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老师们的座谈会(推荐5篇)由网友“雩图南”投稿提供,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整理过的我给老师们的座谈会,我们一起来阅读吧!
篇1:我给老师们的座谈会
我给老师们的座谈会
说给教师们的“三个比喻”
第一个比喻:喝酒
我还是要老调重弹,来说明教师实在不是知识的传授者和课堂艺术的表演者,这个道理很简单,教学的过程颇像饮酒,教师其实就是那个劝人饮酒的人,“劝酒”正是教师这个角色赋予“教师”的使命,如果教师只埋头于自斟自饮甚至很“艺术”地把自己灌醉,那这样的劝酒者一定是不称职的!
教师当然可以喝酒,理由是自己喝才可以带动别人喝。问题是,假如我们把时间比喻成酒,当教师把区区45分钟一饮而尽时,请问那些被教师勾出酒瘾的学生只能去饮“空杯”了,这就是课堂的悲剧!我是说教师的作用是想尽办法把学习的时间留给学生,并且尽可能让学生沉醉于学习,对于教师而言,如果把教学比喻成陪客喝酒,其最高境界应该是让学生“学醉”。
别小看我发明的这个新词,“学醉”和“喝醉”一样,都是因为超出了“极限”而导致的,但和喝醉不同,喝醉伤身,而学醉则可以理解为“长能耐”,喝醉是丧失理智,而学醉恰恰是在处在感性和理性交融的高潮时,说穿了,这等境界是超脱了分数和成绩之后的忘尘的幸福。
教师凭什么手段让学生学醉?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手段理解成教学艺术的话也可以,但这种艺术必须基于教师的真诚,所谓以心换心,教师就好比是在“酒桌”上“劝酒”,你得恰如其分、言之有理,话逼到一定份上使对方不得不喝,但这个境界仍然不高,最高的劝酒境界是什么样的?是勾醒了对方的酒虫,也就是说,喝酒变成了对方的需求,而劝酒也只不过是在满足对方的需求而已,而最低境界是什么?是人家不愿意喝,你却摁住人家“灌输”。
从这个意义上来衡量今天的教师们的教,你便应该明白,教师实在不是身先士卒,实在不是讲授和灌输,而是点燃、激励、唤醒。
第二个比喻:打麻将
学习好比是打麻将。四个人一个“学习小组”,每个成员都是构成学习生态的一个“无可替代”的角色,即便是某个人牌技很差,但离开了这个人,显然是成不了“局”的,因此,教师不可以歧视任何一名学生,纵然他是个“笨蛋”。
教师当然不能替代学生打麻将。在打麻将这件事上,其实每个看客都喜欢扮演“高参”,自以为聪明,看客心理说明每一个人都喜欢对别人的事指手画脚,“观者不语”这句劝诫有可能不止是指一种礼仪,很可能它在昭示一种学习规律。对于“操作者”而言,留什么牌和出什么牌,他一定是按照自己“和牌”的需要,在一张张、一圈圈的“经历”中加以建构的,假如我们把每一张牌解读成不同的“知识点”,把一圈比喻成一个学习过程的话,需要什么和舍弃什么,其实应该由学生去自主选择。即便是他犯错了,影响了正常的和牌,他可能因此得了“大和”也未可知,即便最终仍不能和,但他却在这样的.“失败”中,形成了“经验”,其实,学习即经验(体验),如果我们“替代”学生去打麻将,或许可以避免失败,但失败是自己的,谁都不可能替学生失败。
在这个比喻中,教师要记住,无论你多么地爱你的学生,有一种东西终究无法替代,那就是我们常说的经历。一个人被替代了经历,他显然是长不大的。这个道理还可以借助另外一个比喻来加以强化说明,要想让学生学会游泳,就必须敢于让他下水,打麻将就等同于下水!教师必须敢于“让学生学”这是我要表达的观点。
第三个比喻:提审
为了抑制教师在知识灌输中的“自说自语”,或者一言堂。我建议所有的课堂都可以搞成“对话式”,就像央视里主持人和采访嘉宾的那样的对话。当然,更确切的比喻是公安局常有的对犯罪嫌疑人的“提审”,这里的提审者一定不是教师,而被提审的那个人才是教师!
你别误会,就当是游戏。教师在每一节课开始前,先给学生留下时间“阅读案宗”,然后在“关键问题”上做好“提审预案”,最后再通过小组“集体”形成预案,这个过程就等同于“先学”。
接下来,教师接受过堂“审问”,学生一个个抛出问题,“质疑”教师,并请教师予以回答,这个过程可以叫做“后教”。
现在,你还可以尝试全部角色都有学生来参与和完成,比如第一小组“提审”第二小组,第三小组“提审”第四小组……
我相信所有的学生对这样的教学方法都会兴趣盎然。其实,对教师而言,什么方法都不要拘泥,哪种方法效果好就要采用哪种方法,但教的方法一定是效果最差的方法!这不是我说的,是很多人验证出来的结论!
篇2:我的老师们
我的老师们_600字
老师的爱,不像母爱那么温柔,也不像父爱那样严厉……老师的爱是多种多样的,每一个老师都有自己对学生独特的.爱。先说说我们的语文老师赵老师好了,他的爱是严厉的。比如说吧,有同学没有完成作业、犯了错误什么的,赵老师总是重重地抡起手掌,轻轻地落下,“温柔”地揍上几下,把同学吓得连头也不敢抬。然后再语重心长地说上一大堆道理,弄得同学直发呆……虽然赵老师有点“体罚”的“嫌疑”,可赵老师也是恨铁不成钢啊。仔细一想,这不更是老师对我们的爱吗?
接着再聊聊我们的数学老师—宋老师。嘘,小声告诉你,李老师身上有魔法!什么?不信?这是真的!每次上数学课,宋老师讲起课来生动有趣,听她的课仿佛是在和她聊天;所以同学们总是聚精会神地听,根本不用组织课堂纪律,而且每当宋老师提问问题时,同学们都不谋而合地把小手“唰”地举得贼高,恨不得把屋顶捅破!哈,宋老师魔法的秘诀当然是因为平时对同学们的关心与爱护啦!搞好了“人缘”,上课时同学们当然听宋老师的“指挥棒”啦!下面,咱们是不是该谈谈我们的Englishteacher了。这位教英语的乔老师,只要一个字便可以把她描述下来,那就是“严”。
说乔老师严还真没什么不对,她就是一个“严罐子”,对我们可真够严的。有时,让你一晚上背完一篇特难的英语课文,第二天还要一个个地检查……15分钟内记八、九个单词,记不过去还要罚写……呜呜,我们太“可怜”了!不过,英语老师严一些也真的不错呢!俗话说:吃得苦中苦,方做人上人嘛!这不,本次英语考试本人就挣了个满分,真是乐死我了!这也多亏了乔老师,多亏了乔老师的严格要求啊!嘿嘿……(傻笑中)在我身边有那么多好老师,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爱,我真是太幸福了!
篇3:我的老师们
我的老师们_初中记叙文
苗条的高个儿,带着的永远都是一副眼镜,七分像个文弱书生,背着的永远是个粉红的挎包,和她的小巧玲珑很搭调,手上捧着的永远是3本书:课本、教师用书、练习册。
估摸着老班是孔子的后代,给我们做思想教育比上课还积极,想到某某某作业没做,就开始洗抹布――又臭又长。一节课45分钟,废话能占25分钟,昨天刚讲过,今天又强调,明天又开始:“作业,是学习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作业没有完成就相当于……”
放假闭学典礼前天,同学们开玩笑说老师要是把头发拉直了会很漂亮。结果在闭学典礼上我们果真看到老班一头乌黑飘逸的直长发散发着阵阵芳香。就是一个瓜子脸比较小,璀璨的雀斑们和讨人厌的黑痔集团不厌其烦的打扰着老班本来就黑的脸……
西瓜太郎――陈老师(俗称数学老师,又称小牛)
年轻人就是壮,从三楼飞奔至一楼跑过走道,冲过四个班级到我们班,大气都不喘一口就开始上课。
当老师在黑板上唾沫横飞时,大家关注的是那个也许要剪刘海可剪坏了而变成西瓜太郎的头,其次是那强壮的手臂,好象硬硬的扎那儿了,构成的轮廓特圆。她又喜欢在黑板上直接画圆,比圆规还精确。(这是夸张)
数学老师不会做思想教育,毕竟是新来的,就算会做,也只是在她自己的班上做,在我们班她只会争分夺秒地讲课。让我们做题,才两三分钟,就说:“给你们两三分钟都做不出来,给你们二三十分钟还是做不出来!”搞得全班郁闷极了。
同学给她的评价就是:上课语速过快,字迹潦草。不少人向老班反映,才让字稍稍有些好转。
胖子先生――吴老师(俗称生物老师,又称国产冬瓜)
四个字:人矮体重。
几个很八卦的人不知怎么联想到冬瓜,胖胖的,短短的,生物老师就带上了这个头衔。还有人私下骂他“矮冬瓜”,不过矮字不能体现出胖字,所以“国产冬瓜”就叫定了。
生物是全班最呕的科目。
看到书上吸烟者的肺,同学们都恶心的.不得了,国产冬瓜居然还带了正常人的肺的吸烟者的肺给我们对比上课,下课55%的同学全去WC吐了,估计是国产冬瓜自己做个,粗糙的“工艺手段”,实在我们是看不上眼。
国产冬瓜的字不潦草,但是比潦草更可怕――小。我们班70%是眼睛蛇,20%是半条蛇,潦草点勉强接受,小可是不行,所以,国产冬瓜是我们班上人气最差的老师了。扶扶眼镜装宿儒是他的惯性动作了。
老师,总是人生道路上的指路明灯。
篇4:我的老师们
我的老师们_800字
我的政治老师——“人和其它动物‘哎’最大的区别,‘哎’就是人明白‘哎’自己活着的意义。”听,我的政治老师又开始‘哎’‘哎’‘哎’的讲课了,“哎”天哪,话说完了还不忘了来个‘哎’字!政治老师,什么事让您天天叹气啊?哎,哎,哎,您别哎了,催眠曲好好听哦!您干嘛说半句话就来个‘哎’字啊?这个字说着好听吗?不是吧?
我的英语老师——我们正在上课,不知有是哪位重要人物给英语老师打电话来了。“恩,这个电话我接一下”老师在接电话前3秒钟前的紧急时刻突然大声道,“Sorry!”下面同学们一阵窃笑。在那之后,只要英语老师上课时一接电话,我们便在底下笑道:“Sorry!Sorry!ha,ha!”这个老师最特别的地方是“音量”(声音大小的变化),他讲课时总是起先声音不大,然后猛的一下声音成十倍的上长,听讲的,不听讲的,都会被吓得全身一颤,最后,他居然连个转折点都没有,一口气顺着滑回原来的音量。我算是明白了刚开学是老师为什么说——“我没什么特别的,也不喜欢骂人,只是声音大,声音大点儿,你们就会被吓到!”
我的.生物老师——这个老师不是本地人,因为方言的关系,他说话的口音和我们有一点区别。其中最好笑的,也是被我们笑的时间最长的就是——‘听’字。“听(四声)到起!认真听(四声)!”老师有开始‘听,听(四声)’教学了。我听见有学生说:“老师,你别‘听(四声)’了,‘为徒’的要听(四声)晕了!啊,天啊!”
我的语文老师——这个老师很好,作业很少,有一次根本没多少作业,可她却认为多了,还删去了一些,平时几乎从不做试卷。我的数学老师——他的普通话实在是说得“太好了”,我实在不敢恭维,的确是标准啊!那一口标准的方言版普通话。他读的‘五’是‘污’,‘八’是‘把’,后来我们给他纠正了错误,一个“五”字竟变成了“五污污五污”!!!我的地理老师——他是一位风趣幽默的年轻老师,常常编一些顺口溜帮助我们记知识。我的历史老师——“12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又开始背诵“经文”了,我的历史老师讲课一般不用书,他说书上写得不全面。这不正证明了他的知识渊博吗?
他们就是在我人生的播种期,为我撒下那一颗颗希望种子的老师们!
篇5:我的老师们
我的老师们
读季羡林的散文,被其中的情感所震撼,关于我的老师们这篇散文主要写的是什么?
我的老师们
在深切怀念我的两个不在眼前的母亲的同时,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国老师们,就越发显得亲切可爱了。
在德国老师中同我关系最密切的当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会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经讲了一点。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非常年轻。他的年龄确实不算太大,同我见面时,大概还不到四十岁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装,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我个人认为,他待人还是彬彬有礼的。德国教授多半都有点教授架子,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后来听说,在我以后的他的学生们都认为他很严厉。据说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论文递给他,他翻看了一会儿,一下子把论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说道:“DasistaberallesMist!(这全是垃圾,全是胡说八道!)”这位小姐从此耿耿于怀,最终离开了哥廷根。
我跟他学了十年,应该说,他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他教学很有耐心,梵文语法抠得很细。不这样是不行的,一个字多一个字母或少一个字母,意义方面往往差别很大。我以后自己教学生,也学他的榜样,死抠语法。他的教学法是典型的德国式的。记得是德国十九世纪的伟大东方语言学家埃瓦尔德(Ewald)说过一句话:“教语言比如教游泳,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里一推,不是学会游泳,就是淹死,后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瓦尔德施米特采用的就是这种教学法。第一二两堂,念一念字母。从第三堂起,就读练习,语法要自己去钻。我最初非常不习惯,准备一堂课,往往要用一天的时间。但是,一个学期四十多堂课,就读完了德国梵文学家施腾茨勒(Stenzler)的教科书,学习了全部异常复杂的梵文文法,还念了大量的从梵文原典中选出来的练习。这个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应该说是十分美满的。夫妇二人,一个上中学的十几岁的儿子。有一段时间,我帮助他翻译汉文佛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饭,然后工作到深夜。餐桌上没有什么人多讲话,安安静静。有一次他笑着对儿子说道:“家里来了一个中国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学校里吹嘘一番吧?”看来他家里的气氛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他夫人也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
后来,大战一爆发,他自己被征从军,是一个什么军官。不久,他儿子也应征入伍。过了不太久,从1941年冬天起,东部战线胶着不进,相持不下,但战斗是异常激烈的。他们的儿子在北欧一个国家阵亡了。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夫妇俩听到这个噩耗时反应如何。按理说,一个独生子幼年战死,他们的伤心可以想见。但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是一个十分刚强的人,他在我面前从未表现出伤心的样子,他们夫妇也从未同我谈到此事。然而活泼不足的家庭气氛,从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了。
在瓦尔德施米特被征从军后的第一个冬天,他预订的大剧院的冬季演出票,没有退掉。他自己不能观看演出,于是就派我陪伴他夫人观看,每周一次。我吃过晚饭,就去接师母,陪她到剧院。演出有歌剧,有音乐会,有钢琴独奏,有小提琴独奏等等,演员都是外地或国外来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剧场里灯火辉煌,灿如白昼;男士们服装笔挺,女士们珠光宝气,一片升平祥和气象。我不记得在演出时遇到空袭,因此不知道敌机飞临上空时场内的情况。但是散场后一走出大门,外面是完完全全的另一个世界,顶天立地的黑暗,由于灯火管制,不见一缕光线。我要在这任何东西都看不到的黑暗中,送师母摸索着走很长的路到山下她的家中。一个人在深夜回家时,万籁俱寂,走在宁静的长街上,只听到自己脚步的声音,跫然而喜。但此时正是乡愁最浓时。
我想到的第二位老师是西克(Sieg)教授。
他的家世,我并不清楚。到他家里,只见到老伴一人,是一个又瘦又小的慈祥的老人。子女或什么亲眷,从来没有见过。看来是一个非常孤寂清冷的家庭,尽管老夫妇情好极笃,相依为命。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早越过了古稀之年。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他对我传授知识的情况,上面已经讲了一点,下面还要讲到。在这里我只讲我们师徒二人相互间感情深厚的一些情况。为了存真起见,我仍然把我当时的一些日记,一字不改地抄在下面:
1940年10月13日
昨天买了一张Prof.Sieg的相片,放在桌子上,对着自己。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他。他简直有父亲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里就生出无穷的勇气,觉得自己对梵文应该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简直对不住他。
1941年2月1日
5点半出来,到Prof.Sieg家里去。他要替我交涉增薪,院长已答应。这真是意外的事。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这位老人家,他对我好得真是无微不至,我永远不会忘记!
原来他发现我生活太清苦,亲自找文学院长,要求增加我的薪水。其实我的薪水是足够用的,只因我枵腹买书,所以就显得清苦了。
1941年,我一度想设法离开德国回国。我在10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
11点半,Prof.Sieg去上课。下了课后,我同他谈到我要离开德国,他立刻兴奋起来,脸也红了,说话也有点震颤了。他说,他预备将来替我找一个固定的'位置,好让我继续在德国住下去,万没想到我居然想走。他劝我无论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设法同Rektor(大学校长)说,让我得到津贴,好出去休养一下。他简直要流泪的样子。我本来心里还有点迟疑,现在又动摇起来了。一离开德国,谁知道哪一年再能回来,能不能回来?这位像自己父亲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见了。我本来容易动感情。现在更制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场。
像这样的情况,日记里还有一些,我不再抄录了。仅仅这三则,我觉得,已经完全能显示出我们之间的关系了。还有一些情况,我在下面谈吐火罗文的学习时再谈,这里暂且打住。
我想到的第三位老师是斯拉夫语言学教授布劳恩(Braun)。他父亲生前在莱比锡大学担任斯拉夫语言学教授,他可以说是家学渊源,能流利地说许多斯拉夫语。我见他时,他年纪还轻,还不是讲座教授。由于年龄关系,他也被征从军。但根本没有上过前线,只是担任翻译,是最高级的翻译。苏联一些高级将领被德军俘虏,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要亲自审讯,想从中挖取超级秘密。担任翻译的就是布劳恩教授,其任务之重要可想而知。他每逢休假回家的时候,总高兴同我闲聊他当翻译时的一些花絮,很多是德军和苏军内部最高领导层的真实情况。他几次对我说,苏军的大炮特别厉害,德国难望其项背。这是德国方面从来没有透露过的极端机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的家庭十分和美。他有一位年轻的夫人,两个男孩子,大的叫安德烈亚斯,约有五六岁,小的叫斯蒂芬,只有二三岁。斯蒂芬对我特别友好,我一到他家,他就从远处飞跑过来,扑到我的怀里。他母亲教导我说:“此时你应该抱住孩子,身体转上两三圈,小孩子最喜欢这玩意!”教授夫人很和气,好像有点愣头愣脑,说话直爽,但有时候没有谱儿。
布劳恩教授的家离我住的地方很近,走二三分钟就能走到。因此,我常到他家里去玩。他有一幅中国古代的刺绣,上面绣着五个大字:时有溪山兴。他要我翻译出来。从此他对汉文产生了兴趣,自己买了一本汉德字典,念唐诗。他把每一个字都查出来,居然也能讲出一些意思。我给他改正,并讲一些语法常识。对汉语的语法结构,他觉得既极怪而又极有理,同他所熟悉的印欧语系语言迥乎不同。他认为,汉语没有形态变化,也可能是优点,它能给读者以极大的联想自由,不像印欧语言那样被形态变化死死地捆住。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擅长油画。有一天,他忽然建议要给我画像。我自然应允了,于是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天天到他家里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当模特儿。画完了以后,他问我的意见。我对画不是内行,但是觉得画得很像我,因此就很满意了。在科学研究方面,他也表现了他的才艺。他的文章和专著都不算太多,他也不搞德国学派的拿手好戏:语言考据之学。用中国的术语来说,他擅长义理。他有一本讲十九世纪沙俄文学的书,就是专从义理方面着眼,把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斯妥也夫斯基列为两座高峰,而展开论述,极有独特的见解,思想深刻,观察细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可惜似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我都觉得有寂寞冷落之感。
总之,布劳恩教授在哥廷根大学是颇为不得志的。正教授没有份儿,哥廷根科学院院士更不沾边儿。有一度,他告诉我,斯特拉斯堡大学有一个正教授缺了人,他想去,而且把我也带了去。后来不知为什么,没有实现。一直到四十多年以后我重新访问西德时,我去看他,他才告诉我,他在哥廷根大学终于得到了一个正教授的讲座,他认为可以满意了。然而他已经老了,无复年轻时的潇洒英俊。我一进门他第一句话说是:“你晚来了一点,她已经在月前去世了!”我知道他指的是谁,我感到非常悲痛。安德烈亚斯和斯蒂芬都长大了,不在身边。老人看来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会中,失掉了实用价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无言了。去年听德国来人说,他已经去世。我谨以心香一瓣,祝愿他永远安息!
我想到的第四位德国老师是冯·格林(Dr.vonCrimm)博士。据说他是来自俄国的德国人,俄文等于是他的母语。在大学里,他是俄文讲师。大概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发表过什么学术论文,所以连副教授的头衔都没有。在德国,不管你外语多么到家,只要没有学术著作,就不能成为教授。工龄长了,工资可能很高,名位却不能改变。这一点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中国教授贬值,教授膨胀,由来久矣。这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反正冯·格林始终只是讲师。他教我俄文时已经白发苍苍,心里总好像是有一肚子气,终日郁郁寡欢。他只有一个老伴,他们就住在高斯-韦伯楼的三楼上。屋子极为简陋。老太太好像终年有病,不大下楼,但心眼极好,听说我患了神经衰弱症,夜里盗汗,特意送给我一个鸡蛋,补养身体。要知道,当时一个鸡蛋抵得上一个元宝,在饿急了的时候,鸡蛋能吃,而元宝则不能。这一番情意,我异常感激。冯·格林博士还亲自找到大学医院的内科主任沃尔夫(Wolf)教授,请他给我检查。我到了医院,沃尔夫教授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以后,告诉我,这只是神经衰弱,与肺病毫不相干。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块心病,如获重生。这更增加了我对这两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离开德国以后,没有能再见到他们,想他们早已离开人世了,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我回想起来的老师当然不限于以上四位,比如阿拉伯文教授冯·素顿(VonSoden),英文教授勒德(Roeder)和怀尔德(Wilde),哲学教授海泽(Heyse),艺术史教授菲茨图姆(Vitzhum)侯爵,德文教授麦伊(May),伊朗语教授欣茨(Hinz)等等,我都听过课或有过来往,他们待我亲切和蔼,我都永远不会忘记。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1988年
(选自《留德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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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八节活动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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