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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代公文体制、名称、用途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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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代公文体制、名称、用途简介

篇1：我国历代公文体制、名称、用途简介

我国历代公文体制、名称、用途简介

为了让写作爱好者较系统地了解我国历史上公牍的种类、用途及其演变情况，现以近人徐望之《公牍通论》中所列九十余种从三代到清末民初的公文体制为基础，参照明代吴讷《文章辩体序说》和徐师曾《文体明辩序说》中有关同一体裁的介绍，并征引近人许同莘《公牍学史》一书中的有关论述以及《辞源》和其他史籍中的资料，相互补充，撮为此篇，共介绍古代公文一百余种。其中可能有疏漏讹误或注释不解切之处，尚祈不吝指正。

一、春秋战国以前的公文体制

【典】典常。是记述的古代帝王法文书，如《尚书》中的《尧典》、《舜典》。

【谟】臣下为君主就国家大事进行策划谋议的文件。如《尚书》中的《大禹谟》、《皋陶谟》。

【训】是国君教导臣下的文辞。始见于《尚书?盘庚》：“予告汝训汝”。孔安国《尚书序》解释曰：“教导之文曰训”。有时以下戒上也可用训，如伊尹对太甲所云，也称《伊训》。

【诰】教告众民，昭告诸候，禁戒、受命之辞。如《尚书》有《汤浩》、《大诰》、《酒诰》，汉唐时代还偶尔使用，宋代则用为授予官职的文书。

【誓】宣誓文辞，如出师告祭天地，登坛誓师和征讨敌人的.檄文。《尚书》有《甘誓》、《汤誓》、《牧誓》。

【命】是命官之辞，大曰命，小曰令。王言同称命，有的用以命官，如《尚书》中的《说命》；有的用以封爵，如《尚书》中的《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有的用以饬职，如《尚书?毕命》；有的用以赏赐，如《尚书?文候之命》。秦并天下，改命为制。

【令】小于命，始见于《尚书?同命》：“发号施令”。上古只有帝王对臣下的言词称为令，秦代以后王太子诸候王对下属都称为令。

【教】始见于《尚书?尧典》“敬敷五教”，韦昭《国语》注：“五教，谓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秦制，王候所下达的文书称为教，大臣也可以使用，汉代薛宣以条教著称，《汉书》曾录存其《下贼曹橼教》是一篇体贴下属的教令。隋代公候封郡县者，亦用教。

【方】用木板写的文书。《仪礼?聘礼》篇：“不及百名书于言”。如果写在竹简上，就称为方策。《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又作方册。周代以后不用。

【简】竹片做的文书，孔颖达说：“简之所容，一行字耳。”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可尽者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书之于册。古代又以“简书”为军事上紧急求救的文书。

【契】券据，这是公文中最早的一种，从象形文字“丰”开始，一根竹片上刻了许多道，用以记事立信。周代用作讼狱的判词，后来发展为两件文书用同一内容分刻期旁，合起来方完善。这是后世契据的前身。周代券据又有名傅别的，意谓傅（附）着约束于文书，分别为两。

【判】《说文》刀部，释为“分”。意指一札判分为二。据《周礼?秋官朝士》：“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郑注：“判半分而合者，故书判为辨”。根据以上解释，则“判”为一种古代有证明书、介绍信的作用，与唐宋时代的书判名同而用途实异。

篇2：我国历代公文沿革概述

我国历代公文沿革概述

应用文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晚清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大量三千多年前的刻有古文字的甲骨片，记载着殷王朝从盘庚东迁以来到纣王覆灭时二百七十三年间的政治（世系、王事、征伐），经济（年成、田猎），文化（祭祀、天时、旬夕）等方面的卜辞或记事刻辞，具有原始公务文书的性质。

六经之一的《尚书》，传说是孔子所编，收录了唐、虞、夏、商、周时代的典、谟、训、诰、誓、命，是记载政绩、告贺、教戒、进谏、受命、誓众、命令等方面口头或书面的文献，这是我国最早的公务文书和政论的汇编。

春秋战国时代，君臣上下之间的文书往来，一般没有严格的界限，大都用“书”。那时的书一般都用于政事，不象后来在私事往来中广泛应用。《左传》上记载了不少书的内容。如《左传》文公十七年《郑子家告赵子宣》，范文澜断为见于史传的最早的书体；又如成公七年《巫臣自晋遗子重子反》、襄公二十四年《子产告范宣子重币》等文书，都是极其警策的公文。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羽檄交驰，文书的应用己日见重要。《文心雕龙》所谓“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弭盛。”但由于以竹简木牍传书，沉重繁累，且难尽意，所以外交的.往来，必须同时派善于辞令的舌辩之士为使节赍书前往，以口头补充君主所授之词命。《吕相绝秦》就是一篇记录魏相代表晋厉公出使秦国指谪秦穆公背信弃义的典型外交抗议书。

《论语》是春秋时期的一部少有的完整而可靠的记录文献，其中记录了孔子所述郑国外交辞令的制作过程，要经过拟搞、讨论、修饰、润色的工序（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说明先秦诸子对公牍撰写十分重视。

秦并六国后，规定了公文体制，改命为制，改令为诏，改书为奏、议。焚书以后，以吏为师传授法令文牍，公文从此趋向繁多的分类。

汉代继承和发展了秦代的公文体制，在秦代把书分为奏、议的基础上，又定为章、奏、表、议四种。据《文心雕龙》记载，章用于对皇帝的感谢恩典，奏用于弹劾揭发，表用于陈述下情，议用于讨论不同意见。还规定了密奏用封事，以及其它上行、平行、下行的各种文体如疏、状、白、事、露布、移、檄、教、牒等等。对于秘书人才的选拔，也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学僮年十七以上，始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岁终，赴郡试八体书，第一名要由郡守推荐给太史复试，合格后才能担任中书省史书令史）又因为大乱之后，典章缺失，儒士知古而不知今，不得不依靠文吏以理烦治剧。史书上说，当时文章气节之士，如陈蕃、李膺辈，多起于掾吏。光武帝曾下诏，要丞相考核官吏，凡不熟悉治业务、书疏不端正的，要连同推荐人一同办罪，这也是促使重视吏治的原因。汉代的公文体制较前代逐渐完备，连文件尺寸、起首和结束语的写法及行款数目，具名姓的等级规矩，都有明确的程式。还规定了以封囊的颜色来区别文件缓急程度，如平件用青色，急件用赤白二色，密件用黑色。

汉代很多文牍出于名儒硕彦之手，但有些教令议论过高，似是而非，不切实际。如曹褒敕吏勿杀盗徒，甘以身坐全其性命；法雄禁捕虎狼谓仁义可以感化，后人讥为迂阔之论。而孔融高谈教令，“辞气温雅，可玩而诵，论事考实，难可悉行”（《三国志?崔琰传》注），这也说明公牍开始走向虚名无实，追求词藻的歧路。魏晋六朝文书，名目上虽然也有所兴革，但基本上仍承袭旧制，变化不大。六朝时由于文、笔之分，有能为表奏收檄而不能诗文者，也有诗文造诣极深而不能为记室参军之职的。社会上一反汉代故常，形成重文章轻笔札的风气，以致记室人才难得，公牍也深受当时文章雕绘藻饰的影响，所谓“挹之无穷，按之无实”，浮文满纸。台阁重臣十之八九不能动笔。《魏书?王肃传》注说：“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说，象锺繇、王朗这样的卿相，连朝廷奏议都“搁笔不能措手”。《文心雕龙》指出了公牍是“艺文之末品，政事之先务”，说明好文人轻视公牍，而又不得不在重要政务上小心应用公牍的矛盾，这种现象在后来历代差不多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