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道教情结（推荐7篇）由网友“Francesca”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道教情结，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篇1：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道教情结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道教情结
白居易的道教情结在诗歌中体现在他套用了道教的三大母题。
一、角色母题――仙真
道教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的远古神话，并进行了大规模的造神运动，形成了自己庞大的神话谱系。每个神话背后都有一个主角――仙真。陈耀庭先生将道教神谱分为三层：“第一层次是先天尊神，都是出于天地未分时的先天真神，例如：三清、三官、四灵二十八宿等。第二层次是天地开辟以后的得道仙真，都是由凡人学道、修道后成真的后天神明，如八仙等，是道教徒自己创造的新神。三是长期流传于民间并受到道教供奉的俗神，例如门神、财神、妈祖等。”[1]《长恨歌》既然是放在一个道教神话文本中记叙故事的，那么主人公和道教有何关系呢?
《长恨歌》开始是这样拉开唐杨爱情序幕的：“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从 “人未识”、“一朝选”这样的字眼来看，二人相识之前杨玉环是冰清玉洁待字闺中的少女。而杨玉环在皇宫之中最初的真实身份，曾为朝廷命官的白居易不可能不知道，然而他并未提及杨玉环曾经是唐明皇的儿媳妇一事，难道仅仅是慑于皇家权威有所忌惮吗?那么为什么千百年后不同阶层的人们也在有意无意地淡化这段历史呢?唐明皇是如何“误导”舆论、掩国人耳目的呢?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杨玉环在735年被册封为寿王妃(唐玄宗儿子李瑁之妻)，五年后(740年左右)她被度为女道士，并起道号“太真”，又五年(745年)唐玄宗召她入宫，并册封为贵妃。原来，杨贵妃曾经被“度”为道人――问题的关键在此。这件事记载在众所周知的唐玄宗741年亲自颁布的《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其中批复了杨玉环的申请：”……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用敦宏道之风，特遂由衷之请，宜度为女道士。”[2]意思大致是：值此皇太后忌辰，杨氏玉环期盼为亡灵祈福，因此请求出家超度，这种高雅的情志实在难以违背;为了敦促宏扬此道德之风，特满足杨氏这一由衷请求，批准其为女道士。按照道家的说法，出家就等于了却一切尘缘，隔断与世俗的一切瓜葛(包括与寿王的夫妻关系)，杨玉环也等于脱胎换骨、死而复生，因此白居易说她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也算是在宗教上获得了认可的权威性。至此，这个被赐号“太真”的杨玉环凭借道教实现了大变身，由俗人变为道人，几年后，当她成为唐玄宗的贵妃时，自然也就轻易得到崇信道教的唐人们的谅解。这点隐藏在历史尘埃之下的事实被白居易信手拈来作为叙述前提，奠定了全诗充满道教味道的神话基调。从后文杨贵妃死后位列仙班来看，她在道教的神话谱系中应该归类为第二种仙真。于是故事的女主角带着道教光环闪亮登场。
二、观念母题――羽化登仙・彼岸世界
道教修行的最高境界是“长生不死、羽化登仙”。他们相信人人都可以得道成仙。某些道士有“通灵”的特异功能。失去杨贵妃的唐玄宗相思成疾，苦不堪言。于是他找来“临邛道士洪都客”为他招来杨贵妃的'亡魂，以慰藉自己的相思苦。岂知杨贵妃生前虔诚修道，死后既不在“碧落”也不在“黄泉”，而是到了道教徒神往的彼岸世界――“蓬莱仙山”。
彼岸世界是神话特有的主题。道教的彼岸世界最著名的是昆仑山和蓬莱山，《史记・封禅书》这样记载蓬莱仙境：“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引风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世主莫不甘心焉。”[3]道教依然沿用了蓬莱仙山母题，白居易从激赏二人的爱情出发把死后的杨贵妃安置在了蓬莱仙阁。
白居易对蓬莱仙境的着墨不多，却已仙味十足。“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虚幻辽远、云蒸霞蔚、仙人游逸，这分明就是与人间迥异的“天堂”。再看杨贵妃，她不但花容月貌梨花带雨，而且她的仪仗排场令人咂舌，她的居所“金阙西厢”、“珠箔银屏”、“九华帐 “已是极尽奢华，在她身前供她役使的居然是吴王夫差的女儿小玉和西王母的侍女。可见，她在神界的地位是何等尊贵。当唐玄宗乃至善良的读者获悉生前显贵的贵妃娘娘登仙后地位有增无减，他们郁闷伤感的情绪该获得多大的舒展与慰藉。
三、情节母题――人神殊途・飞神驭气
正如曹植不能与梦中的洛神交好一样，由于人神殊途，唐玄宗也无法与升仙的杨贵妃再续前缘。为了让唐玄宗与杨贵妃互通信息，白居易又一次借助道教，引入道士的变化之术(法术)――飞神驭气沟通世俗与仙界。 “驭气“是道教非常重大的法术，这类法术的要义在于使得自己神通自在，打破一切时间空间和通常自然规律的束缚。变化时，方士自己在原处不动，六神可以到处往来，到达形体无法抵达的天府或仙境。[4]道门中对此类秘术的传授有严格规范，不允许传给心术不正之徒。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记载了当时这类的变化之术，在汉代就有不少著名的善于变化之术的方士，东汉时期变化之术成为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唐，皇帝大都推崇道教，迷信法术。唐玄宗也渴望依靠道教延续他和杨贵妃的不朽爱情。道士施展驭气的法术给唐玄宗带回杨贵妃的一半钗盒，还捎回杨贵妃忠贞不渝的爱情誓言。虽然诗歌到此戛然而止，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唐玄宗的相思之苦应该是得以缓解，并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
四、神话思维对作品的填充作用
道教承袭原始神话来张扬其教派的神性色彩，而白居易以自己高超的艺术技巧又将道教神话加以剪裁涂缀，制成符合唐杨爱情传奇的霓裳羽衣，把一件原本不太光彩的宫闱秘事套上神话的光环，以致歌咏千年，流传至今。这不得不归功于宗教神话思维独有的优势和特征。
首先，神话思维可以突破世俗思维定式和艺术禁忌，充分拓展审美空间。例如，杨玉环通过修行斩断前缘净身还俗，唐玄宗通过方士作法与亡者沟通，这些神话中才有的思维方式使得白居易敢于冒“唐玄宗乱伦“之大不韪，堂而皇之地大写特写二人的爱情故事。这不得不归因于道教，也归因于那个信道的时代。
道教在唐代走向鼎盛时期，信仰和崇尚道教是社会时尚，李白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道教狂热分子。白居易把二人的故事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去描摹，用神话过滤了他们在世俗的悖谬，不但博取后人的同情，而且提升了故事的审美层次，使之成为可以与梁祝媲美的美学对象。
其次，神话所营造的上下无极、浩瀚无边的仙人世界为白居易提供了一个驰骋想象的广阔空间，使得作品氤氲着浪漫主义的艺术气息，也使得他在对仙境仙人的描写上尽情地发挥想象力，挥笔泼墨纵横开阖，把天上宫阙的奢华绮丽辉煌灿烂写得淋漓尽致。
白居易对于神话驾轻就熟，在情节上延伸了时空，弥补了现实中唐杨二人的故事断层，满足了读者的审美心理;在艺术风格上，将凄凉悲苦的现实主义叙述质变为浪漫主义的吟唱，从语言到情感都给读者带来了莫大的视觉享受和心灵震撼。
篇2：浅析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道教情结
浅析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道教情结
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原本是宫闱秘事，却被后人传诵至今，甚至于提升到能同梁祝相媲美的审美高度，这不得不归功于历代文人的墨润。
唐明皇宠幸杨贵妃，以色误国，后因护卫军哗变又赐死杨贵妃。这本是一件政治性历史事件。然而，后人并没有像看待纣王妲己、周幽王褒姒一样，对二人用“荒淫误国”和“红颜祸水”简单地加以盖棺定论。近者，如清代戏曲家洪升《长生殿》对二人忠贞不渝爱情的描写令人荡气回肠;远者，如唐代白居易《长恨歌》对诗歌结局的安排令人潸然泪下。
深入探究，我们发现，白居易对这一对封建帝王夫妇的充满世俗人情味的记述，竟然是放在道教神话的文本中进行的。唐代是道教盛行的年代，信道入道还一度成为当时的时尚。白居易深谙道教精髓，日常生活无不践行道教教义和理论。基于道教和神话极为复杂的传承关系和历史渊源，基于神话的特殊思维对文学创作的启迪与滋养，白居易吸取了道教中的神话因素，并以之为框架，以唐杨故事为经纬，用自己独特的艺术想象，创造出基于历史又超越真实的千古名篇《长恨歌》。
白居易的道教情结在诗歌中体现在他套用了道教的三大母题。
一、角色母题――仙真
道教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的远古神话，并进行了大规模的造神运动，形成了自己庞大的神话谱系。每个神话背后都有一个主角――仙真。陈耀庭先生将道教神谱分为三层：“第一层次是先天尊神，都是出于天地未分时的先天真神，例如：三清、三官、四灵二十八宿等。第二层次是天地开辟以后的得道仙真，都是由凡人学道、修道后成真的后天神明，如八仙等，是道教徒自己创造的新神。三是长期流传于民间并受到道教供奉的俗神，例如门神、财神、妈祖等。”[1]《长恨歌》既然是放在一个道教神话文本中记叙故事的`，那么主人公和道教有何关系呢?
《长恨歌》开始是这样拉开唐杨爱情序幕的：“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从“人未识”、“一朝选”这样的字眼来看，二人相识之前杨玉环是冰清玉洁待字闺中的少女。而杨玉环在皇宫之中最初的真实身份，曾为朝廷命官的白居易不可能不知道，然而他并未提及杨玉环曾经是唐明皇的儿媳妇一事，难道仅仅是慑于皇家权威有所忌惮吗?那么为什么千百年后不同阶层的人们也在有意无意地淡化这段历史呢?唐明皇是如何“误导”舆论、掩国人耳目的呢?
历史是这样记载的，杨玉环在735年被册封为寿王妃(唐玄宗儿子李瑁之妻)，五年后(740年左右)她被度为女道士，并起道号“太真”，又五年(745年)唐玄宗召她入宫，并册封为贵妃。原来，杨贵妃曾经被“度”为道人――问题的关键在此。这件事记载在众所周知的唐玄宗741年亲自颁布的《度寿王妃为女道士敕》，其中批复了杨玉环的申请：”……属太后忌辰，永怀追福，以兹求度，雅志难违;用敦宏道之风，特遂由衷之请，宜度为女道士。”[2]意思大致是：值此皇太后忌辰，杨氏玉环期盼为亡灵祈福，因此请求出家超度，这种高雅的情志实在难以违背;为了敦促宏扬此道德之风，特满足杨氏这一由衷请求，批准其为女道士。按照道家的说法，出家就等于了却一切尘缘，隔断与世俗的一切瓜葛(包括与寿王的夫妻关系)，杨玉环也等于脱胎换骨、死而复生，因此白居易说她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也算是在宗教上获得了认可的权威性。至此，这个被赐号“太真”的杨玉环凭借道教实现了大变身，由俗人变为道人，几年后，当她成为唐玄宗的贵妃时，自然也就轻易得到崇信道教的唐人们的谅解。这点隐藏在历史尘埃之下的事实被白居易信手拈来作为叙述前提，奠定了全诗充满道教味道的神话基调。从后文杨贵妃死后位列仙班来看，她在道教的神话谱系中应该归类为第二种仙真。于是故事的女主角带着道教光环闪亮登场。
二、观念母题――羽化登仙・彼岸世界
道教修行的最高境界是“长生不死、羽化登仙”。他们相信人人都可以得道成仙。某些道士有“通灵”的特异功能。失去杨贵妃的唐玄宗相思成疾，苦不堪言。于是他找来“临邛道士洪都客”为他招来杨贵妃的亡魂，以慰藉自己的相思苦。岂知杨贵妃生前虔诚修道，死后既不在“碧落”也不在“黄泉”，而是到了道教徒神往的彼岸世界――“蓬莱仙山”。
彼岸世界是神话特有的主题。道教的彼岸世界最著名的是昆仑山和蓬莱山，《史记・封禅书》这样记载蓬莱仙境：“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引风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世主莫不甘心焉。”[3]道教依然沿用了蓬莱仙山母题，白居易从激赏二人的爱情出发把死后的杨贵妃安置在了蓬莱仙阁。
白居易对蓬莱仙境的着墨不多，却已仙味十足。“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虚幻辽远、云蒸霞蔚、仙人游逸，这分明就是与人间迥异的“天堂”。再看杨贵妃，她不但花容月貌梨花带雨，而且她的仪仗排场令人咂舌，她的居所“金阙西厢”、“珠箔银屏”、“九华帐“已是极尽奢华，在她身前供她役使的居然是吴王夫差的女儿小玉和西王母的侍女。可见，她在神界的地位是何等尊贵。当唐玄宗乃至善良的读者获悉生前显贵的贵妃娘娘登仙后地位有增无减，他们郁闷伤感的情绪该获得多大的舒展与慰藉。
三、情节母题――人神殊途・飞神驭气
正如曹植不能与梦中的洛神交好一样，由于人神殊途，唐玄宗也无法与升仙的杨贵妃再续前缘。为了让唐玄宗与杨贵妃互通信息，白居易又一次借助道教，引入道士的变化之术(法术)――飞神驭气沟通世俗与仙界。 “驭气“是道教非常重大的法术，这类法术的要义在于使得自己神通自在，打破一切时间空间和通常自然规律的束缚。变化时，方士自己在原处不动，六神可以到处往来，到达形体无法抵达的天府或仙境。[4]道门中对此类秘术的传授有严格规范，不允许传给心术不正之徒。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遐览》记载了当时这类的变化之术，在汉代就有不少著名的善于变化之术的方士，东汉时期变化之术成为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唐，皇帝大都推崇道教，迷信法术。唐玄宗也渴望依靠道教延续他和杨贵妃的不朽爱情。道士施展驭气的法术给唐玄宗带回杨贵妃的一半钗盒，还捎回杨贵妃忠贞不渝的爱情誓言。虽然诗歌到此戛然而止，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唐玄宗的相思之苦应该是得以缓解，并获得了活下去的勇气。
四、神话思维对作品的填充作用
道教承袭原始神话来张扬其教派的神性色彩，而白居易以自己高超的艺术技巧又将道教神话加以剪裁涂缀，制成符合唐杨爱情传奇的霓裳羽衣，把一件原本不太光彩的宫闱秘事套上神话的光环，以致歌咏千年，流传至今。这不得不归功于宗教神话思维独有的优势和特征。
首先，神话思维可以突破世俗思维定式和艺术禁忌，充分拓展审美空间。例如，杨玉环通过修行斩断前缘净身还俗，唐玄宗通过方士作法与亡者沟通，这些神话中才有的思维方式使得白居易敢于冒“唐玄宗乱伦“之大不韪，堂而皇之地大写特写二人的爱情故事。这不得不归因于道教，也归因于那个信道的时代。
道教在唐代走向鼎盛时期，信仰和崇尚道教是社会时尚，李白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道教狂热分子。白居易把二人的故事放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去描摹，用神话过滤了他们在世俗的悖谬，不但博取后人的同情，而且提升了故事的审美层次，使之成为可以与梁祝媲美的美学对象。
其次，神话所营造的上下无极、浩瀚无边的仙人世界为白居易提供了一个驰骋想象的广阔空间，使得作品氤氲着浪漫主义的艺术气息，也使得他在对仙境仙人的描写上尽情地发挥想象力，挥笔泼墨纵横开阖，把天上宫阙的奢华绮丽辉煌灿烂写得淋漓尽致。
白居易对于神话驾轻就熟，在情节上延伸了时空，弥补了现实中唐杨二人的故事断层，满足了读者的审美心理;在艺术风格上，将凄凉悲苦的现实主义叙述质变为浪漫主义的吟唱，从语言到情感都给读者带来了莫大的视觉享受和心灵震撼。
篇3：白居易的“湘灵情结”和“长恨歌”
白居易的“湘灵情结”和“长恨歌”
清代学者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香山诗名最著，及身已风行海内，李谪仙后一人而已……盖其得名，在《长恨歌》一篇。”赵翼的评价颇能代表学界对白居易诗歌成就的主流看法。或许是咏吟对象太特殊，或许因为故事情节太感人，白居易在世时，这首诗的名气就已经很大了，甚至有歌妓在别人面前夸口说：“我能诵白学士《长恨歌》，岂与他妓等哉!”就连唐宣宗都在写给白居易的悼念诗中夸赞说“童子解吟长恨曲”。
关于这首诗的创作缘起，白居易的好友陈鸿在《长恨歌传》中说过：“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白校书郎尉于整屋，鸿与琅邪王质夫家于是邑，暇口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日：‘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歌既成，使鸿传焉。”后世学者对陈鸿的说法几无异议，即白居易是在友人王质夫的提议下创作了《长恨歌》，而且其初衷是想“惩尤物，窒乱阶，垂干将来”，即讽刺时事，昭示未来，但学界也普遍注意到另一种情况，即随着李杨故事情节的展开，作者的情感和创作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诗中所流露出的，更多的是对李杨爱情悲剧的同情，对李杨忠贞不渝的爱情品格的赞美。
学界虽然认识到《长恨歌》具有双重主题，可是为什么诗人的情感趋向出现了如此大的转折，创作初衷发生了近乎颠覆性的转变?对于这个问题，目前的关注似乎还不够。
通过对白居易感情经历和有关诗作的考察，笔者发现，诗人的创作初衷之所以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可能和他心中浓郁的“湘灵情结”有关。
白居易与湘灵之间有一段曲折的爱情经历。从他二十多岁(793年前后)与湘灵相爱起，到《长恨歌》的创作(806)，中问经历了十多年的苦恋历程。这势必会对白居易的爱情观产生深刻的影响。
白居易二十二岁左右与湘灵在符离(今安徽宿县北)相识并双双坠人爱河。他在《独眠吟》诗中写道：“夜长无睡起阶前，寥落星河欲曙天。十五年来明月夜，何曾一夜不孤眠。”从中国古诗文纪年的习惯考察，诗中的“十五年来”不应是虚指，而应是实指。据朱金城先生考证，《独眠吟》大约写于元和二年( 807)以前，即白居易三十六岁以前，这样可以推算出，白居易与湘灵定情时间在贞元九年(793)左右，此时他二十二岁左有，临时居家符离。
在白居易心中，湘灵是非常美艳动人的。他在《冬至夜怀湘灵》写道：“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虽然诗人并没有描写湘灵如何“艳”，但肯定是很漂亮的。湘灵不仅长相美，而且对白居易非常体贴。元和十二年(819)，白居易谪居江州时，孤独绝望。有一天他偶然间看到一双布鞋，便勾起了对旧人湘灵的无限思念之情，于是便写下了《感情》一诗：“中庭晒服玩，忽见故乡履。昔赠我者谁?东邻婵娟子。因思赠时语，特用结终始。永愿如履綦，双行复双止。白吾谪江郡，漂荡三下里。为感长情人，提携同到此。今朝一惆怅，反覆看未已。人只履犹双，何曾得相似。可嗟复可惜，锦表绣为里。况经梅雨来，色黯花草死。”当这一对情人即将分别之际，湘灵把自己做好的鞋子赠送给白居易，以此表达自己对心上人的关爱和体贴。这双鞋子成为他们恋情的见证，伴随着诗人度过了最艰难的江州贬谪生活。
暮暮朝朝的思念在白居易这里都化作了一首又一首优美而苦涩的诗篇，如大约作于贞元十六年( 800)以前的《寒闺夜》：“夜半衾稠冷，孤眠懒未能。笼香销尽火，巾泪滴成冰。为惜影相伴，通宵不灭灯。”诗人在夜深之时仍辗转难眠，通宵都留着灯盏只为有影子聊可做伴，对湘灵的相思令诗人倍感孤独，不禁泪滴沾巾，泪结成冰。这说明他对湘灵的依恋非常之深。此时诗人不到二十九岁。朱金城先生说：“视诗意当与后一首《寄湘灵》有关”。《寄湘灵》是白居易大约于唐贞元十六年( 8)旅持菔彼作，诗为：“泪眼凌寒冻不流，每经高处即回头。遥知别后西楼上，应凭栏干独自愁。”诗人因思念湘灵而流泪，每经高处，都要回头遥望故乡。诗人知道，此时的湘灵也一定在西楼上凭栏遥望着他，愁绪万下。诗人对湘灵的眷念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遗憾的是这对有情人最终没有成为眷属，白居易《感秋寄远》“燕影动归翼，蕙香销故丛。佳期与芳岁，牢落两成空”印证了这一结局。此诗约作于贞元十九年(803)至永贞元年(805)，此时诗人大约三十二岁至三十四岁，居于长安。朱金城先生说：“本卷另有《冬至夜怀湘灵》《寄湘灵》二诗作于此诗之前，时间相去甚远，疑此诗亦系寄其恋人湘灵之作。据诗云：‘佳期与芳岁，牢落两成空。’则知好事或已不谐矣。”与湘灵比翼双飞、形同连理，这只能成为白居易一生遥不可及而又难以割舍的心愿。
从现存资料看，白居易写给湘灵最早的`一首诗是《寒闺夜》，诗人二十九岁以前写作，最晚的一首诗是《潜别离》，诗人五十二岁在杭州刺史任上写作，时间跨度为二十三年左右。可见，白居易对湘灵爱得深挚而恒久，在他的心中久已形成了“湘灵情结”。这一情结伴随着诗人走过无数个春夏秋冬，度过无数个漫漫长夜，也势必会影响到白居易的情感态度，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尤其是影响到长篇叙事抒情诗《长恨歌》的创作。从某种程度上说，创作于元和元年(806)的《长恨歌》，折射了白居易与湘灵相爱而不能相守的痛苦经历，反映了诗人对忠贞不渝的爱情品格的追求与坚守。
据日本新见《白氏文集》中的佚文《长恨歌序》：
中国现存各种版本的《白居易集》皆未收录这段序文。此序文开篇即明言“长恨”乃贵妃之恨。又说“不久却丁人世得为配偶，以是为恨耳”，指明此“恨”是贵妃不能重返人间、与玄宗重续旧约之“恨”。篇末又说：“玄宗与贵妃，处世间为夫妻之至矣!”这些叙述，正与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深情所咏“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兀绝期”等诗句浑然相融。这说明《长恨歌》的真实创作意图应该是同情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赞美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品格。
《长恨歌》用大量的篇幅叙写了唐玄宗李隆基对杨贵妃的无尽爱恋与思念，其之所以“浏漓顿挫，独出冠时”，就在丁这是内心有着“湘灵情结”的白居易的心血之作。他在8前后为湘灵写下了那首《感秋寄远》(惆怅时节晚，两情下里同。离忧不散处，庭树正秋风。燕影动归翼，蕙香销故丛。佳期与芳岁，牢落两成空)，也与《长恨歌》曲异而情同。
综上所述，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初衷是讽刺唐明皇荒淫误国，但后来之所以转变为同情李杨爱情悲剧和赞美不离不弃的爱情品格，这应当与白居易怀有浓郁的“湘灵情结”有关。白居易在《琵琶行》和《夜闻歌者》等作品中，对歌女始终怀有一种悲悯同情心态，都与他的“湘灵情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篇4：长恨歌白居易在恨什么
长恨歌白居易在恨什么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
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
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篇5：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名句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汉皇爱好美色，想得到绝代佳人，做皇帝统治天下多年，却一直找不到最理想的美人。开篇两句看似寻常，含量却极大。作为一国之君，不“重德思贤才”，却“重色思倾国”，能有什么好结果呢?只七个字，就揭示了故事的悲剧根源，确定了全诗情节发展方向。“倾国”一词，本来指能够使全国人为之倾倒的美色。《汉书·孝武李夫人传》载，李延年向汉武帝引荐李夫人时，曾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但在这里，后人读出了它的另一重意义：“思倾国，果倾国矣!”
“汉皇”，指汉武帝刘彻。唐人文学创作常以汉称唐，这里借指唐玄宗李隆基。本诗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只开头一句以汉代唐，其它地名人名大都是实的。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杨家有个女儿，刚刚出落成人，娇养在深闺里，无人有幸相识。“杨家”，指蜀州司户杨玄琰家。杨家有女，小名玉环，蒲州永乐(今山西芮城)人，自幼由叔父杨玄珪抚养。开元二十三年(735)，杨玉环十七岁，被册封为玄宗之子寿王李瑁之妃。二十二岁时，玄宗欲纳为妃，慑于公媳名分，将其度为女道士，住太真宫，道号太真。二十七岁，玄宗册封她为贵妃。
白居易将杨玉环写成以“处子”入后宫，有人以为这是“为尊者讳”。其实不然。白居易并非单纯地批判李、杨的爱情，他是要让他们的爱情建立在纯洁真挚的基础上，从而体会那一份由爱情毁灭爱情的无可奈何的感伤。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天然生成的美丽姿色，毕竟不能自甘埋没;时机到来的那一天，她果然被选到君王身边。此正白居易《昭君怨》“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之意。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她回眸一笑，就生出百般妩媚、千般娇羞;相形之下，六宫中的美人全都黯然失色。这里，“一”和“百”形成映衬，又和“六宫”形成对比。只“一笑”，就能生“百媚”，见出杨妃的绝顶美艳与万种风情。从“一”到“百”，再到“六宫”，数位的递升，展示了杨妃魅力的不可抗拒，为后文写她受到独宠作了铺垫。“粉黛”，本为女性化妆用品，这里代指六宫中的女性。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寒冷的初春，皇帝赐她到华清池沐浴，柔滑的温泉水浸润着她美玉似的肌肤。 “滑”，是华清宫水的特征，也是杨妃肌肤的特征，同时形象地呈现出晶莹水珠与光洁皮肤互映的情状。“凝脂”，出自《诗经·卫风·硕人》“肤如凝脂”。它传达给人的感觉，一是白净细嫩，二是光滑滋润，三是清凉可人。杨妃“丰肉微骨”，“肌理细腻”，赐浴华清之时正值年轻，故以“凝脂”形容十分恰当。“华清池”，在今陕西省临潼县南的骊山下。唐贞观十八年(644)建汤泉宫，咸亨二年(671)改名温泉宫，天宝六载(747)扩建后改名华清宫。玄宗每年冬季和春初都要到此游乐。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侍奉的宫女将贵妃扶起，她显得娇滴滴的，身软无力;这正是她刚刚得到皇帝宠爱的时候。“恩泽”有两意：一指皇帝宠幸，二指云雨欢会。写云雨欢会，不带色情，而以含蓄丽辞状之，是高明处。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她有云一般的鬓发，花一样的容貌，头上装饰着轻轻摆动的金步摇。在温暖的芙蓉帐里，她和皇帝欢度春宵。“云鬓”，形容女子鬓发轻盈飘逸。“金步摇”，古代贵族妇女的一种首饰。以金做成“山题”(山形的底座)，用金银丝屈曲制成花枝形状，上面有金、银、翡翠做的花、鸟、兽等装饰，缀以珠玉，插在头上，随步而摇曳生姿，故曰“步摇”。“芙蓉帐”，绣着莲花的华贵帐子。“芙蓉”即荷花。参以下文“芙蓉如面柳如眉”、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脸似芙蓉胸似玉”、《感镜》“自从花颜去，秋水无芙蓉”、《简简吟》“色似芙蓉声似玉”等诗，则知此处不单单写帐，而有以帐上“芙蓉”与帐里“芙蓉”相比映之意。“暖”，非仅指“芙蓉帐暖”，也有暗喻李、杨爱欢爱缠绵之意。“度春宵”之“春”，一方面照应了前文中的“春寒”句，另一方面极言良宵之可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春宵是那样的美好，只是苦于太短，干脆睡到太阳老高。从此以后，君王再也不上早朝听政了。“春宵”承上，属修辞上之顶真格，同时又开启下文。“春宵”之可贵，正在其短，而李、杨鱼水和谐，爱意正浓，尤觉“春宵”之短。这两句不但写李、杨欢情浓烈，亦含有贪爱怠政之意。因为圣明君主亲躬政事，日夜操劳犹恐有失，决不会贪睡而“不早朝”。而沉溺于个人情欲之中的君主，无论其情欲是否合理，都终非“圣明天子事”。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她享受着君王的恩宠，侍奉君王欢宴，没有一丝空闲。春日之时，随从君王游赏，夜晚之时，陪伴君王共枕。“承欢侍宴”，据《新唐书·杨贵妃传》：“……太真得幸，善歌舞，邃晓音律。且智算警颖，迎意辄悟。帝大悦，遂专房宴。”“夜专夜”指夜夜由杨妃一人独占侍寝之机。这两句和上面其他几句一起，概括李、杨缠绵情状，将浓烈欢情与荒废朝政融在一起。今日之沉缅美色，正是他日“长恨”的内因。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后宫中的美女有三千多人，但三千人的宠爱都集于她一身。一句之中，用大小迥异的两个数字，形成对立之势，给诗句增添了表现力。前面“回眸”一联，采用的是递升的夸张，此处用的则是递减，充分写出杨妃得宠之专、受宠之深。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她在华美的房屋中梳好晚妆，更显娇艳，准备着侍奉君王过夜;玉楼欢宴完毕，醉意中更洋溢着春情。《长恨歌》前半部分用了许多“春”字，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李、杨一系列的活动只发生在春天，诗人只是利用了“春”这一原型意象而已。春天是万物萌动的季节，是人的情欲勃发的季节。细细品味《长恨歌》前半部分，我们就会发现，有“春”这一背景作衬托，李、杨的爱情就更加热烈，更显浪漫。“金屋”，指专为女性所修之华美房室。据《汉武故事》载，汉武帝年幼时曾说，如果能娶表妹阿娇作妻子，就给她造一座金房子住。这里是指杨贵妃的住所。“玉楼”，华贵的楼阁，《十洲记》：“昆仑有玉楼十二。”此指华贵的宫室。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凭借贵妃，杨氏一门兄弟姐妹个个拜爵封官，领了封地。真是令人羡慕呀，一家门户尽生光彩。天宝四载，唐玄宗册封杨玉环为贵妃后，追赠其父杨玄琰为太尉、齐国公;叔杨玄珪擢升光禄卿;宗兄杨铦为鸿胪卿;杨锜为侍御史;杨钊为右丞相，赐名国忠;母封凉国夫人;大姐、三姐、八姐封为韩、虢、秦三国夫人。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氏一门，出入宫廷，执掌朝政，势焰熏天。“列土”，即裂土，封有爵位和食邑(分封土地)。“可怜”，可爱，值得羡慕。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于是，使得天下的父母们都改变了心愿，不重视生男孩只想生个千金。杨妃的得宠，居然改变了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观念。白居易如此写，目的很明确，仍是为了显示李隆基对杨妃的宠爱之至，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陈鸿《长恨歌传》通行本云，当时民谣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楣”，门户上的横木，古时显贵之家门户高大，因以门楣称门第。此句指杨家因生女而一门显赫。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骊山的.华清宫，高高地耸入云霄;美妙动听的音乐，随风飘荡，处处都能听到。此处是写音乐，更是写李隆基与杨贵妃。因为他们都懂音乐、爱音乐，音乐的美妙与持续隐寓着李、杨爱情的浓烈与缠绵。而在这快活似神仙的背后，君王已忘了“人间”。“骊宫”，骊山上的宫殿，即华清宫。
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配合着管弦之乐，她轻歌曼舞。皇帝如醉如痴，整日整夜，看个不够。据《旧唐书·杨贵妃传》载：“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丝”，指弦乐器，“竹”，指管乐器。
歌舞丝竹在缓慢舒长的节拍下，渐趋于平稳，李杨长相厮守的爱情生活，也要就此在尘世间告终。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突然间，渔阳叛乱的战鼓惊天动地而来，惊断了宫中演奏的《霓裳羽衣曲》。至此，全诗的节奏和笔调，顿时由缠绵婉转，变为劲健快捷。“渔阳鼙鼓”句，指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起兵叛乱。“渔阳”，郡名，辖今北京平谷区和河北蓟县等地，当时属于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的辖区。“鼙鼓”，古代骑兵用的小鼓，这里泛指战场上的鼓声。“破”，古乐舞曲中有“入破”，这里指破坏。“霓裳羽衣曲”，唐代大型舞曲。《新唐书·礼乐志》载，开元年间，“河西节度使杨敬忠献《霓裳羽衣曲》十二遍”，经唐玄宗润色并作歌辞。乐曲着意表现虚无缥缈的仙境和仙女形象，天宝后曲调失传。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京城里到处升起了烟尘，成千上万的车辆马匹护卫着皇帝逃往西南。“九重城阙”，九重门的京城，此指长安。“烟尘生”，指发生战事。“西南行”，指逃亡四川。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破潼关，逼近长安。玄宗带领杨贵妃等，凌晨自延秋门出，随从仅宰相杨国忠、韦见素、陈玄礼、内侍高力士及太子等人;亲王、妃主、皇孙以下，大都从之不及。可知这次逃亡极为仓促。“六军扈从者，千人而已”，情况本来十分狼狈，可是写到诗里，就和历史不一样了。诗中用“千乘万骑”，有“为尊者讳”之意。《傅雷家书》评价说：“写帝王逃难自有帝王气概。”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皇帝的仪仗车驾飘飘摇摇，行进中走走停停。从京城西门逃出，两天才走了不过一百余里，来到马嵬坡。安史叛军眼看就要杀来，逃难入蜀的队伍应该是没命地奔跑，为何行进如此迟缓呢?这是因为“千乘万骑”本不想追随李、杨落荒而逃。这两句反映出军心不稳、人心涣散，含蓄地烘托出兵变即将发生时的气氛，预示着悲剧的高潮即将出现。“翠华”，皇帝仪仗队上树立的华盖，以翠鸟之羽毛为饰，故名。“百余里”，指马嵬距长安一百多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护驾的六军不肯前行，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凄楚缠绵之中，绝代美人杨贵妃就这样被凄惨地勒死于马前。“六军”，周代制度，天子六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后泛称皇帝的警卫部队。“宛转”，犹展转，形容美人临死前哀怨凄楚缠绵的样子。“蛾眉”，本指美女的眉毛，后借指美女，此处指杨贵妃。《资治通鉴》载，到马嵬驿后，将士饥疲，多已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起，要杀掉他。正巧吐蕃使者二十余人拦住了杨国忠，诉说饥饿无食。杨国忠还没来得及答复，军士就大呼：“杨国忠与胡虏谋反!”在逃跑中，杨国忠被军士杀死。唐玄宗听到喧哗之声，出门察看情由，并慰劳军士，命令军士收队，但军士不肯响应。唐玄宗派高力士问是怎么回事，陈玄礼回答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唐玄宗说：“贵妃深居，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回道：“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玄宗只好命高力士把贵妃带到佛堂，将她勒杀。
“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酒色，祸国殃民。诗句以替罪羊之死，委婉含蓄地抨击了唐玄宗。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头上的花钿一件一件掉落地上，无人拾取;其中有珍贵的翠翅、金雀，还有玉搔头。“花钿”，用金翠珠宝等制成的花朵形首饰。“翠翘”，一种镀成翠色的、像鸟儿翘着长尾样的头饰。“金雀”，指雀形的金钗。“玉搔头”，指用玉制成的簪子。这些都是“花钿”的具体种类。诗人一一细数，写香消玉殒之凄情惨状，宛然如在目前。上文的“云鬓”句，虽然也是罗列静态性名词，但尾字“摇”却多少使句子具有了一点动感，这动感与李杨热烈的爱恋是映衬着的。而“翠翘”句同样罗列静态性名词，全句无半分活力，这正与杨妃之惨死相宜，与“无人收”相呼应。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一代君王，面对此状，只能掩面痛哭，却无法挽救;回头眷顾，禁不住血泪交流。“救不得”，不是不想救，而是救不了，是无助与无奈。既曰“掩面”，又曰“回看”，岂不矛盾?其实，“掩面”是不忍见其死，“回看”是不忍无情地离去。这里，一“血”一“泪”，一死一生，衬托出凄惨、痛苦、万般无奈的情状。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
秋风瑟瑟，卷起漫天黄尘，君臣们历尽艰辛，通过盘旋曲折、高入云宵的栈道，才抵达剑阁。“剑阁”，又称剑门关，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大、小剑山之间，是由秦入蜀的要道。此地群山如剑，峭壁中断处，两山对峙如门。诸葛亮为蜀相时，命人凿石驾凌空栈道以通行。据历史记载，玄宗幸蜀并不经过剑门关。白居易如此虚构，意在借助剑门关的险峻，渲染一种艰辛的氛围。另外，入蜀之初在六月，七月即达成都，一路上的真实景况也不会“黄埃散漫风萧索”。秋天乃万物凋零、生机消歇的季节，是生命悲剧的季节。从春天到秋天，李、杨爱情也走向悲剧。白居易虚构路途的险峻、时景的萧瑟，无非要与当时动荡的时局，与玄宗衰飒的心境相配合。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
峨嵋山下行人稀少，太阳暗淡无光，旌旗也失去色泽。“峨嵋山”，今四川峨眉山。明皇逃蜀，并未经过，这里也是泛用典故。“无光”与“薄”互文，渲染气氛，以衬托人物的心境。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蜀江一片碧绿，蜀山一派青葱，日日夜夜触动着君王的相思之情。上句写连绵不断的碧水青山，下句写李隆基的内心世界。以美丽的自然景色，反衬回肠荡气的相思之情。“朝朝暮暮”，用循环往复的动态变迁，衬托李隆基内心的孤寂与苦闷。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在行宫里望月亮，是一片伤心之色;空山夜雨里，听铃铛声响，是令人断肠的哀音。这两句诗不直说唐明皇伤心断肠，而以悲凉之景，烘托人物的痛苦悲情，曲尽其妙。“行宫”，皇帝外出时临时居住的宫室。“夜雨闻铃”，栈道险要处，要拉铁索方能通过，上系铃铛，以便行人闻声前后照应。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云：“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遇)霖雨(连阴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明皇)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
天旋日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
战乱平定后，时局好转，君王起驾回京，路经赐死杨贵妃的马嵬坡，徘徊留恋，不忍离去。“天旋日转”，暗指肃宗至德二年(757)九月，郭子仪军收复长安，十二月唐玄宗回到长安。去时同车共载，返时人如黄鹤，再经马嵬，怎能不倍感伤情!“龙驭”，皇帝的车驾。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马嵬坡下，杨妃葬身之处，空有荒凉的泥土，再也见不到她美丽的容颜。据史载，唐玄宗由蜀返回长安，途经马嵬坡葬杨妃处，曾派人置棺改葬。挖开土冢，尸已腐烂，惟存所佩香囊。一个“空”字，蕴含着唐玄宗悲哀、痛苦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之情。“马嵬坡”，在今陕西省兴平市西，即“西出都门百余里”所指之地。
篇6：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名句
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名句推荐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汉皇爱好美色，想得到绝代佳人，做皇上统治天下多年，却一直找不到最理想的美人。开篇两句看似寻常，含量却极大。作为一国之君，不“重德思贤才”，却“重色思倾国”，能有什么好结果呢?只七个字，就揭示了故事的悲剧根源，确定了全诗情节发展方向。“倾国”一词，本来指能够使全国人为之倾倒的美色。《汉书·孝武李夫人传》载，李延年向汉武帝引荐李夫人时，曾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但在这里，后人读出了它的另一重意义：“思倾国，果倾国矣!”
“汉皇”，指汉武帝刘彻。唐人文学创作常以汉称唐，这里借指唐玄宗李隆基。本诗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只开头一句以汉代唐，其它地名人名大都是实的。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杨家有个女儿，刚刚出落成人，娇养在深闺里，无人有幸相识。“杨家”，指蜀州司户杨玄琰家。杨家有女，小名玉环，蒲州永乐(今山西芮城)人，自幼由叔父杨玄珪抚养。开元二十三年(735)，杨玉环十七岁，被册封为玄宗之子寿王李瑁之妃。二十二岁时，玄宗欲纳为妃，慑于公媳名分，将其度为女道士，住太真宫，道号太真。二十七岁，玄宗册封她为贵妃。
白居易将杨玉环写成以“处子”入后宫，有人以为这是“为尊者讳”。其实不然。白居易并非单纯地批判李、杨的爱情，他是要让他们的爱情建立在纯洁真挚的基础上，从而体会那一份由爱情毁灭爱情的无可奈何的感伤。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天然生成的漂亮姿色，毕竟不能自甘埋没;时机到来的那一天，她果然被选到君王身边。此正白居易《昭君怨》“明妃风貌最娉婷，合在椒房应四星”之意。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她回眸一笑，就生出百般妩媚、千般娇羞;相形之下，六宫中的美人全都黯然失色。这里，“一”和“百”形成映衬，又和“六宫”形成对比。只“一笑”，就能生“百媚”，见出杨妃的绝顶美艳与万种风情。从“一”到“百”，再到“六宫”，数位的递升，展示了杨妃魅力的不可抗拒，为后文写她受到独宠作了铺垫。“粉黛”，本为女性化妆用品，这里代指六宫中的女性。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寒冷的初春，皇上赐她到华清池沐浴，柔滑的温泉水浸润着她美玉似的肌肤。 “滑”，是华清宫水的特征，也是杨妃肌肤的特征，同时形象地呈现出晶莹水珠与光洁皮肤互映的情状。“凝脂”，出自《诗经·卫风·硕人》“肤如凝脂”。它传达给人的感觉，一是白净细嫩，二是光滑滋润，三是清凉可人。杨妃“丰肉微骨”，“肌理细腻”，赐浴华清之时正值年轻，故以“凝脂”形容十分恰当。“华清池”，在今陕西省临潼县南的骊山下。唐贞观十八年(644)建汤泉宫，咸亨二年(671)改名温泉宫，天宝六载(747)扩建后改名华清宫。玄宗每年冬季和春初都要到此游乐。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侍女的宫女将贵妃扶起，她显得娇滴滴的，身软无力;这正是她刚刚得到皇上宠爱的时候。“恩泽”有两意：一指皇上宠幸，二指云雨欢会。写云雨欢会，不带色情，而以含蓄丽辞状之，是高明处。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她有云一般的鬓发，花一样的面貌，头上装饰着轻轻摆动的金步摇。在温暖的芙蓉帐里，她和皇上欢度春宵。“云鬓”，形容女子鬓发轻盈飘逸。“金步摇”，古代贵族妇女的一种首饰。以金做成“山题”(山形的底座)，用金银丝屈曲制成花枝形状，上面有金、银、翡翠做的花、鸟、兽等装饰，缀以珠玉，插在头上，随步而摇曳生姿，故曰“步摇”。“芙蓉帐”，绣着莲花的华贵帐子。“芙蓉”即荷花。参以下文“芙蓉如面柳如眉”、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脸似芙蓉胸似玉”、《感镜》“自从花颜去，秋水无芙蓉”、《简简吟》“色似芙蓉声似玉”等诗，则知此处不单单写帐，而有以帐上“芙蓉”与帐里“芙蓉”相比映之意。“暖”，非仅指“芙蓉帐暖”，也有暗喻李、杨爱欢爱缠绵之意。“度春宵”之“春”，一方面照应了前文中的“春寒”句，另一方面极言良宵之可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春宵是那样的美好，只是苦于太短，干脆睡到太阳老高。从此以后，君王再也不上早朝听政了。“春宵”承上，属修辞上之顶真格，同时又开启下文。“春宵”之可贵，正在其短，而李、杨鱼水和谐，爱意正浓，尤觉“春宵”之短。这两句不但写李、杨欢情浓烈，亦含有贪爱怠政之意。因为圣明君主亲躬政事，日夜操劳犹恐有失，决不会贪睡而“不早朝”。而沉溺于个人情欲之中的君主，无论其情欲是否合理，都终非“圣明天子事”。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她享受着君王的恩宠，侍女君王欢宴，没有一丝空闲。春日之时，随从君王游赏，夜晚之时，陪伴君王共枕。“承欢侍宴”，据《新唐书·杨贵妃传》：“……太真得幸，善歌舞，邃晓音律。且智算警颖，迎意辄悟。帝大悦，遂专房宴。”“夜专夜”指夜夜由杨妃一人独占侍寝之机。这两句和上面其他几句一起，概括李、杨缠绵情状，将浓烈欢情与荒废朝政融在一起。今日之沉缅美色，正是他日“长恨”的内因。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后宫中的有三千多人，但三千人的宠爱都集于她一身。一句之中，用大小迥异的两个数字，形成对立之势，给诗句增添了表现力。前面“回眸”一联，采用的是递升的夸张，此处用的则是递减，充分写出杨妃得宠之专、受宠之深。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她在华美的房屋中梳好晚妆，更显娇艳，准备着侍女君王过夜;玉楼欢宴完毕，醉意中更洋溢着春情。《长恨歌》前半部分用了许多“春”字，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李、杨一系列的活动只发生在春天，诗人只是利用了“春”这一原型意象而已。春天是万物萌动的季节，是人的情欲勃发的季节。细细品味《长恨歌》前半部分，我们就会发现，有“春”这一背景作衬托，李、杨的爱情就更加热烈，更显浪漫。“金屋”，指专为女性所修之华美房室。据《汉武故事》载，汉武帝年幼时曾说，如果能娶表妹阿娇作妻子，就给她造一座金房子住。这里是指杨贵妃的住所。“玉楼”，华贵的楼阁，《十洲记》：“昆仑有玉楼十二。”此指华贵的宫室。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凭借贵妃，杨氏一门兄弟姐妹个个拜爵封官，领了封地。真是令人羡慕呀，一家门户尽生光彩。天宝四载，唐玄宗册封杨玉环为贵妃后，追赠其父杨玄琰为太尉、齐国公;叔杨玄珪擢升光禄卿;宗兄杨铦为鸿胪卿;杨锜为侍御史;杨钊为右丞相，赐名国忠;母封凉国夫人;大姐、三姐、八姐封为韩、虢、秦三国夫人。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氏一门，出入宫廷，执掌朝政，势焰熏天。“列土”，即裂土，封有爵位和食邑(分封土地)。“可怜”，可爱，值得羡慕。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于是，使得天下的父母们都改变了心愿，不重视生男孩只想生个千金。杨妃的得宠，居然改变了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观念。白居易如此写，目的很明确，仍是为了显示李隆基对杨妃的宠爱之至，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陈鸿《长恨歌传》通行本云，当时民谣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楣。”“楣”，门户上的横木，古时显贵之家门户高大，因以门楣称门第。此句指杨家因生女而一门显赫。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骊山的华清宫，高高地耸入云霄;美妙动听的音乐，随风飘荡，处处都能听到。此处是写音乐，更是写李隆基与杨贵妃。因为他们都懂音乐、爱音乐，音乐的美妙与持续隐寓着李、杨爱情的浓烈与缠绵。而在这快活似神仙的背后，君王已忘了“人间”。“骊宫”，骊山上的宫殿，即华清宫。
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配合着管弦之乐，她轻歌曼舞。皇上如醉如痴，整日整夜，看个不够。据《旧唐书·杨贵妃传》载：“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丝”，指弦乐器，“竹”，指管乐器。
歌舞丝竹在缓慢舒长的节拍下，渐趋于平稳，李杨长相厮守的爱情生活，也要就此在尘世间告终。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突然间，渔阳叛乱的战鼓惊天动地而来，惊断了宫中演奏的《霓裳羽衣曲》。至此，全诗的节奏和笔调，顿时由缠绵婉转，变为劲健快捷。“渔阳鼙鼓”句，指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起兵叛乱。“渔阳”，郡名，辖今北京平谷区和河北蓟县等地，当时属于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的辖区。“鼙鼓”，古代骑兵用的小鼓，这里泛指战场上的鼓声。“破”，古乐舞曲中有“入破”，这里指破坏。“霓裳羽衣曲”，唐代大型舞曲。《新唐书·礼乐志》载，开元年间，“河西节度使杨敬忠献《霓裳羽衣曲》十二遍”，经唐玄宗润色并作歌辞。乐曲着意表现虚无缥缈的仙境和仙女形象，天宝后曲调失传。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京城里到处升起了烟尘，成千上万的车辆马匹护卫着皇上逃往西南。“九重城阙”，九重门的京城，此指长安。“烟尘生”，指发生战事。“西南行”，指逃亡四川。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安禄山破潼关，逼近长安。玄宗带领杨贵妃等，凌晨自延秋门出，随从仅宰相杨国忠、韦见素、陈玄礼、内侍高力士及太子等人;亲王、妃主、皇孙以下，大都从之不及。可知这次逃亡极为仓促。“六军扈从者，千人而已”，情况本来十分狼狈，可是写到诗里，就和历史不一样了。诗中用“千乘万骑”，有“为尊者讳”之意。《傅雷家书》评价说：“写帝王逃难自有帝王气概。”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皇上的仪仗车驾飘飘摇摇，行进中走走停停。从京城西门逃出，两天才走了不过一百余里，来到马嵬坡。安史叛军眼看就要杀来，逃难入蜀的队伍应该是没命地奔跑，为何行进如此迟缓呢?这是因为“千乘万骑”本不想追随李、杨落荒而逃。这两句反映出军心不稳、人心涣散，含蓄地烘托出兵变即将发生时的气氛，预示着悲剧的高潮即将出现。“翠华”，皇上仪仗队上树立的华盖，以翠鸟之羽毛为饰，故名。“百余里”，指马嵬距长安一百多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护驾的六军不肯前行，又有什么办法呢?在凄楚缠绵之中，绝代美人杨贵妃就这样被凄惨地勒死于马前。“六军”，周代制度，天子六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后泛称皇上的警卫x队。“宛转”，犹展转，形容美人临死前哀怨凄楚缠绵的样子。“蛾眉”，本指的眉毛，后借指，此处指杨贵妃。《资治通鉴》载，到马嵬驿后，将士饥疲，多已愤怒。陈玄礼以祸由杨国忠起，要杀掉他。正巧吐蕃使者二十余人拦住了杨国忠，诉说饥饿无食。杨国忠还没来得及答复，军士就大呼：“杨国忠与胡虏谋反!”在逃跑中，杨国忠被军士杀死。唐玄宗听到喧哗之声，出门察看情由，并慰劳军士，命令军士收队，但军士不肯响应。唐玄宗派高力士问是怎么回事，陈玄礼回答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唐玄宗说：“贵妃深居，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回道：“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玄宗只好命高力士把贵妃带到佛堂，将她勒杀。
“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酒色，祸国殃民。诗句以替罪羊之死，委婉含蓄地抨击了唐玄宗。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
头上的`花钿一件一件掉落地上，无人拾取;其中有珍贵的翠翅、金雀，还有玉搔头。“花钿”，用金翠珠宝等制成的花朵形首饰。“翠翘”，一种镀成翠色的、像鸟儿翘着长尾样的头饰。“金雀”，指雀形的金钗。“玉搔头”，指用玉制成的簪子。这些都是“花钿”的具体种类。诗人一一细数，写香消玉殒之凄情惨状，宛然如在目前。上文的“云鬓”句，虽然也是罗列静态性名词，但尾字“摇”却多少使句子具有了一点动感，这动感与李杨热烈的爱恋是映衬着的。而“翠翘”句同样罗列静态性名词，全句无半分活力，这正与杨妃之惨死相宜，与“无人收”相呼应。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一代君王，面对此状，只能掩面痛哭，却无法挽救;回头眷顾，禁不住血泪交流。“救不得”，不是不想救，而是救不了，是无助与无奈。既曰“掩面”，又曰“回看”，岂不矛盾?其实，“掩面”是不忍见其死，“回看”是不忍无情地离去。这里，一“血”一“泪”，一死一生，衬托出凄惨、痛苦、万般无奈的情状。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
秋风瑟瑟，卷起漫天黄尘，君臣们历尽艰辛，通过盘旋曲折、高入云宵的栈道，才抵达剑阁。“剑阁”，又称剑门关，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大、小剑山之间，是由秦入蜀的要道。此地群山如剑，峭壁中断处，两山对峙如门。诸葛亮为蜀相时，命人凿石驾凌空栈道以通行。据历史记载，玄宗幸蜀并不经过剑门关。白居易如此虚构，意在借助剑门关的险峻，渲染一种艰辛的氛围。另外，入蜀之初在六月，七月即达成都，一路上的真实景况也不会“黄埃散漫风萧索”。秋天乃万物凋零、生机消歇的季节，是生命悲剧的季节。从春天到秋天，李、杨爱情也走向悲剧。白居易虚构路途的险峻、时景的萧瑟，无非要与当时动荡的时局，与玄宗衰飒的心境相配合。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
峨嵋山下行人稀少，太阳暗淡无光，旌旗也失去色泽。“峨嵋山”，今四川峨眉山。明皇逃蜀，并未经过，这里也是泛用典故。“无光”与“薄”互文，渲染气氛，以衬托人物的心境。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蜀江一片碧绿，蜀山一派青葱，日日夜夜触动着君王的相思之情。上句写连绵不断的碧水青山，下句写李隆基的内心世界。以漂亮的自然景色，反衬回肠荡气的相思之情。“朝朝暮暮”，用循环往复的动态变迁，衬托李隆基内心的孤寂与苦闷。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在行宫里望月亮，是一片伤心之色;空山夜雨里，听铃铛声响，是令人断肠的哀音。这两句诗不直说唐明皇伤心断肠，而以悲凉之景，烘托人物的痛苦悲情，曲尽其妙。“行宫”，皇上外出时临时居住的宫室。“夜雨闻铃”，栈道险要处，要拉铁索方能通过，上系铃铛，以便行人闻声前后照应。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云：“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遇)霖雨(连阴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明皇)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
天旋日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
战乱平定后，时局好转，君王起驾回京，路经赐死杨贵妃的马嵬坡，徘徊留恋，不忍离去。“天旋日转”，暗指肃宗至德二年(757)九月，郭子仪军收复长安，十二月唐玄宗回到长安。去时同车共载，返时人如黄鹤，再经马嵬，怎能不倍感伤情!“龙驭”，皇上的车驾。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马嵬坡下，杨妃葬身之处，空有荒凉的泥土，再也见不到她漂亮的容颜。据史载，唐玄宗由蜀返回长安，途经马嵬坡葬杨妃处，曾派人置棺改葬。挖开土冢，尸已腐烂，惟存所佩香囊。一个“空”字，蕴含着唐玄宗悲哀、痛苦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之情。“马嵬坡”，在今陕西省兴平市西，即“西出都门百余里”所指之地。
篇7：论白居易《长恨歌》中的爱与恨
论白居易《长恨歌》中的爱与恨
《长恨歌》传达出诗人自身的爱恨情愁。一曲爱情悲剧的哀歌，演奏出不同韵味的绵绵长恨，令人不觉为之赞颂、惊叹。
无人不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它呼吁出了普天下有情人祈祷眷属的心声。无人不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它道出了李、杨生死别离、相思成恨的无尽悲苦。白居易的代表作《长恨歌》因爱生恨，且长恨绵绵。细讨之，这首悲歌哀叹的爱与恨别有一番滋味，发人深思。
一、爱情简介
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起第一部分，叙述安史之乱前，玄宗好色、求色，终于得到了杨氏。杨氏受宠，鸡犬升天。玄宗沉于酒色，不理朝政，酿成了安史之乱。
“六军不发无奈何”起为第二部分，具体描述了安史之乱起后，玄宗的仓皇出逃西蜀，引起“六军”驻马要求除去祸国殃民的贵妃。杨氏归阴后，造成玄宗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
“临邛道士鸿都客”起为第三部分，写玄宗借道士帮助于虚无缥缈的蓬莱仙山中寻到了杨氏的踪影。在仙景中再现了杨氏“带雨梨花”的姿容，并以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
二、爱情特点
1.爱情与名份、地位
白居易《长恨歌》中李、杨的爱情是有名有份的，是封建帝王和妃子之间的爱情，典型的帝王爱情。尤其对杨玉环而言，她位居贵妃，是一代君王的合法妻子。李、杨的爱情描写是白居易《长恨歌》文本中分量最重、最感人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是对杨玉环群压众芳充满魅力的传神描写，而这一描写证实为下文“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作下铺垫，极力渲染了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痴情挚爱。“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更是对贵为国君却用情专一的赞许，也写出了杨贵妃身为嫔妃的幸运;“姊妹弟兄皆列士”又可以说是唐玄宗爱屋及乌的表现;“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则是对唐玄、杨贵妃二人趣味相投、知音互赏的尽态极妍的吟咏。“所谓‘三千宠爱在一身’，所谓‘度春宵’、‘夜专夜’、‘醉和春’，正是发生在皇宫里的帝妃情爱的特殊印记;所谓‘姊妹弟兄皆列士’，所谓‘不早朝’、‘看不足’正是这对情痴意浓的.帝妃沉浸在爱河中的有力佐证。”“君王掩面救不得，会看血泪相和流”真切地传达出玄宗身为一国之君，却无力保护自己心爱的人的内心的苦楚与无奈，可见他对杨贵妃的情之真之切之浓。最终“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将这段真挚、难以割舍的爱情转为连绵无期的长恨。
从文本中不难看出，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是发生在深宫六院的皇宫里，极为罕见的真挚感人的帝妃之恋。他们的爱情为历时历代所认同，有夫妻的名份。就杨玉环来说，她在这段爱情中不仅拥有普通妻子的名份与地位，还拥有身为贵妃的荣耀与显赫。
2.政治因素对爱情的影响
爱情的存在主要取决于男女双方的努力经营、维持、但它同时也受到外界客观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其中，政治因素不可小觑，它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有时甚至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决定着爱情的结局。
谈及这个，我们都会想到安史之乱对李杨爱情的重大触击。755年，担任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唐朝政治腐，内兵力空虚，在范阳发生叛乱，整个大唐王朝遭受了空前绝后的浩劫。如果不是玄宗统治后期“渐肆奢欲，怠政事”且军事举措失当，怎么会发生此番动荡?如果玄宗不宠信陷害忠良功臣、贪赃枉法的杨国忠，又怎会引来高力士与其因权利之争而诱发的诛杨氏一族的预谋?如果不是这一切冲突的蓄积，又怎会招来杨玉环不死则“六军不发”的局面?为了抚恤民心，集结众军，身为国君的唐玄宗只得“无奈何”，只能“掩面救不得，会看血泪相和流。”严峻的政治形势是致使杨玉环死的根本原因，是影响李、杨爱情发展的重大因素，它对李、杨爱情的影响和作用是直接的、显而易见的。
三、作者的创作意图
1.婉劝帝王
历史视野中的李、杨关系是白居易创作其《长恨歌》的基础。文本中作者有意地隐去李杨关系的一些不纯洁部分，对他们的爱情用艺术的手法进行了大肆的铺张渲染，极尽文辞之美，把李、杨故事写成真挚、悱恻的人间悲剧，从具有传奇色彩的帝妃出发，以艺术典型与形象，动之以情，婉劝帝王。
“《长恨歌》不是简单地批判、揭露统治者的荒淫无耻，腐朽堕落，而是以帝妃深情之珍贵无可挽回的失去这种切身之痛感染帝王———不取愤激批判，而以深情劝说。换句话来说，如果作者不渲染李、杨深情，《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力度将极有限或难以实现———尤其是臣下对帝王的讽劝。”
白居易的《长恨歌》相当有力，也相当成功地描写了李、杨之情。虽然白居易对真实的李、杨感情持有保留态度，却写出了切肤之痛，甚至锥心之痛。“《长恨歌》写至深的真情是实，渲染得美好，生动感人也是实，但目的指向却不在感情本身。”作者这样艺术地美化李杨爱情的有鲜明的意图的：李、杨的爱越是美好，越是真挚，越是深厚，就越珍贵，帝王失去的就越多，唐朝政治危机通过这一个侧面反映出来的后果就愈严重，骄矜懈怠，宠妃荒政就愈不该。反过来说，如果李、杨之间并无真情，安史之乱给予唐玄宗感情上的直接损失不过是抢劫一位无足轻重的女子，没有切肤之痛，锥心之痛，如何达到婉讽目的?讽劝的效果有多大?
2.寄托情怀
通过写李、杨的爱情，除了起到婉讽、劝诫帝王的作用之外，白居易也是借帝王之事，来抒写一己之情。20世纪80年代，王拾遗考证白居易贞元末在徐州符离曾与一位叫湘灵的女子感情甚笃，但因为封建社会门第等级观念和风尚阻隔，被礼教所限，白居易未能与这位女子眷属，最终忍痛与其分别。因此，《长恨歌》中也寄托着作者的“长恨”。
“《长恨歌》凭借古人之灵寄托白居易与湘灵永别的遗恨，表现出它与情人永别离长相思之痛，为自己的不幸爱情写了一首凄婉的哀歌。”有他的《冬至夜怀湘灵》为证“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作者对湘灵姑娘的爱恋是如此刻骨铭心，深爱却无法结合，因此他怀着绵绵的长恨，创作《长恨歌》来写李、杨的爱情，他的痛苦、思考、感伤便抒发了出来，“诗人把明皇与贵妃当作一对普通的生死之恋者来歌颂，这显然寄托了诗人自己的感情，而这感情的酵母，正是湘灵”。[5](P81)从这层意义上讲，白居易描写李、杨爱情的意图之二是以此来抒写自己内心的情感憾事，给予自己对美好感情生活的向往。
总之，看待白居易的《长恨歌》，不仅需要我们感性地品读主人公凄婉、缠绵的爱情，也需要理性地体会作者的创作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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