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呼兰河传》二（精选8篇）由网友“幻想家”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萧红与《呼兰河传》二，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篇1：萧红与《呼兰河传》二
萧红与《呼兰河传》（二）
萧红是活跃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颇有影响的著名现代女作家，从1933年初步入文坛到1942年英年早逝在她短暂的9年文学生涯中，为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享誉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呼兰河传》既是她临终前的辞世大作，又是关于萧红其人其作最有争议的“焦点”之作。
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关于萧红的有两个名词：
东北作家群：P427：东北作家群指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陆续流亡到关内的东北籍青年作家。因为他们身受日寇侵略之苦，便满怀对侵略者的愤恨，对可爱家乡的怀念，描写东北人民的生活和他们英勇的抗日斗争。其中以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为代表性作品。
回顾性小说：P466：是指抗战时期产生的一批以与抗战无关的回顾以往岁月为题材的小说。主要作家作品有萧红的《呼兰河传》、《马伯乐》和《旷野的呼唤》，端木蕻良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萧军的《第三代》、齐同的《新生代》、骆宾基的《混沌》。
（一）萧红生平与创作简况
萧红本名张莹，笔名悄吟、玲玲、田娣，1935年在上海出版成名作《生死场》时，开始用萧红作笔名。
196月2日（农历五月初五端阳节）出生于离哈尔滨不远的呼兰县城内一家道中落的张姓地主家庭，祖父张惟桢，给儿时的萧红以诗词与爱心的熏陶。
19萧红进入呼兰县立第二小学女生部读书，1924年升入县立第一初高两级小学。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作文尤其突出。在萧红上小学期间，由父亲包办把她许配给呼兰县驻军邦统王廷兰之子王恩甲。 1926年萧红小学毕业，因父亲阻挠、逼婚，没能继续上中学，辍学在家。经过一年的顽强抗争，父亲被迫妥协。1927年秋季，萧红考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1930年秋，萧红初中毕业。她不顾父亲反对，毅然背叛家庭，逃婚来到北平，并进入女师大附中读书。 1931年2月初，因无经济供给，生活困难，萧红只好离开北平返回呼兰。春节后她随家搬到阿城县福昌号屯，被迫与外界隔绝。在福昌号屯的这段生活，为萧红后来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她的一些小说、散文就是以这里为背景写的。1931年10月，萧红从阿城逃到哈尔滨。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违心地与王恩甲一起住进道外十六道街东兴旅馆同居。半年后，萧红怀孕，临产期近，王恩甲却不知去向。萧红困居旅馆，处境艰难，只好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编辑裴馨园求助，并因此结识青年作家萧军。两人一见钟情，互相爱慕。裴馨园、萧军等人给了萧红很大的帮助。
1932年11月，萧红、萧军从欧罗巴旅馆搬到道里商市街25号（今道里红霞街25号），有了自己的家。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33年5月6日，萧红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弃儿》以悄吟的笔名在《大同报》副刊上发表了。1933年5月21日，她写出《王阿嫂的死》。作品通过描写王阿嫂一家的悲惨遭遇，愤怒地控诉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后，她便以悄吟作笔名陆续发表了《看风筝》、《腿上的绷带》、《太太与西瓜》、《小黑狗》、《中秋节》等小说和散文，从此踏上文学征程。
1933年8月，长春《大同报》文艺周刊《夜哨》创刊，萧红做为主要撰稿人，在夜哨上发表了《两个青蛙》、《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八月天》等作品。
10月，萧红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中共党员舒群等人的帮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萧红署名悄吟，萧军署名三郎。《跋涉》的出版，在东北引起了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也为萧红继续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跋涉》集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了人民的觉醒、抗争，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引起特务机关怀疑。为躲避迫害，萧红、萧军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34年6月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在青岛，他们与先到这里的舒群一家住在观象一路一号。萧军在《青岛晨报》任主编，萧红集中精力，勤奋写作，不久完成著名中篇小说《生死场》。此间，他们与上海的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并得到鲁迅的指导与鼓励。
1934年10月，在鲁迅的支持下，他们搭乘日本货船来到了殖民地上海，住在大陆新村，成了鲁迅的邻居。在鲁迅身边的初期，他们的创作和情感都更加丰盛，而且鲁迅还专为他们设下宴席，以便能介绍一些文坛的朋友给他们认识。
1934年11月30日，萧红、萧军在上海内山书店与鲁迅先生第一次会面。与鲁迅先生的这次会面，对萧红、萧军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不仅加深了他们与鲁迅之间的相互了解，奠定了深厚的感情基础，也使他们得到鲁迅的悉心指点。
1935年月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和强烈的反响，萧红也因此一举成名。
《生死场》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真实地反映旧社会农民的悲惨遭遇，以血淋淋的现实无情地揭露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同时也表现了东北农民的觉醒与抗争，赞扬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
正当萧红、萧军在上海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进行文学创作比较顺利的时候，二人在感情上却出现了裂痕。这给萧红在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与烦恼，使她情绪低落，直接影响了写作。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决定用暂时的离别来弥补裂痕。1936年7月16日，萧红离开上海，只身东渡日本。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 面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萧红创作热情高涨，毅然加入抗战的文艺队伍中，挥笔写下多篇以抗日为主题的作品，《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等散文的发表，对宣传推动人民抗战起到积极作用。
1940年12月20日，萧红在寂寞、苦闷怀旧的心情中，写完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呼兰河传》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是萧红又一部有影响的代表作。《呼兰河传》的完成，标志着萧红文学创作已进入成熟时期。
1942年1月12日，日军占领香港。萧红病情加重，被送进香港跑马地养和医院，因庸医误诊而错动喉管手术，致使萧红不能饮食，身体衰弱。 1月21日，玛丽医院由日军接管，萧红又被送进红十字会设立的临时医院。1月22日，萧红与世长辞，在战火纷飞中，寂寞地离开了人间。年仅31岁。临终前她还曾说：“如果三郎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这轻轻的一笔，使我们看到了萧红对萧军的一往情深。
（二）《呼兰河传》
继《生死场》之后，1938年萧红在重庆开笔创作她的自传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由于颠沛流离，直到1940年底才在她寓居的香港最后完稿成书。这个时刻，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使远离家乡的萧红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于是，她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它在艺术形式上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它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 “回忆式”的巅峰之作。茅盾曾这样评价它的艺术成就：“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而在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1．欢乐童年--寂寞心灵的慰藉
萧红的一生是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一生，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可以说，寂寞情绪和无家情结困扰了萧红，同时也造就了萧红，成就了她的许多艺术佳构。她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怅惘，通过审美沉思转化为作品的情感基调和美丽的诗魂。
写作《呼兰河传》的萧红经历了内心与外在的种种变故与波折，身边没有了写作《八月的乡村》的“保护人”似的萧军，心目中的故乡也从要逃离的陷阱变成灵魂的寄寓之地。成熟的萧红换了一副眼光看待故乡。故乡，尽管她蒙昧，蒙昧得令人痛心，可是她又是包容的，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都在其中。就像后花园中的小黄瓜、大倭瓜，就像那些蝴蝶、蚂蚱、蜻蜓，就像黄昏时候的红霞，他们不辨生死，既短暂，又久远。萧红用散文的笔调来书写故乡。她找到了一种最能表达自己与故乡的血肉联系的笔调。在这种书写中，萧红重新确认了自己与故乡、与呼兰河惮而是对话式的。在这样的写作中，萧红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尤其在对祖父的回忆性的描写中，充满了对童年烂漫时光的回味。《呼兰河传》第三章写祖父与“我”。“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身体很健康”，祖父教“我”念诗，给“我”烧小猪、烧鸭子吃。而“我”在祖父的庇护下，无忧无虑，活泼任性。“我”只是玩，“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和祖父开玩笑，“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孤独而寂寞的童年，对于渴望爱与温馨的萧红而言无疑是不幸的，然而对于作家的萧红却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一泓汩汩不息的生命泉源。在她寄居南国异乡的生命后期，在对男性及男权社会的彻底失望之后，她开始在现实的废墟上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记忆中的故乡成了这个精神家园的投射和外化。借助对故乡和童年的诗性回忆，来化解内心的忧郁和寂寞。现实社会未能给萧红提供飞翔的天空，她以自己的艺术才情在文学殿堂里寻觅到一片高远的蓝天，于文学和想象的精神世界中构筑起生命的伊甸。
网上一个帖子对萧红的寂寞这样写道：萧红本身就是寂寞的，她的生，她的情感，她的生活，甚至她的死。萧红出生在黑龙江，十年漂泊，呼兰河是她的起点，香港是她的终点。去逝时，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真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将孤独地离去。在弥留之际，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从图书馆里淘到一本页面已经泛黄的《呼兰河传》，那气味仿佛是在证明她的寂寞决不矫情。打开书，寂寞的心灵盛开；合上，心灵的寂寞盛开。
2．悲悯意识--作家主体精神的投射
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出自悲天悯人的天性，萧红在创作伊始就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遭际。而“五四”启蒙思想中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使她在抒写人类苦难命运时，更多地是关注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以更深入的笔触挖掘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揭示病态人生和病态心理的形成原因。萧红紧紧抓住生与死--人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这两个重要环节进行了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从而表现了她独特而深沉的人生悲剧感。
《呼兰河传》将生死的意义逐出人的视野，在人们对生死的更为漠然中写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此时的萧红对生命的感觉似乎已超出单纯的生死界限，而更深远地思索着空虚与悲凉。与《生死场》相比，在《呼兰河传》中，尽管环境对人仍然构成压抑，但已不表现为“生死场”般赤裸裸的惨酷，小城与人似乎形成一种平和松驰的关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了，风霜雨雪地，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就拉着离开了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没有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呼兰河人麻木混沌地生存（而非生活）着，感受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的悲哀，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都是被动的生生死死。
在萧红看来，最可痛心的最足以惊心动魄的是“蒙昧”，是生命价值的低廉，是生命的浪费。染缸房里，一个学徒把另一个按进染缸里淹死了，这死人的事“不声不响地”就成了古事，不但染缸房仍然在原址，“甚至连那淹死人的大缸也许至今还在那儿使用着。从那染缸房发卖出来的布匹，仍旧是远近的乡镇都流通着。蓝色的布匹男人们做起棉袄棉裤，冬天穿它来抵御严寒。红色的布匹，则做成大红袍子，给十八九岁的姑娘穿上，让她去做新娘子。”至于造纸房里边饿死了一个私生子，则“因为他是一个私生的孩子，算不了什么。也就不说他了。”
萧红用异乎寻常的态度、语调叙述死亡，--轻淡甚至略带调侃的语调。有时甚至不止轻淡，她还有意以生命的喧闹作为映衬。《呼兰河传》第五章写了小团圆媳妇，写她如何从一个“笑呵呵”的小姑娘到一个“黄瘦”的病人，直到被折磨而死。一个仅仅十二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看见我，也还偷着笑”，因为她的生命力、因为她“不怕羞”，被婆婆打出了毛病，接着被庸医、“云游真人”、跳大神的等不断折磨、摧残，终于死去了。
而尤其可痛心的是，“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鲁迅）。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改造民族生活方式的热望，构成了萧红小说有关生死的描写的主要心理背景。
韦勒克沃伦指出：“背景又可以是庞大的决定力量，环境被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社会的原因，个人对它是很少有控制力量的”。《呼兰河传》深层的悲剧意蕴即在于揭示了这种强大愚蛮的背景环境--集体无意识同化／异化、扼杀人性。呼兰河人认同环境，实际上是认同它包蕴的所有的历史惰性、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所以比起《生死场》中的愚夫愚妇来，他们的灵魂被更深地烙上了历史文化的印痕。面对沉积着层层淤泥的给自己带来灾难的大泥坑，人们宁可想方设法地绕道而行，或者幸灾乐祸地在围观“抬车抬马，淹鸡淹鸭”中获得“乐趣”；小团圆媳妇只因“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就被好心的人们放到开水里活活烫死；那个本来口碑很好的王大姐，仅仅因为自己选择嫁给穷苦的磨倌，便一变而为“坏女人”，最终在不绝的奚落中死去……传统文化的受害者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又去劈杀别人，在自己流血的同时手上又沾着别人的血污，而这种残忍的行为却是以极其真诚的善良态度进行的。这里的一切杀戮都是平静而安然地发生的，发生了就好像没发生一样，这是怎样一个病态的民族灵魂木然的悲寂世界!经受过人文主义启蒙思想洗涤的萧红，回顾遥远的故土仍旧生活在古老精神世界里的乡民，对其满目疮痍的生命状态，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
综上所述，萧红是一个有着深广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那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在创作中具有了“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始终关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呼唤着人性尊严、人生温暖和理想的生命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萧红的小说达到了深刻的人性深度，其悲剧意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而获得了久远的魅力。
3．诗意美质--富于独创性的边缘体小说的内核
一切真正有作为的作家，无不以采用与自己的个性和生命体验相契合的“言语方式”，建构自己的文体风格为己任。萧红是个有着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她曾经说过：“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萧红是凭着天赋和敏锐的艺术感觉进行创作的，她以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和表达才能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这种文体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别具一格的“萧红体”文体风格，从而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
这种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主要表现在：
（1）超常规的文体语言。萧红擅长于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她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情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文字，是文学作品诉诸读者的审美情感和认知活动的最原初的物质形态。它直接体现着作家的情感心理和作品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女作家都呈现出不同的语言特色。如冰心的清莹圆润、蕴藉空灵，丁玲的细腻直白、激切酣畅，庐隐的凄丽悱恻、感伤沉郁……，均各呈异彩，各有千秋。而萧红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别具一格，表现为超常规的句法形式及由此而来的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意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在萧红的文学语言中，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且看《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节中一段写景文字：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鸟上天了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这段文字完全以儿童的眼光来描写自然景物，借用了儿童语言的简短朴素的形式特点，率意而言，显得真诚坦率。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它宛如白云出岫，风行水上，一派自然。
萧红的小说语言的新鲜、生疏不但表现为直率、自然，而且那种超常规的文句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赵园《小说十家》中说萧红的文字是“用最简单以至稚拙的方式组织起来、因而显得不规范”。你有时觉得，她所使用的那种语言是经不起转述的：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这里，单调而重复使用的句型，复沓回荡的叙述方式，透出儿童的稚拙和朴实，娓娓道来，节奏徐缓，却又内蕴深藏，浑朴醇厚。作家絮絮叨叨地叙述祖父年龄与自己年龄的变化，流露出对祖父的熟稔、热爱。年龄的排列之间，省略了许多具体内容，表现出祖父一生的平常。“主人不见了”，“死了”，“逃荒去了”，稚拙平淡的语言和口气中蓄积着深厚的沧桑感、失落感。“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同义反复中流淌着对故园的脉脉深情。透过那些有意的复沓，作家正以弦外之音告诉我们人世间生生死死的“单调重复”以及难以言状的人生悲凉。萧红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个人风格，它同一字千钧、惜墨如金的精粹风格，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但却同样具有审美价值和意义，因为，“在萧红这里，语言经由‘组织’不只产生了‘意义’，而且产生了超乎‘意义’之上的东西。”它拙而有味，情致在焉。
总之，萧红的小说语言清纯童稚，拙朴天成，纯而多韵，拙而能巧；于浑朴中带有隽逸的色彩，在清纯中内蕴醇厚的意韵，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2）自传式叙事方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自传性的怀旧笔调。萧红最成功、最富艺术魅力的作品，大多是那些融进她个人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如《后花园》、《家族以外的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它们均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自传性的怀旧笔调，通过回忆的方式，“以我观物”叙事记人，写景状物。萧红之所以如此执着地运用自传性的怀旧笔调，缘于其一种自觉的创作观。一般说来，与现实贴得太近，常常不容易把握住生活的本质与内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适当的审美心理距离以后，才有可能看清它的全部价值。因此，萧红非常重视“思索的时间”，她曾以雷马克的创作为例强调了这种时间距离的重要性。正是这种心理距离，使她有充分观照和反思的时间，从而为她深入地揭示生活以至人生的真实底蕴创造了条件，她的自传性怀旧作品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萧红在时空上已远离故事中的题材、人物和环境，过去的一切已经经过时间的过滤与沉淀，这就使她能够抽身事外，而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忆，用怀旧的笔调将自己的原始情绪升华为一种审美情绪，并进而与题材溶为一体。《呼兰河传》回忆的是故乡呼兰河的平庸的生活，刻画的是动物般生存着的人们，但这里“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
其次，是第一人称限制叙述。
从总体上看，萧红小说的叙事角度是多样的，有全知叙事角度（《生死场》、《马伯乐》等），也有旁知叙事角度（《王阿嫂的死》等）。然而，她的大部分小说名篇（如《家族以外的人》、《手》、《牛车上》、《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等）则重点运用了第一人称“我”的限制叙述角度。萧红小说中的“我”，实际上都有作家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影子，作品中的“我”决非是强加的旁观者和局外人，而是作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作为生活的见证人而存在。无论用怎样的人称，那都是萧红的讲述，一派萧红的口吻，因而本质上都是第一人称的。视角的单一则由叙事人的性情的生动显现作为补偿。《呼兰河传》第一章没有我出现，你的意识里有我在，等到第二章我出现，你也不觉得很突兀。正是第一人称叙述角度的运用，给萧红小说带来了强烈的情感效果；而且这种角度所特有的叙事功能，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内容含量。在这些作品中，小说的叙述省却了许多描述情节过程的铺叙文字，出现一些大幅度的跳跃，从而在限定的篇幅中增加了意蕴厚度。此外，第一人称叙述角度还给萧红作品带来了真实感和亲切感，与全知叙事相比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蕴含着一种富于现代意味的平等意识。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不再君临一切，而是与读者处于一种平等的对话地位，从而消解了（至少是缓和了）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紧张状态，消除了读者对叙述者的信任危机。读者在叙述者真诚亲切的娓娓而谈中易于产生一种艺术的共鸣和认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从而在无形中也得到了加强。
在萧红对于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的运用中，儿童视角作为一个显著的特征，给她的小说带来特殊的审美效果。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是从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我”所特有的心理视角来作出情感评价的，所以常常故意举重若轻，大事小言甚至言不及意。这样，由这种心理视角所作出的情感评价，与作品的客观倾向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暌离，于是出现了艺术的反讽。如小团圆媳妇之死，作者成功地运用了第一人称“我”--一个单纯幼稚的小姑娘眼睛，为读者摄下了一幅悲惨的人间画面。在这里，作者是让叙述者用儿童好奇的目光来观看这一切的，而一个儿童显然是不会完全洞察这一悲剧的意蕴的。对叙述者“我”这个童稚来说，这只是不过是一个 “有趣”的故事，于是叙述者越是平静，读者越会激动；叙述者越是超然好奇，读者就越会悲哀，愤恨而不能自已。可见，情感评价上的儿童视角既增加了作品的心理情感的容量，也增加了作品内部的张力。
（3）散文化的文体结构。
与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一样，她在小说文体结构上的追求，也独具特色，呈现出一种“非情节化”的超常规趋向。在中国传统小说中，结构形式通常是以线性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为线索来组织完整的故事情节，其结构的主要依据就在于情节，而萧红的小说常常没有完整的情节和贯穿始终的突出人物形象，更缺乏严密的结构间架。也许事件的过程还在，但这种过程常常为一些富有情致的场景和片断所打断。这样，就使她的小说结构挥洒自如，呈现出非情节化、非戏剧化的散文化特征。
我们眼里的《呼兰河传》虽然是自传体小说，但作者所写的却是对故乡呼兰城的种种印象。全书采用信马由缰的巡礼式抒写方法，从街头巷尾的情景写到喜庆病灾的种种盛典，从祖父的后花园写到童年生活的寂寞，从家中的庭院厢房写到形形色色属于下层人民的住客；既没有设置尖锐的矛盾冲突，安排头绪纷繁的线索，也没有编造曲折紧张的情节，塑造众多的人物典型，甚至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故事和人物。全书七章。一二章介绍小城风貌、地理环境和风俗民情，从宏观上勾画出呼兰城的本质特征--物质上穷困匮乏，精神上愚昧保守。以下五章则是微观描写--从各个角度将呼兰城的特征具象化。三四章描写家院及“我”与祖父朝夕相守的童年生活，突出了冷酷刻板的封建环境对天真童心的摧残压抑。后三章笔触从家庭伸展到街坊邻里，叙述了有二伯、小团圆媳妇、磨倌冯歪嘴子三个下层人物的悲剧命运。这七章可分可合，似断实联--分之则每章皆可独立成篇，自成单元；合之方成小城整体，每一章都是小城不可或缺的枝节。作家运用散文化的手法来刻画这这些看似破碎的生活画面，就因为她不是在为某个人作传，而是在为整个小城的人情风俗作传，呼兰河小城就是作品的主角--这是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作家所关注的是“民族大多数人的最普遍的'生活，是最一般的思想，是整个社会风俗。”（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十月》1982年第1期）可见，作家的创作意图决定了结构形式的散文化，而散文化的结构又为从广度和深度上体现作家的创作意图提供了条件。
（4）诗化的风格。
萧红作品内蕴浓郁的诗情。在她最具风格的小说中，都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份的主要来源。情境、氛围和意味作为萧红作品最富传统特色的美感范畴，是其小说诗意美质的最显著的体现。
“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之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第2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萧红“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她采取合乎自己情感意向和审美心理的创作方式，在奔涌的创作灵感的驱动下、急切地倾泻出久贮于记忆中的印象片断，以文字组织来捕捉情调并表现情绪的流动，从而打破了传统小说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赋予小说以形式自由、韵味浓郁的抒情诗格调。萧红的小说在“不象小说”之外，却有比“象一部小说”更诱人更令人回味的特质--诗意之美。这是“萧红体”小说最显著又是最潜在的美质。
萧红对诗意诗境的追求，使她的小说创作有着强烈的抒情意味。她有自己的抒情方式，既不象鲁迅小说那样，以在深沉浓烈的抒情中包孕着对生活哲理的概括来发人深省，也不象郁达夫小说那样，以直抒胸臆、大胆坦露心理苦闷来震撼人心。在她的小说中，抒情性以抒情主体--“我”的存在为前提。她的小说常用第一人称“我”的形式，把自己整个地融化到故事和人物的际遇中，浑然一体，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分的主要来源。《呼兰河传》中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这个自我形象本身就是一首诗，有诗一般的心怀、诗一般的情趣。她不但增加了写人叙事的深度，更增加了抒情的浓度。而且，这个自我形象就是作家命薄才高，心秀眼慧的诗化体，她通过真诚地抒发自己感情，使接受对象在超越审美心理的障碍和隔膜之中，体验社会的悲剧，生命的哲理和诗人的灵性。正是萧红诗人的赤子情怀汇成了小说诗意的潜流，深深地打动着读者。
萧红的创作重视对氛围的渲染。在她的小说中，氛围主要体现为一种浸透了创作主体自身情感色彩因而具有浓郁抒情气氛的环境与背景--茫茫东北平原上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地理环境、历史变迁。萧红常以满蕴情致的笔调情深地描绘这些浸润着作者主体情思的氛围，其中，她最着力也最具特色的是她对东北地区风俗习惯的描绘。在《呼兰河传》等一系列的作品中，她描摹五月节挂葫芦、七月十五放河灯等岁时风俗，状写了生与死的人生仪礼，叙写了跳大神、拜龙王的信仰风俗。第二章则是一首呼兰河的风俗诗，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些俚俗甚至不无蒙昧的习俗，在萧红笔下，俨然生发出异样的光彩。
“请神的人家为了治病，可不知那家的病人好了没有？却使邻居街坊感慨兴叹，终夜而不能已的也常常有。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跳到了夜静时分，又是送神回山。送神回山的鼓，个个都打得漂亮。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这是描写跳大神，从司空见惯的所谓迷信中，萧红体谅到人生悲凉的况味。
“眼看台子就要搭好了，这时候，接亲戚的接亲戚，唤朋友的唤朋友。……看戏去的姑娘，个个都打扮得漂亮。”
“大戏还没有开台，就来了这许多事情。等大戏一开了台，那戏台下边，真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人们笑语连天，哪里是在看戏，闹得比锣鼓好像更响。”
“戏台下敲锣打鼓震天地响。那唱戏的人，也似乎怕远处的人听不见，也在拼命地喊，喊破了喉咙也压不住台的。那在台下的早已忘记了是在看戏，都在那里说短道长，男男女女的谈起家常来。”
这是描写野台子戏，在紧锣密鼓、喧闹争吵中，萧红道出了呼兰河人生命中飞扬的一面。
由于她是带着感情来抒写这一切的，因而比那些不动声色的客观介绍更具有一种动人的情韵。萧红对这种无处不在，具有弥散性特色的风俗氛围的着意渲染，既为作品中所有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一个充满情感色彩的背景，同时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情感容量。“重视主观抒情、重视小说语言的表现功能，再加上重视背景描写与氛围渲染，使郁达夫的小说以至五四作家的小说的确带有一种特殊的诗的韵味。”陈平原的这一段论述用来评价萧红的小说同样非常恰当。正是对风俗环境等内容的描写所制造的“氛围”，使萧红小说的生活画面之中荡漾着诗情。
吴晓东在《现代小说的诗学视域》中讲到了《呼兰河传》的两个诗化特性：
一是回忆机制
如果说“回忆”在《在酒楼上》中更多带有动机性和象征性的功能的话，那么，回忆在《呼兰河传》、《幼年》等小说中则是结构情节的方式，即是说，小说是叙事者“我”的回忆的产物，叙事者是通过回忆来结构整部小说的，回忆因此成为小说主导的叙事方式。
可以说有一类作家完全生活在回忆里，普鲁斯特和《呼兰河传》时期的萧红是其卓越的代表。近来学界对《呼兰河传》的研究已充分地探讨了它对于“回忆的诗学”的独特贡献。谢茂松即认为“回忆”对《呼兰河传》具有总体的统摄作用。它是一种生命的和艺术的双重形式。作为生命的形式，意味着回忆构成了萧红的灵魂的自我拯救的方式，正如普鲁斯特在写作中回忆，在回忆中写作进而把回忆当成个体生命的现实形态一样。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则意味着回忆在小说中承载着基本的结构的和美学的功能。它生成着或者说决定着小说的技巧。人的生理或心理性的回忆往往表现为一种非逻辑性的形态，当这种非逻辑性的形态落实在小说中，则体现为心境与情绪的弥漫，在这种弥漫中小说不断闪回既往岁月留给作者深刻印象的那些记忆场景。这便是人类本真的回忆在小说中的如实反映。《呼兰河传》在这个意义上堪称是考察文本中的记忆形态的不可多得的标本。在《呼兰河传》中想捕捉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情节性的故事线索是不大可能的。小说是一系列场景和印象的连缀，是童年镜头与画面的组接。贯穿的线索不是情节，而是情绪。而回忆的情绪自有其逻辑，在《呼兰河传》中表现为叙事者的心绪总是在悲凉和温暖两极之间循环。
这种情绪的循环决定了在回忆性的叙述中，作者总是在过去和当下两个时空不断穿行。任何写作都是一种当下行为，即使是如《呼兰河传》这种童年追忆体小说，在写作时，当下仍然是被作者意识到的一种时空和处境，甚至是有力制约作者正在进行着的创作的现实因素。我们在《呼兰河传》中，分明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回忆总是进出于童年和现实之间，一旦叙事者沉浸于童年关于祖父和后花园的美好记忆时，叙述的调子就逐渐温暖；而每当回忆告一段落，现实处境便乘虚而入，悲凉的情调则氤氲起来，并最终构成了整部小说的贯穿性主调，笼罩着叙事者灌注了全部生命和感情的倾诉。读罢《呼兰河传》你可能会忘却小说中的全部细节，但那种弥漫的情绪却会长久地滞留在心中。不妨说，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正是回忆本身固有的机制。
在《呼兰河传》中，我们发现小说的第五章很难被纳入“回忆的诗学”的范畴。这一部分讲的是小团圆媳妇的故事，叙事者“我”渐渐隐去，而小说回溯性的限制叙述也渐渐有了全知的味道，小说的调子也开始充满反讽、调侃、甚至幽默。与前面的叙述“我”与祖父的故事的个人性话语相对照，这一段叙述他者的故事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沿用一种“五四”式的启蒙主义话语，这为《呼兰河传》带来了另一种声音。它超出了“回忆”的叙述框架，打破了小说自叙传式的自我生命拯救的命意，从而为小说带来了改造国民性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忆的模式就被纳入了一个更大的结构框架之中。《呼兰河传》由此成为一个几种类型的声音并存的文本。它容纳了民俗学、人类学的话语，国民性改造的启蒙主义话语，以及关涉自我生命拯救的个人性话语。因此，它其实缝合了萧红的多重的文化想象。而多年来对《呼兰河传》各种角度研究之间的歧异也正根源于此。
二是回溯性叙事中的儿童视角
《桥》、《呼兰河传》、《幼年》等小说都涉及了儿童视角的命题。一般意义上的儿童视角指的是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
儿童视角的运用，有时会为人们展现出一个非常别致的世界，譬如汪曾祺曾这样谈到《桥》中的《万寿宫》一节：“读《万寿宫》，至程林写在墙上的字：‘万寿宫丁丁响’，我也异常的感动，本来丁丁响的是四个屋角挂的铜铃，但是孩子们觉得是万寿宫在丁丁响。这是孩子的直觉。孩子是不大理智的，他们总是直觉地感受这个世界，去‘认同’世界。这些孩子是那样纯净，与世界无欲求，无竞争，他们对此世界是那样充满欢喜，他们最能把握周围环境的颜色、形体、光和影、声音和寂静，最完美地捕捉住诗。”（注：汪曾祺《废名短篇小说集代序》，湖南文艺出版社，1月第1版。）汪曾祺因此说废名的小说“具有天真的美”，这“天真的美”与废名借助儿童的眼光来看世界是分不开的。而在萧红的《呼兰河传》中，当成年叙事者沉浸于童年往事的缅想之中的时候，小说的儿童视角呈现给我们一种令人震惊的儿童所固有的原生态的生命情境。萧红笔下童年之“我”那天真无邪的目光所展示的儿童情趣几乎不受任何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浸染，从而使《呼兰河传》中的儿童世界表现出具有普泛的人类学意义的生命原初体验，并构成小说中最具有生命和美学认知价值的一部分。
然而，我们所讨论的诗化小说中的儿童视角却并非单纯的儿童视角，无论是《呼兰河传》，还是《幼年》，都是成年人回溯往事的童年回忆体小说，其叙事视角均由一个在场或不在场的成年叙事者构成。也就是说，小说中的童年往事是在成年叙事者的追记过程中呈示的，这就使文本中的儿童视角成为回溯性叙事中的儿童视角。
回溯性叙事在叙述层面最突出的特征是存在着一个或隐或显的成年叙事者的声音。尽管这个成年叙事者并不一定在小说中直接露面，但读者完全可以感受到他的存在。他必然要控制和干预他所回忆的往事。这意味着笼罩在回溯性的叙事框架中的儿童视角其实是一种悖谬性的存在，就是说它不过是成年叙事者所拟设的。我们的困难在于无法确凿地判定究竟哪些是出自儿童本真的感受与观察，哪些更明显带有成年叙事者当下的干预的痕迹。回溯性叙事中再纯粹的儿童视角也无法彻底屏弃成人经验与判断的渗入。回溯的姿态本身已经先在地预示了成年世界超越审视的存在。尽管儿时的记忆在细部上可以是充满童趣的，真切的，原生的，但由于成年叙事者的存在以及叙述的当下性，决定了儿童视角是一种有限度的视角，它的自足性只能是相对的。纯粹的儿童视角或许像保罗瓦雷里界定“纯诗”那样，只是一个虚拟化的理想存在状态。只要存在成人世界与儿童所象征的“蒙昧”世界之间的价值分裂，成人视角与儿童视角就永远不可能彻底合一。
从《呼兰河传》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一个人的过去的生命境遇如何向此在生成，现时态的生存如何在战争年代依靠向往昔的回溯而获得一种真正的支撑，一个柔弱的女性如何借助童年的记忆在与生存的虚无抗争。在这个意义上，童年往事不再是一个只滞留在过去的时空中不与当下发生关联的自足的世界，回忆本身照亮了过去，使个体生命的发源地显得如此眩目，并进而使过去的生命融入“此在”而获得一种连续性。所谓“生命的流程”的字眼儿从而超越了其比喻性内涵而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具体性与生存的本体性。《呼兰河传》由此讲述了一个生命本身的故事，它构成了人类生存方式以及人类集体性的大记忆的历史的一个缩影。小说的儿童视角在呈示儿童世界的单纯的美感之外汇入了“回忆”这一更大的诗学范畴。它讲述的是永恒的关于复乐园与失乐园的故事。
篇2：萧红与《呼兰河传》
萧红与《呼兰河传》
anthnoy
一、“混入了大地与季节的鼻息”
“她偏着头，沉沉地想她的心事，回忆使她年青了--当然年青人的眼睛是没有那样的凄哀。为理想而吃苦的人，后来发现那理想剩下很少很少，而那一点又那么渺茫，可是因为当中吃过苦，所保留的一点反而比从前好了，像远处飘来的乐声。原来很单纯的调子，混入了大地与季节的鼻息。”
这是张爱玲在《谈画》中描写对塞尚为他夫人所作的一幅画的观感。我惊奇于张对于画面、对于人心的敏锐而深入的把握，话一说出来，已经成了极至，而那几句话，说得不“狠”，几乎是轻轻拈来。
萧红也有这样的天才，因为气质的不同、因为经历的差异、因为学养的分别，萧红的天才文字表现得更加富含情感。如果说张爱玲的文字是“心较比干多一窍”，胜在机智、体贴；那萧红的文字则是“病如西子胜三分”，首先存乎内里，关乎性情，然后表现于外的。
当然，这里不是要作两作家的比较，之所以留心张爱玲这一段话，实在是因为这话用来描述最后时刻的萧红，竟然天衣无缝。想像因病入玛丽医院时的萧红，一直病弱的身体变得更糟，一直渴望的情感支撑变得无法把握，但是，《呼兰河传》已经写完。这时的萧红，是不是也会“偏着头，沉沉地想她的心事，回忆使她年青了”？而《呼兰河传》，是不是“所保留的一点”？是不是“混入了大地与季节的鼻息”的“远处飘来的乐声”？
二、慰藉
写作《生死场》的萧红几乎可以说是酷烈的，同时也是充满内在激情的。“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为《生死场》做的序的确好，一语中的。
写作《呼兰河传》的萧红已经变化了，经历了内心与外在的种种变故与波折，身边没有了写作《八月的乡村》的“保护人”似的萧军，心目中的故乡也从要逃离的陷阱变成灵魂的寄寓之地--尽管那里不是开遍鲜花的天堂，但也不是布满荆棘的地狱；那里是混沌初开之地，那里是生产着绝望的希望之地。
成熟的萧红换了一副眼光看待故乡。故乡，尽管她蒙昧，蒙昧得令人痛心，可是她又是包容的，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都在其中。就像后花园中的小黄瓜、大倭瓜，就像那些蝴蝶、蚂蚱、蜻蜓，就像黄昏时候的红霞，他们不辨生死，既短暂，又久远。
萧红用散文的笔调来书写故乡。散文的文体是最接近作者内心的。没有真情，永远写不好散文。但是，《呼兰河传》不是散文，是散文化的小说，是诗化的小说。萧红找到一种最能表达自己与故乡的血肉联系的笔调。在这种书写中，萧红重新确认了自己与故乡、与呼兰河的关系。他们不再是对立性的，而是对话式的。在重新书写故乡、回忆与辨认故乡中，故乡给萧红展示了新的启示、新的内涵；同时，萧红在写作中重新确立了与故乡的关系，那是与她血脉相通的根。
在这样的写作中，萧红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尤其在对祖父的回忆性的描写中，充满了对童年烂漫时光的回味。
《呼兰河传》第三章写祖父与“我”。“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身体很健康”，祖父教“我”念诗，给“我”烧小猪、烧鸭子吃。而“我”在祖父的庇护下，无忧无虑，活泼任性。“我”只是玩，“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和祖父开玩笑，“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三、诗意
诗意是什么？诗意是瑟瑟发抖地在寒冬朔风中行走时，发现一片枯叶在风中寂静的舞蹈。
萧红是诗人气质的作家，《呼兰河传》是诗化的小说。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
卖馒头的老头跌倒了，馒头滚出来，有人拾了吃着走了。卖馒头的老头怎样呢？“他向着那走不太远的吃他馒头的人说：‘好冷的天，地皮都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吃馒头的人呢，“听了这话都笑了”。
这卖馒头的老头几乎就是一个游吟诗人嘛，连捡便宜的人也在这种意境中变得不再猥琐了。
天冷成什么样？
“小狗冻得夜夜的叫唤，哽哽的，好像它的脚爪被火烧着一样。
天再冷下去：
水缸被冻裂了；
井被冻住了；
大风雪的夜里，竟会把人家的房子封住，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推门，竟推不开门了。”
把这几句加上一个标题，比如，“寒冷”，就是现成的一首诗了。
这是《呼兰河传》第一章描述呼兰河这座小城概括的风貌中的一段。
第二章则是一首呼兰河的风俗诗，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些俚俗甚至不无蒙昧的习俗，在萧红笔下，俨然生发出异样的光彩。
“请神的人家为了治病，可不知那家的病人好了没有？却使邻居街坊感慨兴叹，终夜而不能已的也常常有。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跳到了夜静时分，又是送神回山。送神回山的鼓，个个都打得漂亮。
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
……
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这是描写跳大神，从司空见惯的所谓迷信中，萧红体谅到人生悲凉的况味。
“眼看台子就要搭好了，这时候，接亲戚的接亲戚，唤朋友的唤朋友。
……看戏去的姑娘，个个都打扮得漂亮。”
“大戏还没有开台，就来了这许多事情。等大戏一开了台，那戏台下边，真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
人们笑语连天，哪里是在看戏，闹得比锣鼓好像更响。”
“戏台下敲锣打鼓震天地响。
那唱戏的人，也似乎怕远处的人听不见，也在拼命地喊，喊破了喉咙也压不住台的。那在台下的早已忘记了是在看戏，都在那里说短道长，男男女女的谈起家常来。”
这是描写野台子戏，在紧锣密鼓、喧闹争吵中，萧红道出了呼兰河人生命中飞扬的一面。
四、悲悯
“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受不得。她却又非常顺从，顺从在她是心甘情愿的.喜悦。且她对世人有不胜其多的抱歉，时时觉得做错了似的，后悔不迭，她的悔是如同对着大地春阳，燕子的软语商量不定。”
这是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描述的张爱玲，把张爱玲说得如同天外仙人，不着尘渍，玲珑剔透，孓孓独立。他笔下生花，摇曳多姿，不失为精到，却有把张神化、把自己抬高的嫌疑。张爱玲长于把握世情、男女，描摹世态、人情，却能入乎其中，出乎其外，自有一种潇洒姿态。她似乎洞察世事，阅历人生，体味人间甘苦，却并不吟味这甘苦，而是从这甘苦中抽身出来，轻叹一口气，道一声，世态炎凉。张爱玲自己也道从来不悲天悯人，其实，不是她真就如此，不过是她为了不使心灵受到戕害而采取的一种规避措施罢了。
说这么多张爱玲，不过是为了比较。相比之下，萧红是悲天悯人的，萧红也是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不受戕害的。她一样能把握世情世态，一样能细致描摹，不同的是，她是完全投入其中的，虽然不作激烈语，但是情感灌注、融入对于故乡风貌、故乡邻人的描绘中。在萧红控制的笔调下--这种控制，很大程度来自于她使用的“儿童视角”--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悲悯情怀。
《呼兰河传》第五章写了小团圆媳妇，写她如何从一个“笑呵呵”的小姑娘到一个“黄瘦”的病人，直到被折磨而死。一个仅仅十二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看见我，也还偷着笑”，因为她的生命力、因为她“不怕羞”，被婆婆打出了毛病，接着被庸医、“云游真人”、跳大神的等不断折磨、摧残，终于死去了。
为了赶走小团圆媳妇身上的鬼，跳大神的要人们用热水给她洗澡，当众洗，洗三次。这哪里是洗澡，脱去衣服，滚热的水浇到身上，分明是示众，是施刑。小团圆媳妇的苦楚是别人以治病的好意来摧残她，她却没有一点力量来抗挣了。
小团圆媳妇当然令人同情。萧红的笔墨却不止于此，在她笔下，把媳妇打出毛病来的婆婆也是令人同情的--虽然她同时也很可恨。
听听婆婆的抱怨，“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骂三场。可是我也打过她，那是我要给她一个下马威。……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人人都如此，所以她也这样，有什么不对，她不知道。况且，小姑娘病倒了，婆婆花五十吊钱抽签，而她自己是指甲肿了连花三吊钱买红花都不舍得。更不用提跳大神、埋葬等花的钱了。最后，她终于瞎了一只眼，“因为天天哭，哭她那花在团圆媳妇身上的倾家荡产的五千多吊钱”。
第六章写有二伯。有二伯游手好闲，嚼嘴咬舌，爱说大话，偷东摸西。他年纪大了，所以不再干体力活。他讲究小团圆媳妇、讲究作了冯歪嘴子媳妇的王大姑娘。他吹牛说自己胆大，但是，“他一和祖父提起跑毛子来，他就胆小了，他自己越说越怕。有的时候他还哭了起来。说那大马刀闪光湛亮，说那毛子骑在马上乱杀乱砍。”他偷铜酒壶、米、锡火锅、大铜钱、烟袋嘴，甚至偷大澡盆。
要苛责有二伯吗？萧红更多的是悲悯。他干不了活，是年纪的关系。他嚼舌，是风气使然，并不是恶意中伤。他胆小，是异族入侵时手无寸铁吓的。他偷东西，并不是不知廉耻，他又是很在乎别人的说法的。可是，他又怯懦，终于使一次一次“跳井”、“上吊”的抗议成了别人的笑柄、谈资。
第七章写冯歪嘴子以及他的媳妇，王大姑娘。这是小说中带有亮色的两个人物。冯歪嘴子，憨厚，谦恭；王大姑娘，“她是很能说能笑的，她是很响亮的人”。他们自己结合了，却遭到原来夸奖他们的人们的非议、诽谤。他们不管，自己生活得津津有味。可是，王大姑娘却在生第二个孩子时死了。别人要看冯歪嘴子的笑话，但是没有看成。冯歪嘴子“照常地负着他那份责任”，“他看他的孩子是一天比一天大。”
萧红在悲悯的目光中，看到了呼兰河地方生生不息的希望。
2001年12月9日
来自: 北大中文论坛
篇3：萧红呼兰河传读后心得
逛书店，在书架推荐的书目中，看见了一本我熟悉的书，那是萧红的《呼兰河传》，书的封面是土黄色的，加了很多精美的画片。而我家中藏有的这本书的封面是黑色的，只有一张作者的小照，忧郁的眼晴看着前方。
初次看这本书的时候，年龄还小，对于书中表达的深层次的悲哀无所体会，只觉得作者描绘的童年生涯是格外的生动搞笑。慢慢长大，再次阅读萧红的时候，却从她那字里行间读出了淡然的忧伤。《呼河兰传》由几节故事组成，看似这些故事是零是零落的，形不成完整的线索，但文章始终带着细腻的抒情。她用一种很散淡的语言来描述荒凉，“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这种笔调就像有人给她写的传记中说到的那样：这个人的手臂里有内伤，伤到了骨骼，那骨骼就是给扁鹊看，也已经变色。但是她倒背着双手。她到门外面去，她说天凉，说风大，说橡树的红色叶子落了满地。萧红的一生是很不幸的，虽然她被鲁迅认为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但她柔弱多病的身躯几乎承受了那个动荡时代的全部屈辱和苦难：社会的、民族的和性别的;精神的和肉体的。她在临终时的留言：“我一生最大的痛苦与不幸，都正因我是个女生。”令人心酸。印像中萧红总是在路上漂泊，在战火纷飞中从中国最北方的城市到中国最南方的城市，她总是在行走，而在行走的路上，过往的、留下的，皆又是最寂寞的风景。
《呼兰河传》写作的时刻跨度很大，在“七七”抗战爆发时开始酝酿，“八61一三”上海抗战失败后开始动笔写作，直到1940年12月才在香港完成。而这个时期几乎是萧红一生不幸的缩影，她在疾病中还因战乱颠沛流离;在感情是中深泥淖。她虽被开除出“祖籍”，故乡也早沦于敌手，但人总是会有一种思返的心理，尤其在对前路深感茫然的时候，这样的想法愈发的强烈。
从《呼兰河传》的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深深地感觉到当时的萧红是孤独、寂寞的。她曾对老朋友白朗这样说：“未来的远景已摆在我的面前，我将孤寂、忧郁以终生!”她渴望着从现实的重负中解脱，而这种解脱恰恰是难以做到的，于是，她便想留守着一方童稚年代的美丽的土地，幻想着远离喧嚣的宁静。
篇4：萧红呼兰河传读后心得
我读了萧红写的《呼兰河传》，里面每篇文章都引人入胜，无时无刻地吸引着我。我跳大神、唱身歌、放河灯、小团圆媳妇，有二伯……
首先，作者以动人的笔调描写了呼兰河周边的景色，由其是不断给人带来灾难的东二道街的大泥坑，然后，描写了小城的精神“盛举”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报庙会，其中野台子戏描写的最为详细，让人印象深刻。
随后，就写了萧红小的时候与祖父生活在一起的景象。作者小的时候和祖父发生的搞笑的事有很多，有一次，作者摘了一大堆玫瑰花给正在蹲在地上拔草的祖父戴花，作者把祖父的草帽插了一圈的花，还听到祖父说，今年春天雨水大，玫瑰开的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这可让作者笑的够呛，也让我感到非常地搞笑，看来作者小时候也很淘气。
但小团圆媳妇的惨死，让人心碎，感到无比的可惜，就是因为封建思想，才使小团圆媳妇死去，这也让作者感到无比的惋惜，也表达了作者对于旧中国封建思想、封建习俗的社会现实的否定。
作者通过追忆家乡的各种人物和生活囤面，生动刻画了许多人物。虽然有点悲伤，可是仍然有美，让人读起来感到十分地开心、愉快。
萧红呼兰河传读后心得7
读完了萧红的《呼兰河传》，我知道了萧红童年在呼兰河留下的故事。
作者萧红细腻地写下了呼兰河是一个并不热闹的一个小村庄，叙述地写出了她的家和那美丽而沉寂的大公园。祖父，二伯……在萧红的笔下让我知道了那个小村庄的民俗风情和那些小团圆媳妇被婆婆折磨得病怏怏的。
作者萧红告诉大家，她的童年既快乐又寂寞。在萧红家的大花园里，她的快乐童年回忆全部都装在这个大花园里了。她和祖父一起在这个大花园里笑声总是在荡漾。她和祖父的故事很多，比如，祖父铲地，但是萧红不会，拿不动那锄头杆，于是祖父便把锄头杆拔下来，让萧红单拿个“头”来铲。因为不知那个是苗那个是草，所以用锄头乱勾一阵，把菲菜当野草割掉了。还有萧红看见祖父在浇菜，萧红抢过来浇，但是她并不是往菜上浇，而是往天空浇，还说：“下雨咯!!”
呼兰河里还有很多有趣和令人发笑的故事。特别是呼兰河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发生的事情：娘娘庙大会那一天，女子和妇女参加的最多。如果是还没有生小孩的妇女去的话，只要在子孙娘娘的雕像背后钉一个纽扣，给她在脚上绑一条带子，耳朵上挂一只耳环，给她戴一副眼镜，把她旁边的泥娃娃给偷着抱走一个。据说这样做，来年都会生儿子的。还有卖带子的也特别多，妇人们都争着去买，她们相信，买了带子，就会把儿子给带来了。若是未出嫁的女儿，也误买了这东西，那就会变成大家的笑料。
呼兰河虽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但是处处都是故事。
篇5：萧红呼兰河传读书笔记
《呼兰河传》是著名作家萧红创作的一部自传体小说，该书描绘了东北边陲小镇呼兰河的风土人情，展示了女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与特色。
《呼兰河传》的作者在描写劳动人民的生活，揭示他们的贫苦、无望、愚昧、麻木的时候，讽刺幽致则使人感到悲凉、凄苦。读者既同情他们的不幸，又原谅他们的麻木。这也是作者的讽刺幽默所产生的由于的美感效应。
养猪的那家租住的碾磨房，房顶的草上长着青苔。一到下雨，那房子里的人就提着筐子上房采蘑菇，采蘑菇的骄傲得不得了，而全院子的人则没有不羡慕的，都恨自己为什么不住那草房里。于是感叹啼嘘，相叹不已。房上采蘑菇的故意选几个大的抛下来，借以炫耀，哪知道忘记了房顶已经露了洞，一不小心就把脚掉下去了，把脚往外一拔，脚上的鞋子不见了，鞋子就从房顶落到翻开的滚水里，滚着翻着……
从《呼兰河传》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深深地感觉到当时的萧红是孤独、寂寞的。她曾对老朋友白朗这样说：“未来的远景已摆在我的面前，我将孤寂、忧郁以终生!”她渴望着从现实的重负中解脱，而这种解脱恰恰是难以做到的，于是，她便想留守着一方童稚年代的美丽的土地，幻想着远离喧嚣的宁静。
篇6：萧红呼兰河传读书笔记
暑假我读了《呼兰河传》这本书，刚刚开始时，并没有感觉它有多么好看，等我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才越来越发现属于它的精彩。
作者萧红细腻地写了旧时代的呼兰河，在她的表述下，我渐渐觉得她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设身处地的经历者。她以这个角度，慢慢地领我走进了80多年前的东北，一个衰落的村庄。村子里面，只有灰色的街道，灰色的人生，灰色的社会……整个村落就像暴风雨前的天空一样，乌云蔽日，没有半点色彩。这里的村民，活着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活着，生的普普通通，死的平平淡淡，让人觉得呼兰河的人们的生活，总缺少了些什么。
随着小主人的视角——一个生活在呼兰河小镇里性格鲜明的小姑娘萧红，我慢慢体会到呼兰河的生活。小姑娘萧红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在她的童年里，只有祖父、“我”和后院。在后院里，萧红与祖父一起生活，一起玩耍，一起劳动……“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吧。此时的我，好羡慕他们的后院，好想跟萧红一起，也让她的爷爷一次次藏起我的遮阳帽，总放在同一个地方逗着我们玩……
读着读着，我不仅会想起自己童年的乐事，一个人傻傻的笑着。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童年。在每个人的童年里，童年像一幅画，像一首诗，像一曲歌……我羡慕别人的童年，殊不知，自己的童年却一样很精彩，当我想回顾那些精彩时，那种感觉却已无法重来。
当我读到小团圆媳妇不幸去世了时，我的心一样很纠结，跟萧红一样愤愤不平。她才只有12岁本该是一个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年龄，而她却被过早地卖给了老胡家做媳妇。旧时的童养媳，在这里我初见端倪。一个健康、活泼的小姑娘，因为穷，因为生活，被卖做童养媳，没有妈妈疼，这已经够可怜了，可她拼命的干活，还是动不动就会遭受到婆婆的打骂，遭受一个说是为了让她更听话、更懂事的婆婆的“教诲”。
读这本书时，愉悦陪着沉痛，随着小主人公萧红的脚步的的离去，我迎来了对这本书短暂的告别。呼兰河的人们的生活 ，也许缺少的是一些生活情趣吧！呼兰河留给萧红的，也许正是萧红想要告诉我们的吧，让我们读历史，悟人生。一起慢慢去品味，去思考，去感悟一下自己，感悟一下生活吧………
篇7：萧红呼兰河传读书笔记
看完了张爱玲的《传奇》，才开始好好地看起《呼兰河传》来。昨天下午看得第一章，今天早上起来看到了第四章。刚下过雨的清晨因为她的文字而有了不一样的惬意。
觉得自己每尝试读一本书，就像是经历一场小小的冒险。很多时候都会从这种小小的冒险里收获到更多的惊奇和喜悦。就好比这本小书一样。觉得这不是一本小说。像是一本散文，而且还带有自传的性质。好比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但是这两本书又有着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觉得林英子是在小时候有着很多人的关爱和亲切的，但是《呼兰河传》里的“我”正如矛盾写得序言里提到的，呼兰河城的人的生活是无比单调刻板的，而萧红的童年又是无比寂寞的。我一边读下去，一边很忧心的在文字之间寻找这种潜藏的寂寞。觉得茅盾先生都说了，他在这里面写得尽是寂寞的生活，如果我读不出来的话，便是根本没有读懂这本书的。所以我总是有了很深的压力。比如，我读到她写得纯真而幽默的一句话，或者是她童年里极为淘气的一件事情，便忍不住地笑出声来。我一笑出来，便又立刻觉得我是不应该在读一本描写自己深重的寂寞的书的时候这样子的，于是又有了很深刻的沉默。
就这样，自己既矛盾又欣喜地把这本书读下去，越读越喜欢，并且关联起自己的童年来，又生出了无限的感慨。
通淡之中有着浓厚的味道。
给我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清晨。
到了近中午的时候，在网上碰到了梁慧，顺便谈起了假期读书的事情，就说到了从几天前就开始看的《呼兰河传》。她是在放暑假前的一个晚上加一个上午看完的。她说，真是很好的一本书，但是我们可能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年纪，看了自会无限感慨，所以跟这本书便有了很多的共同语言，但并不见得别的年纪的人看了之后也会喜欢。
我突然才意识到，对于书的评价当真是有着很多年龄与经历的缘由的。但是，这样一本书，我觉得她不仅仅局限在对于童年的描写和怀念上，肯定还有别的东西在里面，只是我现在还没有完全读完，只是隐约地感到一点更深的其余的东西，但是还不能明白地说清楚。
今天下午读完了第四五章，这样突然地加速度，会觉得很辛苦。在家读书往往不像在学校那样抽时间赶时间的，总是很随意地想起的时候便读一些，不想读的时候便随便地扔在哪里，所以好好的新书，在家里一放就有了沧桑的样子。
估计晚上的时候会读完，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会整理出一些自己的感受来。
篇8：萧红呼兰河传读书笔记
我并不知道要如何写这篇读后感，然而我依然选择了这本书来写。就是因为它吸引我。
我喜欢萧红春天长草冬天结冰的笔调，喜欢她优雅而不娇作的措辞，喜欢她对自己回忆中事深刻的回复，喜欢她记忆中有祖父的温暖片段，更爱她对低迷世情的宽容。
这本书里的人无论死了多久，却都被写活了。书前的我被刺激得一惊一乍，要么无奈要么愤怒。
我记得在看小团圆媳妇那出时心里简直别扭得无以复加，直想拽出那些婆娘好好收拾一顿，要么辣椒水灌肠要么学容嬷嬷上银针，对准她们的脸蛋子左右开弓，能让她们清醒了来可就是天大的功劳了。然而转念想来，怪不得她们。如果我生在20年代初期的呼兰河旁的某一个村子里，想来不做小团圆媳妇就乃是天大的幸事了，即使有命变老也难以逃脱那些婆娘们的轨迹。还好，还好。有没有前世我不管，反正我只知道自己是活在有机会接触广阔天空的时代，万分欣喜。
萧红的笔触里是带着莫大的惜讽的。她写人。有些人的眼神和心智竟可以随时变换，走路呼呼生风的女孩子转眼成妖成魔，大方且有福的女子转眼成为众矢之的。有些人不单单如此，甚至患有严重的“不热闹不欢快病”，人家上个吊还要穿戴整齐去围个热闹，好好的孩子活着却巴不得人家死了找个借口高兴高兴。
书前的我义愤填膺简直就差急得跺脚。不禁要问了，萧红呢？把这些不如意道得那么明了清晰的人，她又该在笔后默默叹了多少气呢？我可以感受得到，她对那些人不乏怜悯。她是宽容的，然后又有声色地向人们展示民族背后的深刺。
我说这书是吸引我的。可以明朗温和得入天腾云，亦可以犀利得恰到好处。笔有风骨，书有书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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