地投入到新中国航空高等学府的建设中，跟踪科技发展，预见建设需要，开创新专业，建设新实验室，设立前沿学科的研究课题。他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积极倡导同国际间的交流合作。为北京航空学院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3年以后，从事我国交通运输战略决策问题的研究，为决定立项研制国产干线飞机，起了重要作用。
沈元，出生于1916年4月26日，祖籍福建省福州市，他的家当时住在福州城里双抛路。沈元六世祖沈绍安，是著名的福州脱胎漆器的创始人。沈绍安的漆器店，就开在自己家里，是一个手工业式的家庭作坊。以后，每代都传给长子，一直到沈元的父亲，都是以生产和经营漆器为生。福州的脱胎漆器从沈绍安发明以后，逐渐流传开来，成为名扬中外的一项福州特产的工艺品。有的人通过经营脱胎漆器发了财，但是沈元的家境却并不宽裕。沈家制作的漆器，一向注重质量，从不偷工减料。有的人做漆器不但加工粗糙，且里面用猪血代替生漆，外面再刷上漆，买主看不出来。其祖父沈正镐就不肯这么干。所以沈家的产量和成本都比不上人家。这个祖传的作风，也影响到沈元。他无论是对待教学科研，还是对待一项具体工作，都一丝不苟，严格要求。这同他从小参与家庭作坊的一些劳动，受严格而细致的生产漆器的家风的熏陶有直接关系。
1935年，沈元从福州英华中学高中毕业，他在中学的学习很用功，由于经济原因，没有立即投考大学。他跟着父亲到青岛，参加当时在青岛举行的展销会，推销家里生产的漆器。展销活动结束后，父亲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到北平（今北京）求学。但是这时已过了大学的入学考试时期，他只好到中学毕业前，就已保送他去燕京大学学习。由于当时燕京大学没有他所想学的工科，1936年夏天，沈元又报考了清华大学机械系，学习航空工程。当年清华全校录取新生300名，沈元入学考试成绩是第3名。很巧合，那年投考清华录取的前4名，有3名都是学航空的。
沈元的大学生活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他进入清华的第二年，1937年7月7日爆发了“芦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开始全面侵华战争，清华大学仓促撤退到湖南长沙。由于6月放暑假时沈元就已回家，他就从福州赶到长沙上学。在长沙，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大学，借用岳麓山下湖南大学的部分房子上课，度过了一个冬天。1938年，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下，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战火很快要烧到长沙。沈元又跟着学校300多位师生，背着简单的行李，爬山涉水步行2000余里，来到了未被日本占领的昆明。在这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的师生，联合起来成立了一所抗战时期西南最高学府西南联合大学。
抗战时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西南联大师生们在简陋的校舍里，在仪器设备极端缺乏的条件下，忍饥挨饿坚持教学。沈元就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刻苦学习，于1940年毕业。由于他成绩优秀，毕业后留校任航空系助教。
从大学毕业开始，沈元就把自己献给祖国的航空科学和教育事业。40余年来，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的生活和工作几乎都是在大学里度过的。他既是一位科学家，又是一位教育家。
1942年，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dr．foseph need－ham）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委托，来华开展中英科学合作和交流工作。他在重庆建立了一所中英科学合作办事处（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这个机构负责推荐中国人员去英国进修、研究。1943年，沈元考取了英国文化委员会提供的奖学金，被推荐到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航空系当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
在英国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一般要3年时间。沈元到英国后，为了争取在取得学位后留出时间去研究机构工作，取得一年实际工作经验后回国，决定用2年时间获取博士学位。他的导师同意帮助他实现这个很难达到的目标。结果2年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
高亚音速领域研究成果推动了航空科学的发展
沈元的专业是空气动力学。空气动力学是一切飞行器在大气中飞行的理论基础，也是设计飞机的基本理论依据。在伦敦大学，沈元选择了一个在当时航空发展上具有关键意义的课题，他的研究工作，集中在解决飞机从亚音速向音速逼近时的空气动力问题。
40年代中期，航空科学技术面临着革命性的变革。这个新的突破有两个特点，一是飞机的动力装置从活塞式发动机向喷气式发动机发展；二是飞机的速度由亚音速向超音速冲击，这两个特点又互相关联。没有喷气式发动机的发展，飞机不寇达到超音速；而没有飞机外形设计方面的重大改进，有了喷气式发动机，也不能突破阻力的障碍，研制出超音速飞机。因此，使飞机的外形适应提高速度的要求，就是摆在空气动力学研究人员面前重要的理论课题。沈元的研究工作，正是针对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进行的。
沈元抵达英国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后期。当时的战斗机，最大速度约每小时700公里。要进一步提高速度，就碰到所谓“音障”问题。音障是在气流的速度接近音速时开始产生的，这时飞机受到的空气阻力急剧增加，严重的还将导致机毁人亡的事故。声音的速度在海平面为每小时1223公里，在11000米的高空是每小时1062公里。时速700多公里的飞机，迎面气流在流过机体表面的时候，由于表面各处的形状不同，局部时速可能比700公里大得多。当飞机再飞快一些，局部气流的速度可能就达到音速，产生局部激波，从而使气动阻力剧增。
沈元的研究工作，就是要从理论上探讨处在高亚音速气流中的物体，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怎样的局部超音速和激波。从事这项研究，为了做出流体速度图，要做大量的数学运算。当时电子计算机还未问世，在一年多时间里，沈元依靠手摇计算机，进行大量繁杂的计算，付出艰苦的劳动，终于对圆柱体在高速气流中的运动规律，得出了很有价值的成果。
1945年夏天，沈元的博士论文《大马赫数下绕圆柱的可压缩流动的理论探讨》通过了答辩，在伦敦大学接受了哲学博士的学位。他的论文用速度图法证实了高亚音速流动下，圆柱体附近极限线的存在，从理论上和计算结果上证实了高亚声速流动下，圆柱体表面附近可出现正常流动的局部超声速区。它揭示出只有在气流马赫数增加到一定数值时，圆柱体表面某处流线才开始出现来回折转的尖点，这时正常流动才不复存在。这一研究结果启示了在绕物体（如机翼）的高亚音速流动中，如马赫数不超过某一定值，就可能保持无激波的、含有局部超音速区的跨音速流动。它针对当时高速飞行接近音速时产生激波的问题，从理论上探讨无激波跨音速绕流的可能性。第一次从理论计算上得出高亚音速绕圆柱体流动的流线图，得出速度分布，以及在某一临界马赫数以下，流动可以加速到超音速而不致发生激波的可能性。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掌握高速气流的规律，了解机体形状和产生激波阻力之间的关系，探索是否可能让飞机在无激波的情况下接近音速，从而为设计新型高速飞机奠定理论基础。这个成果，虽然带有近似性，但在沈元之前，还没有人从理论上算出来，因此是一项首创性的成果。根据这项研究成果写成的学位论文，获得答辩委员会的很高评价，被推荐在英国皇家航空研究院第9873号报告上发表。沈元本人被接纳为英国皇家航空学会副高级会员。
这项研究成果，在论文正式发表之前，就引起国内外航空界的注意。1945年9月，当时已经享有盛誉的物理学家周培源，到巴黎出席国际应用力学学术会议，特地从法国赶到英国，通过中国驻英使馆找到沈元，向他了解这项研究的情况。英国著名空气动力学家s．戈德斯廷（goldstein）博士应邀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讲学，曾经介绍了沈元的这项成果。英国m．j．赖特希尔（lighthill）教授（后来是皇家航空研究院的院长）1947年在英国最高的学术刊物《皇家学会会志》上发表的文章中也引述了沈元论文的结论。一直到50年代，英国著名学者l．豪沃思（howarth）出版的两卷集著作《近代流体力学发展高速流动》一书中，还详细谈到沈元十几年前做的工作及成果。可以说，沈元的研究成果对当时航空科学在高亚音速领域内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沈元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在英国又住了一年，主要是到以生产喷气发动机著称的罗伊斯·罗尔斯公司考察技术。
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
沈元具有爱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从学生时代起，他就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在福州上中学。日本侵略军的侵略行为，使少年沈元心中深深埋下了抗敌救国的种子。1935年冬天，他在北平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进一步激发了反帝爱国的决心。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艰苦生活，抗战胜利前后在异国他乡的孤身钻研，都没有冲淡他热爱祖国，献身祖国航空事业的热情。他谢绝了英国大学待遇优厚的聘请，于1946年夏天回到了战后的祖国。
中华民国时期，航空科学研究工作由国民党的航空委员会所把持。要想进入这个机构，都必须加入国民党。但是沈元对于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早已深恶痛绝，决不愿意参加国民党。他已经两度顶住压力，拒不接受国民党拉他下水的企图。一次是出国之前，国民党当局在出国人员中反复动员，要他们履行入党手续后再出国。沈元顶住了。另一次是在英国，当时中国驻英使馆的国民党官员通知沈元说：你为什么还不入党？要马上填表，补行宣誓仪式。又被沈元拒绝了。现在回国了，虽然很希望继续做研究工作，但由于不愿与国民党同流合污，只好放弃进入航空委员会的机会。
沈元接受了母校的邀请，回到清华大学航空系。开始是副教授，一年之后升任教授。这时沈元才31岁。在清华，沈元继续做他在英国开始的研究工作。1948年，沈元将他在空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从圆柱体推进到对椭圆柱体在高亚集音速气流中的运动规律的研究，对于飞机速度从亚音速到超音速的过渡，在理论研究上更接近于机翼外形的实际。1948年4月，他发表了《高亚音速下可压缩性流体绕似椭圆柱体的流动》的论文，载于《清华大学理科报告》第5卷第1期。他还计划进一步扩展对翼型体的高亚音速流动进行研究。与此同时，为了开展教学与科研方面的实验工作，他在当时经费和设备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为清华大学设计并建造一座低速回流式风洞。这是当时国内高等院校中最先进的风洞。它的试验段截面是椭圆形的，在其他相同条件下可以进行模型尺寸较大的吹风试验。直到现在，这座风洞仍然在教学和科研中发挥作用。
1948年12月，解放战争的炮火在清华园里清晰可闻。国民党当局仓促胁迫清华的教授们逃往南方，当时清华航空系主任也乘飞机跑往美国了。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当时一批进步教授在教授会上反对国民党搬迁清华的阴谋，沈元坚决站在他们一边反对逃跑，并参加了护校活动迎接解放。在航空系地下党员何东昌、屠守锷等人推荐下，沈元被推任清华航空系主任。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从此沈元开始了在新中国的生活，正在这时，沈元突然接到福州的电报，父亲病故，母亲病重。经校领导批准，沈元从北平绕道香港回到福州料理后事。8月17日福州解放，海陆两路暂不通行旅客，沈元不能北上。当时英华中学校长邀请沈元回母校教课，沈元欣然应聘，担任了高中的数学、物理、英语和政治经济学（由当时福建省人民政府对教师进行辅导）的讲课，同时还兼任一个班的班主任。陈景润就是这个班上的学生。那时沈元常在学校的教员宿舍过夜，陈景润和其他一些同学常来他宿舍聊天，沈元常同他们谈青年人的理想和追求，启发他们对科学事业的志向。沈元在当年课堂上和课外时间讲过的话，深深影响了陈景润献身科学事业的道路。陈景润在其后几十年攀登数学世界高峰的岁月里，时常怀念他这位中学时代的启蒙老师。从50年代起，陈景润就将他每次发表的论文的单行本寄给沈元，并在上面写了对这位教过他的老师表示感谢的话。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期间，沈元从报上刊登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上，读到了他的这位久别高足的事迹，给陈景润写了一封信。信里说：“你的卓越成就，是你在党的培养下和老科学家的支持下，不畏艰苦，勇攀高峰，辛勤劳动的结果。至于文章中提到我的作用，我感到是对我过奖了。当然我也为有你这样的学友而自豪。”
献身于航空航天教育事业和科研事业
1950年，沈元回到北京。华罗庚领导的数学研究所和清华大学联合聘请沈元任教授。第二年，清华大学成立航空工程学院，沈元被任命为院长。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成立了北京航空学院（现改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36岁的沈元被任命为副院长。建院初期的任务非常繁重，从基建计划到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师资培养和师生生活，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沈元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一所新中国自己建立的航空高等学府的建设中去。这当然会影响到他个人的研究工作，但是他愉快地服从了党的教育事业的需要。他知道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需要既懂科学专业，又有管理才能的技术领导骨干。北京航空学院建院初期，他亲自领导师资培养工作，组织大批青年教师向苏联专家学习，使学院的师资队伍及时得到了充实。几十年来，他从我国航空教育的实际出发，根据长远的需要，在师资培养、新专业设置、重大科研项目的开展和实验设备建设等方面，都起了重要领导作用。
1956年他参加制定国家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后，和学院领导一起，预见到宇航事业和导弹工业需要人才的紧迫性，采取了果断措施，克服很多困难，组织建立了火箭导弹方面的一套新专业。这些专业的大批毕业生已经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的技术骨干。
1958年沈元决定在北京航空学院自行设计制造国内第一座中型的超音速风洞。利用争取到的有限经费，经过不懈的努力，风洞终于建成，在教学和科研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1958年以来，北京航空学院开展了新型飞行器、高精度陀螺以及测试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和设计试制工作，设计制造了超音速风洞、高空实验设备、液体火箭发动机和冲压发动机试车站、热应力实验设备等重大教学科研突验设备，填补了我国当时在这些领域的空白。这些成果的取得与身为主管教学科研的沈元副院长的亲自指导是分不开的，从初始的规划到开创条件付诸实践，沈元都费尽心血。
沈元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动向比较敏感，他较早地注意到电子计算机将会对整个工业包括航空航天工业起革命性的作用。50年代末，他组织选派教师到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进修学习，并批准购置了一台刚试制成功的国产第一代电子数字计算机。“文化大革命”后期，在他组织领导下，克服了思想上和物质上的重重困难，使北京航空学院于1975年从国外引进了fel1x—0256第三代中型电子数字计算机，建立了计算机应用专业。粉碎“四人帮”后，北京航空学院又继续从国外引进一些更先进的小型计算机并购进一批国产计算机，为培养人才和推广计算机在各专业的应用起了重要的作用。
1982年他积极鼓励组织可靠性研究，这对推动航空工程传统学科专业的改造，对我国航空产品可靠性设计及国产飞机延寿的改进，对可靠性学科理论在我国传播发展，都起了推动作用。
沈元一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制度，北京航空学院首次一年招收了128名研究生。沈元对研究生培养提出了“精选苗子、宁缺勿滥、打好基础、严格要求、能力培养和科研任务结合”的方针。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他还亲自指导培养了四届研究生。
沈元积极倡导同国外大学、研究机构、航空航天企业的国际交流。1973年北京航空学院开始聘请英国专家为名誉教授，开展双边参观讲学、学术交流，增派进修教师，为改革开放及人才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0年，沈元被任命为北京航空学院院长，1983年以后任名誉院（校）长。1956年沈元加入中国共产党。60年代初，沈元积极领导筹建中国航空学会，并于1964年成立，当选为首届理事长。“文化大革命”之后，沈元再度当选为中国航空学会第二届理事长，现为名誉理事。他还是中国科协荣誉委员，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力学学会和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会员。1981年他曾应邀在巴黎国际首届航空航天学术报告会上发表演讲，介绍中国航空航天成就和学术活动。
由于他在学术上有较深的造诣，在教学、科研、管理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参加了历次国家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任数学物理学部常委。他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他还是民盟中央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委员、航空工业部（现为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科学技术委员会特邀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顾问、国家教委高等工科力学课程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泰国亚洲理工学院董事会成员。1983年后沈元从事我国交通运输战略决策问题的研究，为我国决定立项研制国产干线飞机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沈元对我国航空航天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他多次获得国家的奖励，并获得国际荣誉。1990年12月被国家教委授予“从事高教科技工作四十年成绩显著”荣誉证书。1991年被授予航空航天工业部“劳动模范”称号。1992年被授予航空航天工业部“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3年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授予“1993年世界杰出知识分子”荣誉称号及金质证章。他还多次入选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及远东名人录。
篇6：沈华生简介
沈华生：我国稀有金属提取和工业化生产的开拓者1
随着“嫦娥工程”顺利展开，一位科学家也为人们广泛关注，他便是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席科学家、国家天文台高级顾问、中科院院士欧阳自远。
●儿时的梦想
欧阳自远1935年出生在江西古城吉安。1952年，他以第一志愿考取了北京地质学院。读完研究生后，他被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侯德封调去当学术秘书，同时着手从事核物理方面的研究。虽然这期间他在核物理研究方面有所建树，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还是放不下自己所钟爱的天文学。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对欧阳自远的刺激很大。他也想“跳”出地球，站在宇宙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来研究地球。于是向侯教授提出要求，改为研究天体，得到了侯教授的鼓励与支持。1976年9月13日，他听说云南、贵州有几条火龙从天而降，便立即组织了13支队伍，到贵州省境内寻找坠落的陨石。虽然这次的搜索爬山涉水，很是辛苦，却对他以后进行科学研究积累了珍贵的资料。
1978年，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访华时送给我国领导人一件礼物——仅有1克重的月球岩石样品。这块岩石被浇铸在一块有机玻璃内。那时研究天体岩石的科学家还非常少，于是有关部门就将那块石头送到了欧阳自远这里。“美国去过6次月球，这块岩石是哪次登月采集的？采自月球的哪个地方？对于这些，我们当时都一无所知。我小心翼翼地取了0.5克作研究，另外那一半送到了北京天文馆。希望我们的人民也能亲眼看一看月球的一部分。”欧阳自远接着说：“仅研究这0.5克石头，我们共发表了40篇相关文章，最终我们确认这块石头是‘阿波罗17号’采集的，并确认了采集地点，甚至还确认了石头所在的地区是否有阳光照射等等。”
自1994年起，欧阳自远就向有关方面极力建议开展探月工程项目。他说：“美国的‘阿波罗’登月已经过去30多年了，现在，他们又计划在重新载人登月；欧洲空间局宣布实施载人登月；印度也宣布在发射绕月卫星。因此，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加速这方面的研究，早日为中国人争口气。”
●“尽量把每一个细节做好”
经过了从科学目标的确定到工程立项将近的准备之后，欧阳自远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嫦娥工程”首席科学家的重任。
谈到绕月探测工程的意义，欧阳自远显得有些兴奋：“探月计划可以带动许多高新技术的发展。当年，美国阿波罗计划带动了科技、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发展，由此产生的3000多种新技术，可以应用在生产、生活各个方面，不仅使美国在科学技术上领先，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美元的投入，大约可以产生出4至5美元的经济效益。而且对于月球、地球和太阳的新的认识，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绕月探测工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40多年来，世界上很多国家共做过80多次月球探测，其成功率仅有一半。我们会吸取和总结别国的经验，尽量把每一个细节做好，一步一个脚印地把探月工程进行下去！”欧阳自远坚定地说。
●为科学甘为“孺子牛”
欧阳自远向笔者回忆起了他年轻时参与我国核试验研究的那段难忘经历，他说：“那时因为工作忙，我很少能顾及家里。常常是在爆炸现场进行调查，回到北京马上做总结，然后再到野外去验证，工作量大，环境也异常艰苦。当时要求绝对保密，禁止书信来往。记得有好几年的春节，我都是在戈壁滩上度过的，家里人只知道我到外地去工作，但在哪儿，到底是干什么，他们均不知情。后来家里人隐约猜到了，因为我每次探亲都带回新疆的葡萄干。有一次一敲开家门，孩子看到我就连忙叫我爱人：‘妈妈，有位叔叔来了……’”
1966年，欧阳自远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响应中央“建设三线”的号召，从北京迁到了贵阳，他在贵阳一干就是20多年。直到1991年，中科院任命他兼任院资源与环境科学局局长时，他还向组织提出，虽调回北京，但暂不搬家，不迁户口。欧阳自远深深地眷恋着贵州，他说：“我工作和生活最艰难的时期是在贵州，所取得的点滴成就都与贵州相连，对这个第二故乡早已有了深厚的感情。”
欧阳自远在学术上可谓功成名就，著作等身。这些年，国内外很多单位都邀请他前去工作，而且待遇都很高，几乎都被他一一回绝了。他说：“我还是踏踏实实地搞点学问，寻求一些新的发现，尽量为国家多做—些事情。”
现在，70岁高龄的欧阳自远正在不倦地续写着他科学人生的新篇章。他充满信心地表示：“我们一定会亲眼看到在月球上留下中国人的脚印。”
篇7：叶培大简介
叶培大：中国微波通信与光纤通信的开拓者之一
叶培大，电子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微波通信与光纤通信的开拓者之一。先后为恢复新中国的无线电广播事业、开展微波通信和光纤通信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主持“八六三”计划中通信高技术研究课题的立项论证工作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叶培大，号天一。1915年10月18日出生于上海南汇县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父叶时茂为前清秀才，历任私塾、小学及中学国文教师，擅长国画，在江南略有名气。少年时期的叶培大，兄妹五人，家境清贫，全家只能供他一人上学。他从小就懂得珍惜时光，刻苦学习，小学时期学习成绩一直优异。1927年叶培大考入上海民立中学后，曾一度受进步文艺的影响而酷爱文学，假日课余勤于笔耕，常有习作见于报端。上高中时，便矢志学工。1933年高中毕业后，进入上海私立大同大学物理系就读。次年考入国立北洋工学院电机系，连续三年考试成绩第一。芦沟桥事变后不久，北洋工学院迁至陕西城固，与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在西安共同成立了西北联合大学。1938年8月，叶培大以本专业第一名的优秀成绩毕业于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留校任电机工程系助教。1940年9月，叶培大经学校介绍到重庆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担任工务员工作。同年与袁保鑫女士结为伉俪，袁女士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家政系，治家有方，是叶培大后来在事业上成功的贤内助。1944年叶培大升为助理工程师，同时兼任金陵大学电机系交流电机实验工作。1945年叶培大参加美国租借法案官费出洋考试，以电信方面第一名的优秀成绩被录取，并于同年9月初抵达纽约。后经钱凤章的介绍，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播音室和发射台实习，后又相继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实习，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1946年春末，被派到加拿大蒙曲沃尔北方电气公司实习发射机，同年9月回到美国旧金山作参观实习。1946年11月，叶培大归国后回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就职。年底晋升为工程师，被派往南京江东门机房工作，同时兼任金陵大学电机系的副教授。1948年初，江东门机房拆运到广州，叶培大随船抵穗。1949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台的负责人要将100千瓦中波机运往台湾。为保留机器，叶培大、钱凤章等多次商议对策，建议将机器送到广西保存。由于当局不予采纳，他们只得将射频电桥上的一个关键部件扣下。6月底，叶培大与钱凤章等毅然离开广州，于同年9月回到天津北洋大学任教。1951年叶培大由当时天津市教育局局长张国藩等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2年，北洋大学改为天津大学，叶培大任天津大学电信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被选为校工会主席和天津市南开区人民代表。1955年叶培大随天津大学电信系转入北京邮电学院，相继担任过教授、系主任、院长助理、副院长、院长，1985年担任名誉院长。叶培大是第四、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民盟中央常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一届召集人，第二、三届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兼光学组组长，邮电部科技委常委和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85年6月11日，古稀之年的叶培大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教书育人著书立说
自1949年9月回到天津北洋大学起，叶培大就一直在高等院校执教，先后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过电工学、工程画、电声学、电工基础、无线电、应用电子学、放大器、无线电发送设备、无线电基础、电磁场理论及微波技术、导波场论、微波固体器件、光波导技术基本理论、光纤通信等18门课程。1959年他开始带硕士研究生，是我国最早的一批硕士生导师之一。从1984年开始带博士研究生，截至1990年，他先后指导了32位硕士生和13位博士生，这些毕业研究生中有不少人已成为独立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课题负责人。
叶培大是一名卓有成就的学者，他的成功秘诀正是他所信奉的座右铭——“勤奋刻苦”。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也是这样要求他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尤其是严格要求他指导的研究生。
他坚持“学以致用”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治学思想。他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学生要注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的培养，加强工程师基本技能的训练，要求青年教师从最基础的实验工作做起，上讲台的教师一定要参加科研工作。
叶培大在半个世纪的工程、教学、科研和学术研究实践中，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其代表作如：60年代初出版的《电磁场理论及微波技术基础》一书，该书内容既有经典的逻辑严谨的电磁场理论，又对微波技术的基本原理从数学上作了翔实深入的分析，对于元器件的设计应用则着重从实际运用出发，深入浅出地加以阐述，易学易懂。两部分内容相辅相成，有机结合，符合教学规律，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该书不仅长期为各高校用作教材，而且成了国内有关科研生产单位科技工作者的必备参考书。70年代中期出版的《微波技术基础》（上、下册）一书，对原理复杂、理论性强的微波铁氧体器件，从基本物理概念出发，采用他自己总结的一套理论体系加以阐述，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使艰涩、抽象的问题变得清晰、明白，易于接受，深受广大自学读者的欢迎。该书获邮电部优秀图书特别奖。80年代初期他与人合著出版的《光波导技术基本理论》，是国内较早系统介绍光波导及光波导元件的基本理论、基本分析方法和基本设计计算方法的高校教材，为我国光纤通信、集成光学和光电子领域的发展作出了贡献。80年代中期出版的《光纤理论》一书是作者的力作，它反映了光纤理论的最新发展，书中介绍了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多模光纤传输系统的模式噪声理论、单模光纤传输系统的极化噪声理论，以及光纤微弯理论等。与此同时，叶培大相继在国内外著名杂志上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有近半数是1983年以后在跨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出版的《光波技术》、《量子电子学》、《量子与光电子学》等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的。
为恢复新中国的广播事业作贡献
1940年9月，叶培大在重庆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值班，担任工务员工作，先后做过广播处的技术工作，兼管扩音工作，装备扩音器，参加过10千瓦中波机及单杆天线的安装工作。1946年冬，曾主持设计、安装、调测当时100千瓦中波机、大型对美对欧的菱形天线，以及南京淮海路播音大厦的音响设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培大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期间，凭借多年在广播电台从事实际工作的经验，协助改进当时双桥广播发射台的工作；协助设计、安装、测试天安门广播扩音系统；主持省级广播电台播音大厦标准设计等，为恢复新中国的广播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叶培大在《电信建设》上发表了“杜黑特100千瓦电路的设计、安装与测试”一文，这是他多年从事实际工作的理论结晶。此文连同其后发表的“中和射频放大器概念”，被当时清华等许多大学列为必读补充教材。
微波通信和光纤通信的开拓者之一
1955年，叶培大主持研制微波收发信机，获得成功。1958年他与中国科学院合作研究“毫米波圆波导h01通信系统”，取得成果，并发表论文多篇，如“波导h01通信调制方式研究”、“h01圆波导远距离传输理论”、“微波中继圆波导馈线”、“同轴波导不连续性理论的两点补充”等。
1964年叶培大又与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合作，在国内首先研究大气光通信，并在北京、上海等地成功地进行了大气光通信实验。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旋磁理论”、“微波理论与技术发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叶培大的科研工作被迫中断了8年。1974年参加邮电部960路微波中继ⅱ型机的研制工作，叶培大克服种种困难，在国内首次研制出微波波导校相器、微波波导直接耦合滤波器以及微波分并路器等，为提高960路微波中继ⅱ型机的质量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项科研成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集体）。此外，他还设计了120路数字微波系统。并在该系统设计、研制工作的基础上，与人合著出版了《数字微波通信系统及计算机辅助设计》一书。该书的出版，适应了微波通信制式数字化和系统设计普遍采用计算机辅助手段的发展趋势，为我国微波通信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978年叶培大恢复光通信研究工作后，及时抓住“相干光纤通信系统的研究”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世界性前沿课题。组织攻关，作出了重大贡献，带动了全国的光通信研究工作。1979年夏，北京邮电学院受国家科委委托举办了首次全国光通信技术学习班，由叶培大领衔授课。这次学习班对全国光通信的开展起了启蒙和推动作用。80年代初，叶培大在指导其研究生研究多模光纤传输系统中模式噪声时发表的论文获1983年北京市优秀学术成果奖和世界通信年优秀论文奖。1986年他与人合作的“六五”攻关项目“相干光纤通信系统及部件研制”获邮电部科技进步奖，该项成果1988年被列为国家级重大科研成果。同年与其博士生研制的“半导体激光器封装结构”获国家专利。此外，他还承担了“光锁相环——零差相干光通信接收机”和“模分配噪声”等两项国家“七五”攻关项目，以及“单频率半导体激光器”和“环状谐振腔半导体激光器”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为跟踪世界通信先进技术，早日实现我国邮电通信现代化，叶培大曾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议开展通信前沿技术的研究。1991年初，经他发起与马大猷等七位中科院学部委员联名给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人上书，建议在“八六三”计划中增设通信高技术研究主题。随后又就此向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递交了大会提案，受到了中央和有关部委的重视和支持。经国家科委批准由叶培大领衔组成了“八六三”通信高技术战略研究组，叶任专家组组长。经过专家组半年多时间的调研和反复论证，“八六三”通信高技术研究主题的立项工作终于在1991年底获得国家终审批准。
热心于学术交流
叶培大十分重视并大力倡导学术上的切磋与交流。1980年，叶培大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相继担任过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中国通信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及微波通信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87年，叶培大被选为跨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会士，并兼任该学会通信学会（comsoc）国际活动委员会委员，亚太地区委员会委员；国际集成光学及光通信会议（iooc）国际管理委员会委员；ieee北京分部主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磁科学研究院（tea）院士。他的这些特殊身份和社会兼职，是与其热心于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分不开的。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叶培大多次出国参加国际会议并发表论文。80年代中后期，他在美国、日本、加拿大、香港、华沙、汉城等地国际学术会议上多次应邀作特邀报告和主持会议。他讲的“中国的光通信”、“中国的相干光纤通信研究发展”、“有关通信发展战略问题”都受到国际同行的称道。他多次担任ieee主办的国际会议技术程序委员会委员及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参加评审稿件，为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宣传中国的光通信作出了贡献。
1985年后，叶培大曾先后组织过中日光纤科学及电磁场理论会议、中英光纤通信会议、itt传输研讨会、国际电信流量及网络研讨会、国际通信技术／中英第二次光纤通信／固体及半导体激光器专题会议等国际学术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或合作主席。
鉴于他的学术成就以及他为推动国际学术活动做出的业绩，1988年6月在费城国际通信会议大会上，费城市市长亲自授予叶培大美国独立宫金钥匙奖；1989年由ieee主席授予“为发展ieee作出突出贡献”奖，同年还被授予“中国电信教育的先锋贡献”奖。1991年获中国科协国际科技交流二等奖。
(作者：李秀峰)
简历
1915年10月18日 出生于上海南汇县。
1938年 毕业于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
1938—1940年 任西北联合大学工学院助教。
1940—1945年 任重庆（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工务员、助理工程师；兼任金陵大学电机系交流电机实验课。
1945—1946年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就读；其间先后到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和加拿大北方电气公司实习。
1946—1949年 任南京（后迁至广州）国民政府中央广播电台工程师，兼金陵大学副教授。
1949—1952年 任天津北洋大学教授。
1952—1955年 任天津大学教授及电信系主任。
1955—1985年 历任北京邮电学院教授、无线系主任、院长助理、副院长、院长。
1985— 任北京邮电学院名誉院长。
篇8：沈葆桢简介
沈葆桢
中文名称: 沈葆桢
又 名: 幼丹 翰宇
性 别: 男
所属年代: 清代
民 族: 汉族
生 卒 年: 1820～1879
相关事件: 太平天国
生平简介
沈葆桢（1820—1879），福建闽侯（今属福州市）人。字幼丹、翰宇。道光进士。授编修，迁御史。以言官奏事，深得咸丰帝赏识。1856年任九江知府，后随曾国藩管营务。曾同太平军作战。1858年起，历任广、饶、九、南兵备道，赣南总兵，江西巡抚，福建船政大臣。1874年日军侵略台湾时，任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带船舰前往台湾，部署防务。日军撤退后，主持开采基隆煤矿。1875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扩允南洋水师，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并派船政学堂学生赴欧留学。著有《沈文肃公政书》。
★ 学会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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