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九集改革春潮观后感（精选17篇）由网友“mko555666”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了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九集改革春潮观后感，欢迎参阅。
篇1：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九集改革春潮观后感
主要内容：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红手印”契约，中国农村改革的大潮由此开启;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改革中异军突起;《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布，改革由农村发展到城市;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结论。
解说词：
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签下如是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当时，这群农民并没有想到，一场改变中国亿万农民命运的改革实践，正拉开大幕。春潮涌动，正由涓涓细流，汇成滚滚洪流。
1977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放映了一部只有10分钟的内部参考片，片中反映的是安徽农村的贫困状况。随后中央政治局迅速作出决定，要尽快派一名得力的干部去主持安徽工作。于是，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1978年夏，安徽发生特大旱灾，省委果断作出了“借地给农民种麦”的决定。
肥西县灾情严重，夏粮减产，中晚稻绝收。山南区委召集各队党员开会，讨论如何多收粮食度过饥荒，到会23名党员一致同意把地借出去分给村民，包产到户，搞责任田。
肥西县小井庄原会计李祖忠：“23号开始分，24号早上那就不一样了，男女老少，除了一个老，除了一个小，整个上田里去了，都到自家田里去了。那样干，用刮子刮，那干劲，非常十足。”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当年是远近闻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农民自发地实行了“大包干”。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 关友江：“1978年是大旱年，1979年是风调雨顺。用我们的土话讲，丢什么收什么。”
人们终于看到了久已盼望的丰收景象：小岗粮食产量比前一年增加四倍，农民收入增长十六倍，村民人均收入从上年的22元跃升到350元。
在此前后，山东、四川、内蒙古、甘肃、河南、贵州、等地也出现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联产计酬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土地。我国的土地所有制是国家所有权和农民集体所有权并存的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农民生产责任制，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激发了农村活力，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邓小平说，包产到户是“农民发明的”。他说，“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自1982年开始，党中央连续5年发出中央一号文件，把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推向全国。
大包干带来大变化，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4000亿公斤，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1.3倍，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接近400公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唱遍了大江南北。在春天，家家户户都在田地中忙着春耕。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一片冬麦，那一片高粱。十里呦荷塘，十里果香……”
序幕已经拉开，农村改革大潮势不可挡，广大农村呈现出勃勃生机。
距离凤阳县小岗村数百公里外的浙江省萧山县，人口众多，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为了吃饭，当地社员想了很多办法，搞起了多种经营，创办了各种小型企业，其中就有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
鲁冠球：“那个时候，都是集体，个体有，很少，这种工厂你稍微搞大一点，不允许，这样子一搞，搞了六年，换了七个地方，这里不行那里不行，真的，东躲西藏。”
鲁冠球的农机厂从一个小作坊发展为第一个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并开创乡镇企业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企业家勇于改革实践的智慧和担当。如今的万向集团已经是年营业收入超千亿、利润过百亿的现代化跨国企业集团。
篇2：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九集改革春潮观后感
邓小平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就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经过党中央、国务院的反复酝酿和筹备，1979年7月20日，深圳市蛇口区响起了隆隆的炮声，移山填海、兴建码头的工程开始动工。
两天半建设一层楼的“深圳速度”被传为佳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传遍全国，令人深思、催人奋进。
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也为中国改革开放树立了榜样。
1984年的春天，邓小平的专列驶出了北京，驶向了南方。
他说，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决定，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内，邓小平马不停蹄地跑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勃勃生机，让他深感振奋。
他欣然命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决定开放北起辽东半岛的大连、南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这些城市宛如珍珠，串起了中国长达 1万多公里的海岸线。
1988年，中央批准海南建省，并决定开发开放海南岛。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逐渐开启，古老而青春的中国张开双臂，拥抱世界。
改革开放，使中国充满着活力。
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一步步向前发展。从资源的流动、生产要素的流动、人口的流动，从而形成滚滚春潮，爆发出强大的能量，催生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决定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理论成果被人们牢牢记住。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 邓小平：“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国庆35周年盛大庆典，这是对改革开放成就的一次检阅。
在游行队伍里，北京大学的一群学生自发拉起了一条自制的横幅——“小平您好”。
这朴素、亲切的问候，表达了中国人民对邓小平发自内心的爱戴;表达了对他领导开创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支持和拥护。
春潮滚滚，春风浩荡。
这是改革的春潮，时代的春潮，它汹涌澎湃、气势磅礴!它凝聚着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美好愿望，向着美好的未来，势不可挡，奔涌向前!
篇3：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九集改革春潮观后感
从1979年开始，江苏昆山、江阴、张家港、常熟，浙江温州，福建晋江，广东佛山等地，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农村经济出现历史性变化。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个伟大创造，为促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开辟了一条新路。
农村改革紧锣密鼓，推进城市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城市改革先从“放权、让利、搞活”做起。放权就是中央向地方下放财权、物权，扩大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
1979年5月，首都钢铁厂等8家大型国营企业开始进行改革试点。从1981年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广。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一个推进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
这标志着改革的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计划管理体制、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改革价格体制、形成多种价格形式。
一项项改革逐步冲破了传统的经济体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改革如大江东去，激流浩荡;社会像龙舟竞渡，百舸争流。
随着社会经济的活跃，中央提出，要“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于是，街上走南闯北的生意人多了，摆摊做买卖的也越来越多了。
温州人民西路上，这家店铺并不惹眼，却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开始。从那时起，“个体户”这个字眼逐渐为中国老百姓所熟知。
1979年秋天，18岁的章华妹作出一个冒险而又无奈的决定：当个体户。当时的政策对个体工商业还有许多限制，她只能偷偷摸摸地在家门前摆摊，卖些日用小百货补贴家用。
章华妹没有料到，转机会来得这么快。1980年12月，一张编号为10101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发到了章华妹手中，直到24年后，她才知道：自己领到的这张营业执照是全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份个体营业执照。
章华妹：“工商所的同志过来说，你现在拿了这个执照，你们可以做大一点了，国家是允许你们做的，你们大胆去做吧，不要有什么顾虑，能开多大开多大，没关系。”
在个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安徽芜湖“傻子瓜子”的经营者年广久成了有争议的人物。年广久的瓜子名气大，销路好，自家人手不够用，他就找人帮工。起初他的雇工只有几个人，后来发展到100多人。
有人说，年广久雇工人数超过规定，应该限制。邓小平看到调查报告后，他说：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政策逐渐放宽，使市场上水到渠成地出现了私营经济。这些起初不起眼的小作坊、小工厂、小商店越做越大，小本生意做成全国乃至跨国买卖，成长为实力强劲的私营企业主。
这组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雅马哈鱼档 》，记录了像章华妹等一批由待业青年转变而来的创业者们，他们也因此成为改革开放政策最早的受益者。1978年全国家庭作坊和个体户的数量仅有14万，到1981年已经增长到了260万。
个体经济发展，私营经济竞相崛起，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结构中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
传统计划流通制开始向市场流通体制演变。农贸市场、菜市场、社区菜店、农副产品平价商店等呈现出新的气象，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的流通更加活跃，朝着方便群众生活、保障商品质量、促进居民消费的方向发展。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科技方面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全面展开。1985年3月，中央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北京大学的王选抓住了机遇。他主持研发成功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后，没有驻守实验室停止脚步，1988年，他携技术与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合作，这是方正集团的前身。
激光照排技术取得了巨大的市场效益，引发了“告别铅与火、迎来光与电”的技术革命。王选被誉为“当代毕昇”。
王选在商海弄潮，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在新科技浪潮中逐浪。
1986年3月3日，他们给邓小平写信，建议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在国际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3月5日，邓小平明确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正因为意识到科技是当今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他还说，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是人才，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198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后来，人们按提议的时间把它称为“863”计划。
中国的对外开放，这时也取得重大突破。
1978年3月，中央正式决定派习仲勋主政广东。7月，习仲勋到达广东后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当时他来到中英街，他看到街心几块石头隔离了一条小街，香港一侧车水马龙，而大陆一侧非常萧条。一路上看到的景象让他心情沉重。
1979年4月，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发言中希望中央能根据广东紧靠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给予特殊政策，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这一设想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
篇4：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五集壮志凌云观后感
主要内容：1955年党中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为了国家安全，把发展以原子弹、导弹为代表的尖端技术放在突出位置。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人民奋发图强，艰难而又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飞行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1974年，中国核潜艇首艇交付海军使用。在呕心沥血的奋斗中，许多新中国的开国将帅和老一辈科学家用生命与激情拥抱国家使命，最终凝聚成绚丽的光芒。
解说词：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里，珍藏着一块名为开业之石的铀矿石标本。铀，是实现核裂变反应的基本物质。
1954年秋，中国地质部在广西发现了铀矿。地质队员采集的铀矿石很快就出现在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将这块铀矿石标本拿在手上，掂了又掂，意味深长地说：这是决定命运的!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关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汇报讲解。他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李四光拿出这块黑黄色的铀矿石标本，钱三强用射线探测仪器对铀矿石作了演示。毛泽东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就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做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铸盾坚固国防的战略决策。
日本广岛、长崎上空核爆炸的蘑菇云，加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同时也拉开了西方大国核军备竞赛的序幕。新中国成立时，世界已进入核时代。西方核武器的威胁，像一个巨大阴影笼罩在中国人的心头。早在1949年3月新中国诞生前夕，周恩来就听取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建议，并委托他从法国购买了一批核科学研究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
新中国成立前后，1500多名海外高级知识分子，怀揣着民族复兴、浴火重生的梦想，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决然回到祖国。他们的回归奠定了新中国第一代科学研究体系。
1955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周恩来直接帮助下从美国回国。他回国后，立刻提出发展导弹的设想。
1956年，国家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远景规划，把原子能和平利用列为12项重点任务第一项，同时部署了两个更大的项目，即：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这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包括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而核弹，包括原子弹和氢弹。研制工作是逐步展开的。
1956年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会后，成立了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负责导弹的研制和航空工业的发展工作。一切都在静谧而高速运转着。
1956年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即导弹研究院成立，钱学森任院长。很快，核武器研究院成立，一大批顶尖的核物理专家汇聚旗下。新中国研制试验基地和工业企业建设的庞大工程全面启动。
一批批从炮火硝烟中冲杀过来的中国军人，带着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走向工厂矿山，走进科研院所，踏上向国防现代化进军的新征途。数以十万计的工程兵、铁道兵部队和建筑工人队伍从四面八方向广袤的西北秘密开进。
1958年4月，甘肃酒泉开始建设导弹发射基地。核武器试验基地最后确定在新疆罗布泊。从此，为了“两弹”的研制，十多万科研人员和参试部队告别了亲友，离开了故乡，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来到大西北 。他们当中90%的人不到35岁。
地处中国西北的试验基地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盛夏时地表温度高达六十多度。刮起风来，飞沙走石。狂风能把帐篷掀起，飞起的石头能将汽车的挡风玻璃打碎。水十分珍贵，早上的洗脸水留着下班时洗手，晚上洗脚，还用来洗衣服。
一位研究设计人员曾经这样回忆：一些高出地面不到一米的地窖，就是全部落区工作人员的住房。住在地窖里虽说不太冷，可是窖顶上不断地往下淌沙子。在别处，床单是铺在身下用的，而在这里，床单却挂在空中。开始新来的同志还不太理解，但是住了一夜之后，深感其设置的奥秘，如不这样，睡一夜起来，七窍都要被沙子灌满了。在地窖里吃饭，谁的碗也不敢对空暴露，大家都是一个姿势，低着头、弓着腰，用上身遮挡饭碗，以防沙子空袭。
最初，中国导弹、原子弹的研制，曾经得到苏联的技术援助。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规定在1957年至1961年底，苏联将在火箭、航空技术和原子弹研制等方面向中国提供技术。这些援助，对中国导弹、原子弹研制的起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9年6月，风云突变。由于中苏矛盾激化，苏共中央突然致信中共中央，宣布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有关技术资料等项目。一夜之间，苏联政府撕毁了数十个协定和数百份合同，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半途停顿，一些正在建设的工程被迫下马。于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有了个刻骨铭心的代号“596。”
此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耗资巨大的国防尖端科技项目究竟是上马还是下马，意见针锋相对。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不能放松或下马。聂荣臻态度坚定：我们必须搞出以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同时还可以带动我国许多现代化科学技术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动摇奋发图强的壮志和雄心，站起来的中华民族依然直挺着不屈的脊梁，艰难而又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就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83天，中国自己制造的这枚被称作“争气弹”的导弹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准确命中目标。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为加强对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组织全国的大协作。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导弹和人造卫星研制被统一纳入委员会领导范围。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巨响。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中国有了原子弹之后，有西方记者说，中国是有弹没枪。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曾经预言，中国五年内不会有运载工具。然而，他们又一次低估了中国人的能力。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之前的三个月，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中近程弹道导弹。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1966年3月，中央专委批准进行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飞行试验。1966年10月27日9时，东风二号核导弹点火升空。9分14秒后，核弹头在距发射场894公里之外的罗布泊弹着区靶心上空569米的高度爆炸。这意味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就在这一年，中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中国战略核导弹，从中近程发展到远程，从液体燃料发展到固体燃料，从陆上发展到水下，从固定阵地发射发展到隐蔽机动发射，相继研制成功多种型号、不同射程的战略导弹武器系统，并陆续装备部队。
就在“两弹”研制如火如荼的时候，1958年6月，毛泽东、党中央批准了聂荣臻元帅关于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
后，1968年，中国核潜艇首艇开工建造。后，1988年9月15日，中国第一次用导弹核潜艇发射潜地导弹取得成功。
中国终于拥有了一支以核潜艇为作战平台的核打击力量，在潜在的核战争中具备了战略反制能力。
正当中国导弹、原子弹技术取得重要突破之时，世界大国的激烈较量和竞争已经由陆地扩展到太空。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总负责人 孙家栋：咱们国家第一颗卫星上天的时候，那阵儿是比较困难，条件非常不具备。但是国家针对当时形势的需要，就真是要靠咱们国家自己的力量。因为外界对我们是完全封锁的。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搭载下进入太空。举国一片欢腾。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第5个发射卫星的国家。
截止到3月，中国航天已有8种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进行了300次航天发射。已有包括对地观测、通信广播、导航、科学技术试验四大系列在轨运行的200多颗卫星。
回望共和国走过来的路，两弹一星的研制历史，宏大辉煌，跌宕起伏。而这一切，都是在极端保密的环境中默然进行的。
邓颖超曾讲到，对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她也是在爆炸成功消息公布后才知道的。周恩来对她也是严格保密。邓颖超回忆道：当时他向主管的负责人说，这次试验，全体工程技术人员都要绝对注意保守国家机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人员知道，不能告诉其他同志，包括自己的家属和亲友。
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人，是许多参加研制和试验的人员的写照。
为了研制原子弹，邓稼先是最早接到调令的核物理学家之一，给家人留下了一张全家福后，邓稼先的名字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那年他刚满34岁。
在和妻子临别那天晚上，他对妻子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
1958年8月，邓稼先赴戈壁滩核试验基地时，连一个通信的信箱都没有留下，余下的就只剩一个妻子对丈夫一无所知的许多岁月。
在秘密而简陋的房屋里，邓稼先和计算小组依靠手摇式计算机，对涉及原子弹爆炸的关键数据反复进行运算，最终完成了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
一次突如其来的事故成了邓稼先身体健康的转折点。邓稼先在没有任何防护的状态下径直走到事故中心区。就这样一个举动，谁也说不清他的身体究竟受到多大的伤害。
直到1986年6月，医院发出邓稼先病危报告，中央军委指示对其解密，各大报刊在显著版面以《两弹元勋邓稼先》为题报道了他默默无闻的28年。
篇5：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五集壮志凌云观后感
对54岁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而言，他刚刚在苏联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而蜚声国际，也正是出成果的黄金年华，参加原子弹研制便意味着放弃这一切。
在他回答“我愿以身许国”后，国际物理学界横空出世的王淦昌消失了，而在西北的核试验基地多了一个叫王京的人主持爆轰试验。
1968年12月，时年59岁，负责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的郭永怀从青海试验基地因工作赶回北京。
12月5日凌晨，郭永怀乘坐的飞机在降落中失事。
当人们找到遗体时，发现在最后时刻郭永怀和警卫员抱在一起，用身体保护住了装有绝密科研资料的文件包。
当年，郭永怀因为长期从事绝密工作，和家人聚少离多，年幼的女儿过生日时向他要礼物，他只好满怀歉意地指着天上的星星说，以后天上会多一颗星星，那就是爸爸送你的礼物。
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式将编号为212796号的小行星命名为郭永怀星。他也成为第一位以烈士身份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科学家。
他们用全部的生命与激情拥抱国家使命，最终凝聚成绚丽的光芒。
那光芒照亮了我们的土地，照亮了用血与火所浇铸的共和国，也照亮了永不受人欺辱的强国梦想!
研制两弹一星的过程，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全国各个行业、各相关部门，大力协作，攻克难关，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两弹一星的试验成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维护了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这是国家力量的象征，是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
人生易老天难老。
当年无数人拼着性命支撑共和国发出的那一声声震惊世界的呐喊,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史册中。
篇6：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七集艰辛探索观后感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今年的国庆节已经顺利举办了，全国人民都在等待着节日的到来，这是祖**亲的生日，也是亿万万中华儿女最为骄傲自豪的日子。今天给大家分享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七集的观后感!
2019专题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七集艰辛探索观后感
主要内容：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形成初步的系统的思路。中共八大的召开，标志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作出重要理论贡献。七千人大会，代表们畅所欲言，针砭时弊，总结教训。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在曲折中发展，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解说词：
1955年11月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各地视察。途经天津、德州、济南等16个城市，每到一地，毛泽东都与当地主要负责同志谈话，调查生产建设情况。
此前一个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在1956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给八大作准备，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周密的调查研究。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面对这样一个全新课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重要经验。
毛泽东在外地考察结束、回到北京后，又先后听取国务院35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总共持续了四十三天。
1956年2月14日，农历大年初三，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取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关于重工业的汇报，这是43天汇报的第一场。
就在这同一天，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开幕。会议期间，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对正在思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要引起高度重视。
毛泽东说，苏联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在讨论有关苏共二十大的问题时，他强调，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听取汇报的间隙，毛泽东连续六天参观了机械工业展览。这个展览设在中南海瀛台。展室是古老的，但展品则是现代的，代表当时中国工业的最高水平。
毛泽东每天下午来到瀛台参观，看得十分认真。有时还找来相关图书材料进一步了解情况。
1956年4月25日和5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提出要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的、比较系统的思路。毛泽东后来自己也认为：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探索是从多方面展开的。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说，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判断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基础。
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到会讲话。他说，“现在我们在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要搞科学，革愚蠢同无知的命，叫文化革命。”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这次会议在知识界“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知识分子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一个“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很快兴起。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这个方针，并明确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
“双百”方针一提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
作为一名亲历者，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曾经回忆道：“‘双百’方针的提出，无论对中国遗传学事业，还是对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霖，是一种莫大的支持，这是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的。”
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文艺界、学术界空前活跃，1956年一年举办的重要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有50多次，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学术论文和报告超过篇，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涌现出一大批反映时代气息、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
“双百”方针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它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更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展繁荣文艺和学术的坚定信心。
1956年9月15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刚刚落成的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
在开幕式上，毛泽东致开幕词。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毛泽东不到3000字的开幕词，赢得了32次掌声。这掌声显示出中国共产党的团结、自信与事业的兴旺。
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的胜利!”
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
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
在选举八届中央委员的时候，毛泽东专门讲到，中央委员会的结构要反映党的历史发展，现在转到搞建设，搞经济，中央委员会将来应该有许多工程师、科学家和从工人中成长的干部。
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
就在这个时候，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我国也涌现出大量新的矛盾。如何科学看待并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一大考验。
1956年11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以当时东欧一些国家的事件为鉴戒，强调在兼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同时，必须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人民群众，并决定准备开展全党整风。
经过长时间观察思考，在总结一年来国际国内发生重要事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逐渐成熟。
1957年2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对于已在全国处于执政地位的党来说，更重要的是以民主的和说服教育的方法处理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
1957年4月27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在全党开展一场“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使党的作风得到改进。
3天后，毛泽东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进行座谈，表明共产党的真诚态度，欢迎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
毛泽东提出，希望通过整风，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对他们的反击是必要的，但由于对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尽管这时在政治上开始出现“左”的偏差，但经济建设工作仍然贯彻了八大的方针，党和人民齐心协力，埋头苦干， 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指标均大幅度超额完成。
各地的工厂农村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涨热情，反映了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也使许多人认为，完全有可能在全国范围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得多的速度进行建设。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发生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深刻教训。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误。
1958年10月，毛泽东又一次踏上南下旅途。他一路上走走停停，每到一处都要找当地干部谈话，了解情况。一方面，他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取得的成果感到兴奋;另一方面，他也觉察到，这场热火朝天的运动需要降降温。随后，中央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纠正“左”的错误。
为了探索经济建设规律，毛泽东多次提倡各级领导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毛泽东自己在杭州组织了读书小组，从1959年底开始，用两个多月通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刘少奇、周恩来等也都组织了学习小组。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谈到，讲到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要充分利用它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写就《十年总结》一文。对新中国成立间的探索历程，毛泽东作了一个初步的总结，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强调要去调查它、研究它，从中找出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1961年1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这一年，中央领导同志全都深入基层第一线，摸清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留下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精彩篇章。
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蹲点调查。刘少奇去了湖南的长沙和宁乡县，周恩来去了河北邯郸的武安、涉县，朱德前往四川、陕西、河南，陈云到了上海青浦县，邓小平到了北京郊区的顺义、怀柔县。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一直扩大到县级，共7000人参加被称为“七千人大会”。会上，代表们畅所欲言，针砭时弊，总结教训。
从这一年开始，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进入全面调整时期，开始逐步走出低谷。
1964年底到1965年初，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完整地、明确地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并确定了分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成为凝聚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宏伟蓝图和精神动力。
到1965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全面完成，工农业生产总值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长期的敌视、封锁和孤立，以及苏联在中苏关系恶化后施加的巨大压力，严峻的外部环境对党在科学判断国内政治形势、确定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与方针政策时产生了极大影响。
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
但是，由于“左”的错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积累发展，终于酿成了“”这场延续十年的**，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损失最大的挫折。党最终依靠自己的力量结束了“”。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纠正自己的错误，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
“”中，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党和人民克服各种困难，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发展。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河北省唐山市发生7.8级强烈地震，造成24万人遇难、16万人重伤，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最大的一次灾难，给唐山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广大军民支持帮助下，唐山人民以顽强拼搏的精神投入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在中华民族奋斗史上谱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并为我们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习近平:“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发展富强、中国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建立的不朽功勋，将永远铭刻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丰碑上。
篇7：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一集新中国诞生观后感精选
新中国的成立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奋斗牺牲的结果，是二十八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取得的结果。七届二中全会，绘制了新中国的蓝图，提出了“两个务必”。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国民党政权宣告覆灭。民主人士汇聚北平共商国是。毛泽东写下《论人民民主专政》，为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作了理论上的准备。新政协筹备会讨论《共同纲领》，讨论确定国名、国旗、国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通过。10月1日开国大典，由此，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曾经长期走在世界前列，创造了璀璨辉煌的中华文明，为人类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民族。
屈辱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从1840年到1970年里，清政府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400多个。中国逐渐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却未能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一百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划分了历史时代，中国从此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南昌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长征两万五年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全国解放战争。。。。。。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斗，新中国的曙光，终于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西柏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1949年3月23日清晨，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
香山双清别墅是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见证地。在这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1949年4月23日，胜利的红旗在南京总统府上空飘扬，国民党政权宣告覆灭。解放军一路南下、凯歌高进，解放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和乡村。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发出后，经中共中央安排，民主人士纷纷响应号召，秘密北上进入解放区，参加新中国的筹建。许多人参加了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这为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
篇8：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一集新中国诞生观后感精选
1949年初，毛泽东和周恩来曾专门致函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邀请她北上共商国是。经过深思熟虑，宋庆龄乘火车来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早已迎候在站台上。毛泽东还亲自登上火车迎接。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构想。这篇重要文献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政策的基础。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隆重开幕。在随后的政协筹备会中，经过讨论，代表一致同意，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国名就这样诞生了。
周恩来亲手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共同纲领》还规定，在各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区域自治。1949年7月，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通过报刊、电台向全国征求。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数不清的人士把对新中国的憧憬注入笔端，各种设计方案雪片般飞向北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会议决定定都北平，北平改名为北京，以公元纪年，国旗为五星红旗，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会议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随后成立了政务院，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九州方圆，万众归心。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起。在“八一”军旗的引导下，一万六千四百名官兵组成的受阅部队，由东向西行进，阵容严整，一往无前。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无数革命先辈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全国仅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就有约万人。
新中国的诞生，开辟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它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进入了新的阶段。它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促进了人类进步事业的发展。
篇9：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四集起宏图观后感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开国第一仗，打出了国威和军威，为新中国的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家安全环境。党中央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奠定了新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代表着亿万农民的前进方向，永安公司成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典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通过，确立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在船上听取了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建设的情况汇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长江上修建的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桥。
那天，风和日丽，毛泽东心情正好，兴致很高，忽然提议要在长江里游泳。这是他第一次横渡长江。从蛇山北岸游到汉口的淡水池，15公里，毛泽东在水里游了整整两小时。从水中，他穿越了正在建设中的长江大桥。
几天以后，毛泽东写下那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游泳》。
兴起大规模经济建设，把新中国建成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正是几代中华儿女孜孜以求的梦想。
但奠基之初，新中国建设者们，对内，面对着的是“一穷二白”的家底，对外，面临着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
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甘肃玉门拍到的一组镜头。那时候中国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开采石油的。拼命干，全国原油产量也只有12万吨。
毛泽东感慨道：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憋着一股劲的中国人，下定决心，迎难而上。从1953年起，一场大规模经济建设热气腾腾地在中华大地全面铺开。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工业体系，是新中国宏大的抱负。
1953年我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为实现工业化而积极奋斗。
第一个五年计划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建造的156个建设项目为标志，重点发展重工业，能源、原材料、机器制造等基础工业项目。
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期间，曾经参观了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当看到一辆接一辆的汽车驶下装配线时，他把手指往地上一指，对随行人员一字一句地说：“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大工厂。”
1953年7月15日，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工业基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在一片荒郊上举行奠基仪式的。
筹备之初，有人提出像苏联那样，把这第一个汽车厂叫“毛泽东汽车制造厂”，因为苏联的第一个汽车厂叫“斯大林汽车制造厂”，也有的人提出叫“新中国汽车制造厂”。毛泽东只同意叫第一汽车制造厂，他说“我们很快还要有第二，第三个。”
为生产出共和国的第一辆汽车，技术人员自制的汽车零件有2335种，各种工装、非标图纸达十多万张，描图员就有一百多人。
当年建设一汽共投入资金6亿元，相当于全国6亿人民一人一块钱。
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解放牌汽车试制成功。第一辆卡车下线之前，有人建议把一汽的产品命名为“毛泽东号”，但毛泽东欣然命笔，写下了雄浑有力的“解放”二字。
首批十二辆解放牌汽车缓缓驶下装配线，绕厂一周后驶向市区。驾驶首批解放牌汽车上街的司机马国范，脸上的笑容藏也藏不住，幸福的模样被人们编成《老司机》这首歌：“五十岁的老司机我笑脸扬啊，拉起那手风琴咱们唠唠家常。想当年我十八就学会了开汽车呀，摆弄那个外国车呀，我是个老内行啊，可就是啊，没见过，中国车呀啥模样啊。盼星星盼月亮啊，盼的那个国产汽车真就出了厂。”
中国第一辆国产小轿车，东风牌轿车，也诞生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1958年5月21日一大早，一辆红色的东风轿车驶进了中南海，环绕绿色草坪行驶了两圈，稳稳地停了下来。车门打开，毛泽东满面春风地跨出车门，高兴地说：“好啊!坐上我们自己的小轿车了!”
篇10：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四集起宏图观后感
那个火红的年代，同炼钢炉前熊熊炉火一起映照在工人们欣喜的面庞上。
新中国向工业进军，激励着无数建设者的不眠之夜。
那是为祖国创业!没有什么比为祖国创业更令人胸怀宽阔、精神振奋!
那个火红的年代，在高山，在平原，在大漠，在戈壁，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平均每天都有一个项目开工或者竣工。
1956年7月，沈阳飞机制造厂生产出第一架新型喷气式歼击机。
1957年，中国开始生产T54型坦克。
1958年，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诞生。
洛阳拖拉机厂的兴建，开始了中国人自己制造拖拉机的历史。谭震林副总理兴奋地说：“一个耕地不用牛的时代开始了!”
富拉尔基和太原等重型机器厂的建成，使中国能够自行制造重型采矿设备、工程机械等，大大提高了机械设备的自给能力。
从前连铁钉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第一次建立起了自己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新中国的建设宏图不仅仅展现在现代基础工业建设中，也展现在崇山峻岭和辽阔高原上。这里是被誉为“中国人的景观大道”——318国道。平原高山，草原冰川，迥然不同的景象，美轮美奂。行驶在这里，你很难想象当年的建设者是怎样在这悬崖峭壁中用生命和鲜血打通这条进藏通道的。
1950年初，解放军奉命进军西藏。毛泽东指示进藏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
就这样，11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和当地百姓一起手拿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等原始工具，身上捆着绳子吊在半山腰作业。他们命悬一线，绝不退缩，一点一点向着拉萨的方向推进。
为了打通这条从雅安到拉萨的进藏通道，有三千多名官兵英勇捐躯高原，几乎一公里就有一名官兵倒下，而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
两次骑马进藏的艰难经历，让开国将军慕生忠萌生了修筑一条从格尔木到拉萨的现代公路的设想。为了修路，慕生忠从青海跑到北京，找到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老首长彭德怀作了汇报。半年后，中央批准了慕生忠的青藏公路修路报告。
1954年5月11日，慕生忠带领十九名干部，一千二百多名当地百姓和战士，在格尔木河畔、昆仑山口、楚玛尔河拉开了战场。他们边修路边通车，只用了七十九天就把公路修到了可可西里。慕生忠带领大伙白天抡大锤，晚上住帐篷。他不断地鼓励大家：“修筑青藏公路的决心不能动摇，就是死了也要头朝拉萨。”
在开工后的七个月零四天，二十五座雪山被筑路者攻克，汽车终于能从格尔木直接开到布达拉宫。1954年12月25日，川藏、青藏两大公路举行了通车典礼，结束了西藏没有公路的历史。
到1957年底，中国大部分县、镇通了汽车。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5万多公里，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都有了铁路，通车里程达到29862公里。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修建了一批民航机场，开辟了通往东南亚、欧洲和非洲的三条航线。
水与大河，既孕育和滋养了文明，也带来了凶险和灾难。自古以来，中国始终是一个水患灾害频繁袭扰的国家。治理水患，变害为利，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1950年夏天，一份反映淮河特大洪涝灾情的报告，让毛泽东流了泪。报告写道：受灾耕地面积4350万亩，灾民“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毛泽东当即批示：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他说：“不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
治理淮河是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大型水利工程。全国有两千多万人直接参与水利工程建设，投入经费约七亿元。“父子齐上阵，兄弟争报名，妇女不示弱，夫妻共出征”，形象地体现了当年治理淮河的真实状况。
有着“新中国第一坝”之称的佛子岭水库大坝，就是在这一时期建成的。
修建新中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谁也没有经验。茅以升、钱令希、黄文熙……数不清的专家、技术人员来到这里参加技术论证。工人们白天施工、夜里学习，实现技术革新四千多项。
篇11：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四集起宏图观后感
1954年11月，佛子岭水库竣工。据统计，建库至今，佛子岭水库群已累计拦截大大小小的洪水230余次。
随着治理淮河、荆江分洪、黄河下游防洪工程等骨干项目的建成，中国很多地区水患频繁，灾害不断的状况得到初步改变。
有了水库还不能实现旱涝保收。几千年来农民各自耕种的土地是没有统一灌溉系统的，新中国几亿农民又开始了修渠引水，平整土地等农田基本建设。
那个火红的年代，同样激励着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农民。农村广袤的土地上红旗招展，这是几亿农民在祖辈留下来的土地上进行着伟大的创业。宏伟的农业基础工程，保障了农业稳定丰收，显著增产，并为发展现代农业建造了必要的基础条件。新中国农民的贡献是巨大的。
在新疆天山南侧的库尔勒市中心有一座纪念碑，叫十八团渠纪念碑，这尊铜像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数新疆屯垦戍边将士光辉形象的真实写照。
1949年王震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进军新疆，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随后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不得有任何人站在劳动生产之外”。就这样，驻疆部队只保留一个国防师，其他部队全都一手拿枪，一手拿锹，奔赴新战场。作战地图变成了生产地图，炮兵瞄准仪变成了水平仪，战马变成了耕马，马镫变成了犁头，十多万将士在天山南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54年10月，中央政府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此后，全国各地大批优秀青年、复转军人、知识分子、科技人员加入兵团行列，投身新疆建设。他们栉风沐雨，扎根边疆，为推动新疆发展、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边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我国黑龙江省北部三江平原、黑龙江沿河平原及嫩江流域，曾经是一大片荒芜地区，被称为“北大荒”。
经过上世纪50年代大规模的垦殖，昔日的“北大荒”变成了“捏把黑土冒油花，插双筷子也发芽”的北大仓。
1950年9月，在北京召开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来自祖国各地和各条战线上的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在祖国的首都北京相聚，其中不少是劳动妇女代表。
梁军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她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是50年代女青年向往与效仿的楷模。1960年发行的人民币一元票也是根据她的原型设计印制的。
英雄奔赴北大荒，好汉建设黑龙江。截至1977年，陆续有十四万复转官兵和几十万青年垦荒者来到北大荒，他们中很多人长眠在了黑土地下。
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是拓荒勇士们留给中华民族的不朽财富。
新中国正在飞速成长。捷报一个接一个传来。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在1956年提前一年完成。1957年9月25日，武汉长江大桥举行了通车典礼。中国邮政总局为此发行了一套两枚纪念邮票—《武汉长江大桥》。
急速发展的祖国需要更多的建设工业化国家的新知识，需要更多的青年们快快成长。
1957年，毛泽东再次访问苏联，特别在莫斯科接见了中国留学生。他动情地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领袖的殷殷期望，激励着热血衷肠的中国青年。他们正在茁壮成长，他们必将成为宏伟蓝图的绘制者和中坚力量。
篇12：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十集突破重围观后感
主要内容：经济过热，矛盾凸显;国内“**”，国际挑战。密切联系群众，查办大案要案，党风进一步好转。浦东开发开放，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是继续改革开放的坚定步骤。开展全方位外交工作，加强沟通，捍卫国家尊严。党的十四大正式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共和国的航船突破重围，破浪前行。
解说词：
1989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元旦献词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
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利用人们对物价上涨和腐败现象的不满来制造事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长期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此时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出现动荡。随着西方敌对势力趁机加紧渗透，国内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沉渣泛起。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下，最终酿成了的。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制止**，平息了这场。经历了这样一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不会改变?国内外许多人十分关注。邓小平斩钉截铁地作了回答：“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一讲话，在关键时刻坚定了全国人民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19_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全会对中央领导层进行了人事调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危难之际，稳掌中国的航船，在经受严峻考验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面对复杂的局势，党中央发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党的建设，加大反腐倡廉力度，集中力量查办一批大案要案，狠刹不正之风，党的作风、党的形象进一步好转。与此同时，把国民经济治理整顿工作重新提上日程。人民群众关心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流通领域的混乱现象得到初步整顿。
1989年，国家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建立中央和地方的肉、蛋、奶、水产和蔬菜生产基地。老百姓的“菜篮子”成了各级政府关注的焦点之一。国家增加农业投入，调整种植结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农业生产扭转了此前的徘徊局面。1989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新中国成立至当年的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也更加坚定。浦东开发开放，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项重大部署。这段影像，记录了1990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向邓小平汇报有关浦东开发工作设想的场景。
1990年4月18日，浦东开发开放正式启动，浦东开发开放也被上升到国家重大战略的高度。浦东的发展揭开崭新的一页。浦东开发开放后的5年，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781.66亿元，猛增到1995年的2499.43亿元。
1990年11月26日，经国务院授权，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建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成立。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随后，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两家交易所的运营，实现了股票的集中交易，形成了全国性的沪市、深市两个证券交易市场，有力推动了股份制的发展。在稳定国内局势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应对外部压力，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19_年6月5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对中国实施五项制裁，美国国会通过20多项干涉中国内政的议案。7月，美国、法国、英国等西方七国首脑在法国巴黎召开会议，决定对中国采取制裁行动。这时，西方对中国的制裁达到高潮。
西方国家以“人权问题”为名对中国实施所谓制裁，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严重倒退，使中国的对外开放遇到严重障碍。面对西方国家的压力，中国的立场十分坚定。邓小平坚定地表示：“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他还诙谐地说：“我们别的本事没有，抵制制裁还是够资格的，这点小**吹不倒我们”。
1989年9月29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坚定地表示：“企图排斥、孤立中国是很不明智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任何经济制裁，都丝毫不能动摇我们振兴中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丝毫不能动摇我们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信念”。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中国外交工作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既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又积极设法打破制裁，为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中国政府展开了全方位的外交活动，全力推进与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与韩国、新加坡、沙特、文莱、以色列等建立了外交关系，与印度尼西亚恢复了外交关系。
1990年4月，带头制裁中国的美国，批准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一颗商业卫星按合同交由中国发射。这是中国首次为外国发射商用卫星。
1990年9月22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开幕。亚运圣火从海拔5000米以上的念青唐古拉山点燃，传遍神州大地，点燃了亿万中华儿女的激情，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北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办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国际综合运动会。37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创下了亚运会参赛国家和地区的新纪录。国际奥委会和亚奥理事会以及许多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
中国共获得183块金牌，高居榜首。亚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世界再次看到了一个开放、文明、友好、自信的中国。西方的制裁开始被逐步打破。一些西方国家发现，制裁中国，并不能使中国屈服;遏制中国，反而失去了巨大的商机。于是纷纷开始取消所谓的对华制裁。
篇13：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八集伟大转折观后感
主要内容：粉碎“”，举国欢庆，大快人心。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批判“两个凡是”，开展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标志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解说词：
1976年，是中国的龙年，也是让中国人的记忆深刻的年份。
这一年的10月6日，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结束了十年**，举国欢庆，大快人心。
《祝酒歌》词作者韩伟是天津歌舞剧院的一名文艺工作者，他和同事们参加庆祝游行回来后，看到食堂里已经准备了饭菜，每桌还配备了一瓶白酒。平时滴酒不沾的韩伟，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与同事们举起酒杯。几杯下肚后，脱口吟出的几句词。同事听到，忙说这两句好，应该编成歌词。韩伟当晚就写出了初稿。韩伟的老搭档、曲作者施光南一样滴酒不沾，但久积于心的激情喷薄而出，谱出的曲子同样如此醉人。这首歌写的是人心。它是当时人们一扫心中阴霾的表露，也是对即将开始的美好生活期待的表达。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七十三岁的邓小平再度出来工作。
1977年7月30日，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足球比赛的看台上。日本共同社记者描述道：数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技教育工作，以科技教育为突破口推动拨乱反正。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一批学者强烈要求中央下决心恢复高考。
珍藏在中科院档案馆的这些会议记录，真实记录了与会者急切的心情和拨乱反正的决心。当时有学者提出了一个招生的十六字方针：“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挥笔把“单位同意”四个字去掉了。一锤定音，中断的高校招生制度得以恢复。这一年，540多万人报名考试，27万多名考生被录取，高考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1978年3月，27万多名大学新生沐浴着春天的阳光，走进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开始了新的生活。
从此，校园里，树林下，又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高考的恢复，极大地激发了青年人热爱学习、崇尚科学的热情。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5500多位代表汇聚一堂。他们之中有的是阔别多年的老友，有的是校友、师生，在中断联系、阔别十多年之后重逢在这里，万分激动，百感交集。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和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展示出巨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已经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
作家马识途这样记录下当时的情景：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热烈的掌声;
“科学工作者是劳动者”，更热烈的掌声;
“你们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极其热烈的掌声;
“我愿意做你们的后勤部长”，极其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对于知识分子的公正评价，激起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强烈共鸣。
这次大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86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抱病参加了大会。他在书面发言中，用诗人的语言，写下了这样的祝词：“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春天到来，乍暖还寒。历史的巨轮往往会在惯性的驱使下，继续沿着过去的轨道运行。“两个凡是”，严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当时还没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致党中央的信中郑重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工作。”他还说：“两个凡是”不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新华社向全国转发。随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这篇文章5000多字，锋芒直指“两个凡是”，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引起了一场全国性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邓小平再次旗帜鲜明，他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邓小平开始采取行动，全力支持和引导这次大讨论。
1978年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号召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人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篇14：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十集突破重围观后感
到1991年底，中国同大多数西方国家关系基本回到正常轨道。
到1992年，中国已同15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
1993年11月，首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举行。应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前往出席。其间，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正式会晤，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彻底破产。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中国外交取得全方位胜利。在中国打破西方国家制裁封锁的同时，国际局势还发生了另一个重大变化。1991年12月25日晚7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发表告人民书，宣布停止行使总统职务。随后，在全世界电视观众的注视下，苏联国旗缓缓降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超级大国苏联解体了。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让西方政客们兴高采烈，认为“社会主义终结”了。西方发达国家随之加大对中国“以压促变”的力度，中国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1992年，改革开放走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为我国加入全球性竞争和合作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深层次性问题尚需解决。同时，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陷入低潮，西方敌对势力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大溃败”，不可避免地投射到国内。一时间，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对改革开放存在质疑和争论。能否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向前推进，成为影响90年代中国发展的大问题。
正是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口，邓小平再次以他特有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为中国指明了道路。自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他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他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88岁高龄的邓小平，不辞劳顿、风尘仆仆，一路走，一路讲。
邓小平的谈话科学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将中国再次引入了历史的快车道。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以1992年第2号文件的形式，向全党传达了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内容。东方风来满眼春。南方谈话犹如一股强劲的东风，驱散了人们思想上的迷雾，中国的改革开放又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
这年6月，长江沿岸的10个中心城市全部对外开放。此后，其他17个内陆省会城市以及一些内陆边境城市也相继对外开放。中国由此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的开放大格局。正是在199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酝酿着重大突破。1992年6月9日上午，在中共中央党校，江泽民在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讲话。
他说，面对建立新经济体制讨论中提出的“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意见，“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为全党各项工作的根本指针。在这次大会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得到郑重确认。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词汇，记录了中国十多年艰难执著的探索，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殊智慧，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向前迈进的历史逻辑。但也有人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能否结合在一起表示怀疑。
1994年12月，江泽民在天津考察工作时强调指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市场经济的性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突破，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展现出崭新的面貌。市场机制作用的扩大，极大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
从这时开始，中国的出口呈现高速增长，“中国制造”开始走向世界，同时，一批大型跨国公司逐渐成为来华投资新主角。此时，世界科技飞速发展，信息革命已经来临。闯过激流险滩，冲破惊涛骇浪的中国，社会变革也在提速，改革开放的步伐更加坚定，向着21世纪的大门奋力跨越。
篇15：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八集伟大转折观后感
为了全党的工作重点能尽快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8年9月，从朝鲜结束访问后邓小平视察了东北地区。这东北之行，他是到处“点火”。一路上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号召各级干部都要开动脑筋，破除僵化。
与此同时，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旗帜鲜明地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思想解放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如同源头活水，飞流直下。这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思想的束缚，有力地推动了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
20世纪70年代，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给各国发展创造了机遇。1978年，微软公司已经度过了它的2周岁生日;德国告别了铅字印刷，开始用电脑排版;世界上第一个移动电话系统已经开通;发达国家的电视普及率超过了70%;欧洲共同体通过了使用欧洲货币单位的宣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显露。“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是3000多美元。
然而，这一年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所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1.8%，贸易出口额只有世界的0.75%。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政府派出多个代表团，赴国外访问和考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访问了法国、瑞士、联邦德国等五个国家，参观了众多的工厂、矿山、港口。这个代表团后来被称为“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先遣队”。
将目光投向世界的中国人，感受到了震撼和冲击。像西欧国家这样30多米宽，设计时速在80、100公里以上的高速公路，当时的中国连1公里都没有。
这时，邓小平也频繁地出国访问。两个多月中，他访问了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六个亚洲国家，对中国周边一些国家经济开始起飞的情况有了亲身的感受。
邓小平的回答饱含深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见所闻令他意识到，中国要迎头赶上世界的脚步，就必须找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1978年11月10日，200多名高级干部聚集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农业和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问题。与会者先用两三天的时间讨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11月12日，在东北组分组讨论中，陈云指出：发展安定团结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怎么才能实现安定团结?条件是要解决“”及其以前“左”的错误造成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个讲话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讲话全文刊登到简报上。各个组纷纷响应，大家要求彻底纠正“”错误的强烈愿望，就像打开了闸门一样，倾泻而下。
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凸显出来，需要党的领导人抓住机遇，作出回答，指明方向。邓小平高瞻远瞩，充分肯定和支持陈云的意见。大会实际上变成了从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到政治路线，全面拨乱反正的会议。邓小平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这篇讲话卷起思想解放的风雷，驱散了那个时代困扰中国人的精神迷雾，指明了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五天后，1978年12月18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次会议，是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些关系国家命运的战略决策，体现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由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开始系统清理重大历史是非，拨乱反正全面展开。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为他们恢复名誉。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抚平了很多人的心灵创伤，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如果说1949年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
那么，1978年则是中华民族走向富裕道路的开始。
这一年，有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因中国的变化而改变。
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进程。
篇16：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三集大业奠基观后感
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开国第一仗，打出了国威和军威，为新中国的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家安全环境。党中央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三大改造”奠定了新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代表着亿万农民的前进方向，永安公司成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典型。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通过，确立了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1950年6月6日至9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把经济问题作为中心议题。它标志着全党工作重心，已由革命战争转到经济建设。
这一年，新中国大批军人脱下军装，投入经济建设，在天兰、天成、成渝、滇黔、黔桂、湘桂等铁路线的建设中，活跃着军人的身影。
解放了的人民意气风发，一场为新中国奠基的行动旋即展开。
正当中国人民从各方面落实七届三中全会部署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随即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紧接着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所谓“联合国军”扩大侵朝战争。同时，美国还出动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10月，侵朝美军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并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城市丹东，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令总攻，他认为，圣诞节前就能打到鸭绿江边，结束朝鲜战争!
10月1日、3日，朝鲜政府和金日成首相两次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支援。
10月4日、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
此时，新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首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不想被任何战争干扰了建设进程。经慎重讨论，反复权衡，毛泽东和党中央最后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
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夜幕掩护下，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
毛泽东最了解共产党领导的这支连续征战了23年、愈战愈勇的军队。他深信：“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美国军队掌握着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其地面部队全部机械化;而志愿军基本上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武器装备相当落后。就是在这样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出了气势、打出了威风、打出了震撼世界的一片天。
自1950年10月25日至次年6月10日，中朝军队密切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连续进行5次战役，把侵略军从鸭绿江和图们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一举收复了朝鲜北部广大土地。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这里地形复杂，自然条件恶劣，冬天尤其寒冷，有时温度低达零下40度。就在这冰天雪地的战场上，志愿军与美国军队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殊死搏斗。参加长津湖战役的志愿军部队，是从华东调来的部队，还没来得及换上冬装。
志愿军穿着单薄的军装，充饥的是冻成冰疙瘩的土豆和漫山遍野的冰雪。他们的对手是美陆战1师和美7师，这是美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志愿军将士以最顽强的意志，付出巨大的牺牲，打垮了拥有最现代装备的敌人，毙伤俘敌1.3万余人，取得了这场战役的重大胜利。
在国家博物馆一个陈列窗里，摆放着一铲泥土。它来自朝鲜战场的上甘岭。这铲泥土里，土和弹片的比例几乎是一比一。
上甘岭所在的五圣山，是中朝军队中部防线的战略要冲，也是美军攻击的重点区域。美军在一个半月里，调集兵力6万余人，大炮300余门，坦克170多辆，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对志愿军约3.7平方公里的阵地，倾泻炮弹190余万发，炸弹5000余枚。
在四十三天时间里，志愿军将士依托坑道工事，绝不后退半步，打退对方900多次冲击，歼敌25000多人，阵地屹立不动。
那是一个同仇敌忾的年代。朝鲜战场烽烟滚滚，国内支前轰轰烈烈。全国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到1952年6月结束。共捐献人民币5.565亿元，可以购买3710架战斗机。
在这场烈度空前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涌现出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
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不愧为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坚强卫士，无愧于“最可爱的人”的光荣称号。
在英勇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中，还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英1950年10月19日入朝，11月25日牺牲于美军的轰炸下，此时，距志愿军入朝仅仅36天。
1953年4月，毛泽东特地请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到中南海做客。一位烈士父亲的手和一位烈士母亲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毛泽东说：“你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他们牺牲得光荣，我们都是烈属。”
1990年，工作人员在清理毛泽东留下的遗物时，意外发现了毛泽东单独整理收藏的一个箱子。箱底里有两件衬衫，一双袜子，一顶军帽和一条毛巾。毛泽东瞒着所有人，将这些物品整整珍藏了26年，这是他的儿子，毛岸英留下的最后的遗物。
1953年7月27日，参战各方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落下帷幕。
篇17：片我们走在大路上第三集大业奠基观后感
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后来在回忆录中沮丧地写道：“我获得了一项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而时任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浴血奋战，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保卫了新中国的安全，维护了世界和平，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和平环境，它深刻影响和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在新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9年6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朝鲜参谒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英烈而修建的中朝友谊塔，习近平缓步前行，走上台阶，趋前整理花篮缎带，红色的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
1953年新年伊始，《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宣告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为实现工业化而积极奋斗。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此后，全国人民在开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陆续开展了三大改造运动。
实现工业化是建设新中国的长远目标，事关千秋大业。1953年12月26日，以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7号高炉组成的鞍钢三大工程竣工投产，标志着中国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
河北省遵化县有个小村落——西铺村。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农民生活极为困苦，二十多户农民常年要靠讨饭生活。
1952年，西铺村村民王国藩响应农业合作化号召，把村里最穷的23户农民组织起来，联合办起了一个初级社。由于社里唯一的一头毛驴还有四分之一的使用权属于没有入社的村民，人们便把他们称作 “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全体社员齐心合力，自力更生，“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用三年时间初步改变了先前的贫穷面貌。
毛泽东在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写下按语：“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1956年1月，这本书出版时，全国入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0%。到1956年底，这个数字已经超过96%，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不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国家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
为推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健康发展，稳定工商界思想，毛泽东于1955年10月底连续两次约请工商界一些代表人士座谈，亲自做他们的工作。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此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始进入高潮。
上海南京路上的永安百货，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环球”百货公司。1956年1月14日永安公司正式宣布公私合营。公司总经理郭琳爽在庆祝大会上表演了粤剧，他说：“论艺术我是献丑，论心情我是在交心，是向党奉上我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颗赤子之心。”
到1956年年底，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基本完成。
与此同时，针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广泛进行，逐步引导手工业劳动者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他们中有许多手工业的传统品牌。毛泽东说：“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剪刀一万年也不要搞掉。”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在1956年发生了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已占据绝对优势。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按劳分配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在中国基本建立起来。
在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也在进一步推进。
1953年7月，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许多选民穿上最漂亮的衣服，高高兴兴地来到投票站。参加投票的选民共二亿七千八百零九万三千一百人，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5.88%。近3亿人口的选民参加选举，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也是一个空前规模的民主实践。北京的基层选举工作从12月开始，中南海也设立了专门的投票站。
全国选出了近567万名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在此基础上，选举产生了1226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杭州，西湖，风景如画，游人如织，西湖旁边的杭州北山路84号院的这栋小楼，是新中国制度建设的一个历史地标。
从1953年12月到1954年3月，77个日夜，毛泽东领着一个小组，在这里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草案初稿，史称“西湖稿”。经过历时81天的广泛讨论和反复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正式公布，郑重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并征求意见。全国各界共有1.5亿多人参加了宪法草案的讨论，他们热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又提出了118万余条的修改和补充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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