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简介及生平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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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简介及生平事迹

篇1:泰戈尔生平事迹简介

泰戈尔生平事迹简介

1861年5月7日,泰戈尔诞生在印度加尔各答市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和哥哥、姐姐都是社会名流。泰戈尔在这样一个文坛世家环境的薰陶下,8岁开始写诗,12岁开始写剧本,14岁发表第一篇爱国诗《献给印度教徒庙会》,15岁发表了第一首长诗《野花》,17岁发表了叙事诗《诗人的故事》。才华横溢的泰戈尔从小就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他的作品成为印度文艺复兴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

泰戈尔的一生是在印度处于英国殖民统治的年代中度过的。祖国的沦亡、民族的屈辱、殖民地人民的悲惨生活,都深深地烙印在泰戈尔的心灵深处,爱国主义的思想一开始就在他的作品中强烈地表现出来。他虽然出身于富贵家庭、生活在矛盾错综复杂的社会里,但他的爱憎是分明的,创作思想是明确的,始终跟上了时代的步伐。他曾在民族独立运动高潮时,写信给英国总督表示抗议殖民统治,并高唱自己写的爱国诗歌领导示威游行。他还曾坚决抛弃英国政府所授予的爵位和特权。印度人民尊崇他、热爱他,称他为诗圣、印度的良心和印度的灵魂。

泰戈尔不是个狭隘的爱国主义者。他对于处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下的各国人民一贯寄予深切的同情,并给予有力的支持。20世纪代,泰戈尔曾多次出国访问,并与世界各国文化名人一起组织反战的和平团体。30年代,当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泰戈尔拍案而起,向全世界大声疾呼:“在我离去之前,我向每一个家庭呼吁――准备战斗吧,反抗那披着人皮的野兽。”就这样,直到1941年8月7日泰戈尔在加尔各答逝世,他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位举世闻名、多才多艺的作家,在漫长的六十多年创作生涯里,共写了五十多部诗集,12部中长篇小说,一百余篇短篇小说,二百多个剧本和许多有关文学、哲学、政治的论文以及回忆录、游记、书简等。其中19问世的著名诗集《吉檀迦利》,使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故事诗》和《两亩地》是印度人民喜闻乐见、广为传诵的不朽诗篇。脍炙人口的'《喀布尔人》、《素芭》和《摩诃摩耶》均为世界短篇小说的杰作。《赎罪》、《顽固堡垒》、《红夹竹桃》等都是针对当时印度社会现实予以无情揭露和鞭笞的著名戏剧剧本。

泰戈尔不仅是一位造诣很深的作家、诗人,还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作曲家和画家。他一生共创作了二千余首激动人心、优美动听的歌曲。其中,他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创作的不少热情洋溢的爱国歌曲,成了鼓舞印度人民同殖民主义统治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人民的意志》这首歌,于1950年被定为印度国歌。泰戈尔晚年绘制的1500帧画,曾作为艺术珍品在世界许多有名的地方展出。

篇2:李清照简介

李清照出生于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士大夫家庭。父亲李格非进士出身,苏轼的学生,官至礼部员外郎,藏书甚富,善属文,工于词章。母亲是状元王拱宸的孙女,很有文学修养。由于家庭的影响,特别是父亲李格非的影响,她少年时代便工诗善词。

崇宁元年(1102),徽宗以绍述神宗为名,任蔡京、赵挺之为左右相,立元祐党人碑,以司马光等百二十人为“奸党”,其父列名党籍,清照以诗上挺之。

十八岁时,李清照与赵明诚结婚。赵父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官右丞相。婚后,她把整个身心都放在文学艺术的深造和金石文字的收集研究上。她同赵明诚互相砥砺,进行词的创作,技法日臻成熟。一年重阳节,李清照作了那首著名的《醉花阴》,寄给在外作官的丈夫:“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秋闺的寂寞与闺人的惆怅跃然纸上。

11(崇宁元年)夏五月,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奸党”。

七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顺藤摸瓜,在劫难逃。七月乙酉,定案“元奸党”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九月,宋徽宗御书奸党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师端礼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崇宁二年(1103),明诚出仕,矢志撰述以访求、著录古代金石文字为职志的《金石录》一书。九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奸党碑”。党人碑刻三百零九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

11(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

仍在开封的李清照,日子是不怎么好过的。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赵明诚很爱她,是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唯一的精神支柱。这位在太学读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没有跟她真离婚或假离婚以划清界限,也没有立时三刻大义灭亲让她扫地出门,而是四处求情,辗转托人,送礼请客,以求宽容,挨一天算一天,尽量拖延着不走。

大观元年(1107),蔡京复相,挺之卒。蔡京以挺之为元祐大臣所荐,为庇元祐「奸党」,追夺所赠官。明诚、清照夫妇因此屏居青州(今山东益都)乡里十年。

宣和二年(1120)蔡京致仕后,明诚起知莱州(今山东掖县),此后又自莱移淄。靖康之难后。

公元1127年,北方金族攻破了汴京,徽宗、钦宗父子被俘,高宗南逃。李清照夫妇也随难民流落江南。飘流异地,多年搜集来的金石字画丧失殆尽,给她带来沉痛的打击和极大的痛苦。

公元1129年8月,丈夫赵明诚刚去世,9月就有金兵南犯。李清照带着沉重的书籍文物开始逃难。她基本上是追随着皇上逃亡的路线,但是这个可怜可恨的高宗赵构并不代表国家,就代表他自己的那条小命。他从建康出逃,经越州、明州、奉化、宁海、台州,一路逃下去,一直漂泊到海上,又过海到温州。李清照一孤寡妇人眼巴巴地追寻着国君远去的方向。

第二年3月又到越州。这期间,她寄存在洪州的两万卷书,两千卷金石拓片又被南侵的金兵焚掠一空。而到越州时随身带着的五大箱文物又被贼人破墙盗走。

离京自建康出走浙中,清照随亦入浙,经台、嵊、黄岩,从御舟海道至温州,复至越州,衢州,于绍兴二年(1132)赴杭州。

绍兴四年,作《金石录后序》。绍兴中,以《金石录》表上于朝。卒年约七十馀。善属文,于诗尤工。《宋史·艺文志》著录《易安居士文集》七卷,俱不传。清照创词“别是一家”之说,创“易安体”,为宋词大家。词集名《漱玉集》,今本皆为后人所辑。

李清照在南渡初期,还写过一首雄浑奔放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借项羽的宁死不屈反讽徽宗父子的丧权辱国,意思表达得痛快淋漓。多年的背井离乡,她那颗已经残碎的心,又因她的改嫁问题遭到士大夫阶层的污诟渲染,受到了更严重的戕害。她无衣无助,呼告无门,贫困忧苦,流徙飘泊,最后寂寞地死在江南.

篇3:李清照简介

流离生活

公元1129年8月,丈夫赵明诚刚去世,9月就有金兵南犯。李清照带着沉重的书籍文物开始逃难。她基本上是追随着皇

上逃亡的路线,但是这个可怜可恨的高宗赵构并不代表国家,就代表他自己的那条小命。他从建康出逃,经越州、明州、奉化、宁海、台州,一路逃下去,一直漂泊到海上,又过海到温州。李清照一孤寡妇人眼巴巴地追寻着国君远去的方向,自己雇船、求人、投亲靠友,带着她和赵明诚一生搜集的书籍文物,这样苦苦地坚持着。赵明诚生前有托,这些文物是舍命也不能丢的,而且《金石录》也还没有出版,这是她一生的精神寄托。她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些文物在战火中靠她个人实在难以保全,希望追上去送给朝廷,但是她始终没能追上皇帝。她在当年11月流浪到衢州,第二年3月又到越州。这期间,她寄存在洪州的两万卷书,两千卷金石拓片又被南侵的金兵焚掠一空。而到越州时随身带着的五大箱文物又被贼人破墙盗走。

婚变

赵明诚死后,李清照行无定所,身心憔悴。不久嫁给了一个叫张汝舟的人。对于李清照为什么改嫁,史说不一,但一个人生活的艰辛恐怕是主要原因。这个张汝舟,刚接触也是个彬彬有礼的君子,结婚之后张对她照顾得也还不错,但很快就露出原形,原来他是想占有李清照身边尚存的文物。这些东西李视之如命,而且《金石录》也还没有整理成书。两人先是在文物支配权上闹矛盾,渐渐发现志向情趣大异,真正是同床异梦。无奈之中,李清照告发张汝舟的欺君之罪。原来,张汝舟在将李清照娶到手后十分得意,就将自己科举考试作弊过关的事拿来夸耀。李清照知道,只有将张汝舟告倒治罪,自己才能脱离苦海。但依宋朝法律,女人告丈夫,无论对错输赢,都要坐牢两年。李清照是一个在感情生活上绝不凑合的人,她宁肯受皮肉之苦,也不受精神的奴役。一旦看穿对方的灵魂,她便表现出无情的鄙视和深切的懊悔。她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驵侩之下材。”她是何等刚烈之人,宁可坐牢也不肯与“驵侩”之人为伴。这场官司的结果是张汝舟被发配到柳州,李清照也随之入狱。可能是李清照的名声太大,当时又有许多人关注此事,再加上朝中友人帮忙,李只坐了九天牢便被释放了。但这在她心灵深处留下了重重的一道伤痕。

超越时空的孤独

感情生活的痛苦和对国家民族的忧心,已将李清照推入深深的苦海,她像一叶孤舟在风浪中无助地飘摇。但如果只是这两点,还不算最伤最痛,最孤最寒。本来生活中婚变情离者,时时难免;忠臣遭弃,也是代代不绝。更何况她一柔弱女子又生于乱世呢?问题在于她除了遭遇国难、情愁,就连想实现一个普通人的价值,竟也是这样的难。已渐入暮年的李清照没有孩子,守着一孤清的小院落,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国事已难问,家事怕再提,只有秋风扫着黄叶在门前盘旋,偶尔有一两个旧友来访。她有一孙姓朋友,其小女十岁,极为聪颖。一日孩子来玩时,李清照对她说,你该学点东西,我老了,愿将平生所学相授。不想这孩子脱口说道:“才藻非女子事也。”

李清照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她觉得一阵晕眩。童言无忌,原来在这个社会上有才有情的女子是真正多余啊。而她却一直还奢想什么关心国事、著书立说、传道授业。她收集的文物汗牛充栋,她学富五车,词动京华,到头来却落得个报国无门,情无所托,学无所专,别人看她如同怪异。李清照感到她像是落在四面不着边际的深渊里,一种可怕的孤独向她袭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她的心。她茫然地行走在杭州深秋的落叶黄花中,吟出这首浓缩了她一生和全身心痛楚的,也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它,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的悲剧就在于她是生在封建时代的'一个有文化的女人。作为女人,她处在封建社会的底层,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她又处在社会思想的制高点,她看到了许多别人看不到的事情,追求着许多人不追求的境界,这就难免有孤独的悲哀。她以平民之身,思公卿之责,念国家大事;以女人之身,求人格平行,爱情之尊。无论对待政事、学业还是爱情、婚姻,她决不随波,决不凑合,这就难免有了超越时空的孤独和无法解脱的悲哀。她背着沉重的十字架,集国难、家难、婚难和学业之难于一身,凡封建专制制度所造成的政治、文化、道德、婚姻、人格方面的冲突、磨难都折射在她那如黄花般瘦弱的身子上。

篇4:李清照简介

白描手法

李清照词意 国画李清照词不以辞采取胜,而是“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意。”通俗中见典雅,具有自然淡雅的艺术风格,达到朴素之美的境界。例如《声声慢》开头连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个叠字,具有独创性,做到了自然朴素,不见凿痕。尤其是“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的心理刻画,全用白描手法,正是李清照词语的生命力之所在,是李清照词被后人吟咏不哀的主要原因。

诗词手段

诗词的语言必须具备精炼凝重的特点,在短小的篇幅中蕴含丰富的内容,体现出诗人的感情。例如《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仅用33个字就细腻地概括了词人热爱自然界美好事物的心理。其中“肥”、“瘦”二字,极其精炼地概括描绘出春末夏初风吹雨打之后,绿叶繁茂、红花凋零的景象。李清照词的语言既经锤炼而又清新自然,不受前人约束。

和谐的音调

李清照的词十分注重音律声调的和谐美。她的词给人一种旋律优美,富于感情变化和韵味浓厚的美感。李清照很重视音律声字,强调“协律”,但在创作中又不受束缚。节奏是构成诗歌音乐和谐美的一个重要因素,李清照善于运用错综变化的声调韵律的不同节奏,来表达起伏变化的思想感情。如《声声慢》这首词在声调艺术上的大胆创新,是宋词中绝无仅有的。不仅在单调上表现出高低起伏、抑扬顿挫、和谐悦耳的节奏感,同时,在感情上也层层深入,把人物感情的内在心理变化过程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李清照词不仅在叠字运用方面具有美感,而且在叠句和偶句运用上也具有美感。

篇5:李清照简介

《武陵春》、《醉花阴》、《一翦梅·红藕香残玉簟秋》、《小重山·春到长门草青青》、《忆秦娥·临高阁》、《多丽·小楼寒》、《好事近·风定落花深》、《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声声慢·寻寻觅觅》、《念奴娇·萧条庭院》、《转调满庭芳·芳草池塘》、《清平乐·年年雪里》、《菩萨蛮·风柔日薄春尤早》、《减字木兰花·浪淘沙帘外五更风》等。

《浯溪中兴碑诗》、《乌江》、《皇帝阁春帖子》、《钓台》、《上枢密韩肖胄诗》等。

《金石录序》、《词论》、《打马图序》、《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等。

篇6:李清照简介

《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赏析:这首小令,有人物,有场景,还有对白,充分显示了宋词的语言表现力和词人的才华。

这句对白写出了诗画所不能道,写出了伤春易春的闺中人复杂的神情口吻,可谓“传神之笔。作者以 “浓睡”、“残酒”搭桥,写出了白夜至晨的时间变化和心理演变。然后一个“卷帘 ”,点破日曙天明,巧妙得当。然而,问卷帘之人,却一字不提所问何事,只于答话中透露出谜底。真是绝妙工巧,不着痕迹。词人为花而喜,为花而悲、为花而醉、为花而嗔,实则是伤春惜春,以花自喻,慨叹自己的青春易逝。

《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 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 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赏析:《声声慢》是她晚年的名作,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尤其是作者那哀婉的凄苦情,不知曾感动过多少人。当时,正值金兵入侵,北宋灭亡,志趣相投的丈夫也病死在任上,南渡避难的过程中夫妻半生收藏的金石文物又丢失殆尽。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她尝尽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苦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作者写下了《声声慢》这首词,通过描写残秋所见、所闻、所感,抒发自己孤寂落寞、悲凉愁苦的心绪。词风深沉凝重、哀婉凄苦,一改前期词作的开朗明快。

这首词中作者抒发的那种非比寻常的凄苦哀愁,格调看起来虽显低沉,但分析此词不能脱离作者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氛围。联系作者的遭遇,可知作者这一深重的哀愁不是那种闺怨闲愁,它是在金兵入侵、国土沦丧、人民流离失所、朝政腐败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之下产生的,这就使这首词的感情色彩有了一个时代依托,有了一定的现实性和社会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声声慢》这首满含凄苦情的词。堪称千古绝唱!

《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赏析:在这首词里,虽然写的是思亲,但是却没有出现思亲或相思之苦的语句,而是用了叙事的方式,表达 出深深的思亲的愁苦。显的很沉重高雅。 古诗词中以花喻人瘦的作品屡见不鲜。但比较起来却均未及李清照本篇写得这样成功。原因是,这首词的比喻与全词的整体形象结合得十分紧密,比喻巧妙,极切合女词人的身份和情致,读之亲切。词的意境通过描述了重阳佳节作者把酒赏菊的情景,烘托了一种凄凉寂寥的氛围,表达了作者思念丈夫的寂寞与孤寂的心情。

篇7:李清照简介

史学修改

李清照对中国史学的第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协助赵明诚纂修《金石录》并历尽艰辛将它保存下来。清道光《济南府志?列女传?李清照》:“明诚作《金石录》,考据精确,多足证正史之失,清照实助成之。”李清照与赵明诚在青州一同生活了十年的“归来堂”,实际上是一个史学研究的“夫妻店”;《金石录后序》前半部分,基本是叙述他们共同研究史学的经历;所谓“浸觉有味,不能自已”,所谓“甘心老是乡矣”,所谓“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所谓“意会心谋,目往神受,乐在声色犬马上”,道出了两人对史学的共同兴趣。可以这样说,即使李清照没有参与《金石录》的编著、整理,她能力尽艰辛把这部珍贵的史学著作保存下来,也已经难能可贵了。

史学保存

李清照对史学的另一重要贡献——为宋代保留下一部孤本的《哲宗皇帝实录》。《哲宗皇帝实录》由蔡京主持编写于徽宗大兴党狱之际,自然有褒贬颠倒、轻重失伦等诸多问题,但作为历史文献,它叙典章,述文献,次第先后,却大致能保存真相,对后世修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李清照于兵荒马乱、辗转流离中,所收藏文物丧失殆尽,而最终将《哲宗皇帝实录》与《金石录》一同保存下来,说明她充分了解在汴京沦陷,碧简飞灰之后,这部著作关系国史存亡,斯文绝续的意义。

李清照 - 影响

刘勰论作家和艺文风调之大别,曾谈到作家体性不同,“气有刚柔”、“文之任势,势有刚柔”。李清照诗文词赋,韵致多样,刚柔兼具,其审美风姿,也卓有独诣。李清照历来被推为“词采第一”、“婉约之宗”。其词作以柔美见胜。清思细腻执著,意象轻灵疏淡,意境密丽婉曲,风致委婉清雅,构成了《漱玉词》特有的阴柔美。李清照以女性本位,运用精于抒情的词体,表现少女之天真、少妇之缠绵、嫠妇之凄苦,使其词作带有独特的柔婉美和悲剧性,具有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漱玉词》继承婉约派的创作风情和手法,又有所开拓创新。其表现是笔力俊爽疏宕,意境展延开阔,风韵柔中带刚,时露崛强之气。如《蝶恋花》写别怀:“……惜别伤离方寸乱,忘了临行,酒盏深和浅。好把音书凭过雁,东莱不似蓬莱远。”既写别怀之乱,又言音书易通,以爽俊之笔,开解沉抑之情。《鸥鸽天》写怀人:“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凄凉。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视力不局限于闺帏物事,笔锋伸展而及于王粟怀远、陶潜赏菊,思路藐远。 《渔家傲》记梦词,写“天接云涛”,星转帆舞,与天帝对话。境界阔大,想象瑰丽。路长日暮之嗟,诗徒惊人之慨,感概深沉。收拍高唱“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篷舟吹取三山去”。心高志壮,奋力求索,昂扬不屈的精神堂涌溢注。《寥园词选》谓为“浑成大雅,无一毫钗粉气”。《历代名媛诗词》评曰:“玩其笔力,本自矫拔,词家少有,庶几苏辛之亚。”漱玉词的这些特色确与苏轼、辛弃疾有一脉相通之处。沈曾植《菌阁琐谈》谓“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自明以来,堕情者醉其芬馨,飞想者赏其神骏”,这不是偶然的。李清照词以婉约称胜,但它是柔中有刚、婉中含豪,刚柔融通的。

宋代诗词分流、诗庄词媚、诗豪词婉一时形成一种创作潮流。李清照诗词与时代轨迹也有相契合之处。如果说其词为婉约之宗但不乏刚气,那么她的诗,则充盈着阳刚之气、骏健之风。与词主要表现自我不同,其诗多取材于现实或史事,锋芒针对国势与政局;与词尚白描不同,其诗多掌故联翩,用事博洽,讲究典重;与词之清雅婉曲细密要吵不同,其诗多气象恢宏、笔势矫健,体现出作者超人的识力和气度。 比如《乌江》绝句之锐气凌厉,《题八咏楼》之气象宏敞,《钓台》之思致超拔,《和张文潜》之奇气横溢,可以说具有更多的“丈夫气”,所以朱熹叹曰:“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朱子语类》)。王的《碧鸡漫志》说她“自少便有诗名”。李清照的诗虽存留不多,但却有相当成就,也形成与其词风貌不同的独立诗格。

李清照文章流传不多,但无论书序、札启、辞赋都有佳构,且长于四六骄俪,博于用史使事,运笔曲伸自如,行文声情并茂,并大都贯穿着关注现实国运的时代精神、爱国情棕。绝不拘圃于闺帏闲情,诚如古人所评,显见出她“才高学博,近代鲜伦”。据此,我们可以说:李清照诗、词、文、赋悉有独诣,在艺术风调上阴柔美臻于极致,而阳刚气一脉贯通。

篇8:李清照简介

山东省济南趵突泉公园内的李清照纪念馆是全国规模最大、内涵最丰富、功能最齐全的李清照纪念堂(馆)。整组建筑由厅、轩、亭、廊、门楼等组成。院落四周,绿竹环绕,青松挺立,垂柳轻拂,繁花似锦。前院门楼颜额牌匾“李清照纪念堂”,为1959年郭沫若题写。迎门屏风前后两面分别是郭沫若题写的“一代词人”和“传颂千秋”。

正厅

坐北朝南,青瓦起脊歇山飞檐,匾额“漱玉堂”为郭沫若所题,门前抱柱上有郭沫若题写的对联“大明湖畔趵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是对女词人身世和作品的高度概括。厅内陈列李清照塑像、著作版本以及后人的诗词、题字等。正面立着的李清照石膏塑像是著名雕塑家王昭善等雕塑的。左边小展室是李清照详细的生平及行踪图。

右边展室陈列

后世研究李清照的著作书影及李清照年会的盛况照片。后院“静治堂”,原是赵明诚居莱州时宅第的名字,取“静心治家”之意。堂内两个展室陈列着四组栩栩如生的蜡像,分别是“书香门第”、“词坛绽绣”、“志同道合”、“流寓江南”,从不同时期再现了李清照的生活。

纪念堂西院

为易安旧居。旧居由飞厅、走廊、方亭、石桥等组成。走进高悬的“易安旧居”匾额大门,但见院中假山堆叠,亭阁耸立,瀑布直挂,小桥流水,奇石玲珑,松竹相映,十分雅致。正厅高屋飞檐,古朴典雅。门上匾额“有竹堂”,原是李清照的父亲居汴京时的府邸名字,取竹子“出土有节、凌云虚心”之意。两边楹联悬挂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的对联“金石录有几页闲情好梦,漱玉词集多年国恨离愁”。正厅展橱内摆放多种文物,有清代版本《金石录》、历代各种铜镜等。院内100米长的游廊内镶嵌了由当代著名书法家启功、欧阳中石、沈鹏等书法家书写的李清照诗词的40余方时刻。整个建筑古朴清幽,既有纪念意义,又具观赏价值。

篇9:李清照简介

李清照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女作家,其作品中所体现的爱国思想,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历史的角度

李清照的爱国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广大妇女追求男女平等、关心国事、热爱祖国的一个侧面,让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古代女性情感世界的另一面。而且,她还在众多爱国作家中为女性争得了一席之地。不仅如此,李清照还开创了女作家爱国主义创作的先河,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女性爱国的光辉典范,特别是现代女性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实的角度

认识李清照的爱国思想,能感受到女性在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以及社会进步等方面的巨大作用。这对于在弘扬爱国主义,高举爱国大旗,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振兴中华时充分发挥妇女的社会作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篇10:顾恺之的生平事迹及简介

顾恺之的艺术特色

顾恺之代表作

顾恺之人物故事

对顾恺之的评价

顾恺之个人简介

顾恺之(约348-409)东晋画家,出身士族家庭,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画家,绘画理论家,诗人。

顾恺之。曾为醒温及殷仲堪参军,义熙(405-418)初任通直散骑常侍。刘裕北伐南燕,恺之为作《祭牙(旗)文》。多才艺,工诗赋、书法,尤精绘画,尝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多作人物肖像及神仙、佛像、禽兽、山水等。画人注重点睛,自云传神写照,尽在阿堵(即这个,指眼珠)中。尝为裴楷画像,颊上添三毛,而益觉有神。在建康瓦棺寺绘《维摩诘像》壁画,光彩耀目,轰动一时。后人论述他作画,意存笔先,画尽意在;笔迹周密,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把他和师法他的南朝宋画家陆探微并称顾陆,号为密体,以区别于南朝梁张僧繇、唐吴道子的疏体。著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其中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对中国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存世的《女史箴图》传是早期的摹本,内容绘写西晋张华所撰约束宫廷嫔妃的教诫。19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被英军从清宫劫去,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所传顾的另一作品《女史箴图》,乃宋人所作。

顾恺之的作品,据唐宋人的记载,除了一些政治上的名人肖像以外,也画有一些佛教的图像,这是当时流行的一部分题材。另外还有飞禽走兽,这种题材和汉代的绘画有联系。他也画了一些神仙的图像,因为那也是当时流行的信仰。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画了不少名士们的肖像。这就改变了汉代以宣扬礼教为主的风气,而反映了观察人物的新的方法和艺术表现的新的目的,即:离开礼教和政治而重视人物的言论丰采和才华。这表示绘画艺术视野的扩大;从而为人物画提出了新的要求——表现人的性格和精神特点。在顾恺之的著作言论中,我们见到他反复强调描写人的神情和精神状态。顾恺之和陆探微、张僧繇是南北朝时期三个最重要的画家,代表了汉代美术得到迅速发展和成熟的人物画艺术。唐代张怀瓘对其画评价甚高,云:“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

顾恺之的艺术特色

工诗词文赋,尤精绘画。擅肖像、历史人物、道释、禽兽、山水等题材。画人物主张传神,重视点睛,认为“传神写照,正在阿堵(指眼睛)中”。注意描绘生理细节,表现人物神情,画裴楷像,颊上添三毫,顿觉神采焕发。善于利用环境描绘来表现人物的志趣风度。画谢鲲像于岩壑中,突出了人物的性格志趣。其画人物衣纹用高古游丝描,线条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春云浮空,流水行地,自然流畅。顾恺之的作品无真迹传世。流传至今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等均为唐宋摹本。

顾恺之在绘画理论上也有突出成就,今存有《魏晋胜流画赞》、《论画》、《画云台山记》3篇画论。提出了传神论、以形守神、迁想妙得等观点,主张绘画要表现人物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特征,重视对所绘对象的体验、观察,通过形象思维即迁想妙得,来把握对象的内在本质,在形似的基础上进而表现人物的情态神思,即以形写神。顾恺之的绘画及其理论上的成就,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顾恺之著有《启蒙记》3卷,另有文集20卷,均已佚。但仍有一些诗句流传下来,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若云兴霞蔚”等,细致生动地描写了江南的秀丽景色,充满诗情画意。

东晋兴宁年间(公元363—365年)顾恺之在金陵(今南京)瓦棺寺所画的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凭几忘言之状”,画出了维摩诘的病容及病中与人对谈时的特殊神色。这一幅维摩诘像,虽没有流传下来,但受到称颂。同时,这一记载也说明中国流传的佛教图像,不是完全模仿外来的艺术。

另外,顾恺之曾在画裴楷的肖像时,颊上加了三毫,据说他就是这样简单地借助于细节,加强肖像的神态。也有记载,他故意把谢鲲画在岩石中间,可见他曾企图用环境来烘托人物的性格。而且我们知道他在揣摩如何表现嵇康的诗句的时候,他体会到:画“手挥五弦”弹琴时的外形姿态,虽然是手的细小动作,也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画“目送飞鸿”,想凭目光的微妙表现传达出对于天边云际有所眷恋的、捉模不定的迷惘的心绪,则是比较难的。这些就都是顾恺之作为一个人物画家,企图细致地描绘微妙的心理变化时,真正认识到了自己工作的界限。

另外,他也曾明白地谈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提出了描绘眼睛是人物画艺术中的最重要的技巧。以上都说明顾恺之代表了这一时期人物画艺术的新发展。顾恺之的作品真迹,今已无传。只有若干流传已久的摹本。其中最精美的是《女史箴图》(隋代摹本,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和《洛神赋图》(宋代摹本,故宫博物院藏),都很能说明顾恺之时代的画风和艺术水平。《女史箴图》可以算作一篇文章的几段插图。《女史箴》一文是西晋张华所作,他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据说是用以讽刺放荡而堕落的皇后贾氏。其内容是教育封建宫廷妇女们如何为人,如何自保的一些人生经验和道德箴条。顾恺之这一《女史箴图》画卷,描绘一系列的动人形象,从她们的身姿仪态中透露出了这些古代宫廷妇女的身份和丰采。画家的笔墨是“简澹”的。

古人称其勾勒轮廓和衣褶所用的线条“如春蚕吐丝”,也形容为“春云浮空,流水行地”。在《女史箴图》中保留了这些线条的联绵不断、悠缓自然、非常匀和的节奏感。《洛神赋图》,古代有名的诗人曹植用神话隐喻着失落了爱情的感伤的诗篇《洛神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篇重要作品。曹植所爱的女子甄氏,在他的父亲曹操的决定下,为他的哥哥曹丕夺去。甄氏在曹丕那里,没有得到稳固的爱情死得很惨,她死后,曹丕把甄氏遗留的玉镂金带枕给了曹植。曹植在回归他自己的封地的路上经过洛水,夜晚梦见了甄氏来会他,悲痛之余作了一篇《感甄赋》,塑造了洛神(传说伏羲的女儿,在洛水溺死后为神)的动人形象,也就是被他美化了情人的形象,甄氏的儿子曹叡将它改名为《洛神赋》。《洛神赋图》在古代曾被很多画家画过,而且有很多宋代摹本,都被认为是顾恺之原作的摹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两卷,人物形象基本上类似,只在构图上有景物繁简的不同。那一景物较简的,在风格上具有更多的六朝时代的特点。画卷的开始便是曹植和他的侍从在洛水之滨遥望,那寄寓着他的苦恋的、美丽的洛水女神,出现在平静的水上。画面上远水泛流,洛神含情脉脉,似来又去。洛神的身影传达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无限惆怅的情意。这样的景象正是诗人多情的眼睛之所见。曹植在原来的诗篇中曾用“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来形容洛神在水上的飘忽往来。这两句充满柔情密意和微妙的感受的诗句,成为长期传颂的名句,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画中的诗意。这一富有文学性的《洛神赋图》,描写了人的感情活动,所以在古代绘画发展上有重要的地位。

《列女图》(故宫博物院藏,宋人摹本)从图卷的人物形象,动作,服装构图及风格上看,似是以魏晋之际的手笔为根据的。宋代版画插图本的《列女传》曾经清代阮元翻刻,其每页上端的插图人物动态都与此图卷相似,但增加了背景。也标为顾恺之图,这一插图与这一画卷相印证,至少可以看出,魏晋之际(或汉魏之间)的绘画艺术的一部分面貌,而助有于了解南北朝绘画的历史渊源。

南北朝的道教徒宗炳、王微的论述山水画的文章也保留了下来,可以看出也是从求仙访道的思想出发的。早期山水画的古拙的风格,我们从南北朝一些石刻以及敦煌壁画中都可以得到相似的,进一步的认识顾恺之之所作人物画,善于用淡墨晕染增强质感,运用“铁线描”勾勒出劲挺有力的细线,人物五官描写细致入微,动态处理自然大方。并以人物面部的复杂表情,来隐现其内心的丰富情感;衣服线条流畅而飘逸,优美生动,充满艺术魅力。晚年笔法如春蚕吐丝,似拙胜巧,傅以浓色,微加点缀,而神采飘然,饶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南朝陆探微、唐代吴道子等皆临摹过他的画迹。现今传世的顾恺之作品摹本有歌颂曹植与甄氏爱情的《洛神赋图》,和劝诫妇女德行的《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

顾恺之代表作

洛神赋图

列女仁智图他的画作极多,有隋朝官本《司马宣王像》、《谢安像》、《刘牢之像》、《恒玄像》、《列仙图》,著录于《梁太清目》;《宣和画谱》著录有《夏禹治水图》、《春龙出蛰图》等九件。其中传世的《女史箴图》卷,传为早期摹本,现藏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另传顾之《洛神赋图》卷,乃宋人所作,现藏故宫博物院。他的画论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等。

顾恺之人物故事

“痴绝”顾恺之二三事

顾恺之的生平经历,我们知道很少,只知道他最初曾在雄踞长江上流的将军桓温和殷仲堪的幕下任过官职,他和桓温的儿子桓玄颇有来往。很受桓温和谢安的赏识。晚年任散骑常侍,六十二岁去世。关于他的生平,保留下来一些小故事。他对一些世俗事物的率真、单纯、乐观、充满真性情的生活态度,就曾经在若干传说故事中被形容为“痴”。但也有一些是形容他的聪明的,所以曾有人说他身上“痴黠各半”。他不只是在绘画艺术方面表现了卓绝的才能,也是一个擅长文学的人。他遗留下来的残章断句中,保存着形容浙东会稽山川之美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茏,若云兴霞蔚”的名句。

相传,有一年春天,他要出远门,于是就把自己满意的画作集中起来,放在一个柜子里,又用纸封好,题上字,交给大司马桓玄代为保管。桓玄收到柜子后,竟偷偷地把柜子打开,一看里边都是精彩的画作,就把画全部取出,又把空柜子封好。两个月后,恺之回来了,桓玄把柜子还给恺之,并说,柜子还给你,我可未动。等把柜子拿回家,打开一看,一张画也没有了。恺之惊叹道:妙画有灵,变化而去,犹如人之羽化登仙,太妙了!太妙了《晋书·列传第六十二·文苑·顾恺之》

又有一次,还是他的那位“好”朋友桓玄,非常郑重地对他说:你看,我手中拿的这片树叶,是一片神叶,是蝉用来藏身的,人拿了它,贴在自己的额上,别人就立刻看不见你了。恺之听了特别高兴,而且特别相信。随即把那片叶拿过来,贴在自己额头上。略过了一会儿,桓玄竟然在他面前撒起尿来,恺之不以为怪,反而相信桓玄看不见他了,所以才有如此动作。

义熙三年(407),恺之做了散骑常侍,心里很高兴。一天晚上,在自家院子里,看着明月当空,诗兴大发,于是便高声吟起诗来,他的邻居谢瞻,与他同朝为官,听到他的吟咏,就隔着墙称赞了他几句。好,这一称赞不要紧,恺之一时兴奋,忘了疲倦,一首接一首,一句接一句,没完没了地吟起来。谢瞻隔着墙陪着折腾了一会儿感到累了,就想回屋睡觉,于是就找了一个下人代替他和隔墙的那一位继续折腾。人换了,调变了,恺之不知有变,就这样,一直吟咏到天亮才罢休。

对顾恺之的评价

顾恺之知识渊博而有才气,擅长诗赋、书法,尤其精通绘画。工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当时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他的画师法卫协而又有所变化,他的画有敷染容貌,以浓色微加点缀,不求晕饰;笔迹周密,紧劲连绵,如春蚕吐丝,春云浮空的特点。史有以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精通画论,其“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对我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影响很大。

篇11:李时珍的生平事迹简介

李时珍人物生平

其父李言闻是当地名医,李时珍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并富有实践精神,肯于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

李时珍38岁时,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李时珍在此只任职了一年,便辞职回乡。李时珍曾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八百余种,结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究,历时二十七年编成《本草纲目》一书,是中国明朝时代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在国内外均有很高的评价,已有几种文字的译本或节译本,另著有《濒湖脉学》。

李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李言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空洞乏味的八股文不屑于学。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的九年中,其三次到武昌考举人均名落孙山。于是,他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向父亲求说并表明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李月池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同意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了一名很有名望的医生。

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

他首先在家乡蕲州一带采访,后来,他多次出外采访。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等地,均州的太和山也到过。后人为此写了“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的诗句,反映他远途跋涉,四方采访的生活。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地向当地人请教,其中有采药的,有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地方药物。比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农本草经》说不明白,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李时珍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指点下,又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药物,便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解释出来了。

不论是在四处采访中,还是在自己的药圃里,李时珍都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

蕲蛇,即蕲州产的白花蛇,这种药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癞等功用。李时珍早就有研究它,但开始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内行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州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

那么真正蕲蛇的样子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请教一位捕蛇的人,那人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人被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中毒死亡。在治疗上述诸病有特效,因之非常贵重。州官逼着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捉,以便向皇帝进贡。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李时珍追根究底,要亲眼观察蕲蛇,于是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

那里有个狻猊洞,洞周围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缠绕在灌木上的石南藤,举目皆是。蕲蛇喜欢吃石南藤的花叶,所以生活在这一带。李时珍置危险于度外,到处寻找。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由于这样深入实际调查过,后来他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说蕲蛇的形态是:“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说蕲蛇的捕捉和制作过程是:“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刀破腹以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同时,也搞清了蕲蛇与外地白花蛇的不同地

方:“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这样清楚地叙述蕲蛇各种情况,当然是得力于实地调查的细致。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公元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

全书约有200万字,52卷,载药1892种,新增药物374种,载方10000多个,附图1000多幅,成了中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贡献;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李时珍于1593年逝世,享年75岁(虚岁为76岁);他逝世后遗体被安葬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竹林湖村,李时珍一生著述颇丰,除代表作《本草纲目》外,还著有《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五脏图论》等十种著作;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将永远被世界人民所怀念。

1.人物列传

本文摘自《明史》卷二百九十九 列传第一百八十七

李时珍,字东璧,蕲州人。好读医书,医家《本草》,自神农所传止三百六十五种,梁陶弘景所增亦如之,唐苏恭增一百一十四种,宋刘翰又增一百二十种,至掌禹锡、唐慎微辈,先后增补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种,时称大备。然品类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而析为二三,或二物而混为一品,时珍病之。乃穷搜博采,芟烦补阙,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稿三易而成书,曰《本草纲目》。增药三百七十四种,厘为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首标正名为纲,余各附释为目,次以集解详其出产、形色,又次以气味、主治附方。书成,将上之朝,时珍遽卒。未几,神宗诏修国史,购四方书籍。其子建元以父遗表及是书来献,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书。时珍官楚王府奉祠正,子建中,四川蓬溪知县。

2.太医生涯

1551—1557年这段时间内,封建皇帝征如医官,下令各地选拔医技精湛的人到太医院就职,于是在武昌楚王府的李时珍,也被推荐到了北京。

关于李时珍这一段在太医院工作的经历,史学界有诸多争论,有人认为李时珍曾出任太医院院判(正六品),但也有人认为他只是担当御医(正八品)。无论其职位高低,李时珍被荐于朝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太医院的工作经历,有可能给他的一生带来了重大影响,为他创造《本草纲目》埋下很好的伏笔。

这期间,李时珍非常积极地从事药物研究工作,经常出入于太医院的药房及御药库,认真仔细地比较、鉴别全国各地的药村,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同时他还有机会饱览了王府和皇家珍藏的丰富典籍,与此同时他也可能从宫廷中获得了当时有关民间的大量本草相关信息,并看到了许多平时难以见到的药物标本,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领域。谈到这一点,就必须联系到明代宫修的另一部著名本草书籍——《本草品汇精要》。

,中国文化研究会全文影印出版了《本草品汇精要》,该书是明孝宗于弘治(1503)8月下诏太医院编修的一部国家药典。在司设监太监刘文泰的组织下,一个设有总督、提调、总裁、副总裁、篡修、验药等9种职位的修撰班子组成,包括誊录、绘画人员在内共49人。在经历一年半修订后,药典编纂完成。编撰者按照宋人唐慎微的《证类本草》旧例顺序,把入药之物分为玉石、草、木、果等10部,每部分为上、中、下三品编写,全书共收药物1815种,正文用朱墨两色分写。正文之前绘有精美的彩色写生图达1358幅之多,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彩绘图书。

同时编撰者还舍弃了当时已比较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而由14位工匠分色缮写文字,8位宫廷画师负责绘图。全书完成后,由明孝宗亲自撰写序言,并仿照《永乐大典》格式装帧成36册,装入楠木盒中保存,是为明代宫廷的正统抄本。但是,此书完稿后仅两个月,明孝宗却意外“驾崩”,其死因成为天大疑案。而原书编纂人员中的49人中有12人涉嫌谋害孝宗皇帝,遭到查办,于是这部明代药典《本草品汇精要》一直封藏在宫中内库里。后不知通过何种途径(传教士或英法联军)于1877年藏入罗马国家图书馆。

李时珍是在距此事约50年左右进入太医院任职的,他不可能对前朝旧事一无所知。而此时孝宗后继位的明武宗已逝,明世宗也已出任皇帝30余年,对故去的疑案未必再加关心,所以封藏在宫中的《本草品汇精要》有可能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得以窥见,因此不能排除李时珍在太医院工作期间很幸运地看到了此书。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促使他意欲编著一部能超出此书的新本草专著,而在太医院的工作环境是不可能满足他的想法、实现愿望的,因为李时珍淡于功名荣禄,所以在太医院任职没有太长时间,就托病辞职归家了。

3.本草纲目

在李时珍任职太医院前后的一段时期,经长时间准备之后,李时珍开始了《本草纲目》的写作。在编写过程中,他脚穿草鞋,身背药篓,带着学生和儿子建元,翻山越岭,访医采药,足迹遍及河南、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广大地区,以及牛首山、摄山(古称摄山,今栖霞山)、茅山、太和山等大山名川,走了上万里路,倾听了千万人的意见,参阅各种书籍800多种,历时27年,终于在他61岁那年(1578年)写成。

《本草纲目》凡16部、52卷,约190万字。全书收纳诸家本草所收药物1518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374种,合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共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单方11096则;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这部 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是到16世纪为止中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面对浩瀚的本草宝库,如何驾驭、操纵它便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可以说这是李时珍最大的贡献之一。他不仅解决了药物的方式、检索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植物分类学方面的新见解,以及可贵的生物进化发展思想。李时珍打破了自《神农本草经》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把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莱、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包括60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书中还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包括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叙述甚详。尤其是“发明”这项,主要是李时珍对药物观察、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新发现、新经验,这就更加丰富了本草学的知识。

根据马元俊先生的研究,李时珍在植物学方面所创造的人为分类方法,是一种按照实用与形态等相似的植物,将其归之于各类,并按层次逐级分类的科方法。李时珍将一千多种植物,据其经济用途与体态、习性和内含物的不同,先把大同类物质向上归为五部(即草、目、菜、果、谷为纲),部下又分成30类(如草部9类、木部6类、菜、果部各7类、谷5类是为目),再向下分成若干种。他不仅提示了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而且还统一了许多植物的命名方法。

总之,李时珍采用以纲挈目的方法,将《本草经》以下历代本草的各种药物资料,重新进行剖析整理,使近200万字的本草巨著体例严谨,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内容详备。实乃“博而不繁,详面有要”。

虽然《本草纲目》是一部药物学专著,但它同时还记载了与临床关系十分密切的许多内容。原书第三、第四卷为“百病主治药”,记有113种病症的主治药物,其中第三卷外感和内伤杂病中,就包括有专门治疗伤寒热病、咳嗽、喘逆类的药物,第四卷则主要为五官、外、妇、儿科诸病。原书中明确提出能治疗瘟疫的药物有:升麻、艾叶、腊雪、丹砂、阳起石、火药、大青、麻黄、威灵仙、葎草、大麻、大豆豉、葫、竹笋、梨、松、猪苓、竹、石燕、犀、桃蠹虫等20余种。

此外,《本草纲目》中收载各类附方11096首,涉及临床各科,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其中2900多首为旧方,其余皆为新方。治疗范围以常见病、多发病为主,所用剂型亦是丸散膏丹俱全,且许多方剂既具科学科,又有简便廉验之特点,极具实用性。如治疗咳嗽病的方剂,即在多种药物附方中出现,举例如下:

肺气喘急:马兜铃二两(去壳及膜),酥半两(入碗内拌匀,慢火炒干),甘草(炙)一两,为末。每服一钱,水一盏,煎六分,温呷或噙之。

哮喘痰嗽:鸭掌散:用银杏五个,麻黄二钱半,甘草(炙)二钱。水一钟半,煎八分,卧时服。又金陵一铺治哮喘,白果定喘汤,服之无不效者,其人以此起家。其方:用白果二十一个(炒黄),麻黄三钱,苏子二钱,款冬花、法制半夏、桑白皮(蜜炙)各二钱,杏仁(去皮尖)、黄芩(微炒)各一钱半,甘草一钱。水三钟,煎二钟,随时分作二服。不用姜。

肺热痰咳,胸膈塞满:用栝蒌仁、半夏(汤泡七次,焙研)各一两。姜汁打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后姜汤下。

因此,《本草纲目》在临床治疗方面亦有伋高的参考价值。

《本草纲目》不仅为中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出版后,很快就传到日本,以后又流传到欧美各国,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传遍五大洲。早在1951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李时珍即被列为古代世界名人;他的大理石雕象屹立在莫斯科大学的长廊上。不仅对中医药学具有极大贡献,而且对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也曾受益于《本草纲目》,称它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16世纪中国有两大天然药物学著作,一是世纪初(15)的《本草品汇精要》,一是世纪末(1595年)的《本草纲目》,两者都非常伟大。”

《本草纲目》有一百多万字,记载了一千八百多种药物,每一种都有图,是中药书籍中一部伟大的著作,已经被译成几国文字,在全世界流传。明李时珍著。

五十二卷。书成于万历六年(1578年)。

全书共分为十六部、六十类。

收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

药方一万一千九十张。

对每种药物,以“释名”确定名称;“集解”叙述产地、形态、栽培及采集方法等;“辩疑”、“正误”考订药物品种真伪和纠正历史文献记载的错误;“修治”说明炮炙法;“气味”、“主治”、“发明”分析药物的性味与功用;“附方”搜集古代医家和民间流传的方剂共一万一千余首。

并附有一千一百余幅药物形态图。内容极为丰富,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十六世纪以前药物学的经验,是中国药物学、植物学等的宝贵遗产,对中国药物学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刊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复刻甚多,并有多种外文译本在国外流传,为世界药物学者、植物学者所重视。

4.濒湖脉学

李时珍感其时代的中医脉学存有缺憾甚至谬误繁多,便依其父李月池所著《四诊发明》及历史上其他多家脉论精华,于1564年(明·嘉靖43年)编著成《脉诀》,即《濒湖脉学》。

《濒湖脉学》为李时珍晚年所著,以号命书,是为“濒湖脉学”。《濒湖脉学》撷取明以前脉学之精华,载有二十七种脉,书中对于其中同类异脉的鉴别要点及脉象主病,均编成歌诀.便于记诵。本书说理透彻,形象生动,易学易记,适合中医基层医务工作者和脉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该书语言简明,论脉清澈,不但把临床复杂脉象总结归纳成基本的27种脉象,而且还把主要内容,即脉象、相类脉鉴别、脉象主病,皆以韵文歌括形式撰述,便宜诵记,因此上其书流传深广,历来受医家推崇。

《濒湖脉学》对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实为中医典坟之作,是李时珍对中医学的巨大贡献。

李时珍的相关故事

1.一天,李时珍的大徒弟王广和来到湖口,见一群人正抬着棺材送葬,而棺材里直往外流血。王广和上前一看,见流出的血不是淤血而是鲜血,于是赶忙拦住人群,说:“快停下来,棺材里的人还有救啊!”众人听了,面面相觑,彼此都不敢相信。人已死矣,再开棺惊动故人,不是太不吉利了吗?可万一……王广和当然看出了大家的心思,于是便反复劝说,终于使主人答应开棺一试。王广和先是进行了一番按摩,然后又在其心窝处扎了一针,不一会儿,就见棺内的妇人轻轻哼了一声,竟然醒了,于是,人群欢动。不久之后,这名妇女又顺利产下一个儿子,原来这名妇女是因难产而陷入假死。于是人们都传言王广和一根银针,救活了两条人命,有起死回生的妙法。这就是王广和一针救两命的故事。

2.还有传言李时珍“活人断其死”的故事。传说李时珍在以一根针救活母子两人后,许多人都想见一见这位神医。一天,有家药店老板的儿子正在柜台上大吃大喝,听说了之后,也想去看看热闹。他费了好大力气终于挤到李时珍面前,问道:“先生,你看我有什么病吗?”李时珍见此人气色不好,赶忙给他诊脉,过后,十分惋惜地说道:“小兄弟,可惜呀,年纪轻轻,活不了三个时辰了,请赶快回家去吧,免得家里人到处找。”众人都不信,那个药店老板的儿子更是大骂不止,后来在众人的劝说下,方才气咻咻地走了。果不其然,不到三个时辰,这个人便死掉了。原来是此人吃饭过饱,纵身一跳,肠子断了,内脏受损。由此,人们更是惊叹李时珍的神奇医术了。

3.有人说,北方有一种药物,名叫曼陀罗花,吃了以后会使人手舞足蹈,严重的还会麻醉。李时珍为了寻找曼陀罗花,离开了家乡,来到北方。终于发现了独茎直上高有四、五尺,叶象茄子叶,花象牵牛花,早开夜合的曼陀罗花,他又为了掌握曼陀罗花的性能,亲自尝试“乃验也。”并记下了“割疮灸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据现代药理分析,曼陀罗花含有东莨菪碱,对中枢神经有兴奋大脑和延髓作用,对末梢都有对抗或麻痹副交感神经作用。

李时珍在做曼陀罗花毒性试验时,联想到本草书上关于大豆有解百药毒的记载,也进行了多次试验,证实了单独使用大豆是不可能起解毒作用的,如果再加上一味甘草,就有良好的效果,并说:“如此之事,不可不知”。

4.李时珍利用太医院良好的学习环境,不但阅读了大量医书,而且对经史百家、方志类书、稗官野史,也都广泛参考。同时仔细观察了国外进口的以及国内贵重药材,对它们的形态、特性、产地都一一加以记录。过了一年左右,为了修改本草书,他再也不愿耽下去了,借故辞职。在回家的路上,一天,李时珍投宿在一个驿站,遇见几个替官府赶车的马夫,围着一个小锅,煮着连根带叶的野草,李时珍上前询问,马夫告诉说:“我们赶车人,整年累月地在外奔跑,损伤筋骨是常有之事,如将这药草煮汤喝了,就能舒筋活血”。这药草原名叫“鼓子花”,又叫“旋花”,李时珍将马夫介绍的经验记录了下来。写道:旋花有“益气续筋”之用。此事使李时珍意识到修改本草书要到实践中去,才能有所发现。

5.李时珍出生在明代一个医学世家,祖父、父亲都是医生。他自幼也喜欢医学,长大后当上医生,并钻研医学,成为中国伟大的医学家。

当时,嘉靖皇帝迷信仙道,祈求长生不老。方士看准了皇帝的心意,便大炼不死仙丹,取悦皇帝,因而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炼丹热潮,但不少人服用仙丹后中毒死亡。

李时珍知道仙丹多用水银、铅、丹砂、硫磺、锡等炼取,含有毒素,于是大声疾呼:「丹药能长寿的说法,决不可信!」

他列举服食丹药后死亡的例子,但有方士反驳说:「古代药书上说,水银无毒,服食可以成仙,是一种长生药。」

李时珍说:「前人遗留下来的知识可以参考,但一定要经过分析,我们不能尽信书上所说的。古书上也说过,『食黄金能成神仙』,但有谁见过有人成了神仙呢?秦始皇、汉武帝都是吃仙丹望长生,结果还不是死了吗?所谓仙丹的成分,大多是有毒的物质,吃了不但不能长寿,反而会令人中毒死 亡呢!

李时珍虽然坚决反对服食仙丹,却以科学的态度应用炼丹的方法。他亲自研制水银来医治疮疥等病,又利用炼金术烧制外用药物,他还把研究的数据记载在《本草纲目》里,对后世影响深远。

6.15,李言闻的第二个儿子李时珍出世了。当时,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个瘦弱的男孩,日后会成为明代伟大的医药学家、世界文化名人之一。在李家后院,种着好多药草,都是喜欢研究药学的李言闻采来的。李时珍从蹒跚学步之日起,就和这些草木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喜欢看这些花草发芽、开花、结果;喜欢看父亲怎样把它们制成草药,为别人治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这些草药的性能日渐了解,越发如痴如醉,整日消磨在庭园之中。当时,医生被豪绅贵族视为“下九流”,社会地位十分卑微。李言闻对所受歧视刻骨铭心,自然不愿让聪慧的小儿子重蹈覆辙,而把改换门庭的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时珍身上。

李时珍虽酷爱医学,但为了不辜负父亲的厚望,只好把心思暂放在那枯燥乏味的八股文章上。他聪明颖悟,才智过人,14岁便考中了秀才。李言闻乐得心花怒放,以为这下儿子升腾有望了。谁知事与愿违,从17岁起,李时珍接连3次乡试都名落孙山。严峻的现实,教育了李言闻,使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儿子,强扭的瓜儿不甜啊。从此,李时珍放弃了功名,一心一意当起了郎中。

还在李时珍少年时代,李言闻就常把两个儿子带到自己充当诊所的道士庙“玄妙观”中,一面行医,一面教子读书,不时让孩子们帮助誊抄一下药方。李时珍耳濡目染,对行医的知识技能越来越熟,兴致也越来越浓,常常偷空放下八股文章,翻开父亲的医书,读得津津有味。《尔雅》中的《释草》《释木》《释鸟》《释兽》等篇,他都背诵如流。

一天,李言闻应病家之邀,带着长子出诊去了,玄妙观中只剩下时珍一人。这时,来了两位病人,一个是火眼肿痛,一个是暴泄不止。李时珍思索了半晌,说道:“父亲要到晚上才能回来。要不,我先给你们开个方子,试试看能不能治好。不行的话再找我父亲。”那泻肚子的病人难受极了,迫不及待地说:“好,好,郎中的公子开方子还能有错?”另一个病人也捂着红肿的双眼,连连催促时珍开方。李时珍便果断地开方取药,打发病人走了。李言闻回到家中,发现了小儿子开的药方,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上,忙问:“这是你开的?”时珍小声回答:“是的,不知道对不对?”然后,把病人是什么症状,为什么要用这些药,这些药有什么性能等等,一股脑儿说了一遍,讲得头头是道。李言闻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这才知道,儿子不仅读了不少医书,还能在治病实践中加以运用,对症下药,确实是块当大夫的材料,心中不觉又惊又喜。这时,做兄长的果珍在旁边听着弟弟大谈药性,十分羡慕,暗自下决心定要干件漂亮事,让父亲看看谁的医道高明。

事有凑巧,没过几天,又有两个眼痛和痢疾病人前来就诊,而那天正好只有果珍一人在诊所。他一见这两人和弟弟说起过的那两人病情-样,便不假思索,依照弟弟的方子作了处理。不料,第二天一早,这两个病人就找上门来,说服药后病情反而加重,要李言闻看看是怎么回事。果珍在一旁不敢隐瞒,只好如实相告。李言闻一听就连呼“错矣”。果珍还不服气:“同样的病,同样的药,为什么弟弟对,我偏错了?”李言闻答道:“有的病症看上去差不多,实质却不一样。”接着,把为什么那天时珍要以艾草为主药,而今儿这两个病人却应该以黄连为主药的道理讲了一遍,把个果珍说得心服口服。李言闻总是这样,从医理和病情两方面给孩子们灌输全面的医学知识,使两个儿子都大得裨益。

7.李时珍20岁那年,蕲州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水灾。滔滔洪水如猛兽般冲决了江堤,蕲河两岸的千顷良田顿时化作一片汪洋。乡亲们流离失所,到处是一片哭声。洪水刚过,瘟疫开始蔓延,病魔无情地吞噬着无辜的生命。李时珍目睹惨景,心如刀绞,和父兄一道,没日没夜地救护着病人,不知把多少濒临死亡的人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

这天,李时珍正在诊病,突然一帮人闹闹嚷嚷地拉着一个江湖郎中涌进诊所。为首的年轻人愤愤地叫道:“李大夫,你给评评理!我爹吃了这家伙开的药,病没见好,反倒重了。我去找他算账,他硬说药方没错。我们信得过你,你给看看。”说着把给父亲煎药的药罐递了过来:“喏,这就是药渣。” 李时珍抓起药渣,一一仔细闻过,又放在嘴里嚼嚼,自言自语道:“这是虎掌啊!”那江湖郎中一听“虎掌”,慌忙分辩说:“我绝对没开过这味药!”

“那肯定是药铺弄错了!”年轻人说着,就要往门外冲。李时珍忙拉住他,说道:“别去了,这是古医书上的错误。就以《日华本草》的记载来说,就把漏蓝子和虎掌混为一谈了。”“对,我开的是漏蓝子!”江湖郎中急急地插了一句。“是啊,药铺有医书为据,打官司也没用。”众人慨叹了一阵,只得把江湖郎中给放了。

不久,又有一位医生为一名精神病人开药,用了一味叫防葵的药,病人服药后很快就死了。还有一个身体虚弱的人,吃了医生开的一味叫黄精的补药,也莫名其妙地送了性命。原来,几种古药书上,都把防葵和狼毒、黄精和钩吻说成是同一药物,而狼毒、钩吻毒性都很大,人吃了怎能不送命呢?这一桩桩、一件件药物误人的事,在李时珍心中激起巨大的波澜。毫无疑问,古医药书籍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和宝贵的经验,但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漏误。若不及早订正,医药界以它们为凭,以讹传讹,轻者会耽误治病,重者要害人性命啊!

深夜,月光如水,烛光摇曳。李时珍和父亲在灯下倾心而谈。听了儿子的一番宏论,李言闻语重心长地说:“你想重修本草的想法不错,可是难啊这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恐怕只有朝廷才有这么大的力量。何况,关于本草的书,相当浩繁,你虽然读了一些,可研究得还很不够,远远不能适应修书的要求。还是先在读书上狠下一番功夫吧,你说是不是?”

父亲的话,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李时珍的心。在以后的中,他全身心地沉浸在浩如烟海的医书宝库中,熟读了《内经》《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典医籍以及历代名家著述和大量关于花草树木的书籍,单是笔记就装了满满几柜子,为修订本草积累了许多珍贵资料。

8.1551 年,明宗室武昌楚王闻知李时珍医术精湛,聘他到王府主管祭祀礼仪和医务。李时珍本不愿与皇亲国戚交往,但考虑到楚王也许会帮忙,使朝廷答应重修本草,于是就打点行装进了王府。不久,便因治愈楚王世子的暴厥和其他不少人的疑难杂症而名扬朝廷,被举荐担任了太医院的医官。这太医院,是明王朝的中央医疗机构,院中拥有大量外界罕见的珍贵医书资料和药物标本。李时珍在这里大开眼界,一头扎进书堆,夜以继日地研读、摘抄和描绘药物图形,努力吸取着前人提供的医学精髓。与此同时,他多次向院方提出编写新本草的建议。然而,他的建议不仅未被采纳,反而遭到无端的讥讽挖苦与打击中伤。李时珍很快便明白,这里绝非自己用武之地,要想实现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只有走自己的路。一年后,他毅然告病还乡。

1552年,34岁的李时珍着手按计划重修本草。由于准备充分,开头还比较顺利,但写着写着,问题就来了:所谓本草,是古代药物学的代称。它包括花草果木、鸟兽鱼虫和铅锡硫汞等众多植物、动物和矿物药。由于其中绝大多数是植物,可以说是以植物为本,所以人们又将药物直称为“本草”。东汉《神农本草经》成书,到李时珍诞生前的400余年间,历代本草学家都有不少专著问世,但却从未有一部能概括这一时期药物学新进展的总结性著作。李时珍责无旁贷地挑起这副重担,并意识到了它的分量,却仍未料到,药物是那样的多种多样,对它们的性状、习性和生长情形,很难全部心中有数。比如,白花蛇,同竹子、艾叶,本是蕲州的三大特产,可以主治风痹、惊搐、癞癣等疾病,是一味贵生药品。但他从药贩子那儿买来的“白花蛇”,有时是另一种蛇冒充的,跟书上描述的大相径庭。那么,真正的白花蛇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为了解开这个谜,李时珍曾跟着捕蛇人亲自上山,捕捉到一条白花蛇,仔细一看,果然和书上讲的一模一样。

从此,李时珍走出家门,深入山间田野,实地对照,辨认药物。除湖广外,先后到过江西、江苏、安徽、河南等地,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行程达两万余里。那些种田的、捕鱼的、打柴的、狩猎的、采矿的,无不是他的朋友和老师,为他提供了书本上不曾有过的丰富药物知识。

9.李时珍一路考察,一路为父老乡亲们治病,深受人们尊敬与依赖。有位老婆婆,患习惯性便秘达30年之久,虽多方治疗,终不见效。李时珍运用从民间学来的偏方,以适量的牵牛子配成药,很快就治好了她的病。还有个妇女鼻腔出血,一昼夜都止不住,怎么治也不见效。李时珍用大蒜切片敷贴患者足心,不大工夫血就不流了。这个方子,也是他从民间采得的。像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李时珍深切地感到,这广阔的田野上,处处都是知识的天地,日日都会有新的收获。就这样,李时珍几十年如一日,在医学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终于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理想:1578年,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终于脱稿了。

遗憾的是,李时珍生前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终身为之呕心沥血的这部巨著印行。1593年初秋,这位75岁高龄的老人告别人世时,《本草纲目》还在南京由书商胡承龙等人主持刻版,直到3年后才印出书籍。

这部旷世名著有190多万字,每一个字都浸透着李时珍的心血。书中编入药物1892 种,其中新增药品374 种,并附有药方11000 余个,插图 1100余幅。其规模之大,超过了过去的任何一部本草学著述。它综合了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天文学、气象学等许多领域的科学知识。它那极为系统而严谨的编排体例、大胆纠正前人漏误的确凿证据以及继承中有发扬的科学态度,都令人赞叹不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中国药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从 17世纪初开始,《本草纲目》就在医药学界不胫而走,辗转传往世界各地,先后被译成日、德、法、英、俄、拉丁等十几种文字,被公认为“东方医学的巨典”。19世纪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曾评价《本草纲目》,说它是中国古代医学的“百科全书”。

李时珍的一生,成果卓著,功绩彪炳,为祖国的医药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公认的世界文化名人。如今,蕲州雨湖南岸的李时珍墓前,有一座用花岗石砌成的墓门,横梁上镌刻着“科学之光”四个大字,这便是华夏子孙对他的最高赞誉。

10、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原序中自述,读古书典籍,就像吃糖啃甘蔗一样,“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本草纲目》一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中,增删考证而著作成功的。当《纲目》书著作将成,要贡献朝廷之时,李时珍已经75岁了,也自己预见了将死时期,果然很快地“遽卒”。李时珍在未逝前,写了一个上书表遗给其子建元,命他送与皇帝。

没多久,神宗万历年间,诏修国史,命令中外贡献四方文籍,建元将父亲遗表及本书《纲目》献予。天子嘉许,朝廷命礼部誉写,分两京、各省布政刊行,从此“士大夫家有其书”。本草之学从这以后才算是集大成了。李时珍遗书上皇帝的表,大略是说:历代,经久远年代后,许多的药物有同物不同名的,有同名不同物的,有难以辨识的,有些分类不对的,有些药物有毒却和那些无毒的药形态相似,增加采药困难,这都影响治病的效果。还有些历代发现的新药,以前的书中还未记载,于是增补、订正了许多药物。旧籍记载的一千五百多种,在《本草纲目》书中,增加三百七十四种。分为十六部,共五十二卷。根据药物的“正名”为纲,而“附释”的则为目;再加上以集解、辨疑、正误,详细的将其出产地、药物的气味、主治都记载于书中。著作本书的参考书籍非常多,上自坟典、下至稗记,只要有攸关者,都收掇在书中。虽然称之为医书,实际是将万物以及药物的理讲明了。

希望皇帝能“特诏儒臣补注,成昭代之典”,如此,本书便能成为指导医生们使用的很好的参考典籍。李时珍晚年之时,自号“濒湖山人”,著作有《所馆诗》、《医案》、《脉诀》、《五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诗话》。因为他的儿子建中当官,所以他被封为“文林郎”。李时珍不只是一位好的医生和本草家,他还是一位修神仙之术的修炼人,每晚都打坐炼功,以神仙自命。观顾景星《李时珍传》即知:“余儿时闻先生轶事,孝友,饶隐德,晚从余曾大父游,读书以日出入为期,夜即端坐,其以神仙自命,岂偶然与?” 时珍在《濒湖脉学》中有一段评述张紫阳八脉经的记载:“紫阳八脉经所载经脉,稍与医家之说不同,然‘内景隧道’,惟反观者能照察之 ,其言必不谬也。”正说明了修仙家所观察到的奇经八脉和医生所认知有所不同的秘密,就是反观而照察到的。

另外,作为精通医学和修仙者的他,很重视“奇经八脉”之秘要。所以在他的《奇经八脉考》中,认为医生和修仙者一定要知道“奇经八脉”。他说,“医不知此,罔探病机,仙不知此,难安炉鼎。”“医而知八脉,则十二经十五络之大旨得矣;仙而知乎八脉,则虎龙升降,玄牡幽微窍妙得矣。”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蕴藏着许多珍贵的科学遗产。中国古代长期积累起来的药物知识,大部分载入历代的本草书籍中。由于本草学中对一些药物的来源、性质、鉴别、制法及配方的叙述,涉及广泛的化学知识,因而本草学成了中国古代及中古时代化学的一个丰富内容和源泉,是中国化学史中辉煌成就的一个侧面。对本草学做出伟大贡献的是卓越的药物学家李时珍。

篇12:文天祥的生平事迹简介

文天祥的人物经历

早年经历

见贤思齐

文天祥在童年时,就很仰慕英雄人物,尤爱读忠臣传。有一天,他来到吉州的学宫瞻仰先贤遗像。他看到吉州的欧阳修、杨邦乂、胡铨的遗像肃穆地陈列其中,令他十分钦佩和敬慕。这些忠烈之士都是本乡本土的人,他们能做到的,文天祥觉得自己也要做到。

严父良师

文天祥的父亲文仪,是个读书人,一生不做官。他嗜书如命,只要书本在手,就废寝忘食,经常一盏孤灯,

通宵苦读。天色微明,又站在屋檐下细认蝇头小字。他的学问却十分渊博,对经史诸子百家无不精研,甚至天文、地理、中医、占卜之书也广泛涉猎。他还有买书的嗜好,有时没有钱,即使把身上的衣服典当,也要把书买下。他对劳苦的乡里充满了同情,有读书补世的志向,著有《宝藏》三十卷,《随意录》二十卷。文天祥文辞出众,父亲文仪的教育实在居功至伟。

状元及第

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赴京师临安(今浙江杭州)参加科举考试。会试放榜,通过了初选。殿试时,文天祥患病,但仍勉强带着病躯,赶到考场。进门时一阵拥挤,出了一身汗,顿时感到身体舒服多了,头脑也明晰了。看到题目,略加思考,草稿也没打,一挥而就。考官把他的卷子列为第七名,理宗亲临集英殿阅读考生的卷子,亲定名次,把文天祥取为一甲第一名,时年文天祥二十一岁。

当时参与复审的著名学者王应麟在旁称赞道:“这份卷子,议论卓绝,合乎古圣先贤之大道。文中表现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我为陛下得到这样的人才致贺!”卷子是密封的,拆开一看,考生姓名是文天祥。理宗觉得很吉利,高兴地说:「天祥,天祥,这是天降的吉祥,是宋朝有瑞气的预兆。」此后,人们就以「宋瑞」为天祥的字。

上书建言

开庆元年(阳历1259年),蒙古人向南宋发动大规模的入侵战争。九月,忽必烈围鄂州(今湖北武昌)。消息传到临安,朝野震动。外号“活阎罗”的宠宦董宋臣建议迁都四明(今浙江宁波),以避兵锋,重演了南宋初期高宗赵构逃亡海上的故事。然而,这对团结军心、民心十分不利。文天祥知道自己人微言轻,且多言招祸,可面对社稷人民,他选择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向皇帝上书,指出迁都之议是小人误国之言,董宋臣恶贯满盈,应以斩首。文天祥还建议改革政治、扩充兵力、抗蒙救国。可惜理宗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时任礼部尚书的江氏“三古”之一的江万载向宋理宗建议请皇后谢道清出朝议政,才劝得理宗打消迁都念头。并派有带兵打仗经验的江万载协助贾似道督军出战蒙元,碰上蒙古内乱,忽必烈急于回兵北方争夺蒙古汗位,才打退蒙元兵,取得所谓的鄂州之战的大捷。由此贾似道更加得势,而江万载不愿与贾等同流合污,以壮年之身(52岁)赐官归里奉养慈母。退出并远离混浊不堪的南宋官场。南宋末期抗元明暗两统帅早在开庆元年就英雄所见略同。

甘于淡泊

景定元年(阳历1260年),文天祥被任命为签书镇南军(今江西南昌)节度判官厅公事,但是他不愿赴任,请求「祠禄」。朝廷应允了,命他做建昌军(今江西南城)仙都观的主管。仙都观是道教的宫观,这个职务是个闲差,文天祥才二十五岁,却有退隐出世的思想,为什么呢?这是时势造成的。朝廷权奸当道,他的改革设想落空,甚感失望,既不愿尸位素餐,混迹官场,更不愿同流合污,宁愿暂时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这就是文天祥的处世哲学。

瑞州良吏

景定四年(1263),由于皇帝不纳谏,重新起用董宋臣,文天祥愤而辞职,后被朝廷贬到地方上任职,治理今江西高安市,当时称为瑞州。瑞州曾遭蒙古人蹂躏,城垣屋宇被毁,人民被残忍虐杀,文物古迹被洗劫。文天祥履任后,实行宽惠政策,尽力安抚百姓,筹集资金建立「便民库」,供借贷和救济之用,使地方秩序重新恢复过来。他还修复了一些古迹如「碧落堂」、「三贤堂」等,新建「野人庐」、「松风亭」等,以发扬先贤的民族正气,鼓舞人民的爱国精神。瑞州在文天祥治理下,百废俱兴。

触动权贵

景定五年(洋历1264年),理宗逝世。权臣贾似道拥立太子为帝(即度宗),进一步操纵朝政。他一手遮天,南宋朝政更腐败不堪。西元1270年,文天祥出任军器监(掌管武器制造)、崇政殿说书(为皇帝讲解书史、经义)等职。有一次,贾似道托言有病,以去职回乡要挟度宗,软弱的度宗竟涕泣挽留。文天祥为皇帝起草诏书,他没有像有些大臣那样,对贾似道歌功颂德,反而直言臣下要以国事为重,指出贾似道的行为是“惜其身,违皇心”。结果贾似道记恨于心,文公被免去了所有职务。

咸淳六年(1270)九月,文天祥被免官后回到家乡,他深感人心险恶,世道污浊,决意息影林泉。他在文山修建了一所山庄,隐居于此,寄情山水,写下了不少优美的诗篇。然而,他的内心一点也不宁静,每见落叶萧萧,凉月堕阶,忧国忧民之情就油然而生。咸淳九年(1273),朝廷起用他为湖南提刑,掌管狱讼,他推辞不了,惟有启程上任。

赣州为官

咸淳十年(1274),文天祥被委任为赣州(今江西境内)知州。赣州紧邻他的家乡,在赣州期间,他办事分外勤谨,主张对人民少用刑罚,多用义理,所属10个县的人民对他非常爱戴,加以这年风调雨顺,稻谷丰收,出现了短暂的安乐景象。但不到一年,蒙古大举南侵,南宋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文天祥结束了的宦海浮沉,踏上戎马征途。

文官武略

赣州父母官

咸淳十年(1274),文天祥被委任为赣州(今江西境内)知州。在赣州期间,他办事分外勤谨,主张对人民少用刑罚,多用义理,所属10个县的人民对他非常爱戴,加以这年风调雨顺,稻谷丰收,出现了短暂的安乐景象。但不到一年,蒙古大举南侵,南宋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文天祥结束了15年的宦海浮沉,踏上戎马征途。

兴师救亡

文天祥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本来是个文官,可为了反对异族侵略,保卫国家,他勇敢地走上了战场。那时候,蒙元派出大军,要消灭南宋,文天祥听到消息,拿出自己的家产,召募起3万壮士,组建一支义军,抗元救国。有人说:“元军人那么多,你这么点人怎么抵挡?不是虎羊相拚吗?”文天祥说:“国家有难而无人解救,是我最心疼的事。我力量虽然单薄,也要为国尽力呀!”

后来,南宋统治者投降了元军,文天祥仍然坚持抗战。他对大家说:“救国如救父母。父母有病,即使难以医治,儿子还是要全力抢救啊!”后来他兵败被俘,坚决不肯投降,还写下了有名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明自己坚持民族气节至死不变的决心。他拒绝了元朝的多次劝降,终于实现了舍身取义的理想,慷慨就义。多少年来,文天祥的爱国精神,代代相传,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

起兵勤王

咸淳十年(1274)七月,度宗病死。贾似道抑长立幼,扶四岁的赵显继位,即宋恭帝。九月,二十万蒙古铁骑由丞相伯颜统领,分两路进攻南宋。淮西制置使夏贵不战而逃;而辞官十多年的江万载却毅然不顾朝庭反对毅然自组义军节节抵抗蒙元。十二月,鄂州失守,都统程鹏飞归降。各地宋军把官在铁骑压境时纷纷叛变,黄州、蕲州(今湖北蕲春南)、江州(今江西九江)、德安(今湖北安陆)、六安等地相继失陷,南宋兵败如山倒。

宋恭帝即位后,蒙古陷鄂州,京师震动,理宗的妻子谢道清下了一道《哀痛诏》,述说继君年幼,自己年迈,民生疾苦,国家艰危,希望各地文臣武将、豪杰义士,急王室之所急,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朝廷不吝赏功赐爵。不知为何各地把官大都观望不前。只有文天祥和张世杰两人响应《哀痛诏》,召集兵马,起兵勤王。宋庭危难之际,不得不承认了一直抗元的江万载义军的合法地位。

以死报国

德祐元年(1275)正月,文天祥接到小朝廷专旨,命他「疾速起发勤王义士,前赴行在(行在,指皇帝离京寄居之处)」。文天祥奉读诏书,痛哭流涕,发布榜文,征募义勇之士,同时筹集粮饷。他捐出全部家财作军费,把母亲和家人送到弟弟处赡养,以示毁家纾难。在文天祥的感召下,一支以农民为主、知识分子为辅的爱国义军在极短时间内组成,总数达三万人以上。起兵勤王在文天祥的生活中揭开了新的一页。

友人曾对文天祥说:「现在元军三路进兵,你以乌合之众迎敌,无异驱群羊斗猛虎。」文天祥回答:「我也知道如此。但国家养育臣民三百多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竟无一人一骑应召,我万分悲痛。所以不自量力,以身赴难,希望天下忠义之士闻风而起,聚集众人力量,也许能保存社稷。」他还说:受君之恩,食国之禄,应该以死报国。对此,由于后人为了感念文天祥的,往往不直呼其名,而称之为文山或文文山,以示敬意或尊重。文文山的好友邓剡在文公殉国后的挽诗就叫《挽文文山》。而当代著名诗人、学者和文学家阿袁(即陈忠远)先生五律《苏仙岭i屈将室吊张学良将军》诗中所及的“文山”一词也是如此,该诗云:“烟雨苍茫里,高天雁不群。月怜山涧水,风绕岭头云。武穆兴师恨,文山报国勋。可堪观弹洞,挥涕思纷纷。”(按:屈将室为蒋介石当年囚禁张学良处。室前以大树多弹洞,盖张无聊与怨愤而举枪射击焉。又,思,去声。) 此诗尽管所写的是张学良将军的遭遇,但其字里行间仍然寄寓者诗人对文相公的无限感念之意和崇敬之情,是令人不由得不肃然起敬的。精忠报国的文文山,其肢体可能会与草木同腐,但其精神却是永远不会死的!文山相公永远活在一切爱国人士的心中!!

进军临安

文天祥起兵后,积极要求奔赴前线阻击蒙元,妄图扭转战局。但遭到朝廷中主和派权臣阻挠,还有人诬告勤王军在乐安、宜黄一带抢劫。文天祥愤而上书抗辩,社会舆论普遍支持他,连太学生也上书抨击投降派。在各方面压力下,朝廷终于颁旨召文天祥领兵入京。德祐元年1275年8月,率部达临安,一路秋毫无犯,文天祥声望大振。

文天祥不仅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是一个政治家。他认为南宋的危机主要在内部而非外部,因此积极要求改革。他批评大宋“守内虚外”的方针,要求加强力量抵御外侮。同时提出革除祖宗专制之法,通言路、集众思谋,发挥中书枢密院作用,主张用人举贤授能,收用君子,起用直言敢谏之士。

常州之役

十月,常州告急,朝廷命文天祥率军保卫平江,又派张全率两千兵增援常州。文天祥从大局出发,派义军重要将领尹玉、朱华、麻士龙率三千人归张全节制,增援常州兵力。但张全卑鄙自私,当三位将领与蒙元苦战时,隔岸观火,坐视不救,在战斗中又乘夜逃跑,陷义军于孤立无援之地,遂使战斗失利。文天祥请斩张全,却遭到丞相陈宜中反对。文天祥对朝中赏罚不明感到十分愤慨和担忧。蒙古铁骑攻破常州、平江后,临安危急。主和、主战两派意见分歧各行其是。江万载、文天祥、张世杰主战,三人联名奏请朝廷背城一战。丞相陈宜中却策划议降,太皇太后也准备“降书称臣”、“乞存境土”、“封为小国”。张世杰对朝廷绝望,转到南方,以图东山。文天祥的救国方略得不到支持,也想离开临安回江西继续抵抗。兵临城下,左丞相留梦炎、右丞相陈宜中先后逃走,朝廷乱成一团。

出使元营

德祐二年1276年1月,蒙古铁骑三路兵马围困临安,城内城外,宋朝将官降的降、逃的逃,全成汉奸。谢太皇太后暗命江万载摄行军中事,父子率义军和殿前禁军保护益、广二王离开危城临安;又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由南宋末期抗元明暗两统帅收拾残局。文天祥见事已至此,不可推辞,答应出使蒙元大营,以便一窥虚实。文天祥以浩然的态度和蒙古交涉,却被蒙古统帅伯颜扣留。太皇太后失去江万载、文天祥后,更无人可以依靠,终于向蒙古投降。

斥责降将

皇帝投降后,降将吕师孟挖苦文天祥:丞相曾经上书请斩叛逆遗孽吕师孟,为什么不杀了我呢?文天祥毫不客气地斥责他:你叔侄都做了降将,没有杀死你们,是本朝失刑。你无耻苟活,有什么面目见人?你们投靠敌人,要杀我很容易,但却成全我当了大宋忠臣,我有什么可害怕的!

听了这话,吕师孟佩服文天祥的气概,并说:“骂得痛快!”

镇江逃脱

文天祥虽然被拘禁,但不甘心失败,又不肯归顺。伯颜没有办法,决定把他送往元大都。船到镇江靠岸,文天祥被囚禁在一户居民家中。他命随从暗中打探敌情,计划逃走,还暗中藏了匕刃,以备必要时自刎。逃走当晚,文天祥的船只被巡船发现,但因巡船追捕时搁浅,而只能看着文天祥一行十二人逃去。

真州被疑

文天祥一行人到达真州[今扬州市西南]后,受到真州军民的热情欢迎。守将苗再成认为,以文天祥丞相身份作号召,江淮合力,不难挽回大局。不料淮东制置使李庭芝中了敌人的反间计,以为文天祥已投降蒙古,到真州来攻城,要苗再成杀掉他。苗再成不忍,但上司的命令又不能置之不理,只好把文天祥暗地送出城外让文天祥出走。

扬州过客

从真州出来,文天祥一行人乘黑夜通过蒙古军队控制的地界到达扬州城下。扬州经过两次大寇灾。城上守军盘查严密,形势紧张。这时,一个卖柴人愿意带他们到江苏高邮去,文天祥决定离开扬州,寻找二王[即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再为南宋效力。

文天祥一行人走到桂公塘(距扬州约十五里的村庄)时,天已大亮。为躲避追杀,他们藏身于几道断墙后面。正要找点食物,忽然听见很多蒙古骑兵巡视而至。文天祥一行人赶紧贴墙根龟缩起来,一动也不敢动。这时,只要有一名士兵探头往里瞧一瞧,他们就会被发现,重做俘虏。而天上突然狂风大作,乌云密布,士兵们急着躲雨,匆匆而过。事后才知道,这队骑兵就是押送他们到大都的那队人,因为在镇江走脱了文天祥,加强了戒备,沿途防范甚严。

从扬州到高邮,文天祥一行十二人一路颠沛流离,饥寒交迫。随从的人只剩下六个。疲惫不堪的文天祥再也走不动了。幸好遇上一群樵夫,见他们是遇难的,就热情相助,拿来一个箩筐,让文天祥坐在里面,由六个人轮流抬着走。他们历尽艰险,才到达高邮。但高邮方面收到李庭芝的文书,严防文天祥攻城。文天祥不敢进城,又向泰州前进。

夜走通州

泰州有船可到通州(南通),但沿路有蒙元大军出没,非常危险。文天祥以孤舟一叶,昼伏夜出,虽多次与对手遭遇,但还是有惊无险地到达通州。他在一首诗中风趣地说:“行客不知身世险,一窗春梦送轻舠。”经过九死一生的磨炼,文天祥已经把艰难险阻视作等闲了。

宦海南归

文天祥在通州听说益王、广王被江万载父子保护经婺州(金华)到达永嘉(温州)建立了元帅府,号召各地义兵勇士继续抗蒙,就决定投奔二王及江万载。德祐二年(1276)闰三月,他扬帆入海,回到南宋统治的地方。他计划在闽、广重举义旗,团结各方义兵,统一部署,复兴南宋。

苦战东南

端宗继位

德祐二年(公元前1276)五月初一,益王在福州登位,改元景炎,是为端宗。广王晋封为卫王。江万载仍按谢道清嘱令暗中摄行军中事,少壮抗元派文天祥担任枢密使兼都督诸路军马。南宋末期抗元明暗两统帅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汇合,南宋形势大为好转。七月,文天祥在南剑州(福建南平)开督府,福建、广东、江西的许多文臣武将、地方名士、勤王军旧部纷纷前来投效,文天祥很快组成了一支督府军,规模、声势比江西勤王军大得多。但是,朝中大臣陈宜中、杨亮节、曾渊子不能同心同德对付敌人,成为抗蒙行动的一大障碍。

景炎元年(1276)10月,暗中摄行军中事的江万载命文天祥出兵汀州(福建长汀),不幸战斗失利。在蒙元的攻击下,南剑州也落入敌手,行都福安(福州)失去屏障。江万载和丞相陈宜中、枢密副使张世杰紧急护送端宗和卫王登舟入海,以避兵锋。福安府随即陷落,南宋从此成为海上的流亡政府。

赣南奏捷

景炎二年1277初,元寇进逼汀州,文天祥退却到广东梅州。经过整顿,五月间又从梅州出发,打响了收复江西的战役。在文天祥的领导下,江西的抗元军事行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各方义军配合督府军作战,分别夺回会昌、雩都、兴国,分宁、武宁、建昌等地。临川、洪州、袁州、瑞州的义兵都来请求督府节制。文天祥统一部署,挥师席卷赣南,占领了大片土地。

兵败被俘

景炎二年八月,蒙古铁骑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文天祥被朝庭外派南剑州开督府时,本来就是陈宜中、杨亮节张世杰排挤的事,为保护南宋朝廷和体恤老师江万里家族满门忠烈,死伤无数的惨况,拒绝了江万载派部分江氏子弟协助其筹组训练督府军的好意,并奏请杨太后及宋端宗下旨让江氏子弟去军择地隐居。因此,文天祥所募督府军由于没有作战经验和严格训练,战斗力不强,在元军铁骑猛烈的冲击下,文臣武将或死或降,文天祥一家只剩下老少三人。虽然文天祥受着国破家亡和妻离子散的巨大打击,但没有动摇其抗元意志。他带兵入粤,在潮州、惠州一带继续抗元。祥兴元年1278年12月20日,南宋抗元统帅文天祥不幸在五坡岭被一支偷袭的蒙古铁骑俘获。他吞下二粒龙脑毒药自杀守节,但药力失效,未能殉国。

崖山决战

在蒙元的猛烈攻势下,南宋流亡政府窜逃到秀山(今广东东莞的虎头山)。南宋抗元大本营暗线统帅——年逾70的江万载为救被台风所刮落海的宋端宗殉国,十一岁的端宗也惊悸成疾,在州(今广东湛江市)病逝。张世杰、陆秀夫江万载次子江钲立八岁的卫王继位,又把行朝迁到新会县南面大海中的山(广东省地图)。祥兴二年(1279)二月初六日,宋军视死如归,对蒙古舰队在海面上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海战,最后张世杰统领的宋军战败,陆秀夫背负幼年皇帝蹈海殉国。

押送大都

崖山战役后,文天祥被俘并押到广州。张弘范对他说:“南宋灭亡,忠孝之事已尽,即使杀身成仁,又有谁把这事写在国史?文丞相如愿转而效元,定会受到重用。”文天祥回答道:国亡不能救,作为臣子,死有余罪,怎能再怀二心?

元朝为了使他投降,决定把他押送至元大都。在押送元大都途中,庐陵人王炎午张贴了数十张《生祭文丞相文》敦促文天祥舍身取义。文天祥一路上服毒,绝食,自谓“惟可死,不可生”。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文天祥在一种求死不得、欲逃又不能的状态下抵达元大都燕京。

囚禁三年

文天祥从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抵达大都。到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1283年1月9日被杀,一共被囚禁三年两个月。在这段期间当中,他曾历经绝食自杀失败,故从那时起他便坦然自处,等待着死刑的来临。元千方百计地对文天祥劝降、逼降、诱降,参与劝降的人物之多、威逼利诱的手段之毒、许诺的条件之优厚、等待的时间之长久,都超过了其它的宋臣。

原本是在元军监视之下宿于旅舍,后来则被监禁于半地下之牢狱,并铐上手铐脚链。不论遭受到如何严酷之对待,文天祥仍旧不屈不挠。文天祥的态度始终如一,有时候手铐脚链会被取下。甚至连忽必烈大汗亲自劝降都未能说服他。从《正气歌》的惊天地泣鬼神可以体现文天祥誓死不屈的精神。文天祥于狱中写下了《正气歌》此处之“正气”,并不单指之于国家的忠诚而已,更是人类所自豪之步向高贵正道的精神。

骨肉难圆

文天祥的妻子欧阳夫人和两个女儿柳娘、环娘被蒙元政府俘虏后送到大都,蒙元政府想利用骨肉亲情软化文天祥。文天祥一共育有二子六女,当时在世的只剩此二女,年龄都是十四岁。文天

祥接到女儿的信,虽然痛断肝肠,但仍然坚定地说:“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事已如此,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又写诗道:“痴儿莫问今生计,还种来生未了因。”表示国既破,家亦不能全,因为骨肉团聚就意味着变节投降。

利诱和亲情都未能使文天祥屈服,元朝统治者又变换手法,用酷刑折磨他。他们给文天祥戴上木枷,关在一间潮湿寒冷的土牢里。牢房空气恶浊,臭秽不堪。文天祥每天吃不饱,睡在高低不平的木板上,又被穷凶极恶的狱卒呼来喝去,过着地狱一般的生活。疾病缠身。由于他坚决不低头,大元丞相孛罗威胁他说:“你要死,偏不让你死,就是要监禁你!”文天祥毫不示弱:“我既不怕死,还怕什么监禁!”在囚禁的孤寂岁月里,他写下了不少感人肺腑的民族主义诗篇。

封官诱降

至元十九年1282年,忽必烈大汗问大臣们:南方和北方的宰相,谁最贤能?

群臣奏称:北人耶律楚材,南人文天祥。

忽必烈下了谕旨,拟授文天祥高官显位。投降元朝的宋臣王积翁等写信告诉文天祥,文天祥回信说:“管仲不死,功名显于天下;天祥不死,遗臭于万年。”王积翁见他如此决断,不敢再劝。

忽必烈又下令优待文天祥,给他上等饭食。文天祥说:我不吃官饭数年了。

忽必烈召见文天祥,当面许他宰相、枢密使等高职,又被他严辞拒绝,并说:但愿一死!

在抗元过程里,文天祥对忠君与爱国二事处理得非常恰当。宋恭帝投降前,他起兵勤王;宋恭帝投降后,他没有跟着投降,而是坚持“君降臣不降”。

后来,文天祥兵败被囚,元朝又利用宋恭帝去劝他投降,他还是不从。在他看来,宋恭帝是君主,不幸而失去国家,值得同情。但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他决不能以忠君的行动去改变他忠于国家的信念。

从容就义

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初九,是文天祥就义的日子。这一天,兵马司监狱内外,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卫兵,戒备森严。上万市民听到文天祥就义的消息,就聚集在街道两旁。从监狱到刑场,文天祥走得神态自若,举止安详。行刑前,文天祥问明了方向,随即向着南方拜了几拜。监斩官问:“丞相有什么话要说?回奏尚可免死。”文天祥不再说话,从容就义,终年四十七岁。

有关文天祥的历史古迹

1.文山城墙

文天祥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开府聚兵期间留下不少事迹,影响最深的是“文山城墙”。 “文山城墙"位于福建南平市延平区城北茫荡山的莲花山,城垣旧址长5000余米、宽4.5米,高3米许,外侧利用天然山脊为陡峭工事,部分地段用石头垒砌而成,更多为夯土所筑,十分壮观。

遗址后经造林、开路,严重受毁,地面大部分已不存在,地下墙基尚存。

文天祥于1276年七月上旬到达南剑州后即着手筹建这一带城墙。因为元军南侵陆路必经城北的官道,因此筑城墙成为当务之急。按理说这么浩大的工程至少需要三、五个月才能完工,但文天祥仅用了几天几夜就把这10里长墙筑成了。修筑工事,夜以继日,远近百姓闻风而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足见当时民众抗元热情之高涨。后来人们传说文丞相抗元气节惊天地泣鬼神,筑墙如有神鬼相助,遂把这段城墙称为“鬼城墙”。

2.江西遗墓

位于江西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骛湖大坑之原。

走进墓园,心里为之一怔: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的石坊,石坊上镌刻着“仁至义尽”四个大字,迈过石拱桥,登上石级神道。神道为47米长,寓意为文天祥走过的不平凡的47年人生路程。神道两旁,翁仲、石兽肃立,青松翠柏成行。文墓的所在,是一座虎形山,从山下仰望墓茔,巍巍然,森森然。文墓的建筑可谓独具匠心:不左不右,方位正北;最上端是墓茔,呈圆形,往下是菱形石梯,再往下是狭长直立的石台阶,整个造型,如一柄利剑,不偏不倚刺入虎口之中。这一切似乎向人们展示文天祥的浩然正气和不屈的性格。

篇13:苏轼的生平事迹简介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生于公元1037年,去世于公元11,北宋眉州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苏轼的文学成就极高,算的是上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他的文学成就,语文课本上那些代表作品,仅仅只展现了他的一部分,还有许多作品并未被人所熟知。他的文学成就到了何种地步呢?这样吧,小编给大家列出几种称号。

诗歌方面,苏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以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之风,为时人所赞扬。

词作方面,开创豪放派诗词,与词人辛弃疾同是豪放派词作的.代表,两人并称“苏辛”。

散文方面,与散文大家欧阳修并列,合称“欧苏”,著述宏富,豪放自如的散文风格,受到历代士子的追捧与学习。“唐宋八大家”,大家都听过吧,这个名称指的是唐宋两代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苏轼位列其一。除了苏轼以外,其他七位分别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苏轼还善书,与黄庭坚、米芾和蔡襄共称“宋四家”。

苏轼自小就表现出了极高的天赋,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宋嘉佑二年与与弟弟苏辙、父亲苏洵同时进士及第,一时成为一方美谈,人说“一门三苏”。

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来母亲病故,因守孝丁忧故里,熙宁二年官复原职。复官之后,因为不赞同王安石的变法,而上书反对,从而受到排挤,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杭州任职期满,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时间一转到了1079年,苏轼因李定等人故意扭曲其词中之意,而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若不是宋太祖赵匡胤曾定过士大夫不杀的国策,苏轼想来难逃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此后心灰意冷,郁郁不发,只每日寄情于山水,寻求心灵上的解脱。在这个时间段里,苏轼作出《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

宋哲宗极为之后,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受到打压,司马光被重启为相,苏轼也复为朝奉郎知登州,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不久连升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

物极必反,正当苏轼仕途一帆风顺之时,因为上书对王安石变法的抨击,而在此受到诬陷。此后苏轼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只能外调,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

公元1093年,新党重新执政,苏轼再遭贬谪,先是被贬到惠州,不久又被贬到儋州。

宋徽宗继位之后,因大赦北还,复任朝奉郎。可惜的是还不待回到京城,便在途经常州时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四岁,御赐谥号“文忠”。

苏轼一生起起落落,经历坎坷,但也许正是因为其丰富的人生经历,才能留下如此多封著作。

东坡肉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

苏轼退房

苏轼居于常州,他花掉了最后一点积蓄,买了一所房子,正准备择日迁入住,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一老妇哭得十分伤心。他问老妇哭什么,老妇说,她有一处房子,相传百年了,被不孝子孙所卖,因此痛心啼哭。细问之下,原来苏轼买的房子,就是老妇所说的祖传老屋。于是苏轼对她说:“妪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苏轼当即焚烧了房契,只是租房子住。

扩展资料:

苏轼主要成就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

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

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

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篇14:金岳霖的生平事迹简介

金岳霖的思想简介

金岳霖先生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融会中国哲学的精神,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中国哲学家。他创建的哲学体系,其中包括本体论和知识论。《论道》一书是他的本体论;《知识论》一书是他的知识论,即通常所说的认识论。他的知识论是以他的本体论为基础的。这个哲学体系,不仅是近代的,而且也是民族的。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金岳霖先生走过的哲学之路及其创建的哲学体系,为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推进和发展中国哲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金岳霖先生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他深入研究了逻辑哲学,并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金先生认为,“各种学问都有它自己的系统”,“既为系统,就不能离开逻辑”。就是说,各门学问要系统化,都必须运用逻辑工具。哲学这个学问也不例外,如果要精确化和系统化,也必须完善和发展逻辑工具。金岳霖先生本人的哲学就以细密的逻辑分析见长,他的著作具有精深分析和严密论证的特色,形成一种独特的严谨学风。

在哲学本体论方面,他提出了“道”、“式”、“能”三个基本哲学范畴,认为个别事物都具有许多殊相,而殊相表现共相。个别事物还具有一种不是殊相和共相的因素,这就是能。那些可以有能但不必有能的“样式”就是可能。由所有可能构成的析取就是式。他认为,能出入于式中的可能是事物的变动生灭乃至整个现实世界的过程和规律,也就是道。

《论道》是金岳霖教授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系统最完备,最富有创造性的本体论专著。书中以道,式,能为基本范畴,采用逻辑学书写形式,每一条都是一个逻辑命题,通过纯逻辑的推演建构出独特的本体论。这本书的问世使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方法论上的革命,在重感悟而轻逻辑的中国文化圈中有划时代的意义。本书充分体现了金岳霖中西合璧的著述风格,他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最高概念“道”将“式”、“能”统括起来,成为他的哲学的“最上的概念”,“最高的境界”。书中大量采用无极、太极、理、势、体、用、几、数等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并有意使用很多中国传统哲学命题,但赋予新解。

在认识论方面,金岳霖肯定有独立于认识主体的本然世界。在其中,一方面有个别事物的变动生灭,另一方面有普遍共相的关联。认识主体通过他的认识活动就可获得许多关于本然世界的意念、概念、意思和命题。认识主体同时又应用他已获得的意念、概念、意思与命题去规范和指导他对本然世界的认识。金岳霖认为,认识有一发展过程,但本然世界是可以认识的。

金岳霖曾经说过:知识论是甚么似乎是一非常之容易回答的问题,它是以知识为对象而作理论的陈述底学问。它是学问,它有对象,有某某套的问题,对于每一套的问题,历来研究这门学问的人也有某某套的答案,而这些答案底综合成一理论的系统。它与别的学问底分别下节即提出讨论。知识论既以知识为对象,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知识究竟是甚么。可是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现在无从答复,知识论之所以仍称“论”者也许是因为对于这一问题底答案即整部的知识论。

金岳霖的发展逻辑

徐志摩这样描述他那个研究逻辑的朋友金岳霖:“金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金岳霖主讲逻辑学,有学生感到这门学问十分枯燥,便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要搞逻辑?金教授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听这门课如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个人。其中一个叫王浩碟却是例外,颇能懂得个中奥妙。金岳霖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接下来的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王浩后来赴美留学,成为国际一流的逻辑学家。作为金岳霖最得意的学生,他感叹,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3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年底以前。

王浩写过一篇《金岳霖先生的道路》,他认为:“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这两种理想在今天都值得推荐,值得追求。但我不以为一个人可以同时追求这样一对难于兼得的理想。

“1949年以后的理想,可以说是以哲学作为一项思想上的武器,为当前国家的需要直接服务。1949年以前的理想则是以哲学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来研究,逐渐扩展后来者的眼界,改进他们的精神生活。

“为接近这两个理想所需要的能力和准备都很不一样,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

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访英。王浩当时正任教于牛津大学,便安排老师在牛津哲学教师会作了一个不长的报告。金岳霖谈到,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研究的学院哲学,转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据王浩回忆,当时听讲的大部分教师觉得像这样的论证太简单了一些,“可是因为金先生的英式英语特别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师大多数对他很尊敬”。

1922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他第一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独镰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后来,这个“哲学动物”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自己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

研究者称,金岳霖的转变,乃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

王浩不曾面临这样的选择。在他的记忆中,1939年到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他享受到生活贫苦而精神食粮丰盛的乐趣,因为与金先生有着“共同的兴趣”和“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他觉得心情愉快。

当年的经历,使王浩衷心希望:愈来愈多的中国青年可以有机会享受这样一种清淡的幸福!

金岳霖的学术思想

一般人往往把哲学家视之为“好高骛远”、“不近人情”或者“奇怪的”人,因而难免对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对金岳霖来说,他的确“好高骛远”。他神驰“云端”,漫游在无限的“真际”之中,不着有限的“边界”。但他却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脚踏“实地”,生活在“有形”的世界中。他对生活有着特别的感受力,过着一种比常人甚至还要“具体”的生活。云南的“斗鸡”与他共餐,北京的大“蛐蛐”伴他入梦;他与童稚无邪的小孩在一起玩得乐不可支,“各路好汉”都是他家“星六聚会”的座上客。他的幽默,令四座击掌称妙;其“忘我”境界,更使人传为旷达。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金岳霖的一切,也许可以说是:地上生活浪漫情,云端分析理性魂。

金岳霖的著述要目

1.专著

1.《逻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35年,商务印书馆,1936年,1937年第2版;三联书店,1961年,1982年重印。

2.《论道》,商务印书馆,1940年,1985年重印。

3.《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

4.《罗素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2.论文

1.《唯物哲学与科学》,1926年6月发表于《晨报·副刊》第57期。

2.《自由意志与因果关系的关系》,1926年8月发表于《晨报·副刊》第59期。

3.《说变》,1926年10月发表于《晨报·副刊》第61期。

4.Prolegomena,1927年4月、6月发表于《哲学评论》1卷1-2期。

5.《论自相矛盾》,1927年8月发表于《哲学评论》1卷3期。

6.《同·等与经验》,1927年11月发表于《哲学评论》1卷5期。7.《休谟知识论的批评(限于Treatise中的知识论)》,1928年8月发表于《哲学评论》2卷3期。

8.《外在关系(External Relation)》,1928年12月发表于《哲学评论》2卷3期。

9.《知觉现象》,1930年3月发表于《哲学评论》3卷2期。

10.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1930年8月发表于《清华学报》6卷1期。

11.《A.E.I.O的直接推论》,1930年8月发表于《哲学评论》3卷3期。

12.《论事实》,1931年7月发表于《哲学评论》4卷1期。

13.《思想律与自相矛盾》,1932年1月发表于《清华学报》7卷1期。

14.《释必然》,1933年6月发表于《清华学报》8卷2期。

15.《彼此不相融的逻辑系统与概念实用主义》,1933年10月5日发表于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

16.《范围的逻辑》,1933年11月发表于《哲学评论》5卷2期。

17.Note on Alternative Systems of Logic,1934年发表于The Monist44卷。

18.《不相融的逻辑系统》,1934年4月发表于《清华学报》9卷2期。

1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载《中国哲学史·附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9月。

20.《关于真假的一个意见》,1935年3月发表于《哲学评论》6卷1期。

21.《论手术论》,1936年1月发表于《清华学报》11卷1期。

22.《道,式,能》,1936年9月发表于《哲学评论》7卷1期。

23.《可能底现实》,1936年12月发表于《哲学评论》7卷2期。

24.《现实底个体化》(部分),1937年3月发表于《哲学评论》7卷3期。

25.《现实底个体化》(摘要),1937年3月发表于《哲学评论》7卷3期。

26.Truth in True Novel,1937年发表于T’ien Hsia Monthly 4卷4期。

27.On Political Thought,1939年发表于T’ien Hsia Monthly 4卷4期。

28.The Principles of Induction and Apriori,1940年发表于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37卷7期。

29.《论不同的逻辑》,1941年4月发表于《清华学报》13卷1期。

30.《势至原则》,1943年5月发表于《哲学评论》8卷1期。

31.《归纳总则与将来》,1943年7月发表于《哲学评论》8卷2期。

32.《自然》,1943年11月发表于《哲学评论》8卷4期。

33.《思想》,1944年5月、7月发表于《哲学评论》9卷1-2期。

34.Chinese Philosophy,发表于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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