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橘颂》看屈原的思想品格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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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橘颂》看屈原的思想品格论文

篇1:从《橘颂》看屈原的思想品格论文

从《橘颂》看屈原的思想品格论文

摘 要:《橘颂》借橘写人,颂扬了诗人独立不迁的精神品格,横而不流、坚定不屈的人格,坚守信念、乐观开朗、昂扬奋发的精神。

关键词:《橘颂》 屈原 人格 精神

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人们把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格光辉称为“屈原精神”或“屈子精神”,视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橘颂》是屈原早期的作品, 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咏物言志诗, 南宋诗人刘辰翁称之为“咏物之祖”。它以橘树比人,又将橘树人格化,反映了青年屈原的心态和个性。王逸《楚辞章句》注《橘颂》云:“美橘之有是德,故曰颂。”但橘只是自然界的一种植物,说橘有德而颂,显然表明“橘颂”实际上是颂人,是诗人的自喻。清代王夫之《楚辞通辞》评曰:“因比物类志,为之颂,以自旌焉。”林云铭在《楚辞灯》中说:“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屈原自比于橘的这一特性也就鲜明地表现出来了。这首诗是围绕着橘树写的,但又处处体现着诗人自己的精神品格,把橘树与诗人融为一体,既颂橘,又颂人,体现了橘树和诗人光辉灿烂的艺术形象。橘所特有的品质正和屈原自身的品质相符,橘树成了诗人的化身。那么,诗人借橘颂扬了哪些思想品格?

一、受命于天,故土难离,恪尽职守的使命感

橘“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晏子春秋六杂下》载:“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徙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可见橘忠于生养它的土地,具有不可迁移的本性,橘生于江南,不可迁徙,是因为它受命于天的固有本性,扎根深厚,不可移易,橘的这一根本习性便成为一种人格的象征。屈原生于楚,长于楚,对楚国有着深厚的感情,不忍离开楚国,而且他把这一信念铭记于心,从不变更。屈原正是以橘树来自比自己的品质的,作者既是写橘,又同时写自己的宗国之情和乡土之恋,这也是屈原在其作品中屡次表明他不愿远走的原因。也正由于秉承天地所赐的重任,他恪尽职守,忠实于楚国,为楚国的富强努力。《橘颂》作者借歌咏橘树故土难离之天性,鲜明、生动地表达了自己热爱祖国绝不远逝的坚定志向。

二、理想远大,崇尚“独立”,坚定不屈的人格追求

屈原在《离骚》中,曾以“羌无实而容长”,表达过对“兰”、“椒”等辈“委其美而从俗”的鄙弃。橘树却不是如此,它年岁虽少,即已抱定了“独立不迁”的坚定志向;它长成以后,更是“横而不流”、“淑离不淫”,表现出梗然坚挺的高风亮节;纵然面临百花“并谢”的岁暮,它也依然郁郁葱葱,绝不肯向凛寒屈服。“愿岁并谢,与长友兮”一句,乃是沟通“物我”的神来之笔。顿使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与遭谗被废、不改操守的屈原自己叠印在了一起。而后再以“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收束全篇,在古今志士的遥相辉映中,前文所赞美的橘树精神,便成了身处逆境、不改操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

怀抱远大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是屈原精神之精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道自任,重人格修养是一种精神。战国时期多游说之士,他们朝秦暮楚,可以为任何肯任用他们的诸侯服务;而屈原则是乡土观念、国家观念极重的人,所以特别重视“受命不迁”,强调“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这种品格是屈原一生的信仰和精神支柱。《橘颂》是屈原高尚人格和个性的一个缩影。屈原不随波逐流,始终坚持自己正确的人生方向,克服常人难以克服的压力不断求索,去实现自己助君强国的伟大抱负。正如其在《离骚》中所言“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意思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我则喜欢以加强自身修养为乐。即使粉身碎骨也不动摇,难道我的心会害怕受到惩罚而改变?屈原总是时时鼓励自己,相信自己的选择与未来。诗人对橘树由外貌到内质进行了热情的赞美,但诗人最看重的还是其“独立”的节操,表现了屈原对“独立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品德精神的敬仰和爱慕,充满着热爱祖国的情怀和坚贞不渝、绝不同流合污的精神。屈原坚信“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纷郁郁其远蒸兮,满内而外扬。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思美人》),即使芳草与污秽混杂在一起,芳香的花也自能从中显出。

三、信念坚定,乐观开朗,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

《橘颂》全篇以乐观开朗、昂扬奋发的格调,表现出对现实自足、对未来自信的饱满积极的情绪特征。全篇通过咏唱橘树的外形、内质等,以拟人化的方法,抒发诗人主观的情感志向。犹如初踏征途的旅人,对未来的目标充满坚定的信念,但对未来的艰险尚无切身的体验;在理性上已做好献出一切甚至生命的准备,但在感性上还没有真实经受到种种磨难灾祸迎顶压来时内心所产生的痛苦、悲哀、愤怒和绝望。作为屈原早年的言志作品,《橘颂》以其明朗开阔的情感基调,华丽绚烂的辞章句式,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不仅在《楚辞》中,乃至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作品通过类比联想,托物言志,纷繁美盛的“后皇嘉树”与英姿勃发的青年屈原叠印,独立不迁、深固难徙的自然本性与屈原的完美人格统一,客观事物与主观心理巧妙融合,其所确立的“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德无私,参天地兮”的宏大志向以及“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的自我勉励绝不是纨绔子弟与庸常之人可比的,全诗没有忧伤愤懑的情绪,相反,它充满着意气风发的昂扬情调。《橘颂》体现了屈原坚定的信念和清醒处世的人生态度,他深知“路漫漫其修远兮”,但仍要“吾将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王峰霞.《橘颂》中的屈原形象[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

龚红林.橘与屈子精神――重读《橘颂》[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4).

篇2:从传统法律思想看中国的人权意识论文

从传统法律思想看中国的人权意识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有没有人权思想,这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压迫文明,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等级观念无处不在,特权思想仍然是国人心中无法抹去的阴影,至今屡见不鲜;神权、君权、族权、夫权的幽魂飘荡在华夏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至今仍束缚着某些国人的一举一动。但当我们带着客观的眼光再次审视这段漫漫长路时,我们惊喜的发现,四处闪耀着的人权的光芒也能耀人眼目。

人权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没有的,它是17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20世纪初,它伴着西方列强的铁蹄姗姗来迟,是西方的“泊来品”。

什么是人权思想呢?《国际人权法》认为,“人,作为人享有或者应该享有的权利”,是为人权。这个释义是等同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中提到的人权的,即“HUMAN RIGHT”。我以为,如果我们简单的把人权的概念局限在“HUMAN RIGHT”,那么,讨论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存在人权思想这一问题便无从谈起。

人权就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或应该具有的基本权利。首先是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一个人首先要活下去才能谈及其他;其次是人应该享有的其他基本权利。这是我国普遍赞同的观点。从人权理论上看,人权思想应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人权意识,这是人权思想得以成长的阳光和水;第二个层次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权,即把人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并予以保障。人权意识是人权思想的雏形,它指的是一种文化氛围,一种深植于民族骨髓的文化底蕴。下面我们就从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来讨论一下中国的人权意识。

提到中国的传统的法律思想,就不能不提到儒。儒家思想几乎是整个封建社会立法的指导思想,它的精髓是“仁”,“克己复礼谓之仁”,礼即周礼,而周礼的'核心是一种“明德慎刑”的理念,提倡德,舍弃恶,以德待人,善莫大焉,把德、善视为最重要的品行,这就为孔子的儒家学说的提出提供了一片饶土。仁说的核心是“爱人”,孔子“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孟子“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像尊重自己的父母一样尊重别人的父母,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别人的孩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人文关怀。孟子同时强调了“民本”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人权思想的。儒家文化不仅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而且尊重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到汉朝大儒董中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升华为一种集道、法、儒诸家思想于一身的新的文化。它承袭道家思想的精髓,讲究“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其基本观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仁的德行出发,人不仅要尊重他人,而且要尊重他物,即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以至无生命的存在物都必须加以尊重,这种以义务的形式表现人权思想的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生态文化。这种文化内涵的外延是一种同情心。同情心是一种伟大的情感,对人施与同情心是对人的尊重,对物施与同情心,把同情心延伸到人以外的生命体,一如孟子对动物“见其生而不愿闻其死,闻其声而不忍食其肉”,则比西方的“HUMAN RIGHT”走得更深了一步。“天人感应”的思想在法律上也有所体现。董仲舒等人在《春秋》中论述了春夏生养,秋冬肃杀的天道思想,认为死刑的审判须在秋后,决狱断案必须在冬季,这就是后来一直在封建社会得意沿用的“秋冬行刑”。

而对生命的尊重在中国传统法律的体现,则是深刻而多方面的。自汉初起,汉文帝和汉景帝相继进行了刑制改革,废除肉刑,减轻了刑罚的残忍程度,由此为发端,至隋唐时期,肉刑基本废除,而早在汉朝,以“仁政”精神为指导,人权意识得到更深刻的体现,进一步确立了刑罚的年龄上限和下限,乃至确立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原则,法定近亲属之间不能相互告发对方的犯罪行为,“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至其中矣”,这种思想虽然在而今的法律思想看来不足取,但也不失为人道,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权思想。值得一提的是,自汉始,创制了疑狱献决和录囚制度,于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完善了死刑复奏制度,乃至隋唐时期发展成为死刑三复奏和五复奏制度,这个发展的过程无疑是对人的生命权逐步认识和尊重的过程。

人权是相对于神权而言的。西方文化起源于宗教,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历史上出现过一个宗教长期统治的漫长的中世纪,而在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过一个宗教长期统治的历史阶段。西方如来我们可以膜拜,神化的孔圣人我们以为根本,就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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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从日本的企业文化看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论文

从日本的企业文化看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的论文

【摘要】矿山作为一个特殊的企业形式,如何行之有效地抓企业文体的建设,是当前许多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文章从矿山企业文体建设的整体目标、基本原则方面进行了阐释,并从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做三个方面对企业文化与矿山建设进行了具体分析。

【关键词】企业文化;矿山建设;思考

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体员工共同的价值观、目标愿景、行为规范、以及物化到企业全部活动、所有流程、各个层面的灵魂个性和精神动力的具体体现,是从日本以及欧美的企业实践中作为企业管理的一种新的理论提炼,经过众多企业管理者的建设实践和众多学者的深入广泛研究,构建出了企业文化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企业文化建设对于增强企业凝聚力、创新力和竞争力,增强广大员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和专业技术能力有积极的作用。矿山企业作为企业组成不可或缺的部分,因其独特的行业特点,因此在企业文化建设上也有别于其他企业的一面。笔者认为,强势推进企业文化建设,必须要把文化建设与矿山全面建设统筹安排,整体考虑。

一、矿山企业文化建设的整体目标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人本管理为核心,着眼于内强素质、外塑形象,立足于文化强企、服务社会、报效国家,努力建设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矿山特色的企业文化,为矿山行业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做出新贡献。

二、矿山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

1.服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的一个科学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我国整体社会价值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决定着整个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企业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其文化建设也必须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积极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充分调动积极因素,凝聚力量、激发活力,进一步打牢思想道德基础,形成自己的特色文化。

2.坚持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三个文明建设,是我们党对我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体现了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自信和坚定决心。在推进“三个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又通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提升“三个文明”建设的内涵和质量。“三个文明”与社会和谐的本质、价值指向和最终归宿是一致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政治保障和精神支撑。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统一体。社会主义文明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统一。“三个文明”互相协调、互相促进、和谐发展,推动着社会主义文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首先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政治保证,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稳定的社会环境。以思想道德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主义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新型的文明形态,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全面发展,建设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3.积极稳妥延伸创新领域。在强势推进面上文化创建的同时,坚持不断拓宽创建领域,把文化创建的触角延伸到矿山、融汇到党工青妇层面,积极实施子系统文化建设。

三、矿山企业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要坚持共建推进

领导班子要高度重视,党政工团齐抓共管。要在指导思想上,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切实纳入党政“一把手”工程,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和“希望工程”、“效益工程”、“形象工程”来抓。在工作方式上,要定期召开专业协调会,研究部署阶段性创建工作;定期检查创建进度,随时监控动态情况;定期考核责任单位,及时通报检查情况。使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考核、同奖惩。坚持做到“三个优先”,即人员上优先支持、资金上优先保证、工作上优先安排,从而促进了企业文化建设扎实有效地开展。同时,还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制度,设立专职机构,形成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靠上抓、责任部门具体抓,党政齐抓共管、干群协力推进的良好局面,从而凝聚创建合力。

(二)要提升整合理念

企业文化是以人为本的管理文化,建塑企业文化就是要培育一种团队精神,提升员工的`执行力。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建塑以人文本的管理理念,提升企业的综合管理素质,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坚持以岗位创建为重点,注重企业文化理念的整合、提炼和升华,使之渗透到生(下转第22页)(上接第120页)产经营管理全过程,延伸到井下、班组和岗点,较好地发挥企业文化在管理中的威力和作用,防止和杜绝文化与管理“两张皮”的现象。要推行精细化管理。对各专业、系统、环节及岗点的各种制度、规定和办法进行细化、量化和完善,建立起了从领导干部到中层管理、从专技人员到一般工人,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管理模式,实现管理工作由“静态”到“动态”、由“要我管理”到“我要管理”的根本性转变,激发和调动了干部职工的内在活力和工作积极性。

(三)要树好企业形象

企业形象是企业内外对企业的整体感觉、印象和认知,是企业状况的综合反映。搞好企业文化建设不但要抓好内部建设,同时也要抓好对外部的宣传。要把环境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来抓,不断进行刷新、改造和整治,起点要高、定位要高、标准要高,抓好内部硬件建设,同时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矿山先进典型和先进经验,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增强公众认同感。

(四)要打造特色亮点

打造高标准、高层次、高品位的企业文化,必须抓出亮点、创出特色。结合矿山职工队伍现状的实际,可大力开展礼仪培训,引导和规范职工行为养;努力统一矿山服装,根据工作性质不同,区别层次,分类着装,职工上岗期间必须统一着装,参加大型集体活动必须统一着装,迎接上级各类检查必须统一着装;尽可能组建各种文化活动组织,如篮球、足球、拔活等队伍,定期开展活动。同时,有条件的还可编制一些展示矿山风貌的企业文化手册和画册,不断提升企业的文化品位。

参考文献

[1]D.M.斯帕茨,冀湘,苏悦.团队组织——矿山企业管理新模式[J].国外金属矿山,,(02).

[2]罗毅. 有关矿山建设问题的思考[J]. 矿业研究与开发, 2001,(01)

[3]周伟,丛峰武,裴海振.矿山企业数字化管理系统的建立与研究[J].矿业工程,,(04).

篇4:从“被告”一词看中国的“息讼”“恶讼”思想论文

从“被告”一词看中国的“息讼”“恶讼”思想论文

暑期笔者在一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进行了社会实践。在整理民事审判的卷宗时,有一个现象吸引了我的注意。在诉讼离婚的案件卷宗上,一方的诉讼身份为“被告”,其中不乏被“现代陈世美”抛弃的“秦香莲”,也有不少是对原告提出分割夫妻共有财产的方案的诉讼当事人。我就想:把这些可怜的当事人或没有过错的当事人称为“被告”,是不是对其很不公平呢?在法院的审判和在平日的生活中,一般普通人的心中会觉得“被告”是一个贬义词,被称为被告的人首先在价值上已经被定性了:被别人告上法庭的人要么是有罪的,要么在道德上有值得非议的地方,要不别人怎么会告你呢?

这骤一听来好象挺有道理的,其实这里涉及到我们的法律观念尤其是诉讼观念的问题。

在古代的中国,一般人是不敢轻易打官司的。不单被告诉的人感觉无脸见人,即是胜诉的一方也感觉脸上无光,而且被提起公诉的人负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这被现代法律人成为“有罪推定”)。我国古代崇尚的是“礼”,礼是处理人们关系的基本准则。人们之间要互相尊重,家族内要相亲相爱,诉讼被看成上一件“邪恶”的事,尤其是涉及家族内部的纠纷一般都由国家赋予家族的'族长以一定的权力以管理之,而且法律还常常禁止族人擅自向官府诉讼(宋代后家族组织完善更加如此,这里并非论证礼法关系,故不再展开论述)。平民发起诉讼不但有实体上的限制,而且程序上也有重重的阻挠,而且中国古代“重刑轻民”,轻视个人权利,注重刑法的威严震慑,平民对法律只有恐惧,不认为其是保护自己权利的工具。这些就被我们现代法律人称为“息讼”“恶讼”思想。(这思想在当时确实有其历史意义,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

“息讼”“恶讼”思想(下面简称“息恶思想”)对国民影响深远,现在在我们周围也不乏其踪影。反映在刑事法律关系中,公安机关检查院是打击犯罪的国家司法机关,犯罪嫌疑人一旦被正式推上刑事诉讼程序即被立案起诉,获无罪或罪轻判决的少之又少,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司法惯性”,就是说刑事诉讼的程序一经发起,就有着巨大的惯性。我认为其中和我国的检查官与辩护律师的地位不等等不利因素固然是其原因,但“息恶思想”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因为一般人甚至某些法官都认为:现在我们国家还不富有,司法资源更是有限,所以耗费相当数量的司法资源来提起的刑事诉讼必定是经过仔细的取证调查和严密的侦察鉴定的。这一错觉又导致所谓的“有罪推定”。(在新的刑诉法中确立了“法院统一定罪原则”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仍负有“对公安司法人员的提问如实回答的义务”。但却是有违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可能会完全履行这一义务的。尤其是个人在强大的国家机器的面前本来就很弱小的,再被强加上不合理的义务后只能进一步降低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无法保护其合法的权益。)一般人的有罪推定还不能实际的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但是如果法官也受到了“息恶思想”的影响,有意无意中作了实际中的“有罪推定”,那造成的危害就不可想象了。然而息恶思想是植跟于我国的传统文化观的,在对被告人不利的舆论压力下(非法律人的“息恶思想”的作用),加上“息恶思想”的潜在意识,本身已不甚超然物外的中国法官是否能不迷失自我呢?(这是否使我们联想起国外的法官深居简出,不轻易对任何事发表言论的情况呢?铺天盖地的舆论是否又是有利于司法的进行呢?张金柱 “我是被舆论害死”的哀叹从这方面来看是否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呢?在判决之前的舆论的确有“无形之手”的作用呀!)但公安检查机关的工作方式和态度是否值得法官如此的信赖是值得商榷的,君不见报纸上屏幕上曝光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是如何的黑暗吗?

在民事法律关系上,正因为有“息恶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导致很多民事纠纷的权利主张人都不愿意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另一方面,人们心目中“被告”的负面意义也使民事被告人不愿意协作法院弄清案件事实真相,出庭率颇低,这都是不利于司法实践的。现在债务履行情况混乱,民事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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