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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三答帮你解决考研问题

时间：2023-10-09 07:41:22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三问三答帮你解决考研问题（精选10篇）由网友“kudy”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三问三答帮你解决考研问题，仅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大家喜欢，并能积极分享!

三问三答帮你解决考研问题

篇1：三问三答帮你解决考研问题

三问三答帮你解决考研问题

问：英语在高考和四、六级考试时考的都不好，现在要考研，怎么复习呢？

答：高考、四、六级考试都代表过去，是对你过去学习态度和所学知识的考察。并不能说明以后，并不代表你的考研英语一定考不好，其实学习英语也是要掌握技巧的。比如背单词，你可以按照英语词汇书的页码背，也可以在阅读中背，重要的是适合自己。在复习考研英语中，有一点大家要特别重视，那就是历年真题。它是大家公认的学习英语多快好省的方法。在做历年真题的时候，考生可以做真题中任何题型的题，唯独作文要单买一本具有模板性质的参考书，而且在平时复习中，遇到优秀的作文、优美的句子也要进行背诵。考研的英语和英语四、六级考察的重点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只要在复习中刻苦练习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问：政治复习也要重视真题吗？

答：是的。做真题不仅可以提升考研的答题能力，从真题中考生还可以发现出题规律以及考试重点等。所以在政治复习过程中，考研的`老师也建议考生重视真题。考研政治复习可以不用过早开始，如果报有辅导班，只要从基础班开始，按步骤跟着老师复习即可。在基础阶段复习，考生可以不用背诵，但一定要对教材认真阅读，尽量理解书中所讲内容。到复习后期，考生就要做一些题目了，遇到不会或做错的题一定要分析、总结、标记，方便以后复习。

问：专业课复习有什么诀窍吗？

答：诀窍倒是谈不上，不过可以作为技巧在专业课复习中运用。在专业课复习上，考生一定要重视制定参考教材和历年真题，最好有要考学校的笔记。在专业课复习中，真题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从真题中往往可以找到出自参考书中的原题或直接相关的内容占多大比例、教材以外需要自己积累的知识有多少、偏重于那些方面等，以了解出题风格，指导复习，并预测当年出题题型和内容。专业课考试中，有时候会遇到超纲或很偏的题目，这个时候考生不要紧张，可以先回忆自己了解的专业知识，找到和其有关的知识点，并通过自己的理解进行解答，能不空卷就不空卷。

最后，提醒的考研同学，在复习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良好心态和信心，祝大家2012考研顺利。

篇2：考研冲刺遇三大问题怎么解决

考研冲刺遇三大问题怎么解决

一、早出晚归没效率

考研的过程说不上艰苦，但也算得上辛酸，每天早出晚归，在图书馆或自习室一待就是一整天，没有懒觉，减少娱乐。都说皇天不负苦心人，只要你肯付出，能坚持，肯定会得到自己想要的。

但是对于有一部分人来讲，却并不是这样。他们往往也是起早摸黑，每天都在书桌前学习，可是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可能十几分钟面前的书本都没有翻上一页，却时不时拿起旁边的手机玩一会，动动这个摸摸那个，不断地开小差，看着一样都是在埋在书山题海里，可实际算起来纯粹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却只有几个小时而已。

复习讲求的是持之以恒，专心致志，这样效率当然不会高，营造一种刻苦学习的假象，其实只是在自欺欺人。

二、书翻百遍其义不现

学习上很多东西是需要我们沉下心来理解才能记住的，

背诵对复习来讲很重要，而我们追求的'并不是一味的死记硬背，那样对于知识的灵活运用没有任何帮助。

可是偏偏就有这么一群人，每天拿着书本念经一样反复读反复背，机械性地重复一次又一次，看起来是滚瓜烂熟了吧?其实一做题根本就想不起来任何背过的知识点，知道，但是不会用，那么这样的机械背诵也就是白费工夫。看过太多声称对课本不能再熟悉却在做题时无处下笔的例子，可其实这种也只是在做表面工作。

三、同类题一错再错

考研复习的时间虽然漫长但也毕竟有限，本来为了复习就经常心力交瘁，我们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让自己在同一个地方摔倒两次。客观来说，出错很正常，而且出现错误能让我们对知识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把握，更有利于对知识的吸收。可是我们不能容忍的错误是同一类型的题一错再错，错过一次之后我们就要分析自己错误的原因，归纳解题的正确思路，提醒自己不能再犯，如果一再出现错误，就只能说明自己没有用心，这种学习方式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对复习并无进益。

“假装学习”说到底只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心理安慰，在失败的时候可以告诉自己尽力了，结果不尽如人意也没有办法，这其实也就是我们逃避现实，自欺欺人的表现。

篇3：解决“三农”问题路在何方

解决“三农”问题路在何方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之一，近年来受到决策层和百姓的广泛关注。要想从根本上找到解决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办法，就必须首先从认识上找到问题的根源，对“三农”问题作出准确的定位

农业：确立“双轨并行”制度

世界上的农业经营制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商业性大农经济；另一种是以日本及不少欧洲国家为代表的补贴型小农经济。由于土地资源的制约，我国不可能走单纯的美国式道路；又因国力的制约，也不可能走单纯的欧洲及日本式道路。

从现实出发，我国适宜走的是一条将两种农业经营模式合二为一“双轨并行”的新路：一方面，稳定发展以小农家庭经营为基础、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另一方面，有选择地积极促进以国有（集体）农场、国家专业化种植基地、农业经营公司、种植专业户等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经济（大农经济）。

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产品市场已成为世界农产品市场的一部分。目前我国农业的整体竞争力在国际上是比较低的，这既表现在我国人均农业资源很少―――按全国总人口计算，人均只有1.5亩耕地、2200立方米的水资源，分别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5％和25％―――这一先天性资源劣势上，也表现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不能为农业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后天劣势上。

惟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创新。在全球开放经济环境中通过农业制度创新有效地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在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增强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二是在充分照顾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保持农业的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实现以及保证农村社会基本稳定。

现行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对于保护农民财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以土地为中心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农村稳定、有效抵御外来农产品对我国市场的冲击以及提升我国农村人口的生活质量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我国目前的这种家庭制小农经济不宜（至少不宜过快地）走市场化道路，自给自足的经营方式在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具有比市场化更大的优越性。因此，我们一定要将这种家庭制的小农经济比较长期地保护好，任何脱离现实的、违反了农民自愿原则的、不利于农村家庭土地承包制度稳定的做法都应予以坚决制止。

当然，要使小农家庭经营的这些优越性都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与体现，我们必须首先做到以下三点：

1.端正对农业的认识：要充分地认识到农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小，其所占GDP的比重会越来越低；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农业国的工业化”才是我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客观存在的非常紧张的人地关系，加上其大国特征，决定了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家庭制小农经济应该被确定为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而且，政府应鼓励、提倡、支持家庭制小农经济建立起以自给自足为主的经营结构，而不是把家庭制小农经济主要地、过早地推向市场。

特别是在这最后的一点上，我们千万不能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美、加、澳因为其地大人少而不得不用机械替代劳动力，通过机械化实现规模经营。又由于规模经营，自产的农产品无法实现完全自我消费，而进入全球市场。并且，由于这些国家有条件实现规模经营，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很高，所以其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强。自然地，这些国家的农民是很愿意走农业市场化道路的。即使在这样好的条件下，这些国家的政府也要给农民以大量的直接和间接补贴。

对于欧洲一些在人地关系方面与我国相似（仅仅是相似而已，它们的人地关系实际上仍比我国宽松得多）的国家而言，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又是与美、加、澳不一样的。总体说来，它们的农业发展模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纯为保护与储备土地资源、改善环境质量以及营造自然景观而为之的环保型农业；另一种对于农民来说是有经济目的的，农产品通常也进入市场，但政府的补贴要比进口这些农产品的价格还要高。这更多的只具有政治目的―――政治家争取农民阶层的政治选票及重在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让农民也能尽可能地分享到整个社会的部分利润。这种农业发展的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真正的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含义了。

2.调整一些与农业发展相关的重要政策：一是国家的粮食购销政策；二是农业税费政策；三是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重构政策。

考虑到本文中提出的有关我国家庭制小农经济发展模式的设想，国家根本上就不需要在以家庭小土地经营为主的农业地区定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地方性的自由市场或者个体、私人经营者完全可以在市场原则下自主决定其在这方面的购销经营行为。相应地，国家目前在这些地区的粮食或其他农产品收购站完全可以逐步地开始关门转产。

对于农业税费政策而言，尽管目前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被迫缴费的问题，但这只解决了问题的一半。政府应进一步设

计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村民自主决定举办的村内公共事业除外）。

要想真正做到从根子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需要大刀阔斧地对农村现存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

3.将尽可能多的农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及非农村地区。这意味着农村家庭的收入来源必须主要来自农业、农村之外，而不仅仅是依靠极其有限的小土地经营。所以，各级政府应千方百计地帮助农民从家庭制小农经济中转移出来，进入非农产业和城镇地区，创造条件把目前具有生存和经营性双重功能的家庭制小农经济转化为具有生存性和休闲性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小农经济。

在创新、发展我国家庭制小农经济的同时，我们也应从国际竞争角度出发，通过实施优势农产品的区域性的专业化规模种植计划，而逐步提升我国优势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作为WTO成员必须着力培植一部分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家庭制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基本上是那些农业人口和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但另外的40％的非农业及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得以解决，如通过进口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解决。

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就是一个明证。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名牌闻名、涉及到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农村：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结构变革的过程。它包括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农村社会结构变革两方面的内容。

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结果主要表现为农业产出及农业就业在全社会总产出及总就业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与减少的趋势；相应地，非农产出与非农就业所占份额表现出逐步提高与上升的趋势。

农村社会结构变革的总体趋势则表现出非农村化、特别是城镇化的特征。

伴随国家工业化以及目前正在兴起的信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加上农业技术变革的不断推进，农村中的劳动力将逐渐地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纯农村地区向城镇地区及其他非纯农村地区转移。

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已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发展中国家在其资本积累的扩张的过程中将传统农业部门中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不断转移到现代工业、服务业部门，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伴随着农村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社会也逐渐发生转型。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基本上是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从而整个社会城市化水平得以提高，以农村为主的社会转向城市主导的社会。

由于我国国情包括历史背景与农村社会转型急剧发生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区别，这方面不应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

实际上，我国不少地区已经探索出了不少成功的发展模式：（1）村庄就地发展成为城镇，如广东省东莞市的雁田村（管理区）；（2）村庄就地改制成为集团公司，如江苏省江阴市的华西村，尽管从名义上讲仍然还是一个村庄，但实际上，它更是一个大的集团公司；（3）村庄融于一个大都市区乃至一个大都市连绵带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情况即是如此；（4）村庄里的劳动力大量地迁移到附近的城镇，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走过的一条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道路。

由此可见，在社会急剧发生变化的今天，我国农村的社会转型从形式到内涵都表现出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我们应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多种形式，共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成功转型。

农民：核心在于权益保护

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的生活境况目前仍然处于比较差的状态。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有限的农业资源（土地、草原等）不足以改善其生活状况，而国家又比较穷，不能像富国那样去补贴农业与农民；二是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非农产业部门为农民提供的发展空间很有限，农民在农业之外的就业机会不多；三是尽管农民从农业中取得的收入微乎其微，但他们所要承担的社会负担却很重―――既要向国家缴纳农业税、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收费（农村税费改革前）以及负担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费用开支；四是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市居民，没有包括农民阶层，因此，即使农民从农业经营中能取得一点微薄小利，也往往会因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支出而丧尽。

由此可见，国家在对待农民这个群体上，许多做法需要改善：首先，政府应积极引导农民尽可能地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农民素质普遍较低，这是与农村教育投资不足、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相联系的。要大力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村教育的投资。其次要把尽可能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到非农部门以及非农村地区。目前，“民工经济”在这方面的效应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在安徽、贵州、四川等省，“农民工”们重建了一个相当于本省目前财政收入规模的新的“省级经济”。

其次，政府对找出路的农民，应该千方百计多给他们提供帮助。由此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地、彻底地废除原有的户籍制度，使之仅仅具有统计学意义。全国各级各类城镇（包括北京、上海）应尽快向农民开放。

再次，既然农民赚钱不易，政府又难以提供相应的农业补贴，那么各级政府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和“税”（包括农业税）。

中国已处于须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总揽全局的阶段，因此，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农民、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否则农民走向全面小康社会是非常困难的。

除了经济利益，农民的政治权利的保障也要加强。应尽快恢复我国原有的“农民协会”（简称“农会”）组织，使其成为能真正代表农民心声与利益的代言人，与政府一道共同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

计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将农业税费全部取消，各级政府都不再从农民那里收取任何税费（村民自主决定举办的村内公共事业除外）。

要想真正做到从根子上把农民的负担减下来，需要大刀阔斧地对农村现存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减少政府目前在农村里的冗员，减轻农民负担。

这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国作为WTO成员必须着力培植一部分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产品，因此，一定的规模经营是一个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尽管依靠家庭制小农经济可以大致解决全国60％的人口的食品供给问题（基本上是那些农业人口和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但另外的40％的非农业及城镇人口的食品供给则需要国家通过别的办法得以解决，如通过进口或者通过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种植方法解决。

最近，农业部出台的《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3－20）》就是一个明证。根据农业部公布的这一规划，我国将在未来5年内建成35个特色鲜明、名牌闻名、涉及到11种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专业种植带。这11种农产品包括专用小麦、专用玉米、高油大豆、棉花、“双低”油菜、“双高”甘蔗、柑橘、苹果、肉牛肉羊、牛奶和水产品。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农村：关键在于农业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村发展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结构变革的过程。它包括农村经济结构变革与农村社会结构变革两方面的内容。

农村社会结构变革的总体趋势则表现出非农村化、特别是城镇化的特征。

由于我国国情包括历史背景与农村社会转型急剧发生期的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区别，这方面不应盲目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

农民：核心在于权益保护

再次，既然农民赚钱不易，政府又难以提供相应的农业补贴，那么各级政府应停止向农民收取任何形式的“费”和“税”（包括农业税）。

中国已处于须从城乡统筹的角度总揽全局的阶段，因此，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应作为一条重要政策尽快得到落实。

由此可见，农民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农民、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否则农民走向全面小康社会是非常困难的。

篇4：解决“三农”问题工作总结

解决“三农”问题工作总结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发展，农村剩余青年劳动力不断增加，但其素质提高缓慢，造成农村剩余青年劳动力恶性膨胀。近年来，三都县各级各部门积极想办法，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分乡镇教育、培训，领办项目，劳务输出，提供服务等措施，使全县农村剩余青年劳动力在一定程度得到了转移。

20xx年，根据国务院六部委文件精神，在省、州阳光办的关心指导下，我县积极组织培训转移了500名技工，完成今年的任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是一项便民、富民的大事，是实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民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举措。

一、我县农村青年劳动力总体状况

1、我县农村青年的规模与结构。根据全面统计，20xx年我县14—35岁农村青年6.6万余人。其中男性占53.5%，女性46.5%。其中17—40岁外出务工青年占40%左右，

2、我县农村青年转移状况与特征。从总体上看，我县农村青年转移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特征之一：农村青年转移数量增加。近几年，我县农村青年外出数量呈现上升趋势，部分外出青年返回到本地，仍然从事二三产业，农村青年向非农业转移，已成为我县农村的一道“风景线。

特征之二：农村青年转移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在农村青年的转移中，具备初中文化的青年农民唱主角，是主力军，占到80%以上。这些人头脑灵，接受新事物快，到外面闯荡见世面、学技术的欲望高，去外地谋求职业的机会大。特征之三：工业、建筑业、制造业、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仍是农村青年转移的主要行业。在20xx年，农村青年转移的行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建设第一线和低层次的商业饮食服务业，主要流向为深圳、东莞、广州、上海、福州、北海等发达地区，占到70%以上。

特征之四：我县青年转移具有明显的兼业性。这些外出务工的农村青年绝大多数还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权，每年除在外务工外，农忙季节都要回家从事农业生产。

3、农村青年转移的积极作用。农村青年向非农产业的大转移，对缓解农村就业压力，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县域经济，促进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第一，农村青年以其工资要求低、就业期望值不高、勤劳能干、能吃苦等特点，增强了在城市就业的竞争性，这对促使我县劳动者就业观念的转变，推动劳动就业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

第二，农村青年在城市从事的大多是脏、苦、累和城市人不愿干的工作，而提供的是城市居民生活中迫切需要的家政、医护、环卫、建筑等特殊服务，对方便城市人民生活，适应社会化服务需要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农村青年向城镇的转移，是城乡之间劳动要素相互吸弓l和互动过程，地表现为追求在城市扩大视野、增长见识、掌握技术等人力资源积累，通过城市经济的“扩散效益”，为农村的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注入资金、技术、信息，对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农村青年向非农业转移，是解决农村剩余青年就业以及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据调查，外出农村青年的年平均纯收入为3000元左右，比全县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大约高出1500元左右。同时，外出青年返回农村，又将城市的生活方式、观念及有关信息带回农村，对于缩小城乡生活差距，改变传统生活方式，提高消费水平与生活质量也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客观上为开发农村消费市场做了观念和物质的准备。

二、主要措施

（一）加强领导，健全工作机构。为抓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我县把此项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成立了以县农业局副局长为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阳光工程办公室，配置了相应的工作人员专抓此项工作，制定了培训计划和方案，对培训专业、人数、时间、方法提出了具体要求，做到了年有规划，月有安排，有底数的步步推进。

（二）、狠抓培训基地建设，提高培训质量。为将我县阳光工程项目实施好，工程领导小组认真对县内的教育培训机构进行审核，通过对师资力量、教育教学设施、培训经验的对比，认定三都县劳动就业办和三都县民族职业教育中心为我县培训基地，这两个培训基地有一定的培训经验、培训硬件设施和师资力量，能提高培训人员素质，保证受训农民的转移就业。得到认定后，这两个基地及时地安排人员，成立了项目实施小组，购置了相应的教学设备，确保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

篇5：解决“三农”问题要有长效机制

解决“三农”问题要有长效机制

当前，我国“三农”问题得到高度重视，出现可喜变化。但由于农民基数庞大，人均拥有土地资源和其他农业资源很少，加上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障碍，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农民受教育条件差和人均受教育程度低等，要根本解决“三农”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必须从长计议，更多地考虑一些治本之策，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一、客观估价当前“三农”形势

，在政策好、粮价高、人努力、天帮忙的多种因素促动下，我国“三农”实现“三突破”：一是粮食生产突破4550亿公斤的预期目标，达到4695亿公斤，增长9，扭转了以来连续5年下降的局面。二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突破5的预期目标，达到2936元，增长6.8，是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多的一年，农民仅售粮收入就增加600多亿元。三是农业效益取得新的突破，粮食亩产比上年提高19公斤，实现增产增收。与此同时，农村市场活跃，农村面貌得到进一步改善。

展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各项支农措施的力度只能加大，不能减弱，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改变，已经给农民的实惠不能减，随着国家财力物力的增加，还要逐步加大支农力度。主要包括大力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全面增强农业发展后劲，加大农业税免征减征力度，加大对农民的补贴力度，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进步的支持力度等。接着，中央一号文件从九个方面提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可以预期，随着这些政策的贯彻落实，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好势头将会保持下去。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农民收入的增长还只是恢复性的，下一步如果没有新的思路和对策，不仅农民收入难以进一步提高，而且“三农”问题也难以根本解决。从长远看，影响“三农”发展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高粮价和减免税收余地有限。过去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得益于粮食价格的提高和政府减轻农民税费负担，今后这个方面的情况将有所变化。其一，粮食价格上涨幅度有限。20上半年粮食价格逐月上涨，与12月比较，上半年累计稻谷、大豆、小麦和玉米价格分别上涨30.89、20.02、14.9和13.86。但粮食价格是受国际粮食市场制约的，年5月以来，国际粮食市场现货价格持续走低，目前国内批发价格与进口价格相比，只有玉米每吨低300元左右，小麦价格与进口价基本持平，大米每吨还高出进口价格100元，随着国内粮食产量继续增加，粮食价格将保持平稳，即使上涨，幅度也不会很大。其二，减免税收余地有限。20，全国农业税338亿元，占当年全国税收总额不到2。无论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农业大省，农业税在税收总额中都已不占重要地位，有的地区如浙江一些地方，虽然名义上保留农业税，但实际上都是集体代交了，农民已没有多少农业税负担。20初以来，不仅沿海发达地区都宣布取消农业税，就连许多中西部地区如重庆、河南、陕西、安徽、内蒙古、贵州、宁夏等也纷纷宣布取消农业税，目前有25个省市区将全部免除农业税。取消农业税对当地财政影响多大呢，多的河南影响10亿元，少的贵州影响1.35亿元，而浙江只涉及6000多万元。换句话说，即使全国都免除农业税，农民也只能相对增加300多亿元的收入，按9亿多农民计算，人均不过30多元。

第二，农民基数庞大和人均农业资源严重匮乏。年1月6日，我国大陆人口达到13亿。在这13亿人口中，如果按照“五普”口径有7.7亿农民，按照户籍口径有9.6亿农民。可以说人口过多尤其是农村人口过多，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也是困扰“三农”问题解决的最大问题。我在读小学的时候，课本就说我国是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土地辽阔，资源丰富。但现在看来，由于人口增长过快，按人均一分，地也不大，物也不博。目前全国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若按照9.6亿农村人口算也只有1.91亩，相应的草原、湖泊、森林、矿产资源等人均占有量也很少。不仅如此，随着人口增加和工业用地、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人均资源还会减少。如到年，7年间全国耕地减少1亿亩，有多万农民失去土地。另据有关部门分析，从到2030年，全国计划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将有1亿多农民失去土地。这些失地农民的出路如何，需要早作研究。

第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阻碍着农民有序流动。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尤其是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许多对农民的限制性甚至歧视性政策，如就学、就业、参军退伍安置、住房、医疗、社会保障等，城乡居民都有很大差异，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政府补贴，而农民则基本没有。这种状况至今没有根本转变。不仅如此，新

的无形壁垒正在悄然强化，如现在大学毕业后要自谋职业，堵死了农村子弟通过上大学改变身份的天然通道，再如现在城市商品房价格奇高，每平方米售价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加上城市消费价格水平高，打工农民难以在城市立足定居，只能成为来往于城市和农村的流民，延续中国特有的“民工潮”。

第四，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但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惊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扩大趋势。现在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建设档次也比较高，甚至比欧美发达国家也不逊色。但广大的农村地区尤其是山区海岛，道路泥泞，校舍破烂不堪，农民缺医少药，住房难以遮风避雨等，也不是个别现象。如果不加解决，很可能会出现“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情况。

第五，农民受教育条件差，人均受教育程度低。我国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但农民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4.8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1.62，大专以上只有0.5。由于缺少文化，多数农民固守传统的农业耕作经营方式，不会使用农药、化肥和新品种、新技术，外出打工也只能干些劳动密集型的工种。更值得重视的是，由于城市和农村的教育设施、学前教育、师资力量、教学内容、信息资源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加上上大学的成本越来越高，将造成农村子弟受教育的条件和发展机会不如城市子弟，这个问题如不加以解决，城乡间的差距还可能在下一代延续。

二、正确把握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阶段转变

根本解决“三农”问题要有大战略。2004年12月初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这是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是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是对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这对根本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进行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得不依靠农业积累，实行以农补工，以乡补城的政策，农民为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现在经过50多年的发展，情况已经完全不同，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一是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集中更多的精力、物力和财力，促进“三农”发展，这是实现新的发展阶段目标的内在要求。二是生产力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拥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3.65万亿元，人均1200美元左右，入库税款25718亿元（不含关税和农业税），其中当年新增税收入就达到5256亿元，工业化向中期阶段迈进，正加快成为“世界工厂”（实际上是重要的加工制造重心），这说明我们有能力支持“三农”发展。三是城市化水平已达到40.5，正处于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城市对农村的集聚和辐射能力将会进一步增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这说明解决农村人口过多问题有了出路。

实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是一个重大的阶段转变，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变革，要认真分析和把握与这一转变相关的趋势和特点，不断探索创新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子。具体说，就是适应五个结构性变化，走五条发展路子。

第一，从产业结构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虽然由改革开放初期的30下降到目前的14，这一比重以后还会下降，但农业的基础地位丝毫没有下降，以后也不会下降。现在的趋势是，农业与二、三产业之间发展的关联度加大，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的格局已初步形成，农业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二、三产业的支持。农业的发展必须跳出就农业论农业，走以工促农、以商活农、贸工农一体化发展的路子。

第二，从城乡结构看，近年来，城市经济和城市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城市日趋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同时也对农副产品供应和开拓农村市场提出新的需求，这表明城乡间发展的关联度加大，城乡联动发展的趋势已经形成。农村的发展必须跳出就农村论农村，走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协调发展的路子。

第三，从就业结构看，目前全国约有1.2亿进城务工农民，务工收入约有1万亿元，以后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的还会增多，劳动力跨区域流动还会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就业规模扩大的关联度也会加大，城乡分割的就业格局将被打破。农村劳动力就业必须跳出“离乡不离土”、“离土不离乡”，走以培训促转移、以改革就业制度促转移、城乡统筹就业的路子。

第四，从社会结构看，经济与社会是紧密联系的，农村贫困表面是经济不发达，实际是基础设施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造成的，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城市文明迅速向农村辐射，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度会进一步加大。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跳出就经济论经济，走经济社会协调、城乡社会事业统筹的发展路子。

第五，从体制结构看，农村改革从包产到户到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依法稳定并完善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粮食市场从管制到放开，农民从在家务农到外出打工等，农村自身改革已全面展开，与城市改革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现在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已成为加快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环节，这也是整个改革的关键问题。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必须跳出城乡改革分割推进的格局，走城乡改革配套互动、协调推进的路子。

三、建立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效机制

根本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从长远考虑要研究制定一些治本之策。

第一，统筹城乡发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和新举措。统筹城乡发展从制度建设上说，就是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考虑，整体推进城乡配套改革，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政策，消除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体制性障碍，使农民有权利有机会转化为市民，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新体制。

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核心是取消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身份登记，建立以居住地为主的新型户籍登记制度，并消除依附于户籍之上的城乡居民不平等待遇。为此，一是加快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敞开城门，降低城镇准入门槛，对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进城农民允许其选择城镇落户，并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取消附加在户籍上的不合理政策。二是加快推进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建立完善城乡统一、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和城乡统一的就业、失业登记制度，使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劳动就业权利和机会。三是加快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改善农村教育设施，实现国家法定的9年制义务教育，确保进城农民子女与城市居民子女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四是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积极探索建立农民养老、医疗等保险制度，在不断提高城乡社会保险覆盖面的基础上，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五是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增加经济适用房供给，全面推行廉租房制度，改善城镇居民尤其是低收入家庭的居住条件。六是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和土地征用制度改革，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有序流转的办法，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和补偿机制，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明确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权和征用范围，维护和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广泛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仅靠农业增效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还是要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的新渠道。浙江农民收入之所以居全国省区第一（不包括上海、北京），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6000元，比全国平均水平翻一番多，主要得益于二三产业的发展，因为农民收入中80以上来自非农收入。就全国而言，农民增收也主要依靠非农产业，有调查表明，目前农民收入构成中来自非农产业的比重已经接近一半，工资性收入比重占到30左右，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80左右。可见，要增加农民收入，关键是要强化这80的贡献率。

要提高农民收入来自非农产业的比重和贡献率，前提是发展二三产业。当前，我国工业正在由轻型加工业向高加工度工业和重化工业发展，加上科技进步和信息化进程加快，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业吸纳劳动力有减弱的趋势。但是，我国是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各方面回旋余地比较大。所以在政策选择上，我国工业化道路不能走传统工业化国家的老路，而是要把产业升级与充分就业结合起来，走“全方位、立体式”的工业化道路。这就是说，我国既要发展重化工业，又要保持轻工业的优势；既要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又要发展壮大和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既要加快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要培育跨国公司，又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通过前者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通过后者广泛吸纳劳动力就业尤其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对发展服务业也是如此，既要加快发展需要较高文化才能胜任的金融保险、现代物流、旅游会展、信息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又要大力发展经过简单培训就能从事的商贸流通、建筑安装、宾馆餐饮、家政服务等服务业，尤其是通过后者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

第三，加快推进城市化，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解决“三农”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减少农民。只有农民减少了，农民人均耕地和其他农业资源才能增多，农业才能实现规模经营，少量农民才能从农业获取更多的收入。而减少农民的唯一道路就是城市化，城市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变农民为市民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与工业化过程是同步推进的。当前，我国城市化正进入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以20城市化水平36.22为基数，按照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计算，到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6以上，如果考虑城市化加速的因素，届时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左右，这意味着今后将有3亿多农民转化为市民。

为了顺应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趋势，我们应积极研究和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一是在城镇体系构成上，积极发展大城市，突出发展中等城市，重点发展小城市和中心镇，充分发挥小城市和中心镇连接城乡、繁荣农村、服务农业、集聚农民的载体作用，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二是在城镇布局和功能培育上，坚持扩大城镇规模与增强城镇功能并举，充分考虑资源节约和环境承载能力，改变城镇布局小散乱的格局，实施下山移民和生态移民工程，促进人口、产业和生产要素向规划重点城镇集聚，走集中型城市化道路。三是在城市化动力上，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和民间资本活跃的优势，走政府主导和民间自主相结合的城市化道路。四是在城市化产业支撑上，按照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求，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行二三产业联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内涵型城市化道路。五是在城市化目标上，通过统筹城乡发展规划、生产力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深化配套改革等，促进城市与农村紧密融合，走以城带乡、城乡互动的城市化道路。

第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多渠道增加对“三农”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国家财力增加很快，但用于农业的支出比重却不断下降。1978年国家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3.43，以后持续下降，到2003年这一比重仅为7.12，下降了近一半，是25年来的最低点。因此，尽快调整公共财政分配格局，扭转支农财政比重持续下降局面，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并向农村倾斜，是一项迫切任务。

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要求和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搞活”的方针，应从两个方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一方面要多予，大幅度增加对“三农”发展的财政支持力度。争取三到五年内，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恢复到改革开放初期13的水平，以后再逐步增加，拟以增加并稳定在15左右为宜，这样“三农”发展就有了可靠而稳定的政府投入。财政支农资金要体现公共性，一是重点投向农村交通道路、供水供电、邮电通讯、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二是重点投向农村教育和劳动力培训，由财政承担农村子弟义务教育阶段学费，对在家务农和外出务工农民实行免费培训，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就业竞争力。三是重点投向医疗、保险等社会事业，健全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实行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创新农村保险品种，把农民尤其是失地农民纳入保险范围，以改善农民的医疗条件和减少农民的后顾之忧。同时，还要积极鼓励引导外资和社会各方面的资金增加对“三农”发展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少取，大幅度减少对“三农”的税收征缴。2003年，全国农业各税875.22亿元，其中农业税336.72亿元、农林特产税89.45亿元、牧业税1.46亿元、耕地占用税89.63亿元、契税357.97亿元。到2004年，尽管农业各税增加到902.39亿元，但其中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和牧业税都大幅度减少，分别为198.22亿元、43.29亿元和8140万元，增加的只有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分别为120.05亿元和539.88亿元。现在直接涉农税收只有240多亿元，全国适时取消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和牧业税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本网”版权所有

篇6：农商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

农商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

农商一体化是指身为农民亦农亦商。近来对农产品价格上扬的议论多从农产品价格上扬有利于农民收入增加的角度来阐述，然而农民是否能从中得到多少实惠还不该过早下结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将农产品按保护价卖给国家，其收入所得毕竟有限，即一般是富不起来的。而专门从事农产品经商的人们，把农产品逐层增价，最后这些农业商品到了广大的消费者手中。从中主要受利的是这些商人。农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流通中前者是得到微利或无利可得甚至亏损，后者是该商品的消费者更无利可言。所以，每次的农产品涨价都是仅仅刺激了商人的利益增长。以麦子为例，农民把麦粒（农业成品卖给面粉厂），面粉厂将面粉卖给以面粉为主要原料的各厂家或商家，再经过各批发商、零售商逐层经营环节的价格递加，最后到了真正的消费者手上。可见如此循环农民是富不了的。反而会使农民在尝到一点提高产品价格的甜头后，会在他们购买副食品或其他农业必需品时付出得不偿失的代价。同时，农产品及其以此为原料的加工品的价格上涨还会加剧城市困难群体的困难，使他们雪上加霜。

因此，要真正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必须农商一体化，引导农民把农产品直接变为终极消费者所消费的商品，通过立法给农民经商的政策，并给以一定的财力支持，才能使农民真正在较短时间内富裕起来。

我们在考虑各种解决“三农“问题时必须要清醒认识商品流通领域的长、宽、大对直接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和广大消费者的直接影响。如果，仍然农是农，商是商，水是水，油是油，没有真正实现农商一体化，那么”三农“问题无疑仍然是困扰我们实现全面小康的焦点。农民经商由单纯的农人向农人和商人双重身份转变，二者并非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至于农业产业化、实现现代农业，那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的农业发展道路。即便达到了那一步，亦农亦商也是正常的，我国和已经普遍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国家的实例，已经证明了它的可行性。农民将转移到城市的工厂里做工、到城市经商，农民身份基本不变，亦农亦商，是农民在较短时间内改变自身经济状况的有效办法。

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或做工或经商形式多样，肯定不是都转移到工厂里。如果认为大部分农民到城里的工厂，是农民脱贫的惟一出路，只需少数农民在农村务农，那是有失偏颇的。当然，随着农业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会与新型农民有着质的差别。至于“三农”问题非要靠大集团、企业的介入，否则就不能解决“三农”问题的说法，我认为这是轻视了农民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主体地位。谁最关心农民自身的利益，难道不是农民本身？难道是那些大集团、企业或者是专门搞农产品经营的城里商人？难道这些人不会首先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所谓给农民让利、谋利，实际上最后还是自己赚得钵满盆满而农民得点蝇头小利。许多农民穷人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大量事实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只有在党和政府的关注、筹划、支持、帮助下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渠道。这里我并不排斥社会力量对“三农”的支援，不否认非农民投资主体的公司+农户，走实现农业产业化，公司农户互为双赢的道路，但我认为农民自身作为投资主体，办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才是农民追求高附加值、高利润的根本出路。从事农村生产的农民的农忙和农闲，使他们能够在时间上实现角色转变――进行经商活动。这些农民尽管普遍来说还不具有从事现代商业的条件和水准，但是他们能够通过市场将自己的农产品变为商品，而使自已逐渐变成经商的行家里手。部分农民并不一定要求自己具有双重身份，他们可以只务农，不经商；而另一部分农民可以只经商，不务农。农商一体化是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它和科技兴农，农业产业化是同居一个统一体的，但强调的是农民是农民经济的主体，而不是配角。要缩小城乡经济差别，农民要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自已必须既是农业产品的生产者，更要成为农业商品的直接的最大的受益者。

农产品既包含田地的产出品，又含有它们的加工品。总之，我所说的“农商一体化”是指大农业及相关的大商业。加强农村集市化建设，给予农民经商农产品一定的倾斜政策、优惠扶持，就可以做得到，做得好。观点核心是，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不仅是农业产业的主力军，而且应该并能够成为农产品经济的市场主力。富裕农村的典型经验也佐证了我的观点。当然，政府的扶持，农村的组织、培训和农民自身在市场上经风雨见世面是必不可少的，困难的还有教育农民和农民自身觉悟提高的问题。同时，也需要社会舆论对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正确途径的引导。

篇7：解决“三农”问题需要理论创新

解决“三农”问题需要理论创新

结合农村实际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是农村改革与发展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之初，总结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而形成的双层经营理论，突破了人民公社体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在我国农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为了摆脱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性结构调整的构想，推动农业不断向广度和深度进军，带来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历史证明，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每一次理论的大突破都带来实践的大发展。实践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无止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离不开理论创新。

实践和理论发展的要求

发展农村经济要求在理论上有新突破。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实践中的新问题要求在理论上做出新回答。迎接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要有世界眼光，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和世界农业发展规律的新道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增强改革意识，既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又努力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尽快建立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适应工业化进程加快的趋势，要用工业的理念来改造传统农业，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有战略思维，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现代农业。只有通过理论创新，用新的理论来指导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新实践，才能不断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解决农村矛盾要求在理论上有新突破。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不断深入，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农业仍处在爬坡阶段，农村经济发展还面临许多困难和矛盾。农业基础薄弱、农民增收缓慢、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农民权益受到侵害、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问题，仍困扰着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这其中既有多年积累的老问题，也有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各种矛盾相互交织，解决起来难度很大。要解决农业的问题，化解农村的矛盾，就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开拓新思路，寻求新办法。理论上有了突破和创新，认识就容易统一，问题就容易搞准，办法就容易找到。

繁荣农业经济学科要求在理论上有新突破。近些年，农业经济理论有了很大发展，对指导农村改革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与形势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理论创新不够，有的疏于对鲜活实践的关注和提炼，有的还不能从传统理论的禁锢中走出来，还有的盲目照搬照套国外学说。发展“三农”理论、繁荣农业经济学科任重道远。只有突破旧框框，推进理论创新，才能形成中国特色农业经济理论框架，构建完整的农业经济学科体系。

抓住创新的重点

本世纪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三农”理论创新的难得机遇期。理论创新要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大问题，贴近农村的实际，服务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当前，应着重在三个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发展的理论要创新。发展是硬道理，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理论创新必须为发展服务。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增加农民收入。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是农业和农村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突出反映，也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表现。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从根本上讲要靠发展，把握好发展的规律，运用好发展的理论。要善于运用非均衡发展理论，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实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形成优势产业带和特色经济带，实现农业的跨越式发展；善于运用发展阶段理论，把工业化中期阶段与农村发展新阶段结合起来考虑，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带动农村；善于运用系统发展理论，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改革的理论要创新。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深化农村改革的任务仍然很重。要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进一步消除阻碍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努力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理论上不断创新，为深化农村改革提供支撑。从农村的实际看，维护农民的经济权益是制度建设的根本。目前在农村土地制度建设上，虽然法律赋予了农民长期稳定的承包经营权，但不少地方侵害农民权益的行为还时有发生。解决好这个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农村产权制度理论，积极寻求治本之策，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维护好农民的财产权益。培育农村市场主体是制度建设的重点。目前，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不高，规模效益比较低，不少农产品还缺乏竞争力。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理论，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大胆探索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途径和措施，推进农民专业合作和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村生产要素的流动是制

度建设的关键。目前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困难，农村资金外流严重，生产要素难以合理流动。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深入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理论和金融理论，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逐步培育和发展农村多元的金融市场，增强金融对“三农”服务的功能，使市场机制在农村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管理的理论要创新。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困难群体。各国的经验表明，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在新形势下，政府对农业的管理应当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直接干预为主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近年来，国家在对农业的扶持和对农民的服务方面有了许多新的突破和积极的变化，但农业管理体制不顺、产加销环节分割、投入使用分散等问题仍很突出。这种状况严重制约着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要按照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的总体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方式，切实把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进行实践的探索和理论的创新，探索和创新新的管理理念和模式，以更好地推动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

坚持正确的方法

理论创新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三农”理论的创新更是如此。要在理论创新上有所建树，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

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在“三农”理论创新上，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这既是由“三农”理论研究的性质决定的，也是“三农”理论研究坚持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三农”理论创新要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立足国情，从实际出发，把握“三农”问题的规律，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增强科学性、预见性，掌握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善于从实践中汲取营养。理论是对实践的归纳和总结。理论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是认识的升华。理论创新只有植根于实践，才能增强针对性，捕捉新亮点，把握时代的脉搏。农民是实践的主体，农民丰富多彩的实践是“三农”理论创新不竭的源泉。“三农”理论创新要贴近农民。推进“三农”理论创新，必须沉到基层。到基层调查研究是一门大学问，不能走马观花，浅尝辄止。只有沉下去，到农村去、到农民中去，与农民交朋友，与农村干部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才能掌握第一手材料，迸发出思想的火花，获得真知灼见，防止理论出现偏差。

篇8：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农村改革，抓好“三农”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不仅给我们从事农村研究工作的同志进一步明确了前进的方向、任务和目标，而且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次赴无锡市考察学习，深刻感受到无锡市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既符合现代化农村建设一般规律、又切合无锡市情特点的全面小康和基本实现农村现代化之路，把农村发展、农民增收作为率先建成小康社会最核心的任务，实现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结合双辽实际情况，解决好“三农”问题，既不能照搬照抄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更不能冲动蛮干，要在增加农民收入这个核心问题上不断创新思路。观念决定行动，思路决定出路，没有思路就没有出路，就没有前途。围绕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我认为应把握好这样几个问题：一．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新思路一是要有新理念、新思维。对于农业，要充分认识到无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农业的基础地位都不能有丝毫动摇。解决好“三农”问题，就必须要有新思维，简单的说就是要用工业化思维谋划农业发展，用城乡统筹的思想促进农村进步，用转移农民减少农民的办法富裕农民。有了这样的新理念、新思维，确定发展新思路也就有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二是要有新方向、新目标。要紧紧围绕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经济实力增强上来实现农村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基本目标，突出抓好精细种植业、精品畜牧业和精深加工业。要通过切实有效的办法，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渠道由少到多、专业化生产规模由小到大、产业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由弱到强、社会化服务水平和农民组织化程度由低到高、农产品加工转化和产品质量由粗到精的历史性转变，全面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有了这样的方向、目标，实施新的发展思路就有了明确的工作重点。三是要探索新途径、采取新措施。主要是坚持非均衡发展的原则，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走好农业产业化经营路子。坚持非均衡发展，必须发挥比较优势，搞好区域布局，实现重点区域率先突破；必须发展优势产业，实现主导产业率先突破；必须注重发展民营经济，鼓励科技能人、经营大户加快发展，实现优势群体率先突破。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要把农业产业化经营作为增强农业发展能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作为提高农业市场化程度和科技水平的有效途径，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在实践中，要努力推进种植基地化、养殖小区化、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投资多元化、项目工业化。有了这样的途径和措施，实施新的发展思路就有了可靠的保证。二．实施农村城镇化，是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效途径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双辽农村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城镇化。所谓城镇化，是指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过程。其基本思路是：做强做大中心城镇，发展壮大周边乡镇，积极培育中心村，选择发展一般村，着力构建以中心城镇为核心，以周边乡镇为枢纽，以中心村为基础，功能互补、特色鲜明的现代区域城镇体系。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而农村城市化正是这样一个人口、产业、资本和市场的集中过程。一方面是城镇工业把农业富余劳动力与农村人口拉到城镇，另一方面是农业把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推到城镇。城市工业化带动的第三产业发展，会以更多的资本，更好的条件和更高的文明去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和人口。农业富余劳动力挤占着有限的土地资源，造成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地下，直接影响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只有土地实行规范经营，才能使先进的农业科技和物资装备得到推广和应用，实现农业机界化和现代化，从而大幅度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只有实现了土地规模经营，才能减少农业人口，大量的农业富余劳动力才能转移到城市，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三．用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民收入。农业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要推动者。龙头企业规模大小，运行状况如何，标志着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水平。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可以拉长农业产业链条，增加农业比较效益，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目前双辽龙头企业经营规模偏小，生产技术落后，加工增值能力低，名牌产品少，产业覆盖面比较狭窄，市场占有率不高，还不能保证双辽农业产业化发展。要根据双辽农业资源优势，科学制定具有地方特色和优势的农产品发展战略，培育发展区域性主导产业、特色产业。把培育和发展农业龙头企业作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中之重，加大行政推动与政府扶持力度，优化龙头企业发展环境。加快培育一批有竞争优势和带动力的重点企业。大力实施名牌战略，在不断增强企业实力的基础上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和企业知名度。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规范农户与龙头企业的利益关系，促进龙头企业与农户双赢。强化科技兴农、科技兴企意识、引进适用技术，大力提高龙头企业的技术含量，增强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总之，在“三农”问题上，农业和农村经济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新的阶段，无不是创新的结果。实践无尽头，发展无终点，创新无止境。我们只有以突破前人的勇气不断创新，才能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才能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才能使农业真正做到安天下、稳社会的大产业。

篇9：解决“三农”问题的三点建议

解决“三农”问题的三点建议

“三农”问题不在三农本身，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也不是减负，它是关系到国家的整个发展战略问题。也就是说，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红利是不是应该由社会的各个阶层相对合理公平的分配。在这个问题上，靠市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市场天生是产生不平衡与不平等的。那么，政治国家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毛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中，谁得到了最大的好处，农民所受的剥夺如何补偿？工人的低工资有福利补偿，三十年积累得巨大国有资产，没有转移到个人或海外，它正是新时期改革的资本。来的市场经济导向的发展战略，快速工业化的发展诉求，已经使得市场的不平衡性充分体现出来。解决的办法，我的想法有三个。

第一个建议是将农民组织起来。20年的改革开放，完成了一个过程，劳动的雇佣化过程，不管这个劳动是在私人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还是国家官僚资本中。这三种资本性质不同，但在雇佣劳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个过程的完成，要求我们将政权力量能否保护劳动的问题提出来。当然，我们有《劳动法》，但它能够提供多少保护？所以，劳动者，包括工人、农民，其弱在于分散而无组织，如果组织起来，它是最强大的阶级，因为他人口众多。1848年2月，法国的小农占法国人口的65％。当时搞民主选举，结果农民们把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选出来，选出来一个皇帝。当时他们的口号是：打倒富人，要求公正；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因此，总的来讲，整个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所带来的红利如果只让某一个或几个阶层独占，另一些阶层得不到好处，甚至还要付出代价，这样的发展战略是维持不下去的。这就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告诫我们的中国问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必须要走社会主义的根本理由。如果贫富分化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地方之间的矛盾，民族之间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尖锐起来了，那个时候，中国就要乱了。看《邓小平文选》3卷本那个谈话，大意如此，略有词句上的混乱。

我认为，“三农”问题，事实上是农民与国家和农民与市场的双重关系问题。分散而弱小的农户，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副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交换，表面上是等价交换。实质上，价格与其说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此处似乎有些疏漏--整理者），还不如说是由提供产品的两大集团的市场谈判地位决定的。比如说工资水平，表面上取决于劳动者的供求关系，实质上这是谈判的结果。在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的谈判地位就不平等了。但如果劳动者结合起来组成工会同资本家进行谈判，工资立即就上去了。所以市场上的平等交换是一种表面现象，透过它看，决定交换的价格的更深刻的原因是生产者的谈判地位。

分散的2.3亿的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增加自己的市场谈判能力才是农副产品价格比的先决条件，也是提高和地方政府谈判能力的先决条件。没有这种组织，就无法抵御地方政府不断增长的税费负担，无法实现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权利是一个抽象的规定，它必须通过组织的力量才能实现。这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强者，即资产者的权利是不一样的，因为资本本身就是权力。所以，我讲要解决“三农”问题，第一条是组织起来。至于如何组织起来，谁来帮助农民组织起来，农民能不能自发地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后的地方政治格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我们的地方民主化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我们的学术界、舆论界将会给予什么样的支持？这都是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希望诸位共同来研究这个问题。

当然，现在的市场经济社会把每个人都转变成为“爬升动物”，每个人必须为了自己不断地向上爬升，争取名利和地位，否则就要沉沦下去。但是这种爬升是有条件的，就是说这个国家的经济必须正常有序地向前发展，中高层的职位被不断地创造出来满足一批又一批的大学毕业生的爬升需求。这个过程有可能被中断，今年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信号。今年有145万名大学毕业生，据说有60多万人参加研究生考试，这是延缓毕业而不是增加能力的策略，是资源浪费。明年可能有将近200万、后年265万毕业生，你爬得动吗？所以，关系我们民族和国家的事情是每一个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神圣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个建议是取消全部的农民负担。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就叫农不养政。农业已经成为一个弱势的、甚至无赢利的产业，向农业征税收费，通天之下，没有这个道理。这里我指的是现代社会，不是古代社会。当我们的农民已经为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进行了五十年的积累，当工商业已经占GDP的85％的时候，占GDP15％的农业要养活占总劳动人口50％已经很不容易了，不能再向他们额外征收任何税费了，更不必说各种罚款。这是稳定三农的根本性决策，是稳定承包制小农经济的根本。与其说是增收，不如说减负，减负即增收。加入WTO以后，我们现在的农副产品价格仍比国际价格高出20－30％。也就说入世

以后，城里人，尤其是沿海的城里人可能会从国外来获得更优质的粮食。其实这几年来，上海人，还有广东人吃的基本上是美国小麦，因为他们的小麦质量和口感都比中国北方的小麦好。另外，这三年来，我们吃的油基本上是从美国进口的转基因大豆油。因此，要维持农民和农业的话，取消全部农民负担，势在必行。

那么，取消之后我们的地方政府由谁来养活，我们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由谁来支付，这就要求中央做出重大的战略决策。我的建议是削减政府规模和层级。地方政府这二十年来为什么机构不断地膨胀，这与高度中央集权的压力给地方政府巨大的任务，从而造成政权的多层次性有关。现在的地级市已经变为一级政府了。这样，中央一级、省一级、市一级、县一级、乡镇一级，再加上村事实上也是一级。有的地方在乡和村之间设管理区，又多了一级。巍巍乎，多矣！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两级政府，元明以后又加了一级，三级，三级就已经够了。我的建议是取消地市级、分省。我们搞它50个省，40个也行，10个直辖市。分省没有太大的阻力，四川不是分出来了个重庆吗，地方政府并没有太大的反应，中央有这个权威。分省对于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十分是有利的。四川原来就是几个省合成的，川南、川北原来都是分立的省。我们的内蒙古自治区管理起来很难，切成三块，不就容易多了吗?我们的西藏，原本就是有三个行政区的，新疆一向也是分疆南疆北。这个建议不是我首先提的，百年来就不断有人提，康梁当年就提过了。省一分，分得多了，每个省都弱了，中央也就强大了。地市级取消，省就直接管县级，每个省可以管40－50个县。市级取消，然后搞乡镇自治，恢复古代郡县制。乡镇这一级管理的钱可以省掉多少？多出个亿不希奇。

第三个建议是取消大多数“条条”。目前“条条”太多，在60－80个之间，在农业地区，要那么多部门干什么？我曾到山西去过，那里地方有个县设乡镇企业局，乡镇设企业办，我问他们有没有乡镇企业，回答说我们一个也没有。还有一个什么对台办，他们说全县有一个台胞。这种行政管理体制是从秦汉以来逐步形成的中央集权的、多层次的、条块分割的体制，它对于管理一个封闭的、静态的、区域差异甚少的、人口高度不流动的社会是十分有效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毛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需要不断地把地方原有地差异消灭掉，以维持全国的.高度统一和地方性事务与中央的高度一致性，这样中央的任何一个机构都可以直接插到基层。所以到59年、60年，毛可以从高高的中央规定每一个农民每天吃什么。

20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使我们的民族进入到一个几千年来未遇的全新的、完全陌生的新社会，一个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家庭都必须依赖市场为生的社会，一个必须为了卖出而买进的社会。农民的农副产品如果卖出不足以买进，那么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当作商品出卖。所有的阶层都必须依赖市场进行生活，区域性的差异就开始出现了，全国范围的人口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每年有大约1亿的人口流动于城乡之间。中华民族从来没有这样一种经历。东部、中部、西部、南方、北方的差距日益显现并多样化起来。这样以来，中央集权的、多层次性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无法驾驭这些新变化。它不能对某一地方的特殊性做出反应，只能对全国范围的普遍性做出反应。

20年了，我们的条条那么多有其必然性。农民要造房子，占用土地，就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一个土地管理部门来掌管天下非农使用的土地，同时，老的管理部门并没有被吃掉。我在瑞金调查，发现他们有一个知青办，3个工作人员。我就问你们这里还有知青吗？回答说没有了。没有了那不是自己管自己？我们的县乡有整整7个农业部门，基本上没事干。所以，这样的行政管理体制，是导致机构不断膨胀、人员不断增多以及屡减屡增的一个根本原因。要求我们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得以改善，必须加以研究，要总结世界各国的经验来掌管一个变动中的中国。要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的、廉洁的和法治的行政管理体制，就我们民族而言，这个问题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如果我们不断地增加“条”，会导致整个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最终把中国的财富吸干，从而把自身压倒。在这个意义上理解中西部地区的农民负担，我们就明白不断加重的原因了。

为了解决不断增加的新情况、新问题，机构不得不扩张；它不知道哪些问题可以由老百姓自己去干，也不去培养老百姓的自我管理的智慧和解决自身问题的力量。这个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它既是一个政治问题，又是一个行政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对我们民族的政治智慧的挑战。如此这般用增加“条”的办法来解决新情况新问题，一条要加多少人？这就窒息了我们民族民主化的可能性。我们的民族正面临着一个刚刚开始的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对它缺乏必要的精神准备，那么由此可能带来的混乱、动荡、不慎和判断失误随时都可能出现。这要求我们一代年轻人必须关注我们民族的进程，这关联着我们当下的社会生存。研究要上升到认识我们民族当下的处境和未来的发展的高度，目的是形成一个既发展又稳定的社会，形成一个在发展中社会的各个阶层相对公平地分享好处的社会。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