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实用文档 > 其他范文> 美国远程教育的前车之鉴

美国远程教育的前车之鉴

时间：2022-05-06 21:27:13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美国远程教育的前车之鉴(（共7篇））由网友“coolspray”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美国远程教育的前车之鉴，欢迎阅读与借鉴。

美国远程教育的前车之鉴

篇1：美国远程教育的前车之鉴

【摘要】美国的远程教育以其多样的媒体手段、广大的生源及其成熟的商业化服务为教育界关注,更成为我国远程教育界研究和学习的对象(朱雪文,)。然而,在美国远程教育的历史上,网络教育只是一种近期的现象,它的成败得失尚有待于时间的考验。特别是当商业的动机和行为介入远程教育之后,结果往往与期待不尽相符。本文试对美国远程教育从函授教育到网络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案例,略加思考和评论,以为中国方兴未艾的网络教育提供一点前车之鉴。

篇2：美国远程教育的前车之鉴

一

的一天,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麦耶・费尔德伯格接到一个老朋友麦克・米尔肯的电话。米尔肯在华尔街向以长袖善舞闻名,从炒卖垃圾债券到收买倒闭公司,无所不能。最近由于违反证券法坐了22个月的牢,刚从联邦监狱里出来。米尔肯对费尔德伯格院长说,他们共同的朋友安德鲁・罗森费尔德,一位名律师兼芝加哥大学董事,正在组建一家专事远程教育的网络公司。假如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愿意加盟的话,哥大教授就能将他们教授的远程在线课程放在他们公司的网站出售,授课教授将从选修他们课程的学生所缴纳的学费中获得丰厚的报酬。

这看来像是一笔双赢的交易。假如哥伦比亚大学愿意加盟,那么罗森费尔德的网络公司立刻就从哥大的学术声望中得到用金钱难以衡量的信用保证。而且他们还能利用哥大的名声来吸引其他名牌大学加盟。费尔德伯格院长也有他的考虑。他认为,哥大教授的学识与才能至今仍被死死地限制在学校的高楼深院,而网络的发展为哥大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既然学校暂时不可能投入巨款来进行多媒体远程教学的试验,那么利用网络公司来发展自己的远程教学又何乐而不为呢?

费尔德伯格院长成功地说服了当时的校领导。几个月以后,哥大商学院与这个网络公司(UNext)签下一份合同,哥大教授以学校名义在网络教课,哥大根据注册学生的人数从网络公司收取版税;五年以后网络公司付给哥大的版税总数将不少于两千万美元。

不出米尔肯和罗森费尔德所料,哥大的加盟立刻引起连锁效应。不久,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等名牌大学也纷纷效仿,在网络公司UNext的旗下组成卡丁大学(Cardean University),专门提供网上商学教育。

几乎同时,哥伦比亚大学又宣布投资两千万美元,建立盈利性的远程教育公司(Fathom.com),并说服剑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大英博物馆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大学与学术文化机构加盟。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既然远程教育或网上课程方兴未艾,那么光是冲着名牌大学和顶尖文化机构的光环,21世纪求知若渴的消费大众也会毫不犹豫地打开钱包,狂购任何打上常青藤商标的知识产品。

然而,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这些在哥大背后趋之若鹜的文化“大款”们还没有来得及庆祝他们的成功,90年代末网络经济的泡沫就开始一一破灭了。卡丁大学除了一个漂亮的网页而外,简直没有任何实绩可以向它的投资者们交账。网络公司UNext只得在裁员50%的同时,低三下四地请求所有加盟的大学和机构“修改”当初许诺两千万美元回报的那份合同。,哥大为Fathom.com这桩“新生事物”总共投入1490万美元,但当年所有的进帐不过70万美元,连零头都没有捞回来。这样的蚀本买卖当然难以为继。初,哥大宣布抽回资金,这项商学结合的代价昂贵的实验亦黯然收场。

其实,在20世纪末这场dot-com和网络教育的狂潮中蒙羞的远不止哥大一家。20,美国高校在上世纪末建立的网络远程教育机构几乎全军覆没:杜克大学的网络合作伙伴Pensare倒了;纽约大学在线(NYU On-line)倒了;马里兰大学在线倒了;宾大华顿商学院的网络合作伙伴Caliber宣告破产;哈佛大学、北卡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网络合作伙伴University Access改名换姓并宣布退出高等教育;天普大学建立的盈利性远程教育公司还没来得及开课就被校方一脚蹬了;只有康乃尔大学的远程教育中心还在苟延残喘(Kirp, )。

还有更让人下不了台的例子。西部州长大学(Western Governor`s University)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筹办最久、名气最大的号称网上大学中的旗舰。20声势浩大的开张可谓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可是,预计首期招生五千名,结果只收了十名学生;所有投石问路的人全加上也才75人。该校的营销部主任不无尴尬地解释说:“这说明我们的学生对于大学的选择十分慎重。” 《数码文凭工厂》的作者大卫・诺贝尔讥讽道:“当然喽,这种必输无疑的赌注,慎重的学生们怎能看不出来?”

这种决策的失误,看似当局者一时的迷思,其根源却不简单。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Bok, 2003)说过,今天的大学必须掌握现代社会进步所必不可少的三件法宝:专业知识、训练有素的人才以及科学发明。一所大学所拥有专业知识的质和量是以它所开设的专业科目来衡量的;大学人才的质量往往由明星教授的多寡来决定;而大学的科研产出能力则以日积月累的方式奠定它在社会上的地位。但是,大学的这三件法宝,每一件都是用钱买来的啊!热衷于远程教育的当局者不就是想借现代科技的东风为学校搞几个钱吗?但是,凡事有其规律,教育亦不例外。当局者之迷思,说到底起源于一个基本概念的混淆。教育者,教书育人也。那就是为什么大学要花那么多钱装点校园、张扬学术、延聘大师: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学生创造一个学术氛围和成长环境,使他们能够在汲取知识的同时,亦能在文化趣味、社会交往和领导能力等各个方面都得到相应的培养和熏陶。远程教育虽至今仍然顶着“教育”的大盖帽招摇过市,但其功能只能是教而不育。比如说,你想通过远程教育课程学习一门计算机语言,那么网上大学实在是经济实惠的选择。但是,技能的训练与人的全面发展毕竟是两回事,虽然二者都和“教”字沾边。

二

说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美国大学已经不是第一次落入远程教育的陷阱,而且上一次的落难与这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诺贝尔(Noble, )在《数码文凭工厂》一书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述。

早在19世纪80年代,托马斯・福斯特(Thomas J. Foster)就在宾夕法尼亚州建立了一所私立的、营利性的函授学校,提供矿业、制图和钢铁生产方面的职业培训。以这所学校出乎意料的成功为基础,福斯特又在1892年建立了当时号称教育产业中最大、最成功的国际函授学校。至1926年,美国已经拥有300多所函授学校,产业总收入超过7000万美元,相当于当时所有大学收入总和的一倍半,函授学生总数是所有正规大学生和研究生总数的四倍。面对这样的局势,正规大学有点坐不住了。20世纪初,芝加哥大学的首任校长威廉・瑞恩内・哈泼(William Rainey Harper)率先成立函授部,抢滩函授教育市场,威斯康星、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加利福尼亚等州立大学紧随其后,大有与私立营利性的函授学校决一雌雄的架式。

可是,正规大学虽然大张旗鼓地占领函授教育市场,他们似乎在内心深处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于是,他们便挖空心思地寻找他们与街坊里弄的函授学校之区别所在。他们悲天悯人地说,正规大学之所以需要站出来与私立营利性的函授学校竞争,实在是不愿让营利性的函授学校以低劣的'教学质量和高昂的收费标准来误人子弟。唯有一流大学才能提供一流的课程,而且几乎所有的大学函授广告都许诺由他们的大牌教授来承担函授课程。

哥伦比亚大学直到19才进入函授教育市场,但

[1] [2] [3] 下一页

他们后来居上,短短几年内就和芝加哥大学平分秋色,成为正规大学函授教育领域的领军之校。哥大函授的营销战略说不定能让今天麦迪逊大道上最负盛名的广告公司汗颜。他们的广告主题是:“学习的能力有多大,挣钱的能力就有多大”;“将闲暇变成现钱”;“谁能掌握你的未来?”;“谁说你不能活到老、学到老?”等等。结果,在19,哥大函授仅有156名学生,到1926年哥大函授学生已经达到5000,而且这个数字仅化三年就又翻了一倍。哥大函授学生来自美国所有的州以及世界上50个国家。如此辉煌成就的秘诀,除了强大的广告攻势而外,就是开门办学!哥大起初还对函授学生的学历有所要求,后来索性敞开大门,买了门票就能进!

有趣的是,在这里函授教育与麦当劳快餐居然有所不同、亦有所同。不同在于,生产汉堡的程序可以标准化,但传授知识的过程却实在难以进入流水作业。相同之处在于,正如一流厨师不会应聘到麦当劳掌勺,一流教授亦不屑于将他们皓首穷经得来的学问放到函授学校去廉价销售。结果是,正规大学所许诺的正规教学在函授班里几乎无一能够兑现。

在函授教育沦为一般商业行为的同时,教书育人的崇高理念便自然而然地退居幕后;代之而起的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这样的最基本的商业原则。当时教学材料的发送是通过美国邮政而不是电脑网络,因此学校为了维持函授部的运转不得不雇佣人员处理邮件,批改考卷,所付工资待遇之低,颇有那个时代“血汗工厂”的味道。至于担任教学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尚未进入学术殿堂的准学术人员或高年级学生。仅有的一些担任函授课程的教授,大多也是为了打点零工、挣点外快补贴家用;再就是在学术上难以进步、索性“弃学经商”、被诺贝尔称为“学术跛鸭”的那批人。

函授教育落魄至此,当然难以为继。1928年,在公众对函授教育质量的一片质疑声中,卡内基基金会请当时教育界的重量级人物亚伯拉罕・佛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出山,主持对函授大学的调查。佛莱克斯纳在此之前刚刚完成对美国医学教育的调查研究,以他名字命名的报告严厉地揭露和批评了美国高等医学教育中的种种弊端,并直接导致了医学院教育的重大改革。佛莱克斯纳将调查的重点放在芝加哥和哥伦比亚两所大学。在他看来,这两所大学在函授教育方面的所作所为“完全抛弃了对于大学来说最独特、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即对社会正义无私的追求和对未知世界的创造性的探索;代之而起的是他们对这个社会暂时、虚幻和眼前的利益和要求毫无顾忌的、过分的迎合。” 佛莱克斯纳指出,这些大学已经毫无必要地将自己廉价化、粗俗化、机械化, 将自己降低到贩卖带专利药品的小贩的水平。他说,“作为教育机构无需向政府纳税,却做起生意来了;它把教育当商品出售,像唯利是图的商人那样玩起了商业游戏。”这一番毫不留情的痛斥将哥大的白特勒校长羞得无地自容。他连忙下令撤掉函授广告。此后哥大的函授学校又苟延残喘了几年, 终于在1937年关门。

三

历史的录像回放到此,案例的寓意开始呈现。

首先,从90多年前的函授大学到今天的网上大学,案例的主人公们似乎都带着一种使命感进入角色。他们面对的是同一类敌人,那就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远程教育公司。这些学校既没有自成一体的教育原则,也没有声名显赫的教授学者,有的只是健全的商业头脑和灵活的市场战略。在正规大学远程教育的领袖们看来,既然社会对远程教育有需求,那么,与其让这些唯利是图的商人来误人子弟,还不如由正规大学的“正牌货”来占领市场,使求知若渴的大众免受学术“赝品”之害。芝加哥大学函授部主任哈维・马洛里(Harvey F. Mallory)曾痛心疾首地指责正规大学对成人教育的态度:这些大学“居然袖手旁观,将成人教育这一大片领域任由商业学校以至职业骗子们去占领开发。”而由他主持的函授教育部则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这所大学所代表的崇高传统和使命。无独有偶,哥伦比亚大学资助的远程教育公司Fathom.com的总裁安・科什纳(Ann Kirschner)面对90年代末的网络教育狂潮,一种崇高的使命感亦油然而生:“我们难道还有其他选择吗?难道我们要将‘远程教育’的空间让给像微软那样的公司去操办?”

函授大学与网上大学的倡导者们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可谓不真诚。随着现代社会知识更新的速度不断加快,以及社会分工的日渐细致,成人的教育和再教育问题不可回避。成人学生与传统的适龄大学生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需要灵活的学习时间、地点以及更加主动的教学方式。所以,函授与网络教育实在是应当时社会的需求应运而生,而且几乎所有远程教育的项目设计都围绕成人的特点下功夫。函授与网络虽然传播方式不同,但他们的卖点都是让学生足不出户就能接受课堂教学。

可惜的是,正规以致名牌大学加入远程教育竞争,其良好的愿望似乎并没通过良好的结果得到验证,而目的的高尚也不能保证达到目的的手段也同样高尚。由于函授大学和网上大学的崛起都是以商业性的远程教育公司作为假想敌,因而他们时隔半个多世纪却在竞争策略的选择上不约而同地打出“正规优势”或“名牌优势”这张牌。从商业竞争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营销策略无可指责,因为正规大学的这个优势正是商业公司的弱点所在。然而,教育与其他任何行业的操作一样,都涉及内容与形式的协调或统一这样一个非常“哲学”的问题。在这里,真正的行业优势也许并不在正规大学这一边。

试想,商业操作讲究效益,注重实效。他们针对成人特点提供服务,为他们讲授最新技术、更新知识结构、提高工作能力、调整专业方向,并能根据就业市场的需求随时改变培训项目。套用战争术语,这是一支教育市场上的“游击队”。相比之下,正规大学就象一支正规部队,希望以自己正规的教学方案和正牌的学术队伍来压倒“小米加步枪”的游击队伍。但是,玩商业游戏,大学显然不是公司的对手,于是在碰撞几个回合之后,正规部队开始沉不住气了。他们一方面加大广告宣传的力度,企图广开生源;同时又想出奇制胜,利用商业公司难以插手的非应用性科目来提高成人教育的声誉和级别。芝加哥大学的哈泼校长亲自为函授班讲课,哥伦比亚大学的网上教育课程推出大英博物馆和剑桥大学的学术明星,走的都是同一步棋。但是,半个多世纪前哈泼校长的课没有留住趁兴而来、败兴而去的学生;今天哥大网站上的明星教授们运道更差:他们几乎门可罗雀。显而易见,来自正规大学的远程教育课程虽然内容比之商业公司要高出若干个档次,但高尚内容与其载体或传播的形式却似乎怎么也配不上套。

从函授大学到网上大学,时间跨度近百年,但两路英雄居然所见略同,那就是,他们都相信教育或教学可以而且必须自动化。换言之,教育在他们看来与商业等同,而每一门课程就像商品。教授在设计完一门课程之后,可以将图纸交给函授部或网上大学的程序员,由他们来进行商业包装、广告宣传、价格制定并投入成批生产。学生注册付款就像工厂收到订单,函授大学或网上大学的管理人员只需按下电钮就能最后发货。在这个流程中,正规大学要比商业公司更容易过高估计自己所提供的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因为他们总认为守着一批学术大师就奇货可居。

遗憾的是,函授和网络大学的热心倡导者们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教育或教学从本质上说都是一种劳力密集型的、以手工操作为主并包含大量情感投资的工作程序。一门课程也许可以通过包装来吸引学生,特别是由知名学者或行内大家主持讲授的课程,更具商业上的那种名牌效应。但是,教育产品自动化的难点在于其传输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不仅需要教授与学生双方的共同参与和双向交流,而且要求教学双方在个人的层次上产生一种情感的默契。这后一点说起来有点玄乎,但相信有过大学经验的人对于这种师生关系及其对学习过程的影响都不会感到陌生。离开大学多少年以后,你也许已经不再记得选过什么课程或背过哪一个公式,但你绝对不会忘记那个对你的思想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老师。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函授和电脑传授知识,就像卓别林电影《摩登时代》中的流水线作业,满腹经纶的教授在

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无异于那个在规定时间内必须拧完规定数量螺帽的工人。他“组装”的课程一旦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卖,课程的“创造者”和“消费者”之间就不再产生任何直接的关系。难怪正规大学的远程教育项目都得不到教授的认可。当年芝加哥大学的函授广告许诺名教授任课,连校长也不得不降尊纡贵、亲自授课,但教授们就是不买这个账,教授会连函授课程的学分都拒绝承认。哥大教授会一再质疑校方对Fatham.com的投资,最后成功地阻止了校方往这个无底黑洞里继续丢钱。

当然,公正评价美国远程教育,目前为时尚早。但从另一方面看,许多对于当事人来说错综复杂的事情,对于旁观者仅仅是常识问题。在这里,最有常识的大奖应当颁给拒不合作的教授们:不管校方如何努力,正规大学的函授和网上教育都没有得到过授予正式学位的权利,而后者的决定权是在教授手中。

(注:本文为史秋衡主持的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网络教育时代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结构的战略调整及传统高校的应对策略》课题的成果之一,课题编号2001-0202-01。)

[参考文献]

[1] 林丽,顾永波.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中国网络教育辨析[J]. 开放教育研究,2003,(5)

[2] 朱雪文. 美国远程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态势分析[J]. 中国远程教育,2002,(3)

[3] Bok, D. (2003). Academic Values and the Lure of Profit.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Volume 49, Issue 30, April 4, page B7.

[4] Kirp, David L. (2003). Shakespeare, Einstein, and the Bottom Line: The Marketing of Higher Educ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上一页 [1] [2] [3]

篇3：美国远程教育的前车之鉴

美国远程教育的前车之鉴

【摘要】美国的远程教育以其多样的媒体手段、广大的生源及其成熟的商业化服务为教育界关注，更成为我国远程教育界研究和学习的对象（朱雪文，）。然而，在美国远程教育的历史上，网络教育只是一种近期的现象，它的成败得失尚有待于时间的考验。特别是当商业的动机和行为介入远程教育之后，结果往往与期待不尽相符。本文试对美国远程教育从函授教育到网络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案例，略加思考和评论，以为中国方兴未艾的网络教育提供一点前车之鉴。

【关键词】美国；远程教育

一

19的一天，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麦耶・费尔德伯格接到一个老朋友麦克・米尔肯的电话。米尔肯在华尔街向以长袖善舞闻名，从炒卖垃圾债券到收买倒闭公司，无所不能。最近由于违反证券法坐了22个月的牢，刚从联邦监狱里出来。米尔肯对费尔德伯格院长说，他们共同的朋友安德鲁・罗森费尔德，一位名律师兼芝加哥大学董事，正在组建一家专事远程教育的网络公司。假如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愿意加盟的话，哥大教授就能将他们教授的远程在线课程放在他们公司的网站出售，授课教授将从选修他们课程的学生所缴纳的学费中获得丰厚的报酬。

这看来像是一笔双赢的'交易。假如哥伦比亚大学愿意加盟，那么罗森费尔德的网络公司立刻就从哥大的学术声望中得到用金钱难以衡量的信用保证。而且他们还能利用哥大的名声来吸引其他名牌大学加盟。费尔德伯格院长也有他的考虑。他认为，哥大教授的学识与才能至今仍被死死地限制在学校的高楼深院，而网络的发展为哥大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既然学校暂时不可能投入巨款来进行多媒体远程教学的试验，那么利用网络公司来发展自己的远程教学又何乐而不为呢？

费尔德伯格院长成功地说服了当时的校领导。几个月以后，哥大商学院与这个网络公司（UNext）签下一份合同，哥大教授以学校名义在网络教课，哥大根据注册学生的人数从网络公司收取版税；五年以后网络公司付给哥大的版税总数将不少于两千万美元。

不出米尔肯和罗森费尔德所料，哥大的加盟立刻引起连锁效应。不久，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等名牌大学也纷纷效仿，在网络公司UNext的旗下组成卡丁大学（Cardean University），专门提供网上商学教育。

几乎同时，哥伦比亚大学又宣布投资两千万美元，建立盈利性的远程教育公司（Fathom.com），并说服剑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芝加哥大学、大英博物馆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大学与学术文化机构加盟。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既然远程教育或网上课程方兴未艾，那么光是冲著名牌大学和顶尖文化机构的光环，21世纪求知若渴的消费大众也会毫不犹豫地打开钱包，狂购任何打上常青藤商标的知识产品。

然而，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这些在哥大背后趋之若鹜的文化“大款”们还没有来得及庆祝他们的成功，90年代末网络经济的泡沫就开始一一破灭了。2002年卡丁大学除了一个漂亮的网页而外，简直没有任何实绩可以向它的投资者们交账。网络公司UNext只得在裁员50%的同时，低三下四地请求所有加盟的大学和机构“修改”当初许诺两千万美元回报的那份合同。2001年，哥大为Fathom.com这桩“新生事物”总共投入1490万美元，但当年所有的进帐不过70万美元，连零头都没有捞回来。这样的蚀本买卖当然难以为继。20初，哥大宣布抽回资金，这项商学结合的代价昂贵的实验亦黯然收场。

其实，在20世纪末这场dot-com和网络教育的狂潮中蒙羞的远不止哥大一家。2002年，美国高校在上世纪末建立的网络远程教育机构几乎全军覆没：杜克大学的网络合作伙伴Pensare倒了；

[1] [2] [3] [4]

篇4：前车之鉴成语故事

关于前车之鉴成语故事

【拼音】qián chē zhī jiàn

【成语故事】西汉时期，洛阳人贾谊从小就有天才儿童的美誉，汉文帝听说他很有才学，请他进京担任博士，问他治理国家的看法。贾谊主张要以秦朝灭亡作为镜子，时刻提醒自己要施行仁政，让老百姓休养生息，重视农业生产才能使国家强大。

【典故】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

《荀子·成相》前车覆，后车戒。

汉·刘向《说苑·善说》

【释义】鉴：镜子，为教训。前面车子翻倒的教训。比喻先前的失败，可以做为以后的教训。

【用法】作主语、宾语；用于劝告人

【相近词】前车可鉴、殷鉴不远

【反义词】重蹈覆辙

【成语例句】

◎ 这也反映了对＂苏东波＂的＂前车之鉴＂的恐惧和对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凝聚力的.低估，是缺乏自信的表现。

◎ 才愈想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才愈想把一些人的前车之鉴告诉大家。

篇5：南方高科的前车之鉴

6月24日，中国手机界发生了一件震天大事：南方高科被查封了！这家具有国资背景的手机企业创立于3月，短时间内即取得巨大的成功，手机销售达到450万台，销售额42亿元，排名中国电子信息100强企业第42名，并一度进入国产手机前四名，是手机行业中突飞猛进的新贵，被称为国产手机当中的一匹“黑马”。

但令人未意想到的是，这家一直被大家高度看好的国产手机标竿企业，却因为一张2250万元的承兑汇票被法院查封，突然走向末路。最新营销研究畅销书《反思――南方高科被查封的真相》的作者赵琪先生形容此为：“万与40亿的博弈”，令人扼腕叹息。

南方高科缘何突然盛极而亡？赵琪先生主要从产品研发、营销、财务、用人等方面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包括本土手机品牌之间的明争暗斗，本土品牌与洋品牌之间的反复较量。毋庸置疑，赵曾担任南方高科市场部经理的经历，加上其长期对土洋手机企业的观察和思考，使其《反思》一书中关于国内企业“南方高科”式的痼疾、为什么是南方高科、谁是下一个南方高科等系列反思是令人信服的，站得住脚的。这也是本书为何一出版后就受到热烈关注的原因。

然而，反思南方高科危机事件，我们似乎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企业在面对危机时，尤其是面对公众危机时，真的就那么无助吗？就真的只有束手无策的份吗？企业难道只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驱逐出局吗？答案明显是否定的。从南方高科处理危机的情况来看，有很值得吸取教训的地方。

一、对危机事件的快速反应

南方高科危机正式浮出水面是206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了南方高科CDMA遭遇滑铁卢，营销团队换血。于是，先期埋藏在媒体中的南方高科问题被迅即放大，该文章立即被广大媒体，部分主流网站甚至开辟了

按理说，这篇文章出现后，应该是一颗重磅炸弹，南方高科应该启动危机公关应对机制，对有关问题作出快速回应，给公众，尤其是经销商、供应商、银行等一个明确交待。但遗憾的是，南方高科管理层对此没有予以高度重视。公司虽然邀请了几家媒体出面辟谣，但南方高科副总裁兼营销中心总经理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显得怒不可遏，第一句话就是“他们在乱说。”除此之外，基本看不到关于此次危机公关的做法和取得的实质性效果。

然而，正是这种轻描淡写的危机公关方式导致了更大的危机。由于对危机公关和媒体所造成的威力估计不足，由于没有及时与经销商等合作伙伴进行沟通，经过媒体三天（6月14日、15日和16日）集中报道以后，经销商、供应商便陆续开始加大了对南方高科的催款讨债的力度。尤其要命的是被长沙市商业银行瑞昌支行看到后，该行为保险起见，迅速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诉讼财产保全。这直接导致了南方高科休克、走向死亡。

6月27日，也就公司被长沙法院查封的第三天，当南方高科总裁陈震率领4位副总裁在广州花园酒店第一次正面面对媒体之时，事件发展的局势，已非南方高科所能控制。在媒体排山倒海的报道面前，在巨额的债务面前，南方高科已经放弃了自救的机会。

在这前后不到一个月连续出现的两次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出南方高科是被动和无奈的。在这中间，既有南方高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真实情况，更多地应该说是面对危机时的怠慢和不重视，才使南方高科最终走上了穷途末路。

篇6：本银行前车之鉴

本银行前车之鉴

日本的银行在过去里总共处置了90万亿日元的不良资产。这个规模等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贷款增加额的80%左右。这意味着泡沫崩溃型不良资产差不多处置完了，现在剩下的不良资产中经济萧条型不良资产占绝大多数。通货紧缩对于银行的最大后果是压抑了利差――存款利率不可能低于0，贷款利率却可能接近0，日本银行业的净利息收入／总资产比率由1990-1991年的1.8%下降至2000-的1.2%。旧的不良资产被处置的同时，由于经济低迷，企业破产增加，银行公司治理机制不变，又产生了新的坏账，而银行的微薄盈利又不足以及时冲销坏账，不良资产再度累积。

截止至3月底，日本民间金融机构持有的不良资产仍有52.4万亿日元，比20同期增加9.5万亿日元，不良资产不减反增。

体制性制约

首先是行政化的银行监管体制。日本银行业监管由大藏省主导，职业官僚出身的大藏省官员，现代银行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不足。大藏省是负责税收的机构，希望多收税，因而大藏省不想银行盈利太低，便会纵容银行粉饰利润。

其次是背离审慎标准的会计规则。日本银行业“会计花招”(accounting gimmicks)广为使用。一是大藏省容许银行业将其证券投资按成本计算，而不是按“成本与市值两者中孰低”的国际会计准则计算。二是银行可将其不动产的账面升值的45%计入“二级资本”《Tier2 capiatal)，证券投资尚未套现的账面利润也可计入“二级资本”，而不动产和日经指数的波动性极大，所以，日本18家最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账面值平均为10%，而依审慎标准来估计平均仅为3%。三是大量将延税资产计入自有资本中去。延税资产是一种高风险的资产，一旦贬值，必导致银行自有资本的减少。四是银行不必立即呈报不良贷款，应收未收利息仍可计入当期收入。五是日本银行业的坏账准备金覆盖率仅有60-70%，无法冲销不良资产。

再次，银行管理者利益集团的掣肘。

最后，银企公司治理机制的缺陷。日本企业公司治理机制方面的最大缺陷，就是企业之间（包括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以及由此造成的企业经理人权力高于股东权力的悖论。银行与企业之间相互持股，使得银行与企业之间互为大股东，结果导致了本应站在监督企业经理人角度来维护股东利益的大股东，由于更重视企业之间相互提供商业上的利益，反而与企业经理人结为利益共同体，而失去了监督企业经理人的职能，有时还可能与后者“同流合污”，损害中小股东以及企业的长远利益。

由于种种体制性因素的存在，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处置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与日本金融监管制度、银企公司治理机制、甚至日本政治制度等都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出发点良好的银行坏账处置方案，在各方利益的兼容并包中，也就大打折扣。

中日不良资产比较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在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上却有着太多的共性：

日本银行企业相互持股，结成利益共同体；国民喜好储蓄，银行无资金来源紧拙之虞。中国是银行和企业都是国有的，利益共同更甚一层，再加上储源丰富，银行防范和清理不良资产的动力同样松懈。

日本监管当局偏好行政监管，忽视监管的专业性。中国监管当局同样长于权力监管，以发布各类应急性行政规章为能事，惰于分析监管对象的运行机制，以致中国迄今未见有分量的银行运行年度评估报告。1980年代，日本行将退职的监管官员下海至商业银行蔚然成风，中国在1990年代中期的金融机构扩张时期也盛行此举，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亲如一家。监管系统和银行体系透明度很低，无法造就编外的监管者，也使得不良资产问题长时间只存在一家之言。

日本银行会计制度自成一体，漠视国际会计规则的进步。中国银行业的会计规则，诸如应收未收利息计算、呆账准备金计提和核销规则、不良贷款认定等等，也长期守旧。

日本银行坏账处置方法长期不触及银行制度根本，热衷于平衡各方利益，总想抹平了事，不敢问责，导致不良资产生生不息。中国同样存在这种倾向，2700亿元注资、1914000亿元不良资产剥离都在各方无损的情况下悄然进行。

日本银行业慑于不良资产压力，减少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贷款，增加对个人和政府的贷款以及增持国债。所幸的是，中国的政府有着超强经济权力，基础设施建设缺口无穷，大企业少有银行贷款之外的融资途径，促使中国的银行依然不乏充足的贷款增长机会。

警惕增量贷款

中国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努力若以1995年商业银行法颁布为始点，也已行将八年。相比日本，中国处置不良资产的最大劣势是仅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次为财政虚弱――日本财政是实质上出钱而中国财政出钱总是形式上的债券；最大的优势是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次为中国金融尚未较大程度自由化，银行尚有可观的利差(3.60%)，汇率稳定，尚未国际化的银行也暂时没有遵循国际监管标准的迫切压力。

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增量贷款的质量是否可靠。对于增量贷款的质量，国有银行多以为始，所公布的不良贷款比率基本上都在1%以下。

但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质量的提高是按照传统衡量方法来评价的。一逾两呆四级分类法对不良贷款的界定主要以是否逾期为标准，而较少考虑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及还款意愿，并且，以期限来划分，极容易造假，借新还旧成为普遍作弊办法。依据国有银行20的数字，五级分类法衡量的不良贷款比率比四级分类法衡量的不良贷款比率高4.7个百分点。尽管从年1月1日起，中国银行业已全面推行贷款风险分类管理，各行也都先后有了五级分类不良贷款统计值。但在实施贷款五级分类方法时，相当程度上存在简单套用四级分类的做法，并没有仔细地以未来现金流预测情况作为判别借款人有无还款能力的核心依据。

增量贷款的结构也使传统的评级方法更能掩盖贷款的真实质量。增量贷款结构的突出之处在于：期限上，中长期贷款为主；投向上，基础设施项目、特大企业、房地产和个人贷款过多。这种贷款期限和投向结构的共同特点，就是中短期内贷款风险不易暴露。即便是短期贷款，由于是投向了这些特大型项目和企业，也可以在中期内借新还旧，年年相续。由此，国有银行宣布的20以来发放贷款的不良率不高于0.5%、个人消费贷款的不良率不高于0.4%，是颇值得疑问的。

显然，我们对增量贷款的不良率估计过于乐观。事实上，国有银行年以来的增量贷款不良率约高于年0.8个百分点，也部分显示了这种趋势。

所以，中国的银行监管当局如何对国有银行、国有银行如何对其分支机构的贷款质量进行精确衡量，至关重要。

作为提高贷款质量的治本措施，中国银行业近两年普遍建立了科学的信贷决策机制，增强了信贷评审的透明度，有效地遏止了信贷评审中的腐败行为。但要使这一决策机制长期行之有效，必须要保证评审人员的高度专业素养和专业操作。

中国银监会成立的全部意义在于提升银行监管的专业性。近三个月的运行，

已初步显示了这种可喜的趋势。贷款是中国银行业以至中国金融业最大最重要的资产，精确衡量贷款的质量，当是银监会目前的迫切专业任务。唯如此，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处置期限方不至于赶超日本。

篇7：本银行前车之鉴

本银行前车之鉴

日本的银行在过去10年里总共处置了90万亿日元的不良资产。这个规模等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贷款增加额的80%左右。这意味着泡沫崩溃型不良资产差不多处置完了，现在剩下的不良资产中经济萧条型不良资产占绝大多数。通货紧缩对于银行的最大后果是压抑了利差――存款利率不可能低于0，贷款利率却可能接近0，日本银行业的净利息收入／总资产比率由1990-1991年的1.8%下降至2000-2001年的1.2%。旧的不良资产被处置的同时，由于经济低迷，企业破产增加，银行公司治理机制不变，又产生了新的坏账，而银行的微薄盈利又不足以及时冲销坏账，不良资产再度累积。

截止至2002年3月底，日本民间金融机构持有的不良资产仍有52.4万亿日元，比2001年同期增加9.5万亿日元，不良资产不减反增。

体制性制约

再次，银行管理者利益集团的掣肘。

由于种种体制性因素的'存在，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处置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与日本金融监管制度、银企公司治理机制、甚至日本政治制度等都有密切关系的问题。出发点良好的银行坏账处置方案，在各方利益的兼容并包中，也就大打折扣。

中日不良资产比较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在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上却有着太多的共性：

日本监管当局偏好行政监管，忽视监管的专业性。中国监管当局同样长于权力监管，以发布各类应急性行政规章为能事，惰于分析监管对象的运行机制，以致中国迄今未见有分量的银行运行年度评估报告。1980年代，日本行将退职的监管官员下海至商业银行蔚然成风，中国在199

[1] [2]

★ 词语龙马精神相关知识介绍

★ 经典女性励志电影推荐《永不妥协》

★ 励志电影：《永不妥协》

★ ef获奖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