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社会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方法操作技巧（锦集10篇）由网友“锦鲤附身”投稿提供，这里给大家推荐分享一些老年人社会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方法操作技巧，供大家参考。
篇1：老年人社会适应的社会工作介入方法操作技巧
周献德
沈新坤
330031）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南昌
[摘
要]作为注重操作性且具有完善理念和技术的专业工作方法，社会工作对老年
社会工人社会适应的介入是增进老年问题解决的有效措施。经过实践经验和理论的总结，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三大主要方法。本文从专业实务的角度解析三大作形成了个案工作、
主要专业方法在老年社会适应问题领域的操作性技巧。以提高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在实务运用中的有效性，增进老年社会福利服务专业化发展。
[关键词]老年社会适应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82809-0028-03
关注老年人社会适应问题已成为当前促进老年社会福利改善的重要切入点，专业社会工作对老年社会适应的介入是促进老年福利专业化、解决老年问题和提高老年人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手段。根据所要介入对象的数量、特征和具体问题，社会工作分别采取个案、小组和社区等不同层次的专业方法。在具体实施中社会工作注意综合方法的运用，即注重个案改善的同时，在社区环境的调整上同样进行努小组工作介入中也要根据力，全方位改善老人的生活空间。参与老人的实际状况对部分个案进行强化和个性化对待。
一、个案工作方法的操作技巧
出有针对性方案的前提。
在个案工作具体实施中，对于不同对象相同问题、相同对象不同问题的处理和不同阶段的角色定位及介入方式都需要一定的灵活性。
（二）非物质性诱因的老年人社会适应问题介入模式非物质性诱因对于大多数老年人的社会适应问题来说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由于个人性格和心理因素引起的适应问题。不少老人在性格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社会适应障碍，对年老状态比较难以接纳，在与自己过去生活的对比中容易产生挫折感、失落感，引发颓废和自卑等消极性心理。
对于此类个案，社会工作的介入可以采用精神分析治疗模式与行为治疗模式的结合。通过引导、回顾、细化人生经历和积极性评述等方式，帮助老人认识导致其当前不安心态的心理机制，协助老年人反省自己的心理结构与目前的行为，对自己现状形成的心路历程进行详细梳理、分析，进而认识到心理问题的根源。在老年案主对自己进行客观认识的条件下，进一步结合行为治疗模式，促进老人在行为上的转变。通过心理认识的转变和行为调整技巧的学习，帮助老人改善当前的生活状态。
（一）对老年社会适应问题细化的必要性
老年社会适应问题的诱因可以分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原因。物质性因素主要是由于老年经济问题导致的贫困，居照料条件、身体自理状况、饮食起居等方面的困难；住条件、
非物质因素指的是家庭关系、人际关系、性格障碍、家庭变故、婚姻质量、自我接纳等方面的问题。不同性质的诱因对老年人社会适应的影响方式和影响程度都不一样，采用策略也应有所不同。社会工作者做好对诱因性质的了解是提
［作者简介］周献德，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城乡发展；
沈新坤，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工作、社区研究
*本文为南昌大学社科研究校基金资助项目“关于中部地区农村留守家庭的适应策略和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Z0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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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社会工作
ocialwork
社工方法
同时综合利用家庭治疗模式。尤其是老人心理问题的形成与家庭其他成员的关系直接相关时，家庭治疗模式更为必要。它把家庭作为关注的重心，在了解老年案主与家庭成员的互动情况以及关系状况、关系维持方式的基础上，评估此类方式对于老年案主影响，帮助协调家庭资源和关系维系方式的调整，强化家庭成员的沟通和对老人的重视，修正不利于家庭成员互动和老年人生活的家庭关系，依靠家庭资源的整合和家庭的成长增进对老年人社会适应的支持，在家庭互动方式调整的基础上增进老年人的心理成长。
组，可采用有计划的治疗模式和行为修正模式。在设计小组活动计划时，以问题解决为中心，帮助老人之间互动状态的改善，提高共同应对问题的群体性力量的整合。通过小组成员的交流和引导性讨论，促进成员之间的信任、团结和互助，实现组员对问题的全面客观认识和小组成员集体感的学习应对问题的`方法，实现经验的交流与共享，形成，培养、使问题在小组内得以解决。
对于增强社会适应能力的兴趣小组和服务参与性小组，社会工作者的实施模式可以采用交互模式与成长模式社会工作者参与小组筹建，促进小组规则和活动方的结合。
式的形成，促进小组活动的持续性及逐步深入和扩大，逐步加大小组成员的社会参与感和小组活动的成就感，注重参与小组老人之间不同兴趣点的协调。在小组活动中促进成员对规则的熟悉与遵守及老人之间的合作、分工，强化小组活动对老人正面功能，对过度性活动项目和服务及时进行干预与调整。
社会工作者需要对小组活动进行全程的支持和必要的处理小组问题，必指导，协助发展小组的领导人，协调资源、要时提供具体技术支持；同时对开展过程中组员的增减变化做出恰当的处理。组员的中途撤离要给予及时疏通，对撤离老人及小组其他成员的变化及时给予恰当解释；小组成员的增加，要及时进行小组成员的关系调整，促进新老成员的熟悉与融合。
（三）老年人特定社会适应问题的介入方法
针对老年人在社会适应中产生的某一个明确问题，可以采用问题解决模式与任务中心模式的综合介入，对具体问题进行解决。社会工作者在改善老人现状的同时，提高老人解决问题的动机，注重积极心理的培养；帮助老人制定问题解决方案和具体实施程序，对问题解决进行阶段评估和激励；细化具体任务，制定问题解决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在必要时提供及时的帮助，提高老人解决问题中的自主性，使老人在问题解决中建立生活信心和对于自我能力的信心。利用问题解决和任务实现技巧的学习与训练，提高老人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对自我的重新认知，提升生活态度的积极性。
二、小组工作方法的开展方式
社会工作另一个重要的专业方法是小组工作方法。它通常是社会工作者将相同或相似背景和问题的老人组成活动与服务小组，在社会工作者的推动之下，有步骤、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展开小组互动和活动，通过经验分享、问题讨活动实施，促进态度和行为的改善，恢复功能，实现问题论、
的解决和群体的成长，促进社会适应的正常化。
（二）社会工作者在小组活动中的定位策略
开展小组工作时，社会工作者在其中的自我定位要随着小组发展阶段的不同而随时变化，同时根据小组任务的不同社会工作者的定位也应有一定差异。一般而言，在小组初期筹建阶段，社会工作者是小组的主导者、参与者、培训者和咨询者；到了中期小组逐步进入正规，社会工作者的主关系与资源的协调者、激励者要角色由主导者变为辅助者、
和问题解决者；到小组结束阶段，社会工作者通常是小组活动和组员效果的评估者、讨论者和评论者。对于不同的小组组织、不同的组员状况和小组开展条件，社会工作者要适时调整自己在小组运作中的作用，根据实际情况或增强或削弱自己在其中的主导权。
三、社区工作操作方法
社区工作方法与前两大方法有一定的差异，它涉及的老年人问题多是综合性问题，所关注的群体范围比较大，群体的异质性较强，涉及的领域和部门较多。
老人对于社会的把握感和参与感最重要来源是社区内的参与和社区关注，社区是老人与社会建立联系的重要平台。
（一）小组组建的不同方式与策略
小组方法包括运用社会工作的方法对小组问题进行干预，也包括用小组的方法解决老年人的问题。根据行为或态度认知改善、应对社会生活压力等不同方面的侧重，组成不同形式的治疗小组、帮助小组，建立同类问题老人之间的社会支持网络。
根据老年人不同的问题与状态形成不同的小组。对于发展类型小组，小组活动以提升老年人的社会参兴趣小组、
与渠道多元化为主。鼓励身体自理能力较强的老人组建非正式社会服务组织，通过小组活动，在社区内为自理能力较差的老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改善受助者的处境，提高群体内的互助和关怀，形成老人之间守望相助的社区氛围，这样也提升了老人参与社会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在小组活动运行比较良好的基础上，小组组织可以进一步在更大的范围和群体内展开一定的社会服务。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针对不同的小组，社会工作者可采用不同的工作实施模式。对于存在社会适应问题的治疗小
（一）社区工作的常用模式
根据社区内老人社会适应问题的外在影响因素不同，针对不同的问题诱发因素和社区条件采取不同的策略和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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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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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方法
式。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社会工作者罗斯曼（Roth-man）就提出社区工作方法的三类常用实施模式，即针对社区居民互动能力较差，需要增进社区功能建设的社区发展模式；针对社区问题解决和社区发展具体项目的社会计划模式；针对改善社区老年资源分布不平衡和老年参与性差的社会行动模式。
区内使用资源的便捷性，提升以老人为中心的社区支持网络。在具体实施上，首先，加强老人之间的自愿结对互助网络的形成，强化社区内老人之间互助的实现；其次，强化老志愿家庭、志愿组织的联系，建立社区人与社区志愿个人、
援助者与受助者一对一的服务与互助关系，促进社区服务主体的明确性和服务活动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自愿结对互助连接网，建立社区范围内的互助网络系统。同时加强社区管理者对于社区互助网络系统建设的支持和协调，形成老人群体内部的互助关系网络、家庭对老人的家庭支持网络、志愿家庭和组织对老人的社区支持网路，以及社区管理者支持与协调系统等各分网络组成综合多网助老体系。对有适应困难的老人提供多种的支持系统，这样既增强了老人的社会适应能力，也提高了社区邻里互动的程度，改善了社区人文环境，提升社区成员对于社区的归属感和生活质量。
[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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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慧珠.中国社会工作的生长点初探[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
考
文
献]
（二）社区工作方法中的重点
对社区内老人社会适应问题的干预应以重点改善社区的软环境为主。社区工作方法关注解决老年群体的社区性问题和社区功能的完善，关注老年问题产生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力，从改善外部环境和支持环境方面来解决老年人群体性的问题。通过改善老人与社区的关系，增进老人的社区参与，促进社区对于老人的关注和积极性环境的形成，以此提高老年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在提高老人自助能力的基础上，实现社区对老人的帮助，达到社区老人互助的形成。
在社区大环境中，促进社区内部对老人认知的改善，实现对老年群体消极性标签的淡化。通过多样化途径，在家庭内和社区内增进对老人的客观认识，消除负面标签的影响。通过社区成员与老人的互动，老人在社区中的参与，对老年现象和老年知识的熟悉，提高社区成员和管理者对老年群体的积极性认识，促进社区成员对老年人的理解和老年生活的支持，形成全新的老年观念。
[1]范明林，张钟汝.老年社会工作[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三）社区工作中增能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的运用社区方法的实施通常是增能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的综合运用。在增能方法使用时，通常重点关注老年人在社区中通过社区鼓励和支持，增加老人在社区中的机的参与状况。
会，加强社区对于老人生活改善的支持；通过社区资源协调，帮助老人提升生活的积极性，帮助其获取资源，提升老人获取资源的社区支持力；通过康复训练、老人再教育与相关知识培训机会的提供，以及社区条件的改善，提高老人的自我发展潜力和应对问题的能力。
在社会网络理论运用时，注重老年人社区支持网络建设。社会工作者在强化老人家庭支持系统的基础上，协助社区为老人提供社会关系资源协调平台和老人社交网络的改善。这一方法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被社会工作者广泛采用。通过社会工作者对社区的全面了解，分析当前社区内老年人社会网络现状，引导社区管理者、社区家庭和组织强化或修补社区网络系统中的漏洞，促进社区网络的有效性和正常化，改善老人所生活社区的支持环境，促进老人问题解决的社区化、及时性。
社会工作者需要协调社区内的管理资源和人际关系资源，实现社区内部支持的自我运转和对老人保护性环境的形成。促进社区内家庭与老人的联系、社区机构与老人的联系，以及老人社会交往平台的建立，交往渠道的稳定性。
社会网络运用重点在于老人现有人际关系网的强化。通过网络强化，老人与社区联系渠道的畅通，促进老人在社
TheSocialWorkTacticstoPromoteSocialAbilityof
theAgedinRuralAreas
ZHOUXian-deSHENXin-kun
(DepartmentofSociology,SchoolofRepublicManagement,Nanchang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330031)
Abstract:Thesocialflowofurbanandruralareasislastingovertwodecades,itpromotesgreatdevelopmentofruralareas,butalsobringsanumberofurgentproblems.Especiallythesocialwelfaresys-temisnotperfect,sothechangingofruralfamilystructureandfunc-tionimpactssociallivingoftheruralagedeasily.Forexample,thead-justingofnewfamilyroleandtheThird-Generation-Caringaddmoreburdenandsocialproblemstofamilyelders.Thepapertriestoexploresomeeffectivesocialworksolutiontothesocialproblem,soastoen-hancethecapacityoftheelderlysocialability.
Keywords:RuralAreas;theAged;SocialAdjustment;SocialWork
编辑／万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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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9期下
篇2：浅谈困境未成年人的社会工作介入论文
浅谈困境未成年人的社会工作介入论文
摘 要：未成年人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近年来，各种恶性儿童事件频发，如贵州毕节事件等，社会服务参与到儿童保护中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我国陆续出台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并开展了两批的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的试点地区，社工除了在个案服务上发挥作用，也要挖掘到社区本土的资源。本文以P区困境未成年社会保护项目为例，探讨困境未成年人的现状及服务需求，通过社会服务专项的形式，如何发挥社工的作用，挖掘社区资源，形成社区的困境未成年人保护联盟，从而实现社会工作对困境未成年社会保护的成功介入。
关键词：未成年人；社会保护
近年来，儿童虐待事件频被曝光。未成年人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民政部发言人对于这类事件进行了相关发言。民政部发言人表示要“通过社工介入等方式为救助对象提供心理关爱；同时，民政部将继续推动建立健全包括重病重残、事实无人抚养、父母服刑、戒毒人员子女等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和社会保护工作，加快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和适度普惠性儿童福利制度试点工作进度”。困境未成年人的社会服务目前在我国已经开展了两批试点地区，仍属于在探索阶段，本文以P区困境未成年社会保护项目为例，探讨困境未成年人的现状及服务需求，通过社会服务专项的形式，如何发挥社工的作用，挖掘社区资源，形成社区的困境未成年人保护联盟，从而实现社会工作对困境未成年社会保护的成功介入。
一、目前关于困境未成年人的研究现状
目前只有国内有关于困境未成年社会服务的实践，而且施行时间较短，对于困境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的研究处于相对空白，大都停留在对困境儿童的一些救助流程以及宏观的社会保护网络的构建上，缺乏社工作角度下的介入，尤其是个案介入的探究。而且我国社会工作虽然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但是目前仍处在于探索阶段，各个领域的社会工作体系的完善度参差不齐，许多学者的理论性探究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为社会工作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空间。
二、困境未成年人的现状--以P区为例
笔者借着A区困境未成年人试点项目需求调研的契机，对P区困境未成年人的情况进行了摸查。目前A区困境未成年人主要分为五大类，一是因监护人服刑、吸毒、重病重残等原因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二是遭受家暴、虐待、遗弃等侵害的未成年人；三是自身遭遇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的未成年人；四是因家庭贫困难以顺利成长的未成年人；五是流浪、流动的未成年人。
1.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的现状
目前，因监护人服刑、吸毒、重病重残等原因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中，其家庭结构不完整影响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据统计，A区共有33名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其中33.3%的家庭是父母离异或一方死亡，由其他亲属照顾。另外，15名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由于没有监护人，由社会福利院作为监护人承担替代照料工作。从街道民政工作人员、P区社会福利院的访谈得知，该区目前对于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生活照顾、教育权利得到较好的保障。但由于缺乏原生家庭照料，他们的人生价值观、性格形成、社会规范意识缺乏指引，造成他们自我形象偏低、心理承受能力差、容易出现偏差行为。
2.遭受家暴、虐待、遗弃等侵害的困境未成年人现状
遭受家暴、虐待、遗弃等侵害的困境未成年人，危机介入及帮扶力量不足。从A区救助站困境未成年人救助数据统计中发现，平均每年接收10名以上曾遭遇家暴、虐待、遗弃的未成年人。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A区能为遭受家庭暴力受害者、遗弃、虐待的未成年人提供庇护场所较少。对于未成年人出现危机及人生安全威胁时，只能通过公安及司法力量介入解决。对于遭受家暴、虐待、遗弃等侵害的未成年人危机介入及帮扶，目前缺乏针对性、系统性、实施性和儿童视角的服务规划，缺乏专门处理未成年人侵害的综合干预工作机制，以及缺乏足够临时安置场所和紧急救助环境提供庇护。
3.流浪、流动的未成年人的现状
P区流浪、流动的未成年人数量多且生存保障需求突出。流浪、流动未成年人生存无法得到保障，他们需要接受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提供庇护空间，让其健康成长。流浪、流动未成年的由于缺乏稳定的家庭保护，且就读的学校质量参差不齐，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容易遭受侵害。
4.自身遭遇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的未成年人
自身遭遇重病重残等特殊困难而遭遇困境的未成年人，在政策虽有覆盖性的照顾，但是在相关的支持上仍然比较缺少。由于户籍的关系，在重病重残未成年的社会保护上，仍然有户籍与非户籍的区分，在得到医疗保障上有一定的区别。
5.因家庭贫困难以顺利成长的未成年人
本地户籍困难家庭未成年人教育权益得到基本保障，但非户籍未成年人因家庭贫困难导致未成年人辍学、失学严重。且目前由于特殊教育资源，大部分特殊未成年的教育需求无法被满足，本文个案的案主，由于常规的学校不接受她而长期接受不到正规的教育导致智力、认知迟缓。
三、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现状
1.未成年保护工作的帮扶形式与内容
针对未成年保护工作的帮扶形式与内容单一。现有的社会服务现状基本以经济扶助、资源链接为主。对于困境未成年人的帮扶中基本没有涉及心理辅导、家庭关系辅导等服务。
2.未成年保护工作社会资源利用
未成年保护工作社会资源利用不足，大多数开展困境未成年人服务的部门及系统基本是从本单位的资源出发开展服务，没有形成持续、稳定的资源合作形式，。
3.困境未成年人保护责任部门的工作职责与工作内容
困境未成年人保护责任部门的工作职责与工作内容不清晰。在法律层面对各个相关职能部门均有规定，但没有明确的职责说明，且如在危机事件的发生，从发现、介入到后续困境未成年人问题的解决，均没有明确的对接主体，也没有明确的问题解决指引。
4.困境未成年人、流动流浪未成年人专项社会工作服务的投入
对困境未成年人、流动流浪未成年人专项社会工作服务投入资源与力量不足。目前有部分机构设置了专业社工岗位，但缺乏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5.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社会公众知悉度、参与度不高
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社会公众知悉度、参与度不高。在现有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各单位均有开展相应的服务，但没有形成系统、直观性的社会救助途径、救助程序让社区群众能了解、知晓。而上述部门、社会团体对困境未成年人社会救助服务的宣传力度亦不足，同时导致社会公众难以参与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四、结论
目前我国困境未成年人社会保护主要存在以下五方面，一是针对未成年保护工作的帮扶形式与内容单一；二是未成年保护工作社会资源利用不足；三是困境未成年人保护责任部门的工作职责与工作内容不清晰；四是对困境未成年人、流动流浪未成年人专项社会工作服务投入资源与力量不足；五是困境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社会公众知悉度、参与度不高。社会工作在困境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因为社会工作专业的手法及其专业伦理价值观，为困境未成年人营造更加公平和谐的社会环境，使其更加健康的成长。社会工作除了基本的助人活动以外，更是提供了预防的途径，从而有效控制困境未成年人数量的增长从而达到社会保护的最终目的。
在生态系统视角下社会工作对于困境未成年人的介入对社会工作实务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视角，基于社区或者是基于家庭的视角下对于案主的资源进行全方面的剖析，为案主理清关系脉络后，在一个使能者的角色中，让案主生态系统中的资源活化起来，从而为案主构建其非正式支持网络与正式支持网络的结合体，从而建构起更加全面的系统网络。生态系统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更加强调“人在情境中”，在情境中去发现问题的根源所在，每个困境未成年人困境产生背后深层的原因，从而去达到助人活动的目的。
以下，本人通过在P区困境未成年人试点项目中的个案跟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总结的经验，对于困境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提出相应的对策。
1.个人及家庭照顾层面
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照顾方面，社工在涉及相关的个案的时候，不要忽略案主家庭无限的能力，要善于挖掘家人的优势，并且进行多方的结合，引导其建立起合适的家庭保护网络。同时在介入过程中，要注意增强家人的自信，并且社工可以针对同一困境未成年人的家长开展支持性小组，增强互动能力，从而提高个人及家庭照顾的效度。
2.社区及学校方面
社区可建立起“未成年保护资源联盟”，社区为本的资源联盟可以包括法律支持、特殊教育、居家安全改造等，从而为社区的未成年人撑起保护伞。
学校应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宣传，增强未成年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如预防害、家庭暴力、日常安全等教育。
3.法律法规及政策方面
国家可根据两批困境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项目的情况，根据相应实际的情况对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如家暴法的相应的细则需要再细化，及地区需要对各类困境未成年人群体在政策上的一些覆盖流程出具指引，如无户籍人口的入学指引等。
五、反思
在社会工作介入中，社会工作者的角色由于重要，社会工作可以是一个使能者、也可以是一个助人者、或者是链接资源者。每一个角色的背后都需要我们用一些专业的技巧去达到相应的目的。社会工作的目的更多是助人自助，由于困境未成年人本身由于一些不可抗力因为遭遇了一些困境，但是这些都不是他们是弱势者的理由，相反的，社会工作者应该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是富有能力的。社工在处理困境未成年人个案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三个步骤，第一，是考虑其现有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就学还是相应的医疗保障等问题，是否有相应的政策保障没有覆盖到的。第二，从服务对象的生态系统，列出其所处环境的情况及自身情况，最重要的是不要忽略案主自身资源的部分。第三，充权，要让服务对象学习及强大自身，而不是一味地由社工去引导，更多地是要达到“自助”的程度。如在本文所举的言语残疾者的个案中，第一，就是看其各种福利政策是否覆盖，就学问题或者是医疗问题是否解决了，如果没有的话，社工在这个阶段便要充当协调者，协调各方，从而为案主争取相应的权益。第二，在个案中，根据案主的生态系统，了解到其所在的家庭及社区对她潜在的作用，从而在计划进行的过程中，充分联动多方资源。第三，除了前面两个方面，最重要的是社工如何利用专业的技巧如家庭治疗模式等了解案主家庭对她的影响，从而增强其正向影响，减少起负面影响。除此之外，还要增加其自身的能力，如让她去学校是挖掘其未被开发的社会交往功能，同时并在职业学校习得相应的职业技能，以此让案主增强了自己的能力，从而达到助人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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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社会工作结案技巧
社会工作结案技巧
(1)电话跟进。在结案后一段时间内社会工作者用电话与服务辩象继续联络，了解结案后服务对象的情况。这种方式简便易行，虽不能亲眼见到服务对象的情况，但也能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工作者的关心和支持。
(2)个别会面。在结案后一段时间内社会工作者根据约定在机构或者服务对象家里与他们会面，以了解他们的情况。面对面的'跟进可以让服务对象感觉亲切，也可以了解多些信息。
(3)集体会面。这种方式适用于小组跟进。在集体会面中，组员可以共同回顾小组的经历，分享小组结束后的情况，交流各自经验，增强关系和促进相互的支持。
(4)跟进服务对象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会工作者还可以通过跟进服务对象的社会支持网络(包括家庭、邻居、朋友、单位或者学校老师等)来了解服务对象的情况，以便及时提供相应的服务和必要的支持。
结案时服务对象的反应及其处理方法
(一)服务对象的正面反应
(二)服务对象的负面反应
1、否认
2、倒退
3、依赖
4、抱怨
5、愤怒
6、讨价还价
7、忧郁
(三)结案反应的处理方法
1、与服务对象一起讨论他们对结案的准备情况
2、提前让服务对象知道结案时间，早些做好心理准备
3、逐渐减少与服务对象的接触，提醒服务对象要学会自立，给服务对象以心理支持，告诉他们在他们有需要时社会工作者将继续提供协助。
4、社会工作者要估计一些可能会破坏改变成果的因素，预防问题的产生，继续提供一些服务
5、必要时安排正式的结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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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社会工作技巧
一、沟通与互动技巧(两个层面：与组员沟通、促进组员沟通)
1、与组员沟通技巧：
(1)营造轻松、安全的氛围(语言表情等)，
(2)专注与倾听(传达尊重接纳)，
(3)积极回应(复述)，
(4)适当自我表露(以促进坦陈问题和需要)，
(5)对信息进行磋商(弄清和正确理解)，
(6)适当帮助梳理(非评判性帮助梳理发言)，
(7)及时进行小结(归纳要点)
2、促进组员沟通技巧：
(1)提醒相互倾听(注意现场安静)，
(2)鼓励相互表达(沉默者接纳感受，适当控制机会)，
(3)帮助相互理解(细微处沟通)，
(4)促进相互回馈(鼓励分享回应)，
(5)示范引导(以自身诱导模仿如提问技巧和回馈方式)
二：小组讨论技巧
1、目标与活动方案确定、问题解决都会用到;有助于组员参与小组事务、激发对小组兴趣、运用集体力量与决策解决小组和组员问题。主要有事前准备和主持两个方面。
2、小组讨论的事前准备技巧：
(1)选择合适主题(明确，考虑发展进程、组特质、目标和组员能力)，
(2)注意主题措辞(事实性、价值性、推测性、政策性问题不同措辞)，
(3)选择合适讨论形式(公开讨论、陪席式、座谈会、质询会)，
(4)安排活动环境(场地、座位等)，
(5)挑选合适参与者(及与主持人角色分配)，
(6)准备好讨论草案(讨论目标、素材、场地及设施准备清单、时间分配掌握)
3、主持小组讨论技巧：
(1)开场(介绍认识熟悉，引出主题，规则及要求)，
(2)了解(理解)，
(3)提问(5种类型：封闭式(“是不是”)、探究回答型(“描述/告诉/解释”)、重新定向型(引向其他组员)、反馈和阐述型(寻求总结)、开放式(“怎样/为什么”)，
(4)鼓励(不逼而是注意、重复、支持)，
(5)限制(询问其他人、切断话题或打岔、限定发言时间或调整次序)，
(6)沉默(组员自行判断)，
(7)中立(提供问题/资料信息/利弊分析或事实论述，不给答案/决断)，
(8)摘述(段落结束、主题被岔开、变换主题、组员发言过长、发言过于复杂或宽泛、意见对立或争执很久、发言声音过孝语言出现障碍8种情况，摘要发言应简要明晰、摘要后要征求发言者意见)，
(9)引导(暗示方向、提示重点、再强调程序;两个注意：一注意把握程序(按确定问题―分析问题―寻找和评价解决方法―选择一种方法的进程去展开，围绕如何解决问题可采用头脑风暴法)，二要妥善处理发生的冲突(难以化解时可考虑民主表决);三个避免：指定发言――社工中心，轮流发言――组员未准备好而简单应付或生抵触，单刀直入和刨根问底――尴尬难堪)，
(10)结束(问题归纳、意见建议组织、形成结论;详细全面，阐述分析评价和研究，指出要应用的方法)
三：治疗技巧一般有三种：直接干预法、间接干预法、小组外在力量法
1、直接干预法(社工以治疗者角色直接影响组员行为，发生在小组自身还缺乏相应资源和经验、无法协助组员解决面对的问题时，或个别组员孤立于小组之外时)：
(1)作为核心人物运用自身权威和组员信任，关心、鼓舞，帮助和影响改变行为;
(2)作为规范及规章制度的`象征性人物，通过赞扬奖励等正向促成或警告惩罚等抑制措施改变行为;
(3)作为角色分配者规定角色及其要求和关联、引导进入、鼓励和训练履行。
2、间接干预法(社工干预小组过程、利用小组影响来间接影响和改变组员，更重要)：
(1)利用小组治疗元素，
(2)运用角色扮演方法，
(3)运用行为改变技巧，
(4)使用家庭作业(增强组外行为责任感和经验学习机会)，
(5)运用结构化组员角色技巧(培育小组冲突协调者和行动领袖、鼓励支持参与者角色扮演，帮助组员从“替罪羔羊”、“说大话者”等破坏性角色中解脱出来重新定位角色)。
3、小组外在力量法(借助小组之外的力量――小组外活动、与组员有显著关系的外部人员、组员所属社会体系和社会环境――来影响组员和小组)。社工实际扮演辩护者、仲裁者、中间人、评议员的多重角色;需注意避免组员不在场的情况下作出重大决定，及将外在力量的需要置于组员之上侵犯其利益。
四：活动设计技巧小组活动在小组工作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活动设计技巧也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技巧
1、扣紧小组目标(围绕总目标或最终目标、与各阶段相适应，如初期可设计自我/相互介绍、寻求朋友、集体歌唱、做游戏等，中期可设计角色扮演/互换/冲突的情景剧，注意保持阶段性目标和最终目标的一致性)
2、考虑组员特征及能力(各方面个体性特征、社会关系及文化背景、成长经历及问题，以及能力)
3、小组活动11个基本要素：
(1)目标(总体性和阶段性)，
(2)参与者(年龄性别职业文化背景等)，
(3)规模(参加人数)，
(4)时间分配，
(5)组员角色扮演和互换，
(6)环境设计(场地设施等)，
(7)资源供应与经费预算，
(8)强度分布，
(9)预期结果，
(10)防止和处理意外事件预案，
(11)总结与奖励
4、经验分享环节。不同阶段的活动方案都应包含，也是社会工作者评估活动是否达到预期目的的环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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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谈话技巧
沟通要掌握什么技巧
对人尊重的态度和同感的理解是需要通过语言来传递或表达的，因此，沟通双方运用语言的能力和艺术是取得良好沟通效果的关键。
运用好语言符号
第一，把话说得悦耳，悦耳的声音会令人心情舒畅。第二，把话说得清楚，必须让人明白所要传达信息的意思，这就要求沟通者思维有条理，吐字清晰，把意思说明白。第三，把话说得准确，要完整地表达句意，说话用词尽量科学准确。第四，把话说得恰当，说话必须符合特定的身份和场合。第五，把话说得巧妙。例如，如何说好第一句话?怎么才能开启对自己有利又令对方愉悦的话题，一般的原则是寻找对方的兴趣谈话区域和自己的有知区域，而要避开对方忌讳的区域和自己的无知区域。
巧妙使用身体语言
身体符号包括人的眼神、面部表情、身体的姿势、动作及仪表等。专家认为，在人面对面的信息沟通中，有65%的社会意义是通过身体符号传递的。身体符号具有无伪装性的特点，人可以言不由衷，但强装笑脸总要露出破绽。人们可以通过恰当的身体符号向沟通对象表达自己对对方的尊重、接纳、关心，更可以通过细心地观察对方的身体符号解读其内心世界。
环境符号
环境符号是指能够传递信息的时间和空间因素。时间在传递信息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人约会姗姗来迟，传达给对方的可能是不认真、时间观念不强、对对方不重视等信息，进而会引起对方很多的心理活动：失落-、不信任、不愿意合作等。空间因素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位置以及沟通场所的气氛。谁都知道远远的打招呼表示热情与友好，与人擦肩而过没有任何表示说明彼此的敌意或冷淡。一般而言，人与人之间相隔o厘米～15厘米是亲密距离，其语意是亲密而热烈;15厘米～75厘米是个人距离，语意是亲切友好;75厘米～215厘米是社交距离，语意是严肃而正式;215厘米以上是大众距离，表明彼此之间没有心理的联系，但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如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则是例外情境。由此可见，应该视交往对象的关系把握与人沟通的距离。
个案会谈的支持性技巧主要有哪些?
个案会谈是指个案工作中工作者与案主面对面有目的的专业谈话。支持性技巧是指工作者通过身体及口头语言的表达，令案主感到被尊重、被理解、被接纳，从而建立信心的一系列技术。支持性技巧主要有专注、倾听、同理心、鼓励等。
表达专注
专注是指工作者面向案主、愿意和案主在一起的心理态度。在某些人生的重要时刻，有人陪伴是非常重要的.。当工作者以专注的神情面对案主，案主就会感觉“他与我同在”、“他在专心地陪伴我”，这无疑会给案主带来心理上的支持，增强面对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专注行为的品质，反映着工作者知觉能力的敏感程度，优秀的个案工作者都会注重培养自己专注的能力。专注技巧既表现为通过生理上的专注行为来表达心理上的二专注，也表现为心理上的专注带动生理上的专注。生理上的专注行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面向案主：工作者以一种参与的态度面对案主，这种表现意味着“我愿意帮助你”、“我愿意留在这儿陪你”。
上身前倾：坐在椅子上，上身略微前倾。前倾的姿势意味着“我对你和你说的话感兴趣”、“我对你是友好的”。开放的姿势：双手放开而不是抱住双肩。
良好的视线接触：会谈中工作者应与案主保持稳定、坦诚的视线接触，而不是眼睛盯在别处或四处巡视。主动倾听是指工作者积极地运用视听觉器官去搜集案主信息的活动。专注与倾听是不可分开的，是同一种行为的不同侧面。完全主动的倾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倾听案主的话语信息：工作者在会谈中的二个重要职责就是鼓励案主多说话，自己多倾听。工作者的倾听不是盲目的，而应该是有目的的，在倾听时要注意分辨案主叙述中的经验部分、行为部分和情感部分。
观察案主的身体语言信息：有声语言不可能完全独立地传递信息，总有身体语言相伴左右，人在说话时，脸上总有一定的表情或手势、动作，身体语言往往起着对有声语言的辅助和强调作用。比较于有声语言，身体语言在传递信息中有更大的优势，如身体语言可以独立传递信息，从案主双腿不停抖动的动作就可以知道案主内心的紧张和不安。而且，身体语言还可以起到戳穿有声语言伪装的作用。因此，作为个案工作者，在会谈中必须仔细观察案主的身体语言信息。
解读案主其人：倾听的最深层意义是要解读案主这个人――包括他的生活、行动及与其问题相关的内容。工作者在用眼睛观察了案主的身体语言，耳朵倾听了他的话语信息，这还不够，还必须在此基础上动用自己的大脑，迅速地进行思考判断，解读案主整个人。
同理心
同理心是指工作者进入并了 解案主内心世界，并将这种了解传达给案主的一种技术与能力。同理心包括情绪同理和角色同理两个层面的内容，情绪同理即同感，是指工作者如同亲身体验一样感受案主的感受，是一种受他人状况感动的能力;角色同理是指工作者了解案主的情境、参考构架及观点的能力，角色同理要求工作者尽量放下自己的参考构架和文化背景，站在案主的角度去理解案主的问题及其相关的行为。
同理心作为一种会谈技巧，由三个层面的要素组成：一是觉知的能力，包括被感动的能力和理解能力。要想同理案主，就得先了解案主、懂得案主、理解案主。正确觉知的基础，首先是培养自己对事物的敏感性，提高感受能力。二是语言表达能力，包括说话能力和身体语言能力。一般来说，陈述句和征询式、不确定式的语气效果比较好。三是传达的及时性，同理心的传达必须是及时的，迟到的表达可能完全失去意义，提前、急于的表达，会影响同理的准确性、正确性和全面性。什么是传达的最好时机，这要依具体情境而定，需要工作者去自行把握。
鼓励支持
鼓励是指工作者通过恰当的话语和身体语言，去鼓励案主继续表达他们的感受和看法的技术。鼓励的技巧可以起到让案主表达、支持案主去面对和超越心理上的挣扎、增强案主自信及创造彼此信任的专业关系的目的。鼓励应该在工作者觉察了案主的退缩行为之后运用。工作者通过专注与倾听，发现案主沉默、逃避目光接触、避免直接对话、吞吞吐吐等情形时，应当给予及时的鼓励。鼓励案主继续表达可以用话语如“请继续”、“你说的很好”，也可以用身体语言的支持，如身体前倾、微笑地注视、点头、用手示意、眼神鼓励等。
会谈时，引领性技巧有哪些
引领性技巧是指工作者引导案主具体、深入地探索自己的经验、处境、问题、观念等技巧。运用引领性技巧的目的是促进案主在相关主题上做出较为具体、深入、有组织性的表达和探讨，增进工作者对案主的认识和了解。引领性技巧主要有澄清、对焦、摘要等。
澄清
工作者引领案主对模糊不清的陈述作更详细、清楚的解说，使之成为清楚、具体的信息。澄清也包括工作者解说自己所表达的不甚清楚的信息。沟通本来就是困难的事情，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各自拥有不同的生活空间，不是通过几句话就可以了解的。个案工作者与案主之间不是一般的人际沟通，而是要深入地互动，工作者必须对案主有较全面、深刻的了解才能真正按照其需要提供帮助。
对焦
对焦是指将游离的话题、过大的谈论范围，或同时出现的多个话题收窄，找出重心，并顺其讨论。对焦可以使会谈减少跑题、多头绪的干扰，使会谈能够集中在相关主题上进行深入、具体的讨论。但工作者在运用对焦时应注意与鼓励技巧的冲突，鼓励技巧的理念主张让案主多说话、尽量表达自己，这就免不了会出现谈话漫无边际的情况，因此，对焦技巧的运用不可生硬，应考虑偏离主题的程度及所持续的时间，来决定在恰当的时机进行对焦。
摘要
工作者把案主过长的谈话或不同部分所表达的内容进行整理、概括和归纳，并作简要重点的摘述。摘要技术的运用，可以帮助案主理清自己混乱的思路，突出案主在想法、感受、行为、经验上的特点或模式，促进案主对自己有较清晰的了解。另外，工作者作完摘要后，还应向案主查证摘要是否准确，容许案主否定、接纳或更正工作者的摘要。
个案会谈的影响性技巧有哪些
影响性技巧是指工作者通过影响案主，使其从新的角度或层面理解问题或采取方法解决问题的技巧。影响性技巧主要有提供信息、自我披露、建议、忠告和对质。
提供信息
工作者基于专业特长和经验，向案主提供所需要的知识、观念、技术等方面的信息。提供信息包括案主不知晓的新信息和帮助案主改正已有的错误信息。工作者在提供信息的时候首先要了解案主的知识背景，分析其对信息的敏感能力和接纳能力，选择适当的方式提供信息。
自我披露
选择性地向案主披露自己的亲身经验、处事方法和态度等，从而使案主能够借鉴他人的经验作为处理自己问题的参考。自我披露可以引导案主从其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或参考别人的方法解决自己的问题;自我披露还可以为案主树立坦诚沟通的榜样，工作者的坦诚开放、与人分享自身的经历和感受的做法，会感染案主使其愿意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自我披露对促进工作关系也十分有利，工作者的自我披露可以拉近与案主的心理距离，发展融洽的专业关系。
建议
对案主的情况、问题有所了解和评估后，提出客观、中肯和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意见。作为专业的助人活动，在个案会谈中，工作者通过对案主问题及相关信息的了解，总会发展出具体的解决案主问题的思路，工作者应该向案主提出这些意见。但是，工作者首先需要考虑清楚意见或方法的可行性、背后的理念及理论的正确性。而有时如何向案主提出这些建议比方法本身的意义还要重大，如果工作者生硬地强行要求案主按照自己的意见做，违背案主个人意愿，反倒会造成不进反退的后果。因此，如何向案主提建议非常重要。
忠告
工作者向案主指出案主行为的危害性或案主必须采取的行动，例如：“如果你还是每天翻查你丈夫的包，他会觉得自己不被尊重，会严重影响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忠告通常是针对一些比较严重的事件或行为，但是，是否严重是一种价值的、道德的判断，是很主观化的。因此，工作者一定要反复斟酌自己的判断，而忠告之后，工作者应该耐心地讲清道理，提供案主不知晓的知识和视角，使案主有所领悟。
对质
对质是指工作者发觉案主的行为、经验、情感等有不一致的情况时，直接发问或提出疑义的技术。通过对质，工作者可以协助案主觉察到自己的感受、态度、信念和行为不一致或欠和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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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介绍自己。在面谈时，你要介绍向服务对象介绍自己，包括姓名、在机构负责的工作、个人的专长、为服务对象协助的目 、将怎么样提供服务等。必须让他们去你协助的动机、你对他们有多少了解、要对他们干什么。
沟通。沟通可以提供支持，减轻服务对象因求助而带一的内心焦虑、协助服务对象和自己解决问题的正确想法，促进服务对象为解决问题而采取有效行动。在接案时面谈内容包括：了解服力对象的问题和需要、交流双方对服务对象的问题和社会工作机构的功能以及社会工作者对角色的看法和期望。可以进行事实型沟通，也可以进行治疗型沟通。
倾听。倾听是通过语言和非语言行为向对方传达一个信息，它是社会工作者通过身体以及态度上所传达的对服务对象的专注。面谈中的倾听不仅是为了解情况，也是为建立专业关系 ，鼓励对方开放自己。倾听不仅是听，还要参与，与服务对象互动，给服务对象的叙述给出适当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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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农村公共生活重建与社会工作介入
农村公共生活重建与社会工作介入
何香莲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中国农村的公共生活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以伦理或神性为基础的乡绅治理、新中国成立后集体化时期的国家控制到改革开放后的村民自治。公共生活的日趋衰竭是当前农村社会生活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而农村生活的公共性对农村社会的稳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起到保障作用。从社会工作角度，以“增能”为理论支持，从村民自身和其社会支持体系两个方面进行介入，以达到促进农村公共生活重建的目的。
篇8：农村公共生活重建与社会工作介入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02-0059-02
一、农村公共生活的历史变迁
所谓农村公共生活是指在乡村场域中所形成的超出家庭范围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公共交往形态，既包括面对面的交流与沟通的日常生活交往，也包含互相帮助的经济生产行为，更包含着对关乎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务参与和基于某种社会关联自主生成的集体行为和交往[1]。
1.新中国成立前的乡绅治理
在传统中国，国家政治力量只到达县级，从未直接深入到广阔的乡村社会。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是乡绅与各种民间组织以伦理或神性为基础，依靠宗族的力量、熟人社会里的礼俗及基于血亲关系而建构起来的权威和秩序。
新中国成立前，村庄公共生活多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内部的公共活动及基于生存需要对未知神秘力量的依赖而超越家族界线共同参与的各种习俗仪式生活，如先祖祭拜、神灵供奉等。祭祀在中国一直具有地区性特征，如东南福建、江西等，往往每村都有祭祀先祖的祠堂或供奉区域神灵信仰的村庙，在这些地方每年都要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来表达他们对先祖的缅怀、对神灵的敬畏。而在北方地区不同，这可能是因为多数华北村庄都是移民村，在北方村落中真正有家族祠堂的村庄并不多见。但不管怎样，此时的公共生活受外力影响较小，其长期存在与运作进一步强化了人与人的社会关联，强化了乡绅自治或宗族治理的传统权威与秩序，维系着村落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维持着乡村社会整体的生活秩序，虽然没有国家政治力量的涉足，但整个乡村社会仍然是井然有序的。
2.集体化时期的国家控制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运动”，其中土地改革、集体化运动对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最为重要的影响便是对乡村社会实施整齐划一的有计划社会变迁，村民与国家的关系被加以重构，个体自由被强大的权力机构剥夺，个体更加依附于“集体”。
在这个时期，村民的生产与生活密不可分，表现出极高的一致性和同质性，村庄生活的公共性因村庄社会的集体化、公社化过程而表现得更加明显，形成特定时期特殊的村庄公共生活。在生产方面，之前的农户劳动被联合劳动所取代，村民们以生产队为基础，统一组织，集体出工，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组织方式，同时也改变了村民间的互动方式与互动频率，相较于之前各户各自为政，如今则一切听指挥，服从集体安排，生产队范围内更紧密的经济生产共同体取代了昔日血缘和文化性的伦理共同体。农闲时，村民则被组织起来参加政治活动，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开会是这个时期公共生活的典型形式，无论是由政治运动带来的政治集会，还是常规的社员大会，尽管村民存在着不情愿，但都表现出极大地参与性。
这一时期，一系列的运动保证了村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加强了与乡邻的联系，人际关系纽带更加稳固，人人参与大大小小的公共事务，形成了人人都参加公共生活的氛围。而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民对祖宗和神灵的敬畏被破除，各种家族公共活动被取消，传统节日及祭祀仪式或被改革或被禁止，祭祀供奉用的庙堂被摧毁。
3.后集体时代的村民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改革依序开展，村庄内部经历着新的重构，乡村社会内部的人际交往结构也随着一系列特定公共空间的消解而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同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对乡村社会的渗入，村庄公共生活发生一系列变化。
1985年，人民公社基本解体，取而代之的是9万多个乡镇，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相比于集体化时期带有强制性的各种会议，村民的定期选举和村庄公共事务表决显得十分冷清。从集体化时代国家控制下的公共生活中解放出来的村民似乎并没有做好自己“当家做主”的准备，同时由于乡镇对村委会的选举控制、村委成员的腐败与争斗、外出人员增多等原因，村民对政治生活逐渐失去了参与热情，“村民自治”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村委会自治”，村干部也失去了往日的权威，失去了绝对的组织力和号召力，难以组织全民参与的公共活动。
与此同时，在集体化时期受到抑制的传统仪式性公共生活得以复兴，着重表现为各种家族活动的开展、敬神活动的再现、祠堂的修建、红白喜事的重视等。但由于集体化时期的各种打压，原来的血缘群体的整体认同感和宗族血缘意识大为减弱，以大家族为单位的活动规模日益变小，仪式由繁变简，村民更多地关注以小亲族、核心家庭为单位的利益，原来的族里合作、邻里互助也被经济上的攀比心态所取代。
包产到户制度的推行，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村民们回归到从前的小农耕作，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农民由“忙碌”变成了“有闲”。村卫生所、商店、茶馆、棋牌室等场所取代之前的会场成为了新的公共空间。村民到这些地方看病，购买日常生活必需品，碰头聊天，形成了一定的圈子。集体化时期被禁止的麻将被作为“新事物”在这里流行开来，并保证了这一圈子的持续。随后，电视的普及和住房结构的变动，以商店、茶馆为中心的农村公共生活逐渐被“私性化”的家庭生活取代。可以说，电视的出现改变了农村家庭的结构和闲暇生活，并改变了村落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频度，人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围坐在家庭的电视机前，串门越来越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村庄的公共性日益缺失。
二、重建农村公共生活的意义
我国是农业大国，同时也是人口大国，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村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仍是数亿人生老病死所托之所。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城市化的推进举步维艰，我国目前的制造业体系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优势基础上的，无法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服务业发展受限使城市缺乏强大的吸收进城农民的潜力，大量农民仍留在农村。农村要为村民提供安定的居所、基本的社会秩序和保障，发挥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蓄水池和稳定器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形下，农村社会的稳定事关重大。
在集体化时期，出于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考虑，农村基层组织体系被融入体制之内，村民的需求被忽视，而是完全按照上级的命令和要求开展工作，传统中国农民的私人生活结构受到摧毁，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现今对个人社会义务的.无视以及畸形个人主义的泛滥。而在后集体时代，国家政权逐步退出乡村，村民得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意愿生产生活，但日常公共生活严重匮乏，休闲方式有限单一，由此造成了乡村公共性的缺失，公共生活日趋衰竭，公共舆论日趋瓦解，失去了对原子化的个人的软控制，农村治理愈加难以开展。因此，重建农村公共生活的工作刻不容缓。
三、社会工作对农村公共生活重建的介入
社会工作介入是指社会工作者依照自己的助人价值观去设计和实施助人活动，并积极吸引受助者主动参与活动，相互配合协调，从而达到助人的目的过程[2]。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既是直接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案主的支持者、倡导者、管理者，还是资源协调者和政策的影响者，由此可见，农村公共生活的重建工作引入社会工作是十分有益的。
1.理论支持
“增权”是指这样的一个过程：通过改变人的态度来改善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高社区或个人的自信心与自决意识，扩大人们的视野，以增强他们解决社区及个人问题的能力。“增权”取向强调权力在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伙伴关系、案主的长处、承认案主是积极的主体[3]。“增权”中的“权”是指人们所拥有的能力，进一步讲，这种能力不仅表现为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表现为人们的一种主观感受，即权力感，就是这种权力感可以增进人们的自我概念、自尊、尊严感和重要感。增权并不是“赋予”人们权力，而是要挖掘或激发人们的潜能。
社会工作者秉承“助人自助”的专业理念，相信服务对象的潜能，通过专业服务的开展，整合农村社区资源，增强村民的权利感、能力感和自信心，培养其参与、权利、发展和自主意识，这对农村公共生活的重建是可行且有效的。
2.介入措施
社会工作对农村公共生活重建问题的介入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直接针对村民在公共生活重建上进行社会工作介入；另一方面是对影响农村公共生活重建的社会支持体系进行社会工作介入，通过介入农村公共生活重建的社会支持体系，改善其外部条件，从而达到公共生活重建的目标。
重建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要尊重村民的主体性，重塑村民的自信，挖掘村民的公共参与能力。在后集体时代，农民通过大众媒体被动地接受、追随城市文化，而这是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不相适应的，农民在这个过程中对原有自身文化产生了怀疑，主体性缺失，进而忽视了自身的价值与权利。因此，社会工作者要通过“增能”帮助村民树立信心，培育村民自身能力，培育集体责任意识，提升其参与公共生活的意识，鼓励其积极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扩展村民的社会支持网络，为重建农村公共生活创造良好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要十分重视培养和利用好乡村精英，鼓励并培养他们的组织能力，引导他们在村庄公共舆论产生和传播中发挥积极促进作用，利用好他们在公共生活重建中的号召力和带动力，进而促进农村公共生活的重建。
重建农村公共生活，还需要充分发挥农村现有基层组织的作用，并培育能够满足村民需要、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组织。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一方面，要发挥好监督者的作用，向村民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村民的权利意识，监督村委会、党支部职责的行使；另一方面，要做好资源协调者的工作，因为多数农民并不具备自我组织能力，而现今宗教、宗族和庙会组织以及驻村企业对农村公共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社会工作者要以此为契机，对这些组织进行合理引导，将他们的影响力和行动力引导到农村公共生活的建设上去，促进其发挥积极作用，维护村庄的秩序和规范。
此外，社会工作者还需积极争取外部政策的支持，争取公共财政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支持，促进村图书室、文化活动室等基层文化设施的建设，引导各种民间文化保护、开发和研究活动的开展，同时促进目前促进农民消费的各种政策措施的完善，以引导农民将有限的收入投入到文化生活上来，进而为公共生活重建奠定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夏国锋。村庄公共生活：历史变迁与外力形构[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5）。
[2]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14.
[3]陈树强。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J].社会学研究，,（5）。
篇9：社会性别差异与社会工作介入研究论文
社会性别差异与社会工作介入研究论文
引言
职业活动是现代社会人类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其影响渗透到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劳动力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失业及职业向下流动的威胁也不断加剧，由职业活动所引致的各种压力正在演变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的可持续发展，不恰当的职业压力不仅不利于人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组织效率，从长远角度看也会对经济社会和谐和持续发展都会产生消极影响。职业压力的产生机制、表现形式以及反应状况在不同的人群中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女性职业压力问题显得非常突出。由此，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正在成为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诸多学科所关注的研究对象。鉴于此，本文以社会工作为研究视角，结合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的调查数据，建立压力管理和缓解女性职业压力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以期达到缓解女性职业压力、实现有效的压力管理。
一、职业压力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框架
职业压力（occupationalstress）问题很早就引起人们的关注。Kahn等人将压力管理的理论引入企业管理中，开始探讨职业压力问题[1]。目前，西方学者对工作压力感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框架内进行：一是行为模型，二是认知模型[2]。在行为模型中，研究者非常重视应对方式对工作压力的调节作用。在认知模型中，研究者则致力于考察认知变量与压力感及适应后果的关系。由此，职业压力问题涵盖多个维度，涉及压力来源、压力反应、压力动因、压力后果、个体的角色冲突、社会环境条件及其变化等方面的内容。到目前为止，关于职业压力的定义并未完全形成一致。有研究者强调压力来源，也有研究者强调压力后果，即压力反应，还有研究者将其看作环境变量，即个体和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3]。本文则从一般意义上对职业压力进行界定，即职业压力是指工作者所产生的那些与职业场景或情境相联系的生理、心理或行为异常。从这一界定出发，职业压力应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由此，本研究将职业压力分为三个方面：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图1）。压力源是职业压力的来源，指那些导致压力产生并且与职业有关的场景或情境。职业压力源通常来自个人、工作和社会三方面。本研究主要从工作任务、工作制度、人际关系与家庭―工作平衡四个角度来表征压力源状况；压力反应是职业压力在个体层面的具体反应或表现，换言之，就是职业场景或情境导致工作者产生的生理或心理偏差，如工作过程中出现过度焦虑、紧张和行为偏差等症状。本研究从生理、认知（对职业压力的主观判断）、情绪（对职业压力的情感体验）和行为（因压力产生的行为反应）四个层面来表征职业压力反应情况；压力应对，即对压力的控制与管理，指当个体面临压力时，采用一定方式去调节情绪、认知、行为和环境。根据耶基斯―多德森定律，即倒U型理论[4]，当压力低于中等水平时，压力有助于刺激机体，增强机体的反应能力，有利于取得较好的工作绩效。适度的职业压力是促进个体工作绩效和组织效率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是，当压力源的强度和频率超出了个体的承受能力，或者个人的压力应对机制和社会支持系统不够完善时，就会损坏个人的职业功能。这种影响还会泛化到个人其它方面，降低个体的健康、生活质量，造成家庭关系紧张以及组织绩效降低。然而，在组织内部，通常并没有专门针对职业压力制定的应对机制和补偿机制，因此，由职业情境带来的压力往往只能由工作者自己解决，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剧了职业压力的负面影响。正是基于职业压力的消极影响，以及对其进行科学干预和应对机制的普遍缺乏，因此探讨职业压力的产生机制，并建立有效的应对措施，对于改善个体的生活质量、提高组织绩效尤为关键。
在有关研究中，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本文探讨的性别差异是以社会性别为基础，研究社会对不同性别的规范及其对职业压力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性别差异即性别文化，既影响女性地位的自我认知，也影响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认知和期待。这种规定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并制约着妇女的社会地位与发展。现实生活中，职业女性承担双重角色，使得女性不仅承受来自工作、家庭的压力，同时还承受平衡工作与家庭而产生的心理冲突带来的压力。基于此，我们按照如下的研究思路展开分析：以职业女性为调查对象，以男性为参照，分析女性群体职业压力的现状及特点，探讨两性压力状况的差异，探究阻碍女性职业发展的根源，并为缓解基于社会性别的职业压力的应对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最终提高资源在两性之间的分配效率，进而促进职业女性的心理健康。
二、国内外关于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的研究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有关职业压力的研究已从普遍性的职业压力根源解析，延伸到不同群体的职业压力差别探索与原因阐释[5][6][7]。这一研究领域的拓展初步揭示了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问题：除了工作负荷、竞争、人际关系等常规的职业压力之外，由于社会性别规范和文化的影响，在职业发展中所形成的对男女两性不同的角色要求、社会期待，职场中性别隔离和歧视等因素也构成了职业压力的一个主要来源，对男女均产生了消极的影响[8][9]。目前已有研究主要从家庭―工作角色冲突、职业要求等角度，对不同领域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男性职业压力和女性职业压力分别进行实证研究和原因解析[10][11][12][13]，并从个人、组织、社会支持等层面探索缓解职业压力的干预模式[12][14]。但从总体上，较之男性职业压力，关于女性职业压力的研究在数量和深度方面都有所不足[15]。在中国，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6][17][18]，目前有三种观点[19][20]：
（1）男性的职业压力显着高于女性；
（2）女性承受的压力源强于男性，但职业压力小于男性；
（3）职业压力与性别之间并未呈现出简单的相关关系。
另一方面，一些针对女性职业发展的专门研究却与上述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由于受传统性别文化的约束，女性往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因此，在职场中，女性的角色冲突比男性更尖锐；由于职场中的性别隔离和歧视，女性在职业发展中会遇到更多障碍[21]。因此，相关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总体上，目前我国关于职业压力性别差异问题的研究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大多数关于职业压力的性别研究仅以女性为对象，缺乏男性参照，因而忽略了对那些由于社会性别规范所带来的职业压力在不同性别之间的比较分析；二是缺乏针对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的专门研究，有关研究散见于一些对职业压力的总体分析中。对于职业压力性别差异根源的分析，仅局限于传统文化对男性要求更高，或者女性的压力应对机制优于男性的初步推断上[19][20]，但没有实证分析的支持；三是作为一种专门为服务对象的利益和福利提供服务的专业方法，社会工作不仅能帮助那些承载巨大职业压力的个人解决问题、增强能力，还能促进个体更好地服务于组织目标。但是从社会工作视角来缓解职业压力的研究在中国基本处于空白。目前研究中所存在的局限性导致职业压力所呈现出的性别差异原因缺乏明确客观的分析，致使相应政策介入的有效性无法得到保障，而且鲜有基于社会性别差异的职业压力干预模式的探索。因此，本研究以男性为参照，采用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对职业女性的压力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分析，不仅客观探讨了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的现状和原因，还力图从社会工作视角构建职业压力应对干预模式。
三、调查与数据分析
（一）调查方法与样本的基本情况
为了解男女两性职业压力的具体表现及其差异，探索职业压力对不同性别的影响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的应对机制，本研究以某一新型的国家级经济功能区的公务员和企业雇员为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个人基本情况、整体就业环境评价、内部就业环境评价和对职业压力相关情况的评价；二是调查对象职业压力主观评价量表。问卷分别从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三个维度来了解调查对象的职业压力现状，并运用5级李克特量表方法设置了主观评价量表以了解调查对象的职业压力程度。量表分为5级，分别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和非常同意，相应赋值为1、2、3、4、5。本调查共发放问卷1130份，回收有效问卷912份，有效回收率是80.7%，结合这一经济功能区的发展阶段和特征，我们对企业雇员和公务员采取了不同的抽样方法。其中，企业雇员问卷466份，采取配额抽样的调查方法；公务员问卷446份，运用分层抽样的调查方法。本研究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共梳理出912个信息翔实、资料齐全的样本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表1）。在912个样本中，男性612人，占67。1%；女性300人，占32。9%。其中企业雇员男性约为女性1。4倍，公务员男性约为女性的3倍，这一性别比例基本符合该区域内部企业和政府部门整体上的性别结构分布状况。样本呈现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在年龄分布上呈现出年轻化的特征。样本中30岁及以下的比例最大，为42。9%，然后依次为30―39岁、40―49岁和50岁及以上这三个年龄段；二是调查对象平均受教育水平比较高。总体样本中本科生的比例最高，为57。8%，其他学历类型人数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研究生（26。1%）、大专（13。5%）和高中及以下学历（2。6%）。在高学历（本科和研究生）部分，职业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综上，人口结构年轻化、教育程度较高等特点都体现出了此功能区在职群体的人口学特征。
（二）职业压力性别差异分析
1职业压力综合指数的性别差异
如前所述，问卷的第二部分主观评价量表分别从压力源、压力反应及压力应对三个维度调查职业压力现状，以此为基础，本研究构建了一级指标（职业压力综合指数）、三个二级指标（压力源指数、压力反应指数与压力应对指数）和若干三级指标（表2）职业压力综合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职业压力综合指数=（压力源指数+压力反应指数+压力应对指数）/3压力源指数=（工作任务指标数值+工作制度指标数值+人际关系指标数值+家庭工作平衡指标数值）/4压力反应指数=生理反应指标数值+情绪反应指标数值+认知反应指标数值+行为反应指标数值）/4压力应对指数则由单一指标压力缓解途径来表征。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本研究遵循了三个原则：一是采取等权重法计算综合指数，即对不同的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二是在进行数据计算时，对所有数据进行同趋化处理，将所有的正向指标采取负向计分的方式。三是对数据进行指数化处理，使其结果介于0―1之间。处理后题目均显示出对压力状况的负向评价，因此相关数值越大，代表职业压力程度越高，反之，则说明职业压力越小；其中，0代表没有职业压力，而1代表职业压力最大。对于二级指标也采取了同样的计算方法。本研究采用一致性系数（Cronbach系数）来检验其信度，样本总体、企业和政府的系数分别为0.653，0.628，0.676，基本符合主观评价量表的测量要求。
由于总体样本的两类样本量（企业与政府）的结构不能反映实际结构，针对总体进行综合职业压力指数的计算没有意义，因此本研究建立了两个比较维度：一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比较；二是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比较。由此，我们可以分别针对企业男性雇员、企业女性雇员、男性公务员、女性公务员进行群体差异分析。相应地，比较内容也分为两个角度，一是压力水平（综合指数）；二是压力结构，即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三个构成维度（表3）。通过表3，我们观察到无论是企业雇员还是公务员，男性和女性的职业压力在总体水平和压力结构方面都较为接近，并在正常范围之内，说明这一经济功能区内整体上的职业压力并没有超负荷，其职业环境非常有利于雇员人力资本和潜能的发挥。但是，我们发现绝大部分数值都非常接近0.5，体现了调查对象的职业压力处于超负荷的边缘，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缓解，就可能引致过高的职业压力；同时，由于李克特式五级评分标准的区间很小，尤其在进行指数化处理后，数据之间微小的差别就能反映出数据呈现事实之间的较大差异。所以，当我们针对具体的数值进行分析时，可以归纳出一些明显的特征。
第一，从压力水平层面进行分析，按行业区分，公务员的压力在整体上略低于企业（0.4400.448），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由于政府工作相对更加稳定导致的；按性别区分，企业男性雇员的职业压力大于女性（0.4560.431），而男性公务员的职业压力小于女性（0.4390.457）。换言之，当综合考量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这三个维度时，女性公务员的职业压力最大，然后依次为企业男性雇员、男性公务员和企业女性雇员。由于企业和政府的就业环境、职业生涯发展环境和考评等方面存在着显着的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职业要求与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因此，不同群体所呈现的职业压力肯定会呈现一定的差别。
第二，从压力内部结构层面进行分析，女性公务员和男性公务员在压力源和压力应对维度的状况相似，但是女性公务员在压力反应上（0.443）明显高于男性（0.397）；企业男性雇员在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的指数则均高于女性，其中在压力源上的差别相对更为明显。总之，在公务员和企业雇员之间，职业压力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压力反应上；企业内部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压力源上，而公务员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则主要体现在压力反应上。
2职业压力内部结构的性别差异
如果具体分析综合压力指数的三级指标，并结合调查问卷第一部分的数据进行探讨，我们可以发现职业压力结构在以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第一，两性的职业压力来源有所不同。针对主要压力来源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企业雇员的压力源分布较为分散，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工作承担的责任大（25。9%）”、“工作相应的报酬和福利待遇低（18。7%）”、“工作本身的难度大（16。1%）”与“工作评价机制不合理（11。5%）”；同时，企业中压力源的'性别差异不大，男性雇员和女性雇员对前四位压力来源的排序完全一致，频数分布也比较接近。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而言，有更多的女性将工作报酬视为压力来源，有更多的男性将工作责任和工作难度视为压力来源。与企业明显不同的是，公务员的压力源的分布则较为集中，主要体现于两个因素，分别为“工作本身的难度大（53。8%）”和“工作承担的责任大（31。6%）”，而且压力源的性别差异也非常显着，女性公务员将“工作承担的责任大”排在了首位，为42。4%，男性公务员则将“工作本身的难度大”列为首位，高达59。5%。综上，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男性和女性的职业压力的主要来源均为工作本身（工作责任和工作难度），但是两性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女性雇员更关注工作报酬与工作责任，而男性雇员则更偏重工作难度及其所带来的挑战。
第二，两性的压力反应有一定的差别。压力会对在职群体造成多方面的负面影响，而且压力负荷的轻重程度不仅与现实的压力源有关，也与个体对压力的主观感受和认知状况密切相关。这些压力反应往往表现在生理出现异常，如失眠、饮食不好或身体不适等等，认知、情绪或行为发生偏差，如感到压力巨大、对职业发展毫无信心、工作时负面情绪强烈或者经常试图更换工作等等。调查显示，企业雇员和公务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在企业和政府部门，两性在认知层面的压力反应都最强，数值均在0.5左右，在行为层面的压力反应相对最小，数值均在0.4以下。换言之，在职群体对于压力的主观认知都要更为强烈一些，但是在行为层面上并不会出现过多的偏差。我们还发现，除了认知反应，企业女性雇员在生理、情绪和行为这三个层面上的负面反应均比男性更为平缓；而公务员的情况与企业正好相反，女性在生理、认知、情绪和行为各个层面的负面反应均比男性更为强烈，尤其是在认知层面，女性的压力反应数值高达0.544。总之，无论是在企业还是政府，女性在认知层面的压力反应都比男性更为强烈，说明女性对职业压力的主观认知和判断都更为明显。由于调查对象所承受的职业压力在认知层面的负面反应较强，我们对此做出进一步探讨。众所周知，压力反应与职位高低有一定的联系。因此，我们在控制职位等级变量后，对在不同职位上，不同性别在认知层面的反应程度进行了均值比较（表4）①。我们发现除专业技术人员这一特殊群体外，在企业和政府里，两性基本都呈现出职位级别越高，主观上对职业压力的判断和认知就更小一些。换言之，随着职位级别的升高，虽然调查对象所负荷的压力源会更强一些，但是主观上对职业压力的判断强度却在逐渐削弱。对此可以做出如下解释，在职业发展的初期阶段，晋升、经济方面的压力相对较大，容易引发焦虑、紧张等情绪，对压力的主观感受就会更强一些；随着职位级别的升高，承担的压力和责任也在增加，但是由于掌握更多的工作资源和自主权，因此主观上对职业压力的感知就会减弱。
第三，女性的工作―家庭关系更为和谐。针对家庭―工作关系的调查，公务员总体的数值（0.451）略高于企业（0.405），说明公务员的家庭―工作关系平衡程度相对较低。具体到对“在家庭和工作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这一问题作答时，公务员和企业雇员的数值都高达0.6，偏离了正常范围。这说明，两性在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方面都遇到了一定的困境。分性别进行比较，无论是在政府部门，还是在企业，男性的家庭―工作关系平衡度都不如女性，其中企业女性雇员的平衡能力最好，然后依次是女性公务员、企业男性雇员、男性公务员。其中男性公务员“在家庭和工作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作答时，数值高达0.645。同时，对“家人常常因为我忙于工作而抱怨我”的回答，构成了家庭工作平衡关系指数的单项指标之一，也能够较好地反映在职人群的工作―家庭关系。我们对这一问题回答的调查对象进行性别分组，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计算了变量的相关程度eta值。结果发现，政府和企业的Eta值分别为0.169与0.229，两个相关系数的显着性水平均为0.000<α值0.05，说明性别与家庭工作关系呈轻度的相关关系，即较之男性，女性往往有更好的家庭―工作关系。同时，结合婚姻状态（未婚或已婚），对不同性别群体进行均值比较，两性都呈现出一个共性：即已婚调查对象在家庭―工作关系上，都比未婚群体的压力更大（图2）②。这说明进入婚姻状态的在职人群，会面临更强的工作―家庭冲突。总之，女性较男性工作―家庭关系更为和谐，一方面可以说明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强调节能力，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传统的性别文化赋予女性更多的家庭责任，因此，在面临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冲突时，女性往往更容易选择家庭而减少在工作上的投入。>
第四，两性的压力应对能力呈显着差异。针对主要压力应对方式的调查结果显示，无论是企业雇员还是公务员，排在前四位的均为以下四项：其中“向家人或朋友倾诉”和“找一些具体的方式宣泄（旅游、喝酒、运动等）”排在前两位，频率分布较高，在29%―43%之间；然后是“自己憋在心里”、“救助于领导或同事”，频率分布相对较低，均在15%以下。但是数据显示出较为明显的性别差异，女性将“向家人或朋友倾诉”排在首位，企业雇员和公务员中均有超过40%的女性选择这一项；而男性更倾向于“找一些具体的方式宣泄”，公务员和企业雇员中都有33%左右的男性选择这一项。这说明相对于男性，女性更依赖于家庭或朋辈群体的支持，而男性则倾向于选择一些具体的宣泄途径来缓解压力。至于“自己憋在心里”这一选项，虽然不同群体的选择比例均处于6%至16%之间，不是很高，但是男性选择该项的比例基本上均为女性的一倍左右。“工作单位有一些压力缓解的途径”选项的比例最低，除了男性公务员这一现象达到了8。3%以外，其他群体选择比例均不足4%，这表明无论政府还是企业，来自于职业环境的压力主要依靠自我调节机制，均缺乏从工作单位获取缓解压力的方式。综上，男女两性具有不同的压力应对方式，男性更愿意通过一些具体宣泄压力的方式，比如旅游、运动等来缓解疏导压力；而女性则倾向于与人交谈，愿意和自己信任的人进行情绪共享，这也反映出性别文化对男女两性的不同规定性。无论是倾诉方式、援助需求和处理方式，与男性相较，女性表现出一定“外倾性”，而男性则表现出一定的“内倾性”。
3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研究结论从调查结果来看，职业压力性别差异呈现出以下具体特征：
第一，职业压力普遍存在于男女两性，且两性的主导压力源均来自于工作本身，但两性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女性雇员更关注工作报酬与工作责任，而男性雇员更偏重于工作难度及其所带来的挑战。
第二，从职业压力水平上，不能简单地对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做出判断，应该结合行业、职位、婚姻状况等不同因素做出分析。具体而言，女性公务员的职业压力最大，然后依次为企业男性雇员、男性公务员和企业女性雇员。
第三，从职业压力结构上（压力源、压力反应和压力应对），在公务员和企业雇员之间，职业压力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压力反应上；在男性雇员和女性雇员之间，企业雇员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主要体现在压力源上，公务员职业压力的性别差异则主要体现在压力反应上。
第四，在压力反应上，在职群体对于压力的主观认知都更强烈一些，但是在行动上并不会因此出现偏差。女性雇员对职业压力的主观感受和认知判断更为明显。第五，调查显示女性整体的家庭―工作关系比男性更为和谐，但这并不能说明面对职业压力，女性更擅长取得家庭―工作关系的平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家庭和工作之间出现矛盾时，较之男性，女性更容易做出让步和调整。第六，在压力应对上，女性更倾向于对外交流和倾诉，呈现出一定的“外倾性”；而男性更愿意通过一些具体的活动，来达到缓解压力的目的。研究同时发现，面对职业压力，男性自我压抑的程度要比女性更高一些，呈现出一定的“内倾性”。
四、基于社会性别差异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针对以上研究结论，我们从社会工作的视角，探讨基于社会性别差异基础上社会工作介入机制。
（一）社会工作介入
社会工作是19世纪末从西方发展起来的一门应用科学，它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知识为基础，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助人服务活动的学科。根据国际社会工作者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SocialWorkers，简称IFSW）的定义，社会工作专业旨在促进社会变革，解决人际关系问题，进行赋权并提高人类福祉。同时，社会工作运用有关人类行为和社会系统方面的理论，促进人们与环境之间
形成更好的互动，人权和社会正义的原则是社会工作的基础。社会工作介入则是社会工作者依照自己的助人价值观去设计和实施助人活动，并积极吸引受助者主动参与活动，相互配合与协调，从而达到助人的目的的过程[22]。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既是直接服务的提供者，也是服务对象的支持者、倡导者、管理者，还是资源协调者和政策的影响者。社会工作介入的功能是由服务对象的问题类型、需求及社会工作者的专业领域决定的。目前学界普遍认为不能将职业压力当作是一个偶发的、个人现象来进行干预，因此针对在职人群，我们也可以借助社会工作介入的技巧和方法，为他们提供心理援助，达到缓解职业压力、促进组织和谐的目标。根据不同群体职业压力的特点、服务对象的需求和能力，应该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的介入模式。一般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介入：
（1）处理压力所造成的反应，即针对情绪、行为及生理等方面进行介入，直接针对在职人群自身的压力问题进行社会工作介入，达成缓解职业压力的目的；
（2）针对压力源本身，从造成压力的环境介入，通过改善工作环境为其提供良性疏导的环境，帮助构建在职人员的社会支持体系，进而缓解职业压力；前者是直接介入方式，后者是间接介入方式。
（二）基于社会性别差异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
虽然职业压力普遍存在于男女两性，给两性在压力感受、心理健康和职业满意度方面造成相似的影响。但是每个社会都构建了不同的社会性别文化和规则，这种性别文化也造成了工作领域中的性别差异，影响着两性在工作领域中的自我构建、压力认知、行为模式和人际关系取向等。结合本研究的调查，我们发现：与男性相比，女性具有更高的工作责任感，对压力的主观感受和判断都更为明显，在处理压力时体现出更强的“外倾性”。这说明，两性在职业压力方面具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个人责任感和缓解压力的方式。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有西方的学者将性别的视角运用在社会工作中，有学者将这一取向称之为性别为本的社会工作或者是性别社会工作[23]，旨在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推进社会工作，最终促进男女平等。与这一理念的基本逻辑相一致，我们在构建社会工作介入机制时，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性别敏感性，这样才能达成有效缓解两性职业压力的目的。我们运用社会工作的知识与方法构建基于性别差异的社会工作介入机制。首先，通过预估发现和诊断职业压力源、压力应对水平等级，识别职业压力所体现出的性别差异，了解社会性别文化和规则塑造职业压力性别差异的过程；其次，根据性别差异，从工作环境层次进行介入，为两性提供更具有针对性的社会支持体系，例如在组织中展开职业压力管理，结合女性压力应对方式的“外倾性”特点，开展针对女性的缓解压力的社会工作实务，增强职业女性协调家庭责任与职业目标的兼容性；第三，根据性别差异运用个案工作等方式直接为服务对象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改变不合理的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根据不同性别的需求差异，建立有效的压力应对机制。同时，构建良好的监控和反馈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建立有针对性地缓解压力的途径。
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情景中，我们相信社会工作的发展对于缓解两性职业压力、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进而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特别是在工作领域中的运用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探索阶段，符合中国的职业压力实际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模式发展还需要社工界同仁的积极开拓和经验总结
篇10：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论文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论文
摘 要：简述人文关怀的道义和刑罚谦仰性，分析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的实践诉求，司法社工在协助开展矫正服务过程中，应尊重服刑人员及其亲属。论述福利多元主义对社会工作和社区矫正的启示，社会工作协同下的社区矫正工作创新机制。
关键词：社会工作；社区矫正；福利多元主义
社会工作注重人性的关怀，纵观人类历史的变迁，人文关怀的道义促进重刑主义渐变并趋于刑罚谦仰性，为此，影响到社区矫正的形成和发展并为其理论提供溯源。
一、人文关怀的道义和刑罚谦仰性
人文关怀的道义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既彰显人性的光辉价值，又充斥个人自我意识的张扬，人文关怀的道义重视人的价值的存在，以个人的自由、平等、幸福为价值诉求。人文关怀的道义彰显价值引领的功能。塑造了公平与正义的价值元素。促进现代刑罚观念和制度较多的融入恢复性司法的精神。
从社会学看刑罚，刑法是从侵犯社会行为并对其惩罚所保障社会秩序的职能。基于刑罚虽具有的司法属性与社会属性，进而和社区矫正交集的契合。社区矫正逐渐摒弃传统重刑主义趋于刑罚的人性发展，彰显刑罚的谦仰性。社区矫正反映出刑罚谦仰性的趋向。刑罚谦仰性符合人文关怀的道义。刑罚谦仰性体现出从传统重刑主义到刑罚轻缓化的过程，也是影响服刑人员矫正修复社会关系，回归社会的过程。社区矫正反映出刑罚个别化趋势。理性主义刑罚观指出，“为实现刑罚公正，必须在贯彻罪刑相当原则的同时考虑罪犯个人情况，刑罚适用应当有一个综合评定标准”。这种刑罚个别化观点在社区矫正表现的较为明显，比如，对服刑人员个案工作方法和个案评估方面。
人文关怀的道义视角下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的契合有着密切的渊源和共性。考察西方工业革命之初，慈善人士通过济贫扶困贫民，视为现代社会工作之首创之举。历经岁月发展，塑造“以人为本、助人自助”的理念取向。为此，人文关怀的道义助推社会工作的发展，进而引导社区矫正领域、介入犯罪人群管理与服务。人文关怀的.道义就是：“把人真正当作人来对待。”比如，萨特所秉持的观点“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认为人在从事社会活动过程中自由与责任并重，不可割裂。从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可以追根溯源发现对社会工作理论的渊源。存在主义理论根基契合社会工作者职业精神和价值取向。“在存在主义看来，社会工作是一种帮助他人寻求一种有意义的存在方式的艺术。”存在主义理论基点，例如存在、本真性、自由和责任、焦虑等元素构建的理论架构，对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产生极大的作用。实务中社工人员在与社区服刑人员沟通时，评估的元素，诸如自由与刑罚、责任与选择等，利于积极引导，重塑社区服刑人员的人生信念，更利于顺利修复社会关系和回归社会。
二、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的实践诉求
矫正人员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公民，又是服刑人员。作为公民而言，其权利在社区应得到保障。为此，“为教育罪犯认罪服法、真诚悔改，早日回归社会，实现特殊预防的目的，各国的刑事法律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基于罪犯特定身份而拥有的权利”。为社会工作参加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实务，社会工作在处理不同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群体过程中，专业方法具有较多的技术优势。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领域服务服刑人员等主体的需要，工作项目较为丰富，发挥的平台也较多元。实务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司法社工在从事矫正服务过程中，应尊重服刑人员及其亲属。基于平等的原則。在实务方法上通过叙事治疗的方法，“叙事治疗是一种研究我们如何理解世界的方法”，了解服刑人员的心理状况和社会关系情况，引导服刑人员重塑人生的信心，从心理上唤醒人理性的良知和生活的信念，并针对不同的服务对象进行矫正和服务。
（二）司法社工在从事矫正过程中以优势视角理念，为服刑人员增量及实现自我增能，帮助服刑人员纠正犯罪行为和心理偏差，培养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和人生追求。优势视角认为“案主应被视为是有能力、有价值的个体”，司法社工应考量服刑人员的角色考察其人生的经历和体验，同服刑人员建立协同和突破困境的陪伴的关系，寻找阻碍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原因，助力其融入社会而消除不良因素的困扰。
（三）司法社工协助司法人员设计矫正方案应体现“人在情境中”的理念。社区矫正领域的实施方案，传统上较少关注服刑者配偶、父母、子女、邻里和社会上对其有影响要的人。在罪犯服刑之初，其亲友及周边的过去的熟人往往觉得丢人，处于尴尬的状态。据美国相关资料研究发现，在服刑期间如果家庭和其保持联系，给予关心，会稳定罪犯情绪，出狱后也不容易再犯。为此，司法社工需要做好社区服刑人员的家庭工作，取得其家人支持，并开展为其家人提供支持性服务，正如陆游所言：“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三、从福利多元主义看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工作
社会工作参加司法矫正工作，在与修复犯罪人群的社会关系和促其回归社会，并以法律为准绳，从矫正对象的现实需求，依法为其提供合理福祉，助力服刑人员构建美好幸福的生活。探讨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中的福利多元主义，以其理论来考察对社会工作参与社区矫正的意义，具有启示作用。
（一）福利多元集合对传统福利模式的影响
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从法律维度明确规定社区服刑人员具有的公民权利，“尊重罪犯并将其平等地视为社会一份子”此观念是国际发展的趋势。对社区矫正的工作而言，服刑人员接受刑罚制裁并被在国家治理层面限制其某种责任和义务，也可以在合法权利范围内表达自身诉求的自由。从国家层面，社会福利作为一项最基本、直接的社会制度。福利多元集合的理论对传统福利模式产生极大地影响，具有重要的价值。其摒弃了以国家为福利制度唯一主体性，既突出国家的安全保障又动员个人就业、家庭和社区等寻求保障意识。为社会政策设计了相关制度的创新模式，以社会多层面力量综合考量福利供给的分配问题，对社区矫正工作的主体机制改革具有直接的启发作用。
（二）社会工作协同下的社区矫正工作创新
福利多元主义是社会治理背景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理念。社会学家郑杭生认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社区矫正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探讨福利多元主义的理论及其逻辑，有利于对社会工作参加社区矫正的开展，明确福利多元主义在社区矫正工作的定位，对社区矫正工作发展大有裨益。当下，社会工作方兴未艾，理论与实务相结合，探讨社会工作与社区矫正的契合，为社会治理创新发展提供样本分析。结合我国的相关法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工作，帮助服刑人员融入社会，回归社会，社会治理的重要任务。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单位福利渐于隐退，市场竞争加剧，社会风险加大，罪犯人群面对的困境更多。借鉴福利多元主义，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志愿性、个体等力量的介入，通过服务在社区矫正、帮困扶助中引入社工、心理咨询师等队伍，对社区特定人群开展心理矫治、教育帮扶。利用社会工作专业优势，弥补司法行政工作队伍人手不足、心理矫治专业性不强等问题，有效提升司法行政部门的管理水平、专业水平，提高特定人员的矫治效果。
参考文献
[1]张昱。矫正社会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何雪松 社会工作理论[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社工活动策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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