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精选10篇）由网友“周围”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篇1：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
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
兄弟绝交
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断交信。信中说：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那一日，鲁迅日记中写道：
“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此前五天的日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可见问题已很严重了。事情发展得这样突然，是旁观者始料不及的。他们的好友张凤举和川岛对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语焉不详。许多年后，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兄弟两人的冲突，点明其中原委。文章写道：
失和原因
鲁迅爱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经营的。他原来在19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家眷来住，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我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我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鲁迅那时并无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
……
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弟媳羽太信子
虽然出身卑微，自幼受苦，但羽太信子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为人自私、刻薄，生性铺张浪费，好搬弄是非，加之患有歇斯底里症，情绪很不稳定。
鲁迅三兄弟搬住一家后，家政大权便握在了这位日本妇人手中。鲁迅当时的月收入为400大洋左右，他除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在生活上，羽太信子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用度上没有计划和节制。家里雇了六七个仆佣，每餐饭如果稍不合口味，便撤了另做。孩子上学，雇有专门的黄包车夫。遇有家人偶感风寒，必延请索价不菲的日本医生。
从当时鲁迅兄弟的收入情况看，600个大洋折合成现时的人民币，约为3万元左右，怎么看都是白领阶层，只要安排得当，一家人的日子会过得舒适安逸。然而，羽太信子除了肆意挥霍外，根本不会持家。至于周作人，从不问这类凡间俗事，一头扎进他的“苦雨斋”，潜心治学。
鲁迅从兄长的角度出发，当然不能容忍羽太信子如此挥霍无度，待至后来，因校方拖欠，他的薪水往往不能按时交出来，一家人的开支无形中短出了一截，加之他曾数度规劝弟媳，于是，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3]
师生恋
许广平：182月12日，许光平生于广东番禺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里，19，许广平入天津的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科，次年投身五四运动，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编辑, 1927年10月3日，许广平和鲁迅在上海开始共同生活。解放后，许广平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团成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1959年10月, 她完成了将近十万字的《鲁迅回忆录》。1960年10月,许广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8年3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相恋
鲁迅夫人许广平曾说过：爱情的滋生，是漠漠混混、不知不觉的，她跟鲁迅之间也是不晓得怎么一来彼此爱上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爱情发展是有清楚的脉络可寻的，他们之间的爱情异于他人之处，就是从师友发展到完全的了解和爱慕，归根是鲁迅先生的光辉思想和高尚的品格吸引了一个追求光明和真理的女青年。
鲁迅曾由家庭包办同山阴朱安女士结婚，但由于出国和动荡的生活，鲁迅实际上过着独身生活，从未享受到真正的爱情。许广平曾经真正地恋爱过，她1922年考入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之后，认识了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青年李小辉，然而，他们的爱情之花没有结果。1924年1月，李小辉因猩红热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这使许广平好象受到雷震痛击，直到18年后，许广平回忆起来还感很痛心，“因为它曾经摧毁了一个处女纯洁的心。”
然而封建礼教和巨大不幸并没有摧毁许广平和鲁迅追求真正爱情的理想。鲁迅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兼课，他的品德和学识深受许广平和她的同学们景仰。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给鲁迅写了第一封求访信件。四月的一天，她和同学们走进了鲁迅的寓所。后来，许广平和刘和珍等在学生运动中受到校方迫害，鲁迅毅然全力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这样，他们的友谊进一步发展了。
从1925年3月到7月之间，鲁迅与许广平通信四十余封，他们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渐渐升腾为爱情的火焰。但是，他们信中没有花呀月呀的辞藻，没有悱恻和缠绵的柔情，而是对社会人生问题严肃的探讨。许广平说：“没有灿烂的花，没有热恋的情，我们的心换着心，为人类工作，携手偕行……”
他们的爱情遇到了守旧者的讥讽和反对。在讥笑和压力面前许广平表现了超凡脱俗的远见，坚韧不屈的精神。1925年10月，她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发表了《同行者》一文，象烈火一样炽热，公开表达了对鲁迅的爱，她说，她不畏惧“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的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结婚
许广平还在《风子是我的爱》的文章中宣布誓言。针对旧礼教的威吓，她说：“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不相干!”这铿锵有力的声音，百折不回的决心，赢得了爱情的胜利。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同到上海，开始了共同的生活。那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8岁。
结婚以后，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是超于一般夫妻之上的。许广平自己说：“我自己之于他，与其说是夫妇的关系，倒不如说不自觉地还时刻保持着一种师生之谊。这说法，我以为是史妥切的。”许广平也常常天真地向鲁迅提问：“我为什么总觉得你还是我的先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鲁迅听了，总是惬意地笑笑，答非所问地说：“你这傻孩子。”
他们结婚后不久，许广平真的又当了鲁迅的学生。在结婚前两人遥居广州、厦门时，鲁迅就向许广平提出过，希望她能学习一门外语。婚后的一次闲谈中他又提出了这种希望，他同意了。从1927年12月起，鲁迅开始教她日语，教学分为三个阶段。首先，讲授由鲁迅亲自编写的`二十七篇课文，作为打基础用;一个月后，课本换为《二一儿河四草》(即《尼罗河之草》);第三阶段讲授了日文版的《马克思读本》。这种学习前后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他们的教与学多在晚上进行。每当这时，他们仿佛又都回到了几年前的师生时代。
他们在家庭生活方面最大的欢乐是有了儿子海婴。
1929年9月27日清晨，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给出了果实，他们的儿子海婴诞生了。26日那天上午，许广平已经感到阵阵腹痛，预示着这个小生命就要来到人间。年近50的鲁迅就要当爸爸了，心情十分兴奋，他不顾因过度劳累而有些发热的身体，赶忙把妻子送到医院。经过二十七八个小时的阵痛，孩子终于叭叭坠地。鲁迅欣慰而又恢谐地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当许广平难产时，医生曾征求过他的意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他毫不犹豫地说：“留大人。”现在，看到母子俩都平安，他感到非常幸运和高兴。第二天，他满面欢悦地走到医院，手里拿着一棵小巧玲珑的松树，轻轻地放在许广平床边的小桌上。这棵小松翠绿，苍劲、孤傲、沉郁，即既象征着他的性格，又象征着那个刚刚降生的新生命，象征着新人的家庭生活的开始。
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往医院去两三次，送来食品和其他用品，有时还领着一批批前来庆贺的朋友。每当客人散去，他总静静地坐下来，审视着孩子的脸，由衷地说：“真象我。”但马上又补充：“我没有他漂亮。”这时，他的脸上泛起了幸福的红晕。有了孩子，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一天，他来到医院，悠闲地坐下来，首先问妻子是否想起来了，许广平说没有，他款款地说：“想倒想起两个字，你看怎么样?因为是在上海生的，是个婴儿，我叫他海婴。这名字读起来颇悦耳，字也通俗。但却绝不会雷同。……如果他大起来不高兴这个名宇，自己随便改过来也可以，横竖我也是自己再另起名字的，这个暂时用用也还好。”
由于许广平的大力协助，鲁迅后十年写作了大量文章，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这也是他引为自豪的。鲁迅曾以感激的心情歌颂他与许广平的友谊：
十年携手共艰危，
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
此中甘苦而相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紧紧握住许广平的手，同她诀别：“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这是鲁迅留给自己夫人的遗言，但许广平怎能忘记她的师友和亲爱的丈夫呢?10月22日，她写下了给鲁迅的献词：
鲁迅夫子：
悲哀的雾围笼罩了一切。
我们对你的死，有什么话说!
你曾对我说：
“我好象一只牛，
吃的是草，
挤出的是牛奶，血。”
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
什么是娱乐。”
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
如今……
希望我们大众
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
篇2：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原因及兄弟绝交内幕
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原因及兄弟绝交内幕
兄弟绝交
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断交信。信中说：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那一日，鲁迅日记中写道：
“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此前五天的日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可见问题已很严重了。事情发展得这样突然，是旁观者始料不及的。他们的好友张凤举和川岛对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语焉不详。许多年后，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兄弟两人的冲突，点明其中原委。文章写道：
失和原因
鲁迅爱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经营的。他原来在1919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家眷来住，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我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我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鲁迅那时并无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1]
……
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2]
弟媳羽太信子
虽然出身卑微，自幼受苦，但羽太信子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为人自私、刻薄，生性铺张浪费，好搬弄是非，加之患有歇斯底里症，情绪很不稳定。
鲁迅三兄弟搬住一家后，家政大权便握在了这位日本妇人手中。鲁迅当时的月收入为400大洋左右，他除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在生活上，羽太信子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用度上没有计划和节制。家里雇了六七个仆佣，每餐饭如果稍不合口味，便撤了另做。孩子上学，雇有专门的黄包车夫。遇有家人偶感风寒，必延请索价不菲的日本医生。
从当时鲁迅兄弟的收入情况看，600个大洋折合成现时的人民币，约为3万元左右，怎么看都是白领阶层，只要安排得当，一家人的日子会过得舒适安逸。然而，羽太信子除了肆意挥霍外，根本不会持家。至于周作人，从不问这类凡间俗事，一头扎进他的“苦雨斋”，潜心治学。
鲁迅从兄长的角度出发，当然不能容忍羽太信子如此挥霍无度，待至后来，因校方拖欠，他的薪水往往不能按时交出来，一家人的开支无形中短出了一截，加之他曾数度规劝弟媳，于是，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3]
师生恋
许广平：1898年2月12日，许光平生于广东番禺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里，1918年，许广平入天津的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科，次年投身五四运动，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编辑, 1927年10月3日，许广平和鲁迅在上海开始共同生活。解放后，许广平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团成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1959年10月, 她完成了将近十万字的《鲁迅回忆录》。1960年10月,许广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8年3月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相恋
鲁迅夫人许广平曾说过：爱情的滋生，是漠漠混混、不知不觉的，她跟鲁迅之间也是不晓得怎么一来彼此爱上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爱情发展是有清楚的脉络可寻的，他们之间的爱情异于他人之处，就是从师友发展到完全的了解和爱慕，归根是鲁迅先生的光辉思想和高尚的品格吸引了一个追求光明和真理的女青年。
鲁迅曾由家庭包办同山阴朱安女士结婚，但由于出国和动荡的生活，鲁迅实际上过着独身生活，从未享受到真正的爱情。许广平曾经真正地恋爱过，她1922年考入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之后，认识了在北京大学读书的青年李小辉，然而，他们的爱情之花没有结果。1924年1月，李小辉因猩红热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这使许广平好象受到雷震痛击，直到18年后，许广平回忆起来还感很痛心，“因为它曾经摧毁了一个处女纯洁的心。”
然而封建礼教和巨大不幸并没有摧毁许广平和鲁迅追求真正爱情的理想。鲁迅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兼课，他的品德和学识深受许广平和她的同学们景仰。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给鲁迅写了第一封求访信件。四月的一天，她和同学们走进了鲁迅的寓所。后来，许广平和刘和珍等在学生运动中受到校方迫害，鲁迅毅然全力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这样，他们的友谊进一步发展了。
从1925年3月到7月之间，鲁迅与许广平通信四十余封，他们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渐渐升腾为爱情的火焰。但是，他们信中没有花呀月呀的辞藻，没有悱恻和缠绵的柔情，而是对社会人生问题严肃的探讨。许广平说：“没有灿烂的花，没有热恋的情，我们的心换着心，为人类工作，携手偕行……”
他们的爱情遇到了守旧者的讥讽和反对。在讥笑和压力面前许广平表现了超凡脱俗的远见，坚韧不屈的精神。1925年10月，她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发表了《同行者》一文，象烈火一样炽热，公开表达了对鲁迅的爱，她说，她不畏惧“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的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结婚
许广平还在《风子是我的爱》的文章中宣布誓言。针对旧礼教的威吓，她说：“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与我不相干！”这铿锵有力的声音，百折不回的决心，赢得了爱情的胜利。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同到上海，开始了共同的生活。那一年，鲁迅46岁，许广平28岁。
结婚以后，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是超于一般夫妻之上的。许广平自己说：“我自己之于他，与其说是夫妇的关系，倒不如说不自觉地还时刻保持着一种师生之谊。这说法，我以为是史妥切的。”许广平也常常天真地向鲁迅提问：“我为什么总觉得你还是我的先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鲁迅听了，总是惬意地笑笑，答非所问地说：“你这傻孩子。”
他们结婚后不久，许广平真的又当了鲁迅的学生。在结婚前两人遥居广州、厦门时，鲁迅就向许广平提出过，希望她能学习一门外语。婚后的一次闲谈中他又提出了这种希望，他同意了。从1927年12月起，鲁迅开始教她日语，教学分为三个阶段。首先，讲授由鲁迅亲自编写的'二十七篇课文，作为打基础用；一个月后，课本换为《二一儿河四草》（即《尼罗河之草》）；第三阶段讲授了日文版的《马克思读本》。这种学习前后进行了一年半的时间，他们的教与学多在晚上进行。每当这时，他们仿佛又都回到了几年前的师生时代。
他们在家庭生活方面最大的欢乐是有了儿子海婴。
1929年9月27日清晨，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给出了果实，他们的儿子海婴诞生了。26日那天上午，许广平已经感到阵阵腹痛，预示着这个小生命就要来到人间。年近50的鲁迅就要当爸爸了，心情十分兴奋，他不顾因过度劳累而有些发热的身体，赶忙把妻子送到医院。经过二十七八个小时的阵痛，孩子终于叭叭坠地。鲁迅欣慰而又恢谐地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当许广平难产时，医生曾征求过他的意见：“留小孩还是留大人？”他毫不犹豫地说：“留大人。”现在，看到母子俩都平安，他感到非常幸运和高兴。第二天，他满面欢悦地走到医院，手里拿着一棵小巧玲珑的松树，轻轻地放在许广平床边的小桌上。这棵小松翠绿，苍劲、孤傲、沉郁，即既象征着他的性格，又象征着那个刚刚降生的新生命，象征着新人的家庭生活的开始。
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往医院去两三次，送来食品和其他用品，有时还领着一批批前来庆贺的朋友。每当客人散去，他总静静地坐下来，审视着孩子的脸，由衷地说：“真象我。”但马上又补充：“我没有他漂亮。”这时，他的脸上泛起了幸福的红晕。有了孩子，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一天，他来到医院，悠闲地坐下来，首先问妻子是否想起来了，许广平说没有，他款款地说：“想倒想起两个字，你看怎么样？因为是在上海生的，是个婴儿，我叫他海婴。这名字读起来颇悦耳，字也通俗。但却绝不会雷同。……如果他大起来不高兴这个名宇，自己随便改过来也可以，横竖我也是自己再另起名字的，这个暂时用用也还好。”
由于许广平的大力协助，鲁迅后十年写作了大量文章，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这也是他引为自豪的。鲁迅曾以感激的心情歌颂他与许广平的友谊：
十年携手共艰危，
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
此中甘苦而相知。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紧紧握住许广平的手，同她诀别：“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这是鲁迅留给自己夫人的遗言，但许广平怎能忘记她的师友和亲爱的丈夫呢？10月22日，她写下了给鲁迅的献词：
鲁迅夫子：
悲哀的雾围笼罩了一切。
我们对你的死，有什么话说！
你曾对我说：
“我好象一只牛，
吃的是草，
挤出的是牛奶，血。”
你“不晓得什么是休息，
什么是娱乐。”
死的前一日还在执笔。
如今……
希望我们大众
锲而不舍。跟着你的足迹！
篇3：人生最大的哀痛：鲁迅周作人兄弟恩怨揭秘
人生最大的哀痛：鲁迅周作人兄弟恩怨揭秘
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鲁迅生前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着，长久地牺牲自我，这使鲁迅陷入了人生最大的哀痛中。对一个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人来说，这种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鲁迅有了更深的悲剧色彩。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记忆，周氏兄弟后来对此都闭口不谈。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断交信。信中说：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那一日，鲁迅日记中写道：
“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此前五天的日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可见问题已很严重了。事情发展得这样突然，是旁观者始料不及的。他们的好友张凤举和川岛对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语焉不详。许多年后，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兄弟两人的冲突，点明其中原委。文章写道：
鲁迅爱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经营的。他原来在19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家眷来住，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我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我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鲁迅那时并无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
……
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鲁迅搬出以后，就借钱购得西三条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北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
南屋是他的藏书室。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决裂直接导因是周作人的妻子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笔者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
周作人对许寿裳的解释，颇为不满。谈及与鲁迅的决裂，他说：“这回讲到1923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因为要说明我不辩解的态度，便想到那篇东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论，所以拿来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衬的废话本来是多余的;我所要的其实只是最末后的一节罢了。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日记上7月17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十个左右，8月2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6月11日的冲突，也只简单地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弗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
不辩解，是高明人的做法，这里有人间最深切的无可奈何之感。周氏兄弟对此的感悟，是异常悲凉的，这对双方都是巨大的打击。先前的一切友爱、温暖、亲情，在瞬间变成了粉末。遥想当年，两人手足之爱，同游东瀛，共译洋文，后辗转京城，于“五四”风潮中并肩呐喊。而今却各自东西，目不相视，形同路人，确是人间的大悲苦。
鲁迅与周作人分手后，两人均给已去了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去信，但周建人的态度很明朗，站在了鲁迅一边。周建人理解鲁迅，恐怕也是对羽太信子有看法，或与大哥意见一致，这是肯定的。细说起来，周氏兄弟的分手，就经济上的角度看，也是必然的。本来，大家族亲人间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加之羽太信子那时不太节俭，花销颇高，搞得经济上颇为紧张。周建人后来回忆说：
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着钱不够用。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
虽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较讲究一些，但还不至于这样。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她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
与周作人的决裂，对鲁迅的打击是巨大的。他忍着屈辱，搬出了八道湾。婚恋的悲剧与兄弟的失和，在鲁迅身上投下了深深的阴影。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起来，家庭的概念已经彻底瓦解了。
沉默，长久的沉默缠着鲁迅。他的心在绞痛着，撕裂着，他几乎被窒息了。这位在新文化舞台驰骋的猛将，第一次感到生活的重负要把他拖垮了。在这一年的8月，鲁迅迁居到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暂住，不久，为了安慰母亲，他不得不向朋友借钱，在阜成门内西三条买下了一处房子。从此，他与多年相亲相爱的周作人，永远地分手了。
周作人恶语讽刺鲁迅的爱情
有人说，男人的拯救，有时是要依靠女人的.。鲁迅与周作人分手的最大收获，是重新选择了生活。如果不是与二弟闹翻，他或许还在旧路中徘徊着。鲁迅后来所以有了振奋精神、勇敢生活的勇气，在于他选择了生活的新的伴侣，他终于在两性的爱情中得到了人性的升华。
1925年3月，鲁迅结识了自己的学生许广平，开始了通信的交往。这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如果不是这位女性在他的生活中出现，他后半生的状况，或许更坏。一个多月后，鲁迅与许广平的情感由师生渐向情侣的方向发展，随后不久，双方都投入了热恋之中。这时鲁迅已是人过中年了。被强烈的传统所压榨的鲁迅，带着沉重的历史重负，果敢而艰难地迈出了爱的一步：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鲁迅的这一选择，透着苍凉的悲壮，也带着雄浑的生命内驱力。1926年，他的南下，实在是爱情的缘故。他们预计暂时分手一段时间，再投入新的生活。但这却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文坛上围绕鲁迅的私生活，时有讽刺之语。但最为令人难解的，是周作人对鲁迅的婚姻选择，持一种蔑视的态度。在他看来，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乃色情心使然，系旧文人纳妾之举。一贯主张个性自由和健康性道德的周作人，此时竟不容忍自由恋爱的人生之旅，想起来，很是令人费解。
舒芜先生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中，曾例数周作人在爱情婚姻上对鲁迅的诸多讽刺，颇为详备。周作人在《中年》、《志摩纪念》、《周作人书信.序言》、《论妒妇》、《责任》、《蒿庵闲话》等文章中，不指名地挖苦鲁迅多妻、纳妾、色情等，这样的恶语，在他一生中是少见的。晚年，周作人在致友人徐的信中，为自己当汉奸辩解时亦说，自己的两个兄弟，均抛下前妻不管，他要照料云云，把鲁迅、周建人的再婚看成“弃妻”。羽太信子也把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之事，看成多妻的行为。《两地书》中，鲁迅记有羽太信子在朱安和鲁瑞面前，讲鲁迅、许广平坏话的字样，想必周作人夫妇对鲁迅择偶的不满之情，甚为深切。
其实，周作人在男女爱情上，是很明义理的人，他深知自由恋爱乃人类的进化。但为什么偏偏对鲁迅如此苛刻呢?笔者觉得一是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结下的怨恨，二是从朱安的角度考虑问题，觉得朱安太可怜。后一种原因，笔者以为颇符合他的思路。他曾认为，爱是不能给他人带来痛苦的，否则，便是非道德之举。鲁迅的南下，周作人同情的是朱安，在他看来，鲁迅此举，多源于欲，而非爱。此事拯救的是鲁迅，牺牲了的是朱安。所以他在许多文章里，痛骂中国的多妻主义。
鲁迅的悲剧意识非周作人能领会
问题是，鲁迅与朱安的结合，在道义上是否合于人性?倘这个前提不弄明，结论便不好下。包办婚姻在晚清是一种风俗，谈不上什么爱情。一个人和自己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是痛苦，从人性的理论看，亦无道德可言。对于像鲁迅这样一个有深切痛感的人而言，选择自己的爱，现代人恐怕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朱安没有这种选择的自由，她便成了真正的牺牲品。这确是一个残酷的选择。人要在自我超越中，达到“自他两利”，是多么的艰难!鲁迅内心深处，或许也有这种无奈吧?
鲁迅在选择对许广平的爱时，并非没有考虑到朱安的存在。在处理爱情问题上，他十分的自卑，也慎重万分。《两地书》中，鲁迅曾谈及自己性格中妥协的一面。读起来亦有伤感之叹。但这种伤感，正如王得后先生(鲁迅研究专家)所谈，并非什么“负罪”之感，而是充满了悲剧意识。许广平针对鲁迅的忧虑，曾这样说道：
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痛苦的遗产(按：这里指朱安)，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有时也想另谋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这生活还要遭人打击，所以更无办法。……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
迈出这一步，走向爱的王国，这在鲁迅那里，是极其艰难的。读《两地书》，可感受到两性间纯粹而博大的爱。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在中国现代史上，是难得的两性挚爱的文本，其中隐含的是深刻的文化寓意。那里留有现代先驱者，在传统的压迫中，怎样艰难地爬出人生的苦门，以人的声音，向世间发出的苦诉。周作人对这一世界的领会，其吞吐、敌意的口语，大概是不得其真义的。
也许，爱永远是一个谜。我们永远绕不过这一存在。但人们一代又一代地承受着，寻觅着，创造着。生命的价值，或许就存在于这种艰难的选择之中。
(本文作者为鲁迅博物馆馆长、著名鲁迅研究专家)
（摘自《名人传记》第11期，作者孙郁文）
篇4：“兄弟文人”鲁迅和周作人：两腔才情，一生恩怨
“兄弟文人”鲁迅和周作人：两腔才情，一生恩怨
【大先生：鲁迅】
一个人是否有所作为，开始做什么并不重要。鲁迅先学医，继而从教，然后从文，最终在文学的路上走到极致。考察鲁迅生平，专业写作的时间并不长，《狂人日记》发表于一19，那时候他已经38岁了。
鲁迅少年是布鞋踩雨，中年是撑伞避雪，中年总是积累了一肚子经验。白色恐怖时期，有人挨过打，有人被暗杀，有人关进了牢房，尽管鲁迅也避难，也逃亡，但他从来不是风尘仆仆，不是丧家之犬，而是衣衫干净，步履从容，面带微笑地从北京到厦门，从厦门到上海，真不行，躲进租界的小楼。这正是中年人世事洞明之处，读鲁迅的那些杂文，就知道他的老辣。鲁迅有段评价胡适与陈独秀的话，十分出名：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这段话变一下，用来评价周氏兄弟也蛮合适：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鲁迅的那门半开着，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你看不清楚。周作人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什么也没有。有些时候，鲁迅高明得如同设空城计的诸葛亮啊。
鲁迅走从文这条路，多少与心性有关。医学枯燥，教学乏味，以鲁迅后来杂文中流露的个性看，他是做不了医生的。鲁迅文章的深刻与伟大，有厚重的传统文化作为底蕴，现代作家只有他一个人能常读常新、温故知新。他的很多文章，我读了二十遍以上还觉得像刚泡的铁观音一样醇厚，很多人的作品读上两遍已成甘蔗渣。
鲁迅是极少数能让文字与思想共同抵达文学内核的人，他在思想上的深刻，汉语上的深刻，至今无人匹敌。
杂文成就了鲁迅，也毁了鲁迅。不管别人怎么高度评价鲁迅的杂文，在我看来，以鲁迅的眼界、才华和学养，写那些东西绝对是大材小用，暴殄天物。当然，我只是把鲁迅和鲁迅相比。鲁迅去世后，有人写文章说：
无疑地，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的晚年，把许多的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学的建设上。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应该爱护这样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养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生命消耗了。
这样的话里面有一份另外的懂得。
鲁迅是在乎自己文章的，也在乎自己在文坛的声名。身为文人，这一点当然无可厚非，但也是致命伤。因为太在乎别人对他的评价，太在乎别人对他作品的看法，于是被动主动地卷到一些没有必要的争议中，最后陷入漩涡，真是太可惜。这一点，他的弟弟周作人显然要豁达得多，很少参与文坛的各类纠纷。
鲁迅是自负的，周作人也自负，鲁迅会用一切方式维护自己的形象，甚至绝交。很多时候周作人却不屑维护自己的形象，由你们说去，只要自己自在，所以即便后来落水，他也不想为自己做太多的解释。所以鲁迅的敌人格外多，搞到后来，看不惯的事，写文章批评，不顺眼的人，写文章讽刺，连“落水狗”都要痛打。
现代文学史上那么多文曲星，打起笔仗来，没有一个是鲁迅的对手。鲁迅是块老姜，大情怀与大境界中藏着小心眼，这样的人，吵起架，首先就以绝对的气势压倒了别人，可惜偶尔尖酸刻薄过了头。我甚至想，鲁迅晚年弄得自己老发脾气，笔头冒火，浪费了学问不说，也伤害了身体的元气，这或许是他不能长寿的原因之一。
记忆中在乡下，老中医塞给病人药包的时候也拿几块老姜，说是药引子。药引子——引药归经之用也。鲁迅也是药引子，这么多年，鲁迅的脸谱不断在改变，这是鲁迅生前的伟大，也是他死后的悲哀。
【二先生：周作人】
这些年有不少人将周作人和鲁迅做比较。在文章的高下上，他俩究竟谁领先?排列起来实在非常困难。钟叔河先生就曾旗帜鲜明地认为周作人应该放到第一。我以为在文章上，中年以前，他们不相伯仲，都是泼辣淋漓，典型的绍兴师爷手笔;中年的时候，应该说鲁迅更胜一筹，思想的精深与人世的洞察，都有超过周作人的地方。但鲁迅享年55岁，周作人享年83岁，他比鲁迅多活了近30年，扎扎实实多读了30多年的书，经历了20多年的世事，这样下笔成文自然与过去不同。
鲁迅的声音，铿锵断语，刀砍斧劈，有如刻在青铜鼎上的律令。周作人的文章是温文尔雅，浑厚恳切一路，弥漫其中的人间烟火气，令听者亲切萦怀，字里行间点到为止的弦外之音常常引得读者会心沉思。
和鲁迅一样，周作人也创作了一座高峰，他的作品不要说在整个民国首屈一指，放到古今中外，也是浓浓的一笔重彩，轻描淡写出中国文化的意境与情韵。虽然自云“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其实却是“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周作人的文章，非常老到，没有酣畅的视觉快感，却能引发内心哲思，其文字深美闳约，波澜老成，人所共知。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从容展示了一个中年男人心性之平和、安详、家常、世俗，以及有节制的谴责和愉悦的放松。
鲁迅、周作人的出现，给现代汉语一个语惊四座的开端。
我不止数十次听到当代一些作家朋友说：“读来读去，只有鲁迅、周作人常读常新。”常读常新，正是关乎文学高下的最重要的原因。
周作人这个人，骨子里一介书生，要他救国，干不来，干得来也未必愿意干。周作人不是个优秀的国民，也不是个好儿子。鲁迅生前一直照顾着自己的母亲，自他去世后，老太太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居然回答：“我苦哉，我苦哉……”对生母尚且如此，对国家又能如何?后来落水实在不足为奇。
1939年1月，周作人当上了日本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从此，官越做越大，水越陷越深，苦雨斋中那个一脸平淡超然的知堂翁，脱去了教授的长袍，穿上狐皮衣裘。周作人落水后表现出来飞黄腾达的洋洋得意，让后来热爱他文字的人不敢面对。大家不敢想象，不愿相信，那个绝妙的文人会是汉奸。有人辩护说周作人是由地下组织安排，在后方潜伏的。有人说他有苦衷，有人说他是违背本意的，各方人士巧立名目，为他辩护。
关于落水问题，历史的白纸黑字摆在那里，周作人自己坦诚地承认：
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
有人据此说，这是周作人善良的想法，为了不让沦陷区的教育落入日本人手中。木已成舟，争辩无益，这一点钟叔河先生看得清楚，人归人，文归文，认为“周作人其人可废，其文不可废也”。周作人，真是生不逢时。
据说清算汉奸时，有一个叫张二的人，卖过牛奶给汉奸。审讯人问，你的牛奶为什么要供给敌人用?张二说：“他们是订户，我就卖了。”
“日本人是我们的敌人……你这是以物质资敌，知道吗?”
“我怎敢拒绝，又有谁保护我呢?”
法官一拍桌子说：“你不会去报告警察吗?”
“拒绝，他们会说我抗日。”
有时候我想，假如鲁迅还活着，面对周督办，该是何态?
周作人晚年有篇文章反映了他人性的另一面。1962年胡适去世，他写了长文《回忆胡适之》，那个时候谈论胡适几乎是一面倒的批判与谩骂。周作人以文人的最高智慧，细数了由胡帮助出了几本书、得了多少钱。特别说这些钱，买了坟地，埋了母亲、女儿，至今念念不忘。在那个年代里，在大陆敢写纪念胡适的文章，周作人是第一人。
(来源：作家文摘)
篇5：周作人茅盾鲁迅与早期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成论文
周作人茅盾鲁迅与早期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成论文
【内容提要】
有关乡土文学理论的分歧,根本点不在于对乡土文学这一概念中的“乡土”内涵的不同理解,而在对“乡土文学”这一概念的整体性把握上。中国文学传统中有浓厚的乡土意识,但没有乡土文学的概念和理论。新文学初期,对于美国localcolour小说理论如何与中国文论对接与转换,在茅盾与周作人之间初步形成了中国乡土文学发展的两个向度。这两个向度后来被鲁迅整合成相对完整的乡土文学理论,即寓乡土思念、民生关怀和乡土批判于一体的乡土文学观。
【关键词】乡土文学理论;鲁迅;周作人;茅盾
在对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这一理论概念的理解上,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颇有各家自说自话的趋势。分歧的根本点不在于对“乡土文学”这一概念中的“乡土”内涵的不同理解,而在于对“乡土文学”这一概念的整体性把握上。历史上的分歧和政治语境的变化,使“乡土文学”这一融合了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复杂概念显得迷雾重重,本文试图追溯乡土文学理论从酝酿到形成的历史,缕析乡土文学的内涵,从而为被泛化、模糊化和狭义化而令人莫衷一是的乡土文学寻找理论支点。
对于中国本土文化和文学而言,“乡土”是人们司空见惯的语汇,其基本含义是明确的,其一是指“家乡”或“故乡”,《列子·天瑞》“有人去乡土,离六亲”中“乡土”,指的就是“家乡”、“故乡”;其二是指“地方”,曹操《土不同》“乡土不同,河朔隆寒”中“乡土”即指“地方”,直接与地域特色、气候景物相联系。乡土的这两个基本含义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形成了悠久的乡土意识,不同于社会思想史研究中对乡土意识的理解:“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在乡里社会大多数成员中普遍流行的民众意识”称为乡土意识…’,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意识是指基于第一层含义的思乡情怀,和基于第二层含义的对地方景物的追怀,以及由这两者生发的对有关特定地域的风俗人情的抒写。历史上我们高度发达、幅员辽阔的农业社会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民族文化心理,而落后的交通条件,特定的考试、取士、游宦制度,又使许多人不得不离开故乡,因此思乡主题成为中国文学传统的鲜明特色。士子们经过十年寒窗苦读,考得秀才资格之后,就踏上了漫长的赶考、游宦之路,往往“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长时间离开家庭、离开故土,隔断了与亲人的信息沟通,年轻的妻子、年迈的慈母,还有手足情谊,构成了思乡的主要内涵。由对人的思念过渡到对地方景物的追怀,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诗经·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思乡主题在怀人念物中自然渗透到对能给人带来高度快乐的节日、风俗的怀恋中,如韦应物《寒食寄京师诸弟》、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些诗歌,就记述了寒食节不生火、重阳节佩插茱萸等风俗。虽然我们可以感觉、体会、领悟到古典文学传统中浓郁的乡土意识,但在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发生大规模的碰撞之前,我们的古典文论一直没有对之进行理论的梳理和概念的提炼。换言之,乡土文学理论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产物,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贵成果之一。
与重感悟重印象的中国文学批评习惯有所不同,西方文学批评往往重视理论归纳、重视提炼概念术语。因此,西方许多国家都有较为成熟的关于乡土文学的理论。其中创作和理论成果最为突出的是肇始于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乡土文学,它成为战后美国文坛唯一延续近30年的文学形式。美国文学批评称之localcolour或localcoolrism,直译就是“地方色彩”文学。在引入“乡土文学”这一概念之初,当时两位重要的文艺批评家周作人和茅盾对其本土化的方向就存在不同的见解。周作人是五四文坛举足轻重的批评家,茅盾则在较长时间里执掌新文学的重要刊物《小说月报》。由于周氏的名望与地位,茅盾非常倚重周的文章,经常以显要位置予以发表,以至于发生过曾因周作人的译文未能及时交稿而将预定193月出的“俄国文学专号”挪后之事,但两人对文学与社会、人生关系的理解殊异,周氏后来愈演愈烈的那套“炉火纯青的趣味主义”。文学观与茅盾的“为人生”的艺术观相距甚远,因而两人关系非常微妙。从他们当时的通信来看,茅盾对周氏是很敬重的,随着在文坛的影响日益扩大,周氏附逆之前,茅盾也从未有过与其针锋相对的驳难。但从19代开始,两人公开发表的文章就颇耐人寻味,明斗没有,暗争却是存在的。后来茅盾回忆说:“自己与大多数文学研究会同人并不赞同”周氏的意见,“步调并不相同”,还是可信的。
在乡土文学理论本土化的方向上,茅、周两人的“步调”就“不相同”。新文学初期,我们虽然没有关于乡土文学的理论,但出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思念故乡、描摹地方景物风俗、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而且,值得重视的是,与美国localcolour不一样,中国作者群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寻求新的思想资源,无论是作者本人的思想还是作品流露的倾向都明显受到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茅、周对这类作品都很关注,但对于如何为这类作品“正名”,它们该往哪个方向发展,是致力于“地方特色”还是反映民生疾苦,两人意见可谓大相径庭。
迄今为止,我们发现最早提出“乡土文学”概念的是周作人。19,在为自己翻译的匈牙利作家约卡伊·莫尔(周译:匈加利,育珂摩耳)的中篇小说《黄蔷薇》撰写的序里,周氏在两重意义上肯定《黄蔷薇》为“近世乡土文学之杰作”,其一为“多思乡怀古之情”,周氏这里所说的“思乡”与后来鲁迅概括的“乡愁”有所不同,而与古典文学中的“思乡”有更多的渊源;其二为“风俗物色,皆极瑰异,……诸平原为状,各各殊异。或皆田圃,植大麦烟草,荏粟成林,成为平芜下隰,间以池塘,且时或茂密,时或荒寒,时或苍凉,时或艳美”。这就是周氏后来所说的“特殊的土味和空气”、“乡土的色彩”、“乡土趣味”。在为刘大白的诗集《旧梦》撰写的序文里,周氏是这样解释“乡土趣味”的:写出“真的今昔的梦影,更明白的写出平水的山光,白马湖的水色,以及大路的市声”。
周作人有关乡土文学的言论,虽然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但对乡土文学的理论建构却有重要意义。他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找到“乡土”文学来对应于localcolour,localcolour的另一个英文名称是re-gionalnovel,这两者都强调作品的地方性,站在当时文艺批评前沿的周作人当然不会简单地从字面意思来理解、介绍和倡导中国的乡土文学。他推崇《黄蔷薇》为乡土文学的杰作,首先强调的乃是思乡怀古之情,其次才是风俗物色。在这里,周氏涉及到故乡之思、地方景物、风俗人情,深合古典文学传统中的乡土意识,这说明周氏对localcolour的文体特点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的乡土意识是了然于心的。然而1923年前后,周作人先后抛出《在希腊诸岛》、《地方与文艺》、《旧梦》,大谈地方趣味和乡土趣味,而缄口不谈民生疾苦,就连乡土忧思也少见。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中,谈乡土忧思自然会带出乡土启蒙与乡土批判的思想。
周氏以上所有言论都发表在1924年之前。其后,随着以文学研究会作家为创作主体的乡土小说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文坛的重视,尤其是鲁迅的乡土小说在国内外影响日益扩大,有关“乡土艺术”的提法得到广泛回应。首先是朱湘、张定璜在谈论鲁迅的《呐喊》时颇为推崇其“浓厚的地方色彩”、“满熏着中国的土气”;后来徐碧晖、苏雪林、汪华、沈从文等在各自的评论性文字中基本承袭了周说,但未能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值得一提的是,1931、1932连续两年都有日本批评家向日本文坛介绍鲁迅的评论性文章,两文都很快译成中文发表,文章或强调鲁迅作品的“田舍的情趣”、“地方色彩”,或称鲁迅为“优秀的乡土作家”。由此足见鲁迅作为乡土小说大师的地位早已得到广泛认可,同时也可见周氏的乡土文学理论影响很大,苏雪林甚至在1934年就断言周作人“一生以提倡乡土文艺为职志”。
在这样的语境中来看茅盾对乡土文学的用语方式和阐释方向,茅、周之间的分歧就昭然若揭了。由于周作人捷足先登,已按周氏的阐释方向形成了乡土文学的理论批评思路,其关键词是:地方色彩、风俗人情。尽管茅盾对这类作品有很强的理论兴趣,但他一直不愿落人周氏的窠臼,基本不使用“乡土文学”这样的术语,而以“农民小说”、“农村小说”、“农村生活的小说”言之。
与周氏不同,茅盾重视的不是“地方色彩”而是思想内涵。他一方面直接引用localcolour,另一方面又强调“决不可误会‘地方色彩’即某地的风景之谓。风景只可算是造成地方色彩的表面而不重要的一部分。地方色彩是一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之‘错综相’”。早在1921年,评论描写“农民生活”的小说时,他就说:“因为有了一个赞美‘自然美’的成见放在胸中,所以进了乡村便只见‘自然美’,不见农家苦了!我就不相信文学的使命是在赞美自然!”。这里对提倡“自然美”的指责应该不是针对周作人的,因为周作人把日本兼好法师的《(徒然草)抄》第九节题为《自然之美》在《语丝》上发表的时候已经是1925年了,但茅盾的文学观前后基本一致,所以当周作人及其追随者、呼应者大谈乡土文学、地方色彩的时候,茅盾则采用了另一套话语:乡村生活、农村生活、农民小说、农村小说、农家、田家、老中国的儿女们的灰色人生。于是,在批评同一位作家甚至同一部作品时,如鲁迅及其作品,王鲁彦及其作品,出现了两套互不相同的话语系统与评价体系。一方谈乡土、地方特色、风俗民情,另一方谈农民、乡村生活、(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如果把这两套话语系统放入二三十年代变化不居的文学主潮中加以考察,就不难看出茅、周之异趣。20年代乡土小说从启蒙主义的立场出发,致力于在地方生活与风俗的描写中揭示农民精神上麻木、愚昧、不觉醒的状态,其中又渗入了游子怀乡的温情,带有一定程度的乡土抒情色彩。周氏等对其地方色彩、风俗人情的阐发,也确实抓住了乡土小说的主要特色之一。但伴随着地方色彩、风俗人情的是无处不在的鲜明的启蒙意识与乡土忧思,并且,作家们普遍的启蒙意识与乡土忧思是如此强烈,以至在相当程度上遮蔽、挤压了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广袤国土上的无边风月和奇风异俗。鲁迅后来将其总结为“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可以说是一语中的。茅盾20年代讨论这类小说的重要论文有《鲁迅论》、《王鲁彦论》、《小说研究ABC》、《评四五六月的创作》、《波兰的伟大农民小说家莱芒忒》,这一系列论文显示了其文艺思想的独特性和一贯性。20年代乡土小说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角度禀承了晚清自强运动以来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成果,其间种种,远非三言两语能穷源竟委的。但总体而言,经过长时间的多方探索、辩难,晚清思想界的认识渐渐趋于一致,即谋求国家的富强,既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也要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梁启超将国与民的关系归结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所与立者何?日民而矣。民所以立者何?日气而已。”梁启超所说的“气”即“国民之元气”,“是之谓精神之精神”。在梁启超看来,改变国民的精神状态是最为迫切的需要,所谓“辱莫大于心奴”。以鲁迅为代表的最初的乡土小说作者,延续了梁启超等晚清思想家对国人精神状态的关注,并把目光投向了人数最多、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农民,“作品往往侧重于表现农村的思想关系,表现农民在封建主义压迫、奴役下的精神病态,以控诉、批判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对农民‘人性’的戕害”。即使面对这样的小说文本和认识倾向,茅盾对乡土小说主题及人物形象的分析,也主要不是从农民的精神状态,而是从农民的生存状况着手。在著名的《鲁迅论》中,茅盾对《呐喊》、《彷徨》中的乡土小说曾有集中的论述,将其概括为描写“‘老中国的儿女’的思想和生活”,并对其“思想和生活”作了如下阐述:“我们跟着单四嫂子悲哀,我们爱那个懒散苟活的孔乙己,我们忘记不了那负着生活的重担麻木着的闰土,我们的心为祥林嫂而沉重,我们以紧张的心情追随爱姑的冒险,我们鄙夷然而又怜悯又爱那阿Q……”茅盾这种注重人物的生存乃至生活状况,而不特别强调人物思想之愚昧的思路,贯穿在后来的《王鲁彦论》里,“原始的悲哀,和Humble生活着而仍又是极泰然自得的鲁迅的人物,为我们所热忱地同情而又忍痛地憎恨着的,在王鲁彦的作品里是没有的;他的是成了危疑扰乱的被物质欲望支配着的人物(虽然也只是浅淡的痕迹),似乎正是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时应有的人们的心理状况”。农民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是茅盾对20年代乡土小说着力阐发的方向,精神愚昧只是作为农民全部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并非主要的方面。后来,茅盾的文艺思想继续在左翼的道路上有所发展,但基本上保持了20年代的理论视角,即关注人物的全部现实生活,对刻意追求地方色彩、风俗民情等有可能滑入趣味主义的文学主张有很高的警惕。
由于左翼思潮的传播和阶级意识的普遍觉醒,30年代文学创作的语境较之于20年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作家们开始转而从社会革命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农村社会,甚至以阶级分析的方法,侧重于表现农村的经济关系,即农民所遭受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文学批评语境也相应发生变化,立场、视角的分野更加明显。周作人本人虽然没有继续其有关乡土文学理论的探索,但周氏对30年代乡土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却很大,几近于美国文艺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Bloom)所谓的“影响的焦虑”。苏雪林、徐碧晖、汪华、沈从文等写出了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乡土文学研究论文,立论的基础都是周氏所阐发的地方特色、乡土气味。尤其是苏雪林的《沈从文论》、《王鲁彦与许钦文》,沈从文的《论冯文炳》、《边城·题记》,对民俗人情、地方意识的开掘都有明确的自觉,并达到了相当的深度。面对这样的批评思路,茅盾自然难以完全排除其“影响”。然而,即使在偶尔谈到地方色彩时,茅盾也特别留心“农民的无知,被播弄”。和“穷人们的眼泪”。在30年代大多数乡土小说受到阶级观点影响的创作格局下,茅盾的乡土小说批评既保持了与时代话语的总体一致,又是其20年代观点的延续和发展。
回顾这两套话语的历史影响,周氏的观点在二三十年代占有很大优势;茅盾从1921年写作《评四五六月的创作》开始,一直对以农村为背景的小说保持了强烈的理论兴趣,《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集中表达了茅盾相关的理论思考。在《导言》中,茅盾依然没有使用“乡土文学”这一概念,而代之以“农民小说”“农村小说”等。茅盾当然不可能闭塞到对当时周氏所阐发的“乡土文学”一无所知,在他1927年发表的《鲁迅论》里就大量引用了张定璜那篇称鲁迅为“乡土艺术家”的论文《鲁迅先生》,直到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提出“乡土文学”之前,茅盾基本没有采用“乡土文学”的说法。这个已被周氏率先阐释的概念是茅盾不能认同的,但他又无法找个一个相当的概念来取而代之。中西文学理论如何对接和转换,如何为当时已经大量出现的以浙江、湖南、贵州乡村为背景的小说寻找一个相对应的中国语汇,并从这一语汇生发出相关的概念和理论,确实是一个理论难题。茅盾未能成功地从古典文学传统中找到恰如其分的表述,因而他对于西方尤其是美国localco1-our的真知灼见也只好散落在庞杂的论述中而无法系统化和理论化。终其一生,茅盾始终没有完成这一理论的对接和转化。
应该说,茅盾对美国乡土文学(localcolour)的把握是准确的。美国乡土文学的艺术风格和思想倾向虽然是复杂多样的,但在总体上呈现一种大致相似的特征。首先,在描写地方生活时,“不避讳丑陋”;其次,在表现地方特色时,有些作家表现出浓厚的怀旧情调,出现浪漫主义的倾向,“描写的并不是眼前的现实,而是旧日的田园景色和风土人情,回忆家乡的亲情和幽默”。“不避讳丑陋”即是一种价值倾向,茅盾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强调在地方色彩中融入社会背景可谓深谙美国乡土小说的个中三昧。宏观地考察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发展脉络,其大致形态与美国乡土小说惊人地相似。以鲁迅、萧红和文学研究会作家为主体的乡土小说在地方生活的描摹中不仅不避讳丑陋,而且大多致力于挖掘、展示丑陋。鲁迅曾对此作出明确的解释:“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而沈从文以湘西故乡为背景的乡土小说,也流露出类似于美国乡土小说的另一种温情怀旧倾向。然而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又不同于美国乡土小说,启蒙主义立场使之打上了特定时代现实和思想的烙印,其共同的价值取向就是现代性视野下的乡土批判。因而无论在审美经验领域还是在对现实人生的关怀上,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在世界文学中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这也是鲁迅的乡土小说在问世之初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流传的主要原因。茅盾对乡土小说理论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充分深入地了解美国名之为lo-calcolour影响深远的小说形式并不是单纯地追求“地方色彩”。后来中国乡土小说的走向,既体现了“文学为人生”的文艺思想,又与世界潮流一致,这与茅盾等的理论倡导之功不可分。
说到底,茅、周分歧的关键是趣味主义文学观与为人生的文学观在乡土文学内涵及发展方向上的对立与斗争。在鲁迅提出“乡土文学”的概念之后,茅盾曾及时作出回应,正式使用了“乡土文学”的概念: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象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茅盾破例采用“乡土文学”这一说法,并不仅仅是对鲁迅的友谊与尊崇,更重要的是在鲁迅的分析中,茅盾找到了知音。茅盾在这里强调乡土文学应重视对于“命运的挣扎”,而不是对“风土人情的描写”,这是他与周氏的分歧所在,也是鲁迅所定义的乡土文学与周作人所阐发的乡土文学的主要区别。后来茅盾又很快转向了惯用的“农民小说”、“农村小说”、“农村题材的作品”一类的概念。那么,茅盾的“农民小说”、“农村题材的作品”与鲁迅的“乡土文学”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鲁迅正式界定“乡土文学”是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不过,此前周作人有关“乡土文学”的概念、理论虽然是零星的、不成系统的,但其基本观点和评价准则是非常明确的,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批评也发展了另一套概念、标准。从周作人到茅盾,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经过暗含争辩的酝酿期,初步形成了乡土文学发展的两个向度,其一是周作人所阐发的、以地方色彩、风土人情为特色的、趋于趣味主义的乡土文学;其二是茅盾所坚持的、以文学为人生为宗旨的、提倡反映农村经济破产和农民艰苦生活的农民文学。这两个向度被鲁迅在《小说二集导言》中整合成相对完整的'乡土文学理论。鲁迅一方面采用了“乡土文学”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坛有着杰出的创作实绩、并为国内外文学批评界广泛接受、认可的概念,另一方面又以自己启蒙主义的、改良人生的文学观为“乡土文学”注入了新的精神实质,而这种新的精神实质与茅盾一贯坚持的对农民生活、生存状况的关注是一致的。正是基于这种一致,茅盾暂时放弃了自己一直摇摆不定的“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品”、“农民小说”、“农村小说”、“农村生活的小说”等概念、术语,以后随着政治语境的变化,茅盾又沿用了以前的术语,但基本观点却没有大的变化。
在《小说二集导言》里,鲁迅用了近字的篇幅,从题材范围、作品内容与视角、启蒙立场与乡土思念等几方面来谈论、界定乡土文学:“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就题材范围而言,乡土文学是侨寓在北京的作者,“叙述”“关心”自己的故乡。从鲁迅所谈论、引证的作品可以看出,“故乡”指的是当时偏远、落后、远离北京的农村、乡镇乃至城市,这种地域限定与今天的农村与城市的分野不同。因为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城市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今天的城乡区别已远非一个世纪之前可比。那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生存方式都不是“现代性”的,只有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才得风气之先,以现代观念衡量中国,就不难得出“乡土中国”的结论。因此,鲁迅所说的“故乡”的地理意义在于它是偏远、落后的象征,贵州、榆关以及后文论及的《柚子》的背景长沙无不如此。换言之,在北京的作者以现代性的眼光回眸故乡,贵州、榆关、长沙都是“乡下”。因而,乡土小说在题材上就是离开故乡、侨寓在北京的作者讲述偏远、落后的故乡“乡下”的故事。在当前对乡土文学题材范围的讨论以及不同学者的实际研究中,各自设定的标准是不同。随着城乡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如果我们再把以长沙为背景的作品归入乡土文学,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但我以为,鲁迅划定乡土文学题材范围的标准和精神依然适用于今天的乡土文学:偏远、落后的地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思想观念、生存方式是非现代性的。
乡土文学的内容与视角问题,其实暗含着地方色彩论与民生疾苦论之争。前引鲁迅对乡土文学的界定,可以理解为乡土文学是来自四面八方的作者对故乡的“叙述”与“关心”的文本形式。“叙述”是对故乡的展示,展示的主要内容和方向有两方面:地方景物风貌②和人的生存状态,而后者则是作者“关心”的主要对象。在乡土文学的这两个重要向度上,周氏及其追随者与茅盾基本上是各执一词。这其实关系到乡土文学写什么、往哪里发展的问题。鲁迅把周作人所推崇的“地方特色”称为“异域情调”,并从总体上准确地判断当时的乡土小说因为“隐现着乡愁”,所以异域情调并不多见。正是“乡愁”——不仅源于作者的怀乡之愁,还源于作者因故乡经济萧条、思想愚昧而产生的忧愁——致使“异域情调”在作品中受到压抑。在鲁迅看来,这种被压抑的“异域情调”对乡土文学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产生“开拓读者的心胸”的良好艺术效果,也可能有“炫耀”作者“眼界”之虞。这就要靠作者掌握艺术表达的“度”了,而这个“度”无疑与作者的创作旨趣直接相关。如果作者情系故土、心系民生,异域情调自然会开拓读者的心胸;反之,如果作者漠视故乡民生现实而落人一己之趣味,异域情调就有可能成为作者炫耀眼界的资本。本质上,异域情调是乡土文学的内容和方向之一,也是一种视角和技巧。鲁迅以作家良好的艺术感,肯定了异域情调作为视角、技巧的意义,又以现代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警示性地批评了对异域情调的不当追求,其理论洞见是艺术素养与艺术观的完美统一。事实上,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在浓郁的乡愁笼罩下,确实普遍压抑了对异域情调的抒写,而被压抑的异域情调后来由于国情现实、时代潮流、艺术趣味以及读者阅读期待的相应变化,在80年代以降的乡土小说中得以舒展,乃至渲染。
乡土文学中所展示的人的生存状态,在鲁迅看来,远比异域情调重要。对于20年代中国乡村和农民,其生存状态又受制于三大因素:战争、贫困以及精神上的蒙昧。因而,它们成为鲁迅在《小说二集导言》里阐释乡土文学的主要内容和方向。有关以战争为衬托的小说,鲁迅赞许裴文中的《戎马声中》,写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有关以贫困为题材的小说,鲁迅评价许钦文的《石宕》“能活泼的写出民间生活来”。《石宕》全篇洋溢着对村民痛苦生存挣扎的同情,将乡村的贫困表现得入木三分。在对这些乡间生活的评述中,不难看出鲁迅对乡土文学的阐发是朝着关心民生疾苦、同情民生不幸的方向发展。这个方向是茅盾一贯坚持的,在几乎与鲁迅同时写就的《小说一集导言》中,茅盾用了更多的篇幅对战争与贫穷问题展开论述。鲁迅对“地方色彩”作了有条件的、谨慎的肯定,而对乡土小说反映乡村现实人生、关心民生疾苦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却作了有力的开拓。事实上,是否关心乡村现实、民生疾苦,是鲁迅臧否作品的一个最重要的尺度。《小说二集导言》所论乡土文学,都是以这个尺度来衡量的。许钦文、王鲁彦对乡土小说有自觉的创作兴趣,用力颇勤,与鲁迅的私人关系也很好,但鲁迅对两人的创作都是有批评有肯定。鲁迅肯定许钦文的《石宕》,而对其《父亲的花园》那样“包着愤激的冷静和诙谐”、“苦恼的是失去了地上的‘父亲的花园”’一类的作品却有委婉的批评;对王鲁彦抨击野蛮落后现实的《柚子》多有褒扬,但对其“烦冤的却是离开了天上的自由的乐土”之类的作品亦有善意的针砭。抑扬之间,不难见出鲁迅反对乡土文学中逃避现实的倾向,而对反映民生疾苦、鞭挞野蛮现实的作品情有独钟,地方色彩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是可取的。说到底,乡土文学应“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鲁迅对地方色彩论与民生疾苦论的成功整合,尤其是整合中明确要求乡土文学反映现实人生,使茅盾终于接受了“乡土文学”这一概念。
对于乡土社会精神蒙昧的批判是以启蒙立场为基础的。作为五四新文学的杰出代表,鲁迅的卓越之处在于没有因同情民生疾苦而蒙蔽自己的理智。在探索乡村现实时,他以现代理性为参照,以人道主义为基础,表现出鲜明的乡土启蒙和乡土批判意识及立场。鲁迅以自己一系列乡土小说,剖析、批判了存在于乡村社会的愚昧和蒙昧,在一个个鲜活的典型人物的不幸人生中,挖掘出积淀在乡土社会深处的有悖于人道、民主、自由等现代精神的思想、观念、信仰,它们是导致主人公不幸人生的最深刻的原因。面对无处不在却又无影无踪的观念之网,任何个体都难以有冲破它的力量和可能,它决定着乡土社会男男女女的悲哀,而这些不幸的男女却身不由己地汇合成力量强大的庸众。因此,在鲁迅看来,构成庸众的个体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要改良社会和人生,“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因为蒙昧的精神状态决定了乡土社会的停滞与落后。如果说,鲁迅自己的乡土文学主要是对个体生存困境的艺术考察,并从中揭示出主人公以及整个乡土社会的精神面貌,那么,在《小说二集导言》中,鲁迅又特别留意直接表现群体精神状态的作品,而乡间习俗则是群体精神的最佳载体。他评蹇先艾的《水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可以说,《水葬》主要是对被习俗制约着的庸众而不是小偷骆毛精神状态的一次绝妙展现,这种冷酷的、不人道的习俗是乡土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个性意识、现代化程度极其低下的表现。对于广大乡土世界而言,此类习俗虽然各异,但野蛮残酷的本质却是相同的。茅盾在《小说一集导言》中,也特别指出许杰的作品“描写了农村的原始性的丑恶”,并多次谈到《惨雾》,原因是其中写出了“农民们自己的原始性的强悍和传统的恶劣的风俗”。乡土文学呈现的蔓延于当时乡土世界的千奇百怪的冷酷、丑恶的习俗,大多以对生命的无情摧残证实了乡土社会的精神愚昧与蒙昧。然而,鲁迅并没有鄙弃内外交困的乡土社会,在他焦灼的故乡叙事中浸润着游子思乡的温情,但思乡的内涵已非古代游子可比。以人道主义、个性主义为内核的西方现代精神,使之将对故土之爱包含在启蒙与批判之中,其目标无疑是偏远、落后的乡村世界的现代化。而对于一个乡村人口和面积都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而言,乡村的现代化无疑是国家现代化的最重要最艰难的一环。因此,对于当时乡土文学中普遍交织着乡土思念与乡土启蒙的复杂情感的“乡愁”,鲁迅是以现代精神为尺度来加以品评的。故而他认为蹇先艾对落后故乡的叙述,写出了作者“心曲的哀愁”,对愚昧、冷酷、不人道行为的憎恨,对母爱的同情。如果中国现代文学的总特点可以概括为“感时忧国的精神”——其中的“时”应是以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参照的时代危机,那么,鲁迅的乡土文学创作和理论就是感时忧国精神在艺术和理论上的完美结合。
综上所述,鲁迅的乡土文学理论以自己的创作为基础和出发点,既宏观概括了当时乡土文学的创作实际,又在品评作品、阐幽显微之间有批评有揄扬有选择,从而将其独特的文学观溶入乡土文学理论之中,形成兼容各家之长并与时代精神相一致的、成熟而完善的乡土文学理论,使之与周作人、茅盾的理论立场既有所区别又有一定的联系。
回顾乡土文学理论酝酿、形成的历史,周作人是在理论上将美国localcolour与乡土小说对接并加以阐发的第一人。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弄潮儿,周作人处在西风东渐、人道主义盛行的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他的乡土意识和乡土理论为什么没有发展为对故乡落后的针砭以及对故土民生艰难的同情,而是走向了与时代中心话语相距较远的乡土气味、乡土趣味呢?
这与周氏的思想矛盾有直接的联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叛徒”与“隐士”的矛盾、“效力”与“趣味”的矛盾。这种矛盾即使在周氏早期的文学活动中也可以见到其踪影,在前面提到的《黄蔷薇序》里,叙及匈牙利平原景物风貌时,文字之华美、语气之倾慕、心情之陶醉足可见一斑。然而,周作人毕竟是五四的弄潮儿,曾经相信“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但随着五四的落潮,新文化运动队伍的分化,以及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周作人内心原有的隐士气和趣味主义倾向慢慢把他导向了描写苍蝇、虱子、蚯蚓、菱角、苦茶等“不可有作用,却不可无意思”一类逃避社会责任却能自娱自乐的趣味文学之中。虽然在其文字中明显地流露出自我解嘲与无可奈何的情绪,但“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首要原则还是主宰了他的文学趣味。这才是他既具有将lo-calcolour与乡土文学对接的洞见,又故意只谈地方色彩而回避其社会、时代使命的真正原因。作为在新文学初期颇有影响的文艺批评权威,周氏对乡土文学兴趣所在的偏移,不仅妨碍了他对乡土文学理论的进一步探索与建构,也背离了新文学在特定历史时期应担负的历史使命,以及文学研究会同人对文学承担社会责任的信念。
周作人对乡土文学的阐发遭到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批评的抵制。等到鲁迅发表《小说二集导言》,这项中西文论的对接和转换才最终完成。鲁迅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整合了茅、周之说,更在于超越了两者,将最迫切的时代需要——民族的,表现在乡土文学中即是地方的、乡镇的现代化,融入乡土文学,形成寓乡土思念、民生关怀和乡土批判于一体的乡土文学观,并以之为乡土文学之魂。
篇6：鲁迅为杨贵妃鸣冤?
鲁迅为杨贵妃鸣冤?
关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在历代诗词歌曲中有诸多反映。
鲁迅有过一个以杨贵妃为主题的写作计划，他对许寿裳、郁达夫、孙伏园、冯雪峰等许多关系亲密的友人都曾谈起过，有些情节的设想已经相当具体，可见不仅他的计划是认真的，而且已经有了创作的兴奋。1924年暑期，西北大学邀请鲁迅到西安讲学，他觉得正好可以体味一下大唐旧都的实地风光，便欣然答允。然而这一次旅行的结果却是让鲁迅打消了原有的念头，其中缘由颇有意味。
关于鲁迅想要写的《杨贵妃》，许寿裳、郁达夫的回忆说它是一部长篇小说，鲁迅本人给日本友人山本初枝夫人的信中也说到“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这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但当初陪同鲁迅去西安的孙伏园以及在西安负责招待鲁迅的李级仁都明确地说他计划写的是一部剧本，并且都具体说到鲁迅向他们谈起过某些剧情的安排，这显然也不可能是误记。看来鲁迅对长篇小说和剧本都有过考虑，只是并未作最后的决定。
但不管是小说还是戏剧，主旨和基本的内容应该是一致的。对此郁达夫在《奇零集》中回忆说：“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哪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心里有点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哪里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所以梧桐秋雨，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便是小说的收场。”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记忆的情节也大略相似。作为剧本的《杨贵妃》，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中回忆说：“鲁迅先生原计划是三幕，每幕都用一个词牌为名，我还记得它的第三幕是‘雨淋铃’。而且据作者的解说，长生殿是为救济情爱逐渐稀淡而不得不有的一个场面。”恰好李级仁的回忆与孙伏园所说形成了补充：“鲁迅先生来西安讲学，我任招待，曾两次到他的寝室中去。谈到贵妃的生前、死后、坟墓、遗迹等，记得很清楚，说要把她写成戏剧，其中有一幕，是根据诗人李白的《清平调》，写玄宗与贵妃的月夜赏牡丹。”
看来鲁迅去西安时心中考虑的主要是剧本，而且，按孙伏园“全剧为三幕，每幕分别以词牌为名”的说法，其中两幕已经是可以知道的，即《清平调》和《雨淋铃》。近时日本学者竹村则行有专著《杨贵妃文学史研究》问世，他认为鲁迅所拟两幕的名称都有历史沿袭的成分，所以根据历代杨贵妃文学的主要素材，推想鲁迅所拟的另一幕或许为《舞霓裳》，即《霓裳羽衣曲》的简称。他又根据诸家回忆录所记，对鲁迅拟想中的《杨贵妃》剧本作出假设性的“复原”：第一幕《清平调》，写玄宗与杨贵妃情爱正浓的情形，主要场景为二人在兴庆宫沉香亭畔赏牡丹，召见翰林供奉李白，李献《清平调》词三首;第二幕《舞霓裳》，写二人情爱在貌似热烈的气氛中无奈地衰减，主要场景为七月七日长生殿密誓，以及在之后的宴饮中贵妃作霓裳羽衣舞，至安禄山叛变;第三幕《雨淋铃》，写二人情爱的悲剧结局，主要场景为马嵬坡事变，玄宗以不能庇护为借口任凭杨贵妃被害，继而在逃亡途中又回忆起往日情景，而懊悔莫及。这当然未必是鲁迅准备写出的《杨贵妃》;但既然他没有写出来，这样的猜想也还是很有趣的。我们知道鲁迅打算把杨贵妃之死处理成玄宗假兵乱之机解脱已感厌倦的情网，这种情节可能酿成的心态是极其复杂的，以鲁迅的冷峻之笔，如果真的写出来恐怕不知是怎样令人心惊。
鲁迅写作《杨贵妃》的`计划因西安之行而变得热切，也因此行而彻底灰冷。论其原因，首先是他到达西安之后所见景象衰败、暗昧而颓废，破坏了他对古都原有的想象。再就是陕西军阀刘镇华滑稽而蛮横的举止，大概也令他败兴。刘当时以督军兼省长，是西北大学的创办人，也是此次举办暑期学校的实际发动者，他广邀文化名人来陕，本有为自己沽名钓誉的用意。暑期学校讲演完毕后，刘镇华邀请鲁迅去讲武堂讲演，鲁迅回复他说要讲也只能讲中国小说史，别的不会，不肯答应刘镇华请他另换一个题目帮忙捧场的示意，结果弄得“兼座”大不高兴，几乎扯下面皮。当时的《新秦日报》透露了这消息，被罚停了几天刊。总之十多天住下来鲁迅心情大坏，后来他在给山本初枝夫人的信中说：“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摹想的好。”
鲁迅终于没能写成他的《杨贵妃》是令人遗憾的。但要说这后果完全缘于那次西安之行，却未必得其真实;换言之，即使鲁迅没有在西安受挫的经历，这部小说或剧本恐怕也不可能写成。杨贵妃的文学故事包含了各种华丽的因素：宫廷风情、帝王生活、权力斗争、突发兵变，以及美貌、恋情和悲惨的死亡，极富浪漫气息，不管鲁迅看待它的眼光如何较前人为尖锐，上述基本特质是不可能清除掉的。而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势的贫弱、艰困、暗昧，足以阻止任何感受敏锐的人进入到那种华丽和浪漫的故事氛围中去。鲁迅说西安“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别处又何尝能见到“唐朝的天空”呢?盛唐一直是中国人的旧梦，然而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尤其对于鲁迅这样具有诗性敏感的思想者来说，这个梦已经不再有在文学中存活的能力。西安之行只不过使必然的结局更早显现而已。
说起鲁迅人们容易想到他的强烈的反传统立场，其实他对“传统”是有区别和选择的。他所不喜的，主要是宋以后文化的保守气息，说“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对明、清高度强化的专制所造成的普遍性的人格奴化现象，更是格外憎厌;而论及汉唐“豁达闳大之风”，鲁迅则多有称美，并曾具体地说到：“唐代的文化观念，很可以做我们现代的参考，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把握，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力;同时对于别系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的崇拜或轻易的唾弃。”不是说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评价我们必须一律遵从鲁迅，但他取舍的准则确实值得我们考虑。
篇7：以鲁迅为题的
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
凡是总须研究，才会明白。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前进。
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之脊梁。
篇8：以鲁迅为榜样作文
鲁迅是著名的文学家。毛主席对他的评价是：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读了他童年时代的几件小事。一是鲁迅从小就勇敢。医生给他种牛痘，用刀子划他的手臂，其他的小朋友看都不敢看。而他却不怕疼痛，忍到最后。还有一次，小鲁迅看不惯小霸王八斤以强凌弱，就指责八斤，打抱不平，主持正义，结果自己遭到了一顿毒打，但他丝毫没有退缩。
我读完了这篇文章，感触颇深。鲁迅他不顾对手是多么的强大，总是勇敢地面对，作为正义的.化身。我远远无法与鲁迅相比。 记得有一次，我们院子里的小霸王朱定邦有来欺负小布点朱安妮了。朱定邦不经义地用力地推了一下朱安妮。朱安妮便摔倒在地，失声痛哭起来了。我扶起朱安妮，可我不敢上前与朱定邦理论，反而扶起朱安妮就跑到一边儿去了，看都不敢看朱定邦。以后，我和朱安妮一见到朱定邦就躲开。
读了这一篇文章之后，真是觉得惭愧。想一想鲁迅小时候主持正义的事情，而我却对这一点儿小事就背而躲之，生怕把事情沾到自己身上。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一样，那不成霸王世界了吗? 我一定要想鲁迅学习，做一个勇敢的主持正义的人。如果人人都主持正义，歪风邪气就会少很多。要是人人都有一颗正义的心，那么世界将充满了欢乐!
篇9：以鲁迅为榜样作文
在我的心中，总有几颗永不熄灭的星星在闪烁，在这些星星中，鲁迅爷爷这颗星星最明亮、最耀眼。
鲁迅爷爷的成功，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珍惜时间。关于时间，还有一个小故事呢。鲁迅爷爷12岁在绍兴城的“三味书屋”读私塾，父亲不幸患了重病在床，两个弟弟还年幼，因此，他经常上当铺，跑药铺，还要帮妈妈干家务。有一天，鲁迅爷爷在家帮妈妈多做了点事，结果上学迟到了。严厉的老师狠狠地责骂了他一顿。年少的鲁迅挨了批评后，心中自是有很多的委屈。但懂事的他并没有和老师辩解什么，也没有埋怨自己家世悲惨，他知道老师的严厉是对自己的负责和督促。诚恳地接受批评后，他决心做好精确合理的时间安排，不因为做家务或其他的事迟到了。于是，鲁迅用小刀在书桌的右下角，正正方方地刻了一个“早”字，提醒和鞭策自己珍惜时间，发愤学习。
跟鲁迅爷爷相比，我真是自惭形秽，妈妈总是提醒我，要抓紧时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而我总不以为然，认为时间很多，明日、后日，时间多着呢。读了《名人励志故事》后，我感触很大，人的一生太短暂，如不及时抓紧，生命的火炬将白白燃烧。因此，即使在寒假，我也没睡懒觉，当我在偷懒时，鲁迅爷爷的形象就会出现在我脑海里，时刻提醒我、激励我。
我要向鲁迅爷爷那样，珍惜时间，努力学习，为心中的理想而奋斗!
篇10：以鲁迅为榜样作文
鲁迅是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他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字豫才。他时常穿着一件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体的“一”字。鲁迅还被人民称作“民族魂”。读了他童年时代的几件小事，一是鲁迅从小看不惯小霸王八斤以强凌弱，就指责八斤，打抱不平，主持正义，结果自己遭到了一顿毒打，但他丝毫没有退缩。
我读完了这篇文章，感触颇深。鲁迅他不顾对手是多么的强大，总是勇敢地面对，作为正义的化身。我远远无法与鲁迅相比。
记得有一次，我们院子里的小霸王朱定邦有来欺负小布点朱安妮了。朱定邦不经义地用力地推了一下朱安妮。朱安妮便摔倒在地，失声痛哭起来了。我扶起朱安妮，可我不敢上前与朱定邦理论，反而扶起朱安妮就跑到一边儿去了，看都不敢看朱定邦。以后，我和朱安妮一见到朱定邦就躲开。
读了这一篇文章之后，真是觉得惭愧。想一想鲁迅小时候主持正义的事情，而我却对这一点儿小事就背而躲之，生怕把事情沾到自己身上。我一定要想鲁迅学习，做一个勇敢的主持正义的人。如果人人都主持正义，歪风邪气就会少很多。要是人人都有一颗正义的心，那么世界将充满了欢乐!
★ 《风筝》课堂实录
★ 春节之旅叙事作文
【鲁迅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精选10篇）】相关文章：
高三写人作文 :父爱字2023-12-03
高三写人作文 :祝福母亲字2022-12-26
我的姐姐-写人的作文1200字2023-11-06
写人的作文1200字2023-08-13
高二写人作文：名人――高峰_1200字2022-12-06
我最好的老师写人作文1200字2022-11-27
推荐的鲁迅祖居导游词2023-11-11
党课辅导2023-06-02
梁实秋《雅舍小品》忆冰心2022-08-20
对鲁迅的评价2022-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