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合同纠纷代理词（精选11篇）由网友“听八卦的小耳朵”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整理过的保证合同纠纷代理词，欢迎阅读分享。
篇1：保证合同纠纷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受重庆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下称原告或某汽车销售公司)的委托，担任该公司诉重庆某汽车运输有限公司(下称被告或运输某公司)汽车消费借款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的代理人，通过详细了解案情，分析证据和查阅相关法律法规，现就该案发表以下代理意见，供合议庭审理参考：
一、本案案由应定为保证合同纠纷
本案中，被告某公司为拓展挂靠业务而找到购车人，购车人到某汽车销售公司购车后挂靠在某运输公司，应付车款由某公司集中起来统一分期交给某汽车销售公司，再由某汽车销售公司付给银行，并且某公司为所有挂靠在其名下而从某汽车销售公司购车的购车人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本案原告某汽车销售公司是依据双方于10月19日签定的《协议》而起诉某公司，该无名《协议》从内容上不难看出实际上是一份保证合同，因此本案定性为保证合同纠纷为妥。
二、根据现行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连带担保责任中债权人有通过起诉债务人和担保人，或者单独起诉保证人实现自己诉权的选择权。本案仅列某公司为被告符合法律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6条的规定，“连带责任保证的债权人可以将债务人或者保证人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将债务人和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该条款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以及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连带责任保证也有两种基本方式即《担保法》第18条规定的约定连带责任保证以及第19条规定的推定连带责任保证。
由此可见，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责任不是一般保证的补充责任，即保证人无先诉抗辩权，债务人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自主选择由债务人来履行债务还是由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无论选择谁，债务人或保证人都无权拒绝。
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3条对保证合同纠纷发生时被告的确定根据不同的情况做了详细的规定，该条款规定“因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债权人向保证人和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除保证合同明确约定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外，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被保证人的，可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换而言之，在连带责任保证纠纷中，如债权人对保证人和债务人均提起诉讼，则应将保证人和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如债权人仅起诉债务人而放弃对保证人的诉权，则仅将债务人作为被告;如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且保证人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只将保证人列为被告。
本案中，某汽车销售公司与某运输公司《协议》第四条明确约定了某公司的连带责任也适用《中国银行个人汽车消费借款合同》等的规定，该系列文件中均明确规定了某运输公司为连带责任保证。因此，原告仅起诉被告某运输公司是合法的，法院应只将保证人某运输公司列为被告，而无须追加购车人进入诉讼程序，增加讼累。
三、本案中原告的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并且形成了新的保证合同
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时效中断的，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原告对被告的欠款多次催还，并且12月5日，双方对帐认可了欠款数额，诉讼时效中断，重新开始计算。截止原告起诉时，甚至今天，都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应当如何认定保证人在保证期间届满后又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问题的批复》(法释 [] 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的规定，保证期间届满债权人未依法向保证人主张保证责任的，保证责任消灭。保证责任消灭后，债权人书面通知保证人要求承担保证责任或者清偿债务，保证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的，人民法院不得认定保证人继续承担保证责任。但是，该催款通知书内容符合《合同法》和《担保法》有关担保合同成立的规定，并经保证人签字认可，能够认定成立新的保证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证人按照新保证合同承担责任。”之规定，本案被告与原告对帐确认欠款数额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新的保证合同，应当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四、本案欠款数额的确认应以诉讼请求为准
通过对账，总欠款数额为12.18元，利息9321.27元(计至7月17日)。至于8865元保险赔款有争议，但某运输公司无法出具相关证据，因此原告认为，法院应该支持原告请求。至于405#、411#已还牌照，所谓欠款无法追回，这是某运输公司内部管理的范围，不能对抗原告的债权和其连带保证责任，因此，该11375.48元也不能扣除。
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法院依法判决，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维护法制社会秩序和法律的尊严。
此致
重庆市XXX区人民法院
重庆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 李国意
二00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篇2：保证合同纠纷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员：
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姚旭伟的委托，指派何高峰律师、周军渠实习律师担任宣XX诉姚XX民间借贷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一审的诉讼代理人。现根据庭审质证和认证的证据及相关的法律规定，围绕法庭归纳的争议焦点，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原告作为出借人没有履行款项的出借义务，被告作为保证人无需承担保证责任
1、本案讼争款项的实际所有权人是楼XX，而非原告宣哲琼;原告并没有按《借条》约定以现金方式出借30万元给主债务人陈XX。
本案中，虽原、被告及主债务人陈XX于12月11日签订了《借条》。《借条》约定：原告作为出借人向主债务人陈XX出借人民币30万元，并以现金方式支付。这是本案的一个基本事实。但从庭审调查及原告的陈述可以证明，原告没有依约以现金方式出借给债务人陈XX款项，即原告并没有履行《借条》约定的以现金方式出借30万元款项的出借义务，故《借条》作为民间借贷合同并没有得到实际履行。
相反，依照原告提供的证据及双方在庭审中的陈述，可以确定的一个客观事实是：月11日案外人楼XX通过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以转帐的形式，向案外人(主债务人)划入现金30万元人民币。
关于案外人楼XX划款的性质问题，虽依据主债务人陈云义在法院的询问笔录陈述，其认为该款项属借款。但由于原告拒不同意陈XX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活动，陈XX无法就该笔款项的性质在庭审时作出相应的解释和说明，无法就其所作的解释和说明提供证据和接受原、被告的质询;又，案外人楼XX又未能出庭作证。故就通过浙江省农村信用社(合作银行)以转帐的形式划转的30万元款项，由于转出户和转入户均未出庭，且均非本案的诉讼主体，该款项的性质、用途无从考证，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认定事实的依据。即该证据不能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使用。
打个比方，该款项非唯一指向系案外人之间的借款，即不能排除系案外人楼XX和陈XX之间的正常货物买卖款项或其它合同性质的款项!
2、本案的两个主要证据---《借条》和《银行划转票据》系两个独立的合同，双方之间互相独立，并不重叠。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十条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合同的形式可以是多种的，包括书面形式和其它形式，而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合同书、数据电文等可以有形表现出来所载内容的形式。本案中即存在两份合同，一份是《借条》，以合同书形式签订确认;一份是银行的划转票据，以客户回单联的形式确定。
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无论是借款合同或是其它民事合同，均遵循合同相对性原则。本案中，《借条》的合同主体是原告、陈XX与被告，它们之间是借款担保合同关系;而《银行票据》的合同主体是案外人楼XX和陈XX，它们之间的合同关系尚不能确定。由于两份合同关系、合同主体均不一致，两者之间互相独立、并不重叠。
退一步讲，如果按原告的说法，银行票据系《借条》的履行方式，那么如何解释票据中转出户名的不一致呢?如何解释借款方式从现金方式变更为银行划转的不一致呢?
再退一步讲，如果按原告的角落解释，该款项系原告通过或委托楼XX的帐户来履行出借义务。那么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借款的主体就变更成了楼XX而非原告了，即原告委托(或通过)楼XX出借30万元给案外人陈云义，那么本案的合同性质是委托贷款合同，而非借款合同。其主体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定委托贷款协议纠纷诉讼主体资格的批复》，而且由于合同性质从借款协议变更成委托代款协议，被告作为保证人自然不再承担原借款协议中的保证人责任。
另外，通过或委托案外人履行借款义务其合同主体的确定，到目前为止的法律依据只有是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认为原告即是借款主体没有法律支持。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被告对原告主体资格提出异议，并提供证据足以证明债权凭证的持有人并非债权人或债权受让人的，可以驳回起诉。本案有充足证据证明款项并非原告所有和原告出借，故依法应驳回原告的起诉。
3、案外人楼XX对于其银行卡及卡内的款项享有完全所有权，不存在由原告代持或原告委托楼金亚代持的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65条规定：私人合法的储蓄、投资及其收益受法律保护;《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28条规定：个人申领银行卡(储值卡除外)，应当向发卡银行提供公安部门规定的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经发卡银行审查合格后，为其开立记名账户;凡在中国境内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存款账户的单位，应当凭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申领单位卡;银行卡及其账户只限经发卡银行批准的持卡人本人使用，不得出租和转借;《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第2点规定：严格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民间个人借贷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遵循自愿互助、诚实信用的原则。民间个人借贷中，出借人的资金必须是属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货币资金，禁止吸收他人资金转手放款。
通过上述法律，清晰地指出持卡人的定义以及持卡人对卡及卡内款项所有权的确定。且不说该款项与原告之间的关系，即使按原告的说法该款项系原告通过楼XX卡内转款，其行为亦是原告与楼XX之间的关系，与被告无关。
综合以上，代理人认为从本案可以确定的两个基本法律事实：案外人楼XX在其帐内划转30万元给案外人主债务人陈XX;原告与案外人主债务人陈云义、被告签订了借款合同约定以现金方式出借30万元。而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两者之间不存在关联，而原告未能提供有效的两者之间存在关联且存在重叠的证据。又，原告拒绝案外人陈XX出庭，也没有在规定时限内要求案外人楼XX出庭，故其应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故此，代理人认为：原告与主债务人陈XX之间借贷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本案被告不承担保证责任。
二、本案中原告与债务人恶意串通，损害保证人利益，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
1、本案中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故意在利息及利息支付方式上对保证人予以隐瞒，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名义利息与实际利息相差4倍，而利息支付方式是在借款款项中直接划扣。
在法庭调查阶段，贵院出示了对本案主债务人陈云义所作的两次谈话笔录。在该两次谈话笔录中，主债务人陈XX均陈述当陈XX得到从案外人楼XX账户的款项后，立即取出0万元，将其中的18000元作为利息交予原告，原告没有出具收据。
《借款协议》约定的利息为月息1.5%，基本符合保证人所在地当时的融资利息;《借款协议》约定的利息支付方式为到期本息，也是符合一般的民间借贷惯例。但从谈话笔录中反映，原告与主债务人之间的实际借款利息高达月息6%，则远远超出，远远超出了保证人所在地当时的融资成本，是银行贷款利率的近12倍!而且利息的支付方式，竟又是在出借款项中直接予以扣除!
国务院于1981年5月8日就颁布《国务院批转中国农业银行关于农村借贷问题的报告的通知》，明确规定“必须严格区别个人之间的正常借贷与农村高利贷活动。” 民间借贷是属于互助性质的行为，其利息一般不高;而高利贷的放贷则是利息畸高，远超出银行利息四倍。高利贷作为旧社会的产物一直受政策打击被人民诟骂，如果被告知道原告与主债务人之间的利息是月息6%，是绝对不会提供保证担保的。而通过《谈话笔录》，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月息6%是主合同双方当事人事先约定，为欺骗保证人故意在借条中写明为月息1.5%,但在交付借款中主合同当事人又心照不宣地履行的月息6%的约定,且在交付出借款项时即一次性予以扣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30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9条规定，即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2、本案中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在实际款项需要人上对保证人予以隐瞒，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
同样是在贵院出示的对本案主债务人陈XX所作的两次谈话事迹髡袢顺耎X均陈述款项的实际需要人并非主债务人陈XX而系他人，即陈XX系代他人向原告借款，而原告对此显然也是知情的。然而这些，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却故意对保证人予以隐瞒，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对此，依据前款论述，保证人依法亦不应承担责任。
三、本案原告存在擅自修改借条，其行为性质恶劣并进而影响其陈述的真实性
本案的主要证据《借条》，原告存在故意修改的情况。原告故意在《借条》第7行空格上15%和600字样，以图要求增加主债务人和担保人的责任。但这些事后添加痕迹明显，这充分反映了原告的非诚信和谎骗的事实。
首先，从《借条》文意理解，原告填写15%空格内应填写原告的名字，即借款人和担保人共同赔偿原告损失费，而不是借款人和担保人共同赔偿15%损失费;
其次，损失费每天600元的计算，是从主合同双方当事人事先隐瞒保证人约定的月息6%计算得出的，即每天的利息为：30万*6%/30 = 600元;
另外，该原告故意填写也为原告解释不清的诉讼请求所印证。原告的诉讼请求，在审判员的三次要求释明下，仍不能解释清楚，最后竟提出按每天450元计算利息。于此，也可以反映出原告故意填写及与真实情况的相悖性。
最后，该故意修改填写也为贵院向主债务人所作的两份笔录加以印证。在该两份笔录中，主债务人陈云义均陈述该第7行原先为空白，系原告事后添加。
四、本案原告所举证据不能充分证明原告主张，应承担相应举证不能责任。
原告向法庭所提供的主要证据---《借条》及《银行划转单》，在前节已有论述，故不再复述。代理人认为两者系互相独立，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不能证明原告已履行出借款项的事实。
原告向法庭提供另一组证据是楼XX的身份证明、与原告之间母女关系以及楼XX的证人证言。代理人认为上述证据虽能证明原告与案外人楼XX之间的身份关系，但恰恰证明原告与案外人楼XX之间的人格独立，即原告不能代表楼XX，楼XX与陈XX之间的关系是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楼XX的证人证言，由于原告未申请证人出庭，无从考证其真实性和合法性。从另一层面，原告明知楼XX对于本案调查事实的重要性，却未在法律规定时限内申请出庭，其目的亦让人怀疑?
原告向法庭提供的另一组证据是所谓的银行证明和银行卡。对此代理人认为这些证据显然不能作为本案的有效证据使用，尤其是银行证明。所谓的银行证明，没有单位公章和单位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的签字;而银行卡，则只能证明款项系该卡划转，而卡的评估为案外人楼XX。
特别提请法庭注意的是，被告多次向法院申请追加主债务人陈XX为本案被告，法院亦多次向原告释明，希望通过追加被告的方式来查明本案事实情况，但原告一直拒不同意追加主债务人为本案被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以及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代理人认为主债务人在法院里的调查笔录内容，应该作为本案的事实加以认定，且代理人有合理理由怀疑，在本案中存在原告与主债务人恶意串通，在违背保证人真实意思的情况下促使保证人做出保证的情形。
综上所述，代理人认为：原告并未履行借款合同中的出借义务，且存在着原告与主债务人恶意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的行为，故作为保证人的被告依法不承担保证责任;原告诉请无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所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诉讼主张和诉讼目的。故请求法庭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之上，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以上代理意见，请法庭重视并予以采纳。
浙江秦国光律师事务所
何高峰、周军渠
二0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篇3：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代理词
审判长：
湖北施南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恩施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保险公司”)的委托，担任田浩诉阳光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的代理人，根据相关证据材料、庭审，结合本案的争议焦点，现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阳光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冉思荣签订的《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条款》真实有效，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按照该条款内容确定赔偿责任。
在本案质证过程中，原告田浩并未对《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条款》真实性、关联性提出异议。该条款第七条约定“下列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三)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四)应当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的损失和费用”，原告的损失属于阳光保险公司免责范围，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原告认为合同第七条第三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诉讼费用应当由败诉方承担，该条款属于无效条款，此观点明显错误，根据《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该规定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双方的约定审理。
本案争议焦点是该条款第七条第四款的法律效力。原告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认为该条款属于附生效条件的条款，所附条件没有成就，合同条款无效。同时原告也认为该条款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应当直接认定为无效条款。这属于两种不同的观点，产生该两种观点的法律事实不同，所依据的法律条款也不同，两种观点相互矛盾，不能同时成立。被告阳光保险公司认为，该条款没有附任何生效条件，也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属于合法、有效条款。该条款并没有以第三者车辆(对方车辆)是否购买交通事故强制保险为标准确定
是否免责，该条款直接约定应当由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的损失和费用阳光保险公司免责，不存在条件是否成就的问题。根据法律规定，承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偿的主体包括了承包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和投保义务人，若投保了交强险则应由保险公司承担，若未投保则由投保义务人承担。
该条款第七条第四款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本案属于保险合同纠纷，在本案的法律适用上，适用《合同法》的同时，更多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法律并未规定保险公司制定的格式条款中不能存在免责条款，相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免责条款是保险合同应当具有的条款之一，不能以偏概全地认为“只要是免责条款就根据《合同法》第四十条认定为无效条款”，格式条款提供方履行了免责条款的提示义务和明确告知义务后，条款的内容产生法律效力，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否则，何来免责条款一说?
二、田浩并未向人民法院提交其与被保险人冉思荣的法律关系，田浩诉讼主体资格存疑。根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条款》约定，保险理赔的主体必须是被保险人或者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
三、根据原告提交的医院费用清单，原告的住院时间应当认定为三天。
四、免责范围外的损失，阳光保险公司按照合同予以赔偿。
代理人：湖北施南律师事务所
律师： 贺信 邱兵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三日
篇4：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
本律师作为三原告的诉讼代理人，争对本案激活条款约定免责是否有效、保险卡是否已经激活以发表如下代理意见，请法庭在合议时能予以考虑：
一、单论激活条款约定，该约定属于保险人免责条款，未明确告知投保人未激活的后果，该格式条款加重投保人责任、免除保险人责任，激活条款约定免责无效。
激活条款表面为生效条款，实为未激活被告某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人未对该未激活条款免责向投保人做出明确说明，在庭审中被告某财产保险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也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保险卡未激活就可以免除赔偿责任。因此，该激活条款约定免责无效。
二、经过法庭审理，通过被告某保险代理公司佐证与被告某保险公司事后医院查勘的事实可以确认保险卡已经激活。
1、被告某保险代理公司确认保险卡已经激活并登记到其手工台账。其手工台账登记了投保人保险卡的密码、姓名、身份照号码、电子保单号及生效日期，生效日期写明4月21日。相反，如未激活的，
仅登记姓名及身份证号。
2、意外事故发生后，被告某公司工作人员到宁乡县人民医院看望了投保人，并做查勘，告知原告收集理赔资料交被告某保险代理公司进行理赔。这也足以说明保险卡已经激活，未激活系统中不会有投保人投保信息，被告某公司在没有任何投保人信息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到医院查勘，更不可能让原告收集理赔资料理赔。上述事实宁乡县双燕村村民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及被告某公司出具的《关于投保人理赔案件的事由说明》第2点、第3点及第5点可以印证。
综上，原告认为，本案所涉保险卡已经激活，被告某保险公司应当履行赔偿义务。即使未激活，被告某保险公司并未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激活免责的条款，属于无效条款。保险公司收取保险费，保险卡交付投保人，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被告某公司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为保障投保人合法权益，以上意见望法庭采纳。
代理律师：刘朋辉
湖南华湘律师事务所 二O一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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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合同纠纷诉讼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员：
四川英特信联合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成都溢阳茶壶餐饮娱乐有限公司、雷云友、王仕春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参与诉讼的代理人。接受案件后，我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取证，现经开庭调查，根据查明的事实，结合相关证据和法律，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物业服务合同均属无效。《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第2款明确规定，前期物业服务应当通过招标的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而本案的前期物业服务公司不是通过招标的方式选聘，故违背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溢阳绿城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的签订也严重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十六条和《物业管理条例》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等法律、行政法规之强制性规定，即业主委员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没有经过半人数且占过半面积的业主表决同意，因此，该合同也属于无效合同，对业主及物业使用人没有法律约束力，原告没有起诉的合同依据，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二、原告从未向被告履行过物业服务义务，无权主张物业服务费。事实上，本案原告从来没有向被告履行过诸如房屋维修、养护，水、电、气设备维修、保养，绿地、花木种植养护管理，垃圾清理，安全监控、巡视、门岗执勤，代缴水、电、气、宽带、垃圾清运费用等物业服务义务，并且，原告也没有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其曾向被告履行过诸如前述的物业服务义务，被告所举的诸如保洁记录等资料，不具有客观性和关联性，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履行了物业服务义务。相反，被告所在的附56-57号商铺，早在建房过程中就已单门独户、大门朝外(有公证处保全的现场录像光碟内容为证)，自行直接独立向相关部门申请了专用的水、电、气、宽带等配套设施，并直接向相关部门缴费(有缴费发票为证)，而且，被告就56-57号商铺聘请了专门的保安人员、物业管理人员、物业维护人员、保洁人员对商铺外围进行服务，有相关证人的书面证词和出庭作证、相关人员的劳动合同、工资表等为证。因此，原告没有向被告提供物业服务，却主张物业服务费用于法无据，应予驳回。
三、诉讼时效已过。假如(仅仅是一种假设)，被告与原告存在真实有效的物业服务合同关系，那9月以前的物业服务费也超过诉讼时效，依法应予以驳回，因为合同约定费用每季付，即每季度的费用为一笔债务，按照司法解释之规定，各笔债务应分别计算诉讼时效，而07年9月以前各季度的各笔费用均超过了诉讼时效。
四、滞纳金违法属无效。关于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滞纳金，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滞纳金属于行政法领域的法律概念，它是特指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不履行特定行政法律义务而实行的一种行政执行罚，它不能适用于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而且合同法关于违约责任形式的规定里面，根本就没有滞纳金这种违约责任形式，合同法也没有授权当事人可以约定任意的违约责任形式。因此，本案合同里约定的滞纳金违背国家法律规定，应属无效，滞纳金也应被依法驳回。
篇6：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代理词
一、诉讼请求：
1、依法判决被告承担原告车损费、施救费共计732920元及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计算，从应当理赔之日3月23日起至付款之日止);
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事实及理由如下：
201月13日，原告为其所有的沪***号小型轿车向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购买了保险，双方协商确定按照新车购置价176万元，购买了包括机动车损失保险、不计免赔特约条款等在内的保险。保险期限自年1月14日零时起至1月13日二十四时止。
2014年2月20日15时许，原告驾驶被保险车辆沿沛县龙河公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安国七堡村附近时，因躲避行人与路边树木发生碰撞后驶入路边河中，造成全车损坏。交警和保险公司均派人到现场查勘，并对事故予以确认。
2014年3月12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车辆损失确认单，被保险车辆被认定为全损，定损金额为830720元，残值作价金额为10万元;后残值于2014年3月18日由被告拍卖，所得10万元由原告取得。另外事故发生时原告先行垫付了施救费2200元，应由被告支付。综上，被告应在2014年3月22日前向原告支付车辆损失赔偿款共计732920元。然而被告至今尚未履行保险合同约定的赔偿义务，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维护我方合法权益。
法庭调查，原告举证
证据一：保险单
1证明原告向被告投保了机动车损失保险和不计免赔率险。
2证明原被告双方协商确定新车购置价为176万，并以此确定了保险金额。 3证明保险车辆的初次登记时间为10月17日，即被保险车辆的新车购置时间。
4证明保险期间为自2014年1月14日零时起至201月13日二十四时止。
证据二：车损险保险合同范本
1根据第四条约定，原告驾驶保险车辆因坠落导致车辆损失的，保险公司应承担保险责任。
2根据第十条约定，保险金额由原被告双方根据投保时被保险车辆的新车购置价确定为176万元。
3根据第二十四条约定，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后，经被告检验，认定车辆全损，并确定损失金额为830720元。
4根据第二十五条约定，被保险车辆遭受损失后的残值部分已有被告拍卖处理，拍卖所得10万元由原告取得。
5根据二十七条约定，被保险车辆的折旧金额为：1760000*0.6%*88=929280元;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为830720元，与被告定损金额一致。
证据三：沛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出具的沛公交认字[2014]第213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证明被保险车辆发生事故的真实性以及事故的时间、地点、过程。
证据四：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保险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 证明被告对被保险车辆认定为全损，并确定损失金额为830720元。
证据五：机动车转让协议
证明被保险车辆残值部分已经处理完毕。
证据六：施救费发票
证明施救被保险车辆时原告支付2200元施救费。
被告答辩情形：
注：法庭辩论主体思路为被告是否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证明保险单、保险合同条款和定损合同无效，否则应认定保险合同真实有效，双方应予以履行;是否能证明事故不属实;是否能证明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情形一：投保人投保时未如实告知投保车辆的二手车交易价格，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投保人存在欺诈，要求撤销已经签订的定损合同。
法律依据：《保险法》第十六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
我方辩论：1保单上明确载明投保车辆的初次登记日期为“月17日”，因此被告在保险合同签订时就应当知道投保车辆系二手车，但未询问二手车的交易价格，我方无告知义务，更不存在欺诈。
2投保车辆的交易价格与保险合同无关，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车损险合同是按照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确定保险价值的不定值合同，而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与其交易价格无必然联系，即使是通过无偿赠与的形式获得保险标的的所有权，也不影响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
情形二：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超过部分无效。保单上的保险金额为176万元，而投保车辆的实际价值即其购买价格为26万元，因此保险金额远远高出保险价值，超过部分无效，只同意在26万的保险金额范围内理赔。
法律依据：《保险法》第五十五条：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并在合同中载明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约定的保险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
投保人和保险人未约定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的，保险标的发生损失时，以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为赔偿计算标准。
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应当退还相应的保险费。
我方辩论：对方主张以投保车辆的购入价格作为保险价值，既无合同约定也无法律依据。实际上在投保时当事人是以新车购置价来确定保险金额的，即双方协商确定新车购置价为176万元，并以此确定车辆损失保险的保险金额也为176万元。这样的确定方式符合保险条款第10条的规定，应当成为赔偿处理的依据。
情形三：对交通事故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在保险公司对事故现场进行勘察时，原告身上并无水迹，与原告所称车辆在其驾驶下入水的情形不符，因此本次交通事故的真实性存在疑点。
我方辩论：因为事发时为冬季，原告在驾车落水后涉水上岸衣服已经湿透，冰冷难耐遂去附近的集市购买新衣换上，因此身上才会没有水迹。
对于此次交通事故有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被告无确切证据的应以此为准。
情形四：保险车辆损失不在保险责任范围内。保险车辆是在撞击后驶入河中导致车辆损失的，根本损失原因是落水。而落水并不在保险合同第五条保险责任的范围内，因此不予理赔。
合同依据：《保险合同》第四条：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法驾驶人在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中，因下列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损失，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 碰撞、倾覆、坠落;
(二) 火灾、爆炸、自燃;
(三) 外界物体坠落、倒塌;
(四) 暴风、龙卷风;
(五) 雷击、雹灾、暴雨、洪水、海啸;
(六) 地陷、冰陷、崖崩、雪崩、泥石流、滑坡;
篇7：保险合同纠纷代理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接受本案原告 有限公司的委托，依法担任其与被告 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的代理人。经过开庭前的调查、庭审质证和辩论，本案的基本事实已清楚。下面，根据本案事实和所涉的法律问题，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供法庭参考。
下面，针对被告代理人的答辩，本代理人发表如下意见：
一、被告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已知投保车辆未年检，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原告投保车辆，其车牌号后三位为390，按照广东省以前的机动车年审规定，是以车牌尾数对应的月份为准，如本案车辆号牌尾数为0，因此应在10月年审，委托人也一直误以为其车辆年审时间为每年10月，而不知道广东省在下半年已改变了年审办法，均以行驶证登记日期为准，因此委托人实际应在5月底前年审，但由于其误解，而导致出险时车辆未年审。本案所涉车辆的行驶证在5月底没有年审，就应该过期，原告在投保车辆时间是6月29日，被告核对对车辆行驶证等证件原件及之后接受原告交付的车辆行驶证等复印件资料时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可见被告在签订合同时已经了解该车行驶证没有年检这一事实，且被告签发保单，视为同意承保，投保人已经就该保险合同已经缴纳保险费。根据《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可见，保险上的告知义务中我国实行的是询问告知，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是在理解清楚投保人告知事项的基础上决定的，如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已知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告知事项不实而仍然与之订立保险合同，却在出险时又以此为由不承担责任，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故此，行驶证未年审，如果保险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已经了解这些事实，在车辆发生事故时，保险公司不能以免责条款为由解除合同，或者推卸保险责任。
二、被告拒付保险金的行为违背保险的职能。
保险的其本职能是分散风险和补偿损失，保险作为人类应付自然灾害和意外风险的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分散风险。保险组织通过向投保人上收取保险费，建立保险基金，当被保险人遭受损失时，用保险基金进行补偿。这实际上就是用广大投保人的钱来补偿一部分被保险人的损失，或者说将一部分人面临的危险分摊给广大投保人，通过保险补偿，被保险人能够用获得的保险金重新购置财产，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经营，提高了人们对危险的承受能力。被告不付保险金的行为，从根本上违背了保险的职能要求。
三、根据保险法理论，车辆未经年检不予理赔的免责条款本身就违反了保险的有关原则，属于恶意的免责条款。
保险公司在保险条款中设立车辆未经年检、无行驶证、无号牌、检验不合格则不予赔等的免责条款，从条款的表面用意来看，主要是为了杜绝无证驾驶、无牌驾驶、驾驶不合格的机动车辆。但是，从条款的深层目的来看，保险公司之所以将这些的情形列为免责条款，乃是因为在这些情形下，驾驶机动车的危险将比正常驾驶的危险增加，出险几率较高，因此将其列为免责条款。
但是，机动车未经年检，危险是否一定增加？凡是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得出结论：未经年检的车辆不一定不合格。比如，刚买一年的新车没有年检，其不合格的几率很小。而本案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情况，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粤B28390车经过鉴定，证实在发生交通事故时各项汽车性能均在合格范围内，既然车辆检验合格，那么，车辆出险的危险并没有增加，从而保险公司就不应以此拒赔。而保险公司将“车辆未经年检”混迹于“无行驶证”、“无号牌”、“检验不合格”等情形之中，实有“浑水免责”之嫌。
而且，还需要强调的保险法原理是，在免责事由与事故结果之间，必须存在近因关系。近因原则不仅体现在被保险人索赔时需要主张原因与事故之间存在近因关系，还体现在保险人主张免责时，必须证明免责条款中的内容必须与事故之间具有近因关系。就本案来说，保险公司如欲以车辆未经年检的免责条款拒赔，必须证明车辆未经年检是造成保险事故的近因，否则不能拒赔。而恰恰在这点上，由于本案交通事故的原因是驾驶员本身，这与车辆未经年检的免责条款风马牛不相及，保险公司也没有举证证明事故发生与车辆未经检验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保险公司也是无由拒赔。
四、被告提供的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作出不利提供格式条款的被告的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假设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中责任免责条款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未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或检验未通过的”对双方有约束力，也应作出有利于原告的理解。
（一）按法律规定，原告的车辆现在是每年检验一次。在也就是说205月-4月原告在这一年内的任何一天进行安全技术检验，都符合法律规定。只要检验合格，就认为这一年度年检合格。年5月―204月是第二个检验年度，在这一年里任何一天进行安全技术检验，都符合法律规定。只是检验合格，就认为这一年度年检合格。在未按规定，可以理解为法律规定，也可以理解为交通管理部门的规定的情况下，应理解为按法律规定。即在年检年度内任何一天检车，都属于按规定年检。这样理解有利于符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原告在2009年9月检车，属于按规定年检，被告应予赔偿。
（二）原告在2009年5月―2010年4月的年检年度内，是于2009年9月进行的年检，比年检年度的的起始时间2009年5月晚4个月，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提出异议，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和保险的禁反言原则，被告无权对2009年5月-2010年4月年度年检未在2009年4月份检车提出异议。
（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安全技术检验的目的看，是为了避免机动车安全性能不合格，给他人造成损失，认为年检合格，推定这一年内机动车的安全性能是合格的。原告是2009年9月进行的年检，可以推定2009年9月之前，原告的机动车是合格的，原告年检的日期是2009年9月，离事故发生时间2009年7月17日不到三个月，应认为车辆在发生事故时是合格车辆，原告在2009年7月17日发生保险事故，被告应予赔偿，被告拒赔的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
（四）事故认定书载明，“司机 驾车行进中没有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说明该起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未注意到前方情况，操作失误，与车辆的性能无关。发生保险事故的原因与保险车辆在2009年5月份没年检没有因果关系。
五、保险条款的第三条第二项因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且保险人未尽说明提示义务而无效，被告应当给予保险赔偿。
被告认为，本案肇事车辆未经年检，依保险条款的约定，被告应当免责。我们先来仔细分析该条款吧：
首先，年检是公安机关为保障社会公共交通安全而对机动车进行的定期强制检测，目的是确保车辆能够安全行驶。这种检测只能证明被检车辆在检测时是合格适用的，而不能保证在下一个年检周期内一直合格适用，所以年检只是行政机关管理车辆的权宜之计。未参加年检，仅仅是违反了行政法规的规定，理应接受行政机关的处罚；如果发生事故，在责任认定和承担上依法可以适当加重。但这不应该成为作为平等民事主体的保险公司免责的引用。
其次，事故车辆在事故后送检测，结论为“合格”。既然是合格的，说明事故车辆是符合上路行驶的实质要件的，造成事故不是车辆自身的原因。所以，我们认为，事故车辆在实质上是合格的。
最后，事故认定书载明，“司机 驾车行进中没有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说明该起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未注意到前方情况，操作失误，与车辆的性能无关。
另外，保险法第18条规定，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必须予以明确说明，但本案被告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已尽到此义务，该免责条款依法不发生效力。
【保险法第十八条：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六、被告拟定的保险合同中与本案有关的免责条款，显失公平，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应当确认无效。
《民法通则》第4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合同法》第40条：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保险法》第11条：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应当遵循公平互利、协商一致、自愿订立的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综上，保险条款的第三条第二项因排除对方主要权利、显失公平且保险人未尽说明提示义务而无效，被告应当给予保险赔偿。
综上，代理人认为，原告请求被告赔偿车辆损失保险金 元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被告拒赔无理，请求法庭依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保险合同纠纷代理词]
篇8：保险合同纠纷代理词
仲裁员：
湖南天恒健律师事务所接受申请人王育林的委托指派我参加今天的仲裁庭开庭活动。通过开庭前本代理人对案件细致的调查了解和刚刚进行完的庭审活动，发表如下代理意见以供参考：
一、保险合同中第八条免责条款未明确说明不发生法律效力，保险公司不应免责
《保险法》第十七条二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双方签订的交强险保险合同中第八条中约定“死亡赔偿限额负责赔偿：……、被保险人依照法院判决或者调解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保险公司在该格式条款中规定仅仅为法院判决或调解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方才在理赔范围内，而免除了保险公司对于其他方式达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理赔责任。免责条款的范围不仅应包含免除任何方式确定的保险公司责任的相应条款，也应包含免除部分方式确定的保险公司责任的相应条款。因此对于本保险合同中第八条的格式条款免除了保险公司对于法院判决或调解以外的其他方式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理赔责任。对此条款保险公司应在双方签订保险合同时，应该对条款的概念、性质、法律后果等进行明确说明。但实际上保险公司在双方签订合同时未对该免责条款进行明确说明，因此该条款未产生法律效力。那么保险公司对于王育林支付的赔偿款中交警部门调解方式达成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则应进行全额理赔。
二、保险公司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严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存在重大过错
1、安邦保险公司在双方保险合同签订之前积极的收取保险费用，但对于保险条款却并未依法向王育林进行一般说明和明确说明。导致了王育林对本案保险合同第八条的错误理解。交强险保险合同中第八条中约定“死亡赔偿限额负责赔偿：……、被保险人依照法院判决或者调解承担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对于非法律专业的一般普通人员来说，该条款中涉及到了“调解”一词且在该词前排列的是“或者”而并非“法院”，那么很容易导致一般人员理解为法院判决或是任何形式的调解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都可以得到理赔。因为安邦保险公司的未尽到对合同条款进行说明的义务，导致王育林采取了交警部门调解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方式，而安邦保险公司对此不予理赔，则是其自身过程造成，因此安邦保险公司应对王育林支付的赔偿金中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进行全额理赔。
2、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诚实信用原则不仅应体现在保险合同签订时，同时应贯穿于整个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在本案中交通事故发生后，王育林就积极向安邦保险公司保险报案，要求进行勘察处理。后投保车辆及司乘人员被赶到的上百村民围困并扣押长达6天5夜要求赔偿，在长冶市公安局和交警支队共同配合行动下才把人质从车内解救出来。王育林在被解救后积极和安邦保险公司人员联系，并告知了其司乘人员几人和投保车辆被村民扣押要求赔偿的情况，同时告知了交警部门正准备对该案进行调解。安邦保险公司人员在已知晓交通事故造成一人死亡、王育林等人连同车辆遭受非法长时间扣押的事实后，对于专业从事车辆保险工作的人员来说应该完全能预见到死者家属会要求进行精神损失赔偿。而对于交警部门调解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其保险公司却可以不予理赔。对此，王育林在交警部门调解前和其联系时就应尽诚实告知的义务，让王育林知晓交警部门调解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可能无法得到正常的理赔。但安邦保险公司人员却对于王育林的通知不予理会，也未进行任何方面的保险告知。因此安邦保险公司对于王育林采取的交警部门调解方式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不在保险合同约定的理赔范围内存在严重的过错。从公平原则的教的，安邦保险公司也应对王育林支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进行理赔。
三、精神损害赔偿应在物质损害赔偿前进行全额理赔
1、本案交通事故中王育林共向死者家属赔偿了死亡赔偿金、医疗费(即停尸费)、住宿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6万元。根据事故地点山四省统计部门公布数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托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可以计算出本案中死者的死亡赔偿金为81940元、丧葬费12914元(山西统计部门公布数据：农村农村人均纯收入为4097.2元、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5825元)。即王育林支付的赔偿金中精神损害抚慰金和停尸费住宿费总计65146元。
2、交强险是国家为保障第三人利益而设立的第一个强制性保险。最高人民法院于年月日的司法解释明确了如果同时存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时，由保险公司先行在交强险范围内进行理赔，对于超过保险金额的不足部分再在商业三者险种予以理赔。因此本案应先进行交强险的赔付。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安徽省高院回复的《交强险中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问题的复函》中明确说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的‘人身伤亡’所造成的损害包括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与物质损害赔偿在强制责任保险限额中的赔偿次序，请求权人有权选择。请求权人选择优先赔偿精神损害，对物质损害赔偿不足部分由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赔偿”。因此本案中安邦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保险责任范围内对王育林支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进行赔偿，然后对于其他部分则在交强险剩余限额和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内予以赔付。王育林购买的交强险中死亡伤残限额为11万元、商业三者险保险限额为15万元，因此安邦保险对于王育林支付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停尸费等65146元应先行在交强险种予以理赔，然后对于剩下的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则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剩余额度和商业三者险种予以全额赔付。
代理人：曾理
二00九年十月六日
篇9：保险合同纠纷代理词
尊敬的法官：
山东理永律师事务所接受原告孙健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特别代理人依法参加诉讼。现根据庭审调查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发表以下代理意见：
一、原告孙健是鲁Q/0110F号机动车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依法有权要求被告给付保险金。
原告孙健在被告处分别投保了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保险，并投保了交强险、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的不计免赔特约条款，保险期间为201月19日至1月18日。发生保险事故的时间为年6月27日，在约定的保险期限内，按保险法的规定，被告应承担保险责任，给付原告保险金。根据保险合同最大诚信原则，原告因出险事故受损害的事实客观存在，被告扣减、拒付保险金的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也违背保险分散风险和补偿损失的职能。
二、原被告间的合同是典型的格式合同，但被告没有向原告交付保险条款，也末完成格式合同应履行的明确说明义务，对原告的诉讼费、交通费、车损等损失扣减免赔的理由并不成立。
1、被告没有向原告交付保险条款，也末完成格式合同应履行的明确说明义务。
基于最大诚信原则以及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性质，根据保险法及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末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这里的“明确说明”，应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
本案被告并没有向原告提供过合同条款，对条款内容更末向原告提请实质上的合理注意，对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尤其是专业术语也没向原告释明过，被告在开庭时对是否已尽了明确说明之义务无证据出示。对于孙健在投保单上的签字，表面上看意思表示一致，但被告给付的保险单上没有写明具体的保险责任免除条款。保险条款中的保险责任免除条款对双方没有法律约束力，不能成为被告拒赔的理由。对于投保单背面的条款，被告甚至没有在投保单文件正面，用黑体字、下划綫或者大字体的方法进行特别处理。投保单背面提示的字号太小，使一般人或常人很难看清楚看明白。这种做法其实掩盖了事实上的被保险人意思表示的不自由。本案在法庭调查中，虽然被告以该公司车辆保险条款为依据试图说明提示了注意，但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本身不能证明保险人履行了说明义务。从本案不难看出，被告为保护自身利益，设立免除责任的条款，签约时即不向原告提醒，也不作任何说明，致使我的当事人懵懂签约或被迫接受其条款。
2、被告提供的免责条款是显失公平的条款，对原告的诉讼费、交通费、车损等损失扣减免赔的理由并不成立。
被告援引了诉讼费、交通费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的保险条款，但代理人认为，从交强险的立法设计来看，其保护的利益核心是不特定的事故第三者受害人，其订约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事故受害人迅速、直接获得保险合同确定的保障。而此类诉讼的提起，正缘于保险公司怠于行使人身损害赔偿义务，因此，作为对违背立法原意的惩罚，理应由保险公司对诉讼费、交通费买单。
同时，我国新的《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第六十六条规定：“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被保险人支付的仲裁或者诉讼费用以及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除合同另有约定外，由保险人承担。”按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该法条的适用效力显然优于交强险保险条款第十条第四项及商业第三者险条款，因此，对原告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支付的3000元诉讼费及多次去被告处索赔而产生的1000元交通费用，应当由保险公司埋单。
庭审中被告提出应按国务院基本医疗目录进行扣减医疗费的保险金理赔数额。基于上述理由，被告的该辩解也不能成立。何况，被告在庭审中并没有提出哪些药品是在国务院基本医疗目录之外有效的证据，该辩解只是保险公司内部的规定，其实质是依靠自己的强势地位，免除自己的理赔义务。保监会制定的车险条款规定除外责任的基本作用是为了明确保险人所应承担的保险责任，而不是为了剥夺被保险人应享受保障的权利。因此说被告以该无效条款主张免责是不合理的也不是合法的。
关于原告的车损问题。根据合同法、保险法及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发生出险事故后，保险人应出现埸定损、修复等工作，被保险人应当协助配合，因此保险金额及其标的物损坏产生的修复费或其它费用的举证责任应由被告承担。而当原告去被告处索赔时，被告给原告的车损核定的是1580元，理由是被告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依据保险条款要扣除20%的损失。原告投保了不计免赔险，在正规汽车修理厂进行车辆维修花去1900元，出具了正规修车发票，被告却仍然要按照事故责任扣减原告的车损，原告认为被告的辩解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关于原告已付三者事故当天抢救检查费用1509.2元的问题，被告应给予理赔。
2008年6月27日事故发生当天，原告将三者张同秀就近送往日照市第二人民医院抢救，产生抢救检查费用1509.2元，第二天直接转院至日照市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原告之所以没有在交通事故诉讼中提及，是因为该交通事故造成三者张同秀医疗费损失就有近四万元，已经远远超出交强险医疗费一万元的限额，交通事故诉讼程序中又不处理商业险问题。所以原告现行垫付了事故当天的该笔抢救费用，等待交通事故发生后依据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向被告索赔。有交通事故认定书、日照市人民医院出具的医疗费票据、病历等材料印证，足以认定该笔抢救费用和本次交通事故的关联性和真实性，被告拒赔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原告孙健是鲁Q/0110F号机动车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被告没有向原告交付保险条款，也末完成格式合同应履行的明确说明义务，对原告支出的抢救费、诉讼费、交通费、车损等损失扣减免赔的理由并不成立。恳请贵院依法查明事实，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山东理永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振国
二OO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篇10：保险合同纠纷代理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安徽金六州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六安市鑫凯汽车运输服务有限公司的委托，指派我担任其诉讼代理人，依法出庭参加诉讼，现就本案的事实和适用法律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案件基本事实
皖N81301挂皖NH058投保于被告公司，投保险种为国内公路货物运输定期定额保险50000元及交强险、商业三者险30万、不计免赔险等，保险期限为5月18日0时至205月17日24时。2008年李少清驾车在云南省开远市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上运输的山宝牌PYED-1300破碎机损坏，路政设施损坏，后原告方赔偿路政设施损失8000元，施救费5000元，并与上海永鹏物流公司协商达成协议，永鹏物流公司考虑到原告方李少清的实际困难破碎机损失93520元仅要求原告方赔付40000元。
二、被告依法应承担赔偿原告方保险理赔款53000元。
1、原告方投保时被告方未明确告知原告方减轻、免除责任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保险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本案通过庭审调查我们知道原告在买保险时除了保险单也没有收到其他任何关于保险合同相关的资料，保险单上也没有记录相关责任免除的内容，仅有的一句话：争议处理办法也看不到投保人的签名盖章，岂不知哪里来的责任免除之说;再从保险人提供的国内货物运输保险投保单也看不出来有责任免除的内容，备注项关于免赔等都是空白，就连投保人签章也没有，根本看不出免赔的内容，更不用说明确告知了。同时从保险法17条我们也清楚的知道如果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尽了明确的说明义务，应当由被告负完全的举证责任，而本案被告没有列举任何相关证据。
2、本案不存在责任免除问题、被告方辩解因包装不善导致货物落地受损理由不成立。
前面已说了本案保险公司在被保险人投保时并没有告知减轻及责任免除的内容，而庭审中被告方牵强附会、指鹿为马、胡扯硬拉，硬说原告方货物落地受损就是原告方包装不善导致，就连交警队及保险公司勘查人员也没有这样说，然而被告方说急了就说肯定是，我们知道依法说事，是不允许推测的，保险公司更不允许，必须的举证，否则最起码举证不能承担不利后果，其实说了第一段就可以不说了，正所谓的中国有句熟语叫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退一步说前面保险公司履行了明确告知义务，算是格式条款理解有歧义的话，保险法及合同法也明确规定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话，应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方的解释，当然这里是不存在什么歧义之说的。代理人认为保险公司免责条款必需100%在语言上对的上，一个字也不能错，然后在可以说是否免责的事。
3、保险公司应支付保险理赔款53000元。
①就本案的损失来说，原告方实际造成破碎机损失93520元，路政设施8000元，施救费5000元，事故发生后原告方及时向被告方报案，要求到现场勘查，参与组织协调赔偿，开远市保险公司定损施救费(吊车费)5000元，路政设施(第三者其他财产损失)8000元，破碎机损失93520元上海永鹏物流公司考虑到原告方的实际困难仅要求原告方赔偿40000元，就本案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已给被告方减少了很大的损失。
②庭审中被告举证说其中破碎机及施救费损失双方(和李少清)已协商为36000元及3000元，从被告方举得损失清单证据来看，破碎机及施救费定损39000元这一段内容与整篇内容很多矛盾，不一致，甚至冲突，就整个内容看仍然整个损失为45000元，而39000元这一部分内容不伦不类，是在孤军奋战，无法冲出重围，再说笔迹轻重深浅也不一致，还有王照如和刘什么落款日期是09、8、20而这边李少清是2008年11月11日时间相差甚远，就连经办人王照如边这09、08日期也有改动不好确定，不免有“后来居上”的嫌疑，当然当事人李少清说当时是没有那一段内容的。再说这段话最后又来一句：此定损全额仅作为该货物损失依据是否最为赔偿依据需根据保险条款及相关规定确定。真不知道他们究竟想搞什么。
综上，被告方拒赔理由不成立，应赔偿原告方保险理赔款53000元。
代理人：安徽金六州律师事务所
律 师： 孙良柱
二0一0年一月十九日
篇11：借贷合同纠纷代理词
其二，本案中被告吴某XX以个人名义对外举债，被告魏某XX对此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前提是本案借款用于被告魏某XX、被告吴某XX夫妻共同生活，被告魏某XX分享了该借款带来的利益，否则，本案债务应为被告吴某XX的个人债务。另外，认定本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举债夫妻一方吴某XX承担首要的证明责任，在被告吴某XX不能举证的情况下，由债权人孙某XX举证，是比较切合实际、具有可操作性的。因为在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中，举债事实和用途只有举债夫妻一方最清楚，并且举债事实和用途属于积极事实，根据经验法则，当事人只能对积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无法对消极事实进行举证证明，因此，在本案中应由主张举债事实存在或举债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积极事实)的举债夫妻一方被告吴某XX承担举证责任。此外，在举债夫妻一方吴某XX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应由债权人孙某XX在合理范围内承担替补举证责任。因为从风险防范来看，在本案借款之初，原告孙某XX拥有交易上的自由选择权，其完全可以通过让夫妻另一方对所借债务进行确认来规避交易上的风险，即便本案债务真实存在，原告在有条件控制风险的情况下能作为而不作为，也是存在一定过错的，被告魏某XX不应对原告的此种过错承担责任，并且原告作为交易一方的债权人，相对于非举债方被告魏某XX来讲，其掌握信息的程度更多更大，控制风险的能力也强得多，更具有举证的条件，而作为非举债夫妻一方的魏某XX，对于被告吴某XX是否借款、何时借款、向谁借款、借款做什么、以及借多少，是无从知晓和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其承担举证责任，显然缺乏科学性，也是明显不公平的。因此，根据民诉“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条“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之规定，无论是从举证的难易程度、风险预防、成本大小，还是从正义、公平的角度来考察，均应当由被告吴某XX或孙某XX承担本案借款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而本
案中被告吴某XX与原告均未提供借款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任何证据，因此不能认定本案债务系夫妻共同债务，被告魏某XX不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二、假设被告魏某XX对涉案借款需承担连带偿还责任，逾期还款利息也只能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第九条也规定“公民之间的定期无息借贷，出借人要求借款人偿付逾期利息，或者不定期无息贷款经催告不还，出借人要求偿付催告后利息的，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息”。据此，本案逾期还款利息只可以参照银行同类贷款的利率计算。
以上代理意见，期待法庭合理采纳，谢谢!
代理人：
秦皇岛陈立峰律师事务所 整理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 日
借贷合同纠纷代理词范文三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因A(以下简称A)诉B(以下简称B)、D、G借款合同纠纷一案，XXX律师事务所接受A的委托，依法指派XXX律师作为A的代理人参与了本案的庭审。现根据本案相关证据及庭审情况发表如下代理意见：
一、A与B签订的借款合同真实有效，A完全履行了向B放款300万元的合同义务，而B对于收到该借款的事实也予以了明确确认。
1、2013年9月10日，A与B签订A流借字(2013年)第870号借款合同，约定B向A借款金额为300万元，月息13‰，逾期罚息26‰，借款期限七个月(从2013年9月10日起至2014年4月10日止)。该借款合同是双方在A住所地签订的，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真实有效的合同，且B对该借款合同的真实性予以承认。
2、当借款合同与借据约定不一致时，以借据为准。该借款合同第三条款项下，借款期限起始日与借款借据不一致时，以第一次放款时的借据所载实际放款日期为准，本条第一款约定的借款到期日作相应调整。B与A签订该借款合同于2013年9月10日，但实际放款日为2013年11月13日，即借款期限起始日应当以借据载明的日期2013年11月13日为准。且还款日期调整为2014年3月13日，借款期限为四个月。
3、该合同约定借款人B违约时，由B承担贷款人A实现债权的合理费用。本案A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支付的律师费12万元应由B承担。
二、B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仍拖欠A借款300万元本金及利息。
1、2013年11月12日,B以授权委托书的形式授权予其法定代表人C接收A发放的300万元借款。2013年11月13日,A根据B的指示将借款300万元转至案外人C名下的XX银行XX支行账户上(卡号为)，并由案外人C将该借款转交B。以支付凭证为依据，且经过庭审核实确认，B已收到上述借款，但B未能按期履行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
2、B在2014年4月收到A借款到期催收函后承诺当月还款50-100万元，但依旧未能实现其还款承诺，因迟延履行已构成违约。
3、以A与C借款发放回收凭证和A与B借款发放回收凭证这两组证据清楚表明，B与A签订并履行的多份借款合同中，B系通过案外人C的账户接收借款，通过案外人C或F的银行账户予以还款，虽存在交叉还款，但案外人C与A之间的借款关系同B与A之间的借款关系明确区分开，借款还款账目一一对应，根本不存在混淆的现象。至于B在2013年11月11日归还的300万元，并非其偿还本案诉争借款合同的借款，而系B偿还其先前所欠A其他借款合同的款项。因放款日期调整，2013年11月13日，A才将本案诉争的300万元借款转入B指定的C账户，该借款至今仍未归还。
因此，请求B偿还300万元借款的诉求应得到支持。
三、D本人与A签订的保证合同真实有效，不存在套用其他保证合同的行为,D与G系夫妻，应对借款承担连带责任。
1、G与D系合法夫妻，经协商一致，G签署了配偶同意确认书，同意D以夫妻共同财产为B与A签订的A流借字(2013年)第870号借款合同提供担保。
2、2013年9月10日，D与A签订了A流保字(2013年)第870-1号保证合同，保证范围为借款合同本金及利息、罚息、违约金和A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保证期间为两年。该保证合同真实有效。
3、D和G承认该保证合同系对2013年9月10日那份借款合同进行的担保，即承认对A流借字(2013年)第870号借款合同提供担保，而本案诉争就是A流借字(2013年)第870号借款合同，所以，不存在套用其他保证合同的事实，D和G应对该借款承担连带责任的诉求应得到支持。
综上所述，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依法应当得到法院支持。望贵院公正判决。
此致
XXX法院
代理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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