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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诗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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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诗有哪些（合集6篇）由网友“楚楚老妈”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白居易的诗有哪些，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白居易的诗有哪些

篇1：讽喻诗白居易

白居易是我国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存诗三千余首，是唐朝诗家中存诗最多的。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四类，其中最有价值且他本人也最看重的是讽喻诗，这是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意激而直言”的讽喻诗，是白居易“兼济天下”政治抱负的具体体现，也是他新乐府诗歌理论的具体实践。他的讽喻诗数量并不太多，仅有170首左右。这些诗主要创作于元和初至元和四年，《秦中吟》和《新乐府》集中体现了这类诗的思想价值。这些讽喻诗将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阶级，从多方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苦难生活。涉及了众多的政治问题及社会问题，反映了白居易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诗不仅有丰富的现实内容，还有极高的思想价值。他的讽喻诗质朴平易，雅俗共赏，形成独具一格的浅切诗风，代表着新乐府运动的最高成就，确立了它在中国诗歌中的不朽地位。陈寅恪认为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上承《诗经》，汉乐府、杜甫诗歌的优良传统，积极反映社会现实，艺术上也自树一格，被誉为“唐代《诗经》”。

一、白居易讽喻诗出现的时代背景

白居易注重讽喻诗，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的。

白居易的家庭是一个世代业儒之家。其祖父白B、外祖父陈润都是诗人。父亲白季庚也是明经出身，做过多任地方官。这样的家庭环境，使白居易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学教育，为其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白居易的青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当时，唐王朝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政权日渐削弱，藩镇拥兵割据，对抗朝廷。在唐王朝朝廷内部，宦官逐渐掌握了朝廷的生杀大权，专横贪暴，无恶不作，连皇帝的废立也多半出于其手。而封建官僚之间的党争更加剧了政治的黑暗。这时，白居易一家也因战乱到徐州一带避难。后又迁到越中。年纪稍长，其父白季庚去世，家境衰落，生活也更加贫困，迫使他南北奔走，愁于衣食，常常“衣食不充，冻馁并至”，以至“索米乞衣于邻郡邑”。也正是这种贫穷的生活经历，使白居易对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有着较为深切的感受，这奠定了他以后在政治上和诗歌创作上关怀百性疾苦的思想基础。

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二月，白居易考中进士。不久由校书郎被任命为今陕西省周至县尉。几年后，又入为翰林学士。元和三年(808)四月改授左拾遗，仍充翰林学士。中唐以后的翰林学士是替皇帝草拟机要文件的差使，地位非常重要，宰相多由翰林学士中提拔。而左拾遗是谏官，位虽不高，却接近皇帝。所以，白居易曾不无自负地说：“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贵。”这是白居易政治上最得意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没有大的战乱，国家暂时实现了统一，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社会相对安定，史称“中兴”时期。这种社会表面上的短暂回升，虽未能解决唐王朝所面临的一系列根本矛盾，但却给一部分有识之士带来了改革社会、振兴国事的希望。他们热心从政，跃跃欲试，提出各种改革社会弊端的措施。白居易曾与元稹合写《策林》七十五篇，不断向皇帝进谏，极力主张改革时政。为宣传自己的主张，批评社会弊病，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口号，主张“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他认为诗歌应担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以便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他十分强调诗歌对现实的“美刺”作用。“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唯诗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诗歌求讽刺”(《采诗官》)。关心现实，干预时政，白居易认为这是诗歌最主要的社会功能。这一时期是白居易关心社会生活，在艺术创作上最富于进取精神的时期。诗人目睹黑暗的社会现实，立志“为民请命”，“兼济天下”，“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为此，他在任职之上“正色摧强御，刚肠嫉幄呼。常增持禄位，不拟保妻儿。养勇期除恶，输忠在灭私!”(《代书诗一百韵寄微子》)因此，“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与元九书》)一方面又利用诗歌作武器，凡“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与元九书》)他的那些著名的讽谕诗《秦中吟》和《新乐府》等都是这时写出的。这些诗篇像一把把匕首，直刺黑暗的社会现实，使权豪们“扼腕”“变色”“切齿” (《与元九书》)。

二、白居易讽喻诗的思想内容

在白居易的讽喻诗中，《秦中吟》和《新乐府》集中体现了这类诗的思想价值。在《伤唐衢二首之二》中，白居易曾说：“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这表明了他作《秦中吟》的目的。

首先，他描述了这个朝代中最尖锐的贫富不均现象和下层百姓在各种剥削勒索下艰难挣扎的悲惨状况，把揭露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统治阶级。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将租庸调法改为两税法，初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后来弊端百出，老百姓苦不堪言。白居易在《赠友》一诗中愤怒地写到“私家无钱轳，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棉。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一语中的地揭露了两税法的弊端。在《重赋》一诗中，诗人详尽地描写了被贪吏们破坏的两税法给农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而贪吏们“随月献至尊”的羡余物(地方把定额外榨取的财物美其名曰“羡余”，拿去讨好皇帝)却“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诗人借老农之口发出了“夺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的愤怒呼喊。《伤宅》所写富贵者的奢侈，恰与《重赋》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堂费百万，郁郁起轻烟。洞房温且高，寒署不能干。……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缭绫》中也以“丝细缲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写出农妇的艰辛，而对照富贵者的浪费：“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蹋泥无惜心。”在《买花》诗中，他借一个田舍翁之口发出感叹：“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这些诗作，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与剥削的事实。作为一种解救，诗人希望权势者能有所节制，因而他尖锐地指责那些在下层百姓的困苦之上还要加上一层困苦的贪吏、宦官。《轻肥》则将矛头指向宦官集团的那些内臣、大夫、将军，对他们的气焰、权势和奢华生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和无情的鞭挞。《卖炭翁》指责宫中黄衣使者盘剥掠夺百姓，不问青红皂白抢走卖炭翁辛辛苦苦烧的一车炭。这首诗借卖炭翁由“伐薪烧炭”到进城“卖炭”再到炭被抢走的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宫市扰民害民，宦官强取豪夺的野蛮行径。其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两句尤为精譬。先用“可怜”二字倾注无限同情，继以一“忧”一“愿”来写卖炭老人的艰难处境和细微复杂的心理活动，真实贴切。《杜陵叟》中则写长吏明知庄稼为自然灾害所毁，却仍然“急敛暴征求考课”逼得百姓典桑卖地来抵官租，白居易愤怒地说道：“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观刈麦》中“力尽不知热，但希夏日长”的辛勤农夫，“家田输税尽，拾些充饥肠”的贫妇人，《村居苦寒》中“布絮不蔽身”“愁坐夜待晨”的无衣民，《采地黄者》中“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的百姓，都具体真实地表现了农民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生活。诗人深切同情不幸的农民，对自己的温饱有余深感惭愧，并由此产生了“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可贵思想。

其次，白居易还注意到边疆无休止的战争导致千万百姓无辜丧生，表现了人民对统治者穷兵黩武的反对，体现了诗人“不赏边功防黩武”的思想。著名的《新丰折臂翁》写了一位在天宝年间逃过兵役的老人，当时，宰相“欲求恩幸立边功”，发动对南诏的战争，无数被强征去当兵的人冤死异乡，这位老人“偷将大石捶折臂”，才留得残命。诗中借老翁之口说道：“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这位命运悲惨的老人，却以欣喜口吻自庆侥幸，让人读来更觉得悲哀，同时也感觉到诗人的目的不仅在记叙一桩往事，而是反映出战争带给广大人民的无穷苦难。《缚戎人》描写一个“一落蕃中四十载”的汉人的遭遇。他为了返回故乡，冒死逃出吐蕃，不料被贪功的边将抓住当作“蕃虏”，“配向江南卑湿地”，含冤莫辩。这个“汉心汉语吐蕃身”的不幸人的遭遇，不仅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昏暴，也反映了人民真实的爱国情感。

除了上述两大主题，白居易的乐府诗所涉及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还有许多。他揭露了官吏昏庸无能，将帅骄横无勇，借君国之名义而饱一已之私利。《红线毯》、《歌舞》、《缭绫》等诗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统治阶级昏庸无能，醉生梦死的生活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母别子》中的妻子因丈夫升官发财，喜新厌旧而被抛弃，《井底引银瓶》中年轻女子受封建礼教迫害而被逐。《议婚》、《太行路》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妇女们地位的卑下和遭遇的不幸。白居易对宫妇问题尤为关注，象《上阳白发人》中那失去青春、失去爱情的老宫女，《后宫词》中“几个春来无泪痕”的三千宫女，《过昭君村》中把脸“烧灼成瘢痕”的村女都是对腐朽的宫女制度的严正抗议和血泪控诉。他批评宫中幽禁了无数宫女，要求皇帝将他们释放，他还批评求仙之虚妄，佛寺的繁多，希望君主采取措施来干预……，这些都切中了时弊。

元和年间，正是社会相对稳定，战乱稍稍平息的时候，醉生梦死的人又开始花天酒地，庸凡的人又在弹冠相庆，而白居易却挑开虚饰的面纱，暴露出这个社会的黑暗、**、肮脏和不合理，批评的锋芒横扫了整个社会，上至宫廷，下至官吏，这是自杜甫以来没有人做到过的。据说这些诗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恰恰说明它击中了社会要害，刺痛了权势者的神经，也说明白居易是有正义感和勇气的。白居易的讽喻诗切中时弊，关心人民疾苦，无不体现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三、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

没有脱离开内容的抽象的形式，艺术形式是为表现其思想内容服务的，内容决定形式，内容既然是讽喻性质，就决定了这类诗必然有不同于其他诗的艺术特色。白居易的讽喻诗不仅有丰富的现实内容，而且有独到的艺术特色。

白居易的讽喻诗大都选材真实、典型，主题明确、单一。《秦中吟十首》是“一吟悲一事”，《新乐府》五十首都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宫市也”、“伤农夫之困也”、“贪女工之劳也”、“戒边功也”、“忧蚕桑之费也”、“念寒隽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贪吏也”等，这就使诗的主题专一、明确，使人一目了然，印象深刻。他所有的讽喻诗基本都这样，一诗只写一件事。但这“一事”，不是随意信手拈来的，有条件，按《秦中吟》、《新乐府》的序说，必须“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其事核而实”，这实际就是说从很多真事中选取最足悲最核而实的。

白居易的讽喻诗极善于运用简练的外貌描写，细致的心理刻画，人物的语言行动以及写景、议论等多种手段，塑造各种人物的形象。如《卖炭翁》中的卖炭翁，《观刈麦》中的贫妇人，《上阳白发人》中的老宫女，《新丰折臂翁》中的老翁，《轻肥》中的宦官等，通过这一系列形象生动的正反面人物形象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增加了诗歌的形象性。如《卖炭翁》中，对卖炭翁的形象、心理作了细致真实的描写、刻划，连细节都十分精致，“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就是著名的心理描写的警句。在对卖炭翁矛盾心理的揭示中，突出了一车炭对他的重要性，从而深化了“苦宫市”的主题，笔端饱注对这位贫苦农民的同情，倾向性很鲜明，却避免了议论化。这一点在《上阳白发人》中表现得更突出，诗对她孤独寂寞的生活环境和凄凉的心境的描写，抒情味很浓，诗中透露的悲剧气氛很感人。

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也是讽喻诗的重要特色。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中往往先尽情描摹达官贵人们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出人意料地突起一个对立面，比如《轻肥》和《歌舞》：在描绘那些宦官“樽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d切天池鳞”之后，突起“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之后，突然一句“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随后戛然而止。再如《观刈麦》、《村居苦寒》中作者和农民的对比，《买花》中富人与田舍翁的对比等，鲜明的对比，凸显了社会的极端不公，凸显了矛盾的极端尖锐。使读者从鲜明的对比中，看到贫富的悬殊，阶级的对立，从而更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剥削者的痛恨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直接发议论，也是讽喻诗的特色之一。发议论，是白居易所谓“卒章显其志”的一种手段。但凡结合了议论的，多数议论都很形象，富有情感，不是干巴巴的说教。比如《红线毯》在具体生动的描绘之后，作者仿佛是指着宣州太守的鼻子大声斥责：“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新丰折臂翁》讽喻戒边功，是用生动的历史教训来形象地议论：“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用历史事实的对比，形象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主张和态度。象《买花》、《重赋》、《轻肥》、《杜陵叟》等诗，都是先有具体的叙事，生动的描写，接着是画龙点睛的议论，对事情作评说深化主题。

质朴自然，通俗平易是讽喻诗语言的主要特色。白诗的语言以通俗平易为基本风格，往往以平易流畅的语言娓娓陈述，唱叹有情，扣人心弦，间有议论，发人深省，语言的通俗和尖锐的讽刺相联系，真正做到“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他的讽喻诗的语言接近于人民的口语，随口而出，如话家常，然而语虽平易，意却警策，所以袁枚在《续诗品》中说白诗“意深词浅，思苦言甘”，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刘熙载在《艺概》中说白诗语言是“用常得奇”，这些品评都较为中肯。

从艺术的角度分析，由于白居易救治现实的功利色彩太浓，所以相应地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一些写时事的作品，不是来自于作者自己亲身的感受，而是以理念组织而成，说教意味偏浓。在语言运用上，或是太过激切，或是过分通俗、浅显，结果有失诗歌语言的蕴藉、含蓄、精炼之美。但偏不概全，瑕不掩瑜。白居易的讽喻诗对新乐府运动起着指导和示范作用，确立了它在中国诗歌中的不朽地位。新乐府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承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唐朝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对后世诗歌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讽喻诗白居易]

篇2：白居易琴诗

白居易琴诗

作为古老的民族乐器，琴与我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

琴不但具有娱乐之功用，还是文人士大夫的修身养性的工具。白居易是爱琴懂琴之人，他的琴诗是唐代诗人中最多的。

琴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乐器，距今已有30历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所以说琴是文化瑰宝，是因为琴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紧密关系：古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乐器，我们在欣赏琴曲的同时不能将它同中国文化相剥离，古琴文化也不是简单的音乐文化，它与文人阶级的精神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尤其是儒家文化。《礼记》云：“士无故不撤琴瑟。” 琴棋书画不但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修身养性之具，也是他们才能的体现，而琴居其首，由此可见琴在古代文人心目中的重要性。

提到琴诗我们就不得不谈到白居易，白居易是酷爱音乐的文人，笔者以朱金成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为底本作了统计后发现，白居易的琴诗共125首，是唐代琴诗最多的诗人。他对琴有着特殊的爱好： “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堪销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安慰白头翁。”(《好听琴》)此时的琴是抚慰诗人的灵药，空灵静好。“晚坐拂琴尘，《秋思》弹一遍。”(《冬日早起闲咏》)琴是寂静时默默诉说心声的朋友。“琴中古曲是幽兰，为我殷勤更弄看。欲得身心俱静好，自弹不及听人弹。”(《听幽兰》)“今日北窗下，自问何所为。欣然得三友，三友者为谁。琴罢辄举酒，酒罢辄吟诗。三友递相引，循环无已时。”(《北窗三友》)琴是与诗人志同道合的道友。《琴史》记载：“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以文章德范称于宪穆文武之间。自云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必先拂酒罍，次开箧诗。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官声，弄《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在日常生活中，白居易以琴来自娱，而在失意时以琴作为抚慰。白居易还十分重视社会大众对琴乐审美的变化，他对和琴音效果、古琴为何衰微的原因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以说白居易的一生几乎是与音乐为伴的。

白居易琴乐审美观——恶俗倡雅

唐代以来，自西域胡乐开始盛行，打破了原有的音乐系统，中原的旧乐与西域的胡乐相融合，形成了与旧时雅乐和清乐不同的音乐系统，曾经用于郊庙祭祀的雅乐也只不过成为仿古的模拟品来装点礼仪仪式。与此同时，西域的乐器如琵琶、觱篥、羯鼓也开始在中原流行起来，所以琴的地位也逐渐“曲高和寡”。“嗟嗟俗人耳，好今不好古。所以绿窗琴，日日生尘土。”(《秦中吟十首》)“人情重今多贱古，古琴有弦人不抚。”(《五弦弹》)都说明了当时琴乐的衰落。《新唐书·音乐志》载：“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由此可知，唐代的音乐艺术总体呈现出一种异彩缤纷的局面，残存的清商乐已经走向没落，而中亚及西域康国、安国、高昌、疏勒、龟兹等外来音乐占据了唐代音乐的主要舞台，进而形成了以龟兹乐为基础的新音乐。新音乐在初期以节奏明快的乐曲和热烈优美的舞蹈为主流，这在当时是符合人们的社会审美需要的，而从容雅缓、曾被隋文帝称之为“华夏之声”的清乐便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白居易《废琴》便是当时琴乐衰落的真实写照：“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玉徽光彩灭，朱弦尘土生。废弃来已久，遗音尚泠泠。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何物使之然?羌笛与秦筝。”如果仅从字面意思来看这首诗，白居易主张废去古琴，因为古琴声淡无味，遗音冷冷，与现代人的情感格格不入，而羌笛与秦筝才是世人喜欢和热爱的对象。但若仔细分析便会发现，这首诗实际上是白居易对古琴音乐衰落现象发出的沉重感慨：即使我不辞辛劳为你演奏，你也并不爱听，这多么令诗人伤心!白居易是诗人，是热爱生活的文人，他喜欢酒，喜欢诗，喜欢琴乐。诗人视琴为知己，他自然明白这位清高的朋友从传世以来就有不可克服的缺点，但是当他看着琴乐的处境不佳，依然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伤感。诗人还说明了导致琴乐衰落的直接原因——“羌笛与秦筝”。这里的“羌笛与秦筝”不是特指专门的乐器，而是泛指羌笛、琴筝一类的胡乐器。唐玄宗时“胡部新声”在内地广泛传播，乐器种类极其繁多，不但有音域宽广的琵琶弹弦乐器，还有羯鼓等打击乐器，笙、笛、觱篥等吹乐器，尤其是琵琶在当时极为流行。隋唐燕乐都依琵琶定律，出现了许多琵琶高手，“尽日听弹无限曲”(元稹《琵琶歌》)，便是当时琵琶流行场面的真实写照。将琴与当时俗乐演出的局面相比较，琴之缺陷便更加显而易见：“秦筝箫管和琵琶，兴满余尊酒余赊，歌舞留春春似海，美人颜色正如花。”(唐彦谦《春日偶成》)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当时俗乐的热闹场面：几种乐器混用，有箫管、秦筝、琵琶，不仅如此还有美人歌舞，试想象下那是怎样热闹的场景，人们相聚在一起尽情欢乐，纵情起舞，这样的繁华又怎是琴所能够企及的。与喧闹的俗乐器相比较，琴的疏淡平和更为低调，这也是它逐渐不被大众重视和喜欢的原因之一。古琴音乐音量偏小，更偏向于自娱，于是它更多保留了文人的雅趣，始终没有走出文人阶层，一直与普通的老百姓保持着遥远的距离，也是其衰落原因之一。

在白居易的音乐审美观中，他在继承前人以古琴为雅正之音的基础上，以崇雅、平和、清淡作为审美标准，而且对雅乐与俗乐的爱憎态度极为明显。白居易在《和答诗十首·答桐花》中表达了他的喜好：“泠泠声满耳，郑卫不足听。”“郑卫之音”原是指春秋时郑国、卫国的民间音乐，后因《论语·卫灵公》有“郑声淫”之语，后人便以郑卫之音作为淫乱的音乐。在这里，郑卫之音指的是当时俗乐，白居易认为俗乐是不堪听的，他甚至丝毫不掩饰对俗乐的厌恶之情，他在《五弦弹》的副标题上便直接发出自己内心的愤怒：“恶郑之夺雅也。” 这与《论语·阳货篇第十七》“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的思想是一致的，批评郑卫之音有喧宾夺主之嫌。他在文中说道：“远方士，尔听五弦信为美，吾闻正始之音不如是。正始之音其若何?朱弦疏越清庙歌。一弹一唱再三叹，曲淡节稀声不多。融融曳曳召元气，听之不觉心平和。人情重今多贱古，古琴有弦人不抚。更从赵璧艺成来，二十五弦不如五。”他认为一唱三叹，曲淡声迟，能够恢复人的元气，使人精神爽朗的音乐才是真正的“正始之音”，这样的音乐可以使人回归心灵上的平静，也符合音乐的审美标准。而对于世人喜欢热闹欢快的俗乐而将雅乐抛至一边的现象，白居易显得有些无奈。二、白居易与文人琴——琴之雅趣与高志

梁昭明太子肖统《陶洲明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琴以寄其意。”他对陶渊明抚无弦琴以寄情这一举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无弦音乐也曾被认为是音乐美的最高境界。有人认为这里的无弦琴是指能够发出具体声音之外的大音(大音希声)，又或者是空明的佛家境界，更有人提出无弦琴寄托了亡国之音和知音难觅的情感。笔者认为，这里所谓的无弦音乐并不是指琴的表面上有弦无弦，而是指音乐内在的神韵，与演奏者或者倾听者所想表达的情感有关。琴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音乐，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心态，是与世俗截然相反的高雅的情趣与格调，是日常生活中闲适的心情，是演奏者与琴与世间与自己内心沟通的桥梁，是追求与琴同在寂静美好的状态。“琴中趣”便在此处，与音乐是否动听、旋律是否优美没有关联，有弦无弦，甚至有无真实的声音都不能影响琴的美感，这也是“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的.真实意思，而白居易正是这种思想的代表。

白居易的诗中有很多对于琴声的描写：“蜀桐木性实，楚丝音韵清。调慢弹且缓，夜深十数声。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夜琴》)“清泠由木性，恬淡随人心。心积和平气，木应正始音。响余群动息，曲罢秋夜深。正声感元化，天地清沉沉。”(《秋夜琴兴》)从白居易对于琴声的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归纳出琴声淡，调声缓，清冷甚至是“无味”，与能够千变万化的琵琶相比，琴声过于淡雅、平和、沉稳，不适合作合奏乐器，更适合独奏，这便更加突出了琴的萧瑟与寂寞。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琴对环境还是有要求的，琴是能够带领我们去往宁静世界的媒介，它与喧嚣和热闹是不可调和的。有两首诗都提到了“夜深”，当然并不是要夜深才能够弹琴，而是在夜深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万籁俱寂，人声俱灭，弹琴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琴和诗人能够更好地进行交流。“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说明琴的归属性是很强的，诗人自得其乐，陶醉在琴声之中，而不愿也不屑与他人分享。这并不是诗人不愿意与他人分享美妙的音乐，而是琴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的。除了环境，琴对于弹琴之人也有苛刻的要求：在弹奏琴曲时，首先要平和自己的内心，除去暴戾不安与躁动，只有将自己的心灵沉静下来才能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才能与琴共为一体，才能真正体会琴之趣味，达到“感化天地”的境界。而正是因为琴对弹琴者有着苛刻的要求，以及琴的疏淡平和之音可以使人内心平静安宁，琴也是修身正己和复兴礼乐的最佳乐器，这也是诗人所倡导的。

除去琴声的淡雅，琴独立的姿态与脱俗的品质象征也是琴的另一特征。这点要从琴的历史谈起。琴自古就是正统的乐器，是承载儒家文化的重要器物，它在社会秩序的方方面面都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古琴可以奏于宗庙，可以用于和谐夫妻感情，可以使君臣恭肃，可以造就培养人的德行，用于家中则长幼有序。琴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古之君子，无论是积极入世还消极避世，琴都是文人高雅情趣的象征，自然也是后代人所敬仰的典范。

白居易当然也不例外。“信意闲弹秋思时，调清声直韵疏迟。近来渐喜无人听，琴格高低心自知。”(《弹秋思》)《论语·泰伯·第八》：“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音乐可以使人的心性完善，在白居易的诗中琴声同样具有这样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琴不仅仅是修身养性的工具，作者还融入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与高洁品质，使琴产生了与作者心灵心心相通的品格——琴格。这里的琴格是作者内心空明无扰的写照，不需要世俗的赞赏，不需要世间眼光的认可，琴思与作者孤傲的心灵相通，获得一片清净便可。古琴低调淡雅的品格与热闹喧哗的其他乐器相比自然是逊色一筹的，但是即使不被理解、不被重视，琴声依然坚持自我。但正是因为这种寂寞使诗人与琴结下了不解之缘：“古琴无俗韵，奏罢无人听。寒松无妖花，枝下无人行。春风十二街，轩骑不暂停。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众目悦芳艳，松独守其贞。众耳喜郑卫，琴亦不改声。怀哉二夫子，念此无自轻。”(《邓鲂、张彻落第》)在这里，古琴的实用性消退，象征意味加强。“古琴无俗韵”是不被世人喜欢的原因，但也代表了古琴是与俗相对立的，是雅的代表。在白居易的诗里，诗人将古琴与寒松相比较：“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天冷了才知道松柏是最后才凋零的，倘若更进一层去理解这句话，孔子是用松柏来比喻君子，在污浊的社会里松柏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一席之地，不被世俗所感染，保持着自己坚韧的姿态，所以寒松历来都是坚韧的代表。“无俗韵，无妖花，守其贞，不改声”，这是诗人对琴和松柏的描绘，又何尝不是诗人对自我的要求与真实形象的写照?可以说，这里的琴与诗人是融为一体的，琴即诗人，诗人即琴，同样落寞，同样坚韧。诗人也用琴的孤洁品质来鼓励邓鲂、张彻，劝慰他们不要轻视自己，不要轻易放弃。事实上诗人难道没有自我勉励的意味吗?答案不言而喻。此外诗人还在《池鹤八绝句·鹤答乌》中用“吾音中羽汝声角，琴曲虽同调不同”的诗句直接来表现自己与众不同的高洁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