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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19世纪中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面临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古老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与传统的农业社会迥异的、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条道路在中国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既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也一次次丧失了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长期在通往现代的旅途中蹒跚而行。中国变革的艰难无疑与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遗产有关,也与中国政治中枢的政策选择密切相联,同时它还受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中国以迥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有方式实行社会转型,无论它的成功还是挫折都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为众多的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
数十年来,一个长期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1840年开始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能否主动开始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而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所承袭的巨大的遗产中,包孕着可诱发现代社会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可刺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但是,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严重阻滞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
1840年在亚洲东南沿海与西方列强相通的东方大国中国是长期被西方思想家所钦羡的对象:一个以皇权为核心、职能分明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统治着4.5亿人口,在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上有效地行使着治权;儒家学说中的道德主义和礼仪规范起着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的特殊功能;美仑美奂的巍峨宫殿和精美绝伦的工艺珍品体现着中国人的丰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虽然自然灾害不时减少中国人口,但精耕细作的农业还是大体上维持了中国人的温饱。总之,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国,尽管不时发生社会动荡和灾荒,但它总是能自我调适,在经历周期性的社会震荡后,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西方长期钦羡、长期保持强大和繁荣、充满自豪与自尊的东方大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侵略和随之而来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却不能再保持昔日的光荣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重新汇集新的社会力量和自然资源,从而有效地融汇传统与现代因素,以富有活力的转换方式,在西方和近邻日本的成功示范效应的影响下,迈入富强之途。其原因何在?
政治是传统社会的决定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前现代社会制度构成中最有现代因素的部分就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中央集权官僚制,然而也就是它本身的结构性的重大缺陷阻碍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向现代政府制度的转换。
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内阁、省、县的垂直的行政系统有专门化和职能划分的特点,按照法律和惯例有效地掌管国家行政事务,垂直的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负责监督各级官吏,以保证政令的执行。不受阶级和财产限制、在科举制基础上建立的官员升迁系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对维系中国官僚制度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操作层面上,这样的官僚制度,与依职能分层、各司其责的现代政府制度并不构成严重冲突。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两点:第一,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对基层的统治力量较弱,朝廷在县以下的支柱是享有功名的乡绅,中央权力并不能完全达到基层,征税及征集劳役实际上依赖于乡绅。处于家族、宗族网核心的乡绅的行为往往严重破坏了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合理化因素。所以严格地说,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只存在于县以上的政府机构,县以下的乡村则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显然,这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能够全面协调社会力量处理公共事务的、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是相冲突的;第二,中国官僚集权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它以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在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儒家规范虽不排斥个人的成就取向,但人情取向更占主要地位。中央官僚集权制的垂直系统固然保证了政令的通行,然而也带来各级官吏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严重惰性。加之宗族、家族的因素与政治结构互为一体;为派系斗争提供了永恒的竞技场。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意识形态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它提供了对世界的全部解释,成为不可逾越的治国安邦的基本原则。它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之上的,它的丰富性与普遍性,使中国统治者与士大夫相信儒家学说已穷尽世界一切真理。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关心的范围之内,1顺理成章,也就对竞争不感兴趣,没有了变革的紧迫感。至于解决中国国内周期性的政治衰败和政治动荡的良方更无需从“异域”寻觅,在包孕万家的儒家学说的众多派别中自有疗救的方案。经过干余年的儒化,这套由科举制为外在体现的儒家意识形态已完全内化于中国人的心理深层,从而成为回应外部世界挑战的巨大的心理障碍。这样,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中国就很难随形势而变化政策,而处处显得迟钝与僵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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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一样,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可现代化因素,但是,这些积极因素同样因经济结构的制度性缺陷而被吞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一直十分活跃。2一般而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严重,官营工商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也不占主要地位,而个人则享有流动性的选择职业的自由。然而,与这些可现代化因素相比,中国前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障碍性因素则更为强大。首先,19世纪中叶之际,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与微弱的商品关系相比,自然经济占决定性优势。其次,中国人的商品经济活动只限于一般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简单交换,几乎不存在以大机械为动力的制造业与加工业。再次,可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调节作用的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行为,也缺乏外贸观念,无法承担起经济起步所必须的资源征集和建立经济组织以及建立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的责任,使得分散的商业力量无从集中。因此经济结构中若干积极因素不能拓展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扩大在新质的基础上的生产规模;如果说在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尚存在若干合理的成份,那么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则基本发挥着阻滞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作用。中国的儒家学说是一套极其复杂的、探究有关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庞大的思想体系。根据近30年中国现代新儒家及西方中国学学者对儒家典籍的选择,儒家学说中蕴含着某些与现代社会毫不冲突的可现代化因素。3例如:对人之终极理想的追求,对违反人之终极追求的现存社会现象的反抗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孔孟、朱熹的思想中还有着对人之主体生命的高度敬意和对人之自由意志的肯定,这与西方近世推动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精神有某种程度的相似。4然而事实上,作为长期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的儒家学说在近代与西方文明相遇时,却节节败退,逐渐丧失了统合社会的功用。尤其发人深省的是,乍看起来似乎与现代民主政治并不矛盾的儒家民本思想始终未能促成向尊重公民自由的现代民主制度的转换。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相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基本上是发挥着维系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制度作用,其现实导向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色彩,直接排斥与现代契约关系相联的个人主动精神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和成长。论文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p>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基本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构成了中国前现代社会的基础。当1840年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西方侵略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时,中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这就是如何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适时改革中国现存的社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和观念变革,重新汇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资源,使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在冲突中走向新的融合,从而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然而当时的中国统治者与绝大部分士大夫却被动地、消极地试图以微小的、局部的政策调整来摆脱中国的危机,选择的是尽量缩小变革规模的道路,结果使中国的转变更充满曲折和动荡,造成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跌宕起伏。FU1x+5 "*`.p=Ud. ^oP& |QP2eZ G7Q{lI5 '3论文格式H b\\K /:Q;j-+1 ,]. & 2h HV)p
二、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困厄
根据衡量一个社会现代性的强弱的具体指标,即工业化、都市化、识字率、现代契约关系、社会流动性和政治制度化来分析1840年后的中国社会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在大约1的时间内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自1840―19,历经72年的变迁,中国已从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向具有现代色彩的新式民族国家过渡。自1911年中华民国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的急剧变动甚至更大。因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国内与国际矛盾的激烈冲突,演化为各种政治力量的新的组合和分裂。与现代观念散播的同时,新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力量也急剧增长,而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与观念文化绝不妥协地对新生事物的激烈反抗,使得中国的变革波谲云诡,一波三折。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阶段大约历经72年,中间经过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其特征是消极、被动地被纳入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中。
第一时期:1840一1860年,面临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中国试图在不变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运用传统政治、军事、经济资源进行全面抵抗,但反而遭受到更大耻辱与失败。在大约的时间内,中国历经西方列强强加的两次鸦片战争,丧失了大片国土,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向列强提供片面最惠国待遇,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险恶形势下,清廷统治者不思变革,终于爆发了长达的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彻底暴露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弊端及清廷统治者的麻木与愚昧。
第二时期,1860年左右一19世纪末,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在中国的急剧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裂变,出现了试图在保存中国传统内核前提下的变革运动。这个时期的变革主体是受西方侵略刺激而图谋改弦更张的清廷开明人士和与西方有联系的部分士大夫与新兴商人。但由于清廷最高统治者抗拒进行制度性的重大创新,严重影响了中国转变的规模和速度,在强大的西方压力下,不仅未能恢复中国昔日的国威,走上富强之道,反而进一步走向衰落。
篇2:浅析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历史教训
一、苏联自身的原因
苏联解体是震撼全世界的大事,学术界普遍认为,苏联解体是“诸多因素的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这其中大多认为苏联自身内部的原因是主要原因,而以美国为首的外力也只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诸多内部因素中,多数学者倾向于从历史根源上去寻找答案,认为“苏联传统体制由于弊病太多,已走不下去了,已经进入了死胡同。苏共的瓦解,苏联的解体,总体来说是几十年不断积累下来,潜伏着矛盾恶化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在众多历史积弊中尤以经济上的弊病最为重要。
(一)经济上的弊病所起的根本性作用
这方面主要指苏联在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经济建设没有搞好。有人将它视为众因之根,认为“政治的因素和其他上层建筑的因素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
众所周知在苏联建立初期 ,为巩固新生的苏维埃国家政权,逐渐形成了偏重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忽视轻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发展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二战后,这种经济模式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这种经济模式已经发生了危机。主要表现为:日用消费品严重匮乏,质量差,消费者宁愿买外国货也不愿意买本国货;不少集体农庄甚至整个地区的农业处于无人过问状态,集体农庄的实物和现金收入很少;畜牧业发展不顺利,牛栏的存栏数甚至还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马铃薯和蔬菜方面生产落后;粮食产量仍徘徊在革命前的水平。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就在于,这种经济体制有以下弊端:首先、经济发展缺乏内在的动力机制;其次、人作为生产力第一要素不能充分解放;再者、抑制科技发展进步;第四、经济规模大浪费大,高消耗低效益;第五、与世界脱节。即它的烟囱经济无法跟上世界主要大国的科技水平。
更为严重的是斯大林的继任者,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却越改越严重。例如:赫鲁晓夫在任期间,非科学盲目地在寒冷的苏联大面积推广种植玉米。结果呢?不仅没有想象中那样的大丰收,反而大面积减产甚至有的颗粒无收。勃列日涅夫时期,则正忙于全面与美国进行全球争霸,一直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是苏联不可动摇的总路线。在国家机器制造业的全部产品中有60%以上是具有军事意义的商品,而耐用消费品的比重只占5%—6%,而且国家75%的发展科学的拨款用于军事科研的需要。 这种战备型经济严重偏离了经济发展的正轨,必然导致苏联经济最终的崩溃。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也没有很好地改变苏联的经济状况,依然重、轻、农比例严重失调。并且也正是经济改革走不通,才走上了将苏联送进坟墓的政治改革。
严重的经济体制弊病必然造成严重后果:首先、经济危机加剧了民族矛盾;其次、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扩大;再者、人民得不到经济实惠,滋生了信任危机,有人就说,苏维埃政权得之于民,又在一定程度上失之于民。第四、经济体制僵化使社会主义失去了生机和活力;第五、军事化经济极大地消耗了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此可以看出,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跟不上世界现代科技革命后蓬勃发展的经济。更严重的是苏联的经济问题不仅促使了苏联解体,更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其他能够促使苏联解体的因素。
(二)民族问题所起的作用
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所长萨哈诺夫认为,根据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证明,多民族组成的国家迟早都会因发展缓慢而解体,苏联这个多民族组成的帝国解体只不过重复了历史发展类似的规律性现象。另一学者涅什科认为,20世纪历史发展的趋势占优势的是多民族国家的解体,所以苏联这个最后的在殖民帝国瓦解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如此看来,苏联这个拥有100多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的覆灭是必然的。但是苏联民族矛盾问题依然值得我们探讨,因为它确实在苏联解体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苏共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上都存在很大的失误。“实际上最后对苏联存亡起决定作用的正是各加盟共和国的态度,而这又直接与民族问题相关。”苏联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列宁之后历届苏联领导人都缺乏科学的民族理论来指导民族问题的解决。苏联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维护各民族和睦相处至关重要,但是苏共却简单地把民族矛盾等同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把民族进程与社会进程看作是同步的,结果脱离实际,欲速则不达。其次、错误的民族政策埋下了民族矛盾激化的祸根。苏联实行了一种失败的民族政策,旨在维护各民族统一性的民族政策,实际上却促进了国内民族意识的觉醒。一方面,苏联的民族政策承认和鼓励发展各民族的语言、文化等,允许各民族自治共和国的自治;另一方面,苏联的集权和俄罗斯人在国家政权中占据统治地位的状况使“大俄罗斯主义”盛行,欺侮少数民族,压制少数民族,压得太重,时间太长,一旦爆发使统一的苏联四分五裂。第三、苏联领导人由于理论上的贫乏和不成熟,导致他们长时间没有认识到国家建制上存在的巨大缺陷。苏联实际上是一个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但怎样才能使各加盟共和国自愿留在联盟内并保证他们行使自己的主权,苏共领导是没有从理论和实践中认真加以解决。这无疑为苏联的解体预留了一颗定时炸弹。第四、永远与民族问题相伴的宗教问题。苏联粗暴地用行政手段开展反宗教运动。对宗教组织和神职人员采取过火的政策。而宗教问题往往和民族问题相互交织在一起,错误的宗教政策把宗教组织推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时,也进一步增强各民族地区对联盟中央的不信任感。
由于以上种种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民族主义忽然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肆虐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民的民族价值和国家主权以及由此而生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成果,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等等,统统被瓦解了。如此民族矛盾以及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就是最后将苏联撕成碎片的那双手。
(四)苏联解体中的个人因素
虽然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如果这个个人是国家呢?特别是在苏联这个施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国家。所以作为苏联最高领导人的那几个个人在苏联的发展和改革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大多数学者认为:苏联的解体起始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完成于戈尔巴乔夫的激进改革。但事实上苏联解体中的个人因素甚至可以推到斯大林执政时期。因为他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失误是苏联解体的潜在因素。在理论上主要有:他不承认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相信自动适应原则,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典型就是30年代的大清洗。在实现社会主义上,走教条主义路线。在实践上的问题表现为:政体和政权建设方面排斥民主原则,搞个人崇拜;经济建设上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总之斯大林模式及斯大林体制严重腐蚀了苏联的社会机体,久病不治,终成绝症。斯大林正是给苏联解体种下病根的人!
苏联生病了,需要名医医治。但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不仅没有将病医好,反而更加严重。赫鲁晓夫执掌国家大权时推行的改革是假共产主义,他所追逐的是个人利益,而不是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在他的脑际里总有一个难以抹去的念头——如何胜出斯大林。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论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是对历史的一整套虚构、歪曲和篡改。赫鲁晓夫的这些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首先他丢掉了斯大林时期的首创精神,没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二战后,斯大林试图在苏联建立一种新模式,按照一种新观念安排生活。1946年2月提出加快高新技术发展的任务,这是建立在原子、宇航技术基础上的创新纲领,这个纲领对苏联日后发展十分有益。但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把创新精神丧失了。由于惰性,苏联没有跟上60年代末全世界掀起的社会文化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浪潮。
他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造成了苏共党内的分裂,破坏了国家的稳定与统一,埋下了国家解体的隐患。导致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员大量退党,失去了如中国、南斯拉夫这样的重要盟国。另外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共党风开始败坏。在他个人身上主要表现为:他的主观唯意志论,就是使党和社会服从自己意志的愿望,以及形成对他个人崇拜。在国家政治上是,在领导国家中上下严重脱节,言行不一,组织重叠,提拔干部方面有严重的裙带关系和宗派主义,败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
最为严重的是,苏共二十大造就了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一批苏共瓦解和苏联解体的掘墓人。事实上戈尔巴乔夫世界观形成的青年时期,正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党的历史,提出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时期。这给正处于思想成长过程中的戈尔巴乔夫乃至他所代表的整整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动摇了乃至瓦解了他们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可见赫鲁晓夫这个改革者,不仅没将苏联改革好,反而改得一无是处,且隐患无穷!
最后一位是真正将苏联推向深渊的戈尔巴乔夫,甚至有学者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他。这显然有失公允,但也反映出他却是责任重大难辞其咎。对于他有以下几点分析:第一、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态度以及他所制定的改革政策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激进的改革主义者。他的改革超出了病入膏肓的苏联所能承受的程度和范围。他最失败的就是削弱、放弃了苏联共产党对于改革的领导。正如俄罗斯教科书所言:的绥靖立场使苏共领导机构瘫痪,党进一步解体,大大削弱了联盟中央,因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仍然是苏联体制的重要环节。而这个绥靖便直接导致了思想上的混乱、经济的下降、社会矛盾的尖锐,民族的分裂国家的解体。第二、戈尔巴乔夫的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是一位强权型的领袖,能对苏联体制中的关键之处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他是个既愿意听有愿意学不够强硬的领导,优柔寡断的性格不能使改革持续,在政变时不能力揽狂澜。第三、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领导人的独特性。一方面,虽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自己的领袖,但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只有一个——即当时的戈尔巴乔夫。这样造成他的工作负担过重,关注的事情太多,以至于他无法对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事情进行深邃的思考。另一方面指他对苏联过去的批评。他倡导要对过去的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这对摧毁共产主义的合法性起了促进作用。
所以从个人作用上说,斯大林为苏联解体埋下隐患,赫鲁晓夫使苏联病入膏肓,最后戈尔巴乔夫一手将苏联给毁了!
二、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因素
美国自二战后一直是苏联的头号大敌。苏联解体与西方的“挖墙脚”行为绝对分不开,与西方特工组织的长期活动也是分不开的。所以美苏冷战也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大元凶。
所谓美苏冷战,即两大国在几十年的对峙中并没有发生真正大的热战,而是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双方暗地里较劲。首先就表现在所谓的“和平演变”即美国通过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传媒手段,将西方人权、民主思想和西方价值观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苏联人的思想。使苏联人更倾向于走美国式资本主义道路,从内部瓦解苏联。
其次就是美国的经济战略。具体来说在军事上,苏联从一个欧洲强国一跃成为世界性强国,正在于它在常规军备上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为了与已经掌握核武器的美国相抗衡,斯大林不顾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反而集中举国之力研发核武器。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但却走上了与美国进行核军备竞赛的高消耗道路。勃列日涅夫表现更甚,不仅重视发展核武器也重视发展常规武器。如此70年代苏联已经在战略核武器的数量上赶上并超过了美国。但是长期的军备竞赛也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80年代里根政府推出了耗资上万亿美元的“星球大战计划”把军备竞赛引入太空。目的便是让苏联把力量集中到军事方面,在经济上拖垮苏联。长期的军备竞赛使苏联保持了大国地位,但不计代价地发展国防实力,耗尽了自己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极不相称,造成了苏联的社会矛盾和危机。
除在军事上消耗苏联的经济实力外。美国对苏经济遏制战略还阻碍了苏联对外贸易的发展及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也是苏联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几乎与资本主义世界隔绝,影响了苏联高新技术的发展和经济模式由粗放型向密集型转变。例如杜鲁门政府为在经济上对苏遏制,出台了东西方贸易管制政策。其主要内容表现为:全面禁止战略物资、紧缺商品和与战略物资有关的技术资料,直接或间接输入苏东各国。另外美国以石油战略与苏联打经济战,通过对石油价格的控制,减少苏联的硬通货收入,从而影响苏联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如:美国1985年支持沙特阿拉伯石油生产,使沙特在头几周里石油日产量由不足200万桶猛增到约600万桶,当年秋末攀升到每天约900万桶,这导致了国际油价的全面下跌。1985年8月油价是30美元/桶,1986年4月跌到12美元/桶。苏联一夜之间损失了超过100亿美元的硬通货,几乎是苏联全部硬通货收入的一半。美国还限制了苏联天然气出口数量,更为不耻的是向苏联转让有误技术来破坏苏联经济。1982年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大爆炸就是这一政策的体现。爆炸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对苏联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美国虽然没有和苏联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战争,但却在冷战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特别是经济战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篇3:浅析前苏联解体的原因及历史教训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无可估量的损失。但是,它也从反面教育了全世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引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深刻思考。在苏联解体十几年之后,对其解体的原因进行认真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分析,从中科学地总结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是十分必要的,它将成为我们难得的反面财富。
. 一、打击腐败事关国家长治久安
“苏共干部队伍腐败,党内出现一个特权阶层,激起人民的不满……”这是关于苏联解体原因又一观点首先应当肯定这个观点有正确和值得重视的一面。执政党的作风问题,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
现在学界一般认为苏联特权阶层人数约为50-60万(有的还认为应当加上其家属,这样大约为300万人,这个“特权阶层”阵容就相当庞大。但恐怕不应株连家属)。俄语“特权阶层”这个词原意是“名称汇录”,有的译成“官阶名录”,有的干脆意译为“特权阶层”。但由什么人组成?享有什么样的“特权”?尚未有人对此做出准确论述。
真正的“特权阶层”,是指那些利用职权“以权谋私”的人。他们有多少人?占所谓“特权阶层”50-60万人的比例多大?迄今为止没有看到这方面材料。当然,不能低估这些人在败坏苏共威信、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中的作用。但也不能仅仅用“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汤”来阐明其对苏联解体的影响。如果我们连“特权阶层”有多少人都不清楚,又怎么估计他们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
实际上,在苏联社会的分配体制中,一方面确有分配不公问题,如“特权阶层”,但更主要的弊端是“大锅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之间区别不大,甚至脑体倒挂。1985年,工业部门中工人和技术人员平均工资之比为100∶110;农业为100∶135;建筑业则倒过来,为100∶98。具体说来:运输部门月均工资220.3卢布,邮电部门为159.5卢布,教育部门为150.0卢布,科研部门为202.4卢布,国家管理部门为166.2卢布。⒁而整个国家行政、经济部门的职工平均月工资是190.1卢布。可以看出的确全国各个工种之间、在各种领域工作的人之间工资差别不大。
所以,对这个命题的正确解读应当是:首先一定要看到苏共党内的腐败、乃至特权阶层产生这个弊端的严重性,它激起群众的严重不满,对苏联解体有着深层次影响;同时,这个特权阶层到底有多少人?苏共党内的腐败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才能做出科学的回答;更重要的是要区分分配体制中必要的“差别”与“特权”之间的界限,不能把合理的工资、待遇等差别当作特权。
二、维护国家统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苏联剧变和解体的最重要教训在于,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为保持社会安定、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本身所决定的,也是由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共产党作为社会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先锋队,决定着社会的发展方向,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先进的群众性政党,它以各种机构、基层组织联合了数以百万计的党员,成为社会中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力量;作为一个完整统一、一体化的政党,它吸引了各行各业绝大部分管理人员和专家;作为各民族优秀分子的政党,它将各地区、各民族凝聚在一起,发挥着促进各民族人民大团结、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重要的凝聚作用;作为动员、联系群众的政党,它通过对各种群众组织的政治领导,通过自己普通党员的一致行动,努力争取广大群众对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持,化解各种不满和矛盾。苏联的教训正是在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革新”党向削弱党、取消党的方向发展,使国家和社会失去了凝聚力量,导致社会混乱,最终偏离了社会主义道路。其结果是在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的联盟国家里,由于联合了各民族先进分子的共产党的瓦解,而造成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泛滥,使国家陷入分裂状态。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关系到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族生存的重大关键所在。而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进而完善党的领导。苏联长期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影响了政治体制中其他各种设置积极发挥各自的作用,同时苏共在自身建设上的一系列问题,又使党处在不断的蜕变过程中。
苏共的自行瓦解最后又导致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的终结、苏联的解体,这一事件证明加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是何等的重要,党的自身建设是何等的重要。只有当党能够始终如一地代表和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只有当党能够始终如一地保持自己思想上的先进性、科学性、及时揭示并把握和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才能真正实现党的领导,才能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使之自觉地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像苏共以前那样闭关自守、与外界隔绝是行不通的,像戈尔巴乔夫时期那样一味地迎合西方,追求西方的价值观,照搬西方的一套也是不行的。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重要的在于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实现改革开放方针,而这种改革开放的目的是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即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出发,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
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律制度,调动地方积极性
苏联剧变和解体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必须承认在国家的政治体制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着艰巨的改革任务。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固然十分重要,但它不能代替政治体制方面的不足和缺陷。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本身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它必须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苏联苏维埃制度的弊端不仅在于以党代政使苏维埃实际上处于无权境地,不能担负起领导国家的重担,而且还在于从总体上说未能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未能处理好中央与以各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造成过分的中央集权,其结果是地方的积极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而更重要的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造成新的民族问题,形成民族隔阂和民族不信任,使原本就不容易解决的民族问题与地方问题交织在一起,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在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和不断完善民主和法律制度,建立行之有效的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和监督制度;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使之规范化和法制化;应充分发挥中央集中和地方分权各自的优势,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吸引少数民族参政、议政,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民主、实现民族和睦、维护国家统一的根本保障。同时,对于少数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制造民族矛盾、民族纠纷、分裂国家的势力,应毫不手软,坚决给予回击。在这方面,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教训是十分突出的,被所谓的民主束缚住手脚,对民族主义一味姑息、迁就,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打击不力,最终只能造成严重的民族冲突和国家的解体。
四、进行经济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缩小经济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
“苏联社会高度集中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影响了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的发展,从而阻碍了社会进步,导致苏联解体”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是70年的苏联社会一个典型特征。随着社会进步、新技术革命浪潮到来,这种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这就是今天必须对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实行深刻改革的理由。但如果说由于存在这些弊端直接导致了苏联解体,尚缺乏说服力。这个观点的不完整性是只注意到这个体制的“弊端”,没有注意到这个体制还有存在的“合理”的因素。苏联解体多年后,俄罗斯学者痛定思痛,才认识到当时苏联的这个体制既有需要改革的“专断”、“集权”的一面,也有任何国家体制运行都必须的“权威”、“集中”的一面。这两种成分交织在一起。“集权”中含有必要的“权威、集中”的成分;而“集中”走到极端又成了“专断”,必须辩证分析这个体制。显然,仅仅用“专制”等单一特点概括整个体制的实质是不准确的。戈尔巴乔夫等人的错误在于全盘否定这个体制,鼓吹“无限制的民主化和公开性”,结果是“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造成了社会的混乱。真正要总结出苏联这个体制的弊端难点在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或经济体制,应当“民主”到什么程度、“集中”到什么程度,这个“度”或者“界限”在哪里。
苏联解体的深刻根源是苏联经济模式的历史局限性阻碍生产力发展而又长期未得解决。60年代以前,苏联社会经济高速增长,人造地球卫星率先在太空翱翔,人类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何等灿烂夺目,不仅联盟内部具有凝聚力,而且吸引世界争取解放的民族,也使西方世界发生了信仰危机。然而自70年代始,随着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西方发达国家获得了新的机遇,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而苏联传统体制不适应新技术革命的要求,经济增长缓慢,逐步进入停滞和衰退时期。经济的巨大反差,引起凝聚与离心的新变化,苏联面临信仰和解体危机。
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和平和发展的时代,经济发展的中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文化和科学的中心,必然是人们向往的圣地和聚集的焦点。一个国家如此,大千世界也是如此;历史上如此,现而今也是如此。经济的活力同时也是政权的活力、国家的活力和党的活力;经济的凝聚力同时也是政权的凝聚力、国家的凝聚力和执政党的凝聚力。在社会主义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民族平等的条件下,边境地区人心的向背和人员的流向,民族地区的向心和离心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的决定性力量,取决于社会生产是否发展、综合国力是否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要考虑效率,同时也要兼顾公平。共同的利益是团结的基础。进行经济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缩小经济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经济基础。
五、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思想僵化
“苏共垮台的主要原因在于意识形态领域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和思想僵化,缺乏理论创新”这也是目前社会上流传较广的一种说法。同样不能说这种观点不对,但似乎仅仅说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苏共70年的思想领域内,既有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一面,也有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也有对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教条主义崇拜……往往各种思想交织在一起,有时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至于什么时期什么倾向占上风,则要具体分析,绝非用“教条主义”一种表现就可以概括苏共全部思想特征,更不能把它说成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
众所周知,列宁正是突破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动的有关具体论断,成功进行了十月革命,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20世纪代实行的“新经济政策”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的一大发展。30-50年代,苏联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成了以“斯大林模式”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不管后人如何评价斯大林模式,但在当时它至少解决了横亘在苏联前进道路上的两个最主要问题:一是生存,二是发展。它面临资本主义的包围、特别是法西斯的侵略,要捍卫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它除工业指标外,所有社会发展指标处于欧洲最落后国家地位,要解决国家现代化的问题。事实证明:苏联不仅完全战胜了法西斯,也较好地推进了国家现代化进程。正如俄罗斯科学院乌拉尔分院副院长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指出:“斯大林明白如何将俄罗斯推向现代化和完成现代化,他提出了这个任务,也找到了这条道路。苏联在工业化进程中取得的成绩就是具体证明。俄罗斯正是在斯大林领导下融进了世界现代化总进程”。俄罗斯著名学者、农业集体化研究的权威弗。
苏联解体介绍
苏联解体(俄文:Распад СССР,英文: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是指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及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瓦解的事件。
在政斗中获胜的叶利钦所领导的俄罗斯联邦连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于1991年12月27日分别继承联合国、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下属国际组织中的原苏俄、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席位。其他12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以新国家身份加入联合国。苏联在海外的一切财产、存款、外交机构、使领馆等由俄罗斯接收。
苏联解体独立为15个国家:东斯拉夫三国、波罗的海三国、中亚五国、外高加索三国、摩尔多瓦。
篇4: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教训是什么
1.洋务运动并不触动腐败的社会制度,只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引入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不可能取得根本性成功.2.洋务企业的利润,没有用于扩大再生产,洋务派没有成为真正的企业家、资本家,而是形成了垄断企业,以此作为自己在旧的统治制度中争权夺利的资本
3.洋务派办的企业,管理方式落后,导致成本高、亏损大、产量低、质量劣,形成营私舞弊,贪污中饱,用人惟亲,冗工滥食的局面.这是用封建制度经营新式企业的必然后果.实践证明,不改变落后的封建制度,就完全办不好近代新式企业.
[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和历史教训是什么]
篇5: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及历史教训是什么
正确处理中日关系的关键词
1、关键词之一:国家实力
近代欺凌过中国的列强,不都已经完成了或者正在完成工业化。中国当时只是经历了延迟的、不完全的早期近代化——这个过程还不如日本幕末的改革。国家强大的基本要素有三:经济实力增长,社会制度先进,人民奋发向上。今天,通过60多年的建设、改革和发展,我们已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国家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是人民历史的选择,其优势已经得到证明。中国人民斗志昂扬,团结一心。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进程加速,其保卫国家的决心也是坚定不移的。这些都与1前的清政府有着天壤之别。
近期,日本当局企图否定二战格局,修改“和平宪法”,坚持解禁“集体自卫权”,都是针对中国的危险举动,也是关乎未来日本走向,亚太安全格局乃至战后国际秩序的危险举动。我们必须正告玩火者:的马年不是1894年的马年,1894年的马年是不可能在今天复制的。
2、关键词之二:铭记历史
旅顺大屠杀中日军屠杀中国百姓
在中国人人知道“南京大屠杀”。但是有许多人不知道,早在1894年11月,还发生过“旅顺大屠杀”。1894年11月18日,日军进攻旅顺,三天后旅顺陷落。接着,日军就在旅顺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屠杀中国同胞一万八千余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这里只引用大屠杀的目睹者英国人艾伦的一小段记载:“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
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同样应该铭记的还有云林大屠杀。《马关条约》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含钓鱼岛,今天的争端起始于120年前),从1895年到1945年,台湾人民饱受日本人的欺凌侮辱。日本在台湾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为了镇压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186月20日至23日,日军第二旅团集结重兵进攻云林,焚毁村社,屠杀人民,妇女幼儿也在残杀之列。民房被烧4925户,被残杀人数已无法统计确切,各种记载在6000人至三万人之间。对于云林大屠杀,当时在台湾的洋人就曾投书报纸
。《香港日报》7月14日报道:“日本人正采取歼灭所有台湾人的策略……台湾人的收获破坏、家园烧毁,祖先坟墓挖掘、妇女遭凌辱,愤怒到极点……”。8月25日《泰晤士报》:“日本士兵暴戾侮慢之程度令人咋舌……肆无忌惮地杀人放火……老幼妇女皆不能免……野蛮且苛酷之东方新强国。”8月22日《苏格兰人报》:“日本之政略,似乎在于将全岛居民都赶出去。”
20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9月3日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通过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正是对一段历史的铭记。
甲午战争的直接后果
●甲午战争给中国人民留下刻骨铭心的历史创伤和挥之不去的奇耻大辱,是近代以来中国国耻史上的黑暗一页,也是中华民族寻求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契机。
●甲午战争给日本带来短暂的繁荣富足,却误导该国走上一条无止境的对外扩张之路,奏响了“大日本军事帝国”从萌芽、壮大到走向败亡的序曲。
●甲午战争改变了东亚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加剧了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利益冲突,扰乱了东亚的和平,并且最终威胁到世界的稳定。
篇6:读书心得
读书,是个永恒的话题。莎士比亚说:“书籍就是营养品,没有书籍,如同鸟儿没有翅膀。”我是一个爱读书的人。读一本好书,如同饮一泓清泉,甘之若诒;如同和一杯醇酒,闻之欲醉;如同与一个智者对弈,输赢坦然。
最近,我读了苏霍姆林斯基《怎样培养真正的人》,其中有一篇文章《爱学生就等于爱自我》,读后,颇有感触,一名教师不仅仅要培养学生的学习本事,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爱心,尤其是能具有感受到别人的爱心(或是痛苦)的本事,进而才有可能把他培养成为一个真正的有爱心的善良的人。如果我们的教育仅仅停留在讲课,听课,辅导,考试,选拔,从而忽视了学生情感的培养,那么,我想我们的教育是可怕的,危险的。爱是教育的永恒的主题。有爱的教育才是丰满的真正的教育,留意身边的每一位优秀的教师的课堂,无不透漏着一个“爱”字,在爱的教育中,孩子们欢乐的成长着。我想,一个真正的人也就是在这个爱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缺少爱的教育,结果是无法想象的。从教多来,我能时刻感受,爱在教育这个领域里的重要性,我运筹于一间陋室,驰骋于三尺讲台,一路走来一路歌。
当年师范毕业时,我分配到一所农村初级中学任教。那里没有繁华,远离闹区,有的是偏僻和闭塞。晴天,学校尘土飞扬;雨天,教室水花四溅。黑板,斑斑点点;地面,坑坑洼洼;桌凳,摇摇摆摆;通向外面精彩世界的是一条蜿蜒的山间小路。但我热爱我的岗位,热衷我的事业,热爱我的学生。给学生一杯水,自我努力准备一桶水,我发挥自我博览众书的特长,集众家之优,补自我之劣,不断提高和完善自我,认真地上好每一节课。我教得潇洒,干得舒心惬意。一转眼,中秋节到了。同学们不约而同地从家里带来香喷喷的糍粑等农家产品,一股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纯真、善良、渴求等字眼在我的脑海闪现……他们给我带来了乡土的热情与纯朴;带来了我儿时的记忆与感受。——我感动了!这一群纯真的弟妹需要我。同学们的渴望、家长们的鼓励,使我更加热爱教育,我从此不知疲倦。我无悔,因为我收获了人生;我欣慰,因为我得到了尊敬和理解。
在心与心的距离等于零时就有了感恩与感动。记得有一天,当我同往常一样微笑着走上讲台时,班长站起来说:“教师,请您看黑板!”在我转身的一刹那,我感动了。黑板上用各种彩色粉笔画着一支燃着的蜡烛,上边写着:“点亮着我们——祝教师生日欢乐!”下边又写了一段话,主要是对我的感恩和祝福。我仿佛看到了学生眼中对教师深深的理解和尊敬,我低头沉默了一会,只淡淡说了一句:“多谢!”我无法多说,不是我不感动,不是我不会表达,我怕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我怕弹出男儿泪。我轻轻说:“此刻上课。”那节课,我抑扬顿挫;那节课,学生聚精会神……那节课,我和学生都在感动,以至于都没有听见下课的铃声。
我以往以为,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的学生会将我淡忘……其实,我一向生活在学生记忆里。有一次,我执教一堂公开课。在上课过程中,一位从来不举手的女同学举手了,我感到有些奇怪,就让她起来回答,但她站起来后是一脸的羞愧和慌张,根本不明白答案。我鼓励了她的勇敢后让她坐下,只是心里有些纳闷。下课后,我把这位同学叫到办公室。我安慰她说,今日你举手了,这很好,说明你在思考教师的问题,告诉教师你当时究竟是怎样研究那个问题的
没想到这位同学说:“其实我根本不明白答案。我不期望被听课的教师看不起,所以我举手了,期望能够侥幸蒙混过去,可是您偏让我回答。”我当时听了很感动,犹豫了一会,对她说:这样吧,我们做一个约定,以后每次上课你都进取举手,如果不明白答案,你举右手;如果明白答案,你举左手,我就让你起来回答问题。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果然每节课都举手,只是有时举的是右手,有时举的是左手。渐渐地,她举左手的时候越来越多……之后这位考取了重点大学的学生寄给了我当年她的一段日记:“别让自卑打倒自信,换只手高举自信。教师让我举右手就是为了让我相信自我……”
在我的眼里,没有差生。谁掉队了,我拉一把;谁有困难,我帮一下。每个村落都留有我的脚印,每个学生家里都留有我的微笑。而使我不能忘却的是一个雨天的周末。有个13岁的农家孩子,家里穷,准备退学。当时没有“两基”达标,不是一费制,更没有此刻的“两免一补”,我深知自我上学的艰难,于是就给他交了书费和学杂费。一个大雨的周末,我在宿舍备课,忽听到有人叫教师,开门一看,那个农家孩子提了几条鱼,浑身是泥水。我赶紧让他进来,他不肯,只说:教师,你吃鱼,是我自我捉的。说罢,将鱼放在门口,转身消失在密密的雨中。最动人的感恩永远是最朴实的言行,我双眼湿润。鱼是活的,有大有小;而那农家孩子雨中的身影一向烙印在我的心底。
篇7:读书心得左右
我读了爱的教育这本书,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是爱国,讲了一个小乞丐在一艘船上那些人们给给这个小乞丐钱,他们不知道小乞丐是意大利人他们讨论的意大利人十分龌龊.
小乞丐听后十分愤怒,把他们是说给他的钱甩到他们脸上,并且大吼一声,我不收侮辱我祖国人的钱我十分感动,因为这个小乞丐,并没有因为收了他们的钱而不管自己的国家就像我是中国人不会允许别人说我的国家一样,我很佩服他那样爱国的精神。
篇8:读书心得
在寒假我读了一本叫《一个轻而易举的胜利》,其中有一篇叫《鸿门宴》的故事我感触很深。刘邦在项羽面前肯忍一时之气,才得以逃脱,他要是和项羽一般骄横气盛,恐怕早就死在鸿门了。
纵横古今,凡事忍字当头才能成大事,否则空有一勇字在身。成功不可能没有委屈和挫折。忍眼前之气,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韩信肯忍胯下之辱,蔺相如肯忍廉颇的狂言。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如果一味冲动,心里忍受不了一点怨气,眼里容不了半粒沙子,又怎么能办大事、成大谋呢?
刘邦在这方面胜过项羽,也就注定了结局。鸿门宴上,试想刘邦项羽要是对换一下,那项羽是必死无疑了。狂妄自大的他的字典里不可能有低头道歉,俯首称臣,做事果断的刘邦的字典里也不可能有妇人之仁。果然,项羽最后无法忍受战败之气,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悲壮自刎。刘邦呢?几乎可以说打了一辈子败仗,但是他照活不误。刘邦输的就是小仗,忍得就是小气,自然赢得就是大气,成的就是大事。
小不忍则乱大谋,古人总结多少用血留下的沧桑经验,是多么富有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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