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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历史小故事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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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历史小故事500字

篇1：唐代历史小故事

如今，人在危急时亮啥身份，可能众所周知。如果，时光倒流一千多年，穿越到唐朝，那个时代，人在危急时亮出啥身份呢?

唐末有个宜春人，名叫王毂，有一定的诗名。他曾经写过一首《玉树曲》：“璧月夜，琼树春，莲舌泠泠词调新。当时狎客尽丰禄，直谏犯颜无一人。歌未阕，晋王剑上粘腥血。君臣犹在醉乡中，面上已无陈日月。”一时间广为传播。王毂没有中进士的时候，一天在街上走路，忽然看见有同学被一群无赖围住殴打。这王毂有心上前救友，奈何读书人手无缚鸡之力，便急中生智，他冲着无赖们大喊一声：“不得无礼!认识我吗?我就是写出‘君臣犹在醉乡中，面上已无陈日月’的人!”

这事要搁今天，无赖们非得先来一阵哄笑，然后继以一顿拳脚不可。可是，唐代的事情不是这样的。那帮无赖一听这话，不但当时就停手不再殴打他的同学，而且惭愧地向王毂谢罪，然后，灰溜溜地离开了。

不难看出，唐代人在遭遇危急的时候，假如亮出诗人身份，便可以使市井无赖羞愧遁去，使江洋大盗手下留情，以礼相待。

我不知道，唐朝倘若有人在危急时分亮出“我爸是执金吾”之类身份，会不会收到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之功效。但是，我们知道，今天倘若有人在危急时分亮出“我是诗人”或“我写过某两句诗”，其结果一定会是，在遭到一番嘲笑之后，绝无全身而退的可能。

唐朝并非尽善尽美的时代，天空也会有云翳蔽日、乌云翻滚的时候，但是，亮出诗人身份便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仅此一端，便足以令人怀想!

篇2：唐代历史小故事

下农村时，村里有一个城镇下乡居民叫唐国强，三十来岁，干瘪瘦小，从来不干农活，每天吃肉喝酒，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农民都十分羡慕他，那时候城里人每人每月只有半斤猪肉指标，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轻易拿着肉票去买肉;农村人全家必须喂养两头猪，一头卖给国家，另一头猪才允许自家屠宰，只有过年那几天放开肚皮吃几顿，剩下的猪肉都腌制成腊肉，用几个瓦罐子分装密封深埋在地窖中，遇到农忙或者家里办大事如儿子定亲，女儿排八字，做房子，请裁缝给全家人做衣服才从地窖中挖出一罐肉来应付一下，能够天天吃肉喝酒的估计比县长生活水平还高。

有一天，我偶然从唐国强茅草屋门前路过，唐国强站在自家门前用牙签剔牙齿，一不留神打出一个饱嗝，一股浓烈的酒味差一点呛我一个跟头。

我们那个时候受到的都是正面教育，一看唐国强这样好逸恶劳的人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认为他一定是坏人，所以用一种鄙夷的眼光打量着他。

唐国强却似乎读不懂我的眼神，友善地跟我打招呼：“龙哥，有空到我屋里来坐一坐，我们是老乡呢!”生在异乡故乡的乡情是一种很容易打动人的东西，但是，我们之间毕竟有一道沟坎，他是城镇无业游民;我是知识青年。年龄上也有较大差距，他比我大十来岁呢!敌视情绪虽有所减缓，但是并没有接受他的邀请。

另一次，知青断顿好几天了，我为了大家能活下去，多次找大队干部要求他们额外批给我们一些粮食，自己也饿得不行了，腿一软摔倒在唐国强茅屋前，唐国强从屋里出来搀扶着我说：“龙哥，何苦来哉?放着老乡不找，把自己饿成这样?进屋先喝一杯酒，把肚子填补一下，等有了精神再去找大队干部不迟。”

端着酒杯我问：“你为什么叫唐国强?”

唐国强笑着说：“唐朝国家级的强盗嘛!这么简单的问题你们知识青年还想不出来?”

我说：“你倒是真的很能扯淡，唐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安宁，哪里来什么国家级的强盗?哈哈……”

唐国强却不笑，很严肃地说：“你们书读少了，安史之乱知道吗?杨玉环都被迫处死了，国舅杨国忠也被杀了，怎么能说政治稳定，社会安宁?安禄山史思明是不是国家级的强盗?”

想不到我一个堂堂的知识青年竟然说不过一个无业游民，被他说得一脸的羞愧。心想回去以后一定要多读一些书。为了避免尴尬我只好转移话题：“唐师傅，你是做什么的?怎么没看见你干农活儿呢?”

这回唐国强很爽朗地笑了：“我一个国际级的强盗还用得着干农活吗?我告诉你以后什么时候想喝酒想吃肉只管到唐哥我这里来，谁让我们是老乡呢?”

后来黄队长听说我到唐国强那里喝过酒吃过肉就警告我：“你们知青是有前途的，将来要招工的，不要跟唐国强搅合在一起，他天天喝酒吃肉恐怕来路不正，你要是实在嘴馋就到我们家来，我给你从地窖里挖出一块腊肉，买上二斤包谷酒够我们俩喝的。”听了黄队长的话想一想也是不无道理，后来就不再到唐国强的茅屋去了，唐国强也从不邀请我，他这人深藏不露。

年底到县里参加优秀知青代表大会意外地碰到县公安局特派员老武，老武在区镇蹲点，是我的棋友，老武硬把我拉到他们家去喝酒，边喝酒便对我说：“阿龙，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

我说：“老武，见外了不是?我们是什么关系?还用得着客套吗?”

老武说：“我们县公安局最近破获了一起盗窃集团案，抓了上百名小偷，可是线索中断了，他们采用的是单线联系，跟地下工作者一样，组织严密，我们怀疑集团首犯就是你们队里的唐国强，据村里人反映他从不劳动，总是吃香的喝辣的，黄队长曾经问过他钱从哪儿来的，他说是孙子给的。我们查过他的家庭情况，此人在城里就是无业游民，没有结过婚，连儿子都没有，哪来的孙子呢?你回去以后要不露声色留神看有什么人跟他联系，或者跟踪他看他活动情况。”

我说：“这跟反特故事一样，有意思。”

回到农村我留神了好长一段时间，从没见人来找过唐国强，他自己也从不外出，最远就是散步到附近的一个叫大不该小河轮船码头，而且常去那个码头转悠，我把这一情况向老武作了汇报。老武说：“你侦查的情况很重要，县公安局将派便衣盯紧大不该。”

突然有一天，唐国强到知青点来找我说：“龙哥，你有没有什么口信要我带?我准备回一趟城里。”

我心想，你还回城里呢，警察正张网以待，你不是自投罗网吗?然后说：“过几天，我也回去，不麻烦了。”

后来唐国强就失踪了，老武说：“一定是因为你没有侦查经验，露出了马脚，让这小子溜了，不过没关系，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一定逃不掉的。”

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听说过关于唐国强消息，也许他改行做别的。

篇3：唐代历史小故事500字

元和年间，政府财政情况有所好转，同时吐蕃势衰，各地藩镇在长时间的战乱中实力也有所削弱，借助这大好形势，唐政府“以法度裁制藩镇”，陷于强藩多年的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区又归中央政府管辖，唐王朝复归于统一，史称“元和中兴”。

唐宪宗纳宰相杜黄裳之议，征伐不服之藩镇。

整顿江淮财赋，以增加财政收入。利用藩镇间矛盾，取消宦官监军。

元和元年(8)，先以高崇文讨平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旗开得胜。

元和八年(8)，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田兴受镇兵拥护掌权，中央任命为节度使，遂归顺中央，赐名田弘正。

元和九年(8)，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割据申、光、蔡三州，宪宗发兵近九万人进讨，久战无功。十二年(8)，任命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负责统帅全军。宪宗派李愬讨平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申、光二州守军亦降。后横海节度使程权奏请入朝为官，朝廷收复沧、景(治今河北景县东北)二州。

幽州(今北京)刘总上表请归顺。成德镇上表自新，献德、棣(今山东惠民东南)二州。

贬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为驩州司马。

元和十四年(8)二月，刘悟杀节度使李师道降唐。淄青李师道亦平，收复淄青十二州。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相继自请离镇入朝，藩镇割据的局面暂告结束。

元和十五年(8)，成德镇王承宗病死后，其弟王承元上表归降。

自广德(唐代宗)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馀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的局面，至此大致结束，史称“元和中兴”。

“元和中兴”是旧史家对唐宪宗统治时期重振朝纲的赞誉之辞。然而，只要我们稍稍注意一下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就会发现，所谓的“中兴”实际上并无多少复苏发展的成分，与“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相去甚远，与前后数朝相比也没有明显起色。唯一令世人感到扬眉吐气、让史家为之叫好的就是在打击藩镇、壮扬国威方面所取得的一定成就，尚有“中兴”可言。而这方面成就的取得是与宰相李绛密不可分的。

篇4：唐代历史小故事500字

说起唐朝，必提唐朝文化。唐代文化基本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文化体系庞大完整，发展程度高;二是唐代文化极具开放性;三是唐文化有着明显得向民众靠近、重现实世界、不僵守古制的特征。

唐文化体系中，包括文学、宗教与哲学、史学、艺术、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医学、百工技艺等方面，基本覆盖了当时世界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数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庞大而完整的文化体系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唐文化的发达程度居于当时世界的先进地位。当时唐朝的国都、亚洲的文化中心长安城为各国所向往。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对他的穆斯林民众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日本、朝鲜、越南这些与中国或一衣带水、或山川相连的国家更是不断地把唐文化引进自己的国度。

唐文化开放性表现在两个方向，一是唐文化的内在特质，二是唐政府对待文化的态度。

唐文化以汉族文化为主体，汉族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至唐初已近成熟的阶段。成熟阶段的文化有保持自己特性的信心和吸收消化他类文化内容的能力，因而有容纳异己的胸怀。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佛教、伊斯兰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异域宗教才能一步一步进入中国。传入中国的影响极大的天竺佛教文化最终也确被中国本文化融合而中国化。汉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训诫，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以“和为贵”，有相当大的包容性，这也是唐文化具有开放性的一个内在原因。佛教文化也是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文化之具有开放性也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认为万类不分、一切皆空，主张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这种普世观念也是唐文化具有开放性的一个内在原因。唐初政治、军事强盛，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实行一种开放的政策。唐初的开明君主李世民重视文化交流，为唐代二百八十九年统治留下了一个开放的传统。唐政府多次派人到西域和天竺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对进入中国的外国使节和商人以礼相待，尊重留居中国的外国居民的文化、宗教传统。唐朝政府还设专门机构掌管对外文化交流事务。唐政府的这种开明政策是唐代文化具有开放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成熟的唐文化摆脱形式的桎梏，向着自由和靠近民众，现实世界的方向发展。

比如宗教文化在理论上成熟之后往往较形而上的抽象探讨更重视采取易为俗人接受的方式靠近民众，把握民众。至唐代发展成熟的中国文化就表现出了这样的特征。

在文学方面，李白以他的手笔溶道教思想这种飘逸超脱的内容于古体诗这种自由不羁的形式而宣发自己以及自己那个时代的喜怒悲欢。他的诗极具感染力，在情感上较前代诗歌更接近民众。韩愈掀起的古文运动，推崇接近口语的古文，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广泛地弘扬儒家学说，也不自觉地为唐社会摆脱前朝文化思想束缚，自由抒发自我新的思想见解找到了一个工具。在当时还出现了传奇小说这种市民文学体裁，这也是当时文学向普通民众靠近的一个表现。

哲学宗教方面，儒家经学出现空言说经、缘词生训的新风气，佛教出现毁佛毁祖、即心是佛的禅宗南宗，这都是突破前人理论、重视个人主观见解或主观体验的表现。当时“经院化”的佛教派别如法相宗仅几传就归于消灭，而“世俗化”的佛教派别如禅宗南宗却持续强劲发展。禅宗门内在唐代出现诗僧如皎然、灵彻、道标、贯休、齐己、可朋，高艺僧如怀素、贯休、善本，茶酒僧如降魔师、可朋、法常等。这些僧人与俗世名流往还，他们把佛理中的“净土”世俗化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净土化”了当时的世俗社会，也就是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诗化了唐代民众的生活。佛教在宣传上也开始采用俗讲变文这种十分接近民众的语言。

在史学范围内，学者如刘知几、杜佑等都十分重视人事，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地理学方面和其他学术领域的许多代表学者也具备类似的治学精神。

在医学方面，以孙思邈为代表的唐代医学家能摆脱前代理论的束缚，注重根据具体的病情立方施治。

唐代民风也出现更加活泼的气象。在民间，歌舞流行，民众生活较为自由，当时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也较后来宋明时期为高。从唐代雕塑可以看出唐文化有“人化”这一特征。龙门石窟奉先寺雕像中，本尊卢舍那佛似帝王，二菩萨似妃嫔，迦叶、阿难似文臣，金刚、神王似武将。唐代塑匠们多模仿伎女形象来捏塑菩萨，其他诸神也无不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模型。这种佛教塑像不同于魏晋时的佛像缺乏“人气”、面目生硬、程式僵化。总体上说，唐代人对他们的时代很自信，他们更关心的是此世而非彼世。

篇5：唐代历史故事

唐代历史故事1：唐德宗开导宰相受贿却讨了没趣

煌煌五千年历史，真可谓无奇不有。在唐代，竟然有一位皇帝循循善诱地告诫他的宰相：受点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啊。没想到这位正直的宰相不仅不领情，而且义正词严地给他的顶头上司讲了一番反腐倡廉的大道理，换言之，给其上了一节廉政教育的课。结果，皇帝讨了个老大的没趣。

这位皇帝，便是唐朝第十代皇帝唐德宗李适。这位宰相，便是时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的陆贽，人称内相。

据《资治通鉴?唐记五十》记载：给陆贽送礼遭拒的一些官员，心怀不满，埋怨他不近人情，竟然反映到皇帝唐德宗那里。唐德宗也觉得陆贽“清慎太过”，便私下里对陆贽说：“卿清慎太过，诸道馈遗，一概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亦无伤。”这段古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太过于清廉和谨慎了，各道州府到长安来，送给你一些礼物，是人之常情，你全都拒之门外，一律不受，这是不合乎情理的。其实，如果送你一根马鞭，一双皮靴之类，收下了，也是无伤大雅的。”

皇帝如此公开教唆自己手下掌管国政的宰相可以放手收受贿赂，真乃千古奇闻!唐德宗之所以会出此自毁长城之言，是因为他本人就十分贪财且聚敛无度。贵为天子的他，除了国库以外，居然还设有“琼林”、“大盈”两座私库，储藏群臣进贡的财物。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于是，上行下效，各级官吏贪墨成风，地方官员也在正税以外，用“羡余”的名义，向老百姓横征暴敛，以至到了“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民不聊生的地步。想想大唐当年之盛世，不能不让人痛心。

按说德宗的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要是一般人早就乐得拿上这个“尚方宝剑”，“同流合污”去了。可是，陆贽的确“特立不群”(《旧唐书?陆贽传》曾记载其言：“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并赞其“小心精洁，未尝有过”)，他竟然义正词严地回敬德宗：“监临受贿，盈尽有刑，至于士吏之微，尚当严禁，矧居风化之首，反可通行。贿道一开，辗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已与交私，何能中绝其意，是以涓流不绝，谿壑成灾矣!”意即贿道一开，必然成灾，敢收鞭子靴子就敢收皮草，下一步就是黄金珠玉了，收小礼必然养成大腐。

陆贽“为天下计”的回敬掷地有声正义凛然，唐德宗自然无言以对。当然，对于这样一位喜欢搜刮浮财的皇帝来说，正派清廉的陆贽实在有些碍手碍脚，加之陆贽不肯同流合污，又有小人裴延龄屡进谗言，最后，陆贽被贬出朝廷，外放了。“贽在忠州十年，常闭关静处，人不识其面，复避谤不着书，家居瘴乡，人多疬疫，乃抄撮方书，为《陆氏集验方》五十卷行于代。”(《旧唐书?陆贽传》)

等到德宗驾崩，他的儿子顺宗即位，才体会到当年陆贽和他老子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唱对台戏的拒绝，是何等的远见卓识，是何等的不容易，于是连忙下诏召其回朝廷任职。但不幸的是，诏未至，一代名相已辞世了，享年五十二岁。陆贽的学养才能和品德风范，深得当时和后代称赞。唐代的文章大家权德舆将之比为汉代的贾谊，苏轼赞其是“王佐”、“帝师”之才。

唐代历史故事2:唐肃宗李亨的生母是谁

唐肃宗李亨，是玄宗李隆基之子，唐朝的第九代皇帝，原名李玙，曾被封为忠王。公元738年被立为太子，改名李亨。公元756年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武即位，史称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改年号为“至德”。他在位五年(756年～762年)，终年50岁，死于宫廷政变，其执政期间李唐中央政权逐渐瓦解，是唐朝走向没落的开始时期。

睿宗景云二年(7)九月三日，肃宗李亨出生在东宫之别殿，初名嗣升，后来多次改名。李亨的名字是在天宝三年(744年)新取的，以后就再也没有改动，因此习惯上把他称为李亨。

他的母亲杨氏出身于弘农华阴(今属陕西)杨家，为关陇地区名门望族。杨氏曾祖父杨士达在隋代任门下省纳言(宰相)，父亲杨知庆以祖先荫庇为官。值得一提者，武则天的生母就是杨士达的女儿。若从武则天的母亲这里算起来，杨氏要比李隆基高了一辈，这种不同班辈之间的婚姻关系在李唐皇室中并不稀奇。

景云元年(7)八月与杨氏成婚前几天，李隆基刚被册立为太子。不久，杨氏怀孕，生儿育女本来是人之常情，天之大伦。可是由于此时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关系紧张，他担心太平公主会借题发挥。历史上以借口太子耽于女色难当大任而行废立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像隋文帝时太子杨勇因宠爱貌美的昭训云氏，被母亲独孤皇后认为难以隆兴基业，结果被废;太宗时太子李承乾喜好声色，因特别宠爱一位太常乐人，招致太宗皇帝大怒，也终被废黜。正由于这种原因，李隆基内心焦虑，便让属下秘密弄来一些堕胎药，打算将这一小生命扼杀于母腹之中，但思来想去，最终没有施行。

李亨出生以后，没有能够与生母杨氏生活在一起。因为杨氏仅是太子姬妾，而太子妃则是后来做了玄宗皇后的王氏。在等级森严的宫廷中，太子妃(正妻)的地位要比其他姬妾优越得多。此时的太子妃王氏一直没有生养，杨氏自觉班次在王妃之下，不敢独享为人母的喜悦。王氏便把李亨接到自己身边，对他百倍呵护，极为疼爱，“慈甚所生”。

唐代历史故事3:唐太宗推倒魏征碑

贞观十七年(643)，六十四岁的魏征因病溘然长逝。唐太宗闻讯后，悲痛万分，罢朝五天，以示哀悼，并说出了那段千古名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魏征生于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他从少年时代起便博览群书，志在四方。他曾经效力过农民起义军领袖李密、窦建德，以及李建成等人，最终却因为遇到的都不是明主而无法施展抱负。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仰慕魏征的才华，召他入朝。

面对太宗的怒斥，魏征坦然说道：“太子如果早听我的忠告，绝无今日!”这种直率的态度不但没有让魏征获罪，反而赢得了太宗的好感，使他成为太宗的近臣。

贞观初年，濮州刺史庞相寿被告发贪污，受到了削职处分。作为跟随唐太宗出生入死几十年的老部下，庞相寿冒死求见太宗，请求免于处罚。唐太宗先是气愤地拒绝了庞相寿，然而晚上回到寝宫后，想起庞相寿忠心耿耿地追随自己，如今年事已高，家有妻儿老小，又心生不忍，便传话给庞相寿，让他仍旧留任原职。

魏征听说此事后，上书给太宗说：“不追究庞相寿的贪污罪，令其留任原职，这等于纵容贪赃枉法。如果其他的老部下也因此而贪污，陛下该怎么办呢?”唐太宗慎思之后，最终决定撤销了自己赦免的命令。

一次，唐太宗巡幸洛阳，住在显仁宫，看到茶具都是几年前的旧器具，奉上的酒菜也不是山珍海味，便将总管大骂一顿，贬为庶民。魏征了解情况后，立即面见太宗，直言这是不好的苗头。太宗不以为然地说：“国家财富力强，一国之君多花点钱无可厚非。”魏征忧虑地说：“正因为是一国之君，才不能开奢靡风气的源头，以防上行下效啊。”唐太宗依然认为魏征危言耸听。魏征又以隋炀帝奢侈贪婪终致亡国的教训警戒太宗，太宗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误。

又一次，高句丽向太宗进献了两位美女，魏征知道后表示不应该接受。唐太宗很赞成他的意见，并说道：“去年进献了两只鹦鹉，我现在都老想着回宫，何况是两位美女呢?”于是派人送了回去。

魏征入朝为官之后，始终秉性忠直，仗义执言，只要是不利于江山社稷的，必定要站出来说话，甚至不惜犯颜进谏。唐太宗也拥有难得的气量，敢于重用魏征，先后提升他为秘书监、侍中、宰相，并封为魏国公。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病重，唐太宗多次派人送去药品和食物，两次亲自到魏征家中探望，还派专人到魏征家中看护，随时禀报魏征的身体状况。唐太宗最后一次去看望魏征时，看到他病情加重，便流着泪问：“爱卿有什么未了的心愿?”魏征强撑着病体说：“我不担心别的，只忧心国家的兴亡啊!”一心为江山社稷立身立言的魏征不愧为“千古第一谏臣”。

直谏难免犯颜，甚至让君王下不了台。魏征的直言让唐太宗既不能忽视，又夹杂着怒、怕、无奈的复杂情感。

唐太宗当政期间，社会逐渐发展，出现了升平景象。太宗本人也逐渐滋长了一些奢侈作风。在众多大臣的歌功颂德之下，太宗决定到泰山顶上举行封禅大典(帝王祭告天地的庆功大典)。

这时，魏征又站出来反对，让太宗很不高兴。魏征从容地解释道：“陛下功劳虽大，百姓受到的恩惠还不够多;德行虽然高，还没有恩及所有人;天下虽然安定，财力还不充足;粮食虽然丰收，但库存还比较空虚。何况封禅耗费极大，中原以东地区至今还很荒凉，这不等于向四方暴露弱点，激发其觊觎中原的野心吗?”唐太宗心中不悦，却不知如何反驳，只好将封禅一事搁置不提。

魏征的据理力争有时也让唐太宗心生敬畏。一次，太宗打算去山里打猎，行装都准备好了，但最终没有出行。魏征问及此事，太宗笑着说：“本来确实想去，但怕你谏阻，就取消了。”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一只鹞鹰，非常喜欢，便放在肩上玩耍。不料魏征远远走来，太宗吓得连忙把鸟藏在怀里。魏征仿佛意识到了，故意说了很久，以致鹞鹰活活被闷死，使太宗大为扫兴。

几次三番，魏征的进谏令太宗感到尴尬又愤恨。当魏征又一次在朝堂上犯颜上谏时，太宗再也忍不住了，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跑到后宫，对长孙皇后说：“魏征总是让我下不来台，总有一天我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了，却连忙入内室换上朝服，向太宗道喜：“臣子敢直言，是因为陛下圣明。明君拥有直臣应该欣喜，怎么能开杀戒呢?”太宗猛然醒悟，对魏征更加敬重。

和历史上大多数帝王相比，唐太宗虽然贤明，能够重用直臣，但仍不免有被冲撞后的不悦情绪。好在这些矛盾在魏征生前都没有激化，君臣的良好关系维系到了魏征离世。

魏征去世后，唐太宗下令以一品官的规格操办他的葬礼，还把魏征的画像放置到凌烟阁，经常前去凭吊赋诗。他还派人立起了魏征碑，亲自撰写碑文。

然而仅仅半年之后，唐太宗就亲手制造了“砸碑悔婚”的**。他下旨解除了衡山公主与魏征长子魏书玉的婚约，还砸毁了魏征的墓碑。这一举动不仅震惊朝野，还为后人留下了唏嘘的样本。

唐太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据记载，魏征生前支持太子李承乾，并大力举荐了原来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然而，魏征死后，李承乾竟冒险举事，想发动第二个玄武门之变，争夺皇位，无奈失败。杜正伦和侯君集均为太子党，两人一个被贬，一个被杀。唐太宗想到两人都是魏征举荐，便怀疑魏征也参与了结党营私。

这时，曾颇受魏征器重的褚遂良一看形势不对，便主动告发魏征生前曾把给皇帝的奏疏拿给自己看。太宗听后更加恼怒，终于亲手推倒了魏征碑。

有些学者考证认为，唐太宗之所以如此迁怒于魏征，与当时的山东贵族以及关陇集团有关。当时，魏征的责任是接洽和监视山东贵族和关陇集团，以达到分合操纵各大政治集团的目的。

而魏征推荐出身山东盛门的杜正伦为相，还举荐属于关陇集团的侯君集出任武将，相当于集合了东西文武的社会势力。魏征的行为不仅越过了太宗给的权限，而且有纠合势力结党谋权之嫌，令太宗无法容忍。即便此事在魏征死后爆发，太宗还是采取了极端的措施。

时隔半年多，唐太宗决意对高句丽用兵，并自负地说，魏征生前劝他不要东征高句丽是无稽之谈。不久，太宗出兵失利，倍感惭愧，便对群臣说：“如果魏征在的话，绝不会让我犯这样的错误。”他一边自省，一边又下令重立魏征墓碑，并让魏征的儿子承袭魏国公的爵位。

看起来，尽管这对君臣在阴阳之隔后有过令人痛心的决裂，但终因唐太宗的悔过而获得圆满的结局。然而，史书记载的这些均符合事实吗?

关于唐太宗与魏征的记载，主要见于司马光、欧阳修等史学家所编写的史书。其中关于魏征直谏、太宗纳谏的故事详尽生动，即使是君臣因小冲突而偶有不快，也终能让太宗释然，成为太宗虚怀若谷的佐证。因此，后人皆知君臣通力治国，肝胆相照，却鲜有人知道魏征死后的这段心酸事。即便后来唐太宗怒而砸碑，也能够悔悟改正，反而为君臣相知的故事增添了一些戏剧化的成分。

然而，近年来对史书记载存疑的人越来越多，他们质疑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推倒的碑有没有重立?据相关学者考证，高四米的魏征墓碑上，碑首、碑侧的花纹仍在，碑身却非常平整，没有刻字的痕迹。如果当时太宗下令重立墓碑，必定要撰文写字，不会是一片空白。

此外，原来的碑长期侧卧在碑座旁，左下角残缺了一大块，直到冬天才由世界魏氏宗亲总会出资修复。这说明，现存的魏征碑很可能不是太宗重立的，而是后人立的。

其次，唐太宗与魏征的君臣之情是否真的如记载的那般完满?很多人怀疑，唐太宗在魏征生前就有杀他之心，甚至有人认为他重用魏征更多的是政治作秀。在权力倾轧、利益纠葛的朝堂上，如此理想的君臣之交恐怕是难以实现的。

那么，史学家们为什么要如此描绘那段往事呢?颂扬一位虚怀若谷的明君，讴歌一位刚直谏言的诤臣，并让这对明君直臣的圆满故事流传千古，也许是为了让后世君臣引以为范，让君更圣明，臣更正直吧。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真相固然重要，但从史学家描绘的君臣楷模中汲取精华也同样重要。

篇6：唐代诗人历史故事

白居易算得上唐代大诗人中在世时最为显达、仕途最为顺遂者，这一点，连出生于名门望族的王维都不如。

他于大历七年(772)出生时，李白已离世十年，王维辞世十一年，杜甫故去两年，大唐诗坛领跑的接力棒，历史性地交到这位神童的手上。

以官场成就而言，他年年轻轻就授翰林学士，官至太子少傅、刑部尚书，是二品大员。从文学成就而言，他生前就文名妇孺皆知，文集流传天下，这是死后多年文学成就才被承认的杜甫所不能比的。

最关键的是，他活了七十五岁，在古代士大夫中，是绝对的高寿。退休后他在洛阳的豪宅里诗酒会友，远比晚年卷入的李白、王维和死在漂泊途中的杜甫幸运。

撇开这些庸俗的指标，我认为一位文豪的成功标准应该考察其所担负的责任完成得如何。对读书出仕的文豪来说，他身上的责任无非是这几方面：作为诗人所尽到的文化责任;作为官员所尽到的社会责任;作为男人所尽到的家族家庭责任。

文化责任，应该指这个人当时和后世的文化影响如何，对整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就此而言，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三座高峰。

社会责任，主要是作为一个士大夫对整个社会的治理做出贡献。这差别大了，不仅仅要看能力，更要看运气，因时势、地位不同而差别甚大。李白、杜甫、白居易可以说年少时都有安世济民、澄清天下的伟大抱负。但李、杜一生不得志，白居易除在中枢担任过重要职务外，还做过苏州、杭州、同州的一把手，自己的政治抱负有不错的施展舞台，李、杜若地下有知恐怕会十分羡慕。

家庭责任是一个男人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兄弟的责任尽到了几分。这一方面，李白和杜甫亦不能交出较好的成绩单——李白一生像个独行侠一样，到处游历，常年把老婆孩子寄居在别处，他的几位老婆对他都是不满意的。杜甫一家的生活更是凄惨，妻儿跟着他到处流浪、受苦，有幼子缺粮而饿死。

于家庭责任这一端，白居易的成绩单比李、杜更是好得多。

自古诗人皆多情，香山居士更是如此，到处留情乃寻常，然而他的家庭是幸福的。他早年在徐州遇到了初恋情人湘灵，因故未能结为夫妻，他一生为之不忘，在诗人中常常思念;他晚年有樊素、小蛮几位年轻漂亮的侍妾。然而他对妻子杨氏一直很尊重。杨氏是豪门女，几位哥哥是大官。两人新婚后，白居易写了一首《赠内》，诗中云：“我亦贞苦士，与君新结婚。庶保贫与素，偕老同欣欣。”

据说婚后白居易有些惧内，丈夫怕老婆的家庭一般说来比较和谐。

除小家庭外，白居易对整个家族也是尽心尽责的。

白居易有四兄弟，上面有个哥哥白幼文，四十来岁就死了。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九岁就夭亡了，另一个就是文学成就相当高的白行简，比白居易小四岁。元和十二年(817)，东川节度使卢坦死了，在其手下当掌书记的白行简没了靠山，于是离开巴蜀，顺长江东下。第二年春天来到江州与任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团聚。

兄弟俩会面后，完成了一件大事，就是白居易诗中所言“复有双幼妹，笄年未结褵。昨日嫁娶毕，良人皆可依”。

这一年白居易虚岁四十七，行简四十三。那么两位幼妹很可能是白居易父亲小妾所生的。古代过了及笄之年(十五岁)就应该出嫁，二十岁便是老姑娘了。白父卒于贞元十年(794)，即使他死前某位幼女刚刚出生，到元和十三年也虚岁二十五了，已是不折不扣的剩女。

父亲亡故后抚养幼妹成人并择婿嫁出去的责任落在白居易、白行简肩上。如果两位幼妹长期呆在娘家不出家，于死去的父亲而言，白氏兄弟是不孝;于社会而言，有损两位大文豪的声名。

所以我们能明白为什么白居易将两位妹妹一次嫁出去，而且所找的丈夫是“良人皆可依”，他是那么高兴，要和弟弟喝酒庆贺。正因为对家庭最后的大责任尽到了，一身轻松，才能和弟弟共勉，“不叹乡国远，不嫌官禄微。”

白居易于国，于家，于文化的责任成绩单是相当不俗的，无疑他是唐代文豪中少有的幸运者。

可在宋代，白居易这样的幸运者屡见不鲜。“诗人多薄命”在宋代基本是不成立的，原因无他，宋代总体上政治清明、经济富足、文化繁荣、社会安定，文豪们所受的人生苦难自然比唐代前辈少得多。

篇7：唐代有名的历史故事

开元盛世是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前期所出现的盛世。“开元盛世”期间，唐王朝在各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国力空前强盛。社会繁荣促进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在“开元盛世”期间，唐代人口增长到52,880,488人。天宝年间唐朝人口达到8000万人。古代中央集权社会达到了全盛的阶段。

政治方面，唐玄宗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不仅极有胆量和魄力，而且精通治国方略，深知用人乃治国根本，而且其也很善于发现人才。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通晓治国方略,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而且玄宗在此时亦能虚怀纳谏，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开元八年(720)以前一段时期进行的行政改革的内容几乎完全是恢复和贯彻武后建立统治前奠定的行政准则。这些改革体现在垂拱元年(685)前定期修订和重新颁布的一整套法典，即律、令、格、式之中。垂拱元年以后，武后未作进一步的修订，虽然编成了体现修订法典的立法《格后长行敕》。

军事方面，开元十一年(723)，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从关内招募到军士十二万人，充当卫士，这就是“长从宿卫”，也叫做“长征健儿”，这次改革是从府兵制到雇佣兵制的转变。

玄宗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于是在开元五年，收复陷于契丹二十一年之久的辽西十二州，于柳城(今辽宁朝阳)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的同罗﹑拔也古等都重新归顺唐朝，后突厥与唐之间的战争也逐渐停止而代之以友好往来，唐又在西域设置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阻止吐蕃势力的北上，在陇右﹑人往来河西之西增置军镇，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顺畅。当时唐朝的声威远达西亚，各国使者和商不绝。

在开元盛世鼎盛时时期，中亚的绿洲地带亦受大唐支配，一度建立了南至罗伏州(今越南河静)、北括玄阙州(今俄罗斯安加拉河流域)、西及安息州(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辽阔疆域，国土面积达1076万平方公里。据保守估计，其鼎盛时期，天宝年间，全国人口达8000万之多。

唐玄宗执政后，政治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玄宗於这段时间甚为节俭，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内宫後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

唐长安是各民族交往的中心，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其建筑形制不但影响了后世各个王朝都城的建立，还影响到朝鲜和日本。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等都城的建造都是以唐长安城为模版而建立。

篇8：唐代有名的历史故事

唐太宗继承唐高祖李渊制定的尊祖崇道国策，并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运用道家思想治国平天下。唐太宗任人廉能，知人善用;广开言路，尊重生命，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因其时年号为“贞观”(627年—649年) ，故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即位后，从隋末农民战争中认识到群众的力量，吸取隋灭教训，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同时，留心吏治，选贤任能，知人善用，从谏如流，重用魏征等诤臣;并采取了一些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并尊重边族风俗，促进了民族关系的融合，稳固边疆，太宗则被四方诸国尊为“天可汗”。在其执政的贞观年间(627-649年)，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治世局面，史称“贞观之治”。这是唐朝的第一个治世，同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唐太宗晚年，为太子的问题而烦恼，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内斗，结果太子与魏王都被废掉，最后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唐太宗死后，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在即位之初，他继续执行唐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共同辅政。他们君臣都牢记太宗的遗训遗嘱，奉行不渝太宗训令纳谏、爱民。

唐高宗即位时即对群臣宣布：“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并日引刺史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太宗训令崇俭，唐高宗即召令：“自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及犬马者罪之。”唐高宗君臣们萧规曹随，照唐太宗时法令执行，故永徽年间，边陲安定，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另外，他在位期间，唐朝的领土最大。

篇9：唐代有名的历史故事

会昌中兴是唐武宗在位期间的治世，由于拥立武宗的宦官仇士良鉴于朝廷派系林立，不得已给武宗亲自处理朝政，武宗重用李党首领李德裕，削减仇士良的权力。武宗一连串振兴朝廷的政绩，史称会昌中兴。

经济上，禁止官吏经营质库业，不准与民争利，以改善政府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会昌五年赦文：“古代享受俸禄的家庭，仅仅实用俸禄就好，不和别人争夺就业的机会，这样大家都可以获利，每一户人家都可以自足。如果知道有人既做官有做商人放置高利贷，与老百姓争夺利益。今后将会被禁止。仍委御史台察访上奏。”当然，官吏私营高利贷业，影响了政府的高利贷收入，很有可能是武宗下敕断禁的主要原因，但此举至少在客观上有廉洁官僚队伍的作用，会昌年间，唐代的户口比安史之乱期间增加了一倍多，人口也逐渐出现了恢复的趋势。

外交方面，公元841年(会昌元年)七月，敕：“归国新罗官、前入新罗宣慰副使、前充兖州都督府司马、赐绯鱼袋金云卿，可淄州长史。”

公元842年(会昌二年)九月，契丹酋屈戍始复内附，拜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于是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为易回鹘所与旧印，赐唐新印，曰“奉国契丹之印”。

同年，吐蕃赞普卒，十二月，遣论赞等来告哀，武宗诏以将作少监李璟吊祭之。南诏遣使来朝贡。

公元844年(会昌四年)二月，黠戛斯遣将军谛德伊斯难珠等人入贡，言欲徙居回纥牙帐，请发兵日期和集会之地。武宗赐黠戛斯可汗诏书，喻意如今秋可汗击回纥、黑车子时，朝廷当令幽州、河东、振武、天德四镇出兵要路，邀击其逃亡之众。然后，即依回纥旧例，册命可汗。

公元846年(会昌六年)正月，南诏、契丹、室韦、渤海、牂牁、昆明等国遣使入朝。十七日，武宗于麟德殿接见各国使者。廿三日，渤海王子大之萼入朝至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