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东汉抒情赋研究的综述论文（共7篇）由网友“倾听金煊”投稿提供，下面就是小编整理过的近三十年来东汉抒情赋研究的综述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篇1：近三十年来东汉抒情赋研究的综述论文
近三十年来东汉抒情赋研究的综述论文
赋是中国古代文学中重要的文学样式之一，也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关于汉赋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汉赋的研究逐渐深入，汉赋的抒情性也逐渐被学界关注，一些专门研究汉赋的着作也涉及了汉赋抒情性的特征。马积高《赋史》认为汉赋中成就较高的是“从西汉初贾谊到东汉末年赵壹等人所创的抒情言志之作”，肯定了汉代抒情赋的文学价值。其后万光志《汉赋通论》认为汉赋进入东汉中叶以后，进入了抒情化和小品化的时期。高光赋《赋史述略》中也认为汉代的抒情赋与叙事赋是并行不悖的，同时存在于赋的发展过程之中。龚克昌先生在《汉赋研究》中重点论述了楚辞的抒情性与汉赋叙事的传承关系，并开始关注汉大赋叙事时的抒情品格，揭示出散体赋的抒情特征。其后，许结、郭维森《中国辞赋发展史》论述了汉赋的发展流变过程，认为从骚体赋到散体大赋的流变过程中，出现了三次文学思想变革。许结从这种文学形式的流变及发展的过程中强调了汉赋叙述与抒情之间的关系。陈庆元《赋？时代投影与体制演变》探究了抒情小赋与叙事大赋之间的区别。另有着作探讨汉赋与楚辞之间的关系，如费振刚《汉赋概论》探讨了汉赋体制及其流变，揭示了汉代抒情赋对楚骚的继承与创新；郭建勋《楚辞与中国古代韵文》谈到楚辞与骚体赋的前后继承关系，探讨了楚辞与汉赋之间的渊源流变。以上着作都是从汉代整体出发研究汉赋的抒情性问题，西汉赋中虽然有很多抒情性作品，但是从数量上来看远远不及东汉时期，尤其是东汉中叶以后，抒情小赋的出现与成熟把汉代抒情赋推向了高峰。
一、东汉抒情赋的范围及界定
谈到东汉时期的抒情赋，就不得不提到对它的范围及界定。关于何为抒情赋，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一般来说，抒情赋发源于西汉初年的骚体赋，并且贯穿于整个汉代。但是存在争议的是，东汉时期的抒情赋始于何时？有的学者认为东汉的抒情赋就是从张衡的《归田赋》开始，与抒情小赋为同一范畴，但是也有一些学者的论文认为东汉时期的抒情赋与西汉抒情赋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到东汉中叶发生新变，成为抒情小赋。
对于抒情赋内涵的界定，一部分学者对其含义的界定与抒情小赋的含义有所重叠。陈海燕《汉魏六朝抒情小赋的语体研究》中将赋分为散体大赋和抒情小赋，认为能够表达作者内心情感以及个人意志的抒情性的赋作都叫作抒情小赋。蔡金平《汉魏六朝抒情小赋题材研究》中也认为抒情小赋和抒情赋属于同一范畴。学界普遍认为，抒情小赋产生于东汉中叶，而此论文中认为抒情小赋并不是东汉后期才出现的，而是从西汉初年骚体赋开始，认为凡是能够表达个人意志，抒发个人情感的作品都应该属于抒情赋范围，与其自身的体裁没有关系。阮忠《两汉抒情赋论》中认为汉代抒情赋始于西汉骚体赋，并一直流行于整个汉代时期，到了东汉中叶，骚体抒情赋仍然流行于文坛。至于东汉中叶出现的抒情小赋，只是在摆脱传统骚体形势下出现的新变而已，两者是两种不同的范畴。另有何天杰《由“情胜于理”到“理胜于情”DD论汉代抒情赋》中提出：“绝大部分的抒情赋都是以骚体形式、以悲悼屈原的不幸为题材而写成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东汉后期才有所改观。”因此，他也认为东汉中叶出现的抒情小赋与抒情赋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姜文燕《从抒情寄意到述行序志》，常先甫《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也赞同此种观点，认为东汉抒情赋与小赋是不同的两种文学样式。
张宏伟《汉代抒情赋研究》中认为只要“主情”的赋都可以算作是抒情赋，而“主物”赋中只要有抒情的成分，也应该纳入抒情赋的范围。王瑞凤《东汉末年抒情赋与高丽时期抒情赋比较研究》认为抒情赋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既要抒写情志更要体制短小，在内容与体制上对东汉抒情赋进行界定。常先甫《东汉抒情赋的情理世界》中将东汉抒情赋的内容分为：遭遇无常，悲士不遇；关注国事，批判现实；避祸自适，与士逶迤；情感世俗，趣味浓厚四部分内容。
二、东汉抒情赋的思想体系
无论哪种文学样式都离不开思想观念的支撑，东汉抒情赋也是在不同思想观念下形成的。综合各学者的研究成果，东汉抒情赋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思想观念：
1、道家思想
佘正松《道家思想与汉代抒情小赋》中主要论述了道家思想对汉代抒情小赋的发生、发展产生的影响，认为张衡的'《思玄赋》是有感于老子的“吉凶倚伏”的哲理，作此赋“以宣寄情志”。张宏伟《汉代抒情赋研究》认为东汉时期王朝的更迭，士人出于避祸的考虑，思想逐渐由儒家转向老庄一派，道家思想对士人的影响逐渐加深，道家思想如同儒家思想一样影响着士人的治世方式。
2、儒家思想
王瑞凤《东汉末年抒情赋与高丽时期抒情赋比较研究》认为东汉抒情赋作家在思想上主要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有道家思想，这两种思想共同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
3、隐逸思想
赵晨《东汉辞赋中的隐逸意识研究》主要分析隐逸思想对汉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各方面的影响，以及在汉赋创作过程中的隐逸情感的流露。作者还认为，东汉时期的隐逸思想大都存在于骚体赋与散体赋之中。
4、战国纵横之风
常先甫《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认为战国纵横之风对东汉抒情赋创作有一定的影响。文章认为，战国初期，士人在高度自信的同时也有着强烈的英雄无用之感，这对汉代士人的“不遇”心态有很大影响，付诸在作品中，“士不遇”主题成为汉代抒情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5、老庄思想、佛教观念
张家卫《汉代抒情赋略论》认为东汉时期社会的**与社会的黑暗导致文人渐渐从儒家思想中脱离出来，老庄思想和佛教观念则占据其主导位置。
篇2：近三十年来中国秘书史研究综述管理论文
近三十年来中国秘书史研究综述管理论文
摘要：中国秘书史是秘书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有关秘书起源、秘书人物研究、秘书制度及文书研究等问题都是秘书史研究关注的重点，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但由于秘书学学科尚处于新兴阶段，秘书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仍存在诸多不足。基于此，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秘书史的研究现状及相关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
关键词：秘书、古代秘书史、研究综述
据笔者统计，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至今，关于秘书史的研究成果共有十余本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成就不可小觑。基于学科史研究的需要，有关秘书起源、秘书人物研究、秘书制度及文书研究等问题成为秘书史最为关注的研究领域。限于篇幅，本文仅以古代秘书史作为考察对象，按照研究成果的不同内容，分别加以略述。
一、秘书起源研究
秘书起源问题是秘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之一。探讨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厘清对于秘书学学科对象的认识。秘书学界对于学科对象的认定有多种看法，提出了诸如“秘书工作”、“秘书活动”、“辅助管理”、“秘书行为”以及其他各类对象多元化的观点。其中，“秘书工作”说由王千弓先生首先提出，其《秘书学与秘书工作》一书认为，秘书学“以秘书工作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秘书工作的产生、发展、特点、任务、原则和方法的一门新学科”。学界大多赞同此说；亦有部分学者倡导“秘书活动”说，例如董继超先生《秘书学问题新探――关于学科对象问题》（《秘书》第12期）一文在详细分析批判了各方说法之后，重申以“秘书活动”作为学科对象的重要意义。常崇宜先生在《秘书学科的性质、对象与结构》（《秘书》第8期）一文中对此问题作出了总结，认为二者“并无本质的分歧”，有折中调和之意。从现有的秘书史专著来看，绝大多数采用“秘书工作”说，比如杨剑宇《中国秘书史》“秘书工作起源时期”、杨树森、张树文《中国秘书史》“中国秘书工作的起源”、金常德主编《中国秘书史》“我国秘书工作的起源”等章皆持此种观点；亦有少量专著采用“秘书活动”说，代表性的有刘绍杰《中国秘书简史》，该书以“秘书活动的起源与产生”作为首章探讨的内容。总的来说，“秘书工作”说可以视为学界主流观点，本文亦认同此说。
基于此，我们再来梳理一下学界对于“秘书工作起于何时”这一起源论的核心问题。关于秘书起源于何时，专著论者大多从秘书产生的社会条件着眼，将时期划定在原始社会末期，以杨剑宇《中国秘书史》总结的“孕育于部落联盟的昌盛时期，萌发于夏朝，形成于殷商。”这一观点最具代表性。也有学者将时期往前推移，比如杨树森、张树文《中国秘书史》认为：“在原始社会后期，当若干氏族联合组成规模较大的部落时，就产生了为部落领导集团活动提供辅助管理的秘书工作，其时间距今至少有五千年左右；而到了四千五百年之前的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我国秘书工作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了。”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对秘书工作产生条件的认知不同。杨剑宇、杨树森二位先生对这一问题分别撰有专文加以论述。杨剑宇在《论我国秘书工作的起源》一文中认为：“秘书工作的产生必须具有两个条件：文字和有领导部门的社会组织。”而杨树森《中国秘书工作起源年代新探》一文则明确指出：“文字的出现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前提条件”，而“社会组织领导人或领导集团的出现”才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必要和充分条件。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何青《我国秘书工作起源之我见》（《秘书》，第6期）一文，在认同杨剑宇文章观点的基础上，对秘书工作的产生条件补充了一个内因依据，认为“文书工作”在文字和国家产生的两个条件作用下形成秘书工作的起源。
对于这一问题，也有少数学者另辟蹊径，选择从不同角度加以探讨。比如赵映诚《中国最早的秘书――尹》（《秘书之友》，19第6期）、何坦野《从“秘”字的衍变探寻秘书的起源》（《秘书》，第5期）等文皆从文字训释的角度对秘书的产生进行了合理的推测；而赵奇《上古秘书工作窥探――从两则资料看我国古代秘书工作起源及其启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则从《说文解字》、《尚书・尧典》中的两则材料入手，对远古时代秘书工作产生和发展作出了独到的解读。有关中国秘书起源的问题，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多有探讨和争鸣，90年代末何坦野撰有《近中国秘书起源研究综述》（《秘书》，第10期）一文对此作了总结。进入新世纪以来，以杨树森、张树文为代表，对秘书起源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提出了值得思考的观点。但总的来说，近十多年来对于此一问题的争论趋于消歇，学界关注度有所降低。
二、秘书人物研究
秘书人员是秘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对历史上各类秘书人物展开研究，是鉴戒历代秘书工作得失、弘扬秘书人文精神与道德修养的必然要求。从专著方面来看，早期的著作有黄纪华《历代秘书人物及文书选注》一书，以历代知名秘书人物作为论述对象，并选录了相关文书创作的内容，为后来的秘书人物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傅西路主编的《中华秘书全书》分卷《秘书历史人物卷》以及《秘书素质与修养卷》对历代秘书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思想修养等等内容有着全面的介绍和深入的探讨。眭达明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尤为令人瞩目，著有《秘书政治》及其姊妹篇《秘书生活》、《秘书生态：两千年中华秘书人物的人生棋局》、《清朝秘书政治》等多部专著，堪称秘书人物论方面的代表作品。就秘书史著作来看，相关论著几乎都辟有专论“秘书人员”的章节，比如杨剑宇主编的《中国秘书史》自第二章以下，按照时代顺序，每一章都设有“秘书官吏”或“秘书人员”等相关内容，穿插介绍了自古代至民国很多秘书人物的事迹、素质和品德；杨树森、张树文所著的《中国秘书史》在第一章设有“中国古代著名秘书和当过秘书的名人”一节，介绍了14位古代著名秘书和10位当过秘书的历史名人情况。在期刊方面，《秘书》、《秘书之友》、《秘书工作》以及《文史天地》等期刊不定期地刊登介绍古代秘书人物的文章，其中，《秘书工作》于20推出“中国古代著名秘书系列”文章，邀请资深秘书学界专家撰稿，挑选历史上最具典型性的秘书人物进行个案研究，力求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地发掘古代秘书思想，为今天的秘书工作提供了鉴戒的意义。
检点历年来发表的有关秘书人物研究的文章，除了上面提到的个案研究类之外，还表现出如下研究思路：一是从秘书学的视角解读历史名人。比如黄邵英、莫恒全《刘勰的秘书学研究及其秘书生涯》（《兰台世界》，年第17期）、王晓红《从“名人秘书”苏轼谈秘书的写作能力》、《古代作家欧阳修的秘书学解读》（分别见于《渭南师范学院学报》，第7期；第11期）、孔建华《留侯张良的秘书学解读》（《安徽文学（下半月）》，09期）、章玫平《秘书学视野下的高力士》（《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第13期）等等文章，在这些历史名人广为人知的身份之外，发掘他们在担任秘书角色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素质与心态，使人们对于历史上这类知识分子形象的认识更加深入。二是对曾担任过秘书职务的人物进行研究，挖掘其人生历程、性格特点及其精神品格等等给当前秘书工作带来的正反两方面启示。比如蔡茂、辛建华《秘书要像荀攸那样塑造完美性格》（《秘书之友》，2007年第5期）；王广生《清朝师爷的一些良俗对当下秘书工作的启示》（《领导科学》，第1期）；孔建华《从基层文书到开国宰相：汉相萧何的秘书学启示》（《安徽文学》，20第10期）；高云蕾、拾景欣《曾国藩为人处世之道对当代秘书的启示》（《秘书之友》，第11期）；樊新新《李商隐的幕府经历对当今秘书的启示》（《秘书之友》，20第5期）等等文章，基本上都是从这些人物的才华、智慧、性格等方面入手，结合秘书工作中需要妥善处理日常事务、与领导者的关系等问题，以古论今，提供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当然，研究者也对历史人物作为秘书的疏失之处进行了检视，比如张晓敏《做秘书光有智谋还不够――从庞统的坎坷秘书路谈起》（《秘书之友》，年12月）、程宏亮《李白秘书生涯受挫原因探析》（《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等等，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对象是三国时期的杨修，以其生平事迹及悲剧命运为主题的秘书学文章有近20篇之多，历来是秘书史人物研究的热门话题。
三、秘书制度与文书研究
从历史上来看，我国秘书人员的培养、选拔及管理工作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制度化过程，在制度化的秘书工作过程中，产生、累积了大量的文书材料。对秘书制度、文书材料的历史考察，也是古代秘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这方面内容与历史学、公文学等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前人的相关研究较为充分，因此在秘书学的研究领域也表现出较高的理论水平。在秘书制度研究方面，杨树森先生连载于《秘书工作》“秘书史话”栏目的一系列文章值得一提，包括《从地位显赫的史官到纵横天下的“士”――中国先秦时代秘书制度的演变》、《从尚书台取代御史府到秘书令昙花一现――秦汉两代秘书制度的演变》、《从三省制兴盛衰废到翰林院独掌机要――魏晋南北朝到元代秘书制度的演变》、《从内阁六科制的确立到书吏之害形成――明、清两代秘书制度的演变》四篇论文，对先秦至明清时期秘书制度的流变过程作了一番精到扼要的阐述。此外，管理类、秘书类的期刊也时常刊发相关文章，既有对历代秘书制度的宏观探讨，代表性的文章有何美荣《中国古代秘书制度初探》（《中国行政管理》，第10期）、肖文良《简介中国历代秘书工作制度》（《秘书》，第8期）、李海霞《我国古代秘书选拔制度》（《兰台世界》，2007年第3期）、倪代川《历代秘书选拔制度简介》（《秘书》，第4期）、宋宁《论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发展》（《兰台世界》，第23期）等；又有对某一历史时期秘书制度的细化研究，其中以重视文官工作的宋代最受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宋代秘书制度进行了考察，相关的重要论文有杨剑宇《宋代选拔朝廷文字秘书的制度》（《秘书之友》，1987年第4期）、蒋淑薇《略论宋代秘书机构与秘书选拔》（《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杨旭辉《宋代秘书制度述略》（《铁道师院学报》，19第2期）等等。
在古代文书研究方面，以单篇论文的形式进行探讨的文章主要有东方一《论先秦文书》（《长沙大学学报》，年第3期）；徐忠献《论两晋南北朝文书档案工作迅速发展的原因》（《秘书》，19第7期）；靳力、张弘《我国古代文书制度漫议》（《山东交通学院学报》，年第4期）；吴爱明、夏宏图《清代幕友制度与文书档案工作》（《历史档案》，1993年第4期）等等，皆将某一特定时期的文书发展情况与其时的秘书制度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为当前的秘书工作提供了历史的参照与启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一些硕博论文能够充分认识到公文文体与古代秘书工作各方面的重要联系，比如南京师范大学胡元德博士论文（20）《古代公文文体流变述论》一文，相关论述与秘书学的研究多有关涉；与之相类的研究成果还有南京师范大学陈龙硕士论文《裴注<三国志・魏书>中秘书与秘书工作之研究》、广西师范学院钱钰玫硕士论文《论曹操公文写作的历史贡献》（20）、吉林大学蒋乐乐硕士论文《论春秋秘书工作中的谏》（年）等等，将文书学与秘书学的交叉研究推向深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近三十年来中国秘书史的研究在多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果。然而，相对于秘书实务、应用写作等方面的研究，中国秘书史处在基础理论研究的边缘位置，并未得到广泛的重视，主要表现为研究内容多有重复，研究方法单一，且欠缺学理深度，对于秘书工作与政治、文化、宗教哲学等相关领域的考察亦没有充分展开，这些都有待于学界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参考文献
[1]杨剑宇.中国秘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杨树森，张树文.中国秘书史[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3]眭达明.秘书政治：中国古代高级秘书[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
[4]常崇宜.秘书学科的性质、对象与结构[J].秘书，2007（8）
[5]何美荣.中国古代秘书制度初探[J].中国行政管理，（10）
[6]陈龙.裴注《三国志・魏书》中秘书与秘书工作之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篇3：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论文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论文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师承与交游、视角与时空的转换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史倡导整体史，对社会史研究进行反思，不仅要从学术内在脉络出发，还应该分析支撑学术发展的外在理路。
要深入地理解近三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使社会史研究迈上新的台阶，从视角与时空的转换，师承与交游入手进行一些具体的探索未尝不能寻找到一些有效的途径。对社会史进行整体评述，或是对其中某些领域的回顾与展望时，这些因素时不时会被提及，不过，如何辩证地理解其积极与消极的方面，仍有进一步反思的空间。本文即用社会史的视角探讨近三十年来的社会史研究，考察影响社会史研究的内外因素，并以此为切入点理解近三十年的学术转型。
一、视角： 对象与面相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得益于研究视角转换。1902 年，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等文，倡导历史研究由上层社会转向下层，由政治史转向文化史。20 世纪前半期，社会史在史学变革的旗帜下逐渐发展起来。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社会史一度沉寂。文革之后，思想得到解放的学者们开始转换视角，提倡研究民间的、社会的、普通民众的历史。研究视角的下移，发现了无限丰富的社会史研究课题，促使了社会史的繁荣。社会史复兴之初的理论分歧之一为社会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一种新的视角。
其实两种主张之间存在关联： 视角的转换发现了一个新领域，这个领域逐渐发展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视角转换不仅从上而下，也有上下互动、社会与思想的互动。社会史内部的一些具体研究方向，如社会文化史等便强调研究视角的互动。社会史研究在视角上强调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下层之所以称之为下层，它一定相对于上层而言，民间社会的方方面面之所以存在也是相对于国家、政府、政治而言。社会史研究又以整体史为目标，仅仅聚焦下层、聚焦民间社会如何称得上是整体史？ 于是学者开始提出，社会史研究的视角要在上下层之间移动，揭示国家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1980 年代后期，刘志琴、李长莉等学者不满足于文化史、思想史的精英化、文本化取向，提出要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 他们也不满足于社会史所描述的客观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认为要注意隐蔽在人们社会行为背后的精神因素。刘志琴、李长莉等先生提倡用社会文化史的视角研究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的互动。
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社会文化史已经成为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热点。
通过不同视角观察同一个研究对象，常呈现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丰富面相。商会史研究中很明显地能观察到视角的多次转换对该领域的推动。1980 年代初期，中国大陆的商会史研究开始兴起之时，中国史学界基本上还处于革命史研究视角的笼罩之下。章开沅等学者不再抽象地争论近代革命的性质，而是转换视角，试图通过商会寻找到资产阶级，继而考察商会在中国革命中的政治态度和动向，以判断革命的性质。引入了商会后，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革命的讨论建立在具体社会组织基础之上，使革命史落在实处。1980 年代后期，在中国学术界兴起了研究现代化理论的热潮，马敏、朱英等学者从革命史研究视角转向现代化视角来观察商会。这使研究者们从政治作用之外开始更多地注意商会的社会属性、角色定位、组织结构、功能作用和现代性等问题，较之仅仅强调商会的阶级属性是一大进步。
1990 年代，商会史的本土探索过程中恰逢“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理论以及运用该理论进行研究的海外中国学传入中国，马敏、朱英等学者又以“市民社会”的视角展开商会史研究，把商会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予以分析。
革命史视角下观察了商会在革命中的作用；现代化视角下商会本身作为社会组织得到重视，并将之置于传统与现代变迁的脉络里予以观察；“市民社会”视角下注意到商会是众多社会组织的一个，并以之为切入点讨论了它们所构成社会的特质，以及这样的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商会史研究的轨迹先从政治史走向社会史，又从社会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政治史，推动了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化。
视角转换能发现新的研究对象，产生新的研究领域，形成新的理论和方法，丰富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发掘新视角，是学术创新之源。视角犹如生命，常有草创、应用、扩展、新意递减的过程。视角的生命历程在研究中常常经由时间的延伸，空间的伸缩而完成。
二、时空： 结构与变迁
社会变迁是社会史研究的主题。社会变迁的研究需要拉长时段进行分析。另外，研究者入手可能针对某个时间段的对象进行研究，取得一些成果后，对该时段再展开研究的空间不大，于是不得不转移阵地，研究同一对象的前后时段。时间序列是可前可后的，但囿于资料等因素，社会史研究中往往是时段下限往后延伸的居多。社会史研究时段的后移不仅表现为个人的选择，学界作为一个整体也存在这种趋势。
1980 年代社会史复兴时，尚看不出太多的厚今薄古。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近代社会史研究已经蔚为大观。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中心发起、联合全国各高校及研究机构举办了首届近代社会史会议。十年里，从青岛到乌鲁木齐，从贵阳到苏州，从襄阳到保定，共举办了 6 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每次都有来自海内外的学者逾百人参加，已经形成中国近代社会史领域研究者定期交流最新成果的常设平台。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近几年，社会史研究时段的后移还有一个新趋向： 不仅抗战时期的社会史研究较为活跃，当代社会史的研究也开始大幅推进。如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范围向建国后扩展，对建国早期婚姻家庭变迁进行研究，取得了系列成果。又如山西大学对集体化时代的研究等，都反映了这种“时段后延”趋向。
中国地域广阔，社会史研究中常见地域空间的伸缩。有的研究城市，有的研究乡村，还有的研究城乡。各类主题下又分为江南、华南、华北、东北、西南、西北等大区域； 还有分省研究，如河南、山东、广西、山西等等； 一省之下再分为闽北、闽南等地理空间； 甚至研究范围可缩小为某一个或几个村庄。
城市史研究中地域空间的伸缩尤为明显。
1990 至 1993 年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个城市研究团队相继出版了《近代上海城市研究》、《近代天津城市史》、《近代重庆城市史》和《近代武汉城市史》四部着作。
1990 年代初，有关学者开始考虑扩大研究范围，将近代城市史研究从个案研究的层次提升到区域研究的层次。对东南沿海、华北、长江流域等区域城市系统、城市群体进行研究。 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学者出版了《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 年，《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出版。
空间的伸缩不仅体现在研究范围的扩大，而且还在于空间的缩小。城市史研究细化、深化的另一个策略是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的小空间，用显微镜式的手段来观察分析。王笛将观察的对象聚焦于茶馆等空间。
“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就包括数本以空间为维度的专着，如关于公共活动场所茶馆、饭店、旅社、浴室、广场、菜场、公园、影剧院、书场、游乐场、跑马场、跑狗场、赌场和校园生活的研究。水利社会史研究中，学者们对诸如闽台、太湖流域、两湖流域、关中及山西等区域水利工程的组织与管理、用水规则与水利习俗、水利纠纷的发生与解决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灾荒、慈善史的研究学者按照行政区域、地理单位研究了各个地方的灾荒与救济。
社会史研究中对研究对象的时间段做前后延伸便于观察其变迁，对空间进行伸缩有利于分析其多样性及普适性。视角创新属于少数作品，大量跟进的研究未必有多少视角方面的创新，不过，它在时空上伸缩增加了更多的案例，能使某种视角得到验证、修正和传播，并成为常识，普及之功不可抹杀。
三、师承： 团队与基地
新视角的产生及实践往往依赖师承关系和交游。师承、交游等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史研究。学术变迁中的师承由来已久，也被研究者广泛关注。
论者多从薪火相传的角度观察，也有学者从学术行业生态的视角加以讨论，本文主要从学者代际更替、团队建设等方面关注师承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
文革前有所成就或获得一定学术、行政地位的学者，1980 年代重新进行学术研究，成为 19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的第一代学者。他们大多二三十年代出生，此时已经五六十岁，年纪已经不轻，加之学术或行政工作繁重，他们对社会史等新领域的研究可能存在种种设想，投入繁重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却难以保证。一些老师开始带着学生进入社会史研究领域。第一代学者的早期学生四五十年代生人居多，也有部分六十年代生人，许多具体课题主要由这批学生协助完成，可以把他们看着第二代学者。第二代学者引领、甚至笼罩了这三十年的社会史研究，三十年社会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的学术成长史。第二代学者多在 1990 年代推出代表作，获得学术声誉与学术地位，并开始招收研究生。其前期的研究生多为六七十年代生人，他们可以称为第三代学者。
第三代学者细化了第二代学者的研究领域，把研究对象在时间在上前后延伸，在空间上不断伸缩，内容上也更加具体、细致。
前辈学者对后辈的影响，往往在于指明学术方向，发现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正是师生的配合，一些设想才能变成实实在在的学术研究，一些领域才能得到深入、细致的研究。章开沅先生“有一个深夜忽发奇想，觉得自己的一生好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小鸡”可以泛指后辈学者，但实际上多为自己的学生。
有时导师要帮助学生确定研究题目，老师发现学术富矿后，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将此作为学生的研究选题。同时，学生了解导师的学术兴趣、熟悉导师的研究意图，可以很好地遵照导师的要求完成各种课题，导师也信任自己的学生。章开沅先生1980 年在苏州市档案馆勘察苏州商会档案的史料价值，1991 年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检阅中国教会大学史档案的收藏状况，都为后辈学者的学术成长起了导引作用，开辟了商会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等新领域。
1980 年代初，傅衣凌先生主持“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带着研究生和年轻老师收集了很多民间文献，其学生郑振满等先生利用这些资料开始了乡村社会史的研究。师承关系有助于培养学术人才。1930 年代，顾颉刚先生通过教学，学术指导以及办《禹贡》讲座等培养了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历史地理学者；1980 年代，后者分别推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处成为历史地理研究的中心。
以复旦大学为例，1980 年初，葛剑雄先生即帮助谭其骧先生处理日常的工作，随其参加学术会议、工作会议，承担了《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肇域志》整理等重点项目的工作。1978 年以前，葛剑雄先生与历史地理学界毫无接触，通过几年的工作，对学术界的状况相当熟悉； 毕业后就开了课，担任了有关课题组的负责人。
在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学者的用心培养下，其弟子们及再传弟子纷纷成长为人口史、移民史、环境史、生态史、医疗疾病史等方面的专家。
学术研究可以单打独斗，往往也需要团队作战。具有学术声誉、社会资源和行政资源的研究团队往往会组建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各类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社会史研究中心往往由老师创办，弟子及再传弟子为骨干。它们以团队力量争取国家和学校的各种支持，设计并完成各项课题，推动学术交流，加强对青年学生和教师的培训。老师为一展宏图，需要学生们鼎力相助，而学生们借助老师搭建的平台，快速成长。师承关系是建立研究团队的重要基础。这些研究所、研究中心成为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基地。社会史从边缘走向学术主流，乃至成为一些地方学术的中心，研究所、研究中心无疑是重要的推手，而师生几代人协力合作是推手的力量所在。
四、交游： 应和与碰撞
现代交通、通讯、出版业的不断发展，学术经费的增加，学术活动自由度的提高，为学人交游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便利条件。
社会史的复兴有本土的内在探索，也有域外的影响。学人交游既有国内不同地域、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也有国际间的合作，国内外的交流往往又交叉发生影响。中山大学陈春声、刘志伟和厦门大学的郑振满等先生的交游对学术的影响就是很好的案例。
陈春声、刘志伟和郑振满等先生的交游可溯源到到傅衣凌和梁方仲先生。郑振满先生 1982年师从傅衣凌先生攻读研究生。梁方仲先生1952 年后一直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汤明檖先生长期任其学术助手。刘志伟先生 1980 年随汤明檖先生读硕士。陈春声先生 1982 年随汤明檖先生读硕士，1986 年师从傅衣凌先生读博士。
1984 年，加拿大学者丁荷生先生到厦门大学做博士论文，郑振满先生就经常与他一起跑田野，到各处看仪式，收集文献资料。1985 年前后刘志伟与萧凤霞、科大卫、陈其南等先生相识。此时，萧凤霞先生已经开始与刘志伟、陈春声等先生合作，在华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从事田野调查。刘志伟与科大卫先生比较紧密的合作是到了 1988年后开始的。1991 年前后，萧凤霞先生在香港募到一笔捐款，她请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陈其南先生牵头主持一个项目，并建议陈其南与刘志伟先生商谈有关事宜。他们最终策划了“华南研究计划”.大陆由刘志伟先生负责，他找了厦门大学的陈支平、郑振满，广东的陈春声、罗一星等先生。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其南，香港科技大学的蔡志祥，美国耶鲁大学的萧凤霞，牛津大学的科大卫等先生共同完成该计划。1993 年陈其南离开香港中文大学，该计划在制度运作的层次上便实际终止了，但该计划聚集起来的研究群体在此后有了更加密切的合作交流。在这些学者的推动下，2001 年成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年创办《历史人类学学刊》，2003 年开始连续举办历史人类学研讨班，数十项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得以进行。正是学者的交游使历史人类学研究在华南蔚然成风，而这股风还从华南吹向全国各地。
郑振满与丁荷生，刘志伟、陈春声与萧凤霞、科大卫、陈其南等人的合作也许具有偶然性，而长期合作则有必然性。凭傅衣凌、梁方仲及汤明檖等先生的学术声望，丁荷生、萧凤霞等先生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寻找合作伙伴，很可能会想到傅衣凌、梁方仲、汤明檖等学者，此时他们身边的弟子刚好有郑振满、刘志伟、陈春声等人，丁荷生与郑振满等人的合作就顺理成章了。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素有研究社会经济史的传统，其领军人物傅衣凌与梁方仲等先生的学术声望和学术交往也对郑振满与刘志伟等人的合作起到或多或少的作用。陈春声既是汤明檖先生的学生，又是傅衣凌先生的弟子使闽粤两个研究团队之间的合作有了更多的契机。
郑振满与丁荷生等人初次接触并不意味着他们将长期合作，而事实上此后他们有长达数十年的合作，这可能基于共同的学术兴趣，共同的学术认知和学科、知识的互补。郑振满、刘志伟等人都意识到，一种比较有深度的观察和比较有高度的认识，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出来的，一定要跟朋友们、同行们有很多的交流； 一些对历史的新认识往往是在许多的讨论、争论中激发出来的，而不是靠一个人的智力苦思冥想出来的。
他们各自有不同的学科和知识背景，如萧凤霞等学者是人类学家，而刘志伟等学者是历史学家，即便是刘志伟与郑振满等学者同为历史学家，他们的知识储备、关注的主题也不完全一样，对历史的见识更不会人人一样。研究对象一样，并不妨碍他们做出不同的解读，从而避免了同质性研究，也使他们在争论中和谐相处了几十年。
除了私人交往，学会等组织、学术讲座、座谈会、学术会议和期刊等都成为学人交游的重要平台。如 1986 年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该研讨会每两年召开一次，至今已经召开了 15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常常由十几二十个学术单位协办，参会学者多在一百人以上。研讨会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史学者的交游，各具特色的会议主题一定程度上引领了社会史的研究。
研究团队和个人的交游过程中，共同的学术兴趣，共同的学术认知使学者们互为知己，一唱百和，以团队的力量凸显某种方法、某些领域的'魅力； 学科、知识的互补使学者们发生争执、争论，碰撞中闪现思想的火花。
五、反思
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离不开研究视角的转换，循此发现了历史研究的新对象，认识了历史的新面相。新视角的学术价值需要通过一定数量的实证研究来展示。新视角的发现者或者运用者在拓展研究领域时最常用策略的是时间上的前后延伸，空间上的伸缩。这些研究可以证实或证伪新视角，也可以运用同一视角观察不同对象以增进对历史的认识。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归根到底由历史学者来完成。
师承关系和交游常形成一个研究团队。研究团队中既有同声应和，也有互相碰撞，它使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理念和学术观点得以产生和传播。视角与时空、师承与交游，推动了社会史，乃至整个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发展。视角与时空、师承与交游，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然而也需对此进行反思。
首先，合理对待视角的多样性与整体性。任何视角观察到的历史都是众多面相之一，无论哪种新视角都存在盲点，局限在所难免。社会史研究追求整体史，就需要多视角。研究者要意识到以自己的视角替代、遮蔽其他视角，或者惟我独尊，贬斥其他视角均非上策。当满目的多样性视角，混乱得以致不能发现整体性时，社会史追求整体史的梦想也将破灭。当每个地方得出一个地域性特征，学者又将如何寻找到共同的话题，如何沟通、交流学术？ 把各具特色的碎片拼成一幅幅整体性十足的画卷，应当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目标。
其次，适度把握新视角与个案研究的关系。
新视角与各个时空中个案研究之间存在悖论： 一方面，新视角的运用、传播，必须依靠实证研究方面量的积累，否则不断更新视角，打一枪换一个旗号，琳琅满目的新视角、新结论会令人目不暇接，甚至无所适从，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该视角的解释力又何以体现； 另一方面，用同一视角观察同一对象，或者多个对象，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适用领域的增加，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同时其理论方面的新意会逐渐递减，后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并不能增加新的面相，往往只是为该视角添加新证据、新注脚，甚至伤害到该视角本身的价值。研究者发挥特长，各安本分，做好学术分工，有助于适度地运用新视角进行实证研究。发掘新视角能力较强的学者，做出一些示范性的实证研究后，集中精力开拓新视角，有利于引领社会史研究迈上更高的台阶。发掘新视角能力不强的学者，努力把某些视角琢磨透，做些精致的实证研究以贡献于学术界，而不是热衷于填补时空中的空白，增加地方史掌故。时空中的空白填不胜填，而且有些历史画卷中需要留白，花无穷之精力和金钱进行画蛇添足，将整个历史画面填得满满的反失画卷之美。
第三，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研究团队中第一代学者是某些领域某些视角的开创者，第二代学者使该领域该视角研究走向成熟，第三代学者涉足该领域该视角时，该领域该视角往往已经进入新意衰减期。随着第一代学者的淡出和第二代学者的荣退，第三代学者已经或者即将占据某些学术、行政的要津。第一、第二代学者的追随者可能需要选择固守旧阵地，还是用新视角观察旧领域，抑或开拓新领域新视角。有的团队比较成功地找到了新的学术生长点，如南开大学冯尔康、常建华等先生在宗族史等领域取得较大成绩，余新忠等学者又开启了医疗社会史、环境史。一些学术单位为了防止学术上的近亲繁殖，为了避免学术成果的同质性，也采取了种种措施。然而也有不少团队的第三代学者没有寻找到新的具有高辨识度的学术生长点。
第四，提高研究成果的识别度。现在与三十年前的学术环境已经大有区别。三十年来积累的研究视角不胜枚举，开拓的研究领域几乎是应有尽有，得出的结论五花八门，现在很难寻找到学界没有运用的视角，没有耕耘的领域，没有得出的结论。在各种因素的刺激下，学术成果海量增加，众声喧哗里一项成果的价值要被人认识、发现变得十分困难，成果要产生广泛影响力，形成一呼百应的局面更是难上加难。现在资讯发达，只要发现一个新视角、新领域、新材料，后继者常常如蝗虫扑面，瞬间演绎完所有的变化，将所谓的新意蚕食殆尽。第三代学者恐怕不得不思考如何提高成果辨识度，如何在激烈而短促的竞争节奏中突破重围而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学者个人或团体能够取得高辨识度的成果，无疑是对社会史研究的推动，也将引领社会史研究登上新的高度。
上述几点反思是当今社会史研究无法回避而又亟待解决的。个人的禀赋，知识结构与阅历，所处团队与交游圈的层次各异，切入解决该问题的路径不一，答案还在未来的探索之路上。
篇4：十年来国内约翰·斯坦贝克的研究综述论文
十年来国内关于约翰·斯坦贝克的研究综述论文
摘要:约翰·斯坦贝克是美国著名的小说大家，也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七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曾一度和福克纳与海明威齐名。他生活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交汇的时期，一生矢志于小说实验，因此他的小说具有多元特征。本文综述了十年以来国内对斯坦贝克作品基于不同层面和视角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自己的理解，从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归纳和概括了几条主要脉络并逐一列举阐释，力图让读者从众多的研究斯坦贝克作品的文章中对研究视角的相似落脚点和新颖之处有一个明了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斯坦贝克;主题意义;作品解读的理论工具;艺术手法;传承精神
引言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斯坦贝克(1902—1968)，被公认为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作为一名多产的作家，斯坦贝克一生创作了近20部小说。虽然它们大都以他的家乡加利福尼亚为背景，但其主题范围包括了文化、政治、战争、自然科学和社会各个方面。他的这些著作既赢得了读者的普遍喜爱，同时也吸引了批评界的广泛关注。
对斯坦贝克的研究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致的声音。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关于斯坦贝克的评论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曾经有评论家把他归于“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资本主义环境中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言人，这种观点在当今看来是对作者本人及其文学创作初衷的曲解。斯坦贝克一生著作甚丰，在其创作生涯中期的“工人三部曲”———《胜负未决》、《人鼠之间》以及《愤怒的葡萄》题材的确来源于资本主义农业经济下农业工人的生存现状，但是作家的初衷是反映农业工人在经济转型时期的悲惨境遇而并非成为激进的“左翼”代言者。然而，当前绝大多数的主流评论家已更清晰、更透彻地把注意力聚焦于斯坦贝克作品中现代性的表现手法。威尔伯·尼德海姆曾说过:“斯坦贝克是深不可测的，他从不用同一种方法去进行两部小说的创作，而且也从不运用相同的感情或理性视点。”[1]托马斯·芬奇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斯坦贝克有意识地使第二本小说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与第一本不同，第二本小说在内容和主题方面可能更具有试验性，而第三本小说与第一本和第二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2]正是这位作家在创作风格或技巧上的不断尝试才使得国外及国内评论家对他的关注力度一直不曾削弱。但是相比之下，国内对斯坦贝克的研究素材还是明显少于国外。本文着眼于十年以来国内研究该作家作品的既有材料，再结合自己的理解从而把零散的研究成果梳理为不同的视角和层面，以期读者对这位闻名遐迩的美国作家有一个清晰而系统的认识梗概。
一、国内斯坦贝克作品译介出版
斯坦贝克一生写了约20部小说，许多短篇故事、电影和电视剧本，以及非小说作品。他是较早被介绍到中国的美国作家之一，其公认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早在1943年就被翻译成中文。现在他重要的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都有中文译本。但是笔者在有限的资源查找情况下只罗列了既有明确译者与出版社出处的译本，主要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胡仲持译《愤怒的葡萄》，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赵家壁译《月亮下去了》，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刘红霞译《珍珠》，1981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的秦似译《人鼠之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史津海、富彦国译《小红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王永年译《伊甸园之东》，20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吴钧燮译《烦恼的冬天》。斯坦贝克的其他作品诸如《金杯》、《胜负未决》、《天国牧场》、《菊》、《逃亡》也都在国内有译本出版。
二、国内斯坦贝克作品的研究概述
国内研究斯坦贝克的专著几乎没有，对斯坦贝克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论文这一形式。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从中国知网和全文数据库中的搜索结果来看，近十年专门研究斯坦贝克的论文不到70篇。其中在《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世界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与批评》，《世界文化》此类重点刊物以及各类大专院校学报上都有发表。国内斯坦贝克研究主要聚焦在该作者不同作品中凸显的主题意义分析，文本中人物形象分析，作者小说中渗透的诗学追求探析(即小说主题的史诗性)，作者小说的美学价值研究，文本的艺术手法研究，小说的现实意义研究以及用具体理论工具来解读某些作品等等。下面试以上述主要研究视点为纲要来具体概括国内研究成果及现状。
三、国内斯坦贝克作品研究的主题意义概述
国内从主题意义作为切入点分析斯坦贝克主要作品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主题:(1)作者通过文本对当时道德意识逐渐淡漠甚至沦丧的反映，反思以及对世人的警醒，如在《“迷茫时代”的道德歌手———约翰·斯坦贝克小说的伦理叙事》这篇论文中，田俊武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来剖析《胜负未决》，《烈焰》，《伊甸之东》和《烦恼的冬天》这几部作品中作者是怎样将“人类状况的当代迹象与人类过去的经历结合起来”，[3]“从而渗透了人类的伦理意识和伦理行为”。斯坦贝克的小说，不管是《伊甸之东》和《我们烦恼的冬天》为代表的长篇，还是以《胜负未决》和《烈焰》为代表的中篇，都意在表现这一主题。虽然他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有几个不同层次的伦理主题，如关于善与恶对立、人类堕落与救赎、普世之爱、人类孤独、美国梦破灭以及关于出行的主题等，它们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揭示人类境遇的规律。在这些众多的主题中，占支配地位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善与恶冲突，另一个是人类的出行。这两个主题是有机联系的，斯坦贝克就是要揭示在善与恶冲突的宇宙中人类的出行问题。而在人类的出行中，自然可经历善与恶的冲突、灵魂的失落与救赎、人类的孤独以及梦幻的追求和破灭等人生重大的伦理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烦恼的冬天”的伦理学意义》这篇论文中，作者汪涛把小说主人公对人性中善与恶的思考作为该小说最值得探讨的主题来分析。《烦恼的冬天》表达了作者对美国社会道德失落的烦恼和不安，这当中运用了诸多现代派的写作手法，表达了斯坦贝克所塑造的主人公伊桑﹒霍利对个人美德及社会群体道德关系的深刻思考和探索。而同样一篇写《烦恼的冬天》的论文则是通过透视主人公经历道德和信念的动摇，沦丧和回归这么一个过程来折射出当时整个美国社会必不可少的各种矛盾不调和性的外在表现，从而得出的结论是斯坦贝克本人关于社会发展对人性的异化和人性本身固有的完美性的深切关注。
(2)斯坦贝克作品中的乡土情结以及作者通过作品的主题意义旨在向读者宣扬的人与土地和谐共处的“环境伦理观”。在《从“鼠与人”看斯坦贝克的乡土情结》这篇论文中，两位作者赵慧珍，蒋莃蘅从乡土情结得以发展和显现的条件及得以投射的三个主要方面印证了《鼠与人》的乡土情结及这种情结的社会文化内涵。在《人与土地的和谐相处———评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环境伦理观中》，作者张昌宋以斯坦贝克后期的几部作品尤其是《美国与美国人》，《和查理一起旅行探索美国》中主人公为建立与土地的和谐关系所进行的斗争中所凸显的人类对环境的关注。张昌宋在该文的两大组成部分中始终用几个不同文本主人公的经历和思想为佐证来透视斯坦贝克自己要表达的隐形观点，即“重要的究竟是什么?”“该容忍什么?”“对这些问题我该相信什么?”[4]等在环境方面得到过认真思考的问题。并且论文作者没有局限于刚刚提到的两部小说，而是广泛搜罗了其他的几部作品来印证斯坦贝克的环境伦理观早在其小说中被系统地提出并加以证实。在此主题意义上解析手法最独到的莫过于郭招兰的《从“愤怒的葡萄”看斯坦贝克的农业观》。该文从原小说文本中提炼出农式耕种与农业垄断化之对比、接近土地的生活同冷漠的机械之对比、生长的语言和破坏的语言之对比，来表达斯坦贝克的农业观，这对当时和现今的人们都有很大的启迪和指引作用。
(3)原小说文本中的宗教意识和救赎意识。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最具视点独创性的论文笔者认为有两篇，分别是田俊武的《约翰·斯坦贝克作品中的宗教意识》和钱文霞的《再建“伊甸园”—试论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中的救赎意识》。前者从斯坦贝克创作生涯主要时期的社会现状及其对这种动荡和文明的堕落对斯坦贝克信仰的巨大冲击为研究导向，进而从作者的众多不同文本中解读出斯坦贝克深感美国文明的堕落，转而向基督教和东方道教寻求拯救西方文明的道路。同时作者详细指出了原文本的作者是如何在其原著中体现浓厚的基督救赎意识、摩尼教的善恶说教和中国道教的道德启示。后篇聚焦于《愤怒的葡萄》这部著作，采用原型理论为原点，从圣经中上帝对诺亚一家、摩西对以色列人、以及耶稣对犯有原罪的羔羊的不同拯救方式入手，进一步寻找这些拯救方式的`相同之处———他救，从而探析救赎意识在美国现代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小说《愤怒的葡萄》中的别样体现，也即自救。
(4)从主人公心理成长和心路历程来研究问题。关于此类主题意义的文章一共有三篇。杨雁在《成长与毁灭———论斯坦贝克的<小红马>》一文中，将主人公的心路成长历程分为成长与毁灭两个阶段;黄琦在《“菊花”与“苹果”的角逐———对斯坦贝克<菊花>的现实思考》一文中，从文本里分别解读出“菊花”与“苹果”的象征意义，“菊花”是精神世界的象征，而“苹果”则体现了物质世界的诱惑，“‘菊花’与‘苹果’的角逐是当代社会方方面面存在的危机对人内心真实自我摧残的表现，展现了女性意识从萌芽到发展到毁灭的心理历程”[5]。文章试图分析文中暗示的男女性别的抗争、物质与精神的冲突及人与自然的搏斗等各种社会矛盾，以充分揭示女主人公的内心个性意识斗争与自我价值压抑和束缚，以此来呼吁现代社会人们对人的内心冲突的关注，寻求人与真实自我的和谐相处。有关此类主题意义为背景的论文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蒋璐的《追寻自我身份的幻灭之旅》，该论文以文本比较研究为科研方法，从曼斯菲尔德的小说《幸福》和斯坦贝克的《菊花》就两个女主人公婚姻生活相似的故事发展结构入手，分析两位女主人公追寻自我身份的主题，探究她们走向幻灭的深层次原因;但论文作者并没有就此结束探讨，而是结合作品创作时代的社会状况、社会和女性的关系以及女性心理的痛苦压抑来总结两主人公幻灭结局趋同的深刻原因。
(5)从具体文本中解读出作者的超验主义思想和自然主义思想。
四、国内斯坦贝克研究之作品解读所运用的理论工具
斯坦贝克著作甚丰，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几部长篇及中篇小说上。据笔者统计，有超过七种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工具被运用到分析斯坦贝克的一些知名作品中，它们分别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神话原型或原型理论，生态主义，女性主义，生态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
五、国内斯坦贝克作品的艺术手法方面研究概述
了解斯坦贝克作品的人都惊叹其作品涉及主题之广，题材之宽泛，文学创作艺术手法之多元化的驾驭能力。笔者查阅了国内研究斯坦贝克作品的艺术手法方面研究的论文，研究者们基本上都是针对作家的某一部作品来研究其写作的艺术手法。笔者从这一研究领域的文章中总结了几个研究视点，它们分别是:斯坦贝克作品中史诗风格主题的运用，非目的性方法在写作中的运用，典型人物的剖析，发人深省的象征手法，有效的对比技巧，优美的诗化语言和暗示性的结尾。以下笔者将上述艺术手法在具体作品中的体现和运用逐一做简要概括。
1.史诗风格的主题。田俊武，孙晶晶在《简论约翰·斯坦贝克两部史诗性小说中的人物命名》一文中，特别提到“《愤怒的葡萄》和《伊甸以东》是斯坦贝克最著名的两部史诗性长篇巨著，它们通过描写约德一家和亚当一家在失意的出行历程中所经历的痛苦、悲剧性毁灭以及最终获得的灵魂的升华或救赎，来企图表现一种‘崇高’和‘宏大’的主题”。为了表现“出行”和“救赎”这个人类亘古以来最宏大的主题，斯坦贝克在人物塑造和命名时和《圣经》中的人物、情节等进行了显在或隐在的关联。斯坦贝克成名前后曾认真研读过许多国家的关于文学哲学以及心理学等方面的文献，这对他小说诗学追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非目的性的方法。田俊武在《目的论与非目的论———简论斯坦贝克的哲学观和创作》一文中，系统性地阐述了“在非目的论哲学观的影响下，斯坦贝克前期的小说具有文献式现实主义的特征，即小说主要用客观、生动的画面来塑造人物形象，用富有冲突性的对话来叙述故事，它们具有电影的视像性和戏剧的对话性，因此可以称之为‘电影小说’和‘剧本小说’在目的论哲学观的影响下，斯坦贝克后期的小说具有文献式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意识流等多元的特征，作品达到作家所希冀的宏大的效果。”[8]3.典型人物。人物创作是研究斯坦贝克作品的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众多小说中各种主题意义的实现都是对某个某些主人公心理或行为在时间发展过程中的刻画而得以实现。如《罐头厂街》的华人老李。
4.通过该角色的故事才能凸显作家文章中所蕴含的对东方哲学和华人的态度;还有《菊花》中的伊莉莎等等。他运用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把经历和感受诉诸笔端，塑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
5.发人深省的象征手法及有效的对比技巧。林六辰在《约翰·斯坦贝克田园小说中景物的象征意义》一文中，通过斯坦贝克不同的几部作品中有关动物，植物和山川的象征在原文中的体现佐证了作家高深的语言修养和艺术美感。蒋璐也在《追寻自我身份的幻灭之旅———斯坦贝克<菊花>与曼斯菲尔德<幸福>比较研究》一文中分析出“菊花，作为伊莉莎象征，蕴含了她未被发掘的女性意识和女性气质。而斯坦贝克之所以选择了偏中性的菊花而不是玫瑰等明显的女性植物，暗示了伊莉莎原本缺少女性气质的事实”。
6.优美的诗性化语言和暗示性的结尾。田俊武在《简论约翰·斯坦贝克小说的诗性语言》一文中，从几个特征佐证了斯坦贝克对音乐的爱好以及他深厚的诗歌素养使他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有意识地追求语言的诗性特征。特征之一是小说题目的诗意隐喻性;特征之二是人物口语的形象、哲理性;特征之三，是叙事语言的诗性化，这也是作家小说诗性语言追求的核心部分。而樊林在《有限的结局无穷的韵味———斯坦贝克小说暗示性结尾试析》一文中，以《煎饼坪》、《人鼠之间》、《菊》、《愤怒的葡萄》、《月亮下去了》和《珍珠》这几部作品为例来分析暗示性结尾分别是怎样体现及借此更有韵味的点亮主题。
7.从圣经的因素在斯坦贝克作品中的体现，隐喻的使用技巧，文本异常的结构及独特的艺术，原著作者小说的美学价值研究等等这些视角来研究斯坦贝克的也不罕见。
六、斯坦贝克作品对欧美文学传统的传承和对中国文化态度的转变
田俊武在《约翰·斯坦贝克和欧美文学传统》中系统地从作家青年时期的阅读经验到如何以及从哪些方面深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影响详尽地阐述于字里行间;张昌宋在《约翰·斯坦贝克笔下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一文中聚焦于《罐头厂街》和《伊甸园之东》这两部作品中的华人形象不同的比较，借此来体现了斯坦贝克接受中国人，尊重中国人思想的态度的转变以及他敢于正面塑造华人的勇气。
结论
从近十年来国内对斯坦贝克研究的结果来看，斯坦贝克作品在国内研究的视野和维度较之以前已经有了很大的飞跃和拓展。之前由于只注重中国和西方意识形态差异的方面，国内大部分研究都认为该作者是“无产阶级左翼作家”，“披露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无产阶级受剥削”等等类似的总结。这其实是对作者整个创作生涯的粗浅理解和片面理解。而今，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明显聚焦于作者除了“农业工人三部曲”之外的一些文本，从创作审美，文化解读，文化传承等等众多的领域对这位文学大家进行文本批评，研究明显走向成熟和理性以及全面多元化，横向和纵向研究都兼而有之。
篇5：近六年来我国德育研究之主题分析的论文
近六年来我国德育研究之主题分析的论文
【摘 要】我国德育工作面临的挑战、困境与危机已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众多的教育工作者为德育的改革与发展做了艰苦探索，不断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改进和创新。对德育研究的主题进行统计与分析，以期对过去六年我国有关德育的研究作一回顾与分析，发现个中尚存的缺陷和问题，找到其未来有待努力的方向，进一步推进德育研究。
【关键词】德育研究 主题 分析
随着新一轮的课程改革的全面开展，我国德育工作面临的挑战、困境与危机已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众多的教育工作者为德育的改革与发展作出艰苦探索，不断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改进和创新。本文选择至为时间段，试图针对德育研究的主题进行统计与分析，以期对过去六年我国有关德育的研究作一回顾与分析，并作简略的评述。
一 研究对象的确定
期刊传递的信息具有快、新、全的优势，有助于我们了解最新、最近的研究热点和重点。其中《小学德育》是全国唯一一份全面反映小学德育工作的权威性杂志，《教育研究》则是一份声誉卓著的综合性的教育类核心期刊，该刊专设德育栏目刊登有关德育方面的文章。前者应用性较强，为广大教师顺利实施新课程改革与实践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导；后者更多是反映基础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国内学者欲了解德育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最权威、最精准的信息，恐怕绕不过这两份期刊。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搜集和整理了《小学德育》和《教育研究》两份期刊20至20六年间刊登的所有与德育相关的文章，并根据我们不成熟的见解对这些文章进行分类、统计和简要的评析。尽管是一孔之见，但仍期盼能通过对德育研究成果的梳理、对比与分析，发现个中尚存的缺陷和问题，找到其未来有待努力的方向，进一步推进德育研究。
在当代中国德育理论界，我们比较了中西方若干较有教育影响的工具书和德育学专著，如胡森（husen t.）等人主编的《国际教育百科全书》（1990）、《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1985）、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檀传宝的《学校道德教育原理》（教育科学出版社，）等。尽管表述和呈现形式有所不同，我们仍能发现其中关于德育本质、德育对象、德育目的、德育内容、德育过程、德育课程、德育方法等基本课题及共同关注的问题。此外，随着我国愈发重视和加强公民道德的建设，出现了许多过去未曾涉足的，却又是当前热点问题的研究，如针对德育主体、德育的社会环境、德育范畴等问题展开论述。故我们认为，主题分类有十，分别是：德育范畴；德育本质；德育对象；德育目的；德育过程；德育内容；德育课程；德育方法；德育主体；德育的社会环境。
二 德育研究主题之简析
诚然，十项主题在两份期刊中所占的比例不尽相同，我们没有必要强求其平均分布，应做的是要深究如此分布背后的原因，以及隐含着的问题，这将会对我们了解当前德育研究的动态和日后德育研究的导向有着较大的启示作用。下面我们按主题所占比例之大小分别对各项主题进行评析：
1．德育课程（占25.77%）
新课标对德育课程作了较大的修改，从而激发了人们对德育课程的研究兴趣。“德育的学科课程”（包括专门的德育学科课程和其他学科课程中包含的道德内容）、“德育的活动课程”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不约而同都被两份期刊大量收录，而且篇目逐年递增。其中《小学德育》期刊中应用性研究居多，占了“德育课程”类的96.59%。诸如“品德与生活”课程、“品德与社会”课程、“德育的学科渗透”等内容的研究刊登得较多，分别有27篇、22篇和28篇，占293篇“德育课程”类文章的9.21%、7.50%和9.55%。此类研究为新课标下德育课程的顺利开展指明了方向。当然，关于德育课程这一问题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例如：在基础研究方面，道德教育可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去开设？如果可以，它的主要内容与方式是什么？德育课程与其他学科的课程相比，其特点何在？从应用研究来看，如何实施生活化教学、活动化教学与情感教育，如何处理隐性课程与德育课程的关系，如何处理教材内容稳定性等。
2．德育过程（占17.85%）
一般来讲，可将德育过程概括为认识过程、情感过程、体验过程、意志过程和行为习惯的养成过程的总和。其基本要素是由教育、受教育者、德育内容、德育手段、德育实施的步骤构成的。“德育过程模式”、“德育活动的组织与设计”、“解决德育过程的矛盾”等问题是近年来研究的重点，对德育过程的计划性、多端性、引导性、整合性的认识逐步清晰。但具体到“德育活动的评价”、“德育过程的管理”问题，如评价的科学化、民主化，德育资源的分析、德育经营的投入、德育效益的追求等方面仍需要德育工作者继续积极地研究、实践和思考。
3．德育内容（占14.78%）
由于历史与文化条件的不同，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德育内容是各不相同的。依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小学德育课程标准》中关于德育内容的规定，我们可以总结出四个层次的德育内容：一是基本文明习惯和行为规范的教育；二是基本道德品质的教育；三是公民道德或政治道德品质的教育；四是较高层次的道德理想教育。在我们的统计中也发现，“德育内容”此主题下的研究与这四个层次的德育内容息息相关，且“团体合作意识”、“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法律法制意识”、“心理素质教育”等一系列与学生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德育内容研究尤为丰富。这或多或少与新一轮课程改革和“德育概念的泛化”的现实有关。因此，关于“德育内容的决定性因素”的研究，即德育内容与德育目的、德育过程的关系问题，还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这样才不至于使德育的内容过于宽泛和无序，最终削弱德育的效果。
4．德育的社会环境（占13.10%）
影响德育的社会环境既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心理环境，又含大众传媒、社区、学校、家庭等，以学校自身环境最为专门和规范。我们发现关于德育的社会环境的研究较为丰富，而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年上升。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国家政策的导向和新课改对德育课程的改进。德育的社会环境正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相关内容如“社会环境与个体道德发展”、“大众传媒对学校德育影响”、“青少年亚文化与学校德育”、“社区对学校德育的环境作用”、“家庭对学校德育的环境作用”等问题的研究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这方面可以在我们的统计中得到印证。其中又以微观系统建设问题的研究居多，“家庭对学校德育的环境作用”的文章有31篇，约占“德育的社会环境”此项主题的22.46%。但关于“大众传媒对学校德育影响”的文章却只占了其中的5.07%，可见网络传媒的新时代构建和优化还应得到更多学者和教师的关注。另外，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从宏观环境的角度看，如何使全社会建立起较为充分的对于德育的义务感和德育自觉也应该是日后德育研究的重要议题。
5．德育方法（占9.76%）
德育方法是德育活动目标达成的中介。如何正确运用德育方法也就对德育目标的实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关于德育方法的研究可谓百家争鸣，在我们收集到的此类文章中也证明了各类德育方法，如“讲授法”、“谈话法”、“讨论法”、“情感陶冶法”、“行为训练法”等，在一线教师的教学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试验、改进和完善。但是“如何选择德育方法及其组合”的`问题仍是我们今后探究“德育方法”领域的重点和难点。
6．德育主体（占5.81%）
对德育主体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是德育理论不断研讨的一个命题。但经过我们对两份期刊的分析，人们开始意识到教育主体性的建立仅仅着眼于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而忽视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在理论上缺乏依据，在实践中有害无益，教育者的主体性地位不是已经提得太高，而是远远不够，因此研究人员逐渐把视线放在了德育过程中“教育者主体性作用与作用的发挥”、“主体素养结构与素养提升”等上面。
7．德育本质（占4.49%）、德育目的（占3.87%）、德育范畴（占2.55%）、德育对象（占2.02%）
此四项主题在本次统计中所占的比例都较少，不是常在两份期刊中出现。这可能与这些主题的理论性较强、时事性和实效性不突出有关，因此这些主题一般会在教科书类著作中专列一章介绍。但笔者认为，这并不代表这些方面的问题人们就已经认识非常清晰，从不多的文章中可以发现部分学者已经意识到当代的教育在现代化的转型中发生了变异，德育呈现出边缘化、外在化和知识化的趋势，正确认识德育范畴、德育本质、德育对象、德育目的，对规范德育内容、制定德育方法、开展德育课程、指引德育过程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断对“德育何以可能”、“德育包括什么”、“德育本质功能”、“新时代赋予德育的任务”等问题进行思考并理清头绪是不断推进德育研究的前提条件。
德育所涉及的是人的精神中最深沉的部分，而从我们统计和分析的结果来看，德育改革的实践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还不足以做出系统、完整的理论概括。正因为此，新的历史时期大的德育建设不能不是一项长征性的工程。以上是我们对过去六年关于德育研究的主题进行的统计与拙见，虽是管窥，但我们旨在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人们对德育研究发展状况、趋势、成就、不足的思考，从中挖掘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领域，使德育事业能更好地迎接新的挑战与机遇。
篇6：近10年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方法研究综述论文
摘要：在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人们在适应现代社会的同时也愈加重视心理健康问题。大学生作为当代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其心理健康受到人们的日益关注。近年来，我国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状况令人担忧，因心理问题引发的恶性层出不穷，给大学生自身和社会都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在国家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如何有效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大学生心理素质，己经成为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以我国目前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现实状况为背景，以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理论论述为前提，对近10年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以探求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新方法、新途径、新模式。
篇7：近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方法研究综述论文
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新形势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高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己被多数教育工作者所认同。特别是2001年和2002年国家教育部先后颁布了《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意见》和《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实施纲要(试行)》，2004年下半年，党中央、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2005年教育部、卫生部、团中央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这些文件精神对于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心理健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加强，大学生心理素质的提高，不仅对他们在校期间自身的全面发展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他们个人毕生的发展以及国家一代新人总体素质的提高有深远的影响。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已历经二十多年。回顾这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思想上明确了工作的定位，实践上形成了一定的工作基础，积累了有益的经验。但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全国各高校的开展情况很不平衡，存在覆盖面不够、针对性不强、师资队伍薄弱等问题，还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形势发展，特别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需要。这些问题不解决，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就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
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求各高校及教育工作者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加以改进和提高外，相关的理论研究也需进一步深化。以系统的、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才会有效地提高实践能力。为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对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现状的认识和理论思考，并从中归纳、探索有效的实践方法，促进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化、系统化和规范化。深入研究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近10年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方法
关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国内一些高校已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
西南师范大学的华杰认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主要有:观察法、调查法、测验法、实验法、档案法、网络收集法等；理论灌输――认知干预法；情景创设――情绪干预法；社会实践――行为干预法等。
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孙竟猛认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主要有：调查法、观察法、测验法、档案法；理论灌输法；心理咨询法（支持疗法、心理分析法、人本主义疗法、认知疗法）。
概括以上研究，现将近10年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方法罗列如下：
（一）信息获取法
心理健康教育是个系统的教育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需了解受教育者心理健康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获取是心理健康教育的前提和基础，是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针对性和获得实效性的有力保证。具体有以下方法：
1、调查获取法
教育者以调查的方式获取被教育者心理状况相关信息的方法，有访问调查和问卷调查等方式。需要注意的是，要保证获得信息的科学性和代表性。
2、观察获取法
教育者对被教育者实施观察中获得被教育者的.心理状况相关信息的方法。教育者有计划地观察记录个体或团体的心理行为，从而分析判断其内在心理健康状况。观察可多角度、多渠道进行。可事先创设一定的情景，将被观察者置身于该情境中，对其行为进行可控观察，也可在自然的生活场景中进行随机观察。
3、测验获取法
用具备信度、效度、常模等基本条件的心理测验获取被教育者心理状况相关信息的方法。该方法是用心理测验工具测量个体的智力、能力、人格等方面的特征，以分析受测者心理健康状况。需强调的是测验时所用量表的科学性，以保证获取信息的有效性。
4、档案获取法
通过对被教育者的生活病历、家庭关系状况、生活环境状况、人际关系、智力状况、人格测验结果汇总，建立个体心理档案，进而获取被教育者心理状况相关信息的方法。该方法需将学生各方面的资料进行系统的收集、归类、整理，从历史与现实的档案材料中获取其心理健康状况信息。
（二）理论灌输法
要想使心理健康教育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就需要对受教育者进行最基本的理论灌输教育。通过心理健康相关理论的灌输，使学生了解、掌握一定的心理健康常识，树立科学的心理健康意识；让大学生深刻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掌握保持自己心理健康的方法。
该方法的原则是将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与实际问题相联系，避免一味刻板的理论灌输，以免影响学生的积极性。该方法的目的是使学生通过理论学习，了解自我心理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和看待自己的心理状况，最终实现自我认识、自我调节和自我教育。
（三）心理咨询法
心理咨询法是被教育者就自身存在的心理不适或障碍，通过语言、文字等，向咨询员诉说、询问与商讨，在咨询员的帮助下，找出引起心理问题的原因，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进而寻求解决心理问题的对策，以恢复心理平衡、提高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增进身心健康的方法。具体方法有：
1、支持疗法
咨询员通过支持与鼓励，使情绪低落的学生看到希望，恢复信心。鼓励他们将内心的痛苦、不满等情绪得到宣泄，从而使心理压力得到缓解。
2、心理分析法
咨询员力图破除来访者的心理阻抗，把压抑在潜意识中的冲突诱发出来，帮助来访者明确症状的实质，从而使症状失去存在的意义，最终消失。一般有自由联想、梦的解析等方法。
3、行为疗法
起源于行为主义。行为主义认为异常行为是习得性行为，因强化而得到巩固。因此，可通过对个体再训练以及在某些方面改变个体环境的方法把异常行为变正常。一般采用的方法有：脱敏疗法、厌恶疗法、条件操作法、角色扮演法等。
4、人本主义疗法
该方法强调创造良好的环境，营造真诚相待、相互理解、彼此尊重的气氛，帮助来访者进行自我探索，认识自身的价值和潜能，发现自我，对自己的成长负责，并朝着自我实现的目标前进。
5、认知疗法
该方法的关键在于指导来访者改变原来的认知结构，以更现实的思维方式代替错误的想法，纠正不合理信念，从而使其在正确认知的指导下调整和改变自己的行为，如合理情绪疗法。
心理咨询法有很多，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恰当灵活地运用咨询法，才能取得良好效果。在此过程中还应遵循理解支持、保密性、耐心细致和启发教育等原则。
二、结论
本文以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基本理论为前提，对近10年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由于我国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起步较晚，所以在一些环节上还很薄弱，具体表现在：当前理论界的观点，还缺乏理论深度，普遍存在片面性和系统性不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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