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李国策亲历长征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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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李国策亲历长征的故事

篇1:老红军李国策亲历长征的故事

穷孩子参加红军走上长征路

我是19出生在四川省苍溪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穷孩子。1933年8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大力扩红,我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当时虽是少年,父母却也支持,终于如愿以偿参加了红军,先在当地独立营,后编到第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

红四方面军是在1931年实行战略转移,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到了四川。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了配合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行动,策应、迎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28日挥师西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两军一起北上,并与红一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过雪山草地。不久,由于张国焘闹着独立,红一方面军单独北上,张国焘令红四方面军部队返回南下,使红四方面军第二次过雪山草地,后来在成都以西遭到四川国民党军阀军队两次大举进攻,我军兵力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张国焘看到没有别的出路,经过党中央与他激烈的斗争,使他在1936年春天率领部队返回北上,然后西进,并与红二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此后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我们又第三次过雪山草地。1936年10月10日,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沿途环境十分险恶,除了敌人日日夜夜的围追堵截,进行大大小小的战斗外,还要战胜深山峡谷,雪山草地,湍流江河。红军得不到一点休息,大家疲劳到了极点,往往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但一旦出现敌人,又精神百倍地杀向敌人。我们大部分战士都是从南方北上,根本没有御寒的棉衣。翻雪山,过草地,一时风雨,一时暴雪,冷冻就是第一杀手。我亲眼看见过部队在夜间派出去一个班担任警戒任务,第二天全班战士都冻死的惨状。我们过草地,第一次、第二次只走了草地的一个角,各走了10天走完。但第三次过草地时,走的是草地的中间,走了一个月。茫茫草地,荒无人烟,哪里有什么可吃的东西。这么多部队,走不了多久就断粮断炊了。只好煮皮鞋、皮带、枪背带、挖野菜充饥。最后这些都吃光了,冻饿之下,体弱的、有病的战士牺牲的越来越多。草地的红泥水把战士的双脚泡得发亮发肿。我们只有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求生的信念,顽强地走,最终走出了草地。

而大雪山是一座连着一座。过草地前后,都要过雪山。大雪山有几千米高,山下是峡谷森林,山上是终年厚厚的积雪。有的地方厚达几十米。我们站在雪山顶上远望,茫茫雪海望不到尽头。雪崩时,发出雷鸣般的响声。多少天都看不到一块没有雪的土地。红军战士由于白雪的反光刺激,两眼红肿,眼球突出;由于长期缺粮面黄肌瘦,衣服也破破烂烂。但仍旧昂首挺胸,一往直前。

红军长征胜利结束时,全部红军不足3万人,许许多多英勇的红军战士倒在了长征途中,胜利来之不易。

3次过雪山草地,20次遇险

当年红军走过的草地。

当年红军翻过的雪山。

在未过草地之前,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七团,在毛儿盖与松潘县之间的拉子梁担任防御任务。敌机天天来轰炸扫射。敌机一来,我与其他两名战士就躺在用松树枝搭的棚子下边。那次敌机的炸弹一声巨响,我虽安然无恙,身边的两个小同志却都牺牲了。看着朝夕相处的战友就这样离去,我恨不得把敌机一把抓下来撕个粉碎。

过了两天,敌机又一次来轰炸,我急速蹲下来。炸弹就落在我前面3米远的地方,只觉得地面一震,我心想这下“报销了、光荣了”。抬头一看,炸弹像个铁人一样,竖在地上,没有炸响。炸弹把松树擦掉一块大皮,松枝落了一地。我想也许是地上积的松叶很厚,地面松软,所以未击响吧。

在第一次过草地时,由于一脚没有踩上有草丛的`泥疙瘩,我掉进了泥潭,人往下沉。我大声叫喊,一位剧团姓朱的战友,把笛子伸过来救我,我抓紧笛子,用力往上爬,终于爬了上来。

过丹巴大铁索桥时情况很危险。这种铁索桥是在大山峡谷中,由少数民族在河两岸悬崖绝壁上,用粗大的铁链固定在巨石或铁桩上,平铺数条大铁链,再在上面搭上木板做成的。过桥时颤动摇晃,桥下波涛汹涌,过桥的人头昏目眩。我们红军多次过这种桥。丹巴河铁索桥特别大。我们第一次南下,第二次北上,两次过这座桥。当时桥已被敌人破坏了,铁链稀少,木板缺乏,扶手铁链也没有了。桥又长,弹力更大,我们部队要过它,战士之间的距离要拉开几米远一个人,轻走,慢走,减少震动,防止弹跳太大。即使如此,还是不时发生战士掉下河中的事。我走到桥中间,心情紧张,头昏目眩,迅速爬下来,紧抓铁链,等弹跳小一些了,平稳一些了,又站起来慢慢走,才走了过去。

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遭到军阀疯狂进攻时,我所在的二六七团在百丈关一带防御。敌人天天发起攻击,敌机不断前来轰炸。有一天战斗正酣,敌人一发炮弹打过来,就落在了碉堡旁边,我和另外3个战士正在碉堡前的工事里。炮弹响了。只听一声巨响,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清醒过来,就想爬起来继续战斗。但两名战友压在我的身上,我动弹不得,就慢慢把他们两人从身上推开,发现他们已经牺牲了,而我也觉得腿部剧烈疼痛,坐不起来。这时才发现大腿在流血,疼痛更加剧烈。敌人又冲了上来,离我只有几十米远了。这时一名通信兵跑来,立即背着我往后方跑。下山不远处,到了师医院。医生检查我是两股骨贯通重伤,送到总部医院为我手术。由于伤残,有点文化,上级命令我留在总部附属医院任院部书记。

在二次北上时,有一天在山谷中行军走错了路线,部队只有露营在山谷中,等天亮后再找大部队。到了下半夜,敌人开始袭击我们,枪林弹雨,激战中我觉得有个东西打了我的背部。战斗结束后,我卸下子弹袋检查,才发现有一个弹夹被弹丸打扁了两粒子弹,这个子弹袋竟救了我一命,否则子弹早打穿后背牺牲了。

另一次在通过被封锁的危险地段时,对岸敌人在射击,山上还有“滚石阵”,我们必须拉开距离,一阵猛跑才免得被石头砸中。但就在猛跑中,我枪上的弹夹掉了。我只有一个弹夹,没了弹夹我的小枪就没有用了。于是我决心返回去取弹夹。敌人在河对岸打枪,我跑回去,一眼就看见掉在路边的弹夹,赶快拾起来又猛跑。就在这时敌人的枪响了,我头上的军帽飞了,我只是低头猛跑,总算又躲过一劫。

在第三次过草地时,由于前面过草地的部队把能吃的都吃光了,所以更为艰苦,走到后来一点粮食都没有了,只好煮皮带吃。团长把他的军马打死,给每个战士分一小块肉,我舍不得吃,揣到怀里。当时的环境,有一块肉、几口粮也许就生存下来了,而没有它也许就无法走出草地了……而我就是这样,3次过雪山草地,20次遇险,九死一生而幸存下来的。

难忘英勇的红军女战士

红四方面军曾有5000多名女战士,她们大多是四川参加红军的未婚青年,天真活泼,吃苦耐劳,英勇顽强。这些女红军分别在总部各机关、医院、后勤系统。她们在长征中,身上负荷很大,应该说牺牲大,贡献也大。

女卫生员、女护士在行军中每人都背一个木制大药箱。她们自己的行李和干粮就捆在药箱子上,有几十斤重。爬雪山过草地,有的女战士为了保护药箱,就跌落雪崖,不见身影了。女担架队员每四人一副担架,两人一组在担架前后抬着伤病员行军爬山涉水,为了保护伤病员自己牺牲的也有不少。

女炊事员行军中背一口大铁锅,有几十斤重,行李和干粮都放在锅里,用木架捆绑铁锅背着走。过去那种铁锅又厚又重。背着很吃力,还要行军,我们休息了,她们还要架锅烧水煮饭,忙个不停,最后吃饭,然后收拾炊具才能休息。但就是这样,她们第二天还要提前早起做饭,保证部队第二天的行军打仗。我亲眼看到有的女炊事员背着大铁锅爬雪山,实在累极了,在山顶上坐下来休息,不一会儿就冻死了。死了仍旧坐在那里背着铁锅一动不动,双眼圆睁。真是悲壮啊牎

女运输队员,每人扛一袋军粮行军,一袋粮约有四五十斤,照样爬雪山过草地。一到宿营地,又要四处筹粮,有时走出去很远,要两三天才能背粮返回。她们纪律严明,高度自觉,只吃自己的那份干粮,宁愿自己饿肚子,也决不动用军粮。

红四方面军还有一个妇女独立团,有1000余人。她们英勇杀敌,后来在西路军西征途中失败,付出了更多的牺牲。这些女战士不畏艰险,从不掉泪。她们是革命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者,每次休息时,她们齐声高唱革命歌曲,激发部队斗志。我们男战士看到这些,就更勇往直前,绝不掉队。这些女战士是红军永远的骄傲与光荣。纵观古今中外军史、战史,像这样一批女战士都是罕见的。她们是世界上最崇高、最伟大的女性。

长征胜利过去69年了,像我一样的幸存者也一年一年地越来越老、越来越少了,怀念那些倒在长征路上的战友,就是怀念那种压倒一切艰难困苦、一往无前的红军战斗精神,就是怀念红军官兵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更是怀念红军战士革命信念坚定,一心为革命为人民,丝毫不贪恋安逸享乐的高尚情操!

篇2:老红军索心忠长征故事

人物档案

索心忠,196月出生,四川省旺苍县人。1933年6月参加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随部队参加长征。全面抗战期间,随八路军115师344旅687团在太行山一带抗击日寇,后来进八路军总政电影团(延安电影团),从此长期从事电影放映工作。1949年4月下旬,参与接管南京,任南京文化电影局军管放映团第三电影队队长。后任大华电影院总务股长,其后历任南京市电影剧场公司电影科科长、经理等职。1983年离职休养。

看到红军“对小孩子特别好”,12岁就参加红军

索心忠12岁在家乡看到红军队伍“不打人不骂人,对小孩子特别好”,怀着这种朴素的好感,他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九十三师。投身革命后,他了解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真正为老百姓打天下的,从此跟着红军越走越远。

参加红军后,索心忠当过政治部通讯员,也做过医院护理员,给伤病员端饭、倒尿盆。当时四川地方军阀田颂尧、刘湘、邓锡侯等人,为阻止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向红军发动了围攻,索心忠随大部队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15岁的他被敌人的子弹擦伤头顶,由于伤处不能受寒,从此他一直戴着帽子。

行军途中,只能倒一点炒面在手心里舔着吃

回忆起漫漫长征路,索心忠最难忘的还是爬雪山、过草地的经历。他们翻越的夹金山,一年到头都是雪,人烟稀少,筹集食物很困难。

过草地之前,红军给每名战士发了一斤多的炒面,大家称之为“救命炒面”。行军途中,尽管大家饥饿难耐,但也只能在每次休息时吃上一小口。为了防止不注意一口气吃没了,当时吃面都是倒一点在手心里,用舌头舔着吃。

草地实际上是长满水草的大片沼泽,“到处都是水汪汪的”。长途行军时,仅能坐到“草墩子”上休息一下。大的“草墩子”可以坐五六个人,小的“草墩子”只能坐一两个人。沼泽里还有很多被草盖住的水坑,有些同志一不小心就踩到水坑里掉了下去,草又会继续覆盖住水坑,人就再也找不到了。过草地时,一路上都没有干燥的泥土,因饥饿或疾病牺牲的同志也很难掩埋。

红一、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大家抱在一起痛哭

由于伤员本身抵抗力差,再加上草地上气候多变等原因,最后能过草地的伤员不多。在艰难的'行军转战之中,很多年轻战士牺牲时都没有留下名字。索老感慨地说,1980年他回老家四川,看到巴中的纪念碑上很多烈士连姓名都没有,只好刻上小名。这些无名的烈士,用自己年轻的生命铸就了长征的胜利,是今天的人们永远也不能忘怀的。

尽管长征路上充满艰辛和困苦,但革命的理想却从未动摇过。索老记忆最深刻的是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情景,他一再说:“最感动的就是那个时候,大家抱在一起痛哭”。这激动人心的一幕,深深定格在了索老的脑海中,在他回忆长征的伟大征途时常常浮现在眼前。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29日,索老随大部队抵达南京,参与了电影院的接管工作,从此开始在南京工作生活。回顾自己的长征经历,索老寄语今天的年轻人,要发扬长征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篇3:少年老红军王新兰的长征故事

1924年6月,王新兰(原名王心兰),出生在四川省宣化县王家坝,她的父亲王天保是前清贡生,十分有文化。父亲看重读书,也教王新兰姐妹读书,王新兰记事起就常听父亲说:“耕,养命;读,达理。二者废一不可。”

王新兰从小就向往革命。她有个叔叔叫王维舟,很早之前就加入了共产党。受叔叔的影响,王新兰的几个哥哥姐姐都与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革命失败后,王维舟回到故乡,但仍然从事地下工作。他的家里经常被作为召开秘密会议的场所。小心兰那时才六岁。

她见家里总是有很多人,一来了就关起门来,还不让听,就觉得很奇怪。后来问了哥哥姐姐,大家嫌她小,都不告诉她。小心兰十分不服气。

但王心兰人小志不小,她曾经好几次帮叔叔送秘密信件,都成功了呢。

因为心兰人小,不容易被敌人注意,所以,有时候家人就让她去送信。心兰送了几次,都顺利送到了。家里人放了心,都称赞她是革命的好帮手。那个时候,王心兰就对革命充满着向往,她希望可以像叔叔和哥哥姐姐那样,参加秘密会议。

1933年,叔叔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改编成红军三十三军,王维舟任军长。由于形势紧张,部队决定进行转移。心兰的姐姐王心国已经参加了红军,要随部队转移。当时九岁的心兰不舍得姐姐,坚持要跟着她参加红军。

哥哥姐姐都劝她留下,母亲也舍不得小女儿,但心兰铁了心,就要参加红军。

“你参加红军能干什么?”母亲问。

“我能唱歌跳舞,会画画,还会写字。我还能送信呢!”

王心兰找队伍上的人要求当红军,但红军看她太小,不同意。她又到另一个征兵点去问,还是不行。于是,王心兰闷闷不乐。天天愁眉苦脸的。

王心国没有办法,只好把心兰领到了红四军政治部,找到了徐立清主任。徐主任打量着心兰,见她剪着短发,一身小旗袍,红扑扑的脸蛋,小小的个头,还没有枪高呢,就笑着拒绝了。

心兰一下子哭起来,姐姐可舍不得了。赶紧给她说情。

徐立清想了想,说:“好吧!收下你了!”心兰高兴地跳了起来。

不久,红军开始长征,王新兰在宣传队,带着快板、笛子边走边宣传动员。山路崎岖(qíqū)难走,宣传队的同志们又都年轻,十几个小战士用绳子把胳膊连到一起,一个人倒下了,其余的人就一起拉。

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宣传鼓动。打起仗来,宣传队员们就去抢救伤员,抬担架。有时一天要抬几百个伤员。王新兰人小,抬不动担架,就搀(chān)着轻伤员走。

部队来到了雪山脚下。宣传队员们就在寒风飞雪中把宣传棚搭好,等着大部队到来好给战士们鼓劲。大部队来了,王新兰打起了小竹板,向一队队上山的红军,一遍遍说着她早已经背得烂熟的顺口溜儿。

……

在宣传队员们清脆的歌声里,一队队红军走过去了,向山顶艰难地行进。看到王新兰这样小的孩子站在风口上宣传鼓劲儿,红军战士们都很感动,更加用力地向上爬。一个师过去了,又一个师过去了……宣传队员们都快冻僵了。

这时,十一师政委陈锡联带队走过来,爱怜地摸着王新兰的头说:“部队快过完了,你们宣传队快些走,这里不能呆太久。”

王新兰还想坚持,但是不得不服从命令,只好跟着几个队员上山了。

好不容易爬到了雪山顶,她气喘吁吁地往下一看,只见红军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像一条长龙,把茫茫雪山划成了两半,十分壮观。在她身后,还有好多战士没上来呢。她又打起了小快板,等队伍差不多都过完了,才坐“冰飞机”滑下了山。

过了大雪山,部队到达了懋功,在这里,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

十万大军终于聚在一起,同志们相互倾诉、相互慰问,到处都热气腾腾的,队伍中充满了歌声和笑声。那些日子,王新兰每天都有演出,唱歌、跳舞、吹口琴。她高兴了好多天,虽然很累,但干劲十足!

部队在懋功驻扎了好多天,直到1935年8月上旬,红军两大主力统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时,才有开始行军的迹象。王新兰所在的部队编入了右路军,要过草地了。

草地茫茫无边,看上去挺美的:天蓝蓝的,云白白的,草绿绿的,可是,那里的天说变脸就变脸,刚刚还是晴空万里,下一秒就是狂风暴雨,雷电交加,有时还会下像核桃那么大的冰雹。谁也不知道走进草地会遇见什么。

王新兰背着一条毯子,一双草鞋,一根横笛,拄着一根小木棍,踩着前边同志的脚印,一步一步艰难地在草地上跋涉。

早就没有吃的了,队员们一停下来就四处找野菜,在脸盆里倒上一点点青稞麦煮着吃。到后来,野菜也找不到了,就吃草根,后来,连草根也没处找了。队员们饿得头发晕,一步一摇晃,两眼直冒金星。最难的是宿营,王新兰后来回忆:“都是水,一块干地儿没有,不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小背包,里头有双草鞋,或者还有一个床单什么的?就把它垫在屁股下面坐着,大家背靠背坐着,晚上冷啊,冷得要命。”

就这样,经过七、八天的拼搏,王新兰她们走出了草地,来到了毛儿盖地区的.班佑。

部队越往前走,掉队的越多。宣传队走在后面,一路不知掩埋了多少同伴。新兰也记不清自己采了多少鲜花,献在一个个战士的身边。在这里,她亲眼目睹了无数大哥哥大姐姐,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挣扎,在生命最后的光彩。

也是在这里,她亲眼目睹了,红军战士与敌兵相互扭打在一起,到处是鲜血,到处在燃烧,到处是死人,那些昨天还在讲笑话、说故事的红军战士,一眨眼就血肉模糊了……红四方面军与敌人相遇,在百丈地区打起了仗。新兰和宣传队员们紧张地抢救伤员。新兰和另一个宣传队员发现一个伤员,他的头部和胸部受了重伤,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眼睛直直的看着新兰,好像要和她说话。新兰趴在他嘴边听了半天,只听他断断续续地说:“我真想活着……再听一听……你唱的《打刘湘》……”新兰扶着他的头哭着说:“大哥哥,你一定要活着,我给你唱一千遍一万遍《打刘湘》……”伤员好像听见了新兰的话,笑了笑,然后闭上了眼,新兰哭喊,但是他再没睁开眼。

冬天到来了,营地下起了大雪。天上大块大块的乌云,像瓦片一样,堆在一起。漫天飞舞的雪花,看起来像要把天地间的空间填满似的,地上盖着一层厚厚的白被子,天地都连在一起了,白茫茫的一片。

寒冷更增添了部队的困难,有些战士伤还没好,又饿又冷,就冻死在雪地里了。

新兰看着战士们一个一个地死去,心里十分难过。就在这时,敌人又发动了进攻,红军不得不再次转移,又一次翻越了大雪山。

部队到了甘肃以后,跟红二红六军团又会合了。战士们异常兴奋,敲锣打鼓地在寒风中列队欢迎战友们的到来。再一次相见让战士们热泪盈眶,新兰也高高兴兴地四处演出,慰问战友。她想,这一次终于从困境中走出来了。

在中央领导的劝说下,红四方面军终于决定北上抗日了。一听说要北上抗日,新兰欢欢喜喜地随着部队,第三次走进了草地。

根据史料研究,王新兰是徒步走完长征的最小的女红军,长征结束时,她差3个月不到12岁。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奇迹。

篇4:老红军钟发镇未能走完长征的故事

红军战士是最光荣的身份

钟发镇后来被调到红四方面军红九军当译电员。在随军西征至甘肃古浪县时,遭遇了国民党的近两万骑兵。古浪战役失利后,红九军进行了缩编,他被编入红三十军。1938年至1941年在甘肃祁连山打游击,1941年3月在打游击时被国民党马匪俘虏,同年4月脱险回家务农。上世纪70年代,钟发镇老人为恢复自己的红军身份而奔走,1973年他写信给有关部门反映自己的情况,特别回忆了他担任红三十军译电员时翻译“西安事变”电报的过程。最后经调查核实,江西民政部门落实了钟发镇红军失散人员的身份。

回顾这一生,钟发镇告诉记者,他最值得的人生记忆就是参加红军那几年,特别是走过长征。红军战士是他最光荣的身份。“虽然吃了苦,遇了险,但人生没白活!”

交谈间,热情的钟发镇老人时不时地会突然中断聊天,招呼记者吃家里人准备好的水果,这个如孩童般开朗的老人,焕发着赣南正午阳光的温暖。钟发镇的小重孙一蹦一跳地进来,天真烂漫地向来客们“炫耀”堂屋墙上自己的一张张奖状。

钟发镇充满爱意地注视着钟家的第四代人。这对相差近90岁的曾祖孙,定格成了这个农家小院最美的画面——一幅有关战斗、奉献与成长的画卷。

“未能走完长征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工部的这句诗用在老红军钟发镇身上,虽不甚贴切,但于意境却颇有几份相似。

在那震惊中外的长征中,钟发镇虽然参加了,却未能走完。他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钟发镇出生在兴国县长冈乡。这里因毛主席当年在这里搞社会调查并写下《长冈乡调查》而著名。长冈乡的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毛主席称赞,扩红工作也在其中。在那样的氛围下,钟发镇也和伙伴们参加了红军,那年是1932年,他才13岁。

因为太小,钟发镇没有分配到一线部队,而是在后方做伤病员护理工作。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钟发镇和千千万万的战友踏上了长征之途。

钟发镇跟着部队历尽千难万险,到达了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顺利会师。会师后,钟发镇所在的部队被编入左路军,离开了中央红军。不久,钟发镇被派到左路军9军做译电员的工作。

在张国焘错误路线驱使下,左路军陷入了敌军的重重围困,损失惨重。部队因减员太多进行了缩编,钟发镇又编入了李先念领导的30军。1936年12月12日,红30军在永昌与马家军进行恶战。指挥部也受了敌人炮弹的攻击。钟发镇坚守在电台旁边,收到了一份党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通报。“蒋校长被捉住了!”钟发镇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校对了三遍,感到事件重大,必须马上向李先念汇报。正当他要离开译电房时,一发炮弹打过来,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将钟发镇推倒,灰尘遮住了他的眼睛,但他顾不了那么多,摸索着找到房门,将电报递给正在一线指挥战斗的李先念。

蒋校长被捉的消息鼓舞了红军,但敌人却并没因此放松进攻。红30军被打散,钟发镇和其他几名战友奉命向新疆转移。

转移途中又累又饿,他们到了一座大山,决定在山上休息一晚再走。入夜,山里有点冷,钟发镇他们便生了一堆火挤在一起取暖。天亮了,他们又开始转移。但钟发镇几人都不是来自一线战斗部队,缺乏野战经验,居然没把火堆全部熄灭。一缕清烟引起了山外敌人的注意,敌人派出整整一个营把大山团团围住,随即开始搜捕。钟发镇他们无处躲藏,全部被敌人抓捕了。

敌人没有像往常一样处决红军战士,他们看中了这些红军被俘人员的利用价值。钟发镇被分配给一个敌军团长家当佣人。幸而敌团长一个小老婆是江西樟树人,念在老乡之情,对钟发镇格外照顾。后来在她的帮助下,钟发镇成功逃脱。他从社会上知道了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便朝着延安的方向一路乞讨。不料日本鬼子这时已占领黄河,封锁了河面。钟发镇面对延安,却只能望河兴叹。

1941年,钟发镇回到了家乡兴国。在本家镇长的关照下,他在白区艰难而侥幸地生活下来。解放后,钟发镇多次因这段被俘的历史无法说清而面临挨打。1973年,徐向前、李先念在他的来信上作了批复,证实了他红军失散人员的身份。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在二万五千里漫漫征途中,有许多红军指战员因种种原因没跟随大部队最后到达陕北,最著名的包括当年的红军女团长王泉媛。这些红军将士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流血牺牲,即使后来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仍不改对革命的忠诚,他们把参加革命的那段岁月作为人生最宝贵的经历一直珍藏在心中。他们,同样是我们应该崇敬的英雄。

篇5:老红军许义华难忘长征路上的故事

“‘走出草地,革命到底’,这是先烈留给我们的‘口令’!”在漫漫的长征路上,无数人为实现革命理想献出了生命,这个口令就是许义华的五叔许庸远过草地时留下的最后遗言。

1934年11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解放了大庸县的岩口。初冬的下午,许义华背着砍来的山柴往家走。忽然,大哥许书生从后面赶上来,兴奋地说:“我到岩口卖柴,见到红军了!红军说话和气,和咱穷人是一家。你看,还送我两件衣服呢!”许书生说着,递给许义华一件:“这件不大,你穿正合适。”许义华看看自己身上那件补丁摞补丁的'破褂子,望望红军送的七八成新的黑夹袄,心里一热,泪水止不住涌出眼眶。他都15岁了,还从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

就在这一年,许义华参加了红军。1935年11月,他随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

许义华回忆说:“爬大雪山时,才到半山腰,体乏肚饥,寒风刺骨,加上空气稀薄,伤病员不断增加。部队首长把自己的骡马让给伤病号骑,年轻力壮的同志和首长们争着背伤病员的武器。在艰苦的翻越中,不少同志失去了生命。”

过草地更是艰苦。每当忆起过草地时牺牲的战友,许义华都心痛不已。他说:“我亲眼看到一个骑枣红马的病号,一个趔趄陷入泥潭,我们奋力抢救,才把人拉上来。那匹马,我们拉断了缰绳也没救起来。我们班的唐宏阶,一脚踩虚掉进泥沼,我们只抓住了他的枪。”

五叔许庸远是许义华参加革命的领路人。

许义华说:“五叔见到我时,总用苦难家史激励我的革命意志。那天下午快到草地‘上海’阿坝了,我不知吃什么中了毒,疼得直不起腰,每走一步都头晕目眩,非常吃力。

正在这时,看见远处有个掉队的,身披夹袄,步履艰难,走近一看,原来是五叔。只见他两条裤腿从膝盖以下已经磨成了碎布条,两只光脚踏在水草里,脓血顺腿直流。我鼻子一酸,强忍着眼泪问,‘怎么掉队了?’他吃力地回答,‘不要紧,我能赶上队伍……’我忙把自己剩下的半搪瓷碗青稞递给他,他吃了几口,又从沟里舀了一碗水喝下去,他神情稍好,便催我,‘行了,你走吧!你还有一班人,当班长的掉在后边怎么行?’我要扶着他走,他简直有点急了,‘快赶队伍去牎你现在不是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而是共产党员!一定要走出草地,革命的路还长呢!’我给他拾了一根棍子拄着。

在他再三催促下,我一步一回头慢慢向前赶去。不一会儿,天色大变,雷电交加,一阵冰雹劈头盖脸落下来,砸在头上、身上生疼。我想起五叔,急忙掉头往回赶,终于在一条小河沟边,看到五叔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右手抓着那根棍子,左手护着放置文书材料的皮挎包。

我把他扶起靠在腿上,才看到他鼻口流血,已经停止了呼吸。我禁不住失声痛哭!不一会,收容队的几个同志赶来了,帮我料理五叔的后事。收容队的同志打开他的皮挎包,只见一摞纸的第一页上留着五叔的笔迹:‘今日口令……’”

往日的硝烟已经退去,但是长征的光辉越来越耀人眼目。许义华告诉我们,当年红军之所以能够从雪山草地那样的“绝地”走出来,就是因为胸怀共产主义理想的红军战士,具有顽强的艰苦奋斗作风和高度的团结友爱精神。

篇6:老红军王玉清难忘长征那些年的故事

85岁的老红军王玉清几乎每天都要散步5公里,有时还约上几个老友去打门球。

1935年11月初,贺龙率领的红2、6军团解放贵州黔西县城,举家逃难至此的流浪儿王玉清跑去看热闹。

“人们传说,‘红胡子’杀人不眨眼,专吃小孩子。”14岁的王玉清有点害怕,远远看着在街上行走的红军战士,“当时,地主都把贺龙的部队称为‘红胡子’。”

“看了一会儿,我发现,红军对穷苦百姓很和气,很好,对地主很凶。”长期忍饥挨饿、受人欺负的王玉清随即参加了红军,成为红2军团军团部无线电台的一名战士。

参军第4天,部队离开黔西。从此,转战南北、九死一生的王玉清与家人失去联系。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他才通过在《贵州日报》上登寻人启事找到家人。

几天后,王玉清随部队转移到湖南桑植县的刘家坪,从那里踏上漫漫长征路。

“我很快就学会了电台那一套。”聪明的王玉清利用行军间隙,虚心向老战士请教。“贺老总好喜欢我,常常用手指弹我的脑袋,还常把重要电报交给我发。”

“长征太苦了,又要赶路,又要和敌人作战。”王玉清说,每到行军最艰难的时候,贺老总都会出现在他们直属队的队列中,给大家鼓劲,“很远就能听到他那爽朗的笑声,他常用亲切的口气问我们‘累不累?苦不苦?’”

1936年3月,在贵州盘县,一直守在电台旁边的王玉清突然接到朱德、张国焘的电令,要求红2、6军团北渡金沙江,西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接到电令,我好高兴,立刻把它交给贺老总。”虽已过去几十年,王玉清仍记得电令的.主要内容——“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

“蒋校长很快察觉到我们要过金沙江,调重兵和飞机围堵我们。”王玉清回忆,尽管红军抢占了石鼓渡口,但江上没有桥,船又少又小。“贺老总很着急,平常行军中他总喜欢开玩笑,这时候他的神情非常严肃,两道浓眉拧成了疙瘩。”

“我们用木排代替木船过了江。”王玉清说,贺老总又变得谈笑风生了,“他右手拿着烟斗,左手指着对岸幽默地对我们说:‘老子胜利了,龙云这小子失败了,看他怎样向主子蒋校长交差!’”

“粮食好难搞。”要爬雪山了,王玉清和战友们去筹措粮食,“藏民不了解红军的政策,受当地反动势力的煽动,跑光了。”

“雪山上,死了好多人。”王玉清说。

最苦的还是草地。

进入草地没几天,王玉清就断粮了。电台的炊事班长知道后,把自己仅有的两把炒面给了王玉清。

“我对班长说,你把粮食给了我,你怎么渡过难关?”王玉清回忆说,“班长说,走一步算一步吧。他是湖南人,后来我们走散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后来,连野菜都找不到了。王玉清说,“这个时候,部队已经不成建制了,各走各的。不少战友走着走着就倒下去了,身边的战友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帮着将刚刚牺牲的战友掩埋好。”

“我也没有信心走出草地,就坐在一条水沟边休息。”四五天没有吃一点东西的王玉清,浑身无力。“水沟里好像有鱼,但我又没有力气下去捉,即使有力气,也不敢下去,好多战友陷入这样的水沟里,再也没有出来。”

就在王玉清绝望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来,军帽上不是别着两根缝衣针吗?为什么不去钓鱼呢?

“我将针烧红后弯成钩,拴上线,在沟里碰碰运气。”王玉清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居然钓到了两条小鱼,高兴极了,第一感觉就是还能多活几天。”

“后来,这个方法被许多战友借鉴。”直到今天,王玉清还为当年自己在草地中的“发明”感到自豪。

解放后,王玉清曾任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等职。晚年,他作诗一首永远铭记那次远征——“长征路上历艰险,遵义会议转危安;红军将士是好汉,跋山涉水奔陕甘。行程二万五千里,三军欢呼大团圆;中华儿女洒热血,峥嵘岁月打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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