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恭维者支配名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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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恭维者支配名人故事(合集6篇)由网友“脆脆鲨手”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被恭维者支配名人故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被恭维者支配名人故事

篇1:被恭维者支配名人故事

被恭维者支配名人故事

美国前总统胡佛曾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为人心计颇多,很少有人能骗过他。他曾规定,联邦调查局的所有特工人员,都必须严格地控制体重,不准超标。那些大腹便便的特工人员都知道,一旦被胡佛局长发现,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但是也有一次例外,他手下的一名胖特工同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有一天,这名胖特工得知自己将被提拔为迈阿密地区特警队的负责人,任职前胡佛局长要接见他,也就是要当面考查考查他。于是,这名胖特工开始绞尽脑汁地琢磨:我发福得这么厉害,怎么才能顺利通过局长接见这一关呢?功夫不负苦心人。胖特工在被胡佛接见之前,到街上买了一套衣服,号码比平时穿的要大得多。他穿上这套新买的衣服一试,非常满意。因为这给人一种假象,就是减肥卓有成效,至少已经减下四五公斤分量了。

到了接见的时候,胖特工穿上这身大号衣服去见胡佛,一见面就感谢局长提出的.控制体重的要求,他一本正经地说:“局长控制体重的指示太英明了!这简直就是救了我的命啊……”

胡佛听得沾沾自喜,仔细端详了一阵,不但没有批评他,反而还连连夸奖,鼓励他继续带头瘦身。就这样,胖特工顺利地过了关,如愿以偿地到新岗位任职去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胡佛局长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说了一句发人深思的话:“谁越喜欢恭维,谁就越可能被恭维者支配。”

篇2:对女人的恭维名人故事

对女人的恭维名人故事

美丽是很难得的气质,但恭维美丽而恭维得漂亮,就更难得了。以美丽著名的德文希尔女公爵有一次从马车上下来,附近刚好站着一个清道夫,他正在点烟斗。清道夫看见了女公爵,惊叹之余大声喊:您的'眼睛可以点燃烟斗!此后再有人恭维她,女公爵都觉得索然无味了。

法国作家伏尔森的好友丰特奈尔是一位有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97岁时还谈笑自若。一日,他在社交场合遇到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他对那位女子说了很多恭维话,片刻之后,他再次经过那位女子面前时却没看她一眼。于是那女子对丰特奈尔说:我该怎么看待你的殷勤呢?你连一眼也没看我。丰特奈尔不慌不忙地回答:我若看你一眼只怕就走不过去了。

丘吉尔的父亲曾投身于选举,他的母亲到处去为丈夫拉选票。有一天,丘吉尔夫人向一个工人拉选票,那工人却直截了当地拒绝说:不,我当然不会投票给一个到了晚餐时间才起来的懒惰家伙。夫人闻言非常着急,连忙向工人解释他听到的是错误的传说。那工人看了夫人一眼,很高兴地说:哇!夫人,您若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不要起床了。工人的幽默,对一位贵妇而言也许有点失礼,但英国人通常不认为这是吃豆腐,可以一笑置之。

篇3:历史上被拐卖过的名人故事

历史上被拐卖过的名人故事

在我国古代,贩卖人口同样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古代人口交易一直到明清都很活跃,在南方的苏州、杭州、广州一带,人口贩卖非常兴旺。

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中就有买卖人口的情节,香菱就是小时候被人贩子拐走的;巧姐和妙玉最后也被人贩子给拐卖了。虽然有不少朝代都曾出台过各种法令法规,严打人口贩子,酷刑、死刑的都有。但买卖人口的事情仍旧在发生,一直到今天都在继续。

在中国古代,人口交易的成因和社会背景相当复杂,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交易方式也有很多种。西汉汉高祖刘邦曾一度提倡和鼓励民间“卖儿卖女”,并视之为救荒的手段。东晋时,官府还从人口交易中收税。

你更加不会想到的是,贩卖人口在古代已呈国际化。唐宋时期,已有非洲黑人被贩卖到中国,至于周边国家人口被贩卖到中国的,和中国人口被贩卖到周边国家的,历史更早。

而不管是今天还是古代,一些名人也有被拐卖的经历。

【汉代国舅爷曾被拐卖】

据《外戚世家》记载,汉景帝之母窦太后的弟弟、堂堂国舅爷窦广国曾被人拐卖,他和窦太后相认,是一段曲折感人的人伦故事。

这位国舅爷字少君,“少君年四五岁时,家贫,为人所略卖,其家不知其处。”很显然,这不是穷人家因生活艰难自愿卖儿卖女,而是典型的被人贩子拐卖。

因为窦家穷,父母没有能力去寻找儿子。窦少君辗转被卖了十几家,最后卖到河南宜阳,被主人弄到山中烧炭此类“黑窑工”真是历史悠久。在黑炭场里窦少君九死一生,后跟随主人去了长安。

少君被拐卖时已能记事,而且这人一定是聪明伶俐的主,他记得自己的姓氏与家乡。长大后的他最后与窦太后相认了,也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明朝京城名妓苏三】

因戏剧闻名的苏三,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而苏三蒙难,逢夫遇救的故事,也确实发生在山西洪洞县。直到民国九年,洪洞县司法科还保存著苏三的案卷。

苏三,原名周玉洁,明代山西大同府周家庄人。在她五岁那年,被乐户苏淮与妻子一秤金把她从山西买来。经过十年的调教,把她培养成能歌善舞、文彩非凡的女子,艳帜一树,苏三就成了京城名妓。

南京世家子弟王景隆在妓院相遇苏三,一见钟情,并立下山盟海誓。在那不到一年,王景隆床头金尽, 被老鸨赶了出门。苏三要王景隆发奋上进,誓言已归属景隆,不嫁他人。王景隆发奋读书,二次进京师应试,考中第八名进士。

老鸨把苏三卖给山西马贩沈洪为妾,沈洪长期经商在外,其妻皮氏与邻里赵昂私通,与赵昂合谋毒死沈洪,诬陷苏三,并行贿知县。

知县贪赃枉法,对苏三严刑逼供,苏只得认罪,被判死刑,适值王景隆出任山西巡按,探知苏三冤情,即令火速押解苏三案全部人员。王景隆为避嫌疑,遂托刘推官代为审理。

刘推官机警有才,监禁皮氏、赵昂等人,派人窃听他们的对谈,发现真实,于是公正判决,苏三奇冤得雪,罪犯正法,贪官知县被撤职查办,苏三和王景隆终成眷属。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写了《玉堂春落难逢夫》,收入《警世通言》。

【明末才女柳如是被卖沦落风尘】

其实,古代女子被拐卖后沦落风尘的很多,而这其中也有不少奇女子,她们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除了苏三,还有大家很熟悉的陈圆圆、杜十娘、柳如是等。

柳如是,女诗人,秦淮八艳之一,文才诗艺高居“秦淮八艳”之首。明朝万历四十六年(16)出生,幼年被辗转贩卖给盛泽归家院名妓徐佛家为养女,受徐教养。14岁的时候又被吴江故相周道登买了过去。刚开始是做周府妇人的侍婢,得周老夫人欢心,后被周道登强娶为妾,没到一年差点被周府其他妾侍害死,最后被周老夫人逐出周府,卖到娼家。

谈到柳如是,说的最多的就是她和钱谦益的故事。都说柳如是倒追钱谦益,最后还结为夫妻。本以为就可以幸福的生活下去,却最后似乎闹了个笑话。清兵入关,势如破竹,眼看就要打到南京城了。钱谦益的`爱妾柳如是力劝钱以身殉国,钱也同意了,大张旗鼓地对外声明后,率家人故旧载酒常熟尚湖,声言欲效法屈原,投水自尽。可是从日上三竿一直磨蹭到夕阳西下,钱谦益探手摸了摸湖水,说:“水太凉了,怎么办呢?”不肯投湖。反倒是柳如是奋身跳入水中,不惜一死,被人救起。后来,柳如是多次变卖家财,资助抗清武装,连后世的大学者陈寅恪都为之感动,竟然在晚年双目失明后,还不辞辛苦,写了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为其树碑立传。

【历史上唯一一位卖身为奴的公主】

西晋惠帝司马衷的次女临海公主,原被封为清河公主,容貌美丽,风姿绰约,是晋惠帝最疼爱的女儿。

晋怀帝永嘉五年,即公元3,匈奴后人创立的汉赵帝国开始攻打西晋,同年六月,攻陷洛阳。西晋行将灭亡,洛阳城更是大乱,皇族纷纷逃难。临海公主途中与母亲羊献容等家人及姐妹失散。一名乡村野夫发现了落难的清河公主,他并不知道公主的真实身份,竞为几文钱将她转卖给吴兴县的大户人家钱温作奴婢。也成了历史上唯一一位卖身为奴的公主。

【上海金嗓子歌后周璇2次被卖】

周璇甜美而略带忧郁地唱着一个乱世女子的哀婉,而周璇自己的身世本就是一个不知道诞生之地,不知道父母,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姓氏的悲剧中人。

周璇原姓苏,出生常州,童年被卖为周家养女。1931年参加上海明月歌舞团,因主演歌舞《特别快车》而崭露头角。1934年在上海各电台联合举办的歌星比赛中名列第二,成为十大歌星之一。1937年在明星影片公司拍摄的影片《马路天使》中扮演女主角小红,成功地塑造了在旧社会受尽侮辱和损害,但对前途抱有美好理想的歌女形象,为其表演艺术的代表作。

黎锦晖之子黎泽遂说,周璇大概是十二三岁的时候,差点被卖到四马路窑子里去当野鸡。

【郭兰英童年两次被卖】

大家熟悉的歌唱家郭兰英,《南泥湾》原唱,讲述自己的童年时,就说到自己两次被卖的经历,并且还是亲生父母要卖她。

生于1930年12月31日的郭兰英,被扔掉的时候还只是个婴儿,寒冬中的山西平遥野地被她姑姑救下一条命。郭兰英长到三岁时,又回到爸妈的身边,而那时的她已经是一个非常聪明伶俐的小姑娘了。

后来在学戏的时候,郭兰英因为记性特别好,被人贩子看中。这人贩子就和郭兰英母亲说总不能把孩子饿死,你得让孩子要长大呀。于是在那个物质匮乏、重男轻女的年代,郭兰英的父母为了让孩子活命吧说卖就卖吧,然后卖了八个钱儿。

不过最终心软的母亲还是没舍得送走郭兰英,但不久后郭兰英又一次被卖。她母亲得到了五个铜子儿,现在来讲的话也就是七八十块钱。这回是卖给别人做学徒,签了五年合同学唱戏。

篇4:世界名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故事

世界名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故事

耶稣为什么会被钉在十字架上?

耶稣三十岁以后开始教导众人,行神迹,并被记载下来。但他从来都没有远行到距离出生地200英里(大约320公里)以外的地方。耶稣在三年的时间里一直尽力保持低调,但他的名声还是传遍了全国,引起了设在以色列各省执政掌权的罗马官员和犹太领袖(宗教律法师)的注意。耶稣传讲的信息主要有:上帝爱你并与你同在,彼此相爱,每个人都极其宝贵(福音:上帝的国度已经临到地上;关乎天堂或地狱的审判的实际情况;若求告上帝,上帝就必赦免)。

耶稣最受争议的就是他一直声称自己就是上帝,直接干犯了律法。因而宗教领袖要求罗马政府处死他。罗马当局几次审讯都没发现耶稣触犯了罗马的法律。就连犹太人的领袖也承认,耶稣除了自称为上帝之外,完好地遵行了犹太人的律法。但他们还是以对政府不利为由,说服以色列南省的罗马总督彼拉多下令将耶稣处决。

耶稣残忍地遭到严刑拷打,然后双手被人挂起来,钉在一根水平的木梁(十字架)上。这种行刑方法使得空气无法吸入肺部,三小时以后他就死了。然而,有500多人却见证说,他三天以后复活了,而且此后的40天里在以色列的南北两省走动。很多人认为这就足以证明耶稣自称为上帝是真实的。后来,耶稣返回了自己不久前遇害的城市耶路撒冷,见证人说他从那里离开了地球,升到天国去了。

篇5:名人故事;郭敬明身高被嘲笑 仅高过车门

有网友在微博贴出一张郭敬明从奔驰轿车走出来的图片,婉转嘲笑郭敬明身高。不过郭敬明倒是很大方,还跟帖作出回应,毫不介意自我嘲笑一把。

某网友在微博贴出一张郭敬明从奔驰轿车里走出来的图片,只见图中的郭敬明与轿车几乎同等高度,该网友艾特了郭敬明,还问道:“谁能告诉我奔驰S350的车身高度是多少?”没想到“奔驰客户服务中心”竟然做出了回复,称该系列轿车身高度为1485毫米。随后,有网友笑称“奔驰的小编这样嘲笑客户是不对的。”还有网友戏言“奔驰客户服务中心把微博清空了,小编下岗了。”

面对这一系列的调侃和嘲笑,郭敬明却相当大方,不仅自己转发了该微博,还写道:“谢谢奔驰的客户服务。”低调回击。其实郭敬明这么多年来面对了不少对自己身高的嘲笑,开头一两年会他坦陈有点委屈,但现在都已经能一笑而过。他此前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如果你讲的`东西很有道理,我还有点心虚,我会偷偷地说:妈的,真的被他抓到把柄了。然后偷偷地改掉。但有些纯粹是无意义的攻击,比如说骂我矮,你说那我能怎么办,对不对?我已经成年,我长不高了,我能怎么样,对不对?难道我要每天纠结、睡不着,不断问自己和苍天:‘我为什么这么矮?’那没必要吧!”

篇6:名人故事:“奥运之魂”拥有者-丘索维金娜

确诊

我出生、成长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6岁的时候哥哥带我去了体操班。我很快就成为了思维特兰娜·库兹涅措娃学生,她担任我的教练长达20年,将我培养成一个职业运动员。1991年我代表苏联参加了世锦赛,代表独联体才加了巴塞罗那奥运会,而苏联解体以后,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乌兹别克斯坦的运动员。1997年,我的跟腱撕裂,并有一个半赛季无法参赛。于是我决定和我的丈夫,参加过三次奥运会的拳击运动员库尔巴诺夫一起利用这个“空窗期”,生下一个孩子。

1999年11月阿里舍尔出生。我当时真的决定,结束体操生涯了。但后来我去熟悉的运动馆的看了一眼,就想要在生完孩子以后迅速恢复,重返赛场。我已经习惯了苗条、紧致的自己,但当时镜子里的自己让我感到非常羞愧。总之,我又开始训练了,而且不知不觉回到了竞技场上。当阿里舍尔刚满4个月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参赛了。2002年9月,我和丈夫一起去了韩国釜山,在那里举办的亚运会上,我和丈夫都参赛了,我为乌兹别克斯坦队赢得了两块金牌。在飞回塔什干之前我给家里打电话,想和我日思夜想的阿里舍尔分享我的喜悦,但却得到一个消息:阿里舍尔病了。好像是肺炎,但并不严重。

那时由于我和丈夫两人都在釜山,阿里舍尔和外婆住在一起。她后来说,阿里舍尔的情况突然恶化,开始咳血,真的就像喷泉一样。她叫了急救车。医生来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一通乱忙活,在孩子身边手忙脚乱,跑来跑去。最后,看来是司机最有医疗经验,是他开着车拉着阿里舍尔去了输血研究所。

特别幸运的是,那天血液中心有一个值班的教授,他原来是从列宁格勒医学院毕业的,受过很好的教育。他给阿里舍尔做了检查,并起了疑心。他一言不发地就带着孩子去做穿刺了。准确地说没有父母的书面同意他不能这样做。但我们相隔千里,时间宝贵。诊断结果是,阿里舍尔有白血病。

当时我从机场直奔医院。听到诊断结果后腿都软了,觉得自己几乎失去了意识,栽倒在地。医生很理解我的心情,并尽力安慰我。他说,阿里舍尔的病还处于早期,如果尽快采取措施,还可以遏制病情发展。首先为了提高他的血红蛋白指数,阿里舍尔需要输血。当儿子住院的时候,诊断书上显示指数只有20,而正常的指数是150。

当时孩子濒临死亡,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输血稍稍缓解了情况,但无法彻底停止病情恶化。医生解释说:要找到解决方案可能要花上一个月,如果不开始化疗,孩子可能就会死。

无路可退

后来我们去过塔什干的一个治疗白血病的医院。医生说,六个孩子中可能有一个能存活,而当时和阿里舍尔一起治疗的,没有一个活下来。在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儿童肿瘤科,孩子第一周是在输血中心住院,但实际上输血中心是不能收治此类病人的。正常医院该有的条件那里根本没有,真是一言难尽。详细点儿说就是,输液瓶挂在拖把头上,所有人都用一个公共厕所——男人,女人和孩子。

角落里对着成山的漂白粉——就用那个消毒。孩子在输血,桌子上还有老大的蟑螂跑来跑去……一次性注射器也没有,除非你自己带。一般的针头煮一煮就用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十次。但是我们的医生非常好,他用很细的导管给阿里舍尔注射,后来就连德国的医生都对他做出的工作很惊讶。那是医院里唯一一根导管,是我们找路子弄来的,我们竭尽全力保证不要丢了上面的塑料阀,不然就要整个丢掉了。后来我们去德国的时候看到,那里导管堆成山。用完一次就扔了,而我们不得不把唯一的导管当眼珠子一样捧着。我记得,当时我坐在德国诊所里想着那些因为基本医疗设备短缺而死去的人们。太可怕了!

此外医疗费用真的非常昂贵。在阿里舍尔被确诊白血病的头几个月我们几乎花光了毕生积蓄。卖掉了塔什干的四套房子,两辆车,但还是捉襟见肘。我们卖房子得了六千美元,而光化疗用的胶囊就要三千欧元。房子肯定是卖便宜了,因为当时我们等不起,就挑一个最好的买家卖掉了。他说多少钱我们都同意。房子几乎白送,我们也是很伤心的,要知道我父母工作了一生就为了得到这套房子。

当时乌兹别克斯坦承诺给亚运会冠军奖金,一块金牌奖励五千美金。我在2002年釜山亚运会拿了两块金牌和银牌,怎么说至少也能拿到一万美元。但我一分钱也没拿到。我不愿意让别人觉得,好像丘索维金娜好像在诉苦。但刚好我那时非常需要钱,因为阿里舍尔刚查出白血病。2003年世界锦标赛后历史重演,我又拿了金牌,但还是没有奖金。要知道在这之前乌兹别克斯坦从来没有赢过世界锦标赛。

一开始还有人跟我说:“奥柯桑娜,有什么困难就说,别害羞。”当我确定参赛后,“煮熟的鸭子”就飞了。总是这样,就像柠檬一样,把你挤干了就扔了。试图撼动政府是没用的。乌兹别克斯坦体操协会倒是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写了信,卡里莫夫让两个公司给我转钱。但是要等到钱来,我儿子可能早就死了。第一个管钱的部门不理会国家首脑的命令,怎么也不肯转钱,第二个管钱的部门一年后才汇来了一万五千美元。阿里舍尔那时候已经转院了。

转机与阻碍

从塔什干医院出来后,我们去过莫斯科。莫斯科的医院情况要好很多,但那些有钱和有关系的人都把孩子送去科隆,也就是后来阿里舍尔治病的地方。

我从1996年开始就开始为德国体操俱乐部比赛。一次比赛能有一千欧元的收入,一个赛季能有四千欧元。报酬,老实说,不算多,毕竟我们不是足球运动员。但我们总是用一句老话安慰自己:钱不等于幸福。但正是科隆俱乐部救了阿里舍尔的命。

当我明白,在家等待帮助是没用的'时候,就开始想着摔倒的人爬起来以后该去哪里。我不觉得绝望,是觉得一定能找到办法。2003年,通过几个德国朋友我拿到了儿童白血病诊所的地址。我把阿里舍尔留在莫斯科,搭上第一趟飞往德国的飞机。在柏林给医生看了诊断书。医生确认了诊断。诊所还有空床位,但治疗需要12万欧元,我连一半都凑不上。这时我的德国俱乐部为我做了担保。我甚至没有来得及问他们。他们就对我说:”奥柯桑娜,你的儿子有困难,也就意味着我们有义务帮他。”我到德国后不到一个月,阿里舍尔就已经在德国治疗了。

12万欧元,就算我参加比赛到死也还不完。德国人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媒体也开始为阿里舍尔筹款。在新年之前,许多当地电视台来医院采访,给我儿子拍短片,并公开了一个银行捐款账户。在比赛时俱乐部经理宣布,所有给我捐款的观众,无论捐多少,都能享受优惠。俱乐部还给我们在科隆租了房子并为我们付房租。半年以后我办下了德国的工作签证,买了医疗保险,这样阿里舍尔的药品就免费了。这简直拯救了我们。

但2003年我被乌兹别克斯坦禁止去德国,虽然我2002年底才刚刚为乌兹别克斯坦赢得了一个世界冠军,照理应该得到理解。但不,不断有人对我说,我要捍卫祖国的荣誉。我试图解释,除了孩子的健康我别的什么都不在乎,我儿子命悬一线。当时还有人指控我缺乏爱国主义,自私自利,还有种种其他罪名。乌兹别克斯坦体操协会召开了会议,号召所有人投票反对我离开。其中一个代表甚至说我早就想移民了,这次是利用了孩子的病。如果他敢在我面前这么说,我一定会朝他开枪,或者掐死他。我们的人民不会为他人着想,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

在参会者中还有我曾经的教练思维特兰娜·库兹涅措娃,她也拒绝站在我这边。这是我非常不理解的。2002年她作为教练陪我一起飞去了德国,但很快就返回了,理由是她家人都在塔什干。我说:“对不起,我的家人都在科隆,儿子在科隆的医院里,我一步也不会离开他。”后来也有很多人讨论我的“变节”。都说我的行为是不光彩的,丢下培养自己那么多年的教练,突然跑去德国。就好像我跑去竞争对手那里,不是为了救我的孩子!库兹涅措娃也有儿子、女儿和孙女。我说过:“思维特兰娜,您自己也是母亲,奶奶,想想如果您站在我的位置上会怎么做。”但她没听进去,我非常痛苦也非常生气。后来我在奥运会上又碰到了她,这是命运的捉弄。库兹涅措娃是当时跳马比赛的评委。我们当时甚至一句话也没说,打了个招呼,就像不太熟的人,就朝不同的方向走去了。我不是个记仇的人。重要的是儿子能康复。

漫长的治疗

儿子在科隆安顿好了之后,我继续工作。我必须比赛,为他的治疗挣钱。当时即使是我离开赛场,肯定也救不了阿里舍尔。要是退役,我就会坐在挂在拖把头上的输液瓶下面,看着儿子死去……谁会帮助一个前世界冠军?虽然德国人并没有逼我,他们说:“奥柯桑娜,如果你可以参加训练,那很好。如果不能,我们就等等。”

当有人开始给阿里舍尔捐款时,我们决定要用它偿还科隆俱乐部借给我们的钱。但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为我们付了多少钱,我确信没有人对我们说过一句责难的话。在西方,慈善不是空话,也不是给一个卢布换得一个金币的公关活动。

但我还是为了偿还债务继续训练参加各类比赛。过去的苦难还在我脑中萦绕。如果寸步不离地守在儿子床边,我会发疯。在医院的氛围中,弥漫着死亡和疾病的气息。周围的环境给心理造成很大的负担,很需要新鲜空气,不然会出现幻觉,就好像被手掐住了喉咙,无法呼吸。我走进运动馆,训练,尽量不去想这些事,但还是无法完全不想儿子。尤其是在诊断报告恶化了的时候。

科隆的诊所的确非常现代化和干净,医疗人员都很专业,周到,但那里还是不断有孩子去世。准确的说是每天都有。他们的病太危险了。有时候旁边的病房传来小小的女人的啜泣声,很明显:又有个孩子走了……我觉得浑身的血都凉了。阿里舍尔会问:“妈妈,发生什么了?”我必须坚强,不表现出心里的忧虑。如果没有丈夫的侄女特地飞来德国照料我们,我自己可能办不到这些事。有时候我会飞去美国两周,在那里训练和比赛。有一天我接到科隆来的电话:丈夫哭了。我记得这是第一次。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跟我的孩子一样。丈夫说:“奥柯桑娜,快回来吧,我没法看着这些,太痛苦了。”当时阿里舍尔在做手术,导管要从头穿进去,穿过整个身体……语言是没法描述那种感觉的。只有亲眼见过一次你才能明白,但最好永远也不要看见那种场景。

阿里舍尔的第一次化疗很顺利,但第二次的效果明显减弱了,他甚至没法从轮椅里站起来,手脚都变得很瘦弱,就跟火柴杆儿似的。他完全不吃饭,化疗总是会让人没胃口。为了维持他的身体运行,医生开了可的松,这是一种专门用来补充碳水化合物,维持新陈代谢的药物。吃了这个药阿里舍尔脸部浮肿,肚子鼓气。孩子没有力气,脖子都没法支撑脑袋,腿没法支撑身体,他日渐消瘦得前胸贴后背,瘫在轮椅里。第三次化疗以后他连话也说不了,只能嘴里咕噜咕噜地,用手指比划。如果我们没法明白他要什么,他马上就会哭起来,变得神经紧张。这是最可怕的:你唯一的孩子受到痛苦折磨,但你完全无能为力。有半年阿里舍尔都没能从轮椅里站起来,后来有一整年都没法讲话。当化疗结束,儿子去上幼儿园的时候,他的语言能力又慢慢回来了。

我一直都坚信我能救活自己的儿子。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也没想过要放弃。虽然各种情况都出现过。

我最好讲讲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我收到过一个六岁美国小女孩的来信,她在信封里放了五美元。她本来是想攒钱买芭比娃娃,但后来听说了阿里舍尔的事情就决定捐给他,因为他更需要。另一个姑娘寄来了自己织的毯子,好让阿里舍尔夜里不会冻着。我看着这些就下定决心:我们一定要胜利。来自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包裹、信件络绎不绝。帮助主要来自远隔重洋的国家。我再说一遍,在那些国家人们早就不把慈善看做胡闹或者胡思乱想的事情了。我不想说有些人是残忍和冷漠的,但外国人的确慷慨且乐于助人,但这也许是整体文化的关系。我很多次看到,一个人走进超市,花上五欧元,十欧元,不是放进自己的钱包而是放进捐款箱,帮助无家可归者或者帮助生病的孩子。但在我们国家乌兹别克斯坦捐款却是很奇怪的:所有人都会在漂亮口号的遮掩下,偷走善款。

考验与劫难之后

不幸中的万幸是,阿里舍尔从婴儿时期就开始生病。他不记得自己有过健康的时候,以为疼痛、治疗、诊断都是正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当情况变糟的时候,他就忍着,情况转好的时候,他就期待着可以出去玩。如果长大点才得病,就会有许多困难。数据也支持这一点,13至14岁的孩子是最容易去世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化疗更困难,而是因为他们从精神上枯萎了,缴械投降了。

在德国这些年,儿子已经忘了许多他遭过的罪。他也不怕医生,相反能很平静地去医院,他知道,先抽血,之后医生就会给他一个信封。而曾经在乌兹别克斯坦,一看到白大褂阿里舍尔就歇斯底里。那里一切都很粗暴:抓住孩子,摁到椅子上,打针。

现在阿里舍尔基本已经康复了,但在未来七年的时间里他还是需要每三个月复诊一次。医生们甚至允许我儿子做运动,他还报了体操班。他自己说非常喜欢体操。一个月前他还获得了科隆少年组男子全能赛冠军。我觉得这又荒唐又奇迹!我很久没有坐在观众席上听别人的欢呼了。这跟我自己参赛时候的感觉完全不同。我看见阿里舍尔在开始前很紧张,但他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又是那么高兴!阿里舍尔的母语是德语。他说俄语有点儿口音,有时候还找不到词儿。因此我也会带他来俄罗斯,好让他不要忘记俄语,不要拒绝俄语。

如果还有力气,为什么要退役?我喜欢比赛。我想赢得奥运金牌。在和年龄只有自己一半的小姑娘们比赛的时候,我会对她们说:“你生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巴塞罗那奥运会拿金牌了。”当然,在赛场上,过去的成绩都没有意义,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评委不管你是谁,还是会眼皮都不抬地给你的失误扣分。

顺带一说,许多1992代表我们乌兹别克斯坦国家队参加巴塞罗那奥运或的姑娘现在都去了国外。塔尼亚·雷先科在美国当律师,还有思维塔·博金斯卡娅、娜塔莎·卡里宁娜,塔尼亚·古促都在美国……如果不是阿里舍尔的病,我从来没想过移民德国,哪儿也不打算去。现在我知道,我的儿子不会在没有医疗帮助的情况下,在他人的玩忽职守和冷漠中死去。在经历过这一切之后,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当然,我并不觉得自己是德国人,我记得自己的故乡。但我也不会忘记那些帮助过我唯一的孩子的人。我是一个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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