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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与中国文化发言稿

时间：2022-05-16 01:36:24 发言稿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清明节与中国文化发言稿（共16篇）由网友“戒焦戒躁”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整理过的清明节与中国文化发言稿，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清明节与中国文化发言稿

篇1：《中庸》与中国文化

《中庸》与中国文化

摘要：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儒家的思想，中庸之道是儒家倡导的重要主张之一。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主张安分守己、提倡积极入世、倡导政治伦理及推崇明哲保身等方面都与中庸精神的深刻影响息息相关。因此，通过对《中庸》思想的诠释，探讨《中庸》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中庸》中国文化天人合一

“中庸”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极为重要的思维方法论和践行本体论。中庸之道不仅是儒家的思想准则，而且在中国文化上成为很多哲学流派的思想方法论，因而具有中国思想经典和世界观纲领的重要地位。《中庸》独特于其他经典之处在于，其所书写的是历代圣贤彼此心领神会相互传承的心法。[1]也就是说，中庸是儒家的重要道德准则，是儒家所追求的为人处世的最高规范。正是这一点上，显示出“中庸”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位置，它对古代儒家思想体系的完善和儒学教育的延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又颇有许多独到之处，这些都与儒家所推崇的经典《中庸》的影响分不开。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中庸》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崇尚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天人合一，强调整体同一。这与先秦时期《中庸》所倡导的天、地、人的和谐是一致的。可以说，中庸的天道人道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

《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2]天赋予人一种人性，它是自然的、儒家强调的“善性”、“率性之谓道”，就是遵循人性之自然去延伸，不能违反人性之本有。然而人之性，由于气禀不同，习染易坏，有不能尽循其性的，需要以道修而治之，即所谓“修道之谓教”。《中庸》又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中庸》在论述了天、道、教之后，进入人的心理部分，这涉及性情本体和深层心理。朱熹解释道：“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4]“中”是指合度，就是说喜怒哀乐在内心还没有产生、还没发展的时候要控制到一定的度，使其安然于感情未发的状态。“发而皆中节”，意味着情绪可以发泄表现出来，但是要有一个度。这种有控制的状态就是“和”，“和”就是和谐。“中”，是天下人人都有的本性，即天命之性，是道之本体；“和”，是天下普遍的原则，即率性之道，是道之用。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了，万物便生长繁育了。天与人，天与万物都繁荣昌盛了。

《中庸》后面又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5]“至诚”不是说一般意义上的诚，而是指达到了最高境界的诚。唯独这天下至诚的圣人，才可以发挥他的天赋本性。圣人既能尽己之性由是推之于人，设立政教，使人人都能复其性之本然，而能尽人之性。圣人能尽人之本性，由是推之于物，而能尽物之性。由于人物皆天地之所生，圣人能尽物之本性，即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就是可以促进万物发展，而不是去违背或对抗自然规律。这是用人的善心和诚意去促进天地之化育，生生不息的一种道。天位于上而覆物，地位于下而载物，圣人位于中而成物，以一人之身，与天地并立而为三，即“与天地参矣”，达到天、地、人鼎足并列的境界。只有顺其天、顺其地、顺其万事万物规律，掌握了万事万物规律的人，才是一个真正懂得真理的人。《中庸》在这里强调，只有真诚才可以使自己立于与天地并列为三的不朽地位，可见真诚的功用之大。

可见，中庸之道要求在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均要注重适度与均衡，其所构成的“天人关系”主要表现在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上。所谓天道的核心在于“诚”，而人道的终极目标则是对诚的追求。在人道与天道合一中努力达到原天以启人、尽人以合天，从而使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天性相和谐。当人性与天性相应相合之时，人性也就与天性的至善至诚致仁相合一。这种人性与天性的和谐，对天下士子提出了内在的修为与外在的践行高度合一的要求，成为历代仁人志士追求至诚至仁的目标。

二、主张安分守己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安分守己、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不生非分之想。这与《中庸》所倡导的“素位而行”的要求是一致的。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6]。这里，论述君子修中庸之道的次序等问题，是说君子但因其见在所居的地位，而行其所当行的道理，未尝于本分之外，别有所愿幕。“素位”即见在所居的地位，意味着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就在这个位置上去行事，而不做分外妄想之事。

“素富贵”，君子在富贵的位置上就要行乎富贵。如果富贵了却更加贪婪，总想把他人囊中之物据为己有，这就叫不行富贵之位。当今来看，如果富贵了，能做到取之于社会，又回馈社会，拿出部分钱财赞助教育、资助宗教、扶助贫困，这就叫行乎富贵。

“素贫贱，行乎贫贱”，指一个人贫穷时，应该安贫乐道，做贫贱所当为的事。可以为自己设立目标，调整自己更加努力，使社会制度更为公正，以改变现状。但如果怀有太多的野心就会徒增痛苦，而且会嫉妒甚至是埋怨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一心怨恨社会和他人，只会使自己和他人都受到伤害。

“素夷狄，行乎夷狄”，夷狄指的是边远地区，不在华夏或中原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之中。“行乎夷狄”，就是说不是去埋怨地理位置不好或条件太差，而应该脚踏实地地从本民族本地区的客观现状出发去做事情。

“素患难，行乎患难”，身处患难之中就应知道患难是一种多么珍贵的提升自我品质的机会。不能因为患难，让自己丧失立场，丧失尊严。正是患难可以使人超越自己，让自己成长。在患难中如果只想着让别人来帮助自己，幻想着不经过努艰苦力就获得平安畅达，这是与君子应有的修为背道而驰的。只有在患难中保持坚强的意志和一颗阳光的内心，才能让自己走出困境并重新崛起。君子身所处虽有不同，但都能尽其当为之道，所以才可以随处安然自得，即“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接着《中庸》说：“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7]这是君子素其位而行的实践方法。“在上位不陵下”，处在上位，不要作威以欺凌下位的人。虽处下位，也不附势以攀援巴结那在上的人。即上级不应该借势压人、仗势欺人，而下级之人对上级也应行坦荡的君子之风。正因为陵下不从，必怨其下，援上不得，必怨其上，所以要“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从严从正要求自己，从来不去求取与人，这样也就没有怨言了。只要心中泰然，虽然上不得于天，也能顺受其正而无所怨憾于天，虽然下不合于人，也能安于所遇而无罪尤于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居易”就是居在平易安定之处，“居易以俟命”，就是说君子素位而行，随其所寓，安居现状等待机会。相反，“小人行险以缴幸”，小人总是铤而走险，而且怀着侥幸的冒险心理。君子为人处世，应该堂堂正正，恪守本分，而不应该铤而走险，让自己陷于险境。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8]这里用射箭比喻君子之立身处世，一箭射去但脱靶，没射到靶心“鹄”，不是去怪靶子不好，更不怨那胜己的人，应该检讨自己，即所谓“反求诸其身”，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君子之道自我内修的价值要求。

《中庸》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9]如果不是天子君王，而是士、知识分子，他们就应该去做自己分内之事，而不能去议定制礼，不能制定法度、考订文字。因为制礼作乐，是国家极大的事体，只有有德有位的圣人，才可以定一代之典章，齐万民之心志。国家之制度、书写的文字也唯有天子才有资格去制定、考证。政教出于朝廷，事权统于君上，非臣下所能干预。这就再次强调，作为一般老百姓，只能安于本分，不能有非分之想、越权之行。

《中庸》认为君子要素位而行，安于所守，这一观点同《大学》中“知其所止”的观点相一致。它告诉我们，任何成功的取得都基于对现状恰如其分的适应和处置。一个人不能适应现状，不能准确定位自己，是很难成功的。《中庸》“素位而行”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般世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三、提倡积极入世

《中庸》倡导大德受命、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它与《易经》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一样，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

在《中庸》第十六章中，孔子以舜为例对中庸之道的功效加以进一步说明。“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10]孔子说，舜真是个最孝顺的人！德行方面是圣人，地位方面是尊贵的天子，财富方面拥有整个天下，宗庙当中祭祀他，子子孙孙都继承他的伟业。所以，有大德的人必定得到他应得的地位，必定得到他应得的财富，必定得到他应得的名声，必定得到他应得的长寿，即“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天生我材必有用，只要你修身而提高德行，总有一天会受命于天，担当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到那时，名誉、地位、财富都已不在话下，而且也会因快乐而健康长寿。所以，上天生万物，必定根据它们的本然之材质异其所加：如果根本完固，栽植而有生意的，便从而培养之，雨露润之、日月照之；而对于那些根本动摇，倾仆而无生意的，便从而覆败之，雪霜被之，风寒折之。圣人相信上天是公正的，要你努力并具有大德，就必然能得其位、得其名、得其禄、得其寿。只要是把自己内在的善良与真诚升华出来，个体的努力必然不负期望，会让自我走向成功之道。也就是说，天道和人道是合二为一的，只要你努力进取，命运就会站在你这一边。

“《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11]。《诗经》说，可嘉可乐的君子，有显显昭著的美德，既宜于在下之人，又宜于在上位之人，因此能受禄于天而为天下之主。上天保佑他，任用他，给他以重大的使命，使他长享福禄于无穷也。所以，拥有大德的圣人，必然受上天的眷命而为天子。一个人如果有大德，无论身处顺境逆境，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他的优秀品德总是可以让身边的人受到感染，如沐春风，自然而然身边的人就会赏识他，给他机会，这是“大德者必受命”的道理。君子要顺其自然，不要胡作非为，不要铤而走险。

由此看来，儒学并不是绝对排斥功利，只是反对急功近利、不安分守己的做法。换言之，儒学所强调的，是从内功练起，修养自身，提高自身的德行和才能，然后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地获得自己应该获得的一切。君子只要通过修身而提高德行，总有一天会受命于危难之际，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这其实也正是中庸之道的精神――凡事不走偏锋，不走极端，而是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这一思想与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思想异曲同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渗透进一般读书人的心里，让他们积极读书，等待天降大任。

四、倡导政治伦理

中国古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伦理观念而加以维系的。中国的社会伦理、国家伦理是从家族伦理演绎而来的，中国历代的统治阶级在治国方面，都注重道德感化的力量，强调劝善惩恶，见贤思齐。圣人的伦理教条，从小就加以灌输，可谓家喻户晓，路人皆知。并且通过礼乐并重的方式，使冰冷的政治温情化，充满了浓浓的人文关怀。《中庸》对政治伦理化的阐述极为深刻。

首先，通过中庸之政体现出来。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12]鲁哀公向孔子请教：“人君为政的道理当如何？”孔子说，周文王、周武王推行的政事都是酌古准今，尽善尽美的，如今都记录在当时的木板和竹简之中，其纲纪法度，都可以从中去考察去解读。如果圣明的君主和臣子依然存在，当时立下的政事，如今样样都能够实现，文武之治，也可复见于今日。如果没有那样的君臣，那政事也就都灭息了。圣人贤臣施政的`途径，就在于勤于政事，让政治立竿见影；就像在肥沃的土壤中植树，勤于种植，让树很快长起来的途径一样，要迅速见成效，就要使政治像芦苇一样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里，孔子提出为政在人的问题，强调执政者的修养。“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为人君者，要举文武之政，必须择贤臣而用。然而人君由是臣下的表率，如欲取人，必须先修自己的身。而要修身，必须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道理，认真去践行。然要修道，又必须全尽本心之仁爱。这样，以仁修道，以道修身，则上有贤君，以身取人，下有贤臣，从而举文武之政也就不难了。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人之所以为人，乃在于有生之初即具仁爱之心。然而仁虽无所不爱，必先爱自己的亲族，才能推以及人。也就是说，在“仁者爱人”中，爱自己的父母是仁爱中最重要之事。人应该从爱自己的父母开始，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却声称自己爱国人民，是虚假的、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庸》认为爱自己的父母，是实现仁爱千里之行的第一步。

“义者，宜也，尊贤为大”。所谓义就是适宜得当，尊敬有道德的贤人称为义。尊敬贤能是义最主要的方面。“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亲爱亲人有不同，如父母应当孝敬，宗族则当和睦，自有个主次。尊敬贤人也是有差别的，如大贤则以师傅待之，小贤则以朋友处之，自有个等级。这主次等级，都从天理节文上生发出来，所以说“礼所生也”。

“在下位不获乎上，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13]。处在下位的臣子，如果得不到处在上位的君主的信任和肯定，就不可能获得民心，从而统治百姓。所以，君子不可不先修其身，而要修养其身，不可以不善事其亲，侍奉好自己的父母和亲人；而欲尽亲亲之仁，必须尊贤取友以知人，知人又必知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的自然天理。由知天以知人，知人以事亲，则身修而有君矣。以身取人，则有臣。有君有臣，必会有文武之政的盛世。这里讲的是为政要从自身做起，但并不是简单的独善其身，而是要在社会和人群的维度中自我提高，在孝敬父母、结交良友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修养，而这一切又最终返回到“知天”上。修身事一切的源头，也是最后的终点。

其次，通过达道达德的社会公共价值展现。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14]。天下古今人所共有的道理有五件，即“五达道”，而实现这五条道理的德行有三种。五达道是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在君臣则主于义，在父子则主于亲，在夫妇则主于别，在兄弟则主于序，在朋友则主于信。这五件是人之大伦，从古至今，是天下人所共有的伦常关系。就如人所通行的大路一般，所以说是天下之达道。智、仁、勇是实现五达道的德行，是天下最重要的美德。知则明睿，所以知此道者。仁则无私，所以体此道者。勇则果确，搜易强此道者。这三件事天命之性，天下人所同得的，无少欠缺，所以说是天下之大德也。达道必通过大德而后行，对于如何实行，《中庸》概括为一个字，就是“诚”，这是《中庸》一书的关键词。诚就是真实无伪，这样知为实知，仁为实仁，勇为实勇，达道自无不行。

“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15]。这里是说造道的等级。人性虽同，而气禀有异，就知此理而言，有的生来天性聪明，不待学习自然就知之；有的通过讲习讨论，从事于学问然后知之；有的学而未能，困苦其心，发奋强求然后知之。这三等人，闻道虽有先后，然而到那豁然贯通义理明白的去处，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及其知之，一也。就行此理而言，有的天生德性纯粹，不待着力，黯然能行；有的真知笃好，只见得这理好，往往贪利而行；有的力未能到，必待别人勉强督促，而后能行。这三等人，行道虽有难易，然只要达到目的，也都一样。所以说，及其成功一也。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16]孔子又说，人之气质虽有不同，然未尝无变化之术。智以明道，如果笃志好学，凡古今事物之理，时时去讲习讨论，不安于不知，那么闻见日广，聪明日开，也就接近于聪明、明智了。仁以体道，如果勤励自强，事事去省察克治，则将见本心收敛，天理复还，也就接近于仁了；勇以任道，如果能知己之不如人，而常存愧耻之心，不肯自暴自弃，也就不再懦弱，接近于勇敢。了解了好学、力行、知耻这三点，就知道应该如何修养自身。以己观人，虽有物我之间，然而在我的道理，即是在人的道理，所以知道了应如何修养自身就明白了如何去治理民众，去从事政治。以一人观万人，虽有众寡之殊，然一个人的道理，即是千万人的道理。所以知道了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就明白了如何去治理天下国家的要务。总之，治理天下国家，以修身为本。儒家思想强调从自身开始，从小处入手，然后去治理大国，这当然需要出于公心――“天下为公”的公心。有了公心有了公德有了好的口碑，又有了好的行政举措和人伦秩序，就可以按照正确的步骤治理天下。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庸》从“仁、义”之为政根本，到五达道――五对基本人伦关系、三达德――衡量知识分子德行的三条标准，都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人伦道理，使中国的政治充满浓浓的伦理色彩和人文关怀。这些理论深深影响了人们对人伦关系的认识和处世原则，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的特色。

五、推崇明哲保身

中国文化中“退而保其身”的人生处世观，影响了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思想观念有深深的历史渊源，在《中庸》中有明确的阐述。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17]君子既然集圣人之道于一身，自然无处不恰当。身居高位不骄奢淫逸，身居地位不背弃背叛。“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这句话非常重要。儒家倡导的不是愚忠，不是说国有道时忠，国无道时也忠，明君也忠，昏君也忠，完全没有个人自己的判断力。相反，儒家强调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君子应去发表言论，表达自己的施政纲领，使国家振兴发达。当国家政治昏暗时，应见机而作，不作危激的议论，这样才足以远避灾祸而容其身。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作为文化载体、文化传承者和思想者而存在，当政治清明时，他们的言论足以兴邦，使国家兴盛富强。但是当政治黑暗时，他们全身远祸以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启迪感召后人。所以《诗经》上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引《诗经・大雅》说，周之贤臣仲山甫，既能明于理，又能察于事，故能保全其身无有灾害，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其实，这种非愚忠的中庸思想在孔子已那里表现非常明显。孔子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8]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以“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19]作为自己接人待物的原则。以“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20]作为孔子教育的辩证法。“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彰显了儒家思想体系中重要的辩证法和走向仁爱、大同的普遍和谐观。可以说，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中庸之道后来与道家的养生思想、佛家的遁世思想一起，共同促成中国文化中“全身保性”观的形成。

《中庸》的中心思想是儒学中的中庸之道，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它史论结合纵横交错，通过开掘个体身心修为之维，将外在事物和天地大道相合相生，显示了中国哲学的思辨性和践行性。朱熹于开篇就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26]中庸之道主要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它崇尚天人合一、主张安分守己、提倡积极入世、倡导政治伦理、推崇明哲保身及重视后天教育等方面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影响了一般世人修身、做事的原则。时至今天，我们仍然应该认真研究它，寻求其对当代社会积极的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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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C].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

[18][19][20][清]阮元校刻.论语[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2517，2508，2500.

篇2：《周易》与中国文化

《周易》与中国文化

本文立足中国文化独特性的视野,探讨了易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问题,提出应该按照中国文化本身的结构、途径和方法来看易学带给它的'作用,由之进一步地论述了易学对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接着通过对简帛文献的分析,有力地说明了孔子对易学的开创性贡献.

作者：李学勤 LI Xue-qin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山东,济南,250100;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北京,100084 刊名：周易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OF ZHOUYI 年，卷(期)： “”(5) 分类号：B221 关键词：易学中国文化孔子易帛书<要>篇篇的知识脉络' >

篇3：电子政务与中国文化

当人们从现实生活中愈来愈深刻地体会到计算机信息网络对行为方式的影响，朦胧地预感信息化为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时，作为影响我国信息化全局的电子政务工程已经启动了。其来势之猛、影响之大、复杂程度之高往往超出了人们的思想准备。在这个时期对电子政务认识的局限性和多样化是不可避免的。而如何将我们的认识统一到相对科学的轨道上来，已成为电子政务战略规划所面临的首要任务。

当人们习惯地将电子政务的建设侧重于计算机网络，用传统的系统工程的思维方式来考虑电子政务建设思路时，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电子政务及其战略规划》一书提出了新的视角。这一新著将电子政务看作是以信息化方式推动的政务改革，而改革的实质是中国文化的跃升进程；作者强调通过规划方法论的研究来综合对国情的理解和对发展模式的探索。这一研究思路对于开阔眼界、应对当前统一认识的需求，以及规范电子政务规划工作无疑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电子政务及其战略规划》一书突出了两条主线来认识电子政务的建设：其一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解读美、英等国电子政务战略规划范例，力求对应这些国家的`主客观条件提取其战略要点，并在此基础上较为详细地讲解了战略规划制定的方法论原则；其二是将电子政务的建设区别于面对客体工作对象(如铁路、机场、水库的建设)的传统系统工程，强调两者间的性质差别，认为电子政务的工作对象是处在变革、发展进程中的政务管理系统，它不仅包含作为客体对象的现代计算机网络，而且包含了体制的选择、文化传统特征、人们需求的情意性和满意性，特别是决策者的偏好及意志品质等诸多的主体内容。认为电子政务的建设是围绕着政务改革的目标，在经济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通过主客体之间相互渗透、相互改造、相互优化、协调发展的有机体的演化进程，而文化动力是影响进程的核心要素。

由于书中涉及的领域广、复杂程度高，作者期望从多重现象中探寻本质并连接成系统性的思维线索，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书中所摸索的两条脉络提出了各自的雏形，在理论上还不够成熟，还没有解剖、填补两条脉络之间的有机连接关系，这些任务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成。

电子政务的建设是一个与国情相适应，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同步，与中华民族文化相融合的长期任务。战略规划的实质是回答如何通过信息化实现政务体制创新的路径问题。在这一情势下这本书所讨论的观测视角和认识方法，无疑对拓宽电子政务的建设思路具有启发性。

篇4：中国文化与政治

金耀基教授

年 11 月 19 日

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

一、前言

社会是人类聚居的社群体系，社会之所以能成为社群体系则是因为有文化之故。文化为社会提供价值系统，标举出什么是可欲的与什么是不可欲的，文化也为社会之人群提供各种有规范力的制度，指出什么是应该的与什么是不应该的，以满足人群生存与生活之需要，并为社会提供秩序的基础。一个社会没有文化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社会之有其特殊性格是受其文化影响的，但社会不等同于文化，社会有一定的疆界，但文化可以超越一个社会的疆界 (中国文化影响遍及东亚)。文化塑造社会，但社会也可创造文化。文化有稳固性，但文化是会变的，因此，社会也是会变的。

中国社会是中国文化所塑造的，中国社会之所以为中国社会是因为中国文化，但中国文化亦是中国社会的人群创造的，中国文化的性格与内容也是可以因中国社会的人群之创新与改造而改变的。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世界文化中，中国文化不一定最老，但是最长寿，直到今天，中国社会还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

文

成

个国传统文化中形成长永而广泛影响的文化质素便是中国化传统。这些中国的文化传统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它们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文明秩序的基干。的的确确，传统中国不是现代意义的国家，而是一个自成一天下的文明，或称之为文的构一明邦国 (civilizational state)。我在此想讲的便是传统中国这个文明邦国的性格，以及这个文明邦国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是如何解体的，同时，我也会讨论到二十世纪的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变化，也即是中国现代新文明秩序的建构历程。

二、传统中国的文化与社会

我们如讲传统中国，必须在基本上有一认知基线，即我们所指的传统中国，实是指一个绵延数千年而不断变动的 “历史体”，以及一个横亘数千里而形貌多歧的 “社会体”。这一认知基线使我们了解到，讨论传统中国的文化与社会实在是一个异常复杂，多面向、多层次的问题。

中国的传统文化繁富丰厚，不论在所谓的 “物质” 或 “精神” 领域都有伟大的成就，如书画、文学、音乐、印刷、建筑，乃至日常所用的器皿等，都是戛戛独造，精彩曼妙的文化产物，至于在思想上，也有千门万户的景观，先秦的诸子争鸣，璀灿瑰丽，足可与世界任何文化比美，不过，我在这里特别要讲的中国文化是指塑造中国社会秩序的价值系统与制度设计。而要讲塑造中国社会的价值系统与制度设计则不能不讲儒家。因为以孔子为中心的儒家之主要关怀是现世社会，其目的则是在人间建立和谐的秩序。

中国自秦汉以降，才形成一广土众民的大帝国，拥有一个统

一的政治体系及一个统一的文字传统，自此，我们可以说传统中国是一文化、一社会，这个文化以儒家价值系统为主导，这个社会以儒家的制度设计为基调。

秦统一六国，创建了帝国体系，君权凌驾一切，天子称皇帝，皇帝不止为国家元首，且是国家之化身，这种基于法家思想的君主制，汉代承而继之，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之议，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把儒家推到国家意理之地位。自此儒法并存或外儒内法，此汉宣帝之所以自谓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汉书元帝本纪》)。自汉之后，帝国的制度结构与儒家的思想结合。儒家的一套规范理论不仅关系到帝国的君主制的 “正当性”，并且渗透到国家与社会各个制度领域，所以，自汉代之后，在帝国体系下的儒家，我称之为 “制度化儒学” (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而传统中国亦可称之为 “国家儒学体制” (state Confucianism)，在一定的意义上，儒家是有一套建构 “社会 ─ 政治” 秩序的方案的，我们不妨称之为 “儒家的文化设计” (Confucian Project)。

史华慈 (B. Schwartz) 认为中国文化中所共有的文化取向是：一个普遍的 “社会 ─ 政治” 的秩序观。在这个秩序观中，显化了秩序在 “神圣界” 与 “俗世界” 中的优位性与整体性。他说： “那种关于普遍的、无所不包的社会政治秩序观乃是一种基于宇宙论的普遍王权为中心的。” 普遍王权通过 “天命论” 而形体化于代表国家的天子身上，天子乃被赋予了形塑与转化人间的社会政治秩序的使命。在这里，我要指出，在传统中国，政治是居于极重要的地位的，儒家的 “内圣外王” 的理wWw.unjs.com 想就是要通过政治来实现的， “内圣” 属于道德伦理范畴， “外王” 属于政治范畴，而在儒家思维中，这二者是不可分的，君主居于国家社会的中枢位置，故期望他是一有德的君主，也即 “圣王”，然后可以 “作之君，作之师”，故而，儒家的文化设计是政治与道德合一的，是 “政教合一”。这里讲的 “教” 不是西方的教会，而是指中国儒家的教化系统。中国最理想的政治是 “仁政”，即是一种高境界的德政。儒家对政治社会的秩序的建构，其着眼点是义务，是责任，而不是权利。钱宾四先生说： “君职、民职是中国人对政治的观念”。其实，即使在 “天命” 之说，亦是指天子要去尽天子之责。天子如不尽君职，则人民就可以起来加以放逐、易位。所谓 “君不君” 则民亦可不民。孔子说： “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更说： “闻诛一夫，未闻弑君也。” 这显示儒家承认人民对暴君有合法的 “叛乱权”，亦是正当的 “革命权”。究其实，这是儒家的 “正名” 主义的中心思想，所谓 “君君、父父、臣臣、子子” 就是规范政治与社会的角色系统。

不过，整体地宏观来看，儒家的道德政治在中国并没有能真正落实，也即儒家为政治提出的 “文化设计” 并未变成事实 (宋儒朱熹说： “千五百年之间，正坐为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以行于天地之间也。”)。实际上， “普遍王权” 理论，通过君主及有儒家经典训练以士大夫为主体的 “官僚结构”，发展了一个庞大的

行政导向的帝国，王权成为绝对的， “圣王” 少见，而 “王圣” 则多有，王权之外根本排除了社会上其他独立势力发展之可能性 (不西方有独立的教会体系与政治上的君主体系对峙)。中国的市，都是王权延伸的 “行政” 结构，是王权的堡垒，没有像西方城那样，有 “自治特权＂，故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 ”官僚统治的像城市社会“，没有出现过 ”市民社会“。儒学，如韦伯所指出，是 ”食禄者的身份伦理 (status ethic)，是尊奉理性主义士人的地位的伦理“。而中国的法令是 ”法典化的伦理规范，而非法律规范“，瞿同祖认为传统中国的法律是 ”儒学化“ 了的，亦即是儒家伦理融入了中国的法律。

三、儒家的礼治与家庭伦理

如果说，儒家的文化设计的理想在中国的政治上并没有得到实行，但它在中国的社会却在很大程度上把理论变为生活的实践了。传统中国广大的乡土社会，诚如费孝通所说的，是一个 ”没有政治的，有的只有教化“ 的社会，这个教化是依儒家长幼之序建立的 ”长老统治“，也是依儒家传统建立的 ”礼治秩序“。这个 ”礼治秩序“ 并不是指文质彬彬，像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君子国一般的社会，而是指人之行为合于儒家礼教的伦理规范的社会。儒家的文化设计，真正在传统中国形成制度，并发生巨大深远影响的是中国的家庭，或更确切地说，是中国的家族制度。梁任公说： ”吾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也。“ 冯友兰则更认为 ”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 社会制度“。诚然，中国人常只知有家而不知有社会。在中国，一般人的心理上，国家之外就是家，因此常以 ”家国“ 并称。而中国人在 ”家“ 里，是生活在种种的伦理关系中，他可以是父、是子、是兄、是弟，但如梁漱溟所言，他就 ”没有个人的观念“，也即不会有个人主义的思想。

儒家为社会群体设计的最重要的行为规范是五伦。社会中任何人都被纳入这个五伦的层系组织中。五伦是指 ”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我们可以看到五伦中有三伦是关于家庭中人的，于此可见家之重要性。这五伦又是以 ”父子“ 一伦为主轴，儒家对于这个主轴关系以 ”孝“ 的观念加以维系。在影响无比深远的《孝经》一书中，孝的概念被推到了中国伦理系统中的中央位置上。儒家整个理想的道德世界属落实到社会上来，便是一以孝为基础的伦理世界。值得指出者，汉代之后出现的 ”三纲“ 说 (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近人虽已指出此非先秦原始儒家所有，但 ”三纲“ ”五伦“ 却是 ”制度化儒家“ 的核心价值系统，二千年来成为规范传统中国政治与社会制度的 ”名教纲常“ 【在这里，我想引曾国藩给他儿子的家训中一段话 … ”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言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 … 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 …“】。 ”

五伦“ 是建立于权义对称关系上的，而 ”三纲“ 则是片面的绝对性的权义关系。以是，君臣一纲强化了中国专制性格，而父子一纲助长了中国父权主义，而夫妻一纲则巩固了 ”男尊女卑“ 之局。

传统中国，一方面有一强大的帝国结构，它包括坐落皇权的皇

于

帝

化室 (内朝) 和庞大的全国性的官僚机构，另一方面则是一个处县级之下无数 ”边陲“ 的社会单元 (以乡村为形态)，而维系中华国之统协性并形成一独特的 ”政治 ─ 社会“ 之秩序者则是 ”制度的儒学“。

四、 ”制度化儒家“ 之解体

中国文化，这里是指与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制度相绾结的价值系统而言，亦即是我所称的 ”制度化儒家“，自十九世纪末叶，特别是西方势力入侵之后，开始一步步动摇，乃至解体。

”制度化儒学“ 之动摇与解体与西方势力之入侵是有极大关系的。余英时说”西方势力的入侵不仅在中国中下层边缘分子的心灵中造成巨大的激荡，而且也立即使士大夫对儒家发生深切的怀疑“，他把大规模的反儒教现象推溯到十九世纪中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代表了中国人第一次利用西方的观念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施以极烈的攻击，而当时的儒生如汪士铎，在反思之余，认为儒是 ”无用之学“，必须以法家、兵家来 ”辅孔子之道“。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虽为汉人，却效忠满清，铲剿太平军。他的《讨贼檄》以 ”名教之大变“ 为号召，这显示在曾国藩心目中， ”中国之为中国“ 者是其文化，而不在种族，而中国文化之根核则在其 ”名教纲常“。

到了同治年间，曾国藩、李鸿章与张之洞等人为了回应西方之

与

不

了挑现在清战，发起洋务运动，实际上只以 ”开铁矿、制船炮“ 为中国自强代化之要务，也即只肯承认西方之优胜于中国者在技器，而 ”文化“，亦即只肯以西方的为 ”用“，而必须以中国的为 ”体“。到末，由于 ”洋务“ 之不足，乃有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的戊戌维新运动。他们已知 ”体用“ 之说之非，已知西方之长不止在技器，更在 ”政教“，于是要变法改制，这就触及到 ”制度层次“ 的现代化了，也即触及到 ”制度化儒学“ 的内涵了。康梁的变法改制，最有象征意义的是 1905 年的 ”废科举、设学校“ 了。这是中国儒家教育制度之结束，西方教育制度的开始，也是中国 ”士大夫“ 阶层的结束，新知识阶层的开始。诚然， ”制度化儒学“ 之解体而有翻天覆地影响的是政治体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共和革命，在 1911 年推翻了满清王朝，它不止结束了君主专制的帝国体系，同时也创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从这个角度看， ”国家儒学体制“ 已崩解，中国传统的政治宇宙都变了，四万万人都是皇帝了。从此，中国走上寻求新的国家体制、新的政治秩序的不归路。

在康梁维新运动中，冲击 ”制度化儒学“ 最凌厉的是六君子死难之一的谭嗣同，他受到西方的宗教和伦理的影响，使他看到三纲五伦的压制性。他在《仁学》对 ”名教纲常“ 提出了激烈的批判，谭嗣同论人伦关系，首标自由与平等两原则，而 ”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余英时说他 ”这个提法，自然是从个体本位出发的，其中 “不失自主之权” 一语确实抓住了现代人的本质“。梁启超的《新民说》则更藉西方现代伦理来宣扬建立中国的新伦理，强调权利思想，强调自由、自治、自尊、进步、合群等新价值

观。

不错，对中国文化产生全面抨击、重估、批判的则是 1919

后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谓 ”新“，是因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念、新价值，而以 ”科学“ 与 ”民主“ 为总

的 ”目标性价值“，但新文化运动最撼动人心的还是在抨击年为括中先它性国的文化传统。五四大将陈独秀对三纲五伦的批判又较谭嗣同更进一层，他的中心思想是 ”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在他眼中，三纲 ”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三纲之说为之也。“ 他认为 ”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 而 ”东洋民族社会种种卑劣不法惨酷衰微之象“，皆由于家族主义故，从而，他说 ”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四号， 1915 年 12 月 15 日)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支配性的文化取向是要推倒以儒学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尤其是其家族制度，其中更特别掊击 ”男尊女卑“，倡导妇女解放。胡适要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鲁迅以名教纲常不外 ”礼教吃人“，傅斯年则把传统家庭称之为 ”万恶之源“。当然，这些看法是过份简单化的，有强烈的激进主义的倾向，在那个历史时段，反传统是一个大气候。总之，传统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家族制度在思想价值层次，自清末以来，已受到根本性地批判，而到了二十世纪初，更由于经济状况的变化，遂引发了普遍地 ”家庭革命“。在传统的君主政制与家庭制度崩解中， ”制度化的儒学“ 不啻是寿终正寝了。

五、制度现代化与新文明秩序

”制度化儒学“ 的寿终正寝，并不表示中国文化的消亡，甚至也不表示儒学的消亡。中国文化中的文学、艺术、音乐，都在汲取西方的滋养中获得新的发展。儒家固然已被 ”去中心化“，但儒学因与国家分离，反而回复了原始儒学精神，并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经反思而有再显生命之机遇。整个二十世纪，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一个传统性的中国社会确是一步步走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但同时，一个新的中国社会却在现代化的长路上一步步走来。诚然，中国自十九世纪末叶起，已自觉与不自觉地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人的选择，此一选择涉及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重估，也涉及到新文化的创造，在过去一百年中，中国人在新文化的创造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建立中国社会的新制度，是建构中国的新文明秩序。中国社会百年的变迁，在基调上是从一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而中国人要建立的工业文明的新秩序，则必须要建立工业文明的种种制度。这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宗教制度等等。新制度的建立是中国新文明秩序的基础，这些制度不仅是旧社会制度的替代，更有些是旧社会所没有的，而为新社会所必需的。中国在新制度建立的过程中是相当艰辛与曲折的。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建立上尤其一波三折，困境丛现。我想指出，中国所建立的新制度，许多或大部份都是从现代西方借取过来的 (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的)。这些 ”西方“ 的制度，几

乎全是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之后的 ”新“ 的或 ”现代“ 的产物。中国，其实，所有非欧美的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都有这种大量 ”文化借取“ (制度与文化是不能完全分开的，制度背后是有文化价值的支援的) 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 ”制度现代化“ 不能不说有浓厚的 ”西化“ 性格。

不过，我要指出，在中国从事现代新制度的建制过程中，固然大量地 ”借取“ 了西方的制度，但在 ”借取“ 的同时，实际上也是 ”中国化“ 的开始。我所谓的 ”中国化“ 是指这些制度经转化而变成中国新社会文化的构成部份。中国新制度的建构实际上必然会涉及二个交叉同在的 ”转化“，一个是西方的转化为中国的，一个是传统的转化为现代的 (现代中国的 ”大学制度“ 就是经此转化而来的)。我相信，百年后，回头看二十世纪的中国，将会是一个西方制度 ”中国化“ 的世纪，也是中国制度 ”现代化“ 的世纪。这比起汉之后出现的 ”佛教中国化“ 规模更庞大，意义更深远。有二位社会科学学者 (Godwin Chu and Yanan Ju) 从一大量的经验研究中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濒于解体，不止五伦已变，人际之关系的行为原则已从 ”义务“ 本位转向 ”权利“ 本位。他们写了一本叫《毁坏了的长城》 (The Great Wall in Ruins) 的书，他们是把 ”长城“ 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现象，中国的现代化，讲到底，必然也应该看到的是 ”个人之主体性“ 的觉醒。今天，最能代表 ”个人主体性“ 觉醒的；在政治上是个人之权利观的肯定，在社会上是妇女之自主性的肯定，这正象征地说明了中国的新文化、新社会的来临。

篇5：成语与中国文化

成语与中国文化

成语是我国汉字语言词汇中一部分定型的词组或短语，就像语言中的活化石，是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精华，成语蕴藏着中华民族丰富的传统文化，体现了汉民族多种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为文学家研究语言和传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汉语成语的的`文化特色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成语的形式，多采用四字格的形式，并追求平仄的音律搭配，成分之间讲究对称关系，反应了民族语言的发展历史。第二个方面是成语内容上的文化特色，成语词性分褒义的贬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原本代表褒义的成语也逐渐演变为贬义词，例如成语“衣冠禽兽”，古时指官服上绣的禽和兽的图案，今义指道德败坏的人。这说明成语于我国传统文化有关，不论从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远不止以上列举的层面。

汉语成语在一定范围内也反映了中华文化，并且可以通过不同角度，层次去发掘。汉民族的文化，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而从中华文明的载体也表现为汉语和成语，准确而生动地变现了汉民族文化的基本结构和独特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价值体系。

我们可以分别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探讨汉语成语与中华文化之间的联系了解成语的文化内涵更好的理解并掌握中国的成语。

（一）汉语成语与精神文化

汉语成语在古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中占主要组成成分，占据着主导地位。对于儒家思想而言，提供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智慧，在历史上形成了各种制度。

（二）汉语成语与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是一种表层文化，不少成语直接表现了当时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选材集中于日常所见的人或事物直接反映当时民众的生活状况和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论证，我们了解到成语中积淀着中华传统文化，也证实因为成语利于保存且久经不忘的特性才能使中华文化绵延不绝。

篇6：传承中国文化清明节作文600字

每年的清明都是伴着蒙蒙细雨而至，它给人的感觉总是忧愁的。这不，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伴着蒙蒙细雨到来了。

这天早上，又是浓郁的天，徘徊了一会了，感到分外忧愁，仍是不适宜!被爸爸拉去吃了早饭，拿起香纸，扛起锄头扫墓去了。

踏着路上的荆棘，顺着泥泞的小路，我们来到了老爷爷、老奶奶的坟前。爸爸把坟四周的杂草除掉之后，我在上面贴黄纸，插上香就离去了。

众多亲人的坟前都去过了，我们又冒着小雨，准备去爷爷奶奶的坟前。一路上，花呀，草呀，我无心欣赏;鸟叫声，虫鸣声，我无心聆听，只顾着早些来到坟前。一会儿，我们到了。望着孤零零的坟墓，我不禁满腹忧愁。待爸爸锄完草，贴完纸后，我们又拿出纸钱跪在坟前，将它们全部撒在坟上……

雨越下越大，花草被打得东倒西歪，周围一片死气沉沉。此情此景，使我一股思念之情油然而生：想想他们生前对我的关爱，带给我的欢乐，想到他们临终前的遗嘱，我不禁一阵惆怅，顿时泪流满面。此时，爸爸也流泪了。雨势并不减退，我们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好久才站起来。

这时，我看见了远处火红的杜鹃花。听妈妈说，杜鹃花又称清明花，它之所以在清明时节开放，是因为它是纪念和安抚亡灵的物品。于是，我跑了过去，摘了几束插在爷爷奶奶的坟前，希望他们都能得到安抚……

年年都有清明，年年都有不同的忧愁。这忧愁，不是任何人都能感受到的。我向往在这雨中的忧愁，所以我向往清明节的光临!

篇7：中国英语与中国文化

中国英语与中国文化

摘要：中国英语是英语语言与典型的中华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变体，用于表达中国特有的思想文化及独特事物，是传播和发扬中华文化的有效途径。在外语教学中增加中国英语的内容可以改变“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关键词：中国英语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失语症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日益增加的国际交流，英语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语言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中，与其他语言的频繁接触必然会导致它的变异。英语的国际化导致了它在全球范围内的本土化，许多英语变体相继出现。美国社会语言学Kachru把世界范围内使用的英语分为三类，并用三个同心圈表示：内圈，外圈和扩展圈。他的理论为：“这三个圈显示了英语在跨文化、跨语言的环境传播中的传播形式、习得模式和功能领域。”（Kachru，1985：356）在“世界英语”背景下，英语在中国本土产生了一种新的变体――中国英语。它是英语与典型的中华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变体，用于表达中国社会中特有的思想文化及独特事物。一、中国英语的概念 1980年，葛传嗽谒的《漫谈由汉译英》一文中说道：“英语是英语民族的语言，任何英语民族以外的人用英语，当然要依照英语民族的习惯。不过，各国有各国的特殊情况，就我国而论，不论在旧中国还是新中国，讲英语或写英语时都有些我国特有的东西要表达。”如“科举”、“五四运动”、“赛先生”、“白话文”、“八股文”（imperial examination，May Fourth Movement，Mr・Science，Baihuawen，eight-legged essay）。他认为这些译文不属于讲英语民族的人所惯用的词语，不是Chinese English或Chinglish，而应该被称为“China English”。虽然葛老先生只是从翻译角度提出了中国英语的概念，并未继续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却迈开了我国对中国英语系统研究的第一步。1991年，汪榕培将中国英语定义为“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使用，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点的英语。”1993年，李文中认为：“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点的词汇、句式和语篇。”1995年，谢之君认为：“中国英语以规范英语为基础，能够进入英语交际，其使用频率和交际效果与使用者的水平有关。”上述定义虽然强调的重点和定义的角度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基本点却是一致的，如中国英语是中国人使用的.，是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与英语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客观存在。二、中国文化失语症 “中国文化失语症”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南京大学的从丛教授提出来的。他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的文章。他发现许多英语水平较高的中国青年学者，在与西方人交际的过程中，并不能很好地用英语表达自己的母语文化。他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外语界对中国文化教学的关注，许多外语教育学者针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从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中国文化失语症”确实在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中普遍存在。而在基础英语教育阶段，这种现象更是明显，例如让学生用英语简单地描述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节日，诸如春节、端午节等，并介绍一些节日的风俗时，学生的表现有两种：第一，只会用汉语描述，中国文化的英语词汇表达有限；第二，对一些节日的习俗了解不全面。学生“失语”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英语基础知识的掌握不够，更重要的是因为母语文化的知识储备欠缺，母语文化知识的英语表达能力有限。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话，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三、中国英语是传播中国文化的有效途径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人文知识和文化遗产。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造就了中华民族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氛围，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在运用英语进行交流与传播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文化和汉语语言及中式思维的影响，形成“中国英语”的表达方式。中国英语的语言特点主要表现在词汇、短语及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上。在形式上有两种表达形式，一是音译，作为汉语借词（Chinese-borrowings）直接融入英语语言。二是译借，即按照汉语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意思直接表达或陈述，也就是说这种表达方式只有在汉语的语境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在内容上，主要表现在历史文化、政治和生活等方面。 1.音译（1）历史文化方面 xiucai（秀才），wenyanwen（文言文），baihuawen（白话文），guanyin（观音），dao（道），qi（气），kaishu（楷书），putonghua（普通话），pinyin（拼音），fenghuang（凤凰），fuwa（福娃），etc. （2）文体娱乐方面 erhu（二胡），pipa（琵琶），suona（唢呐），weiqi（围棋），zheng（筝），yangko（秧歌），quyi（曲艺），mahjong（麻将），Kongfu（功夫），wushu（武术），taijiquan（太极拳），etc. （3）吃、住、行方面 jiaozi（饺子），tofu（豆腐），chowmein（炒面），mantou（馒头），tangyuan（汤圆），wonton（馄饨），youtiao（油条），chopsticks（筷子），ketchup（番茄酱），，bingtanghulu（冰糖葫芦），tea（茶），etc. 2.译借（1）历史文化方面 Four Books（四书），Five Classics（五经），Confucianism（儒家思想），eight-legged essay（八股文），Chinese herbal medicine（中药），Long March（长征），paper cutting（剪纸），Beijing opera（京剧），etc. （2）经济方面 Four modernizations（四个现代化），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改革开放政策），Planned economy（计划经济），market economy（市场经济），iron rice bowl（铁饭碗），township-enterprises（乡镇企业），special economic zone（经济特区），etc. 四、中国英语对外语教学启示 1.树立文化平等意识外语教学实践原则为：外语是民族间相互交流的工具，我们通过外语了解对方，吸收外来营养，同时也通过外语弘扬中国文化，期望对方通过该语言了解和吸收中国文化，达到和西方强势文化平等对话和交流的目的。外语教学是一个双向的跨文化（cross-cultural）传播和获取知识的过程。我们要树立文化平等交流的意识，既要重视外国文化，又要重视本国文化。外语教学的任务是培养能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跨文化交际（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人才，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用外语进行跨文化交际。要使外语教学变得有效且符合实际，教育部门应当强化文化平等交流意识，避免外语教学成为英美社会文化统治的工具，或者染上民族优越的特征。 2.外语教材中应该增加中国英语的内容外语教材的选择应该在介绍英语国家文化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材料。然而随便翻阅我国小学、中学、大学的各种版本的英语教材，几乎没有有关中国的文章，这种倾向应当有所改变。中国英语教学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方面走过弯路，一段时期全是中国的政治内容，一段时期又全是英美的舶来品。这两种极端都无助于培养中国学生的对外交际能力。对中国的事情，学生耳闻目睹，十分熟悉，用英语谈论中国的事物，可以增加教学的实用性和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选择有中国背景的语言材料，既可从中国人写的英语文章中选，又可以挑选英美人对中国的友好公正的评论文章。中国人用英语对外交流是全球性的，而不只是面向英国和美国，因此中国人的英语教材中的文化背景也应该体现多样性。在英语教材中除了有一定的英美文化外，对各大洲其他有代表性的文化应该有所涉及。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英语必将像其他英语变体一样为世界人民所接受。而适当在英语教材中增加中国英语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性和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便于学生用英语表述中国文化，进行跨文化交际，改变中西交流中“中国文化失语”现象；便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从而也可以让中国人为世界英语和世界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并在其中赢得一席之地。参考文献： [1]Kachru. Braj B. The Other Tongue：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5. [2]从丛.“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光明日报：教育周刊，-10-19. [3]葛传.漫谈由汉译英的问题[J].翻译通讯，1980（2）. [4]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4）. [5]汪榕培.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J].解放军学院学报，1991（11）. [6]谢之君.中国英语：跨文化语言交际中的干扰性变体[J].山东外语教学，1994（3）.

篇8：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

作者：杨倩

来源：《文学教育・中旬版》第02期

[摘要] 隐士与隐逸是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社会现象，学术界对隐士、隐逸现象的研究很多，也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有的学者关注隐士的类型划分，有的学者研究隐士的人格心态，有的学者探讨隐士与政治权力的关系，有的学者考辨隐士与文艺创作的关系。但是，这些研究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他们所圈定的那些作为研究对象的隐士，其身份的合法性在哪里？本研究就是从追问隐士的身份合法性开始，运用知识考古学和诠释学两种社会学理论视角，考察隐士身份的确立及其承载的价值观念，也就是通过一种人物类型的研究，揭示一种有持久影响力的社会思想。

[关键词] 隐士；隐逸；价值；文化

一、隐士的含义

“隐士”清高孤介，洁身自爱，知命达理，视富贵如浮云。这自然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但又不同于悲天悯世和第一文库网佛教的思想，因为隐士的人生观虽不积极，却是乐观的。自然更不同于欧美的功利主义，而截然相反。中国“隐士”的风格和意境，绝非欧美人所能理解的`。

一个清高自诩的人，要不做皇帝的臣子，决没有其他的土地或事业容许他寄迹，那就只有做“隐士”了。此所以“义不食周栗”的伯夷叔齐，终于甘食薇蕨而饿死在首阳山，成为中国隐士的典型。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出名，终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皆不可称为隐士。《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没有强调“士”，实在是不精确。《南史・隐逸》云：隐士“须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而且一般的“士”隐居怕也不足称为“隐”，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是“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质言之，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

《孟子・滕文公下》中所称的“处士”（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也就是隐士，指的是有才有德而隐居不仕的人。但这个“处士”，是指从来未做过官的人。先官后隐如陶渊明也叫隐士，却不能叫“处士”。

篇9：《易经》与中国文化心理

《易经》与中国文化心理

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易经》素有“众经之首”和“大道之源”的称誉，当代心理学史家把中国看作是心理学的第一个故乡，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容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和独特的心理学体系。

在本文中，我们以《易经》为基础，分“易经中的心字”，“易传中的心意”和“易象中的心理”等几个方面来阐述《易经》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心理学”。同时，我们也将比较与分析《易经》对西方心理学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尤其是《易经》与分析心理学所建立的关系。

1易经与心之意义

我们将西方的Psychology翻译成了“心理学”，其中最大的特色莫过于使用了“心”字。尽管西方心理不的研究对曾以有“灵魂”(soul)、“意识”(consciousness)、或“行为”(behavior)或“认知”(cognition)的不同强调与变化，但是一个汉语的“心”字，却囊括了迄今为止所有心理学家对心理学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易经?系辞上》中有“圣人以此洗心”的描述，基中涉及到了“心”，反映着《易经》之心理学的深刻意蕴。《易经?系辞下》中还有易之“能说诸心，能研诸虑”的总结，《周易折中》释其本义为：“‘说诸心’者，心与理会，乾之事也。‘研诸虑’者，理因虑审，坤之事也。”(李光地纂(刘大钧整理).周易折中.成都：巴蜀书社，.955，247，8，3)更是明确地表现出了《易经》中所包含的心理学理想。正所谓“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卦与象是《易经》的精髓;“意”与“情”都由心构成,属于心理学的最基本范畴(文中所引用《易经》原文，均出自《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

我们曾经在“心与心理学”和“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等文中，探讨了汉字“心”的心理学意义。它可以在心身、心理和心灵三种不同的层次上，不同的心理学的意义;但以“心”为整体，却又包容着一种整体性的心理学思想体系。比如，在汉字或汉语中，思维、情感和意志，都是以心为主体，同时也都包含着“心”的整合性意义。这也正如“思”字的象征，既包容了心与脑，也包容了意识和潜意识。对此，《礼记?大学疏》中有精辟的论断，称之为“总包万虑谓之心”(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1673)。

西方心理学的早期发展，所侧重的是一种生理心理学，如实验心理学的创立者冯特的代表作，便是《生理心理学大纲》(1875)。其后来的发展是以意识和行为为研究的主题，尽管仍然把人的生理学作为心理学研究的生要基础。但是，再后来的发展，如弗洛伊德之后的荣格分析心理学，以人本主义第三势力心理学之后的.第四势力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超个人心理学)等，却明确地要以人的心灵或灵性作为心理学研究与发展的主题。而作为这后来的发展，作为自称为后现代的西方心理学家，他们却是要在中国文化中吸取他们所需要的营养与支持。即使是作为认知心理学代表的学者如加德纳(H. Gardner)，以及以其情感智力理论而闻名的学者高尔曼(D. Goleman)等，也都直言不讳中国文化心理学对他们的影响，尤其是“心”的心理学的意义与价值。

当我们以“心与心理学”为主题来思考中国文化心理学意义的时候，曾经被《周易?系辞上》的“圣人以此洗心”深深地打动。我们曾经以“Psychology of Heart”为论文的韪，参加瑞士爱诺思基金会(Eranos Foundation)关于《易经》的国际圆桌研讨会。透过一个“心”字，我们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考察与分析《易经》与心理学。

2易经中的心字内涵

通行本《周易》分为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卦辞和爻辞组成，易传的部分则包括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和杂卦等“十翼”。在《周易》的卦爻辞中，有6个卦直接使用了心字8次，为我们留下了中国古代对心之义和心之理的最初规范，以及其所赋予的原型性的义理和内涵。

这6个卦分别为：坎卦(维心亨)，明夷卦(获明夷之心)，益卦(有孚惠心;立心勿恒)，井卦(为我心恻)，艮卦(其心不快;厉薰心)，旅卦(我心不快)。属于心部的汉字在上下经的64卦中反复出现，其中如：悔、惕、性、恒、愁、惠、忧、思、憧憧等等。为此，我们以“坎卦”为例，进行如下的分析。

坎卦卦辞的原文是：“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程颐在其《程氏易传》中解释坎卦之卦象时说：“阳实在中，为中有孚信。‘维心亨’，维其心诚一，固能亨通。”这是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维心亨”也正是表达了其朴素至诚的道理。程颐还说，“至诚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险难之不可亨也?”

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周易》经卦中出现的心字及其表述方式，如“维心亨”、“为我心恻”、“有孚惠心”等，与尚书和诗经中所使用的心字具有相似性，保留了汉语心字的原始面及其基本蕴涵，并且保留了甲骨文及金文中心字与心词的古朴性。对此我们可以略作比较如下，如早期甲骨所载：“庚戌卜，口贞，王心若”;“午卜，贞，王心亡鼓”;(参见张立文(主编).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5)《诗经?国风?邺?柏舟》之“我心匪鉴，不可以茹;我心匪石，不可以转;我心匪席，不可以卷。”(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296)以及《尚书?商书》中还有“启乃心，沃朕心。若药弗……”的描述，实为汉语“心药”的基本原型;而《易经?说卦传》中有：“坎为水，……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实为“心病”的基本原型表现。

《易经》坎卦中的“心”义及其原型性的内涵，为后世发展的心学奠立了基础。李舜臣曾经评注说，“作《易》者，因坎离之中，而寓诚明之用，古圣人之心学也。”章潢说，“六十四卦，独于坎卦指出心峄示人，可见心在身中，真如一阳陷于二阴之内，所谓道心惟微者此也。”《易传》中所发挥的“天地之心”，如复卦之“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复卦?彖辞》);所主张的“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如咸卦之“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咸卦?彖辞》);所提倡的“君子立心以恒”，如系辞之“君子安其身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便是心学的最初形态。

实际上，《易经》中所包含的心理学思想，并不拘泥于“心”字本身;正所谓“言生于象，固可寻言以观象。”并且古有“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的主张。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对《易经》之卦象的分析，来作进一步的讨论。

3易经卦象之启示

在《易经》的卦爻辞中，包含着深刻的心理学道理;易传中的评论与解释，包含着丰富的心理学思想。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易经》中的卦象，来进行心理学的研究与分析。孔颖达在其《周易注疏》中说，“伏羲初画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82，2)这正如《易经?系辞》中所揭示的：“圣人设卦观象”，“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易之为书，卦爻彖象之义备，而天地万物之情见。

因而，凡是《易经》之64卦，384爻，拟诸形容之间，处处包含着丰富的象征性，包含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学的意义。首先，易中有象，在《周易》之象辞中集中反映着这种象征性的启示，诸如《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乾坤中包含着一种“君子之道”，包含着一种深刻的人格心理学理论。其次，即使是一个单一的卦象，其中六爻的变化，也可象征人生的心理发展。比如，孔子曾经以“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来形容自己一生的心路历程，从中也不难看出乾坤之六爻变化的痕迹。如“四十而不惑”与乾卦第3爻之“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或坤卦第3爻之“含章可贞”。或者说，从乾坤之六爻的变化中，可以来分析真正君子之道或君子之心路历程的演变与发展。再者，在《易经》的六十四卦之中，更有着重阐述心理规律的卦象。比如，象坎卦、艮卦、比卦、家人卦等等。在此，我们以咸卦为例，来进行易象的心理分析，以及我们对《易经》中心理象征性的理解。

咸卦由兑与艮组成，《易经?咸?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则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篇10：《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这段时间读了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有感于先秦游士对道的追求精神。《士与中国文化》论述的士和文化的关系，进一步说，是”士“和”道“的关系。而”士“的内在实质其实差不多是现代的知识分子，或者知识人，其内涵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而其外延，却一直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发生着改变。”道“也如此，它既是”天道“,也可以是”人道“,可以是”政道“,也可以是其他的承载着规律性或哲理性的思索。孔子说：”士志于道。“则将”士“这个群体从此与中国的”道“捆绑在了一起。

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他们即使经济上微度贫困，却能‘无恒产而有恒心’，他们往往以道的承载者自居，抱着‘天下有道，则以道殉身。天下无道，则以身殉道’的理想主义。他们不是后世‘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是秉承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条践行理想的行动派。他们认为道尊于势，现实生活中也不免以道从势，以道辅势。他们中的优秀者为王侯的师友，他们中最不济的在门下当食客，他们中狂放的隐居不仕，凤歌笑孔丘。他们深知‘天道远，人道弥’，却不愿放弃追求，留下这句流传千古的话‘行不能至，心向往之’。

追求，不考究缘由和结局，忽略过程中的悲伤和喜悦，剩下的就是迷惘。迷惘从何而来，又何以适从呢？读过很多遍诗经国风中的《蒹葭》，伊人的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可望不可即，诗人顺流而下又逆流而上，千回百转的求索，使整首诗篇弥漫着未知结局、似淡却浓的迷惘和锲而不舍、坚定从容的追求。迷惘和追求是相伴相生的，就像光亮之下有光和影，爱情之中有爱和恨，为人处事有狷狂和中庸一样。

《围城》里方鸿渐与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情怨痴缠，在几个城市之间迁移，和诸多名不副实、脸厚心黑的知识分子谋生。追求保暖、情爱和精神有所安宁的方鸿渐，忽然意识到爱情、婚姻实际上是被人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不论是攻城还是守城，战死沙场还是声名远扬，最终一切都指向虚妄。而城在那里，永远有人争夺和守卫。陷入迷惘之中的方鸿渐不知如何面对这样的婚恋、事业和人生，所以故事的最后，方鸿渐和孙柔嘉吵架了，他没有追上去把女人哄回来，也没有出发去找赵辛楣，而是看着那个慢了几个点的自鸣钟发呆。

迷惘之不可逃避，正如追求之不甘放弃。我不喜欢方鸿渐谋生谋爱谋理想的善良有余，杀伐优柔，也不能接受他看到爱情、婚姻、人生真相之后的逃避和消沉。我不喜欢顾曼桢逆来顺受，与世不争、安分守己的个性，这样的女子只有在时间的打磨里，才能慢慢明白如何对待追求和追求的迷惘。

如果人生、理想和爱情是道，那么你我应当是志于道的士，纵使穷尽一生也没能企及追寻的终点，行走之中被迷惘紧紧围绕，也应当有‘行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追求精神。如此，便也不曾辜负年少，问心无愧了。

我欣赏士对道有些清晰认识，却依然执着追求的精神。只有这样，你才能头也不回的走下去，坚定从容。

篇11：《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余英时先生所著的《士与中国文化》，陆陆续续读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将全书浏览一遍，其中许多地方不乏是跳跃式的阅读，即使这样，自己从中也得到许多启发。其中最深的就是对文言文教学的起始段设在何处的思考。

本人也曾在中学和师范学校里读过一些文言文，但读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文言文引文时，深感吃力。有的只是一知半解，有的是囫囵吞枣，还有的只能是浏览后跳过，这对文章的整篇语义、语境往往会产生曲解，这样的读书应该是不科学的，然反观”70“”80“”90“后的人，文言文对他们的普及程度似乎更弱，欣闻此次高考有一学生用古代骈体写了一篇得高分的作文，像这样的学生是否应该得到保护，因为他大学的专业似乎与他的爱好并不相一致。由此我产生这样的思考，我们的文言文教学是否要前移，毕竟这是我们的国粹，从上一例子中也可得出，多读文言文的作品对文学素养的养成也是有利的，宁可压缩一些其他篇幅的学时，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髓多多普及，这为今后的学习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不知我的见解是否有失偏颇。这是题外话，暂且打住。

应该说本人尚算一个读过一点书的知识分子，按照意大利思想家、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那本人也就忝列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了，当然在社会中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

余英时先生对中国史上的”士“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他认为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和我差不多），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在社会中并不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因此，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又为何，普及度又有多少）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言，其出现的时代大概不能早于十八世纪。而余英时先生认为，在西方出现的具有知识分子性质的阶层，在中国先秦时代似乎已经出现，也就是所谓的”士“（只不过相似）。并认为中国的”士“自孔子以来便形成了一个延续不断的传统，两者之间在基本精神上有许多契合之处，但不能画等号。康德先生对近代知识分子精神则概括为”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这与资中筠女士对方孝孺的点评相一致，她认为方孝孺之死与布鲁诺的死有明显的.质的差异。一个是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和生命，对推动社会前进并无作用；而一个是为科学真理”日心说“而死。笔者以为，这也就是中国历史为什么封建社会意识形态较长的结论所在！

对”士“的进化，我完全赞同顾颉刚先生《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一文中的观点，认为”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然后方转化为文士。因为至少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了”文士“的产生，如文字、书籍等等，当然这是笔者自己一点小小的思考，与大家先哲不是在同一起跑线上的。顾颉刚先生对”士为低级之贵族“的判断，得到了大家的首肯，但我以为，这只是因历史条件限制而已，随着社会的发展，”士“只不过是舞文弄墨之人的归属性和自我定义。

余英时先生在”哲学的突破“这一节更让人们有所思考。由于哲学的突破，整个西方文明中，理性认知的文化基础由此奠立，哲学、科学、以至神学都跳不出它的笼罩。相反，我国历史上似乎在哲学、科学以至神学都是较弱的学科。

余先生在”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中用了孔子《论语》中的许多章节，笔者从李零先生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中一一找到对应的注解，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文章的精义和脉络，从中也能产生自己正确的理解。比如李零先生对”士“的注解为：”士“,即君子，也叫”士君子“,是贵族下层的一般称呼。而我的理解是：君子与贵族并不相通，庶民中也有君子，君子似乎更是跟人的文化素质、教养、信仰追求的结果。

余先生在”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第27页中有这样的描述，”荀子的时代，儒家与其他各派在政治上的竞争已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因此他（荀子）推崇儒家与排斥诸子（从结果看，是成功的）“.我在边注上写了”斥诸家，则不可谓士，故中国无士也。“第28页上，荀子主张在政治上”禁非道“.我在边注上这样写道：”禁不同意见，非士之人所为，即为，则不能称之为士也，只可谓‘犬’也。“第29页上，我这样写下了自己的认识：”政治化的士还能称之为士吗“第30页上，”将希望寄托在明君身上，此乃中国士之特色。“第34页，”国人之‘士’，为君王服务，又为君王利用。此乃中国一特色。“第36页：”士争名，而不争理。“第38页，我对齐国陈仲的评价，”此乃真士，一旦士与政治相互结合，似乎只能变成余先生所说的‘知识人’而已了，货与帝王，以求相当，与西方知识分子定义相去甚远。“第40页：”中国之士似乎开始时即为霸道与独尊而战斗，故在传统文化历史上，我们没有好的学术氛围，最终导致了现在的国民性。“

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什么知识分子，我们只有智识分子。像班达所言”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甘冒被烧死、放逐、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危险。“当然它的前提是如萨义德所说”我一向觉得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怀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研究通俗文化史尤其不能以‘科学’为借口而持一种非历史德态度。“我们不能以18世纪后的要求来要求中国文化传统上的”士",同样我们也不能借中国历史上一些圣人的片言只语，与近代知识分子画等号，这也是一种非历史的态度。因为我们本身似乎就缺少培养知识分子的土壤！

篇12：浅谈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

浅谈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

两个老先生和两个禅师

很多年前，华东师大的施蛰存老先生，招考研究生时出了一道题目：“什么是唐诗？”这是一个有意味的问题。唐诗是一个美好的词语。汉语中有很多美好的词语。比如长江、黄河，黄山、长城等。唐诗也是汉语中最美好的词语之一。我们提起唐诗，就有一种齿颊生香的感觉。唐诗只是风花雪月么？只是文学遗产么？只是语言艺术么？当然是的，可是我们又总觉得不够。我们仅从风花雪月去看唐诗，或许表明，我们的人生可能太功利了。我们仅从语言艺术和文学遗产去看唐诗，我们又可能把唐诗看得太专业了。唐诗还可不可以指向一些更远更大的东西？

我知道，唐代有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丝绸之路，以长安为中心，西至罗马，东至东京。各种宗教，和平共处），有世界主义的文化精神（国力极强盛，版图辽阔，经济发达。文化既大胆拿来，又送去主义，元气淋灕、色彩瑰丽），有继承创新的文化精神（秦汉帝国的文化格局、南北朝职官、府兵、刑律等），但是教科书上，似乎只有这些才是唐诗的文化精神。不是说这些不重要，然而谈到唐诗的文化精神，就只能是“遥想汉唐多少宏放”，我觉得这似乎是一个成见。今天我们都不从这些大地方讲起，诗歌毕竟是关于心灵的事情，我们从唐诗的心灵世界讲起。不是说这些不重要，而是心灵性才更是唐诗幽深处的文化精神。

我常讲诗歌，也常常想起了杭州的西湖边上，花港观鱼的旁边，曾经住着近代的老先生、仙风道骨的诗人马一浮先生。马先生说，诗是什么呢？马先生有四句话说得好：诗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后来叶嘉莹教授说，这是关于诗的最精彩的一句定义了。诗就是人心的苏醒，是离我们心灵本身最近的事情。是从平庸、浮华与困顿中，醒过来见到自己的真身。我们为什么说仅仅从风花雪月、语言艺术、文学遗产、汉唐气象等来读唐诗，总觉得不够呢，那就是隔了一层，没有醒过来跟自己的真身相见。

这似乎有点玄了。有没有真身，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论证的事情。但是我这里姑且将它作一个比喻：人生有很多幻身、化身，是这当中那个比较有力量、自己也比较爱之惜之的那个自我，而且是直觉的美好。我又想起古代有两个禅师有一天讨论问题，第一个禅师说了一大套关于天地宇宙是什么的道理，轮到第二个禅师时，他忽然看到池子里边有一株荷花开了，就说了一句：“时人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我读唐诗，似懂非懂、似问似答之间，正是“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因为读诗是与新鲜的感性的经验的接触，多读诗，就是多与新鲜的感性的经验相接触、相释放，就像看花。也因为读诗读到会心，又恍然好像古人是我们的梦中人，我们是古人的前世今身。

我只举一个小例子，我十五岁离开家去当工人的时候，心里只是想家呀，沛然莫之能御。有一天读一首小小的唐诗：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我忽然就觉得，那个大风大雪中，快要回到家中的夜归人，就是我自己的背影啊。心里一下子有说不出的温暖与感动。为什么唐诗会这样呢，我想这是因为唐诗表达了我们古今相通的人性。而且是用永远新鲜的感性的经验来表达。所以唐诗一方面是永恒的人性，另一方面又永远是感性的、新鲜的。而这个古今相通的人性，恰恰正是中国文化内心深处的梦。我想我们中国文化做梦做得最深最美的地方，就是古今相通、的人性精神。永远的风花雪月，背后是永远的人性世界。

具体而言，唐诗中所表现的中国文化的人性精神，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谈？我先把结论写在下面，然后再来一个一个证明。

一、尽气、尽才的精神

二、尽心、尽情的精神

人生要尽气、尽才、不舍弃的精神

《尚书》有一句老话：人为万物之灵。表明，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美好的事物。这是古老的中国文化的一项重要的发现。《诗经》里有句诗：“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意思是说早晨起来，晚上睡下，都要想想，是不是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尚书》《诗经》这两句话联系起来，我想，如果没有古代先民对于人的生命美好的发现，就不会有这样的对于生命美好的爱惜。像一个爱清洁的人家，每天都窗明几净、开开心心地过生活。《诗经》还有一首诗很重要：“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曾说：“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孟子》）表明这是中国文化思想核心价值的一个重要表达。我们简单说，有这样几个意思：一、人是宇宙的善意的创造（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二、生命是生来美好、高贵、不可贬抑的（有则（品格）、秉彝（常道））。三、人在世的意义，正是善待生命的美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不负此生、不虚此生（好是懿德）。四、无论如何艰难困顿，人生永不舍弃。这四个意思，归结为“人为万物之灵”这样一个古老的信念。

为什么讲唐诗要讲到这里呢？我们说唐诗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声音，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要不负此生，不虚此生，这是我的一个直觉。我们从简单的常识讲，以诗仙李白为例子。李白，我常常想，中国文化中有李白这个辞语，真是一个美妙的亮点。有点像美国文化里的自由女神，法兰西文化里的马赛曲。如果说别人尽十分气、十分才，即是尽气尽才的生命，而李白是尽二十分、三十分。根据我的的描述，李白一生，集书生、侠客、神仙、道士、公子、顽童、流浪汉、酒徒、诗人于一身（日本学者还说他是官方的间谍），超量付出了才与气，尽管如此，他还要拉住太阳，“羲和、羲和，汝奚汩没于荒淫之波！”尽才尽气的表现，现代人的说法就是自由。自由有两种，一是积极自由，即充分实现自己生命的美好。二是消极自由，即不受外来力量的束缚。积极自由在李白身上，好像有光有热要燃烧，有不能已的生命力。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身上的西域文化因素，热烈、奔放、浪漫、沛然莫之能御。“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挂玉门关。”这首小诗有一个秘密：天山以西，是他美好生命的发源之地。另一个因素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家自由超越精神的对他的影响，功成身退、永忆江湖归白发。他仍然是中国文化之子。李白的消极自由表现在鄙弃权贵、笑傲王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是中国知识人中，最能自尊自爱、最不受拘限的一个典型。李白这个辞语，几乎成为真正的文人自爱的一个美好的理想。我的朋友邓小军教授写文章，说李诗有一个意象系统，即太阳月亮长江黄河，有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之美。他把他的生命、才情，挥洒到那上面去了。他连普通的差别送别，都要写到天上去。

杜甫是一个厚字。结实扎根在地上。最后死在回中原的船上，伏在船上写诗说：“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中国唐代诗学的两座主峰，一个是天的精神，一个是大地的精神，真实做人、积极用世，不管他们有没有建立了什么功业，他们的生命是活得有声有色、有光有热。但是他们对于他们的时代、社会，是尽心、尽气、尽才的。他们并没有从他们的时代得到什么，他们的'时代却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伟大。

唐代第二线的大诗人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都是做人做事有担当，有作为的。韩愈一生最精彩的是谏佛骨，苏东坡说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在举世滔滔的佞佛大潮中，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既倒。柳宗元一生最突出的是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被贬谪的后半生不屈身降志，又做出了影响深远的政绩。白居易最亮点的是领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让诗歌文学发生社会良心的作用。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文学。李商隐与杜牧都是博学多识、才华盖世的士人，不仅仅是诗人。正是他们压抑的才华得不到实现，才成全了他们美丽的诗歌，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诗歌，正是他们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证明。所以我们可以说，唐代的第一流的诗人，个个都是要拿出自己生命的美好，要做一点事情，都是想要让自己的才智充分得到表现的。

有关唐诗学的一些关键词，譬如盛唐气象、兴寄风骨、诗赋取士、诗史精神、歌诗合为事而作、讽谏诗等，都指向刚健有为、向社会负责、以天下有道的关怀，做到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时代精神。这些关键词，正可以简明有力地代表唐诗的基本精神。我看唐代人对唐代人的诗歌评论，也是推崇尽气的精神，譬如盛唐诗人任华《寄李白》：“古来文章有能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脾、惊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白。”可见我们不是无根据的。白居易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高度概括了这种时代精神，表明：好诗是天意之所在，天意之肯定。这是一整个要好诗的时代。诗人最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是要让天下都成为美好的诗。

这就要说到隐士、说到佛道。有人会说：隐士和佛道，不就是舍离人生、不发光不发热么？这个问题很大，我只能简单说。先说隐士，其实唐代的隐士与后来的还是有区别的。唐代的隐士，是布衣入仕前的等待，也是读书人得第后或罢官后的选官的等待。所谓隐士，仅仅意味着此人没有功名，不象宋以后的隐士，根本不参加考试，不求功名，甚至甘心使自己默默无闻，老死无人知道。所以唐代的隐士，无非是等待入仕的一种生活准备。再说佛教。佛教应该分开，它的社会影响是消极的，负面的，而他的人文意义却是积极的，正面的。譬如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寒时寒杀阇梨，热时热杀阇梨。非常刚健、积极。莲花的喻象更是这样。禅宗是很有自主性的。王维佞佛，但也写过“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雄浑刚健的边塞诗，没有人说王维会贬抑自己的生命的。更重要的是他的那些田园诗，也是围绕着人心美好的体验。佛家与道家，在诗歌中不仅不是舍弃生命的，而且还是增加生命的美好的。只不过是从另外的方面来勉励生命。道家的超越精神与佛家的清洁境界，完全是创造性的，说佛教和道家是否定生命，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没有了佛家和道家，中国的文化精神就不完整。

这就要说到晚唐。大家会问：你说的是盛唐精神，那么晚唐呢？不是都有点气脉衰败了吗？如果是跟盛唐比，晚唐是不够尽气了。但是不要忘记，晚唐诗人是尽才的生命精神突出出来了。上学期我去复旦大学参加杨明教授的博士论文答辩会，有一博士生写晚唐诗的论文，提出晚唐诗人有一种诗歌写作的崇拜，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苦吟诗风，就从那里出来的。他认为苦吟就是从原先的以写诗为手段(科举功名)，变成了以写诗自身为目的（为写诗而写诗）。这样就可以更充分、更纯粹地从写诗的精神创造活动中，得到才华的表现，得到精神生命的安顿。所以，依我的观点看，晚唐尽才的诗歌崇拜，骨子里是盛唐尽气的诗歌精神的转化形式。王建说：“惟有好诗名字出，倍教少年损心神”；白居易说的“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到了晚唐，好诗才成为一种可以使人终身赴之、类似于宗教信仰一样的美好追求。所以，从初盛唐尽气的生命到中晚唐尽才尽情的生命精神，其实仍然是善待生命、高扬人性美好，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文化精神的表现。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这个人性亮色的底子，就不会有唐诗的这种表现。所以，我主张唐诗背后有一个秘密，有一种很深的精神气质，就是尽气尽才的精神，就是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时代集体意识。如果有谁敢说自己的生命是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用中国文化的说法，我们就可以说他是得了唐诗的真精神。

现在我们来读读那些千年传诵的名句吧。我们看诗人动不动就说“秦时明月汉时关”，动不动就说：“万里长征人未还”，诗人动不动就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动不动就说“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我们发现唐诗的世界大得很，力量充沛得很，精神豪迈得很。初盛唐的人要是失恋了，痛苦了，说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就会洒然一笑，心情好起来了。要是暂时经过苦难，重新克服了困境，就会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就会对前途重新有希望。诗人要是曾经被打败，曾经受大挫折，后来又东山再起，拨云见雾，就会说：“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重来!”心里充满自豪的感情。诗人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他就会有这样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唐人心情看不惯有些小人得势，说的“尔曹身与名俱裂，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是唐诗中骂人最厉害的一句话，骂得很有力量，以历史时间作尺度，眼界十分开阔。唐诗是可以提升人的人格，振作生命的活气的。读到不少唐诗，真的就是“忽如一夜东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心花怒放的感觉。这也是我们喜欢唐诗的一个原因，叶嘉莹教授接着马一浮先生的话说，诗歌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不死的心灵。这也是唐诗是不死的心灵的一个原因。唐诗中常常提到大江大河，高山平原，因为唐诗主要是中国北方文化发展到极盛时期的诗。所以要写就写高山大河，所以宋词多半是小桥流水，唐诗多半是高山大河。中国文学写高山大河写得最好的作品，我敢说至今没有超过唐诗。比如“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雄壮的豪情，比如“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比如“白日依山尽”，“大漠孤烟直”，“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比如“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比如“无边落木萧萧之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都力量充沛得很，生命强健得很。长江、黄河、高山、大川、太阳、月亮，唐诗就是想来一个惊天动地，就是想贯通宇宙生命之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主津”，这个风烟，大气得不得了。又：“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天姥连天向天横”，这个“上青天”“向天横”都是直上直下将人的生命与宇宙生命相贯通，盛唐诗人、宰相张说大书诗人王湾的诗于政事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正是代表唐人的审美意识：天地之大美、自然之伟观。黎明、春天、新年，一齐来到人间，使人间成为美好的存在。生字、入字，热情奔放，生命化的大自然。天行键。刚健、积极有为，迎向清新与博大。有些看起来很平常，很安静的诗，也有一种有天有地，贯通宇宙的元气之美。比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个“水穷处”，通往那个“云起时”，都是宇宙生生不息的气脉。“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这“青未了”三个字，不正是生生不息的春色天边无际地流淌么?有一个诗人有一天晚上突然睡不着觉了，找不到原因，只觉得身子很暖和，经过了一个冬天，地气开始回暖了，于是他写诗说“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你们看，诗人的生命节奏，感通着宇宙的生命节奏。老杜有一句诗：“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后代的诗人特别喜欢。那是安史乱后黑暗的唐朝社会，一个无月的黑夜，诗人忧心如焚，彻夜不眠，忽然，窗外那黑黝黝的山嘴里，一下子吐出了一颗晶莹的明月，楼外的水池，月色之中，也波光鳞鳞，明亮起来了，诗人的心境，也由忧苦而惊喜，而充满了对天意的默默的感动。杜甫有一首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里的文字，小孩子都懂得，平凡得不得了，但是读起来舒服极了，通透极了。有一种生命与宇宙透气的感觉。杜甫还有一首绝句，“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一种生意盎然之美，一种随处生春之美，读久了就觉得生命很亮丽，很新鲜活泼有力，使我们想起一位美国诗人的诗句：“笑吗，这世界将和你一起笑!哭呢”你只好一个人去哭罗!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得有些感伤的诗，实际上骨子里生命的力量依然充沛得很。比如柳宗元的《寒江独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那未，是不是宇宙就死掉了呢?没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越是雪大风寒，越是千山万径，越显得那个钓鱼的渔翁，生命力十分强健。又如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听起来诗人好感伤呀，怜香惜玉的一个样子，但你没有读懂：你想一下诗人半夜里被风雨声惊醒，但清晨又是一个好天气，又是一个春光明媚，他也又是一个好心情，躺在被窝里，听叽叽喳喳鸟儿窗前啼叫，阳光透过窗格儿满满地洒进来，好不开心?那些风风雨雨，雨雨风风，总会过去，而人类社会，宇宙自然，正是这样，在风风雨雨中，花开花落中，永恒地往前生长，往前发展，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了生命的生长。小小的一首唐诗，一共才不过二十个字，说的竟然是这样有益于人生，有益于生命的道理，敞开的竟然是这样一个无限的世界，你能说唐诗不是一个不死的心灵么?唐诗难道不正是这样表达了中国文化青春少年的梦么？唐诗是早晨，是少年，不是下午茶。下午茶的精神是反省的、回味的、沉思的、分析式的，要不停想问题的，而早晨是不提问题的，不分析的，不反省的，早晨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清新的样子，是神采飞扬。我们要让我们老大的民族在千年长途的风霜满面中，有少年精神，在朝九晚五的风尘仆仆中，有做梦的机会，那么，我们就让我们的下一代多读唐诗吧！

唐诗中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生命精神，不仅来自国力、开放等时代气象，而且来自开明、先进的政治文化。即科举、尚贤、纳谏。“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这跟科举考试有很大的关系，跟汉魏以来中国古代知识人的地位大幅度上升有很大的关系，跟全社会崇尚诗歌、崇尚人文，崇尚美，有很大的关系。唐代的国力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象。只有这样的时代，才会有尽气的精神突出表现，只有社会上有一种尽理尽心的气象，文学上才会有尽才尽气的表现。

我们今天似乎特别缺少英雄主义了，特别缺少提澌生命的真实力量了。这跟我们对人性的看法有关。现代以来，科学主义将人性不当回事，只不过是DNA的合成，可以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现在有了譬如百忧解这样的医学成果了。科学的傲慢，加上消费主义的物化浪潮，人性这个东西，要么是零散化，成为没有理性构架、没有主心骨、没有人格意识的拼贴。要么是空洞化，成为没有真实内容、真实需求的虚无主义。要么是幽暗化了，成为一团人欲物欲。要么游戏化，成为一种商业性大众化的表演。现代性主张人是经济动物、是潜意识盲动与升华，是宇宙中的过客。这些问题很大，我今天不可能讨论现代思想的利弊，但有了我们对于现代思想的反思与怀疑作为参照，也成为我们读唐诗的一个背景，使我们懂得珍惜、懂得引申发扬。

人心与人心相通、人性与人性照面，尽心尽情的精神。

在历代传诵的唐诗中，我们发现，有些诗歌简直没有办法说出它的美妙。清代的诗人王闿运曾说过：辞章知难作易。有的诗歌，冲口而出，自成天籁，自成绝响。譬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人一低头一抬头，随口吟来，即成永恒。你能说出这里面的好来么？其实这样的诗歌，背后的深厚底蕴正是中国文化的人性精神。一个是永恒的情思，一个是刹那的感动，又新鲜又古老，又简单又厚实。依中国文化的古老观念，人心与人心不是隔绝不通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也。无邪就是诚，就是人性与人性的照面。心与心之间，被巧语、算计、利害、物欲等隔开，都是不诚。孔子说“兴于诗”，就是从诗歌开发人性人心的根本。孔子又说：不读周南召南，犹正墙面而立。一个人对着墙面而立，就是隔，就是将自己的心封闭起来。孔子主张的仁，就是人心与人心的相通。尽心尽情的精神，就是人心与人心的相通，人性与人性的照面。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基石，也成为中国文化千年的一个梦。

我观看唐代的音乐俑、舞蹈俑，有一个感觉，非常投入，非常用心，好像大家都忘记了自己，沉浸在当下的情景之中。这不像西方的交响乐，那样的客观、冷静。这表明，唐人对于艺术的创造、对于诗歌的生活，有一种宗教式的虔敬，这就是对自己生命创造的尽心。

白居易的诗歌说：“以心感人人心归。”是说只要人与人之间心心相通，就是天下富有人心的世界。李白的诗歌说：“明月直入，无心可猜。”是说人心与人心相通，就像明月那样明白、纯朴，没有一点杂质。唐诗正是表达了这个梦。

我们以友情为例。中国文化非常重友情。友情是朋友之间尽心尽情的表现。不以理为原则，也不受其他外在的因素左右。白马素车。嵇唐与无头鬼。

杜甫的《赠卫八处士》，是表达朋友之情的名篇。非常质朴。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问答未及已，驱儿罗酒浆。夜雨剪春韭，新饮间黄梁。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河，世事两茫茫。

我每次读这首诗，都觉得这里头的感情，就像好酒一样，味长而美。古人评这首诗，：“语语从肺腑流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真是写得掏心掏肺的。第一句“人生不相见”五个字，朴素得不得了，像聊天拉家常，又厚实得不得了。在茫茫宇宙背景中，生命与生命之间的聚散，太不容易了。“今夕”两句，如吟如诵、如歌如叹，又随意又深情。“少壮”四句，全是老友重逢的普通人情，“惊呼”两字，写得神情活现，一片童真，一点都没有世故，没有主人客人的隔阂。“昔别”四句，场面气氛非常真切，我们今天读来，就像我们的老同学的子女，在叫我们一声伯伯叔叔的时候，我们忽然感觉到了生命的流逝，人生的短暂。“怡然”这两个字，何等的真诚，何等的古道！老辈与小辈之间，再也没有隔阂。接下来就是酒浆、春韭、黄梁饭，就是比十觞还要浓、穿过万水千山的情义。自从背了这首诗，我特别喜欢春天的韭菜，很肥厚好吃。但是，我知道，唐代的春韭已经吃完，滋味已经不能与杜甫那时的相比了。

再看杜甫的另一首写乱世回家的小诗：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试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嘘唏。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诗人杜甫从千里之外的豺狼世界，终于逃脱出来，终于到家了，那黄昏的晚霞、村头的日脚，柴门的喜鹊，都充满了真切动人的人性世界回归的意味。妻子见到亲人，又是惊叹，又是伤心落泪。更重要的是，左邻四舍，也都爬满了墙头，一起感叹欷嘘，一起伤心落泪，共同分享此时此刻人伦的歆幸。按现代社会的观念来讲，这关你邻居什么事？他们看什么呀？但是依中国文化的观念，人心与人心是相通的，人性与人性是照面的。杜甫一家乱世偶然生聚的欢乐与幸福，不止是杜甫一家的事情，而是村子里大家的事情，是天下人痛痒相关的欢乐与幸福。

这首诗最后两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把夫妻的相聚之美妙，写得胜过神仙的遇合。我再没有看到诗歌里写夫妻相聚写得比这更好的了。这里有诗人对女性深切的体贴与在情在义。我们再以唐诗写女性为例。唐诗一提起女性，就有一种多情多义，就有一种温馨体贴。唐诗绝不是大男子主义，也绝不是轻薄浪子。大家可能都知道杜牧是风流有名的“十年一觉杨州梦，博得青楼薄幸名”。但是，就连杜牧这样风流倜傥的才子，也曾经与一位歌女深宵话别，难分难舍，写下“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这样缠绵深情的诗句，这哪里是后代的浮艳轻佻之作能比得上的!写闺妇的诗我最喜欢王昌龄的名篇：“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将夫婿觅封候。”写少妇的怀春，替女性唱出情感饥渴与心灵苦闷的心声。我们想一想：如果不是唐诗善于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说话，哪里会将女性的幸福看得比封候还要重?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写一个正在做梦思念远方亲人的女子，当她刚刚梦到与辽西的男人相会，就被一阵黄莺的叫声吵醒。古人称这样的诗歌，真是一片神行。诗人的想像，连思妇的梦里都去过。诗人的心，思妇的心，远方辽西男人的心，都连在一起，都唐诗就是这样一个心心相通的世界。还有一首七绝，我记不清是哪一位诗人写的了。“白玉堂前一树梅，今朝忽见数枝开。儿家门户重重闭，春色因何入得来?”写一个少女，在一个春天的清晨，忽然看见庭前梅花开花了，白玉堂的那个少女心里又是惊喜又是感动，问了一个很痴呆气很女孩子气的问题：我女儿家的门一道一道关得好好的，你这个春色究竟是从哪里进来的?我们看得出来这实际上是个怀春的少女了。李白“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也写出了唐代女子的性苦闷。共同精采的是唐诗对于女性的心理竟然如此体贴入微，竟然想得如此细微幽深!所以这首诗听起来好像已经不是一位男性诗人写的。而仿佛是一位女子在那里自言自语。再比方说李白还有一首的名篇《玉陛怨》，“玉陛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写一个女子深夜难眠，站在户外看月亮看了好久，一直到寒露侵身，回到屋里还是睡不着，还是隔着水晶帘望月，那一幅眼神，真是被诗人写活了，有好多好多的心情意思都在那玲珑望秋月的眼神里面，唐诗对于女性的同情、关切、体贴、理解，都被这一眼神写活了，我们今天一读到这首诗，就会分明感觉到这个女性的心情，甚至她的神情动态，一千多年过去了，印象依然如此新鲜，这真是很奇怪的事情，所以说唐诗是不死的心灵，是永远的不麻木、永远的感动。人心与人心的相通，人性与人性的照面。唐诗写女性的名篇多得说不完。我们再回到杜甫对远在长安月夜中的妻子的思念：“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青辉玉臂寒。何时倚双幌，双照泪痕干。”你看他对妻子独自寂寞的设身处地的同情，对美丽的妻子在月光中独自寂寞忧伤的想像，都是那样的温情美好。“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贫困宁肯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表达了诗人对一个可怜的无依无靠的隔壁老妇人的同情心、平等心、尊重心，以及在艰难人生中温厚的人情美。想一想我们现代人，对于老人、对于社会上的弱者，有没有这样的同情心？李白是那样飞扬跋扈的诗人，但是他写在安徽时住在一个老太婆家里：“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渐漂母，三谢不能餐。”千金散尽的诗人一下子变得那样迟疑、那样小心翼翼，全失平时的豪气。在艰苦的农家面前，诗人是完全平等的，他的心就像月光那样清朗温情。

李商隐的那些神秘的无题诗，中间总有美丽而多情的女子面影在晃动。李商隐写给妻子的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更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有一种唱叹生情，有一种低徊反复，有一种绻缱缠绵，总之，诗人无限温情的心，流注于亲人的心，也超越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白居易的《琵琶行》，为什么有两次演奏？一次是“大珠小珠落玉盘”，一次是“凄凄不似向前声”为什么第二次结束的时候是“满座重闻皆掩泣”？因为第一次是技术的、技巧的，而第二次则是心灵的。是白居易作词、琵琶女演奏，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情感交流。如果没有这第二次的，《琵琶行》就没有太大价值了。《长恨歌》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君王回看救不得，宛转蛾眉马前死”，一个句子缩呈示了一幅对比强烈的画面；一边是代表战争、代表权力、代表无情的历史的一头高大的骏马，而另一边也是代表美、代表感性、代表柔情与弱者的蛾眉。我们会想到那个“江州司马春衫湿”的诗人，真的是一个大情种。而唐诗，正是属于情种的诗，毫无疑问，唐诗是天才情种必读书。常常有一种多情多义的心灵，常存一种对女性的同情爱慕关心思念的心灵，就是富于人性优美的心灵。中国文化中说大地的气质是女性气质，大地之气温暖地润泽万物，唐诗就是这样充满着阴阳交感的人情味，杨玉环虽然死了，唐明皇虽然死了，白乐天虽然也死了，但是种宛转蛾眉的美没有死，天长地久的绵绵长恨没有死，永远感动着后代，痴男怨女的这样一种心灵，就是生生不息的不死的心灵。

现代社会，是一个人心与人心隔阂不通的世界。我有一天看了女儿买的几米的《地下铁》，也觉得好，有点唐诗的味道。你看那个小女孩，那样的瘦弱，背着那样大的书包，在空荡荡的地铁里走着，没有人理她。她使我想起唐代诗人在现世的化身。那样的敏感，那样的多情。我想起台湾的新儒家徐复观先生在日本时，也写过地铁，他说地铁有两个特点，一是自己本来有目的，却被人推着往目的走去。二是地铁车厢里，本来是人与距离最近的地方，却又是人与人离得最远的地方。所以，地铁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人心与人心不相通的一个象征。所以我讲唐诗的好，总是要对现代生活有一点回应。在现代社会中保留一点唐诗精神，不是风花雪月，不是语言艺术，而是回到唐人的梦，回到可以通而不隔的心，从爱女性、爱小孩、爱老人、爱弱者开始做起。

台湾的牟宗三先生，是对中国文化精神有很深的理解的。他曾经提出一个公式，即心、性、理、才、情、气，这六个字，来把握中国历史的不同特点。有的是尽心尽理的时代，有的是尽才尽气的时代。他的学生，也是台湾著名的学者蔡仁厚教授，更明确地说，唐代人只是“尽才、尽情、尽气”，而却不太能够，甚至不能够“尽心、尽性、尽伦”。因此，“唐代（是）‘才情气’的世界。”这样的说法，虽然有道理，却有二元论的简单化，将“心性理”与“才情气”，简单地打成两截了。这等于说唐人只知道挥洒才情气，不懂得尽心尽理，这是不一定正确的。其实在才情气当中，就有心性理的内容。心就是良知，理就是天理。杜甫有四句诗：“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这里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理。第一，中国文化中，人皆可以成尧舜，布衣也可以为圣贤事业。这是高度的道德自主的。要做知识人，就要多少有点圣贤气象。第二，愚与拙，都是正面的价值。其同义词即是诚朴，能如此，就是最大限度爱生命的美好。第三，《孟子·离娄》：“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这就是人溺己溺、人饥己饥。中国文化中的圣贤精神，内涵就是这个。唐诗有杜甫，有韩愈，可以说，尽情、尽气，尽心、尽理，完全是可以打通的。

现在，有没有一首诗歌，可以把我上面所说的两个特点集中结合在一起呢？让我们读了它，就理解了唐诗的美好呢？如果让我找一首，那就是《春江花月夜》。这首名诗隐藏着一个大的秘密，谁破译了这个秘密，谁就掌握了打开唐诗奥秘的钥匙。破译这个秘密的方法说来也很普通，人人都能接受。就像数学解题一样，有这样几项条件：

1，全诗由九首七言绝句组成。

2，春、江、花、月五字中，月字最重要（可分为宇宙中的月亮，人心中的月亮）

3，第一部分：宇宙中的月亮。关键词：精灵。透明之镜。等待。

4，第二部分：人心中的月亮。关键词：思妇是月亮另一面的影子。另一个等待。相互融入。

5，秘密：表面上看，全诗通过月亮的流行，将上下两部分组成一有机联系的整体，但是深层的精神内容是：人心与自然的一幅大合谐，人性与宇宙本性的相互成全。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海天地的宇宙图式）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芳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沙白看不见。（无限透明）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有限宇宙无限）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永恒的美、永恒的爱美之心）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思妇）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拂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月光从女子心波流出）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爱心）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忽西斜。（珍惜有限）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爱心的无限辐射）《春江花月夜》）

唐诗是“以山水为教堂，以文字为智珠”。由此诗可以看出，珍视人间的美好，成全宇宙的大美，尽气尽才的精神，也是尽心尽情的精神，同时，心气与才情，又有着超越的根据，人心与自然同一美好、同一无限、同一充满无限美好的希望。

如果将我上面讲的内容总结成三句话，即：珍惜美好、实现自我、永葆爱心。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

篇13：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著作简介：

《士与中国文化》集结了余英时先生十二篇历史研究的论文集，也是共12章节，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61100字。由于是论文集，可能在逻辑上有不连贯的地方，但总体脉络还是十分清晰。研究知识分子比较著名的还有李泽厚和许纪霖的《知识分子十讲》。

作者简介：

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1 930 年生于天津。1 950 年至1 955 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 956年至1 961 年就读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现居美国。余英时在中国内地比较广为人知的作品有《士与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论》等

余英时研究的重心是思想史,并且格外致力于从不同历史阶段的个案出发寻求中国文化内在理路的连续性和价值的再发现,在当代海外学者中,余英时是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较深的,他的论著呈现出一种文人情怀和学者风范相结合的风貌,这种治学气质比较鲜明地体现在对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关注中,这也是他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士与中国文化》彰显了这个特色。

作者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了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其目的是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访谈时如是说（研究背景）：

“我开始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发生深厚兴趣是在1940年代，当时中国史观正处于一个反传统的模式。中国整个过往被负面看待，即便中国独特的发明，也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对照之下，被诠释为偏离普遍文明进步的正轨。当时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赘言。”彼时的余先生，在世界和中国都对中国传统质疑之时，开始研究这样一个主题，心中难免有不平之意吧？

本书由于时间问题，，我暂时并没有看完，但是都大概看了下每个章节的内容，结合本书的导读和简本，我把本书分为6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士”一词的起源，本义，并告诉我们在古代早期“士”由低微的贵族，逐渐演变成庶民，以及“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格局的奠定才最终赋予了“士”延续至今的本质含义。

第二部分，主要以汉代的循吏为切入点，阐述了代表着“士”的循吏身上的双重身份，即治理政务的“吏”的身份，以及主动教化的“师”的`身份。在这里，余先生告诉我们，其“师”的身份并不是中央要求和规定的，而是一种自觉的现象，这里，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循吏的自觉的教化，甚至更加认同“师”的身份，这都证明，士和中国文化之间，有着一种

自然的承载关系。

第三部分，主要讲了魏晋时期的士人“自觉”和社会“自觉”的两个现象，来论证“礼”和“情”的一种对立统一，这时的士依附于士族社会，并且更加的重视着个性发展和人格精神独立自由。

第四部分是从唐宋到元明时期，儒学添加进了新的元素，并在道教和禅宗影响下发生着变化，导致士志于道中的“道”逐渐由一种政治上的功用转化为一种社会功用。

第五部分，着重介绍了明朝的士人与商人的关系，士而商，或者商而士，四民社会的格局发生变化，以前最被轻视的“商”在此时跃居到第二位，并在社会地位和价值上有了很大的突破。

第六部分，是对本书的一个总结。

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二章节，这里我主要讲下我看完第二章节后的感想。第二章节作者通过对“道”与“势”两个重要的概念的讲解，以达到对“士”的群体形象的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希望用阶级来分析文化现象，尤其用新兴地主阶级的观念来分析“士”的兴起。而本文却鲜明的提出“知识阶层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阶级，因此他才能坚守‘思想上的信念’，这恰是孟子‘恒心’的现代诠释”，作者一再强调“从道不从君”的理念。如何来解释这一特殊群体存在的意义与结果呢？作者再次用传统经典中“思以其道易天下”的理想，与汤因比提出的“创造少数creative minority”概念，强调“道”的最终目的是改变现状，具有比政治更高的权威，而且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疏离于普遍阶级的“创造少数”也确实可以做到了这一点。而由于中国的“士”追求的是“人道”，因此他的实现没有确定的保障，因此更重视自爱自立自尊。西方上帝的尊严可以通过教会制度来树立，但是中国“道”则悬在空中，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只有守住个人的尊严才能抗礼于“道。” 在中国今日的社会背景下，这一观点也有其现实的意义，既是对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呼唤与对追名逐利之徒的含蓄批评；也是希望通过价值观的构筑，在广泛的社会层面上，以道的力量，或者说道德文化的教化，来实现长远的目标。

问题：

1.为何余先生没有在书里没有论述自隋唐以来对中国士阶层影响很深的科举制度，比如阶层的流动等…..

2. 现代的中国，我们时常会听到现在的中国人缺少的是信念，那么一直有着坚持“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念，余先生也在书中写到从汉代以来，循吏，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有二个身份，，一个是治理政务的“吏”的身份，还有就是主动教化的“师”的身份。从汉到清末一千多年，但是怎么就是在这个近代的短短时间内会渐渐的淡化了？？

篇14：浅析井上靖与中国文化

浅析井上靖与中国文化

摘要：日本当代作家井上靖青少年时期便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对中国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不仅在思想上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在创作上也受到了中国文学的影响。他以中国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历史小说、诗歌和随笔，其创作有力地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井上靖中国文化接受

井上靖(1907-1991)是日本当代文坛巨擘，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被日本评论家誉为“置座于文坛顶峰的大师”。井上靖还是一位热心于国内、国际文化事业的活动家。他担任过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日本笔会会长、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东京大会运营委员长等职。他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热衷于中日文化交流事业，为了促进中日友好与文化交流，曾多次访问中国。1980年井上靖接替中岛健藏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为促进中日文化、文学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井上靖青少年时期便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对中国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在与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进行座谈时便提到他读中学时，学校开设有汉文课，学生必须背诵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代表诗作，而且当时他们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并不是用上课的形式，而是自然地深入其中，受到熏陶”。如果说中学时期的井上靖，对中国文化是一种不自觉地被动地接受，那么他进入大学后，对中国史籍的涉猎则是从个人的喜好出发，一种有选择的主动接受了。大学期间，他阅读过中国的《史记》《汉书》以及《后汉书》等历史着作。在其《明妃曲》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学生时代，曾经有一个时期被匈奴给迷住了。“被匈奴迷住”这种说法也许有点可笑，不过，我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出现的有关匈奴的记述之后，的确对匈奴这个古代亚洲北方的游牧民族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近似于共鸣的关心和兴趣。?

我们没有必要将“我”与学生时代的井上靖等同起来，《明妃曲》作为小说也许不是最优秀的，但是它却揭示出青年井上靖的心路历程，表现出他对中国，对中国西域的一种执着追求与憧憬。?

谈到中日两国的交往和相互影响时，井上靖说：“我国同中国地理位置毗邻，从古代起就受到过先进的中国文化强烈、持续的'影响。正由于此，促使我国国民历来关心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而在《心的文化》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成为日本文化最深根源的，无疑是7-8世纪从中国大陆传来的学问、艺术、文化，虽然是广义的文化，但它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础。”这也许是作者钟情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原因。

井上靖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思想上。他说：“至于我们究竟从中国古典中获得了什么?真的不知道怎样才能确切地表达。我认为从中吸取了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对所谓的人生最根本的思考方法。”他多次提到对《论语》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的思考，可见这句话对井上靖思想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在自传体小说《北方的海》中他就提到了这句话对中学时的他的影响。他在创作以“逝者如斯夫”为主题的小说《化石》时，因病魔缠身怀疑自己患了癌症，《论语》中的一些语句成为他战胜病魔的支柱。而当他真正身患绝症躺在病房中时，正是孔子的魅力及其对事物执着的意志促使他完成了他人生总结般的作品《孔子》。

而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景仰，也激发了井上靖的想象力，促使他以中国历史为题材，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1950年，井上靖因小说《斗牛》获芥川奖而正式步入文坛，潜心创作。也就是在这一年，井上靖开始了他的中国主题的创作，以中国历史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漆胡樽》便是这一年创作的。1957年，叙述高僧鉴真东渡的事迹，歌颂中日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友谊的《天平之甍》的问世，掀起了井上靖中国主题创作的高潮，随后，井上靖先后创作了以班超为主人公的《异域人》，描写楼兰小国兴衰，极具西域风情的《楼兰》，描写成吉思汗东征西讨纵横天下的《苍狼》等十六部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

井上靖在这些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作品中，或是以艺术的形式再现中日两国之间历史悠久的文化交流，歌颂中日两国人民悠久的友好历史;或是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描绘，勾勒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而爱好和平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形象。这些作品，对于战后的日本人来说，可以使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了解日本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日本着名学者德田进便认为《孔子》“这部作品使那些读过或未读过《论语》的人，都能把孔子作为中国的代表人物来理解，所以井上靖塑造的孔子，使读者心理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井上靖在这些作品中，倾注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礼赞之情，倾注了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对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真挚愿望。他通过这些作品的创作，“在中日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虹桥”。

参考文献：

周发祥编：《中外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

井上靖着，赖育芳译：《永泰公主的项链》，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

井上靖：《中国美术和考古·序言》，日本六兴出版社，1977年版。

井上靖着，周世荣译：《日本人与日本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篇15：书法与中国文化论文

中国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人类文明史中是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原本它就只是对文字的书写和信息的传达，这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明中的书写是没有差异的。但是，以书写工具而言，中国的毛笔是一种神奇的书写工具，它的形状是锥形，它的尖、齐、圆的特性决定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鹅管笔，由于毛笔的这个圆锥的形状，使得运笔在不同的方向出峰，而表现出粗细不同的轻重变化。而那种鹅管笔就不能像毛笔一样表现出如此多变的变化。书写者在蘸墨的同时已经将宣纸规划，于是方块字就在纸间驰骋，而书写者的意志也在书写的过程中得到了宣泄。这整个的书写过程将中国文化的精髓表现了出来，法官前总统曾经这样评价中国书法：“在中国，书法乃艺中之艺，祖祖辈辈它一直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这种艺术表现形式在我们画与书极少融合的西方文化中，尚鲜为人知，它既使人惊诧，也使人着迷”。写汉字的方式之所以被推崇为“艺中之艺”在于汉字具有独特性，一个单字就是一个符号，全世界的文字也就只有汉字能达到这样的一种艺术的层次，虽然世界其他的文字同样可以书写的很漂亮，但是由于它们都是一个一个字母组合起来的关系，所以它们看起来就没有方方正正的汉字看起来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汉字虽然偏旁可以写在上下左右各个地方，但是每一个写成的字都有很强的艺术感，所以对于书写者来说写字本身就是一种接受艺术的教养。虽然世界上有很多书写优美的人，但是这和中国书法是不能媲美的，因为书法是对人的性格的陶冶。书写的优美和流利是每个文字都追求的，中国书法区别于其他文字的书写在于意境的.营造。每个面对中国书法作品的人即使对书法作品一无所知也会被它的外形和结构所吸引，会把它想像成一幅幅小型的抽象画，这是由汉字的表意特征决定的。正是汉字的这种表意特征，书写者在完善书写技术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追求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因为有意境美的存在所以中国书法在创造初始就在实用之外同时走上了艺术美的方向，成为了表达民族美感的工具。中国书法通过毛笔的运用更好地表现出了上下、有无、虚实、阴阳。在落笔的刹那一个生动的世界便跃然纸上，虽然只有两种色彩但是时间与空间在这一瞬间成为永恒。

一、书法的文化内涵

这样对于书写者来说，书写本身就是对自身的一种艺术熏陶。不同时代的生活习俗、社会文化的信息、科技发展水平，都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对书写产生着影响，塑造着文化的品格。中华民族传统的学术思想、宗教信仰、规章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都和毛笔书写的书法艺术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全面的映射。在中国文化的漫长历史中，毛笔书写满足了在当时的年代里书写文化、记录语言和历史的实际需要，为了书法艺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精神、艺术的价值取向来看，毛笔书写汉字的书法艺术具有超越实用书写的价值内涵，成为民族独特的审美艺术，是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窗口。

二、书法中的人格精神

病榻上的唐太宗要求儿子给自己寻找《兰亭集序》，他曾经形容王羲之的作品是“尽善尽美”可见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景仰之情。唐代具有较为完整的书法教育体系。《新唐书》记载书法考试的要求是：“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不仅书法学生必修书法，其他专业的学生也要“日纸一幅”。除了考试选拔学生进入书学学习，还为贵族子弟提供到弘文馆接受书法教育的机会。唐代科举制度兴起，书法的优劣就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之一。唐代的科举制把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合二为一，“楷法遒美”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开启了楷书书写兴盛的时代。当时考生众多，吏部不能一一考察看考生的为人和言行，于是就出现了仅凭书、判的现象。书、判其实是选人判案的两个方面，书写水平就是看他们的书写是否端正，笔记是否优美，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判案的质量，因此书法又是试判的关键。唐朝在中国书法史上被称为“法的时代”，以书法为依托将知识分子的思想凝聚在“中和之道”上。同时，书法也体现出了一个人的人格，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不强的精神，在笔墨书写中可以得到极大的熏陶，颜真卿捍卫了唐王朝的尊严，他的书法是唐代的典范，他的人格是中国人的楷模，反面人物的书法作品单纯从书写美的角度来说是很好，但是和人品结合起来的话，人们是不会接受他们的艺术作品的，因为他们的为人和做事方法与态度不被世人接受，所以他们的书法作品同样被人们拒绝在了书法艺术殿堂之外。

三、书法在清代的发展

到了清代，书法的主流是取法碑版，科举制倡导“馆阁体”，“馆阁体”成为入仕的基础，“黑、大、圆、光”是馆阁体的特点。当馆阁体发展到极致的时候物极必反自然会出现一种新的书法艺术形式—碑学中兴，尊崇北魏的碑帖。书法的审美取向也得到了普遍的改观。

中国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部分，中国书法既具有精神文化性质，又具有物质文化性质；既具有心态文化、行为文化的性质，又具有物态文化、制度文化的性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毛笔的丰富内容和深厚蕴涵，是我们的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遗产，是中华民族历史创造的结晶。虽然毛笔的时代已经逐渐离我们远去，但曾经作为中国人不可离开的书写用具，至今仍有着活的生命。在毛笔文化中所蕴涵的审美形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

参考文献：

1、《书法作为一种文化》刘守安《新华文摘》第19期.

2、《中国书法文化精神》工岳川新星出版社版.

3、《汉字与书法文化》姚淦铭广西教育出版社 7月版.

4、《中国艺术精神》徐复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

5、《汉字何以成为艺术》聂振斌中国书法，4月版.

篇16：佛经翻译与中国文化

佛经翻译与中国文化

唐朝太宗、高宗时期玄奘大师的译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最高水平。玄奘自太宗贞观三年经西域前往印度求学佛经，于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历时16年。

一、佛经翻译的历史盛况

中国人知道有佛教，是在西汉武帝通西域之后。现在有些人以为佛经翻译是东汉安世高开启的，其实最早的佛经翻译是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贵霜帝国大月氏王遣使来中国口授佛经，博士弟子秦景宪协助来使伊存口授佛经。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4年)又有佛僧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华翻译佛经。但是大规模有影响的传人中国，则是在东汉桓帝建和年间(公元147年后)安世高来华译经之后。至此以后大约七百年，印度佛教通过佛僧译经传教。持续深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宗教、哲学、政治、艺术和人民的日常生活，直到唐朝后期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灭佛事件，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变。然而，就在佛教传播短暂中断之后，佛教又在后世迅速复兴，在中国文化史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多功能的角色。

佛经翻译运动大体上经历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自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2年)至东晋后秦的大约四百年，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主要是由外来的佛僧担任主纲。如前所述，其时最早来华的外国佛僧翻译家是伊存、迦叶摩腾、竺法兰，八十年之后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真谛、昙无谶等(多来自天竺、安息、月支、康居)。自后秦弘始年间(399年)鸠摩罗什来长安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为后一阶段，这四百多年中佛经翻译主要由中国本土的佛僧担任主纲，著名翻译家有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玄奘、义净、不空等。这二个阶段性的特点也符合外来语言文化从陌生到熟悉的自然发展过程。

在八百多年的佛经翻译盛世中，翻译家的阵容从小到大，不胜枚举。因篇幅原因，本文不可能将所有译家一一列举，在此仅列表举出部分杰出翻译家，以便读者大致了解佛经翻译运动曾经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的空前盛况。

二、佛经翻译家的历史地位

佛教传人中国之初，其经文都是西域文字、伊朗文字和印度文字。最先为犍陀罗文、焉耆文(吐火罗语A)、龟兹文(吐火罗语B)。后来则是巴利文、梵文12l，能够读懂原文的人极少，而绝大多数人只能依赖部分佛经翻译家的语言文字水平和见解去了解佛经。于是，在这样的文化传播过程里，佛经翻译家首先便是外国语言的解读者和翻译者。从第一节所述佛经翻译情况，相信读者应该理解并对此无异议。这可看成是跨文化传播的初级层次。就翻译的数量和种类，东汉至唐朝的佛经翻译堪称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高峰，而且其翻译成就维持了一千余年之久未能被后人超越。近代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中的翻译成就是否超越第一个高峰，还有待研究，在此不便贸然定论。

不仅如此，当这些外语解读者和翻译者在经历初级传播的过程后，并没有像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家那样停足止步，局限于相对狭隘的案头翻译，而是常常以所翻译的佛经为依据(相当于课本)。积极地、身体力行地向他们的中国读者传经布道。因而，此时他们的身份已不仅是翻译家，而且还是新的社会教化的推行者，或可称为社会教育家。以传播学的观点而论，他们进入了更深的文化层次。在这点上，佛经翻译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就已超越了绝大多数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家。

更值得注意的是，佛经翻译家在担当佛经教育家的同时，逐渐加深了对佛经的理解，进而形成了汉化佛教的各个宗派(六朝和隋唐时期曾出现十三支佛教宗派)。进而将佛教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汉化佛教。这些宗派往往人数众多、传承严密，短则四、五十年、长则几百上千年。于是。佛经翻译家就成为佛教宗派的宗主或成员。而且，因佛教含有浓厚的宗教哲学，不少人还撰写佛经著作(如道安的“本无”说，僧肇的般若学、智觊的止观论、竺道生的顿悟成佛说、窥基的“唯识论”)，于是有些人还成为佛教哲学家。翻开中国历史或哲学史可以发现，东汉至唐朝那一时期中国的思想家或哲学家大约有50%以上出自佛教宗派。

佛经翻译家集一身于几任(翻译家、教育家、宗主、哲学家)，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极为有趣的特殊现象。他们跨文化区域传播佛教经典的历史成就，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语言学或翻译学的意义，对二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政治、宗教、哲学、性格、建筑、艺术和日常生活等诸多领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佛经翻译家实际上扮演了中国文化重要构建者的角色。不知读者还能否找出几位与古代著名佛经翻译家具有相似地位或相似影响的'现代翻译家?

本文集中概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最富有代表性的几位佛经翻译家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

三、鸠摩罗什与大乘空宗

鸠摩罗什(344-423)，西域龟兹人，东晋后秦时来长安，享有国师待遇，在西明阁和逍遥园设立译场，广译佛经，参与者800余人。据《开元释教录》，他主持翻译了74部(384卷);又据《历代三宝记》，他翻译了97部(425卷)。罗什本人堪称四大佛经翻译家之首，他翻译的《般若》诸经和《法华经》被视为佛经四大翻译作品中的前二部(四大翻译中的第三部《大般涅磐经》由北凉时来华印度僧人昙无谶翻译，但该经的研究与传播后来全部由罗什派弟子掌握)。从翻译学角度看，鸠摩罗什的译经数景、内容准确性、文体技巧等方面较前人都有显著提升：他还第一次提出了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翻译原则，超越了道安“五失本”的直译原则，开创了佛经翻译理论的一代新风。

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主要是大乘佛教空宗经典和禅学经典，规模巨大，形成了隋唐以前佛教二大派系之一，极大地推动了汉化佛教的传播和发展。罗什系统的弟子最初有三千，仅列入《高僧传》的就有22人。后来他的承传系统随着时代前进又扩大了，因而在罗什周围形成了以他所翻译的佛经为理论依据的一系列大乘空宗派别(承传印度大乘佛教龙树空宗，宣传一切皆空的虚无主义)：

1、“三论”，即《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为三论宗的理论依据，罗什本人被尊为三论宗始祖，传承至道生、昙济、道朗、僧诠、法郎、吉藏(嘉祥大师)，后来三论宗并入禅宗，

2、《法华经》和《大智度经》以及昙无谶所译《大般涅磐经》，启示了北齐的慧文创立天台宗，成为天台宗的起源。经慧文传承至慧思、智觊(天台大师)、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道邃(十祖)。高丽僧人从智觊处将天台宗传入朝鲜，日本僧人从道邃处将该宗传入日本。天台宗关于佛性的宗教哲学观点是魏晋以来中国哲学人性学说的发展，开了宋明理学天道性命观的先河。

3、《坐禅三昧经》等禅学经典启发了罗什弟子道生和慧观，他们首倡“顿悟成佛”之说，以后影响了道猷、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到唐朝慧能大师，终于形成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禅宗的代表作《坛经》是中国僧人著述中唯一称经的著作。禅宗是对印度佛教的革命性变革，是彻底汉化的佛教，也是佛教中流传最为远久、影响最大的宗派，被称为中国佛教发展的顶峰。

四、佛陀跋陀罗与大乘有宗

与鸠摩罗什同时代的还有一位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佛陀跋陀罗(觉贤)。他原是印度佛僧，东晋十六国后秦时来华，先在长安石羊寺传授自己翻译的《达摩多罗禅经》、《新无量寿经》等禅学经典，以后到健康(今南京)久居。以道场寺为译经中心组织翻译大批佛经。觉贤的译经著作以《华严经》(习惯称《六十华严经》，佛经四大翻译之一)、《观佛三昧海经》、《达摩多罗禅经》最为著名。除上述三部重要佛经外，觉贤还翻译过另外八部(二十余卷)。虽然他的译经数量比不上鸠摩罗什，但在《六十华严经》的旗帜下，他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堪与鸠摩罗什派大乘空宗相对立的另一大教派――大乘有宗(承传印度大乘佛教世亲有宗，宣传因缘出于三界，个人努力不同会招致不同的结果。这一学说有积极的一面)。

觉贤翻译《六十华严经》之后，大乘有宗的另一部重要经典《十地论》随后也由三位有宗佛僧(勒那摩提，菩提流支，佛陀扇多)译出。后来有宗的慧光大师以《十地论》为依据，大力推进《华严经》的研究承传，逐渐形成慧光系统，即觉贤再传系统。慧光直传大弟子十五人，再传弟子众多，其中十人被列为十哲。同时，另一印度僧人真谛于后凉时代来华，传译大乘有宗经典。他翻译佛经二十部(七十卷)，有大弟子八人，最著名者为智恺、法泰，再传弟子众多。这二大系统共同衍生出了后来的杜顺、智俨、法藏等华严宗大师。

由觉贤创立的华严宗体系包含复杂的神秘主义哲学思想，涉及万事万物普遍联系的观点、本质与现象、统一和差别等范畴，具有某些辩证法因素，代表了中国佛教哲学的最高水平。华严宗对后来的宋明唯心主义哲学影响巨大(如程朱理学中的论题“理”、“事”、“气”)，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和逻辑继承关系。至于各地兴修的华严宗庙宇(有些称法藏寺)和禅寺不计其数，对于古代中国的建筑、园林也有明显影响。

五、玄奘与唯识宗

唐朝太宗、高宗时期玄奘大师的译经代表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的最高水平。玄奘自太宗贞观三年经西域前往印度求学佛经，于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历时16年。他从印度带回大量梵文佛经，共计657部。玄奘在长安慈恩寺和弘福寺设立庞大译场，组织翻译佛经近20年。他一个人就翻译出74部(1341卷)。在翻译组织工作方面，玄奘分工细致，设有专人负责“证梵语”(解读原文)，“笔受”(形成文字)，“证义”(复核校对)、“润文”(文句修饰)等程序，往往数十人同时翻译一部经典。如翻译《瑜伽师地论》时，便有笔受5人，证文5人，证字2人，证梵语1人，证义7人，此外还有官吏“润文”和监督。无论从译经的质量和数量上看，玄奘的翻译事业都是空前绝后的。

玄奘门下弟子三千，高足也有七十，其声势当时可比孔子。其中最为杰出者是窥基、圆测，此外还有普光、发包、神慕、靖迈、嘉尚、慧立、彦惊、神防和宗哲十贤。玄奘在译经同时，传授印度大乘佛教《成唯识论》(10卷)和《俱舍论》等经典。他以空宗为依据在他门下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佛教新宗派――唯识宗(或称法相宗、慈恩宗)。玄奘为宗师，继之有慈恩(窥基)、慧诏、智周、世定等诸位大师。由此，玄奘在佛经翻译的基础上把佛教教义发展到了极致。

六、结束语

佛经翻译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整体而言，是全方位的。佛经翻译将印度佛教的精深和奥秘引入儒家和道家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本土，给中国传统文人学者和普通百姓提供了思考人生、探讨宇宙的另外一条新奇和特别的路径。同时，佛经翻译这一历史文化事件在中外来文化的交流过程中也逐渐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