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骕简介（锦集11篇）由网友“针不戳”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胡先骕简介，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篇1：胡先骕简介
胡先骕：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
施浒
胡先骕（1894—1968），植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与秉志联合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还创办了庐山森林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发起筹建中国植物学会。继钟观光之后，在我国开展大规模野外采集和调查我国植物资源的工作。在教育上，倡导“科学救国、学以致用；独立创建、不仰外人”的教育思想。与钱崇澍、邹秉文合编我国第一部中文《高等植物学》。首次鉴定并与郑万钧联合命名“水杉”和建立“水杉科”。提出并发表中国植物分类学家首次创立的“被子植物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和被子植物亲缘关系系统图。
胡先骕，字步曾，号忏庵。祖籍江西省新建县。1894年5月24日生于江西省南昌市的一个官宦家庭。父胡承弼，官至内阁中书。母陈彩芝，通经史，谙诗词。在家操持家务，对子女管教甚严。胡先骕自幼受到母亲的良好教养，对他的成长影响很大。
良好的家庭教育奠定了勤奋向上的基础
胡先骕3岁时随家庭教师学《三字经》、《千字文》，1年后，已能识字数千。5岁时，学完《论语》，不仅能识字达万余，而且晓反切、通训诂。他的才智引起亲朋的惊诧，大家都视他为“神童”，深受双亲的喜爱。
19春，父亲突因病逝世于南昌旧居，从此家道中落。19春，胡先骕11岁时，便遵母命赴南昌府学考试，被录取为府学庠生。19，中国废止了科举制度，胡先骕至南昌府办的洪都中学堂学习，开始接受现代自然科学教育。19，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学习。19秋，参加江西省留学考试，被录取为西洋留学生。
大规模调查、采集植物标本
1911月，胡先骕在美国学习期满，以优秀成绩获农学士学位。归国后于19受聘为江西省庐山森林局副局长。在此期间，对庐山植物资源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奠定了他日后在庐山建立植物科研基地的想法。197月，受聘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林专修科植物学教授。
为了合理开发和利用我国的丰富植物资源，19秋，胡先骕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采集标本和调查植物资源的活动。在征得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的同意后，就共同发起组织，很快便得到国内7所高等学校，24所中学的赞同，商务印书馆也愿予以赞助。此次调查，他在浙江省的天台、雁荡、松阳、遂安、西东天目山一带采得大量植物标本。转年春季，又去江西省的吉安、赣州、宁都、建昌、广信和福建省的武夷山区，在历时半年多、行程万余里的考察与采集中，获得多以万计的宝贵腊叶标本。胡先骕是继钟观光之后进行大规模野外采集和调查的第二位学者。全部腊叶标本经整理鉴定后，于1921—1922年相继写出《浙江植物名录》、《江西植物名录》（附福建崇安县植物）和《江西、浙江植物标本鉴定名表》，并陆续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19，国立东南大学于南京成立（1928年改称为中央大学，为现南京大学的前身），特聘胡先骕为该校农科教授。为了发展我国的近代生物学事业，1922年他与秉志、钱崇澍等在南京共同筹建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主要领导并参加华东和长江流域各省的植物采集和调查研究工作。1923年，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国立东南大学，胡先骕任农科的植物学教授兼生物学系主任。
编著我国第一部《高等植物学》和《中国种子植物属志》
为了使中国的大学生能够读到由自己国家的科学家编写的大学教材，胡先骕与邹秉文、钱崇澍于1922年共同编著了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专供大学生物系学生使用的中文《高等植物学》。该书于1923年由商务印务馆出版，全书462页，插图306幅，书末附有英汉名词对照表。书中的内容比较新颖，还改正了以前从国外植物学版本中转译过来的欠妥名称和名词。当时，我国还没有中文本的《植物学》教科书，该书即成为国内各大学的主要教材，在教育界的影响很大。
1923年秋，胡先骕再次赴美入哈佛大学深造。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仅用1年即获得硕士学位。他还在哈佛大学阿诺德森林植物园（arnoldarboretum）内，用2年多的时间（1923—1925）把该园自18起从中国西部和中部采集并运走的植物标本，以及国外各期刊杂志中登载有关中国植物的科属记录一一检查、收集，整理编写成一部《中国种子植物属志》（英文打字稿上下两册），作为博士学位论文，于1925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继续任东南大学植物学教授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当时，因国内急需资料鉴定标本，该书稿被相互辗转传抄达十次之多，为我国植物学者开始学习研究植物分类提供了必要的文献。
1926年，当胡先骕正忙于准备7月去广州参加中国科学社召开的年会和10月应约去日本东京参加泛太平洋科学会议工作时，他的妻子王蓉芬突然于4月不幸逝世。这对胡先骕的精神刺激很大，曾数次休克。但为了不影响科学事业，身负重任的胡先骕仍克服了重重困难，依然如期赴会。
科学预见我国定有川苔草植物的分布
在泛太平洋学术会议上，胡先骕听到日本学者首次发现举世稀有的川苔草科植物（podostemonaceae）的报告时，当时就预见中国肯定也有川苔草科植物的分布。1930年参加在爪哇召开的第四次泛太平洋科学会议后，他在《岭南科学杂志》第9卷第3期（1930年）上，再一次表明并推测我国东南沿海各省，如广东、福建、浙江等多山省县以及长江上游肯定会有川苔草科植物。果不出胡先骕所料，1944年2月，现厦门大学生物系赵修谦终于在福建省长汀县东北隅龙门的岩石上采到该科植物1种。1年之后，又在汀江流域、晋江和闽江流域发现2种。经鉴定，这3种均为我国特有，即：川藻（terniopsissessilischao）、中国川苔草〔clado－pus（lawiella）chinensischao〕、福建川苔草〔cladopus（lawiella）fukienensischao〕胡先骕的预见被事实证实，正说明他的治学精密，对科学问题的分析、研究非常深入。
创办植物科研机构，建立庐山森林植物园
1928年，胡先骕与秉志等人在尚志学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支持下，于北京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建所初期，秉志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并受聘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植物学。在教学过程中，他善于注意发现和培养人才。
平时，胡先骕对青年蔡希陶和助教俞德浚不止一次谈到：“自17世纪以来，中国的植物不断被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俄国的传教士、探险家、专业采集队、商贩和园艺家大摇大摆地采走，上万号的植物标本，成千种的花卉、果木种苗，都被他们带回各自的标本馆、博物馆等研究机构和大学标本室收藏，或在植物园内加以驯化。仅英国e．h．威尔逊（wilson）一个人，本世纪初在我国湖北、四川、贵州‘旅行’，共收集6500号植物标本，约有5000种，并把1500种植物果木运回到美国和英国。在他的《一个带着标本箱、照相机和火枪在中国西部旅行的自然学家》一书中，承认中国的植物最丰富。中国的花卉是世界上最富丽的，特别赞赏中国杜鹃花的品种之多。在160多个品种中，他就采集80多个品种，其中60多个品种被他送往美国、英国去了。这怎不叫我们痛心！所以我们决心要创办静生生物调查所，以抵制他们，尽快发展我国的植物学。世界上只有中国的植物最丰富，中国的植物又以云南省最丰富。此人没有到过云南，还不知道我国云南的情况呢，我们应当到云南省去。”由于胡先骕的鼓励与支持，奠定了蔡希陶一生在云南把植物学的科研事业担当起来的基础。胡先骕称赞他们二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1930年，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在英国剑桥召开。会上，胡先骕、陈焕镛、史德尉被选为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委员会的委员。为了加速中国植物学科研工作，并进一步了解国外到底掌握我国多少资料。1930—1931年，在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经费不多的情况下，胡先骕仍支持秦仁昌到收藏有世界各地500多万号植物标本的英国邱园（皇家植物园）去。后来，秦仁昌从该园精选出18300余号中国植物的模式标本，并将其拍成照片带回，以应国内研究者的需要。这是胡先骕、秦仁昌对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与发展所作出的一项极为卓越的贡献。
1932年，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改由胡先骕担任，秉志仍为动物部主任。所址迁至西城文津街3号的新建楼房，内设有动物标本室、植物标本室（委派秦仁昌兼任标本室主任）、陈列室、图书室和动植物实验室，并定期出版《中国植物图谱》（胡先骕、陈焕镛）、《中国蕨类植物图谱》（胡先骕、秦仁昌）、《河北习见树木图说》（周汉藩）和《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这时，科学研究人员已由10余人发展到50余人。胡先骕历年均派员到河北、山西、吉林、四川、云南和海南等省去调查和采集标本，并进行分析研究。此时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在国内外已成为较有声誉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之一。
为了扩展全国的科研机构，1938年，胡先骕派俞德浚会同蔡希陶在云南昆明创建了“云南省农林植物研究所”，由静生生物调查所与云南省政府教育厅合办。胡先骕兼任所长，并办有较大规模的植物园，即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
为了创建我国自己的植物园和发展我国的经济植物，1932年，在胡先骕的倡议和亲自指导下，并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赞同和支持，静生生物调查所经与江西省立农学院协议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1934年，园址最后决定建在含鄱口北麓。植物园原占地面积近万亩，为亚热带山地最理想的园地，也是我国最大的植物园。不仅有天然林、人工经济林，也有风景林和生态区，既可用作开展林木的利用和研究，又是研究植物学的一个良好基地。胡先骕委聘秦仁昌为第一任庐山森林植物园主任，并及时派陈封怀赴英国进修2年，回国担任园艺技师。经秦仁昌和陈封怀的辛苦经营，数年后，庐山森林植物园便形成为我国研究园林植物的重要基地。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植物园科技人员。
发起建立中国植物学会，创办《中国植物学杂志》
为了发展祖国现代植物科学事业和使各地广大植物科研人员和教学人员互通声气，促进学术交流，并在社会上普及植物学知识。经胡先骕和李继侗、张景钺、钱崇澍、陈焕镛、陈嵘等19名植物学家发起及筹备，于1933年8月20日在四川重庆北碚中国西部科学院召开了“中国植物学会”成立大会。会上选举钱崇澍为第一任会长、陈焕镛为副会长，胡先骕被选为《中国植物学杂志》（季刊）总编辑。1934年3月，胡先骕为该杂志创刊号写了“发刊辞”，并首次向国内外较全面介绍了“中国近年植物学进步之概况”。同年8月21—27日，第一届中国植物学会年会在庐山莲花谷召开。会上改选胡先骕为第二任会长。在年会上，胡先骕提议用自己的力量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1935—1948年，胡先骕受聘为南京中央研究院第一、二届评议员。
胡先骕除精研现代植物分类与分布外，对古植物学的研究也有很深的造诣。1938年，他同美国古植物学家r．w．钱耐（chaney）在山东共同研究我国山旺新生代第三纪中新世古植物化石时，证明距今1200万年前山东的植物同现代长江流域的植物有相似性。1940年，他们两人在《中国古生物志》中联名发表“中国山东中新世植物群”的长文和较多的精确图版，这不仅为我国古植物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而且也开拓了我国古植物学研究的新领域。
不畏强暴的爱国者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年底，北平便成立了临时政府。这时，有人邀胡先骕出任伪职，遭他拒绝，仍坚持与静生生物调查所同仁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但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大楼被日军看中，恐难以保存。胡先骕于1938年急派蔡希陶等人，赶赴云南找到俞德浚共同组织后方基地，获云南省政府教育厅的资助，在昆明黑龙潭创建了“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抗日战争时期，该所成为静生生物调查所部分员工的聚集点，甚至庐山植物园的大部分员工后来也疏散到云南。由于胡先骕的远见卓识，保留住了一支造诣很深的科研队伍及一大批珍贵的图书、标本和科研资料。
抗日战争初期，胡先骕虽与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小部分职工滞居北平，坚持科研工作。但他对北平的汉奸卖国求荣，仰人鼻息深感痛恨，说他们是“衣冠徒济楚，手足赖丝牵”的傀儡。因此，杜门谢客，从不与外人往来。1939年，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在重庆召开，由于他在会上发表的抗日演说引起北平日伪注意，日军派宪兵至他家中盘问。后来，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大楼被日军借机改为后方医院。所内仪器、图书、标本、家具等物，大部分被日军窃去。他的再婚夫人张景珩急告胡先骕暂留云南工作，免遭日军迫害。
1940年，原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在江西省兴办“中正大学”。熊式辉希望由本省的才高资深的学者担任校长。经吴有训与程孝刚等再三劝荐，胡先骕于同年10月赴江西泰和就任该校首任校长职务。全校设有11个学系和行政管理、师范、税务三个专修科。
由于1942年1月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掀起倒孔（祥熙）**，事件波及到中正大学，多次引起国民政府当局对中正大学的不满，要求严惩肇事学生。胡先骕始终坚持以教育为主，双方反省，而不作处理。因此遭到教育部、江西省新主席曹浩森和陈立夫的指责。他3次提出辞职，终于在1944年4月18日，在全校师生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会后，愤然离去。
1946年，中正大学农学院生物系特聘胡先骕为研究教授。同年7月，胡先骕赴庐山参加江西暑期学术讲习会。蒋介石闻听胡先骕已上庐山并来讲学，亲笔手谕接见，共商高等教育之事。由于胡先骕不想再空谈高等教育之事，便于次日提前下山，由九江返回南昌。接见时间到了，仍不见胡先骕到来，省主席王陵基派人沿山寻找也未得见。自此以后，胡先骕“倔强”的名声便传播开来。
同年10月，胡先骕带领部分静生生物调查所的职员迁回北平。几经交涉，才收回被日军窃去的部分仪器、图书、标本和家具等物，经过重新整顿后，胡先骕继续主持和开展所内的科研工作。
发现震惊中外的世界珍奇活化石水杉
在他刚继续主持所内工作不久，年底便收到郑万钧从中央大学寄来薛纪如从四川万县磨刀溪采到尚不知其为“水杉”的枝叶和球花、幼球果的标本，请予以复查鉴定。胡先骕根据标本反复研究，并核查文献，确定该标本与日本大阪大学古植物学家s．三木茂（miki）博士于1941年根据日本的2种植物化石，在日本植物学杂志11卷第261页所发表的水杉属（metasequoia）的形态相同，应同为一属植物。经由胡先骕和郑万钧共同深入研究后，最后命名为水杉（metasequoiaglyptostroboideshuetcheng）。由于水杉在分类系统上介于杉科和柏科之间，为两科联系之桥梁，故另新立水杉科（metasequoiaceaehuetcheng）以区别。首次正式把在四川万县所采集的标本命名为“水杉”。这一珍奇活化石植物的发现与正式命名，引起全世界植物学家的震惊，特别是引起古植物学家的重视。这是胡先骕融会古今植物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美国的古植物学家钱耐还专程来我国对水杉进行实地考察。此后，各国出版的高等植物学和古植物学专著，也都相继有了这一记叙。为了向全世界介绍中国这一珍奇树种的重大发现，1946年，他在《地质调查所汇报》中发表《记古新世期之一种水杉》论文，将水杉的化石种与最新发现之水杉进行了比较。1947年，在美国的《观察》杂志发表《美国西部世界爷与中国四川万县之水杉》（se－quoidofwesternamericaandmetasequoiaofwanhsien，szech－wan）。1948年，又在《美国纽约植物园》园刊中发表《中国是怎样发现‘活化石’水杉的》（howmetasequoia，the“livingfossil”，wasdiscoveredinchina）。同年，与郑万钧联合发表《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新种》。
自胡先骕的论文发表后，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各国植物园纷纷来函索要水杉种子，或派人来中国考察。直至全国解放，已有50余国家、近200处植物园先后从我国引去这个古老的孑遗植物，经各国试种均获成功。由于水杉的适应性很强，它的踪迹现已遍及世界各地。为了纪念这一重大发现，1961年胡先骕写成一首500余字的科学诗——《水杉歌》。他曾将《水杉歌》诗稿寄请陈毅副总理校正。陈毅读后很有感慨，并在稿后写下读后记：“胡老此诗，介绍中国科学上的新发现，证明中国科学一定能够自主且有首创精神，并不需要俯仰随人。诗末结以东风伫看压西风，正足以大张吾军。此诗富典实，美歌咏，乃其余事，值得讽诵。一九六二年二月八日。”
为此，陈毅特邀胡先骕赴中南海面叙。后将此诗稿转交《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于1962年2月17日将《水杉歌》和陈毅副总理的“读后记”全文发表。
创立被子植物分类系统
1948年，胡先骕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所领导的静生生物调查所，自1928年创办以来，历经，已成为一个享有声誉的颇具规模的科研机构。收藏的标本就有20余万号，发表了论文280余篇和《中国森林树木图志》、《中国植物图谱》、《中国蕨类图谱》等专著，还培养了一大批造诣很深的植物学家。为进一步开展我国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和合理开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50年，由于机构、人员的调整，静生生物所与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等合并，成立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1953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胡先骕受聘任研究员。他除继续在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兼授植物分类学外，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植物分类学的研究上，并努力使科研与教学相结合。
1950年，胡先骕根据多年的研究，提出并发表了《被子植物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的专论。他对被子植物的亲缘关系作了重要革新，不仅在目与科的排列上有重大的变更，而且对若干科的分合，也有新的建置。此外，还整理出一幅“被子植物亲缘关系系统图”。其主要论点是被子植物出自多元，即出自15个支派的原始被子植物。这是中国植物分类学家首次创立的一个较新的被子植物分类系统，也是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完成的第一篇学术专著。这部专著弥补了我国植物学史上的一项空白，但他仍自认并非圆满无缺，希望在古植物学和植物形态学研究有新的发现时，再继续加以修改。这也是他一贯一丝不苟、谦虚治学的科学态度。
胡先骕在大学任教时，总感缺少完善的中文本教材。因此，决定依自创的多元分类系统，多运用中国自己的资料，编纂一部《种子植物分类学》，代替过去使用的英国植物学家j．哈钦逊（hutchinson）的分类系统。该书稿在361科中，对中国所产的各科叙述极为详细。在科的描述中，还补充了中国产的重要属。对有经济价值的种类，也择其重要的加以叙述。书稿末并载有中国产种子植物检索表，因此内容更臻完善。为了适应建国初期大学的急需，未能来得及绘制插图，故以《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为书名，于1951年出版。
1952年，胡先骕积极参加了反对美国发动细菌战的研究工作。经他鉴定，美国侵略者投下的沾有病菌的松树枝叶等植物均系分布于南朝鲜，而不是分布在我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植物。由于在这项工作中成绩卓著，曾荣获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模范奖状和奖章。
1953年胡先骕应邀编写了一部《经济植物学》。该书除花卉、森林和药用植物外，凡中国所有或在中国能见到的其他引进的经济植物，书中均作了详细记载，对各种经济植物的利用也有介绍。该书至今仍有它的重要参考价值。
1952年暑期全国院系调整后，北京师范大学另迁新址。胡先骕因忙于科研任务，是年秋季便告别了数十年的教育与教学生活。
在科学真理面前永不恐惧和退让
四川大学方文培和西南师范学院戴蕃瑨联名函请胡先骕能为师范学院、农林院校编写一部简易的《植物分类学》。胡先骕同意编写一部《植物分类学简编》作为学生攻读植物分类学的入门教材，也适作中学教师和农林干部的参考书。该书第一版于1955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虽名为《简编》，但内容极为翔实，涉及的理论问题也较多，并附有精确插图164幅，是一部较理想的植物分类学教科书。
万没想到，《植物分类学简编》出版后不久，却引起对胡先骕的一场批判。原因是，该书在第12章植物分类学的原理有关“种的新概念”一节中，评论了当时苏联农业科学院院长t．д．李森科（лысенко）发表的《关于生物学种的新见解》。胡先骕认为：李森科的错误见解所以能风行一时，是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并认为苏联不应接连报道黑麦“产生”雀麦，橡胶草“产生”无胶蒲公英，作物“产生”杂草，白桦“产生”赤杨，鹅耳枥“产生”榛，松“产生”枞，甚至向日葵也能“产生”寄生植物列当等错误内容。胡先骕是针对李森科一些不符合现代科学的所谓“新见解”而加以评论的，很难看出有什么欠妥之处。后来经过国内外的详细调查研究，都证实了李森科的这种“新见解”的虚伪性。但当时他却遭到严厉的批判。在批判会上，一些人批判《简编》具有严重的政治性错误，说他鼓吹唯心主义思想，是一个坚持摩尔根反动遗传学的科学家，并进而上纲为“诋毁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等，甚至竟说他解放后长期穿长衫就是反动思想的表现；有人甚至责难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也犯了错误。《植物分类学简编》发行1年，也因此而被禁止出售。但胡先骕对这一过“左”的论调置之不理，始终未承认自己的学术观点有任何错误。
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不同学派在会上各抒己见，对几十年来世界上两个学派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缜密的讨论。从此，中国遗传学界一家独鸣的沉闷空气被冲散了。此前，胡先骕曾上书党中央，建议在高等学校恢复讲授摩尔根学说的理论。在毛泽东同志召集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胡先骕应邀列席听取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初次报告。会上，毛主席说：谈家桢、胡先骕关于在大学恢复讲授摩尔根学说的建议，有利于学术上贯彻“双百”方针。随后，青岛遗传学会议便决定在大学正式恢复开设摩尔根学说的遗传学课程和开展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不久，胡先骕应上海复旦大学聘请在生物系举办讲座。《植物分类学简编》经一年修订补充后，也于1958年改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再版问世。
《中国植物志》——桦木科专著脱稿，“生物的大群新分类”发表
胡先骕一贯对合理开发利用我国丰富的植物资源进行积极宣传。为了配合我国的经济建设，胡先骕决定编著一部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植物手册》，内容从蕨科开始到种子植物各科，分属叙
述我国原产的全部经济植物的种、以及从国外引种的常见经济植物。该书分成上下两册，每册又分为2个分册刊印。当下册第一分册出版后（1957年），由于《中国植物志》的编写任务开始，第二分册的编写因此而中断。
自1934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国植物学会的第一届年会上，胡先骕首次提议用自己的力量着手编纂《中国植物志》，事隔20余年，他的宏愿终于实现了。所以心情格外兴奋，热情很高，很快就投入资料的整理工作。并于1959年开始《桦木科》和《山茶科》的编写工作。在这期间的前后，胡先骕发表多篇桦木科、山茶科、山毛榉科的新属和其他与植物分类学有关的论文。
1963年，中国植物学会在北京召开成立30周年年会。会后不久，胡先骕因劳累而心脏病复发，经住院治疗近两个月才转危为安，但从此得了严重的失眠症。虽然如此，他仍夜以继日忙于《桦木科》和《山茶科》的编写工作。
1965年春末，《桦木科》的编写工作基本完成。在兴奋之余，每日清晨便用打字机编打一篇“themajorgroupsoflivingbe－ings：anewclassification”（《生物的大群新分类》）论文。他认为，根据现代的研究工作进展和理论上的探讨，应将生物划分为两个超邦：一、protobionta（原始生物超邦）：包括立克次氏体、病毒、噬菌体等；二、cytobionta（细胞生物超邦）：包括细菌邦、真菌邦、植物邦（藻类亚邦、苔藓亚邦和维管束植物亚邦）和动物邦。他将著作直接寄给国外有影响的“taxon”杂志。年底，该杂志刊登了这篇论著。
是年，《植物分类学报》10（1）发表了胡先骕的《凋果茶属——山茶科——新属》和《中国山茶属与连蕊茶新种与新变种（一）》。这也就是他在世时最后写的两篇论文。
为祖国植物科学艰苦奋斗终生
1966年初，《桦木科》脱稿，并上交《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宏愿实现，心情舒畅。而《山茶科》的编写工作，因“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而中断。1968年7月16日，胡先骕在北京逝世。
胡先骕自青年时代就怀着科学救国的宏愿，数十年来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高瞻远瞩、苦心孤诣，在旧中国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八方奔走呼号，不辞辛苦，千方百计不断在北京、江西庐山、云南开拓植物学的新领域，发掘祖国各地的植物宝库，不仅积累了大量珍贵的标本和资料，而且还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他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除亲自传授植物分类学、经济植物学等教学任务外，还为青年编写具有较高水平的教科书、植物学教学法和学习指导等著述。他在授课过程中，虽然稍带口吃，但声音宏亮，精力充沛，内容也极为充实，特别强调实验课和深入实际的重要性。凡被他发现的人才，总是积极设法推荐到较高学府或科研单位进修深造。目前，分散在国内外的植物学教授和专家，其中不少均出其门下，并担负着重要的职务。他的学生虽大都已进入古稀之年，但至今仍怀念老师呕心沥血培养自己成材的功绩，一致公认他是一位认真负责、诲人不倦、胸怀宽阔、坚持科学真理、和蔼可敬的老师。
胡先骕的一生中，不仅有20多种专著，而且由个人发表有关植物学的论文多达140多篇。在植物分类学方面共发现1个新科、6个新属和百数十个新种。
胡先骕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绝非过誉。此外，他在历史、地理、语言、文学方面同样也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在诗词方面的著述颇多。早在青年时代，每遇一事或旅游一处，即以诗词表述，并与诗坛友人往来频繁。晚清著名诗人陈三立（字伯严）对胡先骕的诗极为欣赏，评价是“意、理、气、格俱胜”。认为他的记游之作，“牢笼万象，奥邃苍坚”。
胡先骕晚年，除坚持科研外，于1960年将生平所作诗稿全部整理后，共得诗296首。经逐年编次，分为上、下两卷，印成《忏诗稿》线装集。通过《诗稿》即可知晓作者本人一生所经历的事情和重大科学发现的梗概。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人民实事求是地评价了胡先骕的一生。1979年5月15日，中国科学院和植物研究所的党政领导代表、各地的生物学家、古植物学家、农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文艺家和大、中学教师等各界代表，数百余人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向在我国生物科学事业中作出重大贡献的胡先骕先生表示深切的敬意。
1984年7月10日，中国科学院、江西省科委和庐山植物园在庐山植物园的松柏区水杉林内，建造了胡先骕先生的墓地。墓前耸立着由庐山植物园树立的纪念碑文，上面记载着胡先骕的生平事迹，使人们永远缅怀一生为中国植物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近代植物学家。
简历
1894年5月24日 生于江西省南昌市。
1909—19 京师大学堂预科学习。
1913—1916年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学习，获农学学士学位。
1916—1918年 任江西省庐山森林局副局长。
1918—1922年 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林专科教授。
1922—1923年 任东南大学农科教授，兼生物学系系主任。
1923—1925年 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获硕士和植物分类学哲学博士学位。
1925—1928年 任东南大学教授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植物部主任。
1928—1932年 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主任。兼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教授。
1932—1940年 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兼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系教授。
1940—1944年 任中正大学校长。
1946—1949年 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
1950—1968年 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1968年7月16日 逝世于北京。
重要论著
1 胡先骕．中国西部果品志．科学，1919，4：1010—1019．
2 胡先骕．浙江植物名录．科学，1921，6：70—101．
3 胡先骕．江西植物名录（附福建崇安县植物）．科学，1921，6：1144—1171，1232—1247．
4 胡先骕．植物教学法．科学，1922，7（11）：1181—1191．
5 胡先骕，邹秉文，钱崇澍．高等植物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再版1925．
6 胡先骕．论国人宜注重经济植物学．科学，1924，9（7）：723—729．
7 胡先骕．增订浙江植物名录．科学，1924，9（7）：818—847．
8 huhsen－hsu．new species，new combinations，and new descriptionsofchinese plants．contr biol lab scisoc china，1925，1（2）：1—5．
9 huhsen－hsu．a preliminary surveyofthe forest floraofsoutheasternchina．contr biol lab scisocchina，1926，2（5）：1—20．
10 胡先骕．种子植物分类学近来之趋势．科学，1928，13（3）：315—323．
11 huhsen－hsu．prodromus flora sinensis．contrbiollabscisocchina，1929，5（5）：1—77；bull．fan．mem．inst．biol．1：11—47．
12 胡先骕译．世界植物地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13 huhsen－hsu．distribution oftaxadsandconifersinchina。canada：proc5thpacificscicongress，1933．
14 胡先骕．植物分类学研究之方法．中国植物学杂志，1934，1：306—317．
15 huhsen－hsu．acomparisonofthelingeousfloraofchinaandeasternnorthamerica．bullchinbotsoc，1935，1：79—97．
16 胡先骕．植物学小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35；第二版1945；重印1948．
17 胡先骕．如何充分利用中国植物之富源．中国植物学杂志，1936，3（3）：1069—1078，科学，20（10）：850—858．
18 胡先骕．中国植物区系的特点与亲缘关系．中国植物学杂志，1937，4（1）：7—25．
19 huhsen－hsu．constituentsofthefloraofyunnan．procsixthpacificsci．congr．1939，4：641—653．
20 胡先骕，chaneyr．w．中国山东中新世植物群．中国生物志（新甲种），1号，总号112．
21 huhsen－hsu．howmetasequoia，the“livingfossil”，wasdiscoveredinchina．journnybotgard，1948，49：201—207．
22 胡先骕．被子植物分类的一个多元系统．中国科学，1950，1（11）：243—254．
23 胡先骕．水杉及其历史．中国植物学杂志，1950，5（1）：9—13．
24 胡先骕．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北京：中华书局，1951；再版1954．
25 胡先骕．经济植物学．北京：中华书局，1953．
26 胡先骕．中国崖豆藤属六新种．植物分类学报，1954，3（3）：355—361．
27 胡先骕．植物分类学简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8．
28 胡先骕．经济植物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上册，第一分册，1955；第二分册，1955；下册，第一分册，1957．
29 胡先骕．中国云南山茶科二新属．植物分类学报，1956，5：279—283．
30 胡先骕．水杉歌．人民日报，1962年2月17日．
31 胡先骕．中国鹅耳枥属志资料．植物分类学报，1964，9（3）：281—298．
32 huhsen－hsu．themajorgroupsoflivingbeing：anewclassification．taxon，1965，14（8）：254—261．
附：
水杉歌
胡先骕
纪追白垩年一亿，莽莽坤维风景丽。
特西斯海亘穷荒，赤道暖流而温煦。
陆无山岳但坡陀，沧海横流沮洳多。
密林丰薮蔽天日，冥云玄雾迷羲和。
兽蹄鸟迹尚无朕，恐龙恶蜥横婆娑。
水杉斯时乃特立，凌霄巨木环北极。
虬枝铁干逾十国，肯与群株计寻尺。
极方季节惟春冬，春日不落万卉荣。
半载昏昏黯长夜，空张极焰光朦胧。
光合无由叶乃落，习性余留犹似昨。
肃然一幅三纪图，古今冬景同萧疏。
巍升珠穆朗玛峰，去天尺五天为眩。
冰岩雪壑何庄严，万山朝宗独南面。
冈达弯拿与华夏，二陆通连成一片。
海枯风阻陆渐干，积雪冱寒今乃见。
大地遂为冰被覆，北球一白无丛绿。
众芳逋走入南荒，万果沦亡稀剩族。
水杉大国成曹郐，四大部洲绝侪类。
仅余川鄂千万里，遗孑残留弹丸地。
劫灰初认始三木，胡郑揅几继前轨。
忆年远裔今幸存，绝域闻风剧惊异。
群求珍植遍遐疆，地无南北争传扬。
春风广被国五十，到处孙枝郁莽苍。
中原饶富诚天府，物阜民康难比数。
琪花琼草竞芳妍，沾溉万方称鼻祖。
铁蕉银杏旧知名，近有银杉堪继武。
博闻强识吾儒事，箋疏草木虫鱼细。
致知格物久垂训，一物不知真所耻。
西方林奈为魁硕，东方大匠尊东壁。
如今科学益昌明，忆见泱泱飘汉帜。
化石龙胲夸绿丰，水杉并世争长雄。
禄丰龙已成陈迹，水杉今日犹葱茏。
如斯绩业岂易得，密辞皓首经为穷。
琅玉宝笈正问世，东风伫看压西风？
篇2：胡大海简介
胡大海
胡大海(？-1362年)，字通甫，泗州虹(今安徽泗县)人，明朝开国功臣。
胡大海祖籍波斯，其祖先随蒙古军来华。胡大海原是一个炸卖油条的小商人，身材魁梧，勇力过人。1354年，朱元璋屯兵安徽滁县时胡大海前来拜见，朱元璋一见胡大海身材魁梧，相貌威严、憨厚，说话十分投机，非常爱慕，于是留于军中，命为前锋。渡江后攻取皖南、浙江等地，任江南行省参正政事。镇守金华(今属浙江)。虽目不识书，而能折节下士，曾荐刘基、宋濂、叶琛、章溢于朱元璋。胡大海待人诚恳，对降将也是如此，不料被降将蒋英暗算。胡大海遇害后，朱元璋作文以祭，特赠光禄大夫，追填封越国公。
篇3：胡亥简介
胡亥
中文名称: 胡亥
又 名: 秦二世
性 别: 男
所属年代: 秦代
生 卒 年: 230─公元前207
相关事件: 秦二世即位
生平简介
秦二世(胡亥)(前230─前207)，秦始皇少子，扶苏之弟，秦始皇死后被赵高等人立为皇帝。他在位期间，对赵高言听计从，大肆杀戮大臣，大兴土木，耗资巨万。他暴虐凶狠，为秦始皇下葬时，让无子女的宫女全部殉葬，并将造墓工匠全部封闭在墓中闷死。他即位不久即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事，赵高为推卸罪责，派人至胡亥所居望夷宫，令其自杀。
篇4：胡亥简介
秦二世胡亥
(公元前230～前207) 秦朝第二代皇帝。始皇少子。早年曾从中车府令赵高学习狱法。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始皇帝病死，胡亥在赵高和丞相李斯的扶植下，得立为太子，并承袭帝位，称二世皇帝。
胡亥即位后，下令秦始皇后宫无子者皆令从死，又将营造骊山墓地下机弩的工匠都活埋在墓中。他怕诸公子和大臣不服，于是与赵高密谋，更为法律，诛杀诸公子、公主二十余人和秦始皇亲信大臣蒙恬、蒙毅等，株连者不可胜数。其后，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胡亥又承袭始皇弊政，继续修治阿房宫等，并征调材士五万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遂下调郡县，以此赋敛越重，戍徭无已。二世元年(前209)七月，征发闾左戍边，终于激发了陈胜、吴广起义，反秦斗争随即席卷关东地区。秦二世变本加厉，行督责于群臣，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于是刑者相半于道，死人堆积于市。
又听信赵高谗言，诛杀左丞相李斯，迫使右丞相冯去疾和将军冯劫自杀。随即，任赵高为中丞相，听其专擅朝政，致使众叛亲离。二世三年七月，章邯、王离率领的秦军主力投降项羽，刘邦(见汉高祖刘邦)带领的起义军，攻下武关。赵高恐诛罚及身，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合谋，乘二世斋于望夷宫，诈诏发兵围宫，劫令二世自杀。
篇5：胡叟简介
胡叟
北魏时期，安定临泾（今镇原）县有位怪才胡叟，生逢乱世，四方漂泊，坎坷多艰。他一生清贫，视富贵如浮云，满腹经纶，好发奇谈怪论，一支妙笔，写就天下文章。观其人，闲云野鹤，潇洒脱尘，观其行，天马行空，无拘无束。
胡叟少时聪慧过人，悟性极高，十三年岁时，辨疑析理，举重若轻，与成人高谈阔论 ，常令对方汗颜，因而远近闻名，人人称奇。他自学成才，从不肯拜师，有人劝说，他口出狂言：“古代圣贤之言，得其精神要义者，无非《易经》而已，深思熟虑即可知其大半，而今日迂腐儒士，只能粗略分辨刚柔二体，岂能探幽发微，预知未来，何谈为师。潜心求道，并非在乎相师。”胡叟平日浏览群书，过目成诵，喜好作文，文思敏捷，驱遣文字，既可典雅优美，又可粗犷通俗。
后秦姚政与魏军交战多年，屡受重创，渐渐衰微。十八岁的胡叟见姚氏政权风雨飘摇，即将衰亡，就只身进入长安城(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体察风情民俗，静观世事变迁。因怕被人知道，隐姓埋名，行踪不定。当时长安城北有个叫韦祖思的名士，从小饱读经籍，学问不浅，自视甚高，对当世名流不屑一顾。但他早闻胡叟大名，听说胡叟来到长安，急忙设法召来相见，一同切磋。韦祖思待客比较随便，对胡叟不免稍有怠慢，胡叟为人何等狂傲，看在眼里，并不多言，故意与韦祖思话些天气冷暖之类无关痛痒的闲话，话不投机，拂衣而去就要告辞。韦思祖好生奇怪，忙上前挽留，说：“正要与君纵论天道人事，为何突然辞去？”胡叟答道：“可以谈论天道人事者早已不在，我知君，君知我，何必如此夸夸其谈。”言罢，不再罗嗦，头也不回地飘飘然扬长而去。
胡叟四海为家，居无定所。先入汉中(今陕西南郑县)，再随刘宋王朝的梁秦二州刺史冯翊吉翰入蜀，在蜀期间为当地豪杰俊才所推崇。当时寺中有个僧徒名叫法成，聚集率领游僧近千人，铸成丈六高的金佛像。宋主刘义隆恨他聚众喧哗，要对他施以极刑，胡叟听说后，急急忙忙赶赴丹阳(今安徽宣城县)，极力为法成申辩美言，终于使法成得以豁免。返回蜀地后，法成感恩不尽，一定要赠送珍宝财物，价值千匹布帛。胡叟重义轻财，说道：“我此行是为德请命，义不容辞。与钱财何干!”将一应财物统统拒绝，仍是两袖清风而去。
益州(今四川境内)地处西南荒僻贫脊之乡，北有杨难当，西有沮渠牧犍，都偏居一隅，建起自己的小朝廷。胡叟居此地五六年，无人赏识，他也看清这些小朝廷苟安一时，不会长久，自己滞留其间已无施展余地，就对知己朋友广平(今河北鸡泽)人程伯达赋诗表明归魏的心迹：“群犬吠新客，佞暗排疏宾；直途既以塞，曲路非所遵。望卫惋祝，眄楚悼灵均，何用宣忧怀，托翰寄辅仁。”并表示：“吾之择木，夙在大魏。”之后，他毅然北上归附北魏朝。一年后，牧健投降北魏，朝廷认为胡叟能认清形势，先期归附，遂拜胡叟为虎威将军，赐爵始复男。胡叟在魏还是老脾气，不看重钱财，从不置产业。家住密云(今北京市东北)，蓬屋陋室，生活窘迫，常被饥贫困扰，却从不在意，更不因此羞愧，倒是常常豪饮自醉，怡然自得。他有个养子字螟蛉，带在身边亲自抚养，供其饮食。胡叟每次到富贵人家作客，总是骑一头老母牛，一身破烂衣裤，带上一个自制的布袋，袋中可装三四斗米，酒足饭饱后，顺便将剩余的肉饼之类装进布袋，带回给螟蛉吃。
说来有趣，饱读经史的胡叟并不是个四体不勤的书呆子，田耕疱厨都很在行。有个叫高闾的朋友曾登门拜访，正撞见胡叟一身短打扮，背着一捆柴草从田间走来。朋友登门，自然要热情款待，不要看胡叟居室寒酸简陋，场院狭小，饭菜却做得精细、洁净，别有味道，浊酒、菜疏，主食亲自操办，佐以醋酱等调料，尤为鲜美。胡叟家有二妾，都已年老色衰，又瞎又跛，一身布衣，已是褴褛不堪。高闾看到胡叟家中这般光景，心中不忍，赠给他价值十余匹布帛的实物，胡叟并不推辞，坦然收下。密云一带的人都仰慕胡叟的品德，常馈赠粮谷麻布，胡叟从不独享，总是分给大家共用，随聚随散，至死家中没有余财。
胡叟八十而亡，身后无子嗣，其族侄胡始昌迎回灵柩，葬于墓地。又把他一个弟弟过继给胡叟，承袭了爵位始复男虎威将军。
篇6：胡太后简介
胡太后
胡太后（？～528）
北魏宣武帝皇后，孝明帝母。谥灵。安定临泾（今甘肃泾川北）人。延昌四年（515），孝明帝即位年幼，胡太后得到妹夫宗室元叉、宦官刘腾的保护、支持而听政。正光元年（520）被元叉、刘腾幽囚，孝昌元年（525）杀元叉，再度临朝摄政。其时北魏统治危机四起，北方边镇守将和州郡官吏腐化贪污，府户、镇人积忿已久。神龟二年（519）京都羽林、虎贲由于武人待遇不平，近千人暴动。元澄、袁翻建议改革边镇用人，魏兰根建议改府户为民，胡太后都不采纳，反而实行崔亮所制停年格，按年资用人，吏治益趋腐败。胡太后迷信佛教，大建佛寺。洛阳永宁寺之壮丽，伊阙石窟寺之宏伟，都是民脂民膏凝成。其奢侈浪费导致公私穷困，民不聊生。正光四年六镇起义爆发，给北魏统治以致命打击。关中陇右以及山东、河北地方的汉族和少数族人民，随即纷纷起兵。南朝降人萧宝寅又利用时机，据关中叛乱。同时，梁朝派军北伐，孝昌二年夺取寿春，次年占领涡阳，北魏疆土日蹙。北魏军队败多胜少，拓跋氏统治岌岌可危。而胡太后还宠任嬖郑俨、徐纥等，政事益加腐败紊乱。胡太后害怕儿子年龄渐长，于己不利，武泰元年（528）与郑、徐合谋杀死十九岁的孝明帝，立临洮王子三岁的元钊为帝，天下哗然。当时虽镇压了一部分起义，但兵势强盛的并、肆、汾、唐、恒、云六州讨虏大都督尔朱荣从并州进军洛阳，在河阴溺死胡太后及幼主，并杀诸王、高官等两千余人，实际上结束了统一的北魏政权
篇7：胡世宗简介
人民撑大船
作者：胡世宗
在我两次重走长征路的经历中，最令我难忘的是那些普普通通的红军战士和那些曾经为红军长征的胜利贡献了才智、挥洒了汗水、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乡亲们。
在藏族聚居区，我曾访问了几位“流散红军”，他们面相和言谈都与藏民几乎完全一样，可是你细聊才知晓，他们是从江西或四川出发长征的红军战士啊！他们因为生病、负伤、年小、体弱而没能走到陕北，流落到了藏族民众中间。我从内心对他们发出由衷的崇敬。
军委派出第一个过草地的先头团，因饥寒交迫，敌骑兵袭扰、前进方向不明，不得不退回来。第二次派出的部队就因请了一位曾无数次走过草地的藏族向导，部队派出8个身强力壮的战士轮流抬着他，依着他的指引，红军队伍走出了险象环生的草地。
在安顺场，我采访了当年给抢渡大渡河的红军勇士们摆渡的老船工帅仕高。他说红军大部队原本打算在安顺场休整一番的，这时家住铁寨子一个83岁老秀才叫宋大顺的，他告诉红军不要在此地休息，否则要失败。这个老秀才曾耳闻目睹当年石达开为庆贺自己生了儿子“传令犒赏三日”，错过大好时机酿成的悲剧。毛泽东听说过，专请老秀才来谈，并亲自给老秀才倒开水。老秀才见红军领袖如此礼贤下士，不耻下问，对他如此敬重，临别时向毛泽东进言：“首长勿停留！此地凶险，不宜于大部队周旋，石达开殷鉴不远！”于是，红军统帅部做出了改渡河为过桥，立即派部队去飞夺泸定桥这个关系全军命运的甚为关键的决定。
我曾两次徒步行走几十里山路赶到金沙江的皎平渡，去拜访曾为红军摆渡过江的老船工。
红军来到金沙江之前，敌人已经控制了这里几百里的防线，控制了所有的渡口，并把所有船只掠到了北岸，断绝了两岸的交通。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红军神兵天降般抵达江边。由于百姓热心相助，红军共得到7只船。红军请来汉、彝、傣、纳西等各族船工36人。这36人倒班干，歇人不歇船。红军对船工关怀备至，渡江总指挥刘伯承亲自给船工做思想动员，每人每天给2至5块大洋报酬，一天一宿6顿饭，每顿饭里都有肉，而指挥部的首长们，每顿饭的菜里只有青豆。
我与老作家袁鹰首次来访时，3位大爹像当年给红军摆渡一样，用一条大木船，战胜金沙江的惊涛骇浪，把我们送到了对岸。我访问的3位老船工中有一位张朝满，他曾为毛泽东主席过江摆渡。张大爹满脸沧桑，目光悠远，心态平和，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待我第二次来访时，张大爹已不在人世。我在陈余清大爹家里，听说曾有一个当年掉了队的红军团长欧阳平重访旧地还来看过他。我们离开金沙江时，陈大爹专门赶来送别。
望着这位拄着拐杖的年迈的大爹，听着嗡嗡轰响的金沙江的涛声，我在想，我们中国革命的航船，有党和领袖掌着舵把子，而始终在那里奋力支撑的、划动的，是人民，人民，永远是普通而伟大的人民啊！（人民日报-11-11）
篇8：胡平简介
胡平
胡平
1947年生，江西南昌人。1973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在人的另一片世界》《世界大串连》(与张胜友合作)《中国的眸子》《秋天的变奏》等。
篇9：胡星斗简介
奸 臣 之 国
胡星斗
中国是奸臣之国。奸臣是人治社会、专制社会之癌，割之而又生，不割则家国速亡。专制制度赖奸臣而发达，奸臣因专制制度而生存。奸臣使得专制独裁政权更加穷凶极恶。
一般来说，现代文明无忠奸之分，官员不需要效忠于最高统治者；或者说，“忠”即是官员效忠于人民、效忠于宪法，“奸”即是官员效忠于某个个人或派别，并且籍此图谋私利。
（旧）中国是奸臣肆虐之国、阉人猖獗之国、小人得势之国。
赵高是秦始皇的宠臣，秦帝国也败在了他的手中。赵高本为阉官，犯有死罪，因其通刑律，善逢迎，被赦免，而且还成了中车府令和皇子胡亥的老师。秦始皇死，赵高密谋篡改遗诏，立昏庸无能的胡亥为太子，赐死皇长子扶苏、将军蒙恬。继之，赵高杀12个皇子10个公主，将李斯夷灭三族，逼死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最后他图谋篡秦，逼胡亥自杀。最终他被秦王子婴夷灭三族。
秦始皇虽然雄才大略，但也具有独裁统治者共通的习性，就是喜听阿谀奉承，爱用小人，以至于养虎遗患，国破家亡，不亦悲乎！
东汉时梁冀仗着父亲为大将军、姑姑妹妹皆为皇后而专横跋扈。他杀死告发自己的洛阳令吕放，并灭其宗亲宾客百余人；他敲诈勒索，向富人孙奋“借钱”五千万，对方只借给他三千万，于是他诬其窝藏盗贼，将其逮捕，致死狱中，收其家财1亿7千余万；一次，质帝于朝会时指梁冀为“跋扈将军”，于是，梁冀毒死质帝，另立桓帝。他还害死李固、杜乔、吴数、袁著、郝洁、胡武等。梁冀生活极其腐化，有奴婢数千；造林苑数处，每处纵横几十里，甚至上千里，人有侵犯林苑者处死刑；为此杀死许多人。梁冀最终被桓帝弃市，抄其家财30余亿。桓帝发了大财，于是他下令减免天下租税一半。
中国的贪官之贪，几乎可将天下财富搜刮一空，一人独占！
谁该对这样的制度负责？秦始皇？
可是后人有诗“劝君莫骂秦始皇”，“祖龙（秦始皇）虽死魂犹在”，“历代数行秦政制”，人们还在歌颂始皇帝开创的中央――省――县垂直授权，高度集权，没有横向制约的官僚制度呢！
现代文明的政治制度是怎样的？是法治分权的制度。中央、省、市、县依宪法规定其权限职责，各在其选区独立选举产生行政官员和议会议员；他们皆只对选民负责，不对“上级”负责，同级议会可弹劾罢免其行政官员；各级政府只有权任免自己的“内阁”成员，中央无权任免省长，省长无权任免市长，市长无权任免县长；中央负责国防、外交，保证中央宏观调控的权力等。
事实证明，只有实行法治分权的制度，才能克服官员横行霸道、贪污腐败的行为。
女皇武则天时，索元礼、来俊臣、周兴三位酷吏害民不浅。索元礼心狠手辣，“发明”了酷刑数十种，如“凤凰晒翅”、“仙人献果”、“驴驹拔撅”、“玉女登梯”、“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宿囚”等；他用铁圈束紧人头，往内打楔，致使脑袋崩裂；索元礼如此折磨致死数千人。另一酷吏来俊臣极擅告密、诬陷、逼供，并著《罗织经》，教人如何罗织罪名，陷害无辜。他诛重臣岑长倩、格辅元、欧阳通、泉献诚、张虔勖、范云仙等，灭族千余家。酷吏周兴也是滥杀无辜，冤杀数千人。
一些中国人之残酷令人发指！
活在（旧）中国让人感到不象是活在人间。
武则天委政酷吏，实际上是深有考虑的。她要借人之手，制造恐怖气氛，压服不满，同时剪除枝叶。索元礼之流实际上是女皇的爪牙，在为武则天当稳皇帝扫清障碍。“高明”的武则天反手就让他们做了替罪羊。于是，小民皆欢呼“打倒酷吏”，“女皇万岁”。后世又出了“四人帮”。
明代宦官乱政达到顶峰。武宗时太监刘瑾与其他太监勾结成“八虎”，他为八虎之首，人称“千岁”；他擅于迎合奉承，怂恿武宗日夜寻欢作乐；他大肆迫害弹劾他的重臣，动辄廷杖，许多人被打死；一次，只因其中有人控告他，他便令百官跪于奉天门外，让酷暑暴晒，结果晒死3人；他矫诏设立内行厂，使用比东厂西厂更加残酷的手段迫害忠良；他横行霸道，招权纳贿，侵占民房数千间、民田数千亩，逮捕后抄出家财数百万。
明时的魏忠贤堪称历代阉党之魁，号称“九千岁”，横行天下。其手下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无耻之徒。他害死皇后、冯贵人、宫人赵氏、张氏等，将万燝、杨涟、廷弼等重臣残酷迫害致死；他执掌东厂，陷害无辜，手段极其残酷；他诬蔑打击东林党人，主持编造《东林点将录》、《东林同志录》、《三朝要典》等，成为后世罗织罪名、打击知识分子的样板；他让各地为其建祠堂，与孔子同列，开了为活人大规模建祠堂之先河。后魏忠贤不得不自杀。
中国的坏人之坏、为害程度之大，当之无愧可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
可很少有人想到这是坏的制度造成的。
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评论时政，倡导改革。可他不知道，在专制时代学人论政，是要冒杀头危险的。高攀龙果然死于非命。
明朝奸臣严嵩、严世蕃父子为害时间之久则亦可载入吉尼斯。
严嵩为进士，读书之时，颇有声誉。可在他当上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之初，贪性就大发。他以贿赂钱财之多少决定考生的录取，当时即被认为是贪污之首，无奈皇帝垂爱于他，他不但未被治罪，反而变本加厉，迫害他人，害死夏言，叶经、曾铣等人。严嵩直到87岁死去。
严世蕃亦颇有才学，只是品性不端，他仗着父威，横行无忌，豢养兵丁，杀人越货，无恶不作。被斩后抄其家，得黄金3万两，白银2百万两，珍宝价值数百万。
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往往是有学问无道德。书本上陈旧的道德学问是阻止不了知识人的堕落的。现实的腐败是最具震撼力的教科书。
和珅是清时佞臣、中国第一大贪官。他擅于逢迎，歌功颂德，深得乾隆的信任，官至宰辅；他贪得无厌，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乾隆死，嘉庆亲政，赐其自尽。抄没和珅家产值银8亿两，相当于清朝的财政收入！
乾隆自称“十全老人”，陶醉于自己的“文治”、“盛世”，其实，那不过是严厉镇压下的万马齐喑之“文治”，奸臣贪官为所欲为没人敢于忤逆之“盛世”。
现代的盛世应是民主之世、法治之世、权力制约之世、言论自由之世。
专制必然造成腐败猖獗，人治必然培养贪官污吏。
中国的贪污之盛，肯定不止在奸臣；满朝文武少有不贪的，因为那是制度性的贪污，是一种文化，是无法无天的权力和当官发财的文化的必然。
“站在衙门向内看，个个都是贪污犯。先枪毙，后审判，没有一个是错案。”
中国要从官本位、官贵民贱，变为民本位、官贱民贵；官是公仆，是靠纳税人养活的办事员、服务员，所以，理所应当受到民众、大众舆论的制约和监督。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篇10：也先简介
也先
也先(1407—1454)，又译额森、厄僧等。明代瓦剌贵族首领。被明廷称为“瓦刺都总兵答剌罕太师淮王大头目中书丞相”。
明代蒙古瓦剌部首领。又译额森。出身于准噶尔部，姓绰罗斯氏，顺宁王马哈木孙，脱懽子。祖孙世掌瓦剌之政。正统四年（1439）脱懽死，也先嗣位，称太师淮王，常与明朝有贡使往还。可汗脱脱不花仅以元裔之名为君，不相临制。也先在脱懽兼并蒙古各部的基础上向外扩张，西攻哈密，又大规模地出讨蒙兀儿斯坦，并与沙州（今甘肃敦煌）、赤斤蒙古（今玉门市西北）诸卫首领通婚；东破兀良哈，胁逼高丽。使东至女真，西至赤斤蒙古的广大地区，皆受其约束，正统十四年（1449）大举侵明，在土木之变中俘虏明英宗，并胁裹英宗包围北京城，后被于谦击却，议和，送还英宗，恢复贡市。此后，他杀脱脱不花，自立为大元田盛（天盛）大可汗，建号添元，设左右丞相及行省，又采取一系列统治措施。但也先的统治为时很短。先是女真诸部起而为乱；后兀良哈因不堪其征敛与骚扰，也起而反叛；内部又因其合兵南侵，利多归于己，而弊则均受，引起部下不满。也先荒于酒色，恃强益骄，致其众日益离心，走散大半。景泰五年（1454）为部下阿剌知院等所杀，瓦剌势衰。
正统四年(1439)，继其父脱欢为太师，进一步兼并蒙古诸部。并乘胜扩展势力，挟岱总汗脱脱不花以征伐、封官、联姻等手法，北服乞儿吉思，西征中亚细亚诸族；南破哈密，慑服其甥哈密忠顺王倒瓦答失里，控制西域要道；联结沙州、罕东、赤斤蒙古诸卫，封喃哥为平章，置甘肃行省，以撤除明廷的西陲屏蔽；东攻兀良哈三卫，与泰宁卫都督拙赤等联姻，使充其耳目；遣使结好建州海西女真，以配合其对明廷的军事行动。势力所及，西起中亚，东接朝鲜，北连西伯利亚南端，南临长城，致使“漠北东西万里，无敢与之抗者”。从东、西、北三面对明廷形成包围，欲重建大元一统天下。正统十四年(1449)秋，分兵四路直逼明境，亲率主力进攻大同。经土木堡之战，大败明军，俘获明英宗。十月，进围明都北京，遭明军反击，北撤。翌年，遣使议和，送还英宗，恢复与明贡市关系。随著其势力增强，与姐夫岱总汗矛盾益深，欲立外甥为太子，以“舅上皇”自居，遭岱总汗拒。景泰二年(1451)，离间岱总汗与弟阿噶巴尔济济农之关系，使岱总汗势孤而败，为兀良哈沙不丹所杀。继坑杀阿噶巴尔济，尽据汗及济农部众。四年(1453)，自称大元田盛(天圣)大可汗，建年号添元(天元)，由于东蒙古正统势力的顽强抵抗及部分瓦刺封建主的反对，统一局面维持不久。五年(1454)，瓦剌内讧，为阿剌知院所败，身亡。据《蒙古源流》载，在败逃途中为布库·索尔逊之子巴郭所杀。
篇11：胡以晃简介
太平军西征
1853年(清咸丰三年)5月至1856年4月，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为夺取皖赣，进图湘鄂，控制安庆、九江、武汉等军事要地以屏蔽天京(今南京)而进行的作战。
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5月19日，派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战船千余艘，兵员两三万人，自天京溯江而上西征。6月10日占领长江北岸重镇安庆后，胡以晃坐镇该地，赖汉英率检点曾天养、指挥林启容以下万余人继续西进，连克彭泽、湖口、南康(今星子)、吴城镇，前锋于24日直抵江西省会南昌城下。因强攻不能得手，乃一面围城，一面分攻附近州县以孤立南昌清军。8月中旬，先后攻占丰城、瑞州(今高安)、饶州(今波阳)、乐平、景德镇、浮梁、都昌等地。8月下旬，清军各路援兵抵达南昌外围后，对围城太平军发起反攻。9月24日，太平军撤离南昌，分兵两路：一路由国宗石祥祯、韦俊(或作韦志俊)率领，西取湖北；一路由曾天养等率领返回安庆，准备攻取皖北。石祥祯等率太平军万余人于29日攻占九江，留林启容镇守，大队继续西进，10月8日攻占鄂东田家镇对岸的要隘半壁山，15日大败清军于田家镇，旋乘胜连克黄州、武昌县(今鄂州市)等地，20日占领汉口、汉阳。石祥祯等西进湖北的同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于9月25日命翼王石达开到安庆主持西征战事。10月25日，石达开派胡以晃、曾天养部攻下安庆城北要地集贤关，接著连占桐越、舒城，直逼安徽临时省会庐州(今合肥)。11月，石祥祯部退出汉口、汉阳，留部分兵力驻守黄州、蕲州，主力回师皖北。1854年1月15日太平军攻克庐州，旋乘胜攻占庐江、六安、潜山；无为等州县。随后，曾天养等率大军入鄂，会同石祥祯部，于2月12日攻破屯于黄州堵城的湖广总督吴文镕大营，毙吴文镕。16日再克汉口、汉阳，进围武昌。同时分兵两路，向湖南、鄂北进军。曾天养率北路军连下孝感、云梦、安陆、随州、钟祥、宜昌等地，后遭清军堵截，乃南下入湘进抵岳州(今岳阳)。石祥祯率南路军挺进湖南，先后攻占岳州、湘阴、靖港、宁乡等地。时在家乡守制的礼部右侍郎曾国藩率湘军由长沙北上阻截，石祥祯部被迫退回湖北，与前来增援的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部汇合，4月初再度入湘，7日复克岳州，乘势进占靖港，攻夺湘潭，对长沙形成北南夹击之势。曾国藩派副将塔齐布、知府褚汝航等率湘军水陆师反扑。太平军接战失利，被迫于5月1日退出湘潭。此前，曾国藩亲率水陆师由长沙进袭靖港，被太平军击败。但因湘潭之战损失惨重，太平军只得于4日放弃靖港，北退岳州。后于6月攻克常德。26日，韦俊部攻占武昌。湘军在湘潭、靖港之战后，经过短期整顿，于7月上旬北上，2万之众水陆并进攻岳州。太平军迎战不利，25日退守城陵矶。至8月中旬；双方在岳州、城陵矶间展开争夺，太平军渐处劣势，曾天养阵亡，被迫于8月25日撤往武汉。湘军乘势继进，于10月初抵达武汉外围，随即发起进攻，太平军不支，于14日放弃武汉。湘军占领武汉后，水陆并进，夹江而下，11月20日至12月2日，与太平军在田家镇、半壁山展开激战。太平军损失惨重，江防被突破。3日，燕王秦日纲等自焚营垒，率部东退黄梅。1855年初，湘军水师进逼九江。石达开与冬官正丞相罗大纲率师驰援，分驻湖口、梅家洲、抵御湘军进攻。曾国藩以主力攻九江未能得手，改取“舍坚而攻瑕”的战法，转攻梅家洲和湖口。1月29日，太平军将湘军水师轻便战船封锁于鄱阳湖内，乘机围攻泊于长江内的湘军大船，大获全胜，迫湘军败退九江。2月11日，又在九江焚毁大量船只，使湘军水师“辎重丧失，不复成军”，从而扭转了西征战场的被动态势，并乘胜转入反攻。16日，秦日纲与检点陈玉成从安徽太湖、宿松一带回师湖北，在广济(今梅川)击溃湖广总督杨霈部万余清军，接著，连占蕲州、黄州，并于23日占领汉阳、汉口。韦俊率部自田家镇渡江，25日进占兴国，不久又连占通山、崇阳、咸宁、蒲圻，与秦日纲部配合，于4月3日攻占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投水自杀。随后，陈玉成率部进军鄂北，攻占安陆、云梦等州县，5月31日在随州南五里墩击毙清西安将军札拉芬。清政府为挽回败局，以荆州将军官文代替杨霈为湖广总督，以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调集兵力，于6月10日反攻武昌，被太平军击退。湘军遂与太平军相持于九江和武昌城郊。10月上旬，湘军道员罗泽南部由江西义宁州(今修水)进入湖北，占领通城、崇阳，武昌形势再度紧张。石达开率部2万余人从安庆进援湖北，11月4日大败罗泽南部于崇阳壕头堡，寻克崇阳、通城，转而乘湘军全力反攻武汉之际进军江西，12月9日占领新昌(今宜丰)，继克上高、瑞州、新喻(今新余)、峡江、樟树等地，威胁南昌。曾国藩急调围攻九江的湘军副将周凤山部救援，并调鄱阳湖内水师防守赣江，九江之围遂解。因南昌湘军力量增强，石达开遂分军横扫南昌周围州县，先后占领新淦(今新干)、奉新、分宜、宜春、吉水、吉安等地。曾国藩一面调兵往援，一面令周凤山会同水师，于1856年1月11日夺占南昌咽喉樟树。3月24日，石达开集中兵力复克樟树，大败周凤山部，围困曾国藩于南昌。曾再次请调罗泽南部返赣，罗正围武汉，不肯回救。正当曾国藩呼救无从，南昌指日可下之际，石达开奉命于4月率部两三万人经乐平出江西境，取道皖南回救天京。从而给曾国藩以喘息之机。此后，太平军基本结束在江西的攻势，西征作战告一段落。
点评:是役历时3年，太平军占领安徽、江西和湖北的部分地区及安庆、九江、武汉三大战略要地，使天京上游有了可靠屏障，为以后坚持斗争打下坚定的基础。但由于未能给湘军以歼灭性打击，军事上潜伏著巨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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