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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素质之旅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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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素质之旅作文（合集24篇）由网友“假戏迷在哪里”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后的人口素质之旅作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人口素质之旅作文

篇1：人口素质之旅作文

人口素质之旅作文

大年初三，天小雨。我家一行往外婆家赶。终于等来了直达车辆，正月里就是不同：满门超载。中国人敬老爱幼的传统美德没有忘啊！应该都是像我们一样去拜年的吧！

我们一行收拢雨伞，站在车上，爸爸把行李放在物架上。唉！奇怪！这大拜年的，车上两个物架空荡荡的，中国人不就讲究个礼尚往来吗？难道这年头就只有钱送了吗？一个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同志，你这么多货物，为什么不放些到物架上去呢？这里还要坐人的阿！我扭头一看，原来在最后的连椅上一些货物占了一个座位。这样方便些。一个满不在乎的声音传来。好，那你为你的货物打票吗？售票员说。只见那位乘客摆出一幅人在货在货去人亡的架势，恶狠狠的说：当然不。售票员无可奈何。汽车继续前行。

不久，车被一位大汉叫停了。此人轻功非凡，连不顾及伞还没收纵身一跃人就到了车上，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伞被挡在门外了。此人果真不愧为武林高手，收伞的美姿毫不亚于当年黄飞鸿的，而且有过无不及――收伞时间为黄飞鸿的若干倍。在这美好的日子里，小雨也被微风通过门送进车厢来凑人气。站在门口的人看上去有点不耐烦了，只见高手在伞内一阵乱摸，但令人大失所望。终于有人按耐不住了：喂！你会不会收伞？只要按一下杆上那粒红的的圆东西就行了。高手果然是高手，一点即通，大叹道：摸遍铁伞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有人唠叨了：自己的.伞都不会收。真是高手不屑于刚才的当众出丑，大怒道：又不是我的伞，我以前用的伞都是缩的，那人终于认识到自己的不自量力马上道歉：好！好！好！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只见高手春风得意，总算没有丢人现眼，真是士之怒。

少时，一人大呼：什么，28块？你翻两倍，国务院可规定最多只长百分之二十。售票员语重心长地解释道：新年大吉，多收一点嘛！再说了其他乘客都收了那么多，你一个人怎么能例外呢！是啊，新年大吉，我可不想头一天就被人给宰了。要么你把我托回原地，要钱14。售票员又一次无可奈何，这时人们议论纷纷：什么司机趁春运乱收费啦、什么制度又不管用啦可见国人思想觉悟大有提高——都知道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

不久，又有三人上车——一个红毛，两个蓝毛。此三人仪表不凡，像蹲过大狱的凶鬼子。令人望而生畏。此三人仗着人多事众轻易的挤进了车厢，使司机再一次认识到：车内人数=车厢体积/人均体积的正确性。红毛不太守规矩，在车厢里乱挤。这不一个穿西装的人发话了：司机，挤不进了就不要开门。话还没说完马上又转移了话题：红毛，挤什么！红毛见其出言不逊，马上出口伤人：medeb（骂人的话），老子就挤你怎么了？接着红毛指了指那两个蓝毛，那两个蓝毛也立即摆出一副要为虎作伥的样子。西装说：是不是想打架了，我也不怕告诉你，我是本地人，要不怎么回来拜年。打就打，谁怕谁！红毛说。由于他们各自都不清楚对方情况，终究只是大吵到闹起来。这时售票员说：你们要打出去打，别到车上打。西装说：要不是新年大吉，以我在家里的脾气还没说完红毛接下来那一句可真是一语破天机：你不像是本地人，怕找不到帮手吧！还家里脾气。沉默的司机终于干出了点实事――打开音响，他们吵不过音响的。艺术果然可以陶冶人的情操，那几个吵架的都昏昏欲睡了。居然沉默了一阵子。

终于在途中有一批乘客要下了，其中一位甚是可疑，此人先是扫视两个货物架，然后把上面一把伞拿到手中看了一眼，又放下。又扫视货物架，又看伞，如此几遍，终于，带着伞走了。在此时，我家一行都找到座位了，爸爸随即把货物挪到他座的位置旁。

终点站终于到了，突然，听到一位刚睡醒的小伙子大声说我的伞不见了！我恍然大悟：这就是为什么货架上空荡荡的原因啊！这就是为什么乘客不愿把货物放到货架上的原因啊！这就是为什么爸爸要随时把货物放在身旁的原因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东西会进化，难道中华民族的美德也会吗？

篇2：文明礼仪与人口素质作文

文明礼仪与人口素质作文

中华民族素来被称为“礼仪之邦”，我想这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赞美与褒扬。孔子曾经说过：“不学礼，则无以立。”早在三千年前人们就提倡尊重师长，仁者爱人的重礼思想。可见中华民族对礼仪的推崇与重视源远流长。所以我们必须汲取其中的智慧与精髓，将这种优秀的传统继承和弘扬。

但在现今的中国，文明礼仪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随地乱丢垃圾，满嘴的脏话似乎成了现实的写照，难道这是国家在经济发展快速的情况下必然造成的结果吗，我想不是，这是国人缺乏了基本的道德素养。有人也许会说人口素质，文明礼仪不会造成多大的.问题，可真的会这样吗?

的春节，大多数人都知道中国游客到日本买电饭煲，买马桶盖的事件，这么多人大费周章地跑到日本去买，难道中国就没有这样高质量的物品吗?其实，日本的智能马桶盖，国内最早生产的就是台州星星集团旗下的便洁宝公司，其产品不仅国内畅销，还出口国外，部分款式的智能马桶盖，售价远远低于日本。那国人为啥不惜高价舍近求远呢?在国外的商人眼中，商品要做的精益求精，要通过一道道精密的考核，才会出售。反观我国的部分商人，一味的注重眼前的利益，做出的产品质量不合格，导致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产品失望透顶，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结果，是人们的素质，是人们的文明礼仪!

然而我们完全可以改变这一现状，我们也完全做得到!回首的北京奥运会，被国际奥委会主席冠以“无与伦比”的字样，是什么使北京奥运会赢得这样的赞誉?是盛世恢弘的场面吗?是投资巨额的场馆吗?不是，是中国人民的彬彬有礼，是中国人民的好客热情，是一个以“和”字贯穿始终的申办理念。所以我们获得了成功，所以我们永载史册。

文明礼仪绝不是难事，礼仪美德也绝不是什么空话、套话，简简单单就能做到，一时片刻就能养成。它更注重长远的坚持、发展。面对老师时，躬身行个礼;公共场所时，低声细气语;与人交谈时，不说脏辱粗;随时随地笑，好比那明珠。做到这些，你也是个文明的人。细节决定成败，国家的兴盛在乎硬实力，更在乎软实力的体现，更何况这五千年的泱泱大国。当我们为国外不断的建造起“孔子学院”而感到自豪与骄傲时。我们是否也该愧怍我们日常的行为!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要注重基本的礼节，这不仅是为人处世之道，更是我们必须遵循的原则。礼仪是没有法律的约束的，它是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出的一种自觉地社会意识形态，它是需要我们自觉地去遵守，是要靠我们个人的信念去支撑与维持的。

荀子曰：“人无礼则不立，国无礼则不兴，无礼，则无以立。有礼，则立天下。”

篇3：提高人口素质的作文

人口素质，当今已成为我国不可不关心的一项重大培养任务，我们周围都充斥着因为人口素质而引起的纠纷，争斗--挖掘机哪家强，山东找蓝翔，打架哪家强-山东蓝翔第一强!

一句笑语，但是，我国的人口素质的确不容乐观。我国也因为人口素质闹出不少的笑话，纠纷，前些日子一对男女对泰国空姐泼了脏水，那一天又有几个人将一个人围在角落里……我们可能觉得这些离我们都太远了，我们都是孩子，都是中学生，管这些干什么，反正发生不在我们身上。但是，人口素质这一个大问题发生在任何地方，你是否看见有人随地吐痰，你是否看见你的朋友，校友大骂出口，你是否看见几个混混总是绕在学校旁?不得不说，我国现在人口素质确实太低，前日一表格展示了各国人口素质排名，中国排了第二!!!!倒数第二罢了，全科依稀记得是5门。美国及欧洲各个发达国家均在450，也就是各科90以上，而中国，只是惨惨的来个及格罢了……

来点实际例子，光说空话的文章是不能服众的，我国拥有上下五千年优良传统，诞生过词圣—苏轼，乐圣—李龟年，文圣—欧阳修，茶圣—陆羽，医圣—张仲景，书圣——王羲之草圣——张旭画圣——吴道，药圣——孙思邈，辞圣——屈原，诗圣——杜甫，武圣—关羽，至圣—孔子。数不胜数的名人啊，所以说，我国拥有巨大的文化资源和为之骄傲的历史。但是，不要忘了这些人指鹿为马--赵高，借刀杀人--石显，诌媚有术--和士开，忠诚老奴--高力士，宦官监军--鱼朝恩，“六贼之首”-童贯，阉国英豪--郑和，立地皇帝--刘瑾，宦官第一--魏忠贤，第一奴才--李莲英。这些奴才使中国历史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好人数不胜数，坏人不胜枚举，我们要做什么呢，勿忘国耻，振兴中华，我们不能让外国看低我们，也不能让他们看现在的中国像以前的中国一样!提高人口素质，发扬我中华文明。

篇4：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二

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二）

国民素质“的确是中国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事业命脉所系的大问题。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解思忠曾经对国民素质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健康、职业、审美等八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归纳出了24种缺陷（解思忠）。但中国人口素质的作用长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一点却成了国人皆知的事实。1992年，朱国宏曾经尝试用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的劳动投入分解法来测度中国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结论是：在中国 1952～1986年间的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量增长的作用最大，其次是劳动投入量，而包含人口质量作用在内的”残差“的作用则只有12% ，在国际上是偏低的；进一步的分解表明，人口质量作用在”残差“中大概占了40% 左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约为5%～6%.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劳动力人口质量的转化受到了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从而出现了转化率低、存量水平也低的状况（朱国宏1994）。但遗憾的是，后续的量化研究近年很少见到。从理性上推论， 90年代以来劳动力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定是上扬的趋势，特别是近年对”知识经济“的倡导使得知识和人才升值的趋势几乎袭遍全国。但确切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与此同时，有几项研究得出了一个共性的结论：这就是中国的人口素质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朱国宏1991）。理论上的解释大致是相同，就是中国的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还没有转向良性循环，使人口素质在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的障碍因素。正如朱国宏所指出：这些障碍因素，既有人口质量形成方面的，又有经济发展本身的，还有人口质量转化为经济发展动力过程所必然产生的。所有这些障碍因素的存在，从人口质量投资角度分析，又主要与投资机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相联系，而这正是改革的关键所在。1995年笔者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国民素质不高，而且是国民素质潜能转化率不高的问题。国民素质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化素质问题，健康素质特别是心理素质问题也相当重要。目前中国要十分警惕新的贫困即”富裕的贫困“现象愈演愈烈。在物质上脱贫致富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如何在文化上和精神上尽快脱贫致富的艰巨任务。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全面、可持续的脱贫致富是物质� ；文化� ；精神三位一体的，或许可以说，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脱贫致富真正本质的目标。市场导向的经济社会变革给国民健康素质的提高和改善带来的挑战表现在：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一部分人口生活态度的非理性化和生活方式的非科学化。表现在改革的取向上，一是在体制改革上，要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政治体制、干部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深化和推进；二是在人口政策上，要从控制人口数量为主逐步转向重视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和改善。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不仅要超越人口学的视野进入广阔的社会科学领域，而且研究本身还具备了最直接、最富战略性的政策涵义。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和命题的流播，研究者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将”人口素质“问题与 ”可持续发展“问题相结合。许多学者都深刻地意识到：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中，必须高度重视”人口素质“ 在中国人口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在中国人口的基本国策中，控制人口数量毕竟是手段，进而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然而遗憾的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在一些地方，由于”一手硬、一手软“ ’，即抓控制人口数量用硬指标，抓提高人口素质用软指标或无指标，致使对控制人口数量的目的产生迷惑，最终变成为控制人口数量而控制人口数量。在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不能再低的时候，如果不及时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做法，不仅不利于人口发展，而且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全面的可持续发展，如通过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等途径（（谭琳）。毋庸讳言，中国所谓的人口政策实际上是偏狭的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素质“这般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常常是停留在口头的呼吁上，理论上的强调和实践中的忽视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孙兢新对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描述性分析再一次证实了我们已知的一个结论：从时序变化的角度看，近来，中国的国民素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如青壮年文盲率在下降，文盲人口在减少，在业人口的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从横向比较的角度看，即在世界体系中观照中国的国民素质，则不容乐观，如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在业人口中15～24岁青年学龄人口依然占了相当的比例。

如何使一个”人口大国“变成一个”人才强国“的确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长思之的问题。邓小平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口思想就是充分强调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性。1985年5 月19日，他在”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讲话中就留下了光耀千秋的一段话，这就是”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

可持续发展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而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最重要的标志归根结底是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笔者曾经指出：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人口素质问题是人口与发展之间诸多问题中最值得关注的，因为它居于中心的地位。因此，要协调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设法提高和改善人口素质。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课题组（1995）曾经提出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1 ）未来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要保持经济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全面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在课题组看来，国民综合素质是由人的体力素质、智力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等多方面的素质构成，其中体力和智力素质又是科技文化素质的前提条件，科技文化素质则是国民综合素质的基础素质。（2 ）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缺乏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用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这样不仅能实现对”增长极限“的突破，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逼供内保护自然资源。（3 ）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是加速中国科教兴国的战略部署，? 纯平绦斯?幕?∏疤崾侨?褡宓目蒲Ы逃?幕?刂实拇筇岣撸?庥钟欣涤谔辶Α⒅橇Α⒔】档然?舅刂实奶岣摺R虼耍?平绦斯???刃丝平蹋豢平桃?耍?匦胂韧蹲视诿瘢?岣吖?竦淖酆纤刂省?quot;国民素质”这种提法现在已广被接受。笔者认为，这种提法似乎在理解和把握“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这两种提法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是一个更灵活、更贴进实际的一种说

法。但遗憾的是，在课题组上述的定义中，还是不自觉地把“人口素质”与“人的素质”划了等号，他们似乎忽视了结构的力量、人际的互动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功能和影响力。“用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这是一个重要的想法，1985 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早在《没有极限的增长》中就以“最后的资源”为题讨论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战略性价值。要科教兴国，首先要国兴科教，这无疑也是一条重要的思路。近年来，又有不少知名人士对此大声疾呼（孔宪铎1998）。进一步的问题或许是，不仅要投资于民，而且要激励我们的人民。对贫困地区教育需求的分析已经表明，家庭教育投资可能产生的效益与投资主体对教育的需求或者说看法有关，仅仅投资于民，还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实际上，即使在“计划生育”的视野中，“提高人口素质”也完全可以通过“保障生育质量”来落实。近年来，高层领导显然已经看到了“生育数量控制”和“生育质量保障”之间两不平衡的隐患和弊端，开始强调计划生育部门也要为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而努力。1 月5 日至7 日，在天津召开的加强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会议上，国务委员彭佩云谈到：中国虽然在控制出生人口数量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方面还面临着许多的问题。据有关研究推算，中国每年约有20至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性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至120 万。每年新生儿因发生窒息而导致脑瘫、癫痫和智力低下者有20至30万。于是提出了“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新口号，具体要求：使高发致残、致畸的出生缺陷发生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努力消除因围产因素、孕期及哺乳期妇女缺碘所导致的儿童智力损害，不断提高出生婴儿的身体素质和智能。这无疑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个大问题。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因为这无疑是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一个大问题。一般认为，“出生素质”是“生命素质”的基础，“生育质量”是“人口质量” 的基础。先天遗传的素质是奠基性的，后天养育的素质往往有其生物学的极限。或者说前者是“潜在素质”，而后者则是“表达素质”。

谈到影响人口素质的因素，我们可以分出“先天遗传”和“后天养育”两个角度来分析。这就不能不涉及“优生”和“优生学”的话题。优生学自19世纪末英国遗传学家弗兰西斯。高尔顿创立以来，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中国自建国以来，优生学也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受到贬抑。在中国优生学说史上，一位已故学者是不应该被忘怀的。他就是中国老一辈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他在抗战时期编译的名著《优生原理》至今仍被专业人员看好，此书共分8 章，前4 章阐明了优生学的基本观点并介绍了国际上的重要研究成果，后4 章则介绍了如何提高人类素质的一些优生学方法。在“优生”问题上，一个共知的问题是：遗传和环境、先天与后天、性与养从“优生学” 创立之初起就开始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对此问题的争论种种，潘光旦（1981）的观点相当精辟：我们论人才，原有两个很分得开的方面，一是方向即才智走的是哪条出路；二是造诣即才智的成功能到达什么程度；前者的决定大半由于环境，而后者的决定则大半由于遗传。或者还有一个更简明的说法，所由造就人才的“缘”大多寄寓于环境之内，而所由产生人才? ?quot;因“却要在遗传里寻觅。”

有些学者的议论也是很富启迪的，胡纪泽（1986）在重温潘光旦先生《优生原理》时的感悟是：一个人能否在某项事业中成功，除了他的智能、环境条件以及自身的刻苦努力外，还与他的气质密切相关。不同的事业，需要不同气质的人。一个人的气质主要也是由遗传决定的。近年来，有关优生学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苏苹、侯东民编著的《优生学概论》一书中。该书不仅论述了遗传和优生、环境与优生的关系，而且强调指出优生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并尝试从社会医学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与优生之间的关系。钱信忠先生（1986）也曾从普及知识的角度探讨过优生优育即提高人口素质的问题，并主张制定优生保护法。

对人类的优生起重大作用的'一条途径是生育选择。然而，中国人口政策的偏狭性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点：在人口数量的控制上做得很严，而提高人口素质的措施却少之又少。正如有的学者提出：控制过死则缺乏优生学的远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提法太笼统，缺乏科学预见性。殊不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几十年后可能会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仅从优生学上看就有了缺陷（胡纪泽1986）。对独生子女问题的探讨似乎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在近年来有关中国生育率下降代价问题的研究中，“独生子女问题”是最引人注目的代价问题之一，确切说包括了原生性的独生子女新生代素质发展失衡的问题（如非智力素质问题比较突出、次生性的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和独生子女自己的婚姻问题等（穆光宗1994，1995）。

当然，少生也可能有助于优生，笔者曾经分析过计划生育对提高人口素质的作用效果，初步结论是：（1 ）中国的计划生育通过一系列的综合措施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广大育龄妇女的生育风险，或者说减少了她们“风险生育” 的概率。如通过一系列预防性措施，提供多样化的可供选择的避孕节育措施，帮助广大育龄妇女避免了不必要的妊娠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工流产，从而促进了她们的身心健康。（2 ）在计划生育深入人心并受到群众普遍欢迎和拥护的地方，计划生育对妇女健康的影响大多比较积极。如计划生育“三结合”的成功实践所形成的良好的社会心理氛围对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有着良好作用。（3 ）计划生育对生育质量的正面影响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是积极且显著的。主要表现在：其一，“少生”这一结果本身对下一代的优生优育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其二，优生优育措施的落实有力地促进了优生优育事实的形成和扩充；其三，母亲一代在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状况两方面的俗话子改善对下一代的生育质量具有强有力的提升作用（穆光宗1996）。

三、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研究

中国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引起注意大概是在80年代中后期。胡纪泽（1986）认为，如果鼓励少生，率先响应的必是高智能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多半因为事业的缘故不愿多要孩子，往往只生一个就已满足，而完全不要后代的高级知识分子更是大有人在。这样就带来了严重的反选择、反优生的后果：高智能阶层的后代不断减少，这样势必拖住整个种族进化的后腿。虽然他没有用“逆淘汰”一词，但“反优生”的说法其实并无二致。有些同志注意到，城市人口少生农村人口多生这种二元化的生育格局似乎在制造人口素质结构性下降的悲剧。显然，其时人口学界还没有普遍关注这个问

题。1987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对此问题不置一词似乎就足以证明，而到了1991年底召开“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时，已有多位学者讨论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如此看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应该是在进入90年代之后。1991年，周孝正和笔者同时在《社会学研究》撰文讨论了“人口素质的逆淘汰”问题，周孝正认为：所谓人口逆淘汰，是指高素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缩小，而低素质人口所占比例扩大的过程或者说现象。笔者则认为，“人口逆淘汰”指的是总人口中低素质以及零素质的人口比重越来越高，以致于形成人口再生产在质量方面“劣胜优汰”恶果的一种社会现象（穆光宗1990）。

事实上，“逆淘汰”一词源出高尔顿。高尔顿在接受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理论后提出了这一概念。但在高尔顿的研究中，当时他注意到的是遗传素质的逆淘汰。他把“逆淘汰”定义为：现代文明社会，包括科学技术、法律、宗教、伦理道德等可能会创造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不仅一些被认为身心俱健的“适者”能生存繁殖，同样使一些被认为应是属于被淘汰的弱者，也得到生存甚至繁殖的机会，这样势必增加人群中被淘汰的弱者，这样势必增加人群中不良基因的遗传频率，最终严重地削弱人类的遗传素质（赵功民1992）。在过去的中，人口学界的认识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观点明确提出了“人口素质逆淘汰”的警告（周孝正1991；陈剑1992）；第二种认为“人口素质逆淘汰”的看法站不住脚，甚至是错误有害的一种认识（戴星翼，侯东民1992）。第三种则认为，从全局看，“人口素质逆淘汰”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场虚惊；但从局部看，“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也是存在的，对此不应当熟视无睹（穆光宗1991，1995）。具体来看，这三种代表性观点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素质逆淘汰”可以分为“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和“身体遗传素质逆淘汰”两种。陈剑认为：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是指不同的文化群体，由于自身素质的差异和外界环境的不同所引起的生育率的不同。由于农村妇女生育水平比城市高，长期下去就会形成一种不利的人口结构，即能为人口素质提高创造较好条件的城市人口比重下降了，不能为人口素质提高创造较好条件的农村人口比重则提高。身体遗传素质逆淘汰，则是指由遗传素质差异引起的逆淘汰。即越是有遗传生理缺陷的父母越能为社会生育更多的孩子，而身体健全的父母则限定在严格范围内。陈剑强调了三点：一是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应当引起关注，二是人口控制是缩小而不是扩大了总体人口素质的逆淘汰，三是由身体遗传素质的差异所引发的逆淘汰则与人口控制有关。笔者认为，将生育率的差异当作人口素质的差异不仅是一种牵强的看法，而且是一种静态的封闭人口的错误假定。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虽然城乡生育率存在着二元化的格局，但农村人口、农民人口的比例却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显著地下降。再者，极其个别的因为遗传生理缺陷而多生一胎的现象虽然曾经存在过，但其负面影响被夸大了。在这个意义上，围绕“人口素质逆淘汰”所展开的讨论就好象当年的堂吉柯德那样对着“风车”大战了一场，似乎是杞人忧天而已。

陈谊（1998）的硕士论文曾经探讨过“城乡人口的生育率差异与人口素质的关系”。她把“人口素质逆淘汰” 定义为：在人口素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对人口素质提高产生消极影响和阻碍作用的因素，结论是：城乡人口的生育率差异对人口文化素质的逆淘汰作用是存在的；进一步的分析之后，她又认为：受教育条件的改善和提高对人口文化素质的影响最大，人口城市化的影响次之，城乡生育率差异的影响最小。她特别强调人口迁移对于“逆淘汰”的缓解作用。该文将对人口素质提高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归为“逆淘汰”本身是大有争议的，但她看到人口系统开放的现实性是值得肯定的。

作为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戴星翼认为：逆淘汰现象宏观是假、局部是真。在方法论上，“逆淘汰”是失败的。断言中国发生了逆淘汰现象，至少是轻率的。因为“无论人们如何谈论”逆淘汰“或”不利的选择“，到时都会发现这不过是一场虚惊，民族的血管中仍保留着”足够多的好东西“。侯东民则认为”人口控制导致人口素质逆淘汰“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论断与认识，因为人口控制有有效抑制人口素质”逆淘汰“的功能。对此，陈剑和笔者本人都持有相同的看法。戴星翼区分宏观和微观的观点有他的道理，事实上，笔者持的也是相似的见解。只是作为谨慎乐观主义者，笔者在一些具体看法上不同于前面的两种。

作为第三种见解如果成立的话，笔者的看法主要是：其一，从结构的角度讨论人口素质问题时，最需要关注的是不同素质发展水平的人群或者说带有特定质量标识的人口各自所占的比重的变化。因此，在理论上的确有一个人口发展是”正淘汰“（优胜劣汰）还是”逆淘汰“（劣胜优汰）的问题。其二，”逆淘汰“现象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所谓人口逆淘汰可界定为低素质的亚人口群规模不断扩大或者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并不是生育率的城乡差异所引致的。其三，在研究”逆淘汰“时，不应忽视”正淘汰“，两者最好结合起来研究。因为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必然是正负两种淘汰力此消彼长的结果，也是正反两种社会选择机制动态平衡的产物。总的来看，”正淘汰“是主要的；从发展的眼光看，”逆淘汰“也是不足为忧的。其四，”逆淘汰“现象大概可归为三种：一是自然性逆淘汰，这是由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所引发的；二是遗传性逆淘汰，是人口系统长久地自我封闭，导致通婚圈缩小，出生人口素质呈现结构性下降的趋势。三是社会性的逆淘汰，这是指由于社会发育不良，教育卫生条件落后，导致对人口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产生威胁甚至对某些人群带来严重的危害。

在研究人口素质问题的过程中，笔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开放人口系统的重要性。事实上，要遏止人口素质的逆淘汰，促进人口素质的现代化，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使人口系统走向开放。人口流迁使得人口正淘汰的机制力量变得强大起来，使区域人口成为开放系统。人口流迁对人口系统的现代化是绝对必要的，但人口流迁也应当有个度，这个”度“包括向度和量度。

篇5：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一

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一）

”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从中西比较来看，对人口素质或者说对人口质量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中国人口学和人口问题研究的一大特色。在西方人口学说史上，对人口素质问题的关注向来较少，如著名人口学家豪塞和邓肯于1959年为”人口学“下定义时，”经过审慎考虑“，还是删去了有关人口”质量“的内容。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学者阿。朗德里（A.Landry），他在发表于1949年的《人口概论》中曾区分过”量的人口学“和”质的人口学“，并认为后者以人类生理、智能、伦理、优生学的资质为研究对象。法国著名人口学家阿。索维（A.Sauvy ）在初版于1952年的名作《人口通论》中也曾以一章的篇幅讨论了西方人口学家向来不予关注的人口素质问题。他在第21章中分析了有关质量人口学的几个问题，如优生问题、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关系问题、智力遗传问题、各民族差别问题及安乐死问题等。索维还区分了优生学和环境学，在他看来，两者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改进人类的质量，不过前者是通过遗传，后者则是通过改变环境。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舒尔茨的&q uot;人口质量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但与其说这是人口学的研究，不如说是经济学的探讨。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通常被认为是两个并无本质区别而只是表述不同的概念，在使用频率上后者高些而已。1987年中旬，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关于“人口质量” 和“人口素质”是不是同一概念，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二者完全相同，不必区别使用；另一种认为，从逻辑分层的角度看，二者是有差别的，因而需要区别使用。因为人口质量涵义较人口素质更广泛，它是与人口数量相对称的概念。人口素质则是人口某一特征或标志的概括，如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它们的总和构成人口质量，单独的某一素质概念没有对称的概念”（邵昱1998）。1991年12月，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在京举办，但在这次会议上，似乎更多的学者认为“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同一个概念”（“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 Quality一词，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术语，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人口素质一词的普遍作用，可能与人们对质量与素质的不同理解有关，质量可通用于任何事物的质的一面，而素质似乎只能用于人类方面（朱国宏1994）。穆光宗则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质量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穆光宗1996）。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人口素质”的说法，这可能是90年代显著区别于80年代的一大特色。回溯国内近20年来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大致可以分出几个方面来回顾和评述：

一、对“人口素质”涵义的探讨

中国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素质”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朱国宏1998）。也就是说，“人口素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定。“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依然见仁见智，未有定论。

过去，虽然像社会学家陈达、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学者也十分重视人口质量问题，但似乎一直没有尝试对人口质量的内涵作出界定。对人口质量内涵和外延的讨论曾经是70～80年代中国人口学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人口质量较早给出定义的可能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定义如下：“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集中反映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成果的《人口学词典》也持相同看法，并进一步将“人口质量”的含义概括为“反映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的范畴。亦称人口素质”。张纯元的定义虽然很有影响、并广被引用，但也并非没有争议。几乎与此同时，梁中堂教授等在《人口素质论》一书中就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他们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种构成的总和。这一定义与前苏联学者的定义相同，如巴兹德勒夫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构成体系的总和。他所说的人口构成包括年龄性别构成、人口健康状况构成、业务技术熟练程度构成、教育水平构成和社会阶级构成等。

这种从结构的角度来定义人口素质的做法应当说是给人启迪的。虽然“人口”与“人”的关系如同森林和树木一样的密切，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现象上看，人口是个人数量的集合；从本质上看，人口是个人关系的聚合”（阎海琴1992），但毕竟“人口素质”不同于“人的素质”。“人口”范畴和“人”的概念的两个最大区别：一在总量，二在结构。系统论的观点早就告诉我们，结构决定功能。也就是说，一定的人口结构决定了某一个人口所具备的功能。这种种“功能”自然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人口的“素质”或者说“质量”。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完全可以说，人口的结构就是人口的素质。无视人口总量的和结构的特点来谈所谓的“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很容易与一般意义上的“人的素质”相混淆。事至今日，仍有一些同志振振有辞地在“人”的层面上做“人口素质”和 “人口质量”的文章，这当然是似是而非、大谬不然的。兰州大学西北人口研究所的李景毅曾经很独特地认为： “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之概念内涵明显相别，各有所指。前者说的是一个人与生俱来自带的属于先天本有的 “东西”，泛指“人”这一特殊“材料”的物性“质地”，如生理机能、固有心性、潜在智慧、气质特点。后者说的则是一个人通过后天自觉地努力多获得的“东西”，其实也就是“人”对其“素质”在社会化过程中进行加工再塑使之改善发展的实际水平，如文化程度、道德观念、信仰追求、工作能力，如此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实可以将“人口素质”视为人本之“源”，或比作生命价值再造的“基础”，而将“人口质量”视为人本之“流”，或比作是自我发展的人为“建筑”（李景毅1997）。在另一篇文章中，李景毅（1997）又谈到：人口质量的本质实为一个人所具有的作用于社会的人力，就其具体存在而言，往往表现为潜力、储力、显力三种方式，而且三者互依相长，并以其统一的拥挤构成共同体现人口质量的实际水平。他显然将“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与“人的素质”或 “人的质量”相混淆，将重点做在“素质”和“质量”的差别上，却忽视了一个最大的前提：这就是如何看待“人口&

quot;与”人“的关系。实际上，这是将”人口素质“看作是先天遗传的禀赋，而将”人口质量“看作是后天养育的状态。然而，这种看似有些道理的观点却忽视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无论”人口“与”人“关系多么密切，毕竟是两个有很大差异的概念。倘若前提错了，推论也就可想而知。诚然，在中文中”素质“和”质量“可以有所区别，但英文中却是源出一词，即”Population Quality“，对此又作何种解释？

到了90年代，一些学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阎海琴（1992）曾经指出：在人口学中，人与人口两个概念的混淆是导致人口质量难以确定的原因之一。目前人口理论界所讨论的”三要素“或”两要素“’论，其实几乎没有脱离开从人的素质出发研究人口质量的模式，研究的出发点大多是从人的素质延展开来的。谭琳则主张拓展 ”人口质量“概念，她认为应该从系统的观点思考人口质量。广义的人口质量应不仅仅涵盖一定时空中人口系统中个体素质的总和，而且包含个体素质的整合和互动。因此，从广义上认识人口质量，首先要区分个体的人的素质和总体的人口质量的差别。人口质量不是个人素质的简单加总或任何形式的加权和，而是个人素质的有机组合，具有系统性即整体性、组织性和动态变化的特征。

这两位学者的思考都是很有价值的，但当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关注。其实早在80年代中期，郑祯诚对”人口“与”人“的关系就有了清晰、深刻的阐述。首先，他区分了”一般人口“与”具体人口“。作为一般、抽象的人口，只应该有”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而不应该加上种种只适用于具体的、特殊的人口的一些历史规定性。其次，他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属性所要求的全部内容。人口属性具有二重性，即自然属性� ；� ：”生命“和社会属性� ；� ：”劳动“。他在1986年曾经指出：有的同志把人的概念混为人口的概念，把人性混为人口属性，把特殊人口混为一般人口，因此他们在论述人口质量时总要加进一些只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才产生，才具有的内容来作为一般人口质量的内涵。然而，由于中国人口学界真正的学术规范制度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因而非常正常、也非常必要的学术评论工作以及评论中的学术承继始终不尽人意，所谓的学术研究常常处在低水平重复甚至思想倒退学术萎缩的窘境中。因为多年来国内学界对”人口“概念认识不清、定位不准，已经导致了理论上的混乱，以致于到了20世纪末，一些有识之士还不得不旧话重提，来澄清”人口“的原意以及与”人“的区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郭志刚（1998）认为：人口是一个抽象，原义上是统计学的概念，代表人类群体在定量方面的属性。最一般的”人口“只是人的数量抽象，不区分阶级，没有社会属性规定性。本质上的规定性是生存着的人的集合，其实这是生物性的人的集合。据此，他反对把”人口“看作是”可持续发展“中心的观点，同时还反对”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 的传统看法。不过，笔者以为：看到”抽象人口“并不够，还应当看到”具体人口“，因此，看到”人口“与”人“ 的区别并不够，还应当看到两者的联系；进而从统计学角度界定人口也还不够，还应当从社会学角度来观察”人口“。否则就会像马克思曾经所说的：人口就变成了一个混沌的表象、一个数字的堆积、一个没有意义的抽象。总之，人口的属性是双重的，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

阎海琴认为：个体的人与人口之间有一个”差“的概念。这个”差“抽象地说，就是所迸发出的人口聚合力；具体地说，便是人口各种构成。显然，个人素质水平或者构成人口总体的个人素质的平均水平，决不等于或者决不代表人口质量的高低。相反亦然。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差“的概念存在。单个的个体是无所谓”聚合力“和构成的。认识了这一点，人口质量的概念和内涵也就比较容易确定了。即从总体来讲，人口质量包括各种人口结构和人口聚合力两大方面。人口结构不但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为了延续人口的.存在和发展），还应包括人口的社会结构（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地域结构（为了认识、利用、改造自然）。人口的聚合力包括人的一致性、纪律性以及改造和认识实世界的共同能力。简言之，即指一种集体的力量。这里，人口结构与人口聚合力是相辅相成的。谭琳的看法与阎海琴的观点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在学术承继上关系可能是微弱的，这也恰好说明了学术性的综述和评论是多么重要。

笔者认为，他们能够看到个人之间、人群之间”聚合力“或者说”互动力“的存在和作用，并以此来界定”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称得上是理论上的一个突破。阎海琴提出的那个”差“的概念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在用”人的素质“替代着”人口素质“，混淆着这两个虽然联系密切但也有重大区别的概念，究其原因就在于根本就没有看到这个”差“的存在。总之，对于真正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素质来说，坚持系统、结构和互动的观点是绝对必要的。我们或许可以说，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

从人口素质的外延来看，主要是”三要素“和”二要素“之争。传统的”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素质事实人口质量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质量的中心。以张纯元（1998）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人口的身体素质“是指发育是否健全、智力是否完好、体力大小、体质强弱、耐力的持久状况、动作的敏捷程度等。一般的常用性指标有：平均身高、体重、胸围以及平均增长速度、相对的平均体力和耐力水平、呆残低能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婴儿死亡率、总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等。”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是指一个人口群体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水平、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等。一般的常用性指标有：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知识分子占总人口的比例、文盲率等。”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指人们的思想意识形态，其中包括人生观、道德观、思想品质和传统习惯。直接或间接进行衡量的指标主要有：忠诚的爱国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尊老爱幼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模范遵守公共秩序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吸毒者占总人口的比重、青少年犯罪率及刑事犯罪率等。

另一种也产生过影响的”三要素“论则认为，”素质“即”潜能“，包括生理潜能和心理潜能；就人口素质的内在结构来看，包括了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或简称心理素质（穆光宗1989；许金声1991）。之所以用 ”智力素质“代替”文化科学素质“，是因为文盲人口虽然可能缺乏文化科学方面的素养，但决不会缺乏一定的智力发展水

平；换句话讲，”文化科学素质“的说法无法测度很大一部分在文化科学教育之外的人口。至于”非智力素质“也是相对理智、客观的看法，比”思想道德素质“的说法更为中性，也更具可比性。

第三种”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综合素质不是个单项素质相加之和，而是各单项素质在人的活动过程中有机组合构成的一个动力整体。具体来说，”人口综合素质“是人口之”动力素质“、”能力素质“和”伦理素质“的乘积。据盛少波（1992）的看法，只要影响着生命主体完成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可归类为”动力素质“，如需要、动机、理想、意志、兴趣、进取心等；举凡影响生命主体完成活动的可能性和效率的素质都可归类为”能力素质“，如体力、智力、精力、社交能力等；只要能在生命主体的心理结构中起行为准则的作用，控制主体倾向以某种相对稳定的方式从事活动，就可以归类为”伦理素质“，如道德、性格、世界观、态度或是国民性等等的心理特征。

”二要素“论则认为，”人口素质“只能由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组成。其理由是：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质包括进去，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尺度，就难以进行人口素质的国际比较；即便是泛人类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陈剑1988：”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从目前的认识来看，无论是”三要素“论还是”二要素“论，在认识上似乎都没有完全摆脱将”人口素质“等同于”人的素质“的嫌疑。但退一步说，倘若考虑了结构性因素，似乎也并非不可取。毫无疑问，我们既要看到 ”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的联系，又要看到两者的区别。所谓”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也就是总量平均、系统有机和结构组合的意义上的”人的素质“。

二、人口素质的作用力和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素质“为什么重要？这里涉及了”人口素质“之作用力和功效问题的研究。80年代人口学界在理论上探讨”人口素质“的含义和重要性的同时，已经有一些学者转向实证性研究，开始将”人口素质“问题与”脱贫致富“ 问题相联系。作为80年代初期一项有影响的研究，王小强、白南风（1986）两位学者曾经提出发人深省的假说：人的素质差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规定，”人的素质“或者说”人口素质“被看作是贫困、落后的决定性因素。许多后续研究都是以此为基础的。笔者本人也对”人口素质“与”脱贫致富“的关系进行过细致的研究，结论是：人口素质低或差本身既是广义贫困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狭义贫困（经济贫困或物质贫困）的一个重要根源。具体来看，首先，健康素质好不一定就能脱贫致富，但健康素质差到一定程度以致于影响了对劳动和生活的参与，则会明显地成为脱贫致富的阻力；换言之，健康状况对脱贫致富的负效应要大于正效应。其次，贫困的本质规定是一种恶性循环，是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的共生、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交织。作为脱贫致富的非经济障碍，文化贫困和精神贫困是比物质贫困更深重、更长期、也更难克服的特殊贫困问题。所谓文化贫困，是指人口的文化素质低所产生的一种特殊贫困问题，即教育的贫困，如缺乏理性、视界狭小、目光短浅等；而精神贫困则是指人口的心理素质弱所产生的一种无形贫困现象，即心态的贫困，如人穷志短、内心空虚、只求温饱等。再次，人口素质的改善程度本身应视为脱贫致富系统工程新的、重要的标准。或者说”素质脱贫“是我们的本质目标，文化脱贫和精神脱贫必须摆上议事日程（穆光宗1989）。

到了90年代，人口学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还有对我国22个省区23个贫困县的一份实证研究。张纯元等的研究结论是：人口因素从多方面制约着贫困县的脱贫致富进程，但低素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比过多人口数量的制约作用更大；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是贫困县脱贫致富的基础工程，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则是贫困县脱贫致富的根本手段。这一结论再一次在理论上证实了各界人士早已达成的一个共识，”治穷先治愚“的经验就早已被基层社区组织所认同并付诸实施。

有较多的研究者谈到了”文化素质“在控制人口和发展经济中的作用。杨耀臣（1993）的研究曾经得出一个结论：人口再生产的长势直接受人口教育水平的强烈反作用。也就是说，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生育率，事实上这也早已被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所证实，特别是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与生育率的高度负相关这一点尤为突出并广为人知。这是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育龄妇女一般更具备”经济人“的理性，更能冷静、客观地对待生育的成本和效用，因而也就更能作出符合时代潮流的生育决策，她们往往更看重生育的质量，也不能不考虑生育的机会成本，更乐意在生养孩子和个人发展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在杨耀臣（1994）的另一项研究中，他强调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通过定量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今天只要拿出400 多亿元投入到普及9 年义务教育，后人口数量可望减少6000 万，全民文化程度的起点为初中毕业；还清原先增设的教育经费，还可获得年利1700亿元以上。重要的或许不是这诱人的数字，而是分析所展示的道理即教育投资是”一本万利“的投资行为，而且是早投资、早得益的大好事。正如笔者近年来一直坚持的观点：人的建设是最基本的建设，人的投资是最重要的投资，人的发展是最关键的发展。也有学者认为，中国要实现人力资本依托型的经济增长（康晓光1995；张朝尊，吴光炳，高玉喜1996）。鲁迅先生早年说得好：人立尔后万事举。发轫于20世纪中叶的人力资本理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到了80年代，西方新兴的四要素经济增长理论更是把知识看作是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来对待（穆光宗）。这些都是发人深省的。

篇6：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三

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三）

四、人口素质存量测度的研究

从现有的研究看，南京大学人口所已故的马淑鸾教授可能是国内最早采用PQLI（直译为”生活的物质质量“或 ”物质生活质量“，移译为”生命素质指数“或”人口素质指数“）来测度人口素质存量的人口学家。马淑鸾根据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计算并与国外比较，结论是：1982年中国的PQLI为77，印度为43，美国为94；而且 1982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生命素质指数在全国的排序与其人均GNP 的排序基本一致（马淑鸾1986）。王俊改等对1982～1990年中国人口生命素质指数的变化进行了时序比较，结论是：1990年中国的PQLI为83；从区域差别看，PQLI达到80以上的高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1.24%，PQLI在60～80之间的中等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18.57%，唯独西藏只有51，属于低素质人口。并且再一次发现PQLI与人均GNP 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王俊改，谢韦克），即人口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函数，二者同时也相辅相成。笔者本人也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对1990年的PQLI值进行了国际比较，结论是：世界平均为65，发达国家为94，欠发达国家为53，中国约为80，印度为57. 结合人均GNP 来看中国人口素质的综合发展水平，至少在现象的层面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穆光宗，许金声1991；朱国宏1994）对这种怪异的现象主要有二种解释：一种认为，上述的 ”超前“现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人口素质潜能转化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较低；换言之，中国的人力资源还有待于更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这似乎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事实是吻合的（穆光宗）。另一种认为，”超前“可能是一种假象（冯立天1992）。

虽然PQLI方法有很多优点，如3 项指标达到较高水平是人们的普遍愿望，3 项指标具有泛人类色彩并反映的是 ”产出“的情况，能够较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福利状况，计算比较简单方便等；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种方法有不少的局限性：首先，在PQLI的3 个构成指标中有2 个是反映健康状况的，而只有1 个是反映教育状况的；仅用识字率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对文化的需求似乎太粗；仅从健康和识字两个方面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活质量显然又过于简单等。据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用”0 岁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来代替婴儿死亡率和1 岁预期寿命，用”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识字率（冯立天，1992）。还有的学者用 ”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等教育以上人口的比重“来代替识字率，并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朱国宏1994）。

也有一些学者另劈蹊径，用新创造的指数来衡量中国人口素质的存量。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陈再华（1992）利用模糊数学方法来处理各因素指标，利用模糊隶属函数使各因素指标成为无量纲指标，并且具有横向可比性，建立了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模型。结果发现：无论是综合来看还是分因素来看，中国人口素质都是呈递增的趋势。从结构来看，问题主要出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区域之间的差异也主要在这些方面。陈再华的方法一个最大的缺陷是过于复杂，不利于推广。南京大学人口所夏海勇（1992）也提出了一种”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他考虑了人口结构因素，但舍去了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最终他选择了9 个指标来构造”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即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计算方法是借助于系统聚类分析等方法，组成一套评价指标体系的取值阵，求得基点数据，并进行同度量处理，再计算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从而获得评价概念。根据作者自己的评价，此方法效果较好，反映面广、灵敏度高等。但主要问题还? 欠椒ú还患虮悖?焕?谕乒恪4送猓?本┥缁峥蒲г荷缁嵫??斫鹕??991）和江苏计生委陈友华等也探讨和提出过”人口素质指数“。

由于人口素质本身是相当复杂的现象，试图用一种方法就揭示清楚是不太可能的。综合上述，笔者以为：PQLI 方法的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国内的一些探讨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没有一种新指标可以替代PQLI的位置。因此，继续探求新指数无疑必要，但需要提醒的一点是，要注意数据的易得性和操作的便利性。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改进 PQLI方法使之更加实用和准确比较现实。

五、人口素质问题的理论探讨

1992年，刘铮教授重提”人口现代化“，在人口学界和实际部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人口现代化“的框架中，”人口素质的现代化“被摆上了关键的位置（刘铮1992；穆光宗1995，1999；陈友华1998）。目前，国内提的 ”三优系统工程“正是实施”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的具体措施，所谓三优，是指优生、优育、优教。

为了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口素质“问题，笔者于1991年上半年撰文提出了”人口素质木桶理论“。与此同时，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许金声也提出了相似的理论。所谓”人口素质木桶理论“是从科学哲学常讲的”水桶现象“中获得启发的，即一个水桶的容量受制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假定水桶的周边是参差不齐的`话。笔者认为，人口素质本身存在的问题和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分属两个层面的。也就是说，一是人口素质存量水平的高低问题，二是人口素质潜能开发水平的高低或转化程度的大小问题。中国人口素质的”短板效应“主要表现在非智力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只有建立正确评价人才和合理开发人力资源的社会经济机制，中国才能塑造不断克服”短板效应“的机制，让人口素质潜能不断喷发出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人口质量投资唯有相辅相成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人口质量投资则大致包括了优生优育投资、文化教育投资、健康卫生投资和环境（生态环境、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优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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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三

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三）

四、人口素质存量测度的研究

从现有的研究看，南京大学人口所已故的马淑鸾教授可能是国内最早采用PQLI（直译为”生活的物质质量“或 ”物质生活质量“，移译为”生命素质指数“或”人口素质指数“）来测度人口素质存量的人口学家。马淑鸾根据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计算并与国外比较，结论是：1982年中国的PQLI为77，印度为43，美国为94；而且 1982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生命素质指数在全国的排序与其人均GNP 的排序基本一致（马淑鸾1986）。王俊改等对1982～1990年中国人口生命素质指数的变化进行了时序比较，结论是：1990年中国的PQLI为83；从区域差别看，PQLI达到80以上的高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1.24%，PQLI在60～80之间的中等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18.57%，唯独西藏只有51，属于低素质人口。并且再一次发现PQLI与人均GNP 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王俊改，谢韦克1997），即人口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函数，二者同时也相辅相成。笔者本人也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对1990年的PQLI值进行了国际比较，结论是：世界平均为65，发达国家为94，欠发达国家为53，中国约为80，印度为57. 结合人均GNP 来看中国人口素质的综合发展水平，至少在现象的层面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穆光宗，许金声1991；朱国宏1994）对这种怪异的现象主要有二种解释：一种认为，上述的 ”超前“现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人口素质潜能转化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较低；换言之，中国的人力资源还有待于更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这似乎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事实是吻合的（穆光宗1996）。另一种认为，”超前“可能是一种假象（冯立天1992）。

虽然PQLI方法有很多优点，如3 项指标达到较高水平是人们的普遍愿望，3 项指标具有泛人类色彩并反映的是 ”产出“的情况，能够较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福利状况，计算比较简单方便等；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种方法有不少的局限性：首先，在PQLI的3 个构成指标中有2 个是反映健康状况的，而只有1 个是反映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状况的；仅用识字率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对文化的需求似乎太粗；仅从健康和识字两个方面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活质量显然又过于简单等。据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用”0 岁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来代替婴儿死亡率和1 岁预期寿命，用”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年限“来代替识字率（冯立天，1992）。还有的学者用 ”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等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以上人口的比重“来代替识字率，并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朱国宏1994）。

[1] [2] [3] [4] [5]

篇8：论中国的人口素质现状及其提高

4. 提高人口素质的意义

5．如何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

”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我国学者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 Quality一词，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术语，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穆光宗则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质量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使用”人口素质“的说法。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舒尔茨的”人口质量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但与其说这是人口学的研究，不如说是经济学的探讨。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口素质呢？中国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素质“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也就是说，”人口素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定。”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依然见仁见智，未有定论。对人口质量较早给出定义的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定义如下：”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 穆光宗认为：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从人口素质的外延来看，主要是”三要素“和”二要素“之争。传统的”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素质是人口质量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质量的中心。另一种也产生过影响?quot;三要素”论则认为，“素质&q uot;即”潜能“，包括生理潜能和心理潜能；就人口素质的内在结构来看，包括了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或简称心理素质。陈剑在1988年提出的的”二要素“论则认为，”人口素质“只能由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组成。其理由是：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质包括进去，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尺度，就难以进行人口素质的国际比较；即便是泛人类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

从目前的认识来看，无论是”三要素“论还是”二要素“论，在认识上似乎都没有完全摆脱将”人口素质“等同于”人的素质“的嫌疑。但退一步说，倘若考虑了结构性因素，似乎也并非不可取。毫无疑问，我们既要看到”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的联系，又要看到两者的区别。因此，所谓”人口素质“或”人口质量“也就是总量平均、系统有机和结构组合的意义上的”人的素质“。

人口素质涉及到人口性别年龄构成、职业构成、人群健康、国家政策、社会关系、教育水平、人际交往、环境和遗传等诸方面因素。人口的思想素质指人们的社会心理、传统习俗、民族自尊心、献身精神、使命感、自信心、变革社会的欲望等。人口的思想素质可从社会号召力、凝聚力和社会活力中体现出来。人口的身体身体素质可由一组人的人体运动能力、发育状况、疾病状况、死亡率，呆残低能人口比例、出生预期寿命等反映出来。反映人口文化素质的一般指标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人口文化水平构成，文盲率，科研率，科研人员比重，中等专业技术人员比重，中等专业技术人员比重，技工的技术等级构成，社会管理水平和生产管理水平以及劳动者的创造性能力。

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目前，我国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贫困人口占一定比重，一些地区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新生婴儿出生缺陷发生率还较高，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质，解决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以及出生人口性别的问题，仍然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表明：我国每年出生约1500万新生儿，据不完全统计，严重出生缺陷占1.3%，也就是每年将有20万出生缺陷孩子出生。我国人口中有20-25%的人患有各种遗传病，其中单基因病占5-7%，多基因病占15-20%，染色体病占0.5-1%。智力低下是影响人口素质的主要原因，我国人口约有1-2%智商小于70的智力低下者，轻中度智力低下者约500-1800万人，白痴就有100-200万人。我国人群中没有遗传病的人也可能是致病基因携带者，据估计平均每个人携带有5-6个有害基因，并且会按一定的方式向代传递。随着工业的进展，许多化学物品不断投入我们生活环境中，其中有部分可诱发基因突变，通过突变增加了我们的遗传负荷。由于医院技术的进步，使某些遗传病得到治愈，这在某些程度上使致病基因传于后代而增高遗传负荷。综合以上几个方面，我国迫切需要推行优生学知识，以提高人口素质。

值得欣慰的是，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结果表明：我国人口素质已有进一步提高。这次人口普查，我国人口的粗文盲率（15岁及以上文盲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2％，比1990年普查的15.88％下降了9.16个百分点。同时与1990年普查相比，平均每10万人中具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入口变化较大，具有大学以

上程度的由1422人上升为3611人，增长了154％；具有高中程度的由8039人上升为11146人，增长了39％；具有初中程度的由23344人上升为33961人，增长了45％；具有小学程度的由37057人下降为357O1人，下降了4％。90年代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速度之快是建国以来少有的。这一变化趋势反映了来我国落实扫除青壮年文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等措施所取得的成果。

然而，我国仍然面临着人口素质提高的重要任务。未来世界竞争归根到底是一个国家人口素质的竞争，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出发，人口素质问题是人口与发展之间诸多问题中最值得关注的，因为它居于中心的地位。因此，要协调人口与发展的关系，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设法提高和改善人口素质。首先，未来世界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综合素质的竞争。要保持经济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全面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国民综合素质是由人的体力素质、智力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等多方面的素质构成，其中体力和智力素质又是科技文化素质的前提条件，科技文化素质则是国民综合素质的基础素质。其次，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缺乏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用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这样不仅能实现对”增长极限“的突破，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保护自然资源。此外，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是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是加速中国科教兴国的战略部署，即科教兴国的基础前提是全民族的科学教育文化素质的大提高，这又有赖于体力、智力、健康等基本素质的提高。因此，科教兴国，要先兴科教；科教要兴，必须先投资于民，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

中国已进入21世纪，新的世纪里充满着竞争和挑战。能否以富强、文明之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决于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优劣、人才的多寡、教育的成败。那么，我们国家应如何提高人口素质，以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呢？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目前要提高我国的人口素质主要应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控制人口数量。底，中国总人口为12.59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1％。由于人口基数大，尽管积极推行计划生育，每年净增人口仍达到1300万左右。人口过多是中国的首要问题：人口素质不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根本转变，劳动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人口与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因此，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应稳定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建立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完备的调控保障体系，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法制建设，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在做好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将人口问题纳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规划，发挥城市和东部地区的示范作用，推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均衡发展。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有利于加速资金的积累，加快经济的发展，为提高人口素质奠定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积极提倡优生。提倡优生从根本上讲就是人口的优质遗传基因得到发展，让劣质遗传基因受到抑制。

三．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技术事业。教育和科学技术事业是开发智力资源的伟大事业，是提高人口科学技术素质的基本途径。当务之急就是大力推进素质教育，改革基础教育，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从而使教育更好地为济发展服务，适应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落实国家”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

四．进一步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扩大集体福利，保障妇幼健康。总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尽快发展我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提高我国人口素质的根本途径。

提高人口素质是一项根本性的、长期的、巨大的战略任务，它包括人的体魄强健、文化修养良好、道德高尚、追求知识、勤劳勇敢，从幼儿到老年、从生理到心理、从自然物质基础到家庭社会环境，要全方位地持续不懈地提高人口素质。凡是对提高人口素质有利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应该坚持办；凡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损害人民身心健康、妨碍人口素质提高的东西都应该坚决抵制。提高人口素质固然要有好的教育制度，但同时应该靠从小到老，从个人、家庭到社会各方面来抓，贯穿在整个生活和生产活动中，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来教育人民。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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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网络版资料1 9 9 8. 1 0. 1 8

篇9：论中国的人口素质现状及其提高

Keywords:

Chinese population quality, improving population quality.

提纲：1. 中外学者对人口素质的一些研究

2. 人口素质的内涵与外延

篇10：论中国的人口素质现状及其提高

4. 提高人口素质的意义

5．如何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

”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我国学者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 Quality一词，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术语，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穆光宗则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质量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方面。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使用”人口素质“的说法。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舒尔茨的”人口质量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但与其说这是人口学的研究，不如说是经济学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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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三论文

中国人口素质问题研究（三）论文

四、人口素质存量测度的研究

虽然PQLI方法有很多优点，如3 项指标达到较高水平是人们的普遍愿望，3 项指标具有泛人类色彩并反映的是 ”产出“的情况，能够较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福利状况，计算比较简单方便等；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种方法有不少的局限性：首先，在PQLI的3 个构成指标中有2 个是反映健康状况的，而只有1 个是反映教育状况的；仅用识字率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对文化的需求似乎太粗；仅从健康和识字两个方面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活质量显然又过于简单等。据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用”0 岁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来代替婴儿死亡率和1 岁预期寿命，用”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识字率（冯立天，1992）。还有的学者用 ”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等教育以上人口的比重“来代替识字率，并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朱国宏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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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铁岭市人口素质现状的调查研究报告

铁岭市人口素质现状的调查研究报告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把全面解决人口问题的基本战略重点放在控制人口数量上，而人口素质的研究略显薄弱。目前从全国形势看，人口素质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极不相称，也正是基于此，我们市人口计生委对我市人口素质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寻找改善我市人口素质状况的良策，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制订“十一五”规划，谋划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可靠依据。

一、我市人口素质现状

㈠人口健康素质

据统计，我市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69‰，辽宁省为0。6‰。可见，我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高出一个千分点还多，由于这项是逆指标（数值越低越反映社会进步的指标）。，所以我市的形势不容乐观。

从平均预期寿命看，我市平均预期寿命为72岁，比全省平均预期寿命73。4岁低了1。4岁。

㈡人口文化知识素质

衡量人口文化知识素质水平的指标包括：识字率、平均每万人在校学生数和大中小学生构成。依据调查统计，我市人口识字率为94。83％，全省为95。34％，全国为84％；平均每万人在校学生数：我市为1397人，我省为1503人。以上数据显示，我市人口识字率较高，基础教育事业发展较好，但每万人在校学生数中，我市中小学生在校人数和中小学生占学生总数与全省平均水平基本接近，浮动不大。

㈢劳动技能素质

衡量劳动技能素质的指标主要包括专利申请受理量、从业人员接受教育程度等。专利申请受理量主要是衡量劳动者的技术创新能力。20我市共受理专利申请310件，在全省十四个市中位次偏后，这表明我市劳动者的劳动创新能力还比较落后。

我市劳动者的文化知识结构偏低，初中文化水平以下占劳动者总数的75。63％，高中以上仅占24。4％，其中大专以上仅占4。8％。这说明提高我市劳动者素质的任务还很艰巨，短时间内还难以改观。

综上分析表明，我市的人口素质与全省平均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同全国发达地区差距就更大。

二、导致我市人口素质偏低的主要原因

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我市人口素质处于全省中下水平，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㈠经济发展滞后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但直接影响人口素质的各个方面，而且会改变自然条件对人口素质的影响。因此，经济条件就成为决定人口素质的重要基础，社会生活其他方面对人口素质的制约，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据统计，我市年人均 GDP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13美元，全省为1440美元，在全省排名比较落后。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为5607元，全省为724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137元，全省为2934元。

由此可见，我市经济发展在全省位居后列。这就决定了人口素质也相对较低。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其一，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人口素质提高的根本原因；其二，劳动就业对人口素质有制约作用；其三，消费水平对人口素质起较大影响。实践证明，经济与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人口素质较高。据《年中国人口问题报告》数据显示：全国县（即农村）15岁以上人口文盲半文盲率为21。3％，而镇15 岁以上人口文盲半文盲率为8。58％，市15 岁以上人口文盲半文盲率仅为8。44％。在这一年龄段中，农村的文盲率是城市的2倍多。从全国看，县一级15岁以上人口文盲半文盲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主要是内蒙、甘肃、青海、西藏等西部落后地区。据统计，人均GDP排在全国前5位的省分别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这五个省区的专利申请受理量都名列前茅。各地区从业人员接受教育程度也与经济成正比关系，各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平均预期寿命也同经济增长有关。这一系列数据都说明，经济与人口素质之间成正比例关系。所以说，人均GDP在全省排位较为落后的我市，人口素质偏低的状况则不难理解。

㈡教育投入相对不足

教育是培养和发展人的体质、知识、思想的主要途径之一。无论早期教育、学校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和业余教育，对于人口素质的`提高，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就我市情况看，近年来各级各类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基本实现“两基”目标。教育改革和教育布局调整初见成效。到2003年底，我市拥有各级各类学校1319所，在校生达419000人，其中成人高校1所，在校生2154人，高级中等职业学39所，在校生50500人，初中入学率达99。1%，小学入学率达99。8％。从人均教育投入看，我市2003年为204元，全省为529元。由此可见，我市人均教育投入还很低。一切教育活动均依靠教育经费来支持，经费的短缺会严重制约我市人口素质的提高。

㈢群众求知欲不强

我市地处辽河平原，肥沃的黑土地使其在全省享有辽北粮仓的美誉，人均土地占有量相对其他市可谓充足丰厚，自然灾害相对较少，加之近年来改革开放使我市的农业发展较快，人民已过上了不愁温饱的生活。但是由于我市工业经济发展滞后，民营经济比重偏低，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较低，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我市经济发展，同时也抑制了人们生活观念的改变。老守田园、不思进取、不思变迁的观念非常普遍。落后的生产方式使人们对先进文化技术的需要也受到压抑。技术就是资本的观念还未在大多数人中形成。尤其在农村地区，随着教育个人投入的连年攀升及就业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 “新读书无用论”在落后地区农民中还相当严重。加之农村教育水平整体落后，师资结构不尽合理，教学环境相对较差，教学效果很难让农民满意。甚至对于有些农民来说，他们担心孩子智力投资落空，认为读高中与读初中对于种田来说没什么两样，由此造成部分农民子女读高中的减少。

据我们对农民抽样调查表明，初中文化水平人群中有一半对自身文化素质比较满意，而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绝大多数对自身的文化素质不满意。这就说明了越落后越自满，越落后越不思进取，越落后越排斥文化素提高。

㈣群众对自身健康重视不够

我市近年来卫生事业发展较快，截至2003年底，全市共有卫生机构994个，床位7607张，卫生技术人员9332人，执业医师3337人，执业助理医师926 人，注册护士2772人。全市共有卫生防疫、防治机构28个，卫生技术人员797人，妇幼卫生机构7个，卫生技术人员236人，乡镇卫生院84个，个体诊所781个，县乡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进一步完善。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市各级政府比较关注卫生事业发展，重视社会成员的身体健康。但是，就全体社会成员个人而言，对自身的关注和呵护相对冷淡。据调查，日常生活中人们在没有患病的情况下很不在意身体状况，仅有极少数人能够对自身健康较为关注，很少有人在没有患病情况下到医院进行身体检查，这对人的身体素质提高极为不利。如果人们能够经常体检，预防在先，有病早发现早治疗，就会做到防患于未然，不会危及健康乃至生命。另据调查，当人们患病后，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及时看医生。尤其在农村地区，一半以上的人病后不能及时看医生，能拖就拖，这对农民身体健康来说无疑会造成不必要的损

篇13：铁岭市人口素质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关于铁岭市人口素质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调查报告

关于铁岭市人口素质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一、我市人口素质现状

㈠人口健康素质

据统计，我市200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69‰，辽宁省为0.6‰。可见，我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高出一个千分点还多，由于这项是逆指标（数值越低越反映社会进步的指标）。，所以我市的形势不容乐观。

从平均预期寿命看，我市平均预期寿命为72岁，比全省平均预期寿命73.4岁低了1.4岁。

㈡人口文化知识素质

衡量人口文化知识素质水平的指标包括：识字率、平均每万人在校学生数和大中小学生构成。依据调查统计，我市人口识字率为94.83％，全省为95.34％，全国为84％；平均每万人在校学生数：我市为1397人，我省为1503人。以上数据显示，我市人口识字率较高，基础教育事业发展较好，但每万人在校学生数中，我市中小学生在校人数和中小学生占学生总数与全省平均水平基本接近，浮动不大。

㈢劳动技能素质

衡量劳动技能素质的指标主要包括专利申请受理量、从业人员接受教育程度等。专利申请受理量主要是衡量劳动者的技术创新能力。2003年我市共受理专利申请310件，在全省十四个市中位次偏后，这表明我市劳动者的劳动创新能力还比较落后。

我市劳动者的文化知识结构偏低，初中文化水平以下占劳动者总数的75.63％，高中以上仅占24.4％，其中大专以上仅占4.8％。这说明提高我市劳动者素质的任务还很艰巨，短时间内还难以改观。

综上分析表明，我市的人口素质与全省平均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同全国发达地区差距就更大。

二、导致我市人口素质偏低的主要原因

调查研究结果表明：我市人口素质处于全省中下水平，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㈠经济发展滞后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但直接影响人口素质的各个方面，而且会改变自然条件对人口素质的影响。因此，经济条件就成为决定人口素质的重要基础，社会生活其他方面对人口素质的制约，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据统计，我市2003年人均 GDP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13美元，全省为1440美元，在全省排名比较落后。我市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为5607元，全省为724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137元，全省为2934元。

由此可见，我市经济发展在全省位居后列。这就决定了人口素质也相对较低。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其一，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人口素质提高的根本原因；其二，劳动就业对人口素质有制约作用；其三，消费水平对人口素质起较大影响。实践证明，经济与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人口素质较高。据《2000 年中国人口问题报告》数据显示：全国县（即农村）15岁以上人口文盲半文盲率为21.3％，而镇15 岁以上人口文盲半文盲率为8.58％，市15 岁以上人口文盲半文盲率仅为8.44％。在这一年龄段中，农村的文盲率是城市的2倍多。从全国看，县一级15岁以上人口文盲半文盲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主要是内蒙、甘肃、青海、西藏等西部落后地区。据统计，人均GDP排在全国前5位的省分别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这五个省区的专利申请受理量都名列前茅。各地区从业人员接受教育程度也与经济成正比关系，各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平均预期寿命也同经济增长有关。这一系列数据都说明，经济与人口素质之间成正比例关系。所以说，人均GDP在全省排位较为落后的`我市，人口素质偏低的状况则不难理解。

㈡教育投入相对不足

教育是培养和发展人的体质、知识、思想的主要途径之一。无论早期教育、学校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和业余教育，对于人口素质的提高，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就我市情况看，近年来各级各类教育事业迅猛发展，基本实现“两基”目标。教育改革和教育布局调整初见成效。到2003年底，我市拥有各级各类学校1319所，在校生达419000人，其中成人高校1所，在校生2154人，高级中等职业学39所，在校生50500人，初中入学率达99.1%，小学入学率达99.8％。从人均教育投入看，我市2003年为204元，全省为529元。由此可见，我市人均教育投入还很低。一切教育活动均依靠教育经费来支持，经费的短缺会严重制约我市人口素质的提高。

㈢群众求知欲不强

㈣群众对自身健康重视不够

三、提高我市人口素质的若干建议

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实现人的现代化，使人的素质现代化。提高人口素质是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需

要。

㈠大力倡导优生优育

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措施。实行优生优育，一是提倡少生优生，提高婚前检查率，严禁近亲结婚，减少遗传病发生，减少痴呆傻等缺陷人口；二是应用遗传工程等先进技术，提高遗传素质；三是提高医疗保健水平，改善营养状况；四是制定优生法规，保证人口质量；五是调动家庭进行孩子智力投资的积极性，实现由更多投向孩子数量成本向投资质量成本的转移。我们人口计生部门近年来在促进优生优育中做了大量工作。尽管如此，我市出生人口缺陷率仍较高，据2003年统计，全市出生人口9人，出生缺陷率为4.2‰。为了降低出生人口缺陷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近年来，我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部门采取孕前投服叶酸、福施福等药物，进行孕期超声检查和产后新生儿疾病筛查等措施，出生缺陷干预取得初步成效。出生缺陷干预工作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社会工程，需要政府加强领导，保证出生缺陷监测和实施干预所需的各种经费。政府职能部门应加强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建立起职责明确、分工协作、优势互利、相得益彰的运作机制。提高出生人口质量既是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是事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战略问题。我们要以对子孙后代负责的责任感，做好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工作，为铁岭小康目标的全面实现做出贡献。

㈡彻底转变传统观念

观念不是瞬息万变的“活”思想，而是相对稳定的

带有思维定势性质的成熟思想。

人要现代化，先要观念现代化，提高人口素质，更新观念是其根本。当前，迭起的改革大潮和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正在无情地冲击着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观念，传统社会的“自给自足”“靠天吃饭”“务农靠经验”“致富靠投机”等轻视人的素质提高的观念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对人们的要求。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必须注重培养人们的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技术观念、法制观念及国际市场观念等新的观念。我们人口计生部门应发挥宣传教育工作的优势，发挥基层计生宣传服务网络健全的优势，在向广大群众宣传国情省情市情、相关法律法规、科学文学进步婚育观念、婚育科普知识的同时，帮助群众树立市场观念、竞争观念、效益观念、法制观念等，使之从传统落

后的旧观念中彻底解脱出来。

㈢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贯穿于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学校，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有机地统一在教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在智育工作转变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实行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激发学生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学校教育应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切实加强体育工作，学生能够掌握基本的运动技能，养成坚持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改变学校美育工作薄弱状况，将美育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从实际出发，加强和改进对学生的生产劳动和实践教育。

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同时，要特别重视农村教育事业， “治穷先治愚”，下大力气解决农村适龄儿童入学受教育问题，同时要抓好成人教育，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提高农民劳动技能。

㈣大力发展文化事业

就总体而言，我市的文化事业发展态势良好。据2003年统计，全市有各类艺术表演团体5个，文化馆9个，文化站93个，公共图书馆9个，藏书49.5万册，有市县级广播电台7个，电视台5个，广播电视覆盖人口95.29％。虽然从数量上看，我市的文化机构比较可观，但它的利用率较低，未能在广大群众中发挥令人满意的作用。因此，要提高我市人口素质，必须下大力气，花大功夫挖掘文化机构的潜能，使我市的文化机构真正成为人们获取知识提高素质的不竭之源。同时要大力发展文化事业，重视社区和农村群众文化建设，特别是加强占我市人口70％的农村地区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㈤引导群众关注自身健康，增加健康投资

为了确保我市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需要进一步改善医疗卫生条件，加大投资力度。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大力发展体育事业，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全民健康活动。目前，就我市广大人民群众而言，能够坚持天天健身的人所占比例很小，而且人们锻炼身体的方式也比较单一。各级政府要从提高人口素质的高度加大投入，多建一些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足球场及其它一些小型运动场所，经常开展一些全民性的健身活动，想办法激发人民群众对体育健康的热情，提高人民群众对体育健身的参与意识，强化人民群众的愉悦健身行为，达到增强全市人民体质的目的。

总之，提高人口素质是实现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需要，同时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它需要科研、教育、文化、卫生、体育、计划生育等部门以及社会、家庭的协同配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提高人口素质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它需要经过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逐步实现。

篇14：论中国的人口素质现状及其提高论文

摘要：

中国已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新的世纪里充满着竞争和挑战。能否以富强、文明之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决于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优劣、人才的多寡、教育的成败。那么，中国目前的人口素质状况如何？我们国家又应如何提高人口素质，使其适应新时期的社会发展要求，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呢？

Abstract:

China has entered the 21st century. The new centrury is full of new competitions and challenges, Global integration, WTO… In this situation, the population qulity became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one country to win in keen world competition. So it's necessary for us to learn present Chinese population quality status and the methods of improving Chinese population quality.

关键词：

篇15：论中国的人口素质现状及其提高论文

Keywords:

Chinese population quality, improving population quality.

提纲：1. 中外学者对人口素质的一些研究

2. 人口素质的内涵与外延

3．中国的人口素质现状

4. 提高人口素质的意义

5．如何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口素质呢？中国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素质“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也就是说，”人口素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定。”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依然见仁见智，未有定论。对人口质量较早给出定义的.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定义如下：”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 穆光宗认为：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一般总是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从人口素质的外延来看，主要是”三要素“和”二要素“之争。传统的”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素质是人口质量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质量的中心。另一种也产生过影响?quot;三要素”论则认为，“素质&q uot;即”潜能"，包括生理潜能和心理潜能；就人口素质的内在结构来看，包括了

[1] [2] [3] [4]

篇16：质疑新式胎教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科学性

质疑新式胎教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科学性

一、对用新式胎教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忧虑

21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使世界各国对人的创造力的培养和智慧潜能的发掘特别关注，而未来世界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的论断又使国际社会加倍重视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面对这一现实，近年来一些人开始不遗余力地从西方引进一种旨在开发胎儿智力潜能，提高出生人口智力素质的新式胎教。据称，这种胎教是在国外对胎儿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不容置疑的科学性。它主要采用同胎儿谈话、教胎儿学乐谱、认字母、做算术等对胎儿直接施教的方法来提高胎儿的智商，使胎儿由愚变慧，出生后个个都是“天才儿”，因此可以称之为“智力胎教”、“直接胎教”或“子教式胎教”。它的倡导者们认为，实施这种胎教，可以优化我们民族的素质，为国家也为家庭培养出智力优秀的下一代，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特别是智力素质的有效途径，应当取得社会的认可和得到长足的发展[1]。然而功能和效果如此美好的新式胎教，在它的原产地却未能被推广和为社会所接受，从提出至今20多年来，在西方也只有几个人写了几本关于胎教能提高胎儿智力的体会的小册子，几个热衷此道的私人医生在其诊所里办了几次“胎儿大学”，实际情况是“言者谆谆，信者寥寥”。但是，它却园内开花园外香，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热了起来，并正在不断升温，其触角已经伸到包括教育、生育在内的广大社会领域，介绍的文籍、磁带陆续出版，“胎儿学校”也应运而生，更有甚者，有的地方的年轻夫妇在领取生育证明时，还被硬性规定要购买胎敦磁带和资料。眼下，新式胎教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奇特功能已被说得神乎其神，宣传者们介绍说，美国一对夫妇的4个女儿接受了智力胎教，结果个个出生后都不同凡响，智商高达160，全被列入全美5%的高智商行列，成为举世瞩目的“天才儿”[2]；中国一男孩实行了胎教，出生后2岁就能用英、汉语对话，4岁能解初中数学难题，5岁就上了大学少年班，智商高达190[3](P15)。这种诱惑对许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的家庭显然是不可抵挡的，于是许多青年夫妇如痴如迷，像虔诚的宗教徒一样，按其教导每天对着肚子放音乐、颂诗文和与胎儿对活，以祈求生一个智力超群的孩子。而今，这股新式胎教之风迎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可谓已经刮遍了神州大地。然而，分折表明，这种神奇的胎教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甚至是违背胎儿身心发展规律的，它所施予的智力教育，由于超越了胎儿的心理发育水平，根本不可能为胎儿所接受；相反，不停地同胎儿对话，教胎儿学习社会文化知识，频频地刺激胎儿运动，则可能会打乱从动物到人类无数万年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胎儿正常生长发育规律，破坏胎儿作为自然实体所应有的胎内环境秩序，从而造成难以预料的灾难性的后果。最终，会像当今人类任意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导致水旱风沙灾害，遭到报复一佯，在出生人口素质上留下我们尚不可觉知的隐患，贻害整个民族，这是每个关注自己民族命运的人不可不虑的。比如，现今在学龄儿童中发病率高达3%，令医学专家、心理专家都十分棘手的“儿童多动症”，虽然病因至今扑朔迷离，但医学已经肯定，它是儿童神经系统在发育中获得的疾病，对此，我们是否应联想到它会与胎儿在宫内受到了类似于新式胎教之类的过量的或不当的刺激这一因素有关呢？再比如，我们是否应对那些关于不当胎教引起胎儿致残的报导进行思考[4]，因而审慎地对各种胎教的科学性进行区别呢？固然，我们不应当因害怕自然界的报复简单地臣服于自然规律而在保证胎儿健康生长发育上无所作为，但这种作为又必须建立在对自然规律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新式胎教对胎儿生理、心理发展规律缺乏严谨的科学研究，甚至连相应的动物实验报告都没有，只以少数个体经验描述和神奇传闻为依据就将其“理论”和方法四处推行包含着极大危险，因而是十分令人担忧的。面对现在和未来胎儿的身心发展安全，换言之，面对着民族未来人口素质，我们吁请新式胎教的倡导者和整个社会要慎重行事，要记取许多因违反自然规律，不尊重科学规律而导致灾难的教训。

其实，胎教之说，在我国古已有之，但我国传统的胎教与上述新式胎教不同，它不主张对胎儿直接施教去干扰胎儿的自然发育程序，而是强调孕妇要注重营养、调适情绪、加强自身修养、预防疾病感染、减少外界环境伤害等以避免间接损害胎儿发育，这实为一种“母教式胎教”或“间接胎教”。经验和现代科学都证明，传统胎教在剔除封建思想糟粕后，其主要内容是符合科学规律的。

二、新式胎教有悖于胎儿心理发展规律

智力胎教要通过对胎儿进行智力教育来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第一个依据是国外的研究发现“胎儿已经具有了灵敏的感觉”，“具有令人吃惊的听觉、记忆和理解能力”，同时还“出现了或讨厌或喜欢或快乐和恐惧等情绪”，“与婴幼儿、儿童、成人的心理，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没有本质的差别”，“可以进行宫内学习”[4]，应当对其施行智力胎教。提出这种依据是源于对胎儿心理发展水平的不了解。

1.胎儿不具备思维和理解能力。心理学的研究告诉人们，人与动物虽然都有心理活动，比如就连蚯蚓这样的低等动物也具有感觉这佯的初级心理，但是，哪怕是高等哺乳动物乃至灵长类动物都不具备人的心理，因为他们都不能像人一样具有思维，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区分人与动物的标准。“所以思维或思维活动是人类突出的，使自己和动物在本质上区别开来的一个主要特征”。“就人类的心理活动方面说，如感觉、知觉、情绪、动作等本身，都基本上和动物共有，并不比动物（主要指高级动物）高出多少，甚至还有不及的地方，只有思维，在胚芽以上发展水平的思维，才是人类所特有的”[5](P42-43)。胎儿只有简单的感觉，其心理发展连知觉水平都没有达到，更不要说会具有思维。胎儿心理还同动物心理处在同一个水平上，事实上尚不具备有思维能力的人的心理。所以，思维能力的有无，就使胎儿与儿童和成人心理不仅存在着量的，而且存在着质的差别。智力胎教论者过于拔高胎儿的认知心理水平，认为胎儿也具有了“理解能力”，能听懂妈妈念的诗文，读的外语，这有悖于心理学的常识。没有思维能力的胎儿是无法领会、理解以思想观念形式传授给他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妈妈读的诗文，讲的故事对他们都只能是一些具有一定强度、频率等物理特性而毫无社会意义的声音刺激，于提高胎儿高智力素质决计不会有何助益。

2.胎儿不具备语言能力。胎儿没有掌握语言，而语言又是人类展示自己智力潜能，发展现实智力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基于对这一点的忽略，新式胎教试图通过语言实行胎教以提高胎儿的智力素质，和为此推出的一些诸如“子宫对话”等方法都是不符合心理规律的。新式胎教劝告人们：“孕妇应当耐心地娓娓动听地和胎儿讲自己熟悉的事物”，对话“不仅有效地开发了胎儿潜在的智能，而且也提高了胎儿的素质”[2](P51-61)。这些主张从心理学对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的结果看，其非科学性显而易见。心理学认为，语言的获得是先天遗传、成熟因素和后天学习、语言环境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儿童要在1周岁左右才能说出最早的词，才有真正的语言。不满周岁的婴儿没有语言[6](P495)。胎儿由于成熟水平的限制和缺乏语言社会环境，更不会有语言。对于语言，胎儿是既不会讲，也不会听。因此，想借助语言同胎儿进行宫内对话，传递给胎儿文化科学知识以提高他们的智力素质，肯定是无

效之举。

3.胎儿不具备情感。对胎儿心理发展水平的不了解，还导致智力胎教将类似于动物情绪的胎儿情绪当成成人情绪，从而，从另一侧面拔高胎儿心理发展水平，误以为胎儿既然有了或喜欢或恐惧等情绪，就说明有了人的心理，就能够进行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我国心理学一般将人的十分复杂的感情(affection)分为情绪(emotion)与情感(feeling)，将愉快、愤怒、恐惧之类的内心体验称为情绪，指出这是为人与动物所共有的；将与人的社会性需要相联系的友谊感、道德感、审美感等内心体验称为情感，指出这种高级社会情感为人所特有。这就使得人与动物的感情得以区分，而人与动物在感情上的这种质的差别，是由于人有了思维这样高级心理活动，或者说是由于人的情绪与思维发生了联系的结果。胎儿没有思维活动，因此，不仅没有情感，他们的或喜欢或恐惧，甚至都还不能说是真正的情绪，而只能说是“脑组织中固定了的先天预成情绪潜势”[7](P5)。新式胎教不了解这种差别，将胎儿的“情绪潜势”等同于儿童与成人的情感，并以此为指标，判断胎儿心理已相当成熟，可以实施智力胎教，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是把从胎儿窥镜或激光显微照相中发现的胎儿微笑与蹙眉等当成了胎儿真正的情感表露。就像许多年轻的妈妈误把出生后2～12小时的新生儿面部出现的像微笑一样的运动当成了微笑，因而十分自我陶醉一样：“啊！我的小宝宝会对我微笑了”。其实，这时的小宝宝既不认识妈妈，也不是在对妈妈微笑，这只是他们的一种先天反应。出生1个月以内的婴儿睡眠或觉醒时会出现似微笑的面容，或触动婴儿面颊也能引起的“嘴的'微笑”，这都是婴儿机体生理过程正常进行的自发反应，这时的微笑并不含有明显感情意义，还不是社会性的微笑，他们最初的这些反应是原本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活动，笑是无意识发生的，胎儿更是如此。智力胎教夸大了国外关于胎儿情绪现象这一发现的心理与社会意义，将之视为胎儿心理已质变为儿童与成人心理的标志，并据此坚持要对胎儿进行智力与审美的教育，显然是与胎儿实际心理发展水平不符的。

4.智力胎教背离了儿童心理与大脑发展的“关键期”。脑科学与生理心理学依据对动物脑和心理的实验发现，个体的行为发育具有阶段性。有些行为在发育的某一时期，在适当的环境刺激下才会出现。倘若个体发育尚未进入这一时期，环境刺激即令存在，相应的个体行为也不会出现；若个体发育已经达到某一阶段，而环境中却缺少相应刺激，错过了这一时期，个体的相应行为将不会产生，这一现象被称为个体早期发育的关键期。它的存在意味着，对儿童的各种训练与教育如果不在关键期适时施与，任意提前或者推迟，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现在，虽然由于不可能对儿童进行早期剥夺实验，因而无法对儿童脑和心理的各种功能关键期的详尽起始、终止和持续时间，表现形式，所需学习经验的性质和作用，教育与关键期的匹配等弄得十分准确，但心理学的研究已使一些主要学习内容的关键期比较明朗。如1岁半至3岁是儿童学习口头语言的关键期；4～5岁是学习书面语言的关键期；5岁左右是学习数概念的关键期等。然而，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发现有一项能力的学习关键期是在胎儿期。仅这一事实，就已经对新式胎教的有效性与科学性直接提出了质疑。

近30年来，科学家们对关键期的成因进行了探讨，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儿童心理与脑发育中某种能力的关键期实质上是儿童相应脑组织结构与功能模式形成过程中的基本成型期。但儿童早期发育中基本成型期的到来，是需要有一定的脑与心理发展为基础的。胎儿脑虽然发展迅速，但直到降生，脑量尚不及成人的1/4，神经元结构比较简单，发育不完善，神经纤维短、树突少、突触数只有50兆个，不及新生儿的1/20，各类神经元分化不精细，与之相应，胎儿尚不能建立复杂条件反射，具有的只是诸如吮吸反射、抓握反射等生存和原始的无条件反射。这时胎儿的脑发育还是处在一个量积累的基础时期，脑的任何结构与功能模式都尚未达到成型水平，因此，任何关键期都不能在这一时期出现。脑和心理的各种关键期的到来，是胎儿降生后的面对复杂而广泛的环境刺激，神经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借智力胎教超前于关键期去提高胎儿的素质，干的是一件徒劳无益的事情。

5.智力胎教不符合胎儿记忆发展规律。智力胎教论者之所以强调对腹中的胎儿进行智力教育，是因为他们认为胎儿具有令人吃惊的记忆能力,能将在子宫内学习到的词汇、曲谱等记住，所以经过胎教的孩子从出生时起就有了一定的智力，出生两周就会喊爸爸，4岁时能听和讲英语与西班牙语，能终生记住在子宫中学到的曲谱，他们的智商因此普遍高达160甚至190[1]。但是，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虽然从一些观察得知胎儿出现了记忆，但这种记忆保持时间十分短暂，完全不可能能使宫内所学的东西数十年不忘。这种说法是由于不了解脑科学和认知心理学在记忆研究上的工作，特别是不了解胎儿记忆的特点，将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混为一谈，因而过高地估计了胎儿记忆力的结果。

胎儿究竟具有什么样的记忆力呢？这可从国外对3个月以下婴儿记忆力的研究中间接推知。据在这方面工作作得较多的诺威―科利尔的研究，3个月内婴儿的记忆力十分脆弱，长时记忆保持有很大局限性，出生20天以内的新生儿只能建立眨眼经典条件反射，且只能保持10天；2～3个月婴儿方能建立操作条件反射，出生2个月的婴儿其记忆只能保持2周。大量的类似研究使专家们得出了如下结论：人类在婴儿期的记忆只能限于短时记忆[8](P476)。而胎儿的记忆不可能超过婴儿又是不庸置疑的，因此，胎儿令人吃惊的记忆力，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短时记忆，而这种“转瞬即逝”的记忆，当其不能通过信息编码、贮存成为长时记忆时，是不会出现像智力胎教所说的那样奇迹的。

至于婴儿早期为什么不具备长时记忆能力，有关学科作出如下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儿童在2岁以前，不具备将短时记忆中的信息转入到长时记忆系统中的能力，这与2岁前儿童神经系统发展的局限性有关，其中主要是大脑额叶的发展与成熟这时尚未达到长时记忆的程度，而大脑额叶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记住那些以后能够提取出来的信息；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类个体之所以不能记住在2～3岁以前的事情，是因为个体在婴儿期对信息进行编码的方式与以后的各阶段中对信息提取方式不相匹配而造成的[9](P146)。当然这些解释也同样适用于胎儿的记忆，它至少使我们明确了三个问题：(1)婴儿没有真正的长时记忆，胎儿更不会有；(2)胎儿与婴儿缺乏长时记忆，是由于他们的大脑和心理发展尚不成熟；(3)不应当违背胎儿记忆发展的生理、心理规律，对尚无长时记忆的胎儿施行智力教育，因为一切智力学习都是以长期记忆为基础的。

三、新式胎教有悖于胎儿脑发展规律

智力胎教要借胎教去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第二个依据是胎儿脑的可塑性大，可以通过记乐谱、读诗文等智力教育活动，加大对脑的刺激量来从三个方面促进胎儿智力素质提高：一是改变胎儿脑细胞的组织与结构。因为“胎儿的神经细胞的组合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依据外界刺激的质量、数量和强度进行的”。二是使脑细胞数量增多。“胎教就是根据胎儿生理讥能的发育特点，有规律地提供视觉、听觉、触觉等方面的刺激，使大脑细胞不断增殖”；三是使脑细胞之间的突触联系增加。“

胎教就是要通过各种感觉刺激，引起胎儿的应答反应，促进其大脑神经细胞间更广泛的联系。一个有着更厂泛的细胞间联系的大脑，势必是一个聪明的大脑”[4]。但是，脑科学的研究表明，这都是由于对脑的生长发育、功能形成缺乏真正的了解而产生的表浅之见。

1.胎教不能影响核酸的自我复制，因而无法改变脑细胞与组织结构。依据分子遗传学揭示的原理，遗传是通过遗传信息的传递来实现的。而所谓遗传信息，就是核酸碱基对的排列顺序。由于核酸的增殖是通过“半保留自我复制”实现的。所以碱基对排列顺序在新增殖细胞中也能保持，遗传信息因而得以准确传递。以后遗传信息按程序实现基因表达，最后，通过蛋白质兑现为胎儿脑细胞的组织与结构。胎儿脑之所以具有遗传特性，就是由于来自父母生殖细胞中的遗传信息能够在半保留自我复制中被保留的缘故。若从受精卵中染色体的演变活动看，作为遗传信息的碱基对排列顺序又是在卵子受精的瞬间，经过染色体的融合、同化和重组而排定的。以后，在由受精卵发育成胎胚，再由胚胎发育成胎儿的整个孕期，细胞在分裂增殖中就都只有核酸的复制，而无基因的重组。因此，一切旨在改变胎儿脑组织与结构的努力，都应当在卵子受精之前，至少也应当在染色体进行重组的当时，而不是在此之后。如果错过了时机，指望在核酸上的碱基对顺序已经排定之后再用胎教去改变，或者通过胎教径直去影响核酸的自我复制过程去改变胎儿脑细胞组织结构，以提高胎儿智力素质，都是不可能的，至少现在尚无办法做到这一点。

2.用胎教增加胎儿脑细胞是无效的。迄今为止，除了美国加州大学心理系报告在刺激丰富笼中生长的幼鼠比在贫瘠环境中生长的幼鼠,脑神经元的突触数要多25%，整个脑量也较重之外，尚未见由于环境刺激量增加使大脑神经元大量增加的报告。也没有见到有脑细胞数越多，智力水平就越高的报告。现在一个广为被接受的观点是，人的智商的高低，并不直接决定于神经元数目的多寡，与脑量也无明显相关，而是决定于大脑质上的差异，即决定于脑的组织结构和机能状态的差异。从种族进化的观点看，人脑细胞总数主要是由种族所固有的遗传基因决定的，除少数个体发生基因突变之外，人类成年个体脑细胞大致都在正常范围里波动。胎儿发育期间，只要不受到外界格外损伤，有合理的营养，一般说来，不施智力胎教，脑细胞数也会随着遗传信息的表达，遵循种族的基因型频率达到正常水平。应当说，个体有了正常水平的脑细胞数，就足以展示其智力素质，因为脑科学证实人类脑尚有巨大智力潜能，在1400亿脑细胞中利用的还不到10%。智力胎教增加脑细胞数以提高胎儿的智力因此似无必要也没有充分的脑科学依据。这可以从胎儿与婴儿脑细胞发育过程中的增长与死亡并存的复杂变化中得到说明：据早些时对脑细胞发育的研究，在神经系统的最后形成过程中，神经细胞会出现大量死亡，在生命的早期有多达50%的细胞要死去。近期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这种发育死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细胞互相竞争靶细胞（神经元所影响和支配的细胞）的结果。按照脑发育研究中著名的神经营养性假设，神经元的存活决定于能否得到足够的神经营养因子(NGF)，而神经营养因子又是由靶细胞所合成，这样，由于“存优汰劣”规律的作用，在胚胎和生命的早期阶段，大脑产生的脑细胞总数总是要多过实际存活的需要数。为此，胎儿脑在6～9周时，已形成的脑细胞数就超过了正常人的一倍，它们中的一部分若能在生存竞争中先期同靶细胞建立联系，就能获得NGF，得以存活下来，另一部分则在竞争中被淘汰而死亡。到出生时，脑细胞就与成人相同，脑科学把这种神经元在竞争中的死亡称为“程序性细胞死亡”[10](P46-47)。脑细胞发育中的这种死亡，从二个方面说明了通过智力胎教去增加脑细胞数是不必要的。(1)脑在营养合理的情况下，不仅有能力产生脑实际所需要的细胞数，而且还能产生过量的供淘汰选择用的细胞数，勿需人为增加；(2)从大量脑细胞在脑生长发育过程中生而复死的事实看，胎儿出生之前应当有多少脑细胞，脑细胞增量的最高极限在哪儿，是由基因遗传程序决定的，背离遗传程序去额外增殖大量脑细胞，其结果也会像原先那些多余的细胞一样，在遗传程序控制下，最终归于死亡，从而使智力胎教的努力只是白做功。

3.用胎教增加胎儿脑神经突触是无效的。从脑的发育历程看，也没有必要用胎教去刺激胎儿脑，使脑细胞间神经突触大量增加。因为：(1)胎儿的脑与身体的发展必须相互协调、彼此同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脑细胞的存活最终系于靶细胞供给的NGF，就此而言是身体的发育制约着脑的发育；另一方面任何靶器官都不能脱离神经系统而存在，它们的发展，要在神经系统支配下进行，就此而言是脑的发育决定着身体的发展，有什么佯发育水平的脑就必然会发育出什么样水平的身体。胎儿出生之前，虽然脑神经细胞树突分枝与突触联系都很少，但由于细胞总数已接近成人水平，脑量也已达到300～400克，所以，脑的这一发育水平与身体发育是协凋一致的。但是，如果此时再设法增加脑细胞树突与突触的数量，势必要使脑量极大的增加和使脑结构更趋复杂，按照脑与身体同步发展的原则，其结果必然会促成胎儿身体的提前发育和超重发展。很显然，这就不仅只是在促进脑的发展，并且是在促成整个胎儿提前成熟和提前降生，而这种结果想必并不是胎教的初衷！所以，有理由推论：之所以胎儿脑细胞数量已近儿童与成人，而脑细胞的树突、突触却比较少，是因为进化的力量要在保证脑量不再增加的情况下确保脑细胞胞体的优先发育，而细胞间的树突与突触联系的增加，则被进化按排到了胎儿出生以后。(2)从婴幼儿脑中突触发展情况看，也并不是突触形成的越多越好，因而要借胎教在胎儿期去促进脑细胞间的突触联系以使胎儿变得聪明。这是因为脑在发育过程中，由于支配相同靶细胞的突触之间会出现竞争，有许多突触也会消失。脑科学提供的材料表明，胎儿出生后，细胞联系的树突与突触开始大量形成，0～6岁时，儿童脑细胞间的突触联系即达到成人的150%[11]。以后，在真正的功能性突触建立时，突触间要展开竞争，竞争中失利的突触就会成为多余而逐渐被清除。这意味着，即使借胎教能使胎儿脑细胞间突触数达到成人的200%或更多，也很难说这些显然过量的突触不被一一清除掉。不同个体在向成人发展的过程中，最终会获得多少功能性突触，关键并不在于胎儿期能否形成超量的突触，而是要看遗传因素与出生后的学习与社会生活怎样共同发挥作用。因此，无论是通过胎教去增加胎儿的脑细胞数或是增加其突触联系来发掘胎儿的智力潜能，都是不符合胎儿的发展规律的。

4.智力胎教会打乱胎儿正常生长发育规律。这主要是指智力胎教倡导的要年轻的夫妇们定时地或者随时随地给胎儿施加各种教育，如教胎儿学外语、听音乐、做“踢肚游戏”等等。而这样做将会扰乱胎儿的睡眠，破坏人类亿万年来形成的胎儿生长发育规律和其宫内生活的有序性。

关于新生儿睡眠状态的研究指出，他们在降生后的头几天，约有70%～80%的时间用于睡眠，仅有2～3小时处于觉醒状态[12](P202-208)。不难想见，新生儿尚且如此，胎儿的睡眠时间肯定会更长，可以说胎儿实际上几乎都在睡眠之中。所以，一位心理学家说：如果我们根据幼小有机体做了些什么来说明它们的行为特点，那么，幼小有机体的一个主要特征便是睡眠。胎儿为什么要把绝大部分时间用于睡眠呢？

心理学的研究对此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心理学认为，长期以来，人们所持的活动或觉醒状态是由动物受外界刺激的轰击来维持的。睡眠则被认为是一种由外部刺激的撤消或减弱造成的消极过程的看法是错误的。比如如果用电来刺激猫的大脑的适当区域，它便进入睡眠；如果用每秒2千周的纯音反复地同这种能引起睡眠的刺激配合，以后纯音单独出现时也会引起睡眠。所以很明显，大脑某些区域可能积极地参与了睡眠的引起。因此，明显的消极行为状态未必就表明是消极的神经状态。这同样也能在大脑的单个神经细胞的电记录上得到证明：在某些大脑区域，在觉醒期间活动的细胞在睡眠期间则变得较少活动，而另一些在觉醒期间不甚活动的细胞在睡眠期间则显著提高了活动。这些都表明，随着有机体从觉醒状态变为睡眠，大脑活动有一种变化和重新组织，表明睡眠是一种积极的过程。对睡眠的这种全新认识告诉我们，胎儿之所以整天都睡觉，是因为他们要在睡眠这一种大脑的积极活动中实现大脑、身体和心理的生长与发育。对胎儿和所有幼小有机体来说，睡眠并不意味着是在静息与休眠，相反，睡眠本身就是在活动，甚至是比觉醒更为重要的一种活动。

智力胎教论者不了解这一脑的生理规律，主张以各种方式对胎儿加大刺激，或者要孕妇（甚至连她们的丈夫）都像有“病理性赘述”精神病症状似地喋喋不休对着肚子讲话，告诫“孕妇要养成和胎儿讲话的习惯，从早到晚凡是日常生活和有趣的事情都可以讲，你要觉得胎儿不仅听得懂话，而且能和你对话”，或者要孕妇不断地隔着肚子拍打胎儿，和胎儿作“踢肚游戏”，要“一天玩两次，每次数分钟，妈妈以此来教胎儿对外来刺激作出应激反应。在做游戏时，妈妈要亲切地说“好玩吗？’‘我们再玩一次好吗？’等”[1]；或者径直教胎儿学外语、做算术。很显然，这些旨在改变种族进化中形成的宫内环境与胎儿脑和身体生长发育规律的作法，缺少相应的实验研究依据，因而很难说是科学的。其效果可能是正的（但愿如此），也可能是负的。但是，不管怎佯，在尚无严谨、可靠的研究依据的时候，就贸然将之推向一批又一批的胎儿，是不可避免地会有以人为实验对象和违背科学道德之虞，不知提倡者们认真思考过没有。

四、新式胎教充满宗教般的神秘性

胎教，要施之于千千万万被孕育着的胎儿，关系到民族下一代的素质，其理论和方法都必须牢牢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都应当可以被检验、被重复，即对胎儿教育的探索都应当实事求是和具有客观性。但新式胎教不具备这种特性，具备的只是永远也不能用科学加以说明的神秘性。

1.搜奇猎怪，神秘离奇。新式胎教在宣传对胎儿的奇特智力开发功能和效果时，不是以科学事实为依据，而是以从四处收罗到的一些奇闻轶事为基础来建立自己神秘兮兮的胎教模式。一位新式胎教专家写道：一位男性服用了某种药物之后，清楚地回想起自己胎儿时期的事情，诸如头大身子小，浸泡在微温的羊水里，附着在胎盘上等情形[13](P43)。这段奇闻是想说明胎儿已经具有了惊人的记忆力，可以接受智力教育。但是，常识告诉人们子宫里不会有光线，没有光线，胎儿又怎能用眼看到自己是头大身子小呢？

2.舍弃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机理与因果联系，用前科学方式思维。新式胎教不是以严格的科学事实，遵循事物变化的因果规律来研究和说明胎儿智能发育的过程的机理，而是用编造神话的方法来构筑自己的理论，然后用这种理论去俘虏那些轻信的人。一本被视为新式胎教经典的书写道：当我发现自己有异常天才时，我感到疑惑不解，初次登台就可以不看乐谱指挥，大提琴的旋律不断浮现在脑海里。而且不翻乐谱，就能准确地知道下面的旋律。有一天，当母亲在拉大提琴的时候，我向她诉说此事，所以引起了母亲的兴趣，当母亲问我脑海里浮现出什么曲子时，谜就解开了。原来，我初次指挥的那支曲子，就是我还在母亲腹内时她经常拉奏的那支曲子[2]。心理学认为这真是不可思议。胎儿心理发展尚未进到知觉水平，是靠什么能力去把握曲子的旋律的呢？胎儿尚不具备长时记忆能力，又是怎佯把宫中记住的曲调一直保持到成年的呢？对于这种不能用科学的事实解释的现象，新式胎教是用神秘来填充的。

3.新式胎教所说的许多东西，经不起推敲，也无法检验其真伪。一本胎教著作写道：克里斯蒂出生时身体健康、精力旺盛，但不知是何原因，每当母亲露出乳房喂她奶时，她总转过脸去拒绝吮吸。后来知道，原来是她的母亲曾不想要孩子，几次想堕胎，所以克里斯蒂出生以后，仍对母亲存有戒心。所以胎儿不容欺骗，他们能敏锐地感知母亲思考的事情以及对自己的态度[14](P32)，克里斯蒂不肯吃奶真的是因为母亲曾经不想生她而忌恨母亲吗？若然，那么她又是怎佯理解到了母亲不曾说出来的心事的呢？没有思维、语言和情感的胎儿怎么能对母亲产生戒心？这里除非有一个更神秘的东西在起作用，否则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新式胎教最神秘的地方，还在于可以使胎儿都成为高智商者和天才儿。但是，这不仅与人类的智商常态分布的钟形曲线相悖（即在人群中总是大多数人的智商都为中等水平，特别聪明与愚笨的人总是少数），而且，也不能证明他们所教出的那些高智商者就是胎教的结果，而不是遗传因素所致。新式胎教虽然力图将胎教与天才划等号，使人们相信其功能之神奇，可至今还未听说过哪位诺贝尔奖的获奖者，其中包括它的两次得主居里夫人接受过智力胎教。

［收稿日期］-06-2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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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张春林，王文忠.实用胎教[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2.

篇17：质疑新式胎教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科学性

质疑新式胎教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科学性

一、对用新式胎教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忧虑

21世纪知识经济的发展使世界各国对人的创造力的培养和智慧潜能的发掘特别关注，而未来世界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的论断又使国际社会加倍重视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面对这一现实，近年来一些人开始不遗余力地从西方引进一种旨在开发胎儿智力潜能，提高出生人口智力素质的新式胎教。据称，这种胎教是在国外对胎儿最新研究成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不容置疑的科学性。它主要采用同胎儿谈话、教胎儿学乐谱、认字母、做算术等对胎儿直接施教的方法来提高胎儿的智商，使胎儿由愚变慧，出生后个个都是“天才儿”，因此可以称之为“智力胎教”、“直接胎教”或“子教式胎教”。它的倡导者们认为，实施这种胎教，可以优化我们民族的素质，为国家也为家庭培养出智力优秀的下一代，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特别是智力素质的有效途径，应当取得社会的认可和得到长足的发展[1]。然而功能和效果如此美好的新式胎教，在它的原产地却未能被推广和为社会所接受，从提出至今20多年来，在西方也只有几个人写了几本关于胎教能提高胎儿智力的体会的小册子，几个热衷此道的私人医生在其诊所里办了几次“胎儿大学”，实际情况是“言者谆谆，信者寥寥”。但是，它却园内开花园外香，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热了起来，并正在不断升温，其触角已经伸到包括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生育在内的广大社会领域，介绍的文籍、磁带陆续出版，“胎儿学校”也应运而生，更有甚者，有的地方的年轻夫妇在领取生育证明时，还被硬性规定要购买胎敦磁带和资料。眼下，新式胎教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奇特功能已被说得神乎其神，宣传者们介绍说，美国一对夫妇的4个女儿接受了智力胎教，结果个个出生后都不同凡响，智商高达160，全被列入全美5%的高智商行列，成为举世瞩目的“天才儿”[2]；中国一男孩实行了胎教，出生后2岁就能用英、汉语对话，4岁能解初中数学难题，5岁就上了大学少年班，智商高达190[3](P15)。这种诱惑对许多“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的家庭显然是不可抵挡的，于是许多青年夫妇如痴如迷，像虔诚的宗教徒一样，按其教导每天对着肚子放音乐、颂诗文和与胎儿对活，以祈求生一个智力超群的`孩子。而今，这股新式胎教之风迎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可谓已经刮遍了神州大地。然而，分折表明，这种神奇的胎教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甚至是违背胎儿身心发展规律的，它所施予的智力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由于超越了胎儿的心理发育水平，根本不可能为胎儿所接受；相反，不停地同胎儿对话，教胎儿学习社会文化知识，频频地刺激胎儿运动，则可能会打乱从动物到人类无数万年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胎儿正常生长发育规律，破坏胎儿作为自然实体所应有的胎内环境秩序，从而造成难以预料的灾难性的后果。最终，会像当今人类任意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导致水旱风沙灾害，遭到报复一佯，在出生人口素质上留下我们尚不可觉知的隐患，贻害整个民族，这是每个关注自己民族命运的人不可不虑的。比如，现今在学龄儿童中发病率高达3%，令医学专家、心理专家都十分棘手的“儿童多动症”，虽然病因至今扑朔迷离，但医学已经肯定，它是儿童神经系统在发育中获得的疾病，对此，我们是否应联想到它会与胎儿在宫内受到了类似于新式胎教之类的过量的或不当的刺激这一因素有关呢？再比如，我们是否应对那些关于不当胎教引起胎儿致残的报导进行思考[4]，因而审慎地对各种胎教的科学性进行区别呢？固然，我们不应当因害怕自然界的报复简单地臣服于自然规律而在保证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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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8：卫生局保障母婴安全提高人口素质工作情况汇报

卫生局保障母婴安全提高人口素质工作情况汇报

降低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是卫生部门实施《**市妇女发展规划（―）》和《**市儿童发展规划（2001―2010）》（以下简称两个《规划》）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全市卫生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婴保健法》（以下简称《母婴保健法》）和两个《规划》，采取保障母婴安全和干预出生缺陷系列措施，妇幼保健服务能力不断加强，妇女儿童整体健康水平和出生人口素质进一步提高。到，全市孕产妇死亡率23.91 /10万，婴儿死亡率5.46‰，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7.24‰，低于全省平均死亡率。7岁以下儿童保健管理率94.73%，孕产妇系统管理率96.04%，住院分娩率99.47％，出生缺陷发生率169.52/万（南海监测数据），儿童计划免疫“五苗”全程接种率达98.7％（其中，纳入统一管理的流动儿童基础免疫接种率均在90％以上），各项指标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现就近年来我市卫生部门在保障母婴健康和生命安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等方面的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加强妇幼保健网络建设，保障母婴安全。

长期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保健为中心、以保障生殖健康为目的，实行保健与临床相结合，面向群体、面向基层和预防为主”的妇幼卫生工作方针，把建立和完善妇幼保健网络作为妇幼卫生的重点工作来抓，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市、区妇幼保健院为骨干，以农村镇卫生院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础的妇幼保健服务网络，不断加强网络的内涵建设。一是开展妇幼保健机构等级达标工作。目前，我市5间妇幼保健院有2间为二级甲等妇幼保健院，3间为一级甲等妇幼保健院。二是加强农村妇幼保健网底建设。一方面制定并实施了《取消村级接生提高住院分娩率行动计划》，在全面取消了村级接生；另一方面加大镇卫生院产科建设力度，于、先后两次组织专家对镇级以上医院产科进行考评验收。通过产科质量达标建设，完善了高危孕产妇转诊制度，强化了新生儿复苏技术，促进了规范化管理，全市产科质量和新生儿抢救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三是全面推进妇幼保健专业机构的新建和改建工程。19以来，新建了南海、三水区妇幼保健院；20，顺德区妇幼保健院改建装修工程顺利实施；**市妇幼保健院改造搬迁工程也将于春节后全面完成。市、区、镇健全的妇幼保健三级网络为降低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二）依法行政，强化管理，提高妇幼保健服务质量和出生人口素质。

1、依法规范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自1995年6月1日《母婴保健法》施行以来，我们严格依据法律法规，以保障母亲和婴儿健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为宗旨，开展母婴保健服务项目，规范服务行为。为了确保法律的有效施行，在全市组建和培训了母婴保健执法监督队伍，设立了母婴保健医学技术鉴定委员会，对从事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的机构和人员依法进行考核、评审、认定和发证；对婚前医学检查、助产技术、终止妊娠手术等法律规定的专项技术，依法实行行业管理。到目前为止，全市共审批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机构73个，有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从业人员865名。

2、实行婚前医学检查归口管理，确保婚检质量，把好优生第一关。为了加强对婚前医学检查的管理，我们于20将全市婚前医学检查单位由原来的47间精减到现在的5间，婚检工作均归口由各妇幼保健机构负责。

在实行婚前医学检查归口管理中，我们要求各婚检单位严格按照卫生部颁发的《婚前保健工作规范》，从房屋、设备、人员、技术、管理等方面进行配套，并由我局组织专家进行严格的考核验收。与此同时，我们重点加强了对婚前保健技术服务人员的管理，把好婚检人员资质关，规定婚检人员必须符合《母婴保健专项技术服务基本标准》规定的婚前医学检查人员必备条件并经过专门培训。婚前医学检查归口管理实施三年多的时间，取得了明显成效，全市婚检率从归口前的96％上升到的100％，疾病检出率从6.5％上升到14.4％。

3、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减少出生缺陷儿致残的发生。为了提高我市出生人口的健康素质，防治儿童智力低下和疾病性智力伤残，根据《母婴保健法》及《广东省母婴保健管理条例》，我局于年6月在市妇幼保健院设立了“**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形成了以全市有产科的医疗保健机构为成员单位的三级筛查网络，全面开展以甲状腺功能低下、苯丙酮尿症为主要内容的新生儿疾病筛查工作。5年来，共筛查了13万多例新生儿，发现甲状腺功能低下症患儿88例，苯丙酮尿症患儿1例。目前这些患儿均已得到及时系统的免费治疗和跟踪指导，避免了智力低下的厄运并因此改变了80多户家庭的命运。实现了我们提出的甲低和苯丙酮尿症两种出生缺陷不致残的预防控制目标。

（三）加强流动人口孕产妇保健管理，降低孕产妇死亡率。

近年来，我们切实维护流动人口中妇女儿童健康权益，通过制定工作规范，将流动人口妇女儿童保健工作纳入统一管理。我局于7月制定了《**市妇女发展规划和**市儿童发展规划（卫生部分）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将流动人口妇幼保健工作纳入流入地管理。南海、三水区也制定了相应的《流动人口孕产妇儿童保健管理方案》，探索以居住地为主的管理模式。年，全市共为1万多例流动孕产妇提供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及产后访视等保健服务。与此同时，我们还强化了妇幼卫生监测工作。其一是定期开展孕产妇和围产儿死亡评审，组织专家对流动人口孕产妇和围产儿死亡病例进行分析、讨论，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干预措施。其二是在出生、死亡报告、漏报调查等信息管理制度中，明确规定必须如实反映全市流动人口妇女儿童的相关数据。

上述措施的出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流动人口妇女儿童保健水平偏低的局面，为全市妇幼保健整体水平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主要困难和问题

（一）妇幼卫生财政补助政策尚未落实到位。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及国务院体改办等8部门《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反复强调了妇幼保健的公共卫生属性和相关政策；国家有关部门也有文件规定，要求各级政府按照妇幼保健机构承担的保健任务，为其配备一定比例的妇幼保健工作人员和业务经费。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我市两级妇幼保健机构既没有核定从事妇幼保健人员的编制，业务经费也极为有限。2004年市、区两级财政的妇幼保健经费投入总额为281.5万元，仅占卫生事业经费的1.42％。这种状况，导致妇幼保健机构要用临床服务收入来补贴妇幼保健工作，严重影响到妇幼保健机构开展保健业务的积极性和保健水平的提高。

（二）流动人口的妇幼保健管理还缺乏行之有效的手段。

虽然我们建立了以居住地为主的流动人口孕产妇、儿童系统保健管理模式，但这项工作单靠卫生部门的力量实施起来难度较大。流动人口因经济困难、逃避计划生育及陈旧观念等原因不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产前检查、分娩和预防接种，卫生部门无法掌握他们的孕、产及免疫情况，无法及时提供必要的保健指导和服务，其后果轻则影响到母婴保健技术服务的覆盖面，重则导致孕产妇和婴儿死亡及遗传性、传染性疾病的发生。、2004年，我市流动人口分娩量占全市总分娩量的比例分别为29％和40％，而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分别为7例和10例，占全市的比例为60％和80％。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已经成为制约我市妇幼保健整体水平提高的瓶颈。

（三）婚前保健工作严重倒退，严重威胁到出生人口素质。

婚前医学检查对于发现适婚人员的遗传性、传染性疾病，从而及时为他们提供保健和婚育指导，避免下一代遗传性、传染性疾病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是提高人口素质，实现优生优育的`第一个环节。自2010月1日实施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后，强制性婚检不再是婚姻登记的必备条件，主动到保健机构进行婚前医学检查的新婚人员数量大幅度减少。据我局统计，检查人员数量已从2003年的46610人，检查率100%，下降到2004年的3993人，检查率仅为6.30％。这种状况给产前保健工作带来极大的压力，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遗传性、传染性疾病和出生缺陷发生率的上升，严重威胁到出生人口的素质。

三、对策、措施与建议

（一）充分认识妇幼卫生工作的公共卫生属性，明确政府职责，确保经费投入。

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国际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和卫生事业发展整体水平的主要指标中，就有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人均期望寿命等指标是与妇幼卫生工作密切相关的。加强妇幼卫生工作，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要充分认识妇幼卫生工作的公共卫生属性。妇幼卫生工作的公共卫生属性体现在一是社会性。妇幼卫生的服务对象占人口的2/3，它和其他公共卫生工作一样，都是面对社会群体，解决社会上具有公共性的卫生问题，提供公共产品。二是外部性。妇幼卫生工作搞得好，不仅妇女儿童直接受益，配偶、家庭和后代都间接受益，进而也间接地对整个社会产生效益。三是预防性。妇幼卫生和其他公共卫生都属于预防医学范畴，都以流行病学为基本手段，都注重把住卫生问题发生前的第一道关口，旨在降低公共健康风险，预防为主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各级政府应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执政为民的高度，切实加强对妇幼卫生工作的领导，将妇幼卫生工作纳入公共卫生范畴，统筹考虑、统一规划，落实配套政策，确保经费投入，促进妇幼卫生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探索流动人口妇幼保健工作的有效机制。

随着我市农村“三化”政策的推进和产业强市、文化名城、现代化大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人口的流动必然会越来越频繁，流动人口妇幼保健工作的压力也必将越来越大。要将流动人口妇幼保健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在政府统一领导下，加强部门协作，形成卫生、妇联、公安、计划生育、社区等部门联系互动、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建议由市妇儿工委牵头，积极探讨建立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管理相互衔接的工作机制。强化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的人口宏观管理职能，按现有法律法规对计划生育和卫生部门职能作具体、明确的分工，充分发挥计划生育部门孕情管理优势，并与卫生部门优质服务优势结合起来，形成卫生与计生部门协调配合的新格局。是否可以考虑实行孕产妇凭身份证住院分娩，事后再补办有关计划生育手续的做法，以避免逃避计划生育的孕产妇流向非法接生点。

我局计划在今年推出两项具体措施。一是开展“平价产房”服务，在确保医疗质量的前提下，提出住院分娩基本医疗服务标准，推出针对流动人口和困难人群的“平均产房”服务，年内在全市妇幼保健机构推行，提高流动人口住院分娩率；二是流动儿童计划免疫服务，通过提出管理程序、工作要求和考核评价标准，切实将流动儿童的计划免疫工作纳入居住地实施统一管理。

（三）进一步强化三级预防管理措施，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一是针对新《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后强制性婚前健康检查被取消的实际情况，开展广泛深入的社会宣传和健康教育活动，宣传婚前保健的意义，普及优生优育知识，增强适婚人员婚前健康检查的自觉性。二是加强孕产期保健工作，特别是早孕登记和检查工作，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质量，把好预防出生缺陷第一关。三是进一步加大产前诊断力度，提高产前诊断水平，把好预防出生缺陷第二关。四是努力提高新生儿疾病筛查覆盖率，普及新生儿听力筛查工作，尽可能避免出生缺陷儿致残现象的发生。

(四)进一步加大母婴保健执法力度

我局将把母婴保健监督执法纳入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继续加大《母婴保健法》、《传染病防治法》、《执业医师法》等相关法律的执法力度，严格管理和整顿妇幼保健服务市场，依法规范服务行为，严肃查处无证行医、非法接生等行为，切实保障孕产妇和儿童生命安全。

（五）深入开展健康教育，提高妇女儿童自我保健意识和利用卫生服务的能力。

实施两个《规划》是一项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社会系统工程，群众的参与是实现两个《规划》目标的重要保证。我们将在农村大力推行“全国亿万农民健康促进行动规划”，在城市进一步搞好社区卫生服务，研究和探讨健康教育的适宜内容、有效途径和实现方法。通过健康教育，普及妇幼保健知识，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自我保健意识和利用卫生服务的能力。

篇19：我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论文

我国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分析论文

一、引言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就业人口素质发生了极论文联盟大的变化，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本文立足于对就业人口素质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得出其间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因此，政府在加快经济建设过程的同时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使社会进入人口素质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提升人口素质的良性循环中。

二、研究现状

国内外对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大方向。

第一，对人口素质定量分析的研究。屈云龙和许燕(2010)在借鉴“人口素质指数”（pqli）三大指标的基础上，将人口素质划分为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素质三大方面，并在每个方面中给出了具体的统计指标。然后用主成因分析法计算和分析了江苏省的人口素质，结果发现各省辖市人口素质发展状况存在明显差异。肖周燕将人口素质分为身体素质水平、文化素质水平、劳动技能素质水平和道德素质水平四个方面，并确定了各个方面的具体指标。在此基础上，用ahp（层次分析法）评价人口素质水平。张强和钱建明(1993)选用标准化总死亡率、婴儿死亡率、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及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四个指标，用多维标度法评价了我国10个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钱金平(2001)选取了平均寿命、维尔威克指数、智商、非残疾比重，6岁及以上人员大学、中学、非文盲比重等7个指标及其权值分配方案，运用灰色系统理论方法，综合定量评价了人口素质。张强，张霜红，钱建明和张菊英(2003)选取了出生时预期寿命、人均工农业产值、婴儿死亡率、生育率、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等5个指标，利用灰关联聚类法对我国14个主要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进行了聚类分析和评价，并探讨了此方法的特点和效果。

第二，对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沈百福和杜晓利从人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各级教育的人口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两个角度考查了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张邦辉,谭伟和邓淼从人力资本角度，运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法度量了中国各地区不同年份的劳动力受教育状况，并用聚类和线性回归法分析了近20多年来中国各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宋光辉[通过关注研究教育与经济增长作用的重要文献,发现对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认识经历了四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的重视阶段，70年代的争论和置疑阶段，80年代的理性回归阶段和90年代以来的重拾信心阶段。程前昌依据1994年~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文化素质的统计资料，选取人均gdp和接受过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作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文化素质的衡量指标，对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文化素质进行相关分析。黄春燕运用spss软件对人口素质指数edi和gdp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求得gdp增长的预测模型。

三、我国人口素质的实证分析

1.人口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在本文中，笔者把人口素质划分为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与劳动技能素质三个方面，在每个方面中，选取了具体的统计指标，最终构建了我国人口素质的综合评价体系，如图1所示。

(1)身体素质评价指标体系。身体素质是人口素质的最基本方面，它严重影响着其他各方面素质的提高。在对人口身体素质的衡量中，笔者选取了婴儿死亡率（‰）（x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x2）、劳动年龄人口比例（%）（x3）、传染病发病率（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1/10万）（x4）、患病死亡率（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病死率）（%）（x5）这五个指标构建了身体素质评价指标体系。这5个指标的数据都来自于《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2)文化素质评价指标体系。笔者选取了大学毛入学率（%）（x6）、未上过小学的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比（%）（x7）、每十万人在校大学生人数（x8）和人均受教育年限（x9）这四个具体指标来综合评价人口文化素质。其中，x6的数据来自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x7和x8的具体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x9的数据由《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而得。

(3)劳动技能素质评价指标体系。劳动技能素质的高低决定了一个国家生产效率的高低，严重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技术水平和综合竞争力。本文选取了每千人从事研究与发展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单位：万人年）（x10）、每万人专利批准申请量（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x11）和从业中大中专及以上人口比例（%）（x12）来综合评价我国的劳动技能素质水平。其中，x10和x11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x12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我国人口素质水平的主成分分析。本文选取的一些数据不是比率数据，首先利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接着对标准化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经过kmo与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得到，kmo为0.629，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值为386.465，自由度为66，p值为0.000，这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运用spss17.0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1所示。在此，根据以下两个标准提取公共因子：

第一，特征值大于1；

第二，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由表1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共因子的特征值为10.705，远大于1，且它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89.212%，大于80%的标准。据此，可以认为第一个公共因子基本描述了所有变量的变化，因此提取的公共因子为1个。

表2为因子载荷矩阵，它能够说明提取的公共因子在各变量上的载荷。从表中可以看出，提取的`公共因子对所有变量都有载荷，且载荷绝对值大多数都大于0.9，这说明提取的主成分从各个方面综合衡量了我国的人口素质，代表了我国的人口素质状况，因此将提取的主成分命名为“人口素质综合因子”。

因为提取的主成分只有一个，所以这个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就是综合得分，综合得分如表3所示。

四、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本文中，选取人均gdp（y1）、货币供给量（y2）、中国历年人均收入水平（美元）（y3）、财政收入（万元）（y4）、进出口差额（亿美元）（y5）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y6）来综合衡量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其中，y1、y2、y4、y5和y6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y3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年鉴》。

2.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主成分分析

首先用spss17.0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接着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经过kmo与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得到，kmo为0.659，bartlett球形检验统计值为260.088，自由度为15，p值为0.000，这说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运用spss17.0进行主成分分析，以特征值大于1和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0%为标准提取公共因子。得到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如表4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第一个公共因子的特征值为5.784，远大于1，且它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6.407%。据此，可以认为第一个公共因子基本描述了所有变量的变化，因此提取的公共因子为1个。

从表5的因子载荷矩阵中可以看出，提取的公共因子对所有变量都有载荷，且在六个变量上的载荷值都大于0.9，这说明提取的主成分综合反映了我论文联盟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将提取的主成分命名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

注：zscore(人均gdp)表示人均gdp的标准化值，其余类似。

同样，因为提取的主成分只有一个，所以这个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就是综合得分，综合得分如表3所示。

五、我国人口素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实证分析

现在分析我国人口素质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在对人口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主成分分析中，我们都分别提取了一个主成分，且这个主成分综合评价了我国的人口素质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这里用“人口素质综合因子”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来代表我国的人口素质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作出人口素质水平综合因子得分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得分的走势图，发现二者都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运用spss17.0对人口素质综合因子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两者的pearson系数为0.956，双侧显著性水平为0.000，在时通过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可知，二者具有高度相关性，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做出人口素质综合因子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的散点图，如图3所示。从图上可以看出，二者具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因此要对它们作线性回归分析。为了简便起见，用ecod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用pql表示人口素质综合因子。设二者的回归方程为

用eviews6.0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二者的回归方程式为

std. （0.0888）（0.0853）

在此回归方程中，，，这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程度较好，此回归模型是可信的。

通过分析以上回归模型可以得知，我国人口素质水平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人口素质综合因子每增加一个单位，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因子增加0.9557个单位。因此，我国应该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以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六、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人口素质又由身体素质、文化素质以及劳动技能素质构成，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为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提供以下几条政策建议。

1.身体素质方面。身体素质的提高依赖于两个方面，

一是提高国家医疗水平，

二是加强国民体育锻炼。因此政府应该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在医疗方面积极鼓励新药研发，改革医院现存的各种弊制，让人民群众都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在国民体育锻炼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对居民区体育设施的投资建设，深入促进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并以提升国民整体身体素质为最终目的。

2.文化素质方面。文化素质的提高依赖于教育的继续深入扩展，因此，政府应该继续坚持中国教育的扩展政策，促进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重视教育分配问题，

一是合理调整三级教育投入比，

二是缩小城乡、地区、群体之间的受教育程度差距，重点在于调整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教育政策的偏向。

3.劳动技能素质方面。劳动技能素质的提高依赖于受高程度教育者的产出提高。因此，政府应该用政策鼓励科研活动，在科研环境方面，支持学者潜心钻研学术，调整科研经费分配体制，着重培养思想活跃的年轻人；在科研体制方面，引入以支持人为主的科研支持方式，为科研者特别是青年科研者提供良好的科研条件，同时逐步完善《专利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

篇20：我国人口素质衡量的指数改进及因素分析论文

我国人口素质衡量的指数改进及因素分析论文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从我国人口素质的发展的纵向比较(图1)表明我国人口素质呈现了平稳上升的趋势。但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图2)却表明我国的人口素质在世界的排位呈现出波动的趋势，这不得不使本文思考的是，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人口素质的提高？其影响程度又如何？应该说这一问题的分析对指导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人口素质的涵义

关于人口素质涵义的讨论，学术界有许多观点，但本文同意1991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中把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看成是同一个概念的观点[1]，不再做专门的区分。

1. 对人口素质内涵的认识

我国对人口素质内涵基础理论问题研究较早的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把人口素质定义为“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这与《人口学词典》中的定义：“人口学所讲的人口质量，一般指的是人口总体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思想素质，它反映了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2] 是一致的。而梁中堂教授在《人口素质论》一书中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种构成的总和”；穆光宗则定义：“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质量，就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态所展现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还有吴忠观在《人口科学辞典》中指出：“人口质量，亦称人口素质。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下，人口在质的规定性方面的发展水平，总是体现为人口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人口具有多方面的质的规定性，一般认为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三方面的内容”[3]。

以上关于人口素质内涵的不同观点，笔者认为每一种观点都是局限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提出的，因而没有全面的、准确的概括出人口素质的真正涵义。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根据本文的研究视角，将人口素质定义为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是用于描述先天自然因素和后天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具有生理和心理基本特征的状态的范畴。

2. 对人口素质外延的认识

关于人口素质的外延，一直以来都有“三要素”和“二要素”两种观点之争。

传统的“三要素论”认为，人口素质包括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并认为身体素质是人口素质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素质的中心[4]。

而“二要素”论则认为：“人口素质”只能由身体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组成。理由是因为：如果把思想道德素质包括进去，就会因为缺乏统一的衡量尺度，难以进行人口素质的比较；即便是把人类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这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5]。

无论是“三要素”观点，还是“二要素”的观点，都反映了人是由生理和心理等组成的复杂的统一体。但是在综合评价人口素质时，道德问题的分析是很困难的，因此，国内外的许多人口研究学者也都回避这一问题。本文在对人口素质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时，也仅选取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的相关指标，不再考虑思想道德素质对人口素质的影响。

二、人口素质的指数描述

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国内外学者对人口素质的定量描述进行了不同的尝试，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衡量人口素质的模型主要有PQLI、ASHA、HDI等三种指数形式：

1. 人口素质指数PQLI[6、7]

人口素质指数(The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缩写为PQLI)是莫里斯。戴维。莫里斯(M. D. Morris)在1975年提出，用以综合测度一个国家人民的营养、卫生保健、国民教育等物质福利领域进步状况的综合指标，其主要目的在于反映一个国家满足其人民基本需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定义变量：KWTBXIMI表示为婴儿死亡率指数、LEI表示为预期寿命指数、LII表示为识字率指数，PSBD表示为每千名婴儿实际死亡数，PLM表示为15岁以上人口中识字人数，TM表示为15岁以上总人数③。

从上面的指标选取和计算方式知道，PQLI指数选取的三个指标主要涉及的是身体素质方面，在工业化程度比较低的社会中，能比较好的反映人口素质状况，而且指标选取简单，也便于操作。但PQLI指数在反映人口素质上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首先，指标涉及面很窄，只有身体和智力两大领域，对于全面分析了解人口素质是不够的；其次，仅用成人识字率作为文化素质指标，并没有体现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再次，PQLI指数主要适合与那些发展中国家居民的生活质量的评定，其适用的国家受到了较大限制；另外，在指数的合成过程中采用的是简单平均方法，该方法采用了各指标在模型中的等权重法，而事实上各指标在模型中的重要性不仅是不同的，因此，PQLI模型方法具有实用中的局限性。

篇21：日照之旅作文

日照之旅作文

在十一国庆节期间，学校组织了小记者去日照采风。假期里，我每天日思夜想，终于盼到了这一天。早上，我高高兴兴、急急忙忙的来到学校，生怕汽车开走了。上车时，差点没有座位了。终于，汽车发动起，日照之旅开始了。

我们乘了大约三个小时的汽车，来到日照刘家湾，在带队老师的引领下，我们便要下海了。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来到海边，大家一拥而上，直奔大海，都非常兴奋。大家捡贝壳、捉小鱼，玩的不亦乐乎。要知道，我是第一次下海，不禁有些激动。踩着柔软的沙滩，吹着凉爽的海风，和着温暖的海水，沐浴着温暖的`阳光，真是别有一番享受。在大海里，大家玩的正起劲，突然，广播响起，说是举行“淘宝”活动，挖到“宝贝”就有奖品。这样一来，使本来就热闹的海景一下子沸腾起来。大家都很卖力的找着。不知不觉，到了集合的时间，我们才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大海。下午，听带队老师说去爬山，我们更兴奋了

我们乘车去李崮寨。途中，客车司机说是去接另一批学生，所以我们便在三庄的开元超市门前下了车，反正当时也饿了，进去买点东西吃吧！结果客车司机一去就是两三个小时，让我们逛够了超市。终于，我们来到李崮寨，顺着一条弯弯曲曲、高高低低的公路来观赏。映入眼帘，上面刻“公字沟”三个大字，往前走便到了“万丈崖”。刚开始时只见山连着山，连绵不断，我很消极。但一面欣赏风景一面走路，便出了第一大峡谷。有一个简陋的村庄三面环山，这便是活动的中心。首先，最令人醒目的是在展览室前的毛主席像，那高大威武的身躯，那慈祥的面容，不禁给人们一种严厉而又和蔼的感觉。我们来到展览室，经导游介绍，我知道这个村里人民生活的艰苦，不禁由衷感叹。不久，我们又要离开了。我们照了一张合影，便又回到了旅游的起点。一天的旅行就这样结束了。

在这次旅行中，我获益匪浅。虽然很劳累，时间也很短暂，但是我很快乐，也很满足。我爱这次旅行。

篇22：长岛之旅作文

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爸爸说：“今天晚上我们开车去长岛旅游去吧？”我一听高兴的连忙说：“太好了，爸爸。”妈妈就问爸爸：“都和谁去呢？”爸爸说：“和大哥一家去吧。”妈妈说：“好的，让孩子感受一下大海！”于是我便开始盼望时间过得快一些，心也早已飞向了大海边。

夜里三点的时候，我睡得正香，妈妈轻轻的叫我：“宝贝，该起床了，我们要出发看大海了！”我一听到看大海立马有了精神，一骨碌爬起来，洗刷好后便和爸爸、妈妈、叫上舅舅一家出发了。天还没有亮，漆黑的路上，车辆并不多，我和哥哥在车里做起了游戏，忽然妈妈说：“怎么下雨了？”我和哥哥打开车窗一看，果然下起了雨。我担心的问妈妈：“下了雨我们还能看大海吗？”妈妈拍拍我的脸说：“别担心宝贝，到了长岛，太阳公公说不定就会出来了！”听了妈妈的话，我放心的和哥哥在车上睡起了大觉。

不知不觉我们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果然如妈妈所说，太阳公公出来了！我和哥哥高兴的叫了起来：“欧也！”下午3点多的时候我们顺利地到了长岛。长岛的风景太美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海静静的躺着，在阳光下泛着点点金光。远处，海天连接的地方，几只鸟儿展翅飞翔，爸爸告诉我那就是海鸥！

我和哥哥叫着、喊着，飞一般地冲向了大海。跑着跑着，忽然一只小海螺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脚边，我弯下腰捡了起来，啊，这就是了大海的怀抱中。妈妈和舅妈在海边捡着美丽颜色不同，形状各异，不一会儿，捡着美丽的贝壳，大的，小的，红的，白的，蓝的颜色不同，形状各异，不一会儿，我和哥哥的裤袋里鼓了起来。

我们在长岛愉快的玩了两天后，就要告别大海了，我真有点舍不得！妈妈说等我放暑假时再带我来看大海，我盼望着。

教师点评：全文酣畅淋漓，一气呵成，蕴藏着欢乐与期盼，再加上一些精妙词语的使用，无形中为文章增添了不少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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