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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感受威斯康星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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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哲学：感受威斯康星风格

篇1：科学哲学：感受威斯康星风格

科学哲学：感受威斯康星风格

咸斯康星大学的科学哲学这些年来的明显成就及其独特的特点，使它赢得了“威斯康星风格”的称号。本文概述了威斯康星的.哲学教授福斯特访问北京时所作的关于科学中的简单性和统一性、科学中的模型选择、生态理性等问题演讲的观点，还介绍了他本人对科学哲学现状和趋势的看法。

作者：李建会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5 刊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年，卷(期)： 18(1) 分类号：N031 关键词：科学哲学威斯康星风格福斯特简单性模型选择生态理性

篇2：科学哲学不是科学

科学哲学不是科学

【摘要】科学哲学是上世纪中叶新兴起来的哲学分支，主要以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探讨科学认识论和最一般的科学方法的学科。但好多刚接触这门学科的学者有一种误区，即认为科学哲学是科学的孕育者，是最科学的科学。本文从科学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入手，澄清科学哲学的学科地位。

【关键字】科学哲学；科学理论；科学进步

【中图分类号】B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5209-00-

作者：苗瑞杰

科学哲学不是科学。将科学哲学看作是科学的母亲，甚至认为科学哲学可以给科学最一般的理论指导，就好像指望第二代永动机被发明一样不现实。我认为一个非常好的解释是这样说的，如果科学哲学像科学一样精确，以至于我们从中可以准确地把握某一科学理论的每个细节，及其发展方向的正确与否，那么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一下，评判该科学哲学正确与否的超科学哲学应该是什么？换句话说，科学哲学具有评判科学进步与否的功能，如果一定要致力于研究出像科学一样的精确的科学哲学，从而得到科学进步最一般的公式，那么必然会出现超科学哲学这个学科，以便于给这以科学化的科学哲学做一个评判。因为科学发展需要这样一种立足点。

我们不知道维也纳小组如果得知如今的归纳主义被批驳的千疮百孔是否会感到黯然神伤。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归纳主义在解决科学理论是如何得出的这一问题上束手无策。当年，卡尔纳普的那本《世界的逻辑构造》中的那句名言：“科学始于观察”，至今仍然余音在耳。但现在的大多数的科学哲学家已经认识到他的理论就像他的书名给人的感觉一样，太过夸大了。“归纳主义的困难不仅仅是因为，事实‘依赖于理论的’，并且是可错的，没有充分明确的事实使他们观点得以维持，而且还因为，对于理论如何能够从可发现的事实中推导出来，没有一个明晰的说明。”①

归纳主义的困难虽然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它的意义，因为当时正在与后面我将提到的否证主义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智力交锋，但我们应该为这样的事实而感到不安。因为归纳主义和科学史式的科学哲学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他力图给科学定理的得出提供最一般的科学方针。换句话说，有别于库恩、拉卡托斯或费耶阿本德的理论，逻辑实证主义想要解决的是科学真理问题，而他们更侧重于解决科学是如何进步的。

如果把现在的闻名的被认为是科学样板的理论全部都拿出来统计的话，我认为至少有95%的定理和定律是用到过归纳的方法的。（请注意，我并不是强调只靠归纳推理我们就能得出科学理论，我的意思是说归纳仍然是大部分科学论文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中，科学家们并没有完全按照科学哲学家纠缠归纳的缺陷的那样，不使用归纳的方法。在医药学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当实验员们为了验证新药品的特性时，会一次性做出几十个或几百个同类样品，目的并不是简单的统计层面上得出某个药品性质的发生属性概率，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这种归纳推理的方法是稳定有效的。在我看来，科学没有受到科学哲学家们的争论的影响，实在是件幸事。

像柏拉图不愿意承认亚里士多德是他最出众，但又是最让他头疼的弟子一样，波普尔也是一个“我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一样的人物。维也纳小组不得不承认，他们培育出了一个最有名气，但也是后来对他们的理论抨击最严厉，而且是最有效的学生。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更像是一部战斗檄文。他的序言里有这样的`一句话：“既然我们绝不可能确实地知道，就不可能存在有权声称是权威的权威，有权为我们的知识沾沾自喜或者自命不凡的权威。”②

的确，按照查尔默斯后来的说法，否证主义者并不比归纳主义者面临的困难小，但我们永远不可能从逻辑上把否证主义驳倒。虽然波普尔的否证主义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显得有些无奈，但科学理论发展脉络的雏形正是在波普尔“P1→TT→EE→P2……”的四段论的基础上得以成形的。正是这样，库恩、拉卡托斯、劳丹、费耶阿本德等科学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家才能在波普尔理论的基础上继续前行。

我并不是沉浸在对波普尔的颂扬，以至于我忘却了我写这一段的的主旨。我只是强调一下，正是波普尔对科学哲学的研究从科学逻辑转向了科学史，而他此后的科学哲学家大体都是按照他的方向走下来的。这不能不让人有些失落，科学真理如何得出这个问题其实还没有解决，他们就转移到了科学理论如何进步。一个不错的理由认为，科学真理也许并不错在，只能在科学进步中不断逼近真理，只要搞清楚科学是如何进步这个问题，科学真理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依靠动态的方法研究科学，依旧解决不了静态科学的合理性问题。比较幸运的是，有人也看出了问题。现代西方前沿的科学哲学，比如贝叶斯主义和科恩的非概率主义归纳正是这种趋向的回归。

当科学哲学家们为科学到底是什么还在争论的同时，科学家们似乎并没有关心这场争论的最后结果到底是什么。如果否证主义或者之后的科学哲学理论工作者的理论正确的话，也许不只一个人为下面这件事而感到困惑，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在宏观的层面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显而易见的否证了，而在微观的层面又被量子力学所代替。如果按照波普尔的说法，牛顿定理这种显见的否证后的理论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如果按照库恩的提议，相互竞争的牛顿范式、爱因斯坦范式和量子论范式为何相处的如此和谐。或者按照拉卡托斯的想法，这到底是三个不同的研究纲领，亦或是一个纲领中三个相互否证的核心。

科学以它自己的方式发展着，不单理论科学如此（比如，我上面提到的例子），技术科学也是如此。技术工程师和科学理论工作者相比，他们的哲学修养应该更为不足，甚至直接参加技术开发的人，从来不清楚科学哲学家们正在争论着什么，但是，正是他们快速地推进着科学的前进。在计算机行业，每项计算机硬件设备每年都在以几何倍数加速成长。从单核100M赫兹的中央处理器，到四核M的家用CPU，只短短的用了十年时间。用一个量化的标准可以这样描述，一个电脑的核心部件的性能正在以每年32倍的速度飞速发展着。这不能不让人惊叹，可以想象在这项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遇到新的问题或者意想不到的失败，但他们不一定是通过求教过科学哲学家，才把这个问题处理的。就我硬件工作从业经验来看，更多的进步方案都只不过是以下三项的合取，即大脑的一闪念、技术的熟练应用和出错后的及时更正。

我有必要重申一下，我不是为了批判科学哲学，从而推高科学的地位。我只是在科学与科学哲学关系这个层面，探讨科学哲学不应该有的思想倾向。科学哲学不是科学，科学哲学同样也不具有站在科学之上，并向科学提供理论指导的能力。但这并不代表科学哲学没有作用，科学哲学所具有的批判和思辨的精神，在对科学理论的发展和评判方面，以及避免技术过度扩张所带来的危害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个问题，不是我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重点。

如果把科学发展好比正在飞驰的列车，那么科学实验就好像列车下的铁轨，数学和逻辑就好像铁轨下的底托，而科学哲学就好像各个底托之间的类似石块状的填充物。

篇3：科学哲学如是说

科学哲学如是说

德国哲学家赖欣巴哈的名著《科学哲学的兴起》，十几年前曾经内部流传。最近，此书经过译者修订，公开出版了。

赖欣巴哈是一位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众所周知，逻辑经验(实证)主义作为一个哲学运动，在本世纪上半叶盛行于西方哲学界，其成员不少是兼有科学家和哲学家双重身份的学者。有鉴于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和传统哲学的原地踏步，他们企图借助逻辑、数学和自然科学为武器，去解决或取消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从而改造整个西方哲学。其主张常常被简单化地凝结为一句口号：拒斥形而上学。

逻辑经验主义在地理上主要有两个学派遥相呼应，大的一派即维也纳学派，另一派人称柏林学派。赖欣巴哈(HansReichenbach，一八九一DD一九五三)为柏林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早年正是以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身份跨入哲学领域的，并以一篇关于概率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在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阵营中，赖欣巴哈以研究概率论和归纳法、空间、时间、几何学及相对论、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以及逻辑等问题著称于世。他的主张同正统的逻辑实证主义略有差异，因此，他宁肯称自己观点为逻辑经验主义或科学哲学，而不名之为逻辑实证主义。应当注意的是，这里的科学哲学(scientificphilosophy)意指赋有科学性的哲学，即指逻辑经验主义，是学派的名称；而我们通常所谓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ofscience)，是指关于科学的哲学，是学科的名称，二者含义是不同的。

《科学哲学的兴起》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赖欣巴哈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成果，也是逻辑经验主义史上的名著之一。

该书从对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历史回顾及对比入手，全面概述了传统思辨哲学的渊源，剖析了它的误解与末路，以此为发端，系统地阐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主张，并把它与传统哲学作了鲜明的对比。雄辩滔滔，一泻千里，显示出一定的论证力量。加之语言简洁允当，不故作僻语，对广大读者也有相当的吸引力。

作者把自然科学视为人类学术的一种理想模式，阐述了科学思想的发源及科学的基本特征，他指出：“希腊人的唯理论反映了他们文明中数学研究的成就；英国经验论反映了近代科学中实验方法的胜利，这种方法向自然提出问题，要自然作出‘是’或‘否’的答案来。”(第81页)“使近代科学成为强有力的，乃是假设演绎法的发明，这种方法作出了从中可演绎出被观察到的事实的、以数学假说为形式的解释。”(第82页)“数学演绎与观察相结合是使近代科学获得它的成就的工具。”(第84页)从这里作者触发了灵感，他要以此为契机改造传统思辨哲学，把哲学科学化，也即数学化、逻辑化、经验化，使之成为科学的哲学，这也是现代分析哲学，特别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潮流骤涌的一个基本动因。正如著名分析哲学家罗素颇为自信地声称的：“现代科学是由数学与经验主义的结合而产生的；三个世纪以后，这同一个结合生下了第一个孩子DD即科学的哲学，科学的哲学也许注定要有同样伟大的事业。因为只有科学的哲学可以提供理论的素质，从这种素质中我们可能发现一种治疗现代世界的疾病的方法。”

这就是说，他们把使近代科学得以产生的两股源流再次合并起来，用于缔造一种新的哲学DD科学哲学，并以此对传统思辨哲学展开了致命的抨击。所到之处，蔚为大潮，在精神上俘虏了同时代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工程师，从而成了一个时代的主流哲学。时至今日，虽然逻辑经验主义作为一个学派早已解体，也遭遇了重重的困难和多方面的挑战，但目前分析哲学家们搞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根本方法，以及很多根本的问题，仍然未能跳出赖欣巴哈时代的大体范围。

事实上，在作者早年，对传统哲学的不满和对科学的推崇业已初露端倪，并终于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灵，远在他写成此书的四十年前，即一九一一年，他就在一封信中痛切地指出：“没有一门别的科学象哲学这样，有如此多的争论和意见分歧；在哲学中，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是数学却以万无一失的步伐整齐向前，数学之所以能如此坚强有力，全在于它的方法。自然科学用实验方法确凿无疑地检验它的论断；人文科学则用观察和历史研究来查对自身。DD可是唯独哲学，……却无防身之物，任凭喋喋不休的笔墨和口舌之战去摆布。”(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论集》第一集，第182页)

于是，一股不可遏止的强烈欲望在他心中升起：让这一切无谓的哲学争论一劳永逸地结束，从自然科学输入灵感，从逻辑与数学输入精确性，使哲学科学化、逻辑化、技术化，让哲学脱胎换骨，获得新生，成为科学哲学。这就是赖欣巴哈为自己确立的历史使命。

应当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纲领是容易赢得广泛同情的。当然，我们今天回过头去冷静评价，不难看出赖欣巴哈等人的目标是一种过高的奢望，事实上，想要最终地结束哲学争论的任何思想体系，都是一种不可企及的幻想。任何哲学，都是历史的形态，没有永恒的形态。历史的进展表明，要达到绝对的精确性，要使哲学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要一劳永逸地结束哲学论争，是对两类不同功能的文化现象的混淆，是另一个简单的“齐一化”，也是对哲学的误解。实际上，就连科学本身，也要经历历史性的变革，也充满了纷争。绝对的精确性是没有的。事实上，赖欣巴哈自己后来也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正是那种既有统一，又有分歧的历史性交替，才使人类的文化史洋溢着勃勃的生机。科学与哲学，无非都是人类在历史中形成的同自然对话的两种方式，双方的功能不同，双方的作用是不可相互替代的。

但是，毕竟，分析哲学在为哲学现代化的奋斗中，为自己赢得了历史地位，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如对数学基础的逻辑分析，具体的语义分析成果，现代符号逻辑的确立与完善等等，无容置疑，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二

对传统思辨哲学的抨击，占了该书较大的比重，尤其是对思辨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作者更是开宗明义就进行了不客气的分析和批评。这当然是当时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时尚，同时，也表明了作者的感情倾向。

在打击传统的哲学独裁者方面，赖欣巴哈与卡尔纳普有类似之处，他们并不指责黑格尔学说是虚假的，而仅仅声称它毫无意义，这自然失之偏激。不过，平心而论，他们主要述及的，是黑格尔体系中形而上的、逻辑的或认识论的方面，所抨击的，是黑格尔主义同自然科学和数学相抗衡的部分，而对黑格尔在历史、伦理和美学方面的成就则较少或根本不予理会。实质上，后面这个黑格尔比前面的那个远为伟大，对后世的影响也更为深远。黑格尔的问题恐怕主要在于对那无所不包的绝对理念的思辨，他把宇宙削足适履，统统纳入他那庞大的三段式的体系框架之中。象一个德国鞋匠，把五彩缤纷的自然和人性这些皮革随意裁割，制成大靴套小靴的多层次的“三段式”普鲁士军靴，奉献给各时期各民族的人们套用。但这些靴子在二十世纪已不合适了，它们已千补百缀，漏洞处处，限制了人类的步履。

无疑地，在赖欣巴哈犀利地剖析黑格尔的一些无意义的大话时，是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逻辑力量的。他驾驭语言逻辑的技术，鞭辟入里地对这些昏话进行了解剖，驱散了笼罩在它们上面的神秘的浓雾，现出了“庐山真面目”，应该承认，这是一项历史的功绩。其实，爱因斯坦也曾说过，黑格尔只是由于其语言的晦涩，才使其哲学流传至今，否则可能在历史上早已被淡忘。此话虽几近刻薄，但仍有其真知灼见。这当然不能完全怪罪黑格尔，这既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也是由于人性的通病。正如赖欣巴哈指出的，人们在不可能准确作答时，使用一种隐喻式的图象语言是不可抵抗的诱惑。他指出：“在整个哲学史上，我们发现哲学思维总是和诗人的想象连在一起：哲学家发问，诗人回答。因此，我们在阅读各种哲学体系的陈述时，应该把注意力多放在所提的问题上，而少放在所作的回答上。……当哲学史被看作问题史时，它所提供的方面要比被视作为诸体系的历史时丰富多采得多。”(第25页)我认为，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相当的洞察力的，当然，我们还应当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底，即是说，作者对各哲学体系的这一判断也同样适用于他本人的哲学。

诚然，如前所述，我们并不否认黑格尔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在历史、法哲学、美学等领域中，他的作用仍是不可替代的，但问题是，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在严格的意义上并没有如科学一样准确的表述和解释作用，而他却自命有此作用，并超越了此种作用。实质上，用一种不太恭敬的说法，那是用的一种类似理论的语言写成的“诗”。表达的是一种对宇宙、对人生的态度，它们并无所谓对错之分，而只有好坏的口味之分，只有深刻与浅薄之分。在这方面，另外有些传统哲学家就坦率得多。例如尼采，他就常常用文学的形式来表达他的此类态度。若仅就风格而言，我个人更喜欢后者，因为他从不自命为理论的、逻辑的代言人，不用一种宏伟体系的外表来装饰自己，吓唬读者。

三

赖欣巴哈在抨击了传统思辨哲学、阐述了科学哲学的基本原则之后，对这两种哲学进行了对比：他指出，就目标而言，旧哲学企图建立一种关于普遍性的、关于支配宇宙的最普遍原则的知识，这就被诱惑去建立一些庞大的哲学体系，这类体系常常是用简单的类比法和想象来构造的，并总是宣称自己是说明宇宙的终极真理。就认识论而言，他们则是用图象语言而不是用逻辑分析来回答。而新的科学哲学，它并不具有建立宇宙观的宏图，它把对宇宙的解释完全留给科学家去做，它用对科学的结果进行分析的办法来建立认识论，它很清楚，宇宙的和原子的世界都不是从日常生活中推导出来的语言所能理解的。

在对知识本性的看法上，二者也迥然有别。思辨哲学要的是绝对的确定性，它断定，一切事物的内在性质都能被显示给人的思维，因而，理性就必定是宇宙的立法者，这是大多数传统思辨哲学最根本的论纲；而科学哲学，则拒绝承认任何关于物理世界的知识是绝对确定的，逻辑与数学是可以获得确定性的唯一领域，但它们的方法原理是分析的，并非综合，根据分析学派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严格区分，分析命题只是一种同语反复，因而，逻辑与数学是空洞的，对现实世界并无所述及。在赖欣巴哈看来，确定性与空洞是不可分的，综合先天真理是没有的。

关于上述的后一点，即确定性的问题，与作者关于知识的统计本性这一观点密切相关。

作者对概率的研究导致了如下的结论：我们无需寻求一个有绝对确实性的感觉的基础，一切命题都是概然的。应当指出，在把统计的、概率的思想引入二十世纪的科学思想方面，作为一家之言，赖欣巴哈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占据了一个显著的地位。

作者凭着研究数学和现代物理学的根底，指出：“严格的因果性观念应予放弃，概率规律把以前为因果性规律占据的地盘夺过来了。……一个哲学家如果要想理解认识的结构，他就不能避开概率这个概念。”(第128页)

这样，赖欣巴哈就把统计规律置于整个科学理论的根本基础的地位。自然，他的基本论点并非石破天惊，完全陌生，事实上，阅读他的著作似乎使我们又一次听到了从玻尔兹曼、吉布斯和维纳等科学家与思想家们开始而奏起的二十世纪的主旋律。

在论及预言性知识的问题时，他进而指出：“归纳推论的研究属于概率理论范围内，因为可观察的事实只能使一个理论具有概率的正确性，而永远不能使一个理论绝对确定。”(第179页)“概率理论提供了预言性知识的工具，也提供了自然规律的形式；它的主题就是科学方法的神经系统。”(第180页)

赖欣巴哈把经验论贯彻到底，认为概率哲学应是以频率解释为基础的，所谓概率，应理解为频率的极限。这就从根本上抛弃了唯理论者解释概率的先验原则DD无差别原则或无相反理由原则，从而把概率解释牢牢建立在经验的基地上。

为逃避休谟式的对归纳原则的毁灭性打击，赖欣巴哈把理解预言性知识的关键诉诸“假定”，他认为，应当把预言性知识看作仅仅是一种行动的假定，它不必自称被证明是真的`；而对假定，人们只要对它的评价，而评价假定好坏的标准即是概率。具体而言，他的逻辑如下：归纳法的目的是预言未来，预言未来则是寻求频率极限，而频率极限就是概率。因此，他认为概率理论确认了归纳法的正当性，使归纳法成了寻求最佳假定的工具。

这里的逻辑困难在于：频率是否存在极限？赖欣巴哈的回答是：我们既不能独断地肯定其存在，也不能独断地否认其存在，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断定：假如有极限存在，则利用归纳法(概率中的渐近认定法)就可以得出可靠的预言；假如没有极限存在，我们永远也达不到目的。因此，我们如果能够取得什么结果的话，我们只有利用归纳法来达到目的，否则，就什么结果也得不到。因而，如赖欣巴哈所形容的：“进行归纳推理的人可以比之为向陌生的海洋地区抛网DD他不知道是否会打到鱼，但他知道，如果他想要捕到鱼，他就得抛网。每一个归纳的预言都象把网抛到自然事件的大洋里去：我们不知道是否有所捕获，但我们至少在尝试着，并且是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的办法尝试着。”(第190页)

这就是他论证归纳法合理性的逻辑，简言之，即：为了应用归纳推理，我们并不需要知道肯定条件成立，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断然否定它的话，应用归纳推理就已经是合理的了。

如所周知，赖欣巴哈关于概率的理论在哲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时自然也引起不少非议，罗素与波普尔都对之提出过尖锐的批评，而且，据我看来，有些批评是很难答辩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批评都并非返回思辨哲学的确定性的传统轨道上去，而是愈加偏离确定性的理想了。有鉴于此，赖欣巴哈所描绘的如下一幅当代科学思想图景，仍不失其主流的地位：

“象一个开足发条而走动的钟那样，开足发条而按部就班走动下去的一个理想的宇宙是一去不复返了。一个知道绝对真理的理想的科学家是一去不复返了。自然中的事件与其说象运行着的星体不如说象滚动着的骰子；这些事件为概率所控制，而不是为因果性所控制，科学学与其说象先知，不如说象赌博者。……然而他比起绿呢赌桌前的人来是较为高明的赌徒，因为他的统计方法是较为高明的。”(第192页)

这段话是给机械决定论送葬的丧钟，也是二十世纪科学思想的心声。虽然本世纪科学已经较以往获得了更为辉煌的胜利，似乎已成为全能的造物主了，然而它的声音却更谦逊了，因为更高的智慧给了它更多的自知之明。这种态度已经构成了本世纪哲学精神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对若干世纪以来人们寻求绝对确定性的挑战。赖欣巴哈以如此鲜明的语言表述出了这一重大突破，说明他对自己信念的强烈自信，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他感受到了时代的最基本的脉搏。

四

前面我们曾提到，赖欣巴哈所称的科学哲学(scientificphiloso－phy)与我们近年来通常所说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ofscience)含义有别，前者指学派(广义而言是指分析学派)，后者指学科(基本上是中性的)。但二者是否毫不相关呢？当然不是。现代分析学派虽然并不专注于研究有关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但它与自然科学的联系显然较其他的哲学流派深刻得多，这从它的成员的职业出身、思维方式、对学术的最高理想的看法、对数学和逻辑的重视……等各个方面均可窥得。因此，我们在前几年对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人的科学哲学作了大量评介之后，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其问题的由来、思想的渊源、历史的沿革、相互的联系和区别，倘若能回过头去仔细考察一下其源头DD分析哲学，无疑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或批评当代科学哲学家的思想，从而以马克思主义为基准，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这正如江天骥先生所曾指出的，如果我们要更深一步搞清科学哲学，就须补分析哲学这一课。

毋庸置疑，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科学哲学的研究是跟随向科技进军的热潮而兴起的，这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并且，这种追本溯源的工作理应进一步挖掘下去。事实上，确有少数远见卓识者早已潜心于此了，对分析哲学来龙去脉的探究就是一例。

事实上，每个文明体都是一个有机系统，各领域、各部门之间相互牵连、相互渗透，不可须臾分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古皆然。它们只有相对独立性，没有绝对的分离性；只有模糊的界限，没有严格纯粹的某一领域。科学技术与其他文化领域同样如此。西方实验科学发展至今，带有自己深厚的总体文化背景，尤其是带有自己深刻的哲学烙印。科学技术一旦离开了自己的总体文化背景，它自己也就将失去活力，也就将枯萎、死亡了。

鉴于此，《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的出版，将对我国科技发展持久不衰的活力有所助益，将使我国对外国哲学研究的深化有所助益。

我们这样期待着。

篇4：科学哲学学习心得

学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心得体会：不辱使命，不负厚望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将会铭记这个日子，5月17日，因为正是在这一天，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一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的讯息连同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的精神通过微博、微信和其他媒介手段在无以数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间传递，在他们的心里泛起层层涟漪。不止于此，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甫一发布，迅即在全社会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各大媒体争相传诵，全国各地竞相学习，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已然感受到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又一个春天来临的气息。毫无疑问，这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堪称创新立国、文化兴邦的盛举，是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内的广大思想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企盼已久的。

毋庸讳言，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显示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意义的充分认可，同时还表达了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亲切关怀和殷殷期望，因此，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很走心，特提气。诚挚亲切的问候，诚恳交流的态度，无不展示着朴实亲和的魅力。而那些平易近人的言语，更能体现习对于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关怀、肯定和勉励，使人油然而生股股暖意。身处一个功利化的时代，人们无法忽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因其所投身的事业并不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而不受重视、甚至被迫边缘化的事实，尽管绝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并不曾因此而否认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意义，但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样的话从我们的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口中说出，还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谓和意义。毫无疑问，这样的话语，对于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该是多具分量的认可和肯定，又该多么的走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这些言语，对于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该是何样的勖勉和激励，又该多么的提气!

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显示了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中华民族、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理念。众所周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我们党的一个光荣传统。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身上有着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正因如此，在关乎党和国家的命运、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华民族发展的未来等至关重要的事情上，他总是“在场”的，这成为以来他的全部工作的核心内容。故此，在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急需“提出符合国情，符合时代发展、进步的意见和建议”、在社会处于大变革的今天，他向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发出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的真诚呼吁，并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要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并勉励他们自觉地把个人的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毫无疑问，这充分显示了对中华民族、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情怀。在这一点上，他还秉承了“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人的根本是人本身”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当然，这是他一贯坚持的事靠人为、事在人为的原则。为此，他明确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从人抓起，久久为功”，要把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关心好、培养好、使用好，“要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思想上主动引导、工作上创造条件、生活上关心照顾，多为他们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人才使用，让德才兼备的人才在重要岗位上发挥作用”。毫无疑问，的这些言辞备加温暖人心，必将激发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巨大热情从而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保证和创新动力。

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我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正如他在《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所指出的：“我们党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在思想上建党，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和武装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人民日报》12月5日)既肯定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就及其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不足，这无疑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正是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具体、历史地分析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明确了使命，提出了任务。他勉励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与此同时，用六个“如何”提出了新形势下在意识形态建设及思想建设、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在政治建设、在文化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任务。在此基础上，他高屋建瓴地提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可以也应该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方面大有作为。在此基础上，强调指出了“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

在这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党的以来，他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的风格完全一致，显示了他一以贯之的“短、实、新”的优良文风，其间充满着独特的语言魅力，并显示了强大的语言力量，十分值得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正如艾文礼所言，“因为有这些独特风格和魅力，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这些讲话和文章想听、爱读，听得懂、记得住，感触深、收获大”。他从马克思主义者自觉的问题意识出发，援引马克思“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的名言警句，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而通观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全篇，其中没有半句假话、大话、空话。毫无疑问，这对于解决当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所存在的学术浮夸、学术不端等种种不良学风，从而促进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是有实质性意义的。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已经成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献。正如王伟光所言，“的重要讲话，立意深远、思想深刻，富有时代性、战略性、前瞻性，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理论性、政治性、针对性和指导性，通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凝结着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殷切希望和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迫切期待，体现了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规律的新思想新认识。讲话具有巨大的理论说服力和思想引领力，是一篇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纲领性文献，为做好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具体地说，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确立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原则，同时还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要解决真懂真信的问题。……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最终要落实到怎么用上来。”进而，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他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此，他强调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其次，要体现原创性、时代性，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此外，还要体现系统性、专业性，既要“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又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凡此种种，无疑将成为繁荣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思想深刻、意蕴丰富，学习领会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关键在贯彻、在落实。作为一位在我国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这一思想理论教育平台上工作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应当自觉地响应时代的召唤，不辱使命，不负、党中央和人民的厚望，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在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在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的过程中，在致力于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的同时，传播真善美，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聚焦当代中国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握历史脉搏、探索发展规律，认真研究解决当下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从而实现知识创新和理论创新，以此助力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繁荣和理论创新，最终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树人中实现自我。

篇5：科学哲学学习心得

5月18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新华社全文发表了这个讲话，让老百姓得以获知国家最高领导者对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工作，是怎么看的。我认真阅读了全文后，颇有心得，不敢独乐，愿与大家分享。先引用习总的以下这两段重要讲话：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哲学社会科学训练培养教育体系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不完善;人才队伍总体素质亟待提高，学风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等等。总的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改变这个状况，需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加倍努力，不断在解决影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上取得明显进展。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很显然，相对于自然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领域，我国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在改革开放以来是乏善可陈的。根据以上所引用的习的话来说，可以概括为战略不明确、水平总体不高，原创能力不强，体系不健全，评价不够科学、机制不完善，人才队伍素质极待提高。以上所列举的这么多问题，哪怕是一两条，都足以令从事这个领域工作的学者们汗颜，何况有七八条之多，难怪习总用了两个“极”字，也就是“极待解决”和“极待提高”。我不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一个关心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科技工作者，我读到这些讲话，都很脸红，感到没有为大变革时代，做一点力所能及的社会科学理论工作，片面地理解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忽视了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在引领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我要问为什么的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极待解决的这些问题?这是学界片面理解一切以经济建设中心和社会急功近利之风也刮到社会科学领域的结果。与之相似的还有历史学等文科领域，戏说历史和歪曲历史者大行其道、发财致富，而埋头故纸堆做学问者，连发表一篇论文都难。更不谈职称评定之类的困惑。可喜的是这些正在开始改变，只要有了顶层设计，这方面的问题改正起来会比较容易。战略确定了，评价体系科学了，潜心和专心于学术的人多了，事情就好办了。但是，导致这些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就不是那么容易纠正了，或者说正是需要针对这个方面的原因展开讨论和辩论，才有可能产生出新的思想。这就是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守旧与出偏的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导致思想混乱，莫衷一是。从守旧的角度，往往将学术问题都当做政治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当成思想禁区，不能讨论、也不需要发展。由于这种思想方法脱离实际，因而不得人心，令人们远离马克思主义，甚至更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思潮。从出偏的角度，就是言必称西方，将资本主义价值观当做普世的世界观，从而只能是重复西方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思潮，并无新意，却又误导现代青年。这两方面的思潮指向的是同一个结果，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都是过时了的，不适合现代社会的东西。要纠正这种思潮确实需要“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那么，要怎么做才能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呢?只有创新这条路可走。包括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在旧体制内用旧的思维肯定是不行的。现在的哲学与社会科学体系是学阀制，发表什么和不发表什么都要层层审批，且只能是守旧或出偏(绝不是创新!)的东西，才有可能发表。因此，要改变的第一条，就是广开言路，让非体制的人士，工、农、兵、学、商都能发言，发表见解。不只是那些个“社会主义科学院”的事。理论创新就是要允许不同观点和思想的讨论和交流，不要用保守的“政治”的眼光看待学术问题。有关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观点和新思维，都应该可以发表，而不应该加以阻止。这方面虽然组织出版了一些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译著，包括所谓“后马克思时代”的著作，但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自己从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研究的作品则很少能看到，不是没有，是民间的这类作品没有办法进入“主渠道”。因此，要鼓励民间人士也能申请到社科基金支持，出版有水平的理论著作。

习的发言已经公开发表。我国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水平已经被评价。更重要的是历史使命也已经提出，下面就看所有从事这些领域工作的人们如何行动了。

“一步实际的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信然。

★ 美国洪堡州立大学

★ 部编版初中八年级语文下册《大雁归来》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