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实用文档 > 其他范文> 校园暴力案件的调研报告

校园暴力案件的调研报告

时间：2022-05-02 22:08:32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一闪一闪”为你分享20篇“校园暴力案件的调研报告”，经本站小编整理后发布，但愿对你的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

校园暴力案件的调研报告

篇1：校园暴力案件调研报告

近年来，校园暴力违法犯罪时有发生，已成为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社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最高法刑一庭妇女儿童权益刑事司法保护课题组对典型校园暴力刑事案件专项调研的报告，校园暴力犯罪到底呈现出哪些特点?

最高法的调研报告首先说明，校园暴力在我国时有发生，但是情况复杂，违法与犯罪交织，且多数事件未进入司法程序追究法律责任，加上目前缺少统一的事件报告、统计制度，导致难以了解我国校园暴力发生的真实情况。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从-各级法院审结生效的校园暴力刑事案件中抽取100多件典型案件样本进行了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类犯罪的特点，最高法刑一庭审判长冉容介绍，校园暴力犯罪案件涉及的罪名相对集中。针对人身的暴力伤害比例最高，其中，故意伤害罪占57%，故意杀人罪占6%。

校园暴力涉及的罪名还包括寻衅滋事罪占10%;性侵、侵财犯罪各占12%，还有很小比例的聚众斗殴罪与绑架罪。

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抽查样本涉及的159名未成年被告人中，已满十四不满十六周岁的被告人占35%;已满十六不满十八周岁的被告人占65%。

冉容介绍，虽然我国规定，十四岁是可以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但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被告人只对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承担刑事责任，所以，未满十六周岁的放在比较轻微的校园暴力行为，没有进入我们刑事犯罪处罚的程序，所以相对来看，这一百多件案件中，处罚的高中生及职业高中的未成年被告人占比较高。

抽取的案件样本显示，持凶器作案、造成人身伤亡后果比例较高。

冉容总结，“全国的校园暴力案件我们当时看了一下，大概持凶器的占30%多，选的这100多件案件里，持凶器的达到了49%，基本上是一半了，这些孩子一般是带弹簧刀、水果刀、猎刀……主要带刀具的比较多一些，而且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这一百多个案子，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占35%，重伤的占32%，也就是60多起案件将近七成的被害人要么死要么重伤，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是比例是非常高了。”

被告人作案后自首、与被害人达成赔偿谅解协议的比例分别占49%、54%。

冉容介绍，通常是构成犯罪以后，公安机关将孩子拘留或抓捕，通知家长，家长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判刑情况统计显示，致被害人重伤的32起案件中，宣告缓刑的22件，占68.75%;判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4件，占12.5%;致被害人死亡的35起案件中，宣告缓刑的8件，占22.86%;三至五年有期徒刑的4件，占11.43%;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12件，占34.29%;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10件，占28.57%。

报告认为，理念存在偏差，对校园暴力的危害性认识还不够的问题比较突出。如何做到宽容而不纵容，社会还缺乏共识。从近几年处理的校园暴力事件来看，有的地方认为校园暴力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小问题，主要强调教育、挽救原则，没有意识到对于那些社会危害性大的失足青少年，惩戒实际也是教育、挽救的一种重要方式，对同为未成年人的被害人的平等保护还不够。

在冉容看来，应该正确的认识到，对于被告人，实施欺凌的被告人，我们要挽救、教育，但是对被欺凌，被伤害的孩子，更应该得到法律和社会的关注和保护，因为他们，一是守法者，二，他们是弱者。

篇2：校园暴力案件的调研报告

核心提示：近年来，校园暴力违法犯罪时有发生，已成为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社会顽疾。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妇女儿童权益刑事司法保护课题组就校园暴力刑事案件作了专项调研，以期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参考。

一、现状调查

校园暴力在我国时有发生，但是情况复杂，违法与犯罪交织，且多数事件未进入司法程序追究法律责任，加之目前缺少统一的事件报告、统计制度，导致难以了解我国校园暴力发生的真实情况。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对2013-20各级法院审结生效的100件校园暴力刑事案件进行了梳理，这些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类犯罪及审判工作的一些突出特点。简述如下：

1.校园暴力犯罪案件涉及的罪名相对集中。针对人身的暴力伤害比例最高，其中，故意伤害罪占57%，故意杀人罪占6%，寻衅滋事罪占10%;性侵、侵财犯罪各占12%，聚众斗殴罪与绑架罪分别占2%、1%(见图一)。

2.已满十六不满十八周岁的高中生及职高身份的未成年被告人占比较高。(1)159名未成年被告人中，已满十四不满十六周岁的被告人55人，占34.59%;已满十六不满十八周岁的被告人104人，占65.41%。其中已满十四不满十六周岁的比例低，与我国刑法规定上述被告人只对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承担刑事责任有关，故不能全面反映此类人群的校园暴力实际发生率。(2)涉案小学生占2.52%，初中生占33.96%，高中生占22.64%;职业技术学校及职业高中学生占26.42%，参与作案的无业人员占11.95%。

3.持凶器作案、造成人身伤亡后果以及作案后自首、达成谅解协议的比例较高。持刀具(包括弹簧刀、水果刀、猎刀等)作案的占49%;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占35%，重伤的占32%，意味着在校园暴力犯罪案件中，实际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严重后果的比例高达67%;轻伤占17%，轻微伤占16%(见图二)。被告人作案后自首、与被害人达成赔偿谅解协议的比例高，分别占49%、54%。

4.判刑情况。(1)致被害人重伤的32起案件中，免予刑事处罚2件，占该类案件的`6.25%;宣告缓刑的22件，占68.75%;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4件，占12.5%;三至五年有期徒刑的2件，占2.65%;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1件，占3.13%;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1件，占3.13%。(2)致被害人死亡的35起案件中，宣告缓刑的8件，占22.86%;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1件，占2.86%;三至五年有期徒刑的4件，占11.43%;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12件，占34.29%;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10件，占28.57%。

二、突出问题

1.理念存在偏差，对校园暴力的危害性认识还不够。关爱呵护未成年人是我国及世界各国共同珍视的基本理念，也是少年司法制度发展的基石，毫无疑问，在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如何做到宽容而不纵容，社会还缺乏共识。从近几年处理的校园暴力事件来看，有的地方认为校园暴力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小问题，主要强调教育、挽救原则，未意识到对于那些社会危害性大的失足青少年，惩戒实际也是教育、挽救的一种重要方式，对同为未成年人的被害人的平等保护还不够。

2.规制校园暴力的相关法律规定有待完善。当前，校园暴力频发，校园暴力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而我国刑法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不满十六周岁只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等八种犯罪承担刑责。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不满十四周岁或已满十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初犯免予治安拘留处罚。实践中，已满十四不满十六周岁的中学生实施轻伤害等犯罪时有发生，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故意杀人的亦有发生。校园暴力伤害案件主要以故意伤害罪追责，而构成故意伤害罪又要求致伤达到轻伤以上程度。由此导致，对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故意杀人、已满十四不满十六周岁的青少年实施殴打、侮辱等轻伤害的行为难以追究刑事责任，甚至也不能进行治安拘留处罚，相当一部分校园暴力事件只能由教育机构内部处理。

3.对未成年违法犯罪者的矫治措施有待落到实处。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但何谓必要时候以及家长应如何管教，缺少相关细则，并不明确。同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对于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学生，无力管教或者管教无效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将其送专门学校(即工读学校)接受矫治和教育。由于该措施非法定强制性措施，而是由监护人或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加之当前工读学校的规模正逐步减少，因此，实际走进工读学校的“问题少年”有限。

三、思考与应对

当前，对校园暴力的认识、立法、处理机制等方面均存在一定不足，形成治理的短板。为了依法遏制校园暴力，为未成年人创造一个安全、健康、文明的学习、生活环境，课题组认为，需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转变观念，加大对严重校园暴力违法犯罪的惩治力度。施暴者与被欺凌、被伤害的孩子都是法律应该关注和保护的对象。既要重视教育预防，也不能忽视必要的惩治。既坚持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的区别对待，给予未成年犯罪人在正常环境下改过自新的机会，同时也要防止对未成年人只讲从宽而不讲从严的认识偏差。对于校园暴力事件坚持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情节较轻的，尽量给予最大限度的感化、挽救;涉及违法，影响恶劣，理当治安拘留或者送往工读学校的，就不能简单“教育”了事;构成犯罪，甚至罪行严重，不宜宣告缓刑的，就当判处实刑，不能简单通过赔偿和解了事。通过区别对待，既彰显法律的关怀，又不失威严，公平地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2.加强人身权利保护立法。校园暴力是社会暴力的一部分，当前，刑法制裁校园暴力往往于法无据。实际上，不仅仅是校园暴力，还有其他大量严重侵犯人身安全只是程度未达到轻伤标准的暴力行为被排除在刑事立法之外，一定程度上助长暴力行为公开肆虐，成为影响社会长治久安和文明程度提高的普遍性问题。从域外来看，特别重视对人身权利的刑法保护，不仅普遍将攻击殴打他人的行为认定为暴行罪，而且对言语恐吓、尾随骚扰、破坏他人生活安宁等行为均予以刑事制裁，对规范公民言行、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发挥了积极作用。例如，日本刑法在规定故意伤害罪可判处最高十五年惩役的同时，另规定了暴行罪，即实施暴行而没有伤害他人的，最高可判处二年惩役。虽然中外立法制度、法律文化有别，但随着经济发展物质富足，社会必然越来越关注人格尊严、人身安全的保护。刑事立法当顺应时代潮流，深入研究包括校园暴力在内的暴行入罪问题，为社会有序发展提供明确的规范指引。

3.针对校园暴力等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的惩戒、矫治制度体系。考察域外发达国家，无一不重视对校园暴力肇事者的惩戒、矫治。例如，德国对校园出现的恃强凌弱的“小霸王”关注态度鲜明，打击力度大，在对两次记过后仍不思悔改的校园“小霸王”，校方有权将其送到“不良少年管教部门”给予强制管教。意大利刑法规定，如果不满14周岁的人实施法律规定的犯罪(违警罪除外)，并且具有人身危险性的，法官可以决定将其收容于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司法教养院(最短持续期不少于一年)或者对其实行监视自由。对我国而言，在刑法保持相对谦抑的前提下，应当积极探索构建刑罚之外的惩戒、矫治制度，比如刑罚与保安处分二元并存的制裁体系，值得研究。在我国，目前迫切需要落实和完善刑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中规定的收容教养、工读教育等制度，明确实施细则，加大对相关矫治场所的资金、人员投入，用足用好我国已有的制度资源。

4.构建防治校园暴力的程序化处理机制。根据日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关于开展校园欺凌专项治理的通知》，该机制应包括早期预警、及时上报、事中处理以及事后心理干预等全方位内容。遏制校园暴力，既要有政策层面的决心决断，又要有智慧定力，把基础工作抓实做细。要从不同层面逐级摸清我国校园暴力的现状，分析成因，对症下药，综合施治。在课题组调研的100起校园暴力刑事案件中，持管制刀具作案者近50%，如果相关学校对这些平时即有持刀习惯的“问题少年”及早发现、干预，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或者至少可以降低校园暴力的伤害后果。域外许多国家和地区针对校园暴力进行专门立法，构建了规范的处理机制，例如韩国出台的《校园暴力预防及对策法》。此外，还要注意探索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手段，预测、发现、干预校园暴力。以法国为例，早在就启用了校园暴力监测软件，其统计项目非常细致，包括诸如在校园内丢石块等具有暴力倾向的行为共26项，每年法国有近95%的学校向该数据库汇总校园安全信息，这就为及早发现和干预校园暴力奠定了坚实基础。相关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5.进一步加大教育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要全力遏制和预防校园暴力，必须有强大的正面引导，学校要在传统安全教育的基础上强化人文、道德教育，教育学生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和善意，尊重爱护他人，呵护生命，和谐相处，避免伤害;宣传部门要通过公益广告、专题报道等形式，加大对反校园暴力的宣传;司法机关在抓好个案办理的同时，应适时组织宣传报道，回应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导向。

篇3：校园暴力案件调查报告

校园暴力案件调查报告

近年来，校园暴力违法犯罪时有发生，已成为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社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最高法刑一庭妇女儿童权益刑事司法保护课题组对典型校园暴力刑事案件专项调研的报告，校园暴力犯罪到底呈现出哪些特点?记者今天专访课题组成员冉容审判长。

校园暴力涉及的罪名还包括寻衅滋事罪占10%;性侵、侵财犯罪各占12%，还有很小比例的聚众斗殴罪与绑架罪。

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抽查样本涉及的159名未成年被告人中，已满十四不满十六周岁的被告人占 35%;已满十六不满十八周岁的被告人占65%。

冉容介绍，虽然我国规定，十四岁是可以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但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被告人只对八类严重暴力犯罪承担刑事责任，所以，未满十六周岁的放在比较轻微的校园暴力行为，没有进入我们刑事犯罪处罚的程序，所以相对来看，这一百多件案件中，处罚的高中生及职业高中的`未成年被告人占比较高。

抽取的案件样本显示，持凶器作案、造成人身伤亡后果比例较高。

被告人作案后自首、与被害人达成赔偿谅解协议的比例分别占49%、54%。

冉容介绍，通常是构成犯罪以后，公安机关将孩子拘留或抓捕，通知家长，家长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判刑情况统计显示，致被害人重伤的32起案件中，宣告缓刑的22件，占68.75%;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4件，占12.5%;致被害人死亡的35起案件中，宣告缓刑的8件，占22.86%;三至五年有期徒刑的4件，占11.43%;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12件，占34.29%;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10件，占28.57%。

更多相关热门文章推荐阅读：

1.空气污染调查报告

2.2016环境污染的调查报告

3.2016雾霾调查报告1500字

4.2016关于世界环境污染调查报告

5.20农村环境污染调查报告

6.2016大学生网购调查报告

篇4：校园暴力案件调查报告

【校园暴力案件调查报告范文一】

校园暴力涉及的罪名还包括寻衅滋事罪占10%;性侵、侵财犯罪各占12%，还有很小比例的聚众斗殴罪与绑架罪。

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抽查样本涉及的159名未成年被告人中，已满十四不满十六周岁的被告人占 35%;已满十六不满十八周岁的被告人占65%。

抽取的案件样本显示，持凶器作案、造成人身伤亡后果比例较高。

被告人作案后自首、与被害人达成赔偿谅解协议的比例分别占49%、54%。

冉容介绍，通常是构成犯罪以后，公安机关将孩子拘留或抓捕，通知家长，家长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校园暴力案件调查报告范文二】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校园暴力案件的调查报告，调研报告指出校园暴力违法犯罪时有发生，已成为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社会顽疾。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妇女儿童权益刑事司法保护课题组就校园暴力刑事案件作了专项调研，以期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参考。

一、现状调查

4.判刑情况。(1)致被害人重伤的32起案件中，免予刑事处罚2件，占该类案件的6.25%;宣告缓刑的22件，占68.75%;判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4件，占12.5%;三至五年有期徒刑的2件，占2.65%;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1件，占3.13%;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1件，占3.13%。(2)致被害人死亡的35起案件中，宣告缓刑的8件，占22.86%;判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1件，占2.86%;三至五年有期徒刑的4件，占11.43%;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12件，占34.29%;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10件，占28.57%。

二、突出问题

2.规制校园暴力的相关法律规定有待完善。当前，校园暴力频发，校园暴力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而我国刑法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不满十六周岁只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等八种犯罪承担刑责。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不满十四周岁或已满十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初犯免予治安拘留处罚。实践中，已满十四不满十六周岁的中学生实施轻伤害等犯罪时有发生，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故意杀人的亦有发生。校园暴力伤害案件主要以故意伤害罪追责，而构成故意伤害罪又要求致伤达到轻伤以上程度。由此导致，对不满十四周岁的儿童故意杀人、已满十四不满十六周岁的青少年实施殴打、欺凌等轻伤害的行为难以追究刑事责任，甚至也不能进行治安拘留处罚，相当一部分校园暴力事件只能由教育机构内部处理。

三、思考与应对

1.转变观念，加大对严重校园暴力违法犯罪的惩治力度。施暴者与被欺凌、被伤害的.孩子都是法律应该关注和保护的对象。既要重视教育预防，也不能忽视必要的惩治。既坚持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的区别对待，给予未成年犯罪人在正常环境下改过自新的机会，同时也要防止对未成年人只讲从宽而不讲从严的认识偏差。对于校园暴力事件坚持宽严相济，区别对待，情节较轻的，尽量给予最大限度的感化、挽救;涉及违法，影响恶劣，理当治安拘留或者送往工读学校的，就不能简单“教育”了事;构成犯罪，甚至罪行严重，不宜宣告缓刑的，就当判处实刑，不能简单通过赔偿和解了事。通过区别对待，既彰显法律的关怀，又不失威严，公平地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篇5：最高法校园暴力案件调研报告：伤亡比例较高

最高法校园暴力案件调研报告：伤亡比例较高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近年来，校园暴力违法犯罪时有发生，已成为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社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最高法刑一庭妇女儿童权益刑事司法保护课题组对典型校园暴力刑事案件专项调研的报告，校园暴力犯罪到底呈现出哪些特点?记者今天专访课题组成员冉容审判长。

校园暴力涉及的罪名还包括寻衅滋事罪占10%;性侵、侵财犯罪各占12%，还有很小比例的聚众斗殴罪与绑架罪。

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抽查样本涉及的159名未成年被告人中，已满十四不满十六周岁的被告人占35%;已满十六不满十八周岁的被告人占65%。

抽取的案件样本显示，持凶器作案、造成人身伤亡后果比例较高。

被告人作案后自首、与被害人达成赔偿谅解协议的比例分别占49%、54%。

冉容介绍，通常是构成犯罪以后，公安机关将孩子拘留或抓捕，通知家长，家长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判刑情况统计显示，致被害人重伤的`32起案件中，宣告缓刑的22件，占68.75%;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下的4件，占12.5%;致被害人死亡的35起案件中，宣告缓刑的8件，占22.86%;三至五年有期徒刑的4件，占11.43%;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12件，占34.29%;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10件，占28.57%。

篇6：最高法校园暴力案件调研报告：造成伤亡比例高

最高法校园暴力案件调研报告：造成伤亡比例高

央广网北京6月3日消息(记者孙莹)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近年来，校园暴力违法犯罪时有发生，已成为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社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了最高法刑一庭妇女儿童权益刑事司法保护课题组对典型校园暴力刑事案件专项调研的报告，校园暴力犯罪到底呈现出哪些特点?记者今天专访课题组成员冉容审判长。

最高法的调研报告首先说明，校园暴力在我国时有发生，但是情况复杂，违法与犯罪交织，且多数事件未进入司法程序追究法律责任，加上目前缺少统一的事件报告、统计制度，导致难以了解我国校园暴力发生的真实情况。今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从2013-20各级法院审结生效的校园暴力刑事案件中抽取100多件典型案件样本进行了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此类犯罪的特点，最高法刑一庭审判长冉容介绍，校园暴力犯罪案件涉及的罪名相对集中。针对人身的暴力伤害比例最高，其中，故意伤害罪占57%，故意杀人罪占6%。

校园暴力涉及的罪名还包括寻衅滋事罪占10%;性侵、侵财犯罪各占12%，还有很小比例的聚众斗殴罪与绑架罪。

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抽查样本涉及的159名未成年被告人中，已满十四不满十六周岁的被告人占35%;已满十六不满十八周岁的被告人占65%。

抽取的案件样本显示，持凶器作案、造成人身伤亡后果比例较高。

被告人作案后自首、与被害人达成赔偿谅解协议的'比例分别占49%、54%。

冉容介绍，通常是构成犯罪以后，公安机关将孩子拘留或抓捕，通知家长，家长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篇7：暴力袭警调研报告

近年来，基层民警在执勤执法过程中，屡屡遭到违法者不同程度的抗拒、阻挠甚至暴力攻击，不但严重扰乱了公安部门正常的执法活动，破坏了人民警察的执法权威，侵害了公安民警的人身权利和身心健康，同时，也严重挫伤了基层一线民警执勤执法的工作积极性。如何解决基层一线民警执法执勤难的问题，从而更有效地维护社会治安和预防重大事故的发生，就显得尤为重要。下面结合日常工作实际，就基层一线民警在执法执勤中遇到的问题及应对措施进行探讨。

一、执法执勤中遇到的问题

(一)寻衅滋事，无理取闹。一线民警在查处违法行为或执勤时，违法者故意大声喧闹，挑起事端，引起群众围观，有的违法者当众辱骂公安民警，或拦住民警阻碍处理，有的干脆躺在路上以死相威胁，这种现象屡见不鲜。还有的违法者倚仗自己有钱或有后台，对民警的执勤执法不屑一顾，态度蛮横，拒不配合，甚至扬言要找人收拾民警，气焰嚣张。

(二)恶意投诉，故意纠缠。一些违法者或受害人对民警执法、办案不满意，为了发泄私愤而恶意投诉、无理纠缠民警

(四)大打出手，暴力抗法。民警执法执勤过程中，被违法者大打出手，甚至使用石块、匕首、砍刀等凶器进行暴力攻击，给民警人身安全带来极大威胁。

(五)聚众闹事，引发群体性事件。

二、基层民警执法难的原因

一是社会转型期，执法环境复杂。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期，工人下岗、拖欠工资等社会问题较为突出，城乡贫富差距较大，受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社会心态浮躁、道德观沦丧，功利性突出。因此，一些有钱人自以为财大气粗，横行霸道，既不遵章守法，也不服从民警的管理;城乡结合部、农村地区受历史、地理、经济条件、文化背景等因素制约，参与者文化素质低，思想保守封闭，遇到民警执法往往一呼百应，对民警进行围攻。

二是社会整体法治水平不高。我国加入WTO之后，群众的法制意识逐渐增强，越来越注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执法部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公安部门越来越倡导文明执法和服务意识，在队伍内部建立了一系列监督管理机制，规范民警的执法行为，许多部门还将投诉量作为衡量民警工作的标准。但由于社会整体法制水平和道德水准不高，大多数群众只讲法律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不讲对自己不利的方面，许多群众往往民警的文明执法为软弱的表现，在民警执法时百般阻挠甚至暴力袭击。许多民警受纪律约束，面对攻击时只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忍气吞声流下委屈的泪水。

三是法律法规不健全。公安机关的法律法规颁布实施后，相关配套法规规定不明确，对于公安民警执法执勤有很大的限制、尤其是现有法律对暴力袭警行为没有作专门规定，对袭警行为只能以“妨害公务罪”定罪量刑，对“警察”这一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特殊对象没有进行特别保护，量刑明显偏轻。由于对暴力袭警者的惩处力度不够，袭警的犯罪成本低，也导致暴力抗法事件屡屡发生。

四是宣传工作不够深入，警民关系不和谐。由于民警执法执勤时直接与广大群众接触，民警执法过程中，一旦“损害”了部分人的不合法利益，就极易产生矛盾。同时，广大群众对民警部门的工作职责、队伍建设等情况也缺乏了解，对民警执法执勤工作存在误会，有的群众认为民警开展整治是为了搞创收、发奖金，从而从思想上对民警的执法活动产生抵制。

五是部分民警执法水平不高。一些基层民警在执法办案过程中还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执法不规范，甚至出现执法差错，导致群众不满。少数民警在执勤执法过程中，工作方式简单粗暴、态度生硬，语言不文明、规范，极易使执法对象产生抵触情绪。还有些民警执法水平不高，存在“重处罚、轻教育”的现象，也不善于耐心做群众工作，对同一类违法行为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往往导致警民矛盾激化。

六是民警缺乏自我防范意识。一些基层民警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对于公安部配发的单警装备不能很好的利用或没有使用的意识，总认为处理一些小警情不需要带上单警装备，因而在执法过程中一旦遇到群众阻挠或暴力袭击，缺少应急处置措施，发生袭击事件时无法利用装备对自己进行保护，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同时，一些基层民警在执法过程中警惕性不高，没有应付突发事件的心理准备，对执法对象不注意观察、控制和防范。

三、应对之策

基层民警在执法执勤中遇到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公安机关管理职能的发展，解决执法执勤难问题刻不容缓。我们应从法制、机制、打击、宣传等多方面入手，给基层民警执法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树立“重塑公安机关执法权威”的信念，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确保公安机关管理职能健康、稳步发展。

(一)法制保障。一是要尽快完善公安机关相关配套的法规及规章，要通过全国人大立法，在《刑法》中增加袭警罪，凡民警在执法活动中遭推搡、拉扯、殴打等行为，都可作为袭警罪来定罪，增加暴力抗法者的犯罪成本，保护公安部门的正常执法活动。二是要设立“警察合法权益保护协会”等机构，为受到恶意投诉、诬告或暴力袭击的警察提供法律援助，同时通过法律手段对恶意投诉、诬告者进行惩处，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

(二)机制保障。一是要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从管事率、遵章率等多个方面对民警的工作进行考评，重点考核民警的工作效能，不能简单将投诉量与民警工作业绩挂钩，在倡导文明、规范执法的同时，用科学的考核机制激励民警从严管理严重违法行为，鼓励民警严格执法、公正办案，扭转“干多错多、干少错少”的错误思想。二是要建立合理的监督制约机制，研究制定基层民警执法规范，用制度规范民警的具体执法行为，对民警执法不公、违法违纪等行为要严肃处理，对投诉查实的民警要按情节进行教育或处罚。三是要建立应急联动机制，民警执法时一旦遭遇暴力袭击，其他警种应及时增援，迅速捉拿违法闹事者，树立公安民警的执法权威。

(三)培训保障。要充分利用基层基础建设的有利时机，按照“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的要求，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培训活动，使广大基层民警练就过硬的基本功，执法时能灵活应对各类不同的情况。首先，要广泛开展宗旨教育学习，教育民警进一步转变执法观念，克服以管理者自居的作风，执勤执法时注意文明、规范用语，不说霸道话、不做霸道事，同时用反面典型教育民警廉洁自律，坚决杜绝损害群众利益等违法违纪行为发生;其次，要开展法律知识培训，定期组织民警学习《刑事诉讼法》、《治安处罚法》及各类公安管理法律法规，通过自学、授课、考试等多种方式相结合，增强民警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提高民警的法律素质，切实纠正“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做法;再次，要重点开展业务培训，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活动，从规范执法、窗口业务、科技装备使用等多个方面对民警进行培训，切实解决“追不上、打不赢、说不过”的问题，不断提高民警的业务素质和执法办案水平，避免因民警的执法差错而引起矛盾;此外，还要开展执法艺术培训，通过对民警情商的开发，让民警执法时学会使用策略和方式方法，正确把握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对轻微违法行为以教育为主，对严重违法行为要严格处罚，执法过程中还要高度警惕，避免与违法者发生正面冲突。民警在执法时只有严得有理、宽得有度，才能以理服人，争取民心。

(四)宣传保障。一是宣传安全法律法规，以“五进”宣传为载体，加大对《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特别针对农村、城乡接合部地区及外来工集中的企业开展宣传，增强农民、外来工的法制意识。二是宣传公安机关管理政策、措施，引导全社会都来支持、配合钢安部门的工作，共同维护好社会的安全稳定。三是对民警执法难的典型案例进行广泛宣传，通过媒体报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通过对阻碍、抗拒民警执法活动的不法分子进行曝光，对全社会起到警示作用。通过深入宣传，可以很好地融洽警民关系，增强群众对民警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构建融洽、和谐的警民关系，营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五)装备保障。要进一步加强公安装备建设，为一线基层民警配备完善的装备，在人、财、物等各方面向基层民警倾斜，配齐、配足基层民警执勤执法用的警械装备，最大限度地减少暴力抗法对民警的伤害。

(六)打击惩治保障。对民通民警遭遇的恶意投诉、人身攻击等恶劣行为，公安纪检监察部门要迅速调查取证，对恶意投诉乃至诬告者进行严肃警告，如不听告诫仍四处诬告造成不良影响的，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对辱骂、围攻、殴打执法民警的行为，公安治安部门要按照《治安处罚法》相关规定，从严、从重处罚，构成犯罪的严肃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暴力抗法等极端行为，要依法进行严厉打击惩治，决不手软，只有通过“杀一儆百”、树立反面典型，才能在社会上形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良好氛围，重塑公安机关的执法权威。

(七)心理健康保障。民警受到恶意投诉、无理纠缠后，要安排专人对民警做必要的心理辅导和精神抚慰，帮助民警放下思想包袱，解除心理压力，积极投入工作。对遭暴力袭击而受伤的民警要及时救治，民警所在单位和相关领导要主动关心、慰问受伤民警，并将对违法者的惩处结果告知民警，为民警声张正义，还民警以清白。要定期举办民警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开展心理辅导座谈，或设置民警心理咨询辅导室，相关领导要经常与民警谈心、交流，倾听民警的委屈和心声，引导民警正确看待执法难等问题，消除基层民警在工作任务日益繁重、工作难度不断加大情况下产生的紧张心理。可以通过开展“心系民警冷暖”为主体等活动，切实关心基层民警的身心健康和家庭生活，要通过建立加班补助制度、年休假制度、定期体检制度、健康档案制度、就医保障制度、民警家属失业援助制度等一系列从优待警的措施，想方设法解决民警的实际困难，解决民警的后顾之忧，让基层民警真正感受到集体的关心和温暖，确保民警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工作积极性。

篇8：暴力袭警调研报告

政法干警身处一线，是各种社会矛盾的调停者、化解者，同时也受到矛盾的冲击甚至伤害。近年来，全国多地连续发生政法干警被暴力袭击伤亡的恶性事件(以下简称“袭警”事件)，政法干警执法权威受到挑战，舆论的关注也令“执法规范化”、“袭警罪入刑”、“保障政法干警合法权益”等议题热度不断攀升。

事件特征

1.案发频繁：每18小时发生一起

据统计，自1月至6月，平均每天发生1.3起袭警事件，即每18小时就有一起事件发生。其中，20全年经过媒体报道的暴力袭警案件共计379起，月均发案30余起;20上半年就发生了321起，月均发案近60起，发生率成倍增长。

2.地域聚集：北京袭警事件多发

从73起编码事件的地域分布来看，北京以11.0%的数量占比排在首位，北京袭警事件的特征为数量多、影响大，昌平女法官马彩云被枪杀等案件震惊舆论。紧随其后的是河南、广东，占比均为8.2%，洛阳“11·4”袭警案致两死两伤、陆丰毒贩被围捕时开枪袭警等为典型代表。

3.伤亡上升：平均每起案件一至两名干警伤亡

从73起编码事件的袭击对象来看，公安民警占比93.2%。其中，69.9%的受害者是治安警察，其次是交通警察，占比为21.2%。这两类群体在处置突发治安事件、处理交通违法违章行为过程中常常遭遇暴力阻碍而受到伤害。此外，法院人员占比6.8%，湖北十堰四名法官被刺等事件影响较大。

在这些事件中，政法干警伤亡严重，平均每起案件有1.2人伤亡，每2.4起案件中有一名干警死亡。而且伤亡情况有日趋严重之势，年每起案件的平均伤亡人数为1.1人，年上半年已经上升至1.5人。

4.手段恶劣：超六成袭警者持枪或持械

从73起编码事件的袭警手段来看，暴力化倾向突出。9.6%的袭击者持枪攻击，50.7%的袭击者持械恐吓或袭击，38.4%的袭击者推搡打骂或拳打脚踢;另有1.3%的袭击者驾车冲撞、拖行，如上海交警茆盛泉被违章司机驾车拖行致死等。还有部分政法干警受到爆炸装置的威胁和侵害，情节恶劣令人惊愕。

5.袭警原因：逃避执法超五成

分析73起编码事件的原因发现，袭警事件多发生在抓捕违法犯罪嫌疑人、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其中，52.1%的事件源于袭击者逃避执法，乃至暴力拒捕，政法干警在行使行政处罚权与刑事侦查权时最容易受到袭击;23.5%的事件起因于聚众滋事，一般会爆发群体袭警;另有13.7%、9.4%、1.3%的事件由袭击者打击报复、无故挑衅、实施暴恐所引发。

值得关注的是，群体袭警事件占比已达45.2%，接近个体袭警所占比例(54.8%)。群体袭警案件往往较为复杂，如兰州张掖路“11·15”群体袭警、河北霸州百余传销人员街头袭警事件等，其社会危害性更大，暴露出袭警犯罪的不断升级。

6.惩戒有限：超六成案件未公布处罚结果

在编码事件的相关媒体报道中，65.8%的袭警案件烂尾，状态停留在调查中。在报道结果的案件中，27.4%的袭击者被刑事拘留，1.4%被拘禁坐牢，2.7%被当场击毙，另有2.7%免于法律处罚。报道中惩处措施与政法干警伤亡情况的严重不对等令惩戒效用有限，甚至有激发效仿的可能。

通过梳理发现，在已有结论的案件中，大部分袭击者被按照妨害公务罪定罪;造成民警死伤的，一些按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还有部分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由于国内袭警相关立法的缺失，相关案件的惩治缺乏专项法律支撑。

传播特点

1.传统媒体主导事件传播

对于袭警事件，报纸等传统媒体是主要发布渠道，占比为72.2%;新闻网站占比21.7%;微博等新媒体渠道占比6.1%。虽然近年来自媒体迅速发展，但袭警事件的传播仍然呈现出传统媒体主导的特点。

2.中性信息居多但负面信息讨论量高

对于袭警案件的报道，媒体以中性报道居多，主要叙述事实性要素，占比为62.1%。针对政法干警的正面报道占比29.7%，如《北京袭警精神病人曾接受民警八次救助》等报道中，警察的整体形象被塑造为“恪尽职守”、“任劳任怨”。而负面报道虽然数量较少，占比仅为8.2%，但影响恶劣。部分报道为追求“卖点”，刻意引导舆论质疑政法干警执法行为，政法干警被侵害的同时还遭恶意抹黑。

3.袭警者备受媒体关注

在报道内容上，48.2%的议题聚焦袭警者。“袭警者的暴力言行”与“袭警者身份、个人经历的挖掘”是主要议题，占比分别为41.5%、6.7%。关注度比较大的案件情节往往波澜起伏，袭击者因不幸遭遇而伤及他人、危害社会，经常是报道的既定立场。

聚焦政法干警的议题占比34.3%。其中，赞其英勇执法的议题占比25.1%，但政法干警鸣枪示警、击毙袭击者等行为常饱受争议，如庆安火车站枪击案就曾引发一场关于民警用枪合理性的讨论。

整体而言，虽然报道议题多元，但公众的关注点主要聚焦于袭警者的个人遭遇与政法干警可能存在的执法瑕疵，对袭警行为的谴责力度有限。

专家建议

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

杨忠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

袭警犯罪行为虽然可以为其他罪名所涵盖，但是出于对该种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予以特别强调，并予以特别惩治的意图，建议在立法上将其单设为一个独立的罪名。

改善警察自身形象、融洽警民关系

阮齐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遏制袭警发生，不仅要依法严惩不法之徒、大力提高群众法律素质、增强民警自身防护能力，更需下大力气改善警察自身形象、融洽警民关系。这是警察执法获得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前提，也是减少暴力抗法袭警事件的捷径。

规范执法行为保护民警权益

林东品(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

应当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效能，明晰执法的目标、依据和程序，使民警在执法时有据可循、有章可依，加大对民警正当执法权益保护的力度，确保民警的工作积极性不被挫伤。同时，加强执法队伍自身建设必不可少，公众对公安机关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警察执法形象，也决定了执法环境的好坏。对于公安民警来说，要不断提升自身能力素质，不断提高队伍整体形象，以获得更多的公众认同。

公众和警察要相互理解和配合

皮艺军(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

首先，公众要树立法律意识，尊重警察，尤其是警察在法律轨道内执法时，公众要尽量配合，平时需学习和提升自身的法律和道德素养，了解自己的行为底线;其次，警察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和章程，规范执法，并进行大量的案例学习，这样才能在执法时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处置。

积极主动发声塑造正面形象

邹振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舆论要创造让警察发声的正常氛围，不要站队式地攻击，妖魔化地批评，让警察有辩论的机会和解释的权利。同时，警察也要学会在公共舆论场发声，争取理解，赢得认同。无论如何，不能回避。像舆论十分关注的案件，事涉警察的形象，要让警察说话，如果做错了，就承认;如果没有做错，就要还他们清白。特别是警察的上级部门，下级有事，如果有错，请及时纠正，并勇担领导责任;如果下级没错，请给他们撑腰，不要让他们在舆论的风暴里独自飘摇。

分析师点评

现象升级可能影响治安稳定

不论从“每18小时发生一起”、“平均每起案件一至两名干警伤亡”等数据上看，还是从“超六成袭警者持枪或持械攻击”、“群体袭击占比近五成”的犯罪程度上看，袭警现象的升级趋势较为明显。而且，袭警范围已由公安系统扩散至法院，并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

相关问题不仅涉及政法干警的执法权威，而且对政法队伍的稳定有不利影响。如果相关现象继续恶化，将陷入“民不惧法，警难执法”的困境，影响社会治安稳定。

平衡信息破除袭击者“同情效应”

分析袭警现象升级的原因，政法机关在信息传播中的弱势地位是重要因素之一。一方面，媒体报道对袭警者的关注度高于被袭的政法干警，袭警者如果有上访、讨薪等经历，舆论的同情声极易超越谴责声音;另一方面，对于袭警者接受法律惩处进行描述的媒体报道仅占比31.5%(刑拘、收监、击毙)，大多数媒体报道弱化了袭警的后果，警示感较低。鉴于这两方面的原因，袭警者作为法律的挑战者常在信息传播中被塑造成“英雄人物”，而由此衍生的就是政法干警的英勇不彰，袭警者的罪恶不昭，公众的判断不明!

破除这种信息失衡的现象，有关部门要在袭警事件中充分、全面的表达，通过释放更多的信息揭露袭警者的恶劣行为，对于被袭干警，也有家人、朋友，对其英勇事迹乃至个人信息的公开，对破除袭击者的同情大有裨益。

反思传播消除权力滥用的舆论预设

在袭警事件中，舆论有一种批判性预设，即袭警者不会无故施暴，即是执法者滥用职权才是起因。表现在信息传播上，公众对政法干警的正面宣传关注度较低，对负面报道、传言关注度极高。诚然，不乏有部分袭警事件确实因为职权滥用，但大多还是源于施暴者逃避执法、聚众滋事甚至打击报复。舆论的这种偏差性预设，影响了关注焦点，最终促成了偏误性认知。分析原因，这种预设是之前公众对政法干警负面印象的累积。扭转这种刻板印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法机关在执法规范上，还需进一步完善，以实际行动赢得信任。

保障权益提升政法干警的职业自豪感

袭警事件的频发，对政法干警的生理、心理上带来不小冲击，甚至引发了消极怠工、集中离职等影响队伍稳定的现象。这种情绪上的波动，会反过来影响执法行为的规范性，造成恶性循环。为了缓解这种情况，政法机关应在实际工作中加强干警的权益保护，在袭警事件中勇于发声维护执法尊严。只有政法干警拥有安全、健康的执法环境，才能完善法治建设的“最后一公里”。

研究立法响应“袭警入刑”的专家呼吁

对于袭警事件，不少专家提出应效仿美国、英国等设立“袭警罪”，对类似犯罪进行专项打击。有了统一的袭警犯罪惩处标准，不处罚、轻处罚等不利于遏制犯罪的现象从法律层面上会得以减少，最终，形成处置袭警有法可依、袭警量刑有规可循的法治环境。但是，研究立法是一个长期过程，相关法律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篇9：案件管理工作调研报告

案件管理工作调研报告

一、基本情况

20xx年，江西省xx县人民检察院试行案件管理工作初具雏形，采取的是与控申科合署办公的模式，功能较单一，主要是负责收送案工作。20xx年底，该院案管办正式成立，20xx年7月案管办经正式批文核准为内设机构，20xx年9月案管办受理中心建设完成，并制定了《大余县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暂行办法》、《大余县人民检察院案件流程管理暂行规定》、《大余县人民检察院接待、联系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暂行规定》等工作制度，律师接待模式是业务部门和案件管理部门混合接待。20xx年律师接待统一在案件管理办公室，涉案款物管理工作以及数据统计工作移交案件管理办公室。

二、存在的问题

阅卷方式存在的细节问题。律师现在的阅卷方式基本都是采取拍照的方式，回律所后自行打印，这种拍照的方式简单、便捷，但是存在的隐患也不小。20xx年以来，大余县人民检察院案管办接待的申请阅卷的律师中，数人提出用手机或PAD等具有上网功能的电子设备对案卷进行拍照，我们考虑到网络泄密的可能性比较大，提出更换拍照工具。另外拍照、复印等方式可能导致未成年当事人、尤其是未成年受害人的基本情况外泄，与刑诉法保护未成年人的精神相冲突。

涉案款物管理存在的细节问题。作为基层检察院，必定会有案件移送市院审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涉及到涉案款物的移送，按照规范模式，案件移送的同时涉案款物也要随案移送至市院，而公诉开庭时，一般又是在犯罪嫌疑人关押地开庭，则涉案款物又要再送至基层法院，在这往来的过程中，长途运输的颠簸、天气变化以及人为因素，可能导致涉案款物的遗失或性状的.改变，从而影响款物的证明力。

案件风险评估存在的细节问题。个别案件根据规定应当属于有一定风险的案件，但是承办人在开展案件风险评估时并未指出其具有风险性，而案件管理部门并不直接与当事人等接触，因此并不清楚案件是否有风险，就可能导致个别有风险的案件被当做无风险案件同样处理，甚至可能由于重视不够导致矛盾最终激化，风险等级提升。

案件评查奖惩机制存在的细节问题。目前案件评查工作对如何评查制定了较为详细和操作性较强的规范制度，但是监督整改手段却还是很薄弱，主要还是依靠通知整改的形式，对承办人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不健全，这就可能导致评查力度虽大，但整改不到位或改正后又出现等问题。

三、意见和建议

进一步详细规范律师阅卷工作。当下一些年青律师在阅卷时，使用手机等拍照，但是手机这种电子载体，极易感染病毒，不经意间就可能导致案件信息外泄，，建议明确规定律师如果采取拍照方式只能采用不具有上网功能的电子设备。另外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根据刑诉法第275条，“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对于这些案件阅卷的，笔者认为不宜采用复印或拍照等阅卷方式，律师虽保密义务，但经过走访，发现各律所发展状况不一，硬件参差不齐，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刑诉法所要求的封存，难以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建议明确规定对涉及未成年人当事人及当事人隐私的证据采用摘抄等形式，确有复印、拍照等需要的，建议遮挡住关键信息再复印或拍照。

涉案款物跨地区流转简易化。实践中，涉案款物多为物证，对于这些物证，公诉卷内一般有提取笔录、辨认笔录、照片等，承办人通过以上的材料基本能确定该物证的证明作用，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涉案款物尤其是物品，建议对于涉案款物一般采用照片移送审查的方式，除非承办人认为有必要随案移送的。另外由于上下院公诉与案管部门沟通渠道不畅可能导致涉案款物滞留，建议上级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通过一定的渠道，定期对上级检察院到基层开庭的时间予以公布。

案件风险评估工作信息共享化。一要强化受案环节的风险审查。受案时，主动加强询问公安该案的风险情况，将收集到的风险信息，及时传达给承办业务部门负责人。二与控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控申部门定期将涉检、涉法的信访情况告知案件管理部门，案件管理部门通过统一业务软件查看各业务部门风险评估情况。三要跟踪评估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向办案部门提出整改和纠正意见，对业务部门没有备案，但经案件管理部门掌握存在不稳定因素的案件，督促其制定风险处置预案。

进一步健全案件评查奖惩机制。建议质量考核机制与奖惩机制要齐头并进，比照评查标准核准出分数，制定三个分数档次，对应优秀、一般、较差三个等级，对于评查为优秀的干警、科室予以通报表扬，在年底的绩效考核列为加分项目。对评查发现的问题，根据问题的性质、轻重予以不同的处理，连续三次评查都为较差等级的，对现有岗位予以调换。

四、结语

总之，案件管理工作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贯彻中央、省、市、县纪委全会精神为主线，坚持为领导决策服务、为查办案件服务，认真履行案件监督管理五项基本职责，进一步促进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工作，努力开创案件监督管理工作新局面。

篇10：暴力袭警的调研报告

当今社会，国内多地连续发生民警执勤中被暴力袭击伤亡的恶劣事件。这种现象如不及时处理、任其发酵，极易引发连锁反应。血的教训，折射出许多问题，值得深刻反思。现就暴力袭警的现状及类型、原因、危害后果及应对措施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暴力袭警现状及类型

我国被国际刑警组织认定为警察伤亡严重的国家之一，近来民警年均因公牺牲400人以上。而美国有126名警察因公殉职;香港20年来仅1名警察因公殉职。当前，除过劳死和意外事件外，暴力袭警已经成为导致我国公安民警伤亡的最主要因素，主要有以下类型：

(一)暴力恐怖类。近年来新疆暴恐分子为增强袭击效果，将反暴恐主力军的公安机关作为重点袭击目标，多次以公安分局、公安边防派出所为目标发动暴恐袭击，导致民警伤亡。

(二)暴力拒捕类。打击违法犯罪、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是民警的主要职责，也是民警负伤的首要因素。犯罪分子为逃避打击，面对民警抓捕负隅顽抗，铤而走险，暴力拒捕，往往导致民警伤亡。至20，全国民警因公负伤20741人，其中在打击犯罪过程中因遭受暴力袭击负伤的8880人，占42.8%，居第一位。今年6月9日，河北省肃宁县公安局政委薛永清、协警袁帅在抓捕行动中被犯罪嫌疑人用猎枪击中牺牲。

(三)报复袭击类。一些负案在逃犯和曾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的前科劣迹人员，仇视党委政府和公安机关，对办案民警实施诬告陷害，甚至报复袭击。今年6月2日晚，齐齐哈尔市克山县局民警刘国群在辖区被一名曾被其打击处理的惯偷连捅14刀不幸牺牲。

(四)逃避执法类。面对民警盘查堵截，有的违法行为人侥幸心理突出、抵赖心理严重，拒不服从民警现场执法，为逃避处罚，涉险冲关，造成执勤民警伤亡。今年3月11日，上海民警茆盛泉在执勤中被违章宝马车拖行10米重伤不治牺牲。

(五)聚众滋事类。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呈爆发态势。群体性事件规模大、人员成分复杂、持续时间长，现场群众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行为激进。一旦局面失控，往往会演变为“打砸抢”事件，处置民警极易遭到围攻，受到伤害。

(六)公然挑衅类。少数群众面对民警执法，无理取闹，对民警撕扯殴打，侮辱谩骂，挑战执法权威，影响极其恶劣。5月7日，深圳一对母女乘坐地铁时拒不接受安检，侮辱谩骂处置民警达18小时，并打伤3名民警。

二、面对暴力袭警现象的困惑

屡次发生以身试法、暴力袭警、挑衅执法权威、侵害法律尊严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法律支持欠缺。一是我国法律尚未设立“袭警罪”。对袭警犯罪，现行法律没有专门法条，缺乏法律威慑力。对造成轻微伤害的，仅将其作为一个从重情节，以妨害公务罪处罚;造成民警重伤或死亡，以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定罪处刑，无法凸显暴力袭警的本质特征;没有造成民警伤亡的其他行为，仅作为一般违法行为，不能实施有效打击。二是依法使用武器警械情形过于复杂。《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规定了15种可以开枪的情况、2种不得开枪的情形、2种停止开枪的情形，内容很具体，但过于繁琐，不利于实战应用。在美国，警察开枪只需遵守四点规定：1、开枪是为了保护民众或自己的生命安全或者是为了防止更大的罪案发生;2、除了开枪以外，别无其他方法来解除威胁;3、警察开枪后，要在规定时间内递交开枪报告;4、违法开枪的警员，会受到纪律处分，甚至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在我国香港，警察开枪也只需遵守四个条件：1、为了保护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以免生命受到危害或身体受到严重损伤;2、有理由相信某人犯严重暴力罪行应当加以拘捕或犯严重暴力犯罪的疑犯企图拒捕;3、平息骚动或**;4、警员开枪后，上级机关会立即对警员开枪的情况进行调查，如果警员开枪不当，会受到相应的纪律处分。另外，香港警察将执法中遇到的抵抗分为“心理威胁、口头不服从、消极抵抗、防卫性反抗、恶意攻击、致命攻击”六级。一旦遇有暴力袭警行为，武力使用手段自动上升一级。

(二)政策扶持不够。一是职能过于宽泛。上世纪90年代公安机关开展了频繁的非警务活动，倡导“四有四必”等无限制服务。非警务活动虽然短时间内树立起公安机关“亲民”形象，但长此以往，必然淡化主要职能，影响执法威信。二是权益保障不到位。山东省公安厅下发的《保障民警依法履行职务工作规定》，对民警依法履行职务引发的涉及生命健康、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以及财产权益等予以保护。但是，这些规定没有法律约束力，且多注重事后保障、忽视事前保障。三是工作保障不到位。比其他部门相比，公安民警政治待遇偏低，经济待遇与承担的任务和压力不适应。此外，虽然公安机关业务经费有保障，但是为应对突发事件进行的特殊训练保障尚存不足。

(三)装备配备不规范。一是武器警械配备不到位。目前，实行的枪支管理制度十分严格，虽然保证了武器警械的安全，但是忽略了执勤民警的安全，在处置紧急突发情况时没有绝对优势，导致民警频繁遭受袭击。二是应急装备配备不全。部分基层一线单位接处警、巡逻防控车辆的车载装备不全，一旦遇到歹徒袭击，无法及时有效应对处置。

(四)应对能力不足。一是危机意识淡薄。民警遭遇突发情况时思想准备不足，敌情意识不强，既容易贻误战机，也容易造成自身的伤亡。二是自我防护能力不足。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重体能、轻谋略，重形式、轻应用，重理论、轻实践”等问题。由于实战训练不足，难以通过大量反复的动作刺激建立有效的条件反射，面对歹徒时自我保护意识、措施、能力不足。三是实战训练不足。缺乏常态性的盘查、堵截、抓捕、强制带离、突击攻坚、武器警械使用等实战训练。以致需要使用武器时出现打不准、不敢打等现象，需要执行任务时出现动作不熟练、配合不默契、操作不规范等问题。

(五)公共关系处理不到位。主要表现为执法机关与公共媒体之间沟通不畅。一是缺乏主动宣传意识。部分公安机关缺乏主动向新闻媒体提供新闻资源的意识，导致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得不到有效的正面宣传。二是缺乏接受舆论监督的勇气。个别公安机关对媒体报道的队伍问题，不敢正视，刻意回避。三是回应社会热点不及时。对涉及公安工作的社会热点，若不及时回应，将致使流言四起，引发工作被动。如庆安火车站事件发生后，公安机关没有及时公开视频资料，引发社会热议，导致后期做了大量工作进行弥补。

三、暴力袭警的危害后果

(一)割裂了警民关系。暴力袭警作为文明法治社会的丑恶现象，如任其发酵，极易引发效仿，使个例成为常态，将产生严重后果。一方面，会导致群众误以为抵触民警执法甚至暴力袭警也是维权。另一方面，会导致民警在执法过程中产生消极情绪，认真履职的积极性降低，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警民关系的对立。

(二)恶化了警媒关系。戈培尔有一句名言“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特别是在网络发达的当今时代，如果暴力袭警这样一件错误的事情被媒体作为热点反复炒作，会引起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应，诱导群众将错误视为“正确”。同时，媒体报道也给公安机关带来了极大压力，导致在提供新闻资源时更加谨慎和抵触，影响了警媒关系的长远发展。

(三)影响了社会稳定。我国正处于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时期，公安机关肩负着维护社会稳定的使命和重任。如果民警的人身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一方面既侵害了民警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将降低民警的职业归属感，撼动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

(四)践踏了法律尊严。暴力袭警不仅是对民警和公安机关执法权威性的挑战，也是对国家法律的公然藐视，是对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的挑战，更是对国家法治秩序的严重破坏。

(五)助长了犯罪分子嚣张气焰。袭警案件屡屡发生，如不敢于处罚、不从严查处、不严厉打击，必将助长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使其更加有恃无恐。

(六)挫伤了民警工作积极性。暴力袭警事件，不仅给当事民警造成了身体伤害，更对起本人以及周边民警造成了极大的精神负担和心理压力。如果心中的怨气和压抑的情绪无法得到排解，其执法思想、作战锐气和工作斗志必然受到冲击，工作起来顾虑重重，工作力度大打折扣。

四、应对处置暴力袭警事件的对策和措施

(一)强化法律保障。一是研究设立袭警罪，保护民警人身安全，创造健康执法环境，防止袭警行为蔓延。二是用好现有法律，依法严厉打击袭警犯罪，形成有效震慑。三是借鉴欧美、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制定简明扼要的武器警械使用条件，保障民警人身安全。

(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民警自我防护意识训练、自我防护能力训练、技战术训练、装备应用训练，提高民警安全防范意识和依法制止暴力犯罪的能力。

(三)规范执法行为。推进规范执法工作的常态化，落实公安机执法程序规定和工作规范，规范民警的执法行为。健全执法风险评估机制，加强执法检查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民警执法活动中的不规范行为。

(四)强化装备配备使用。为基层民警配备必要的武器警械和安全防护装备，落实相关使用管理制度，指导民警正确使用武器警械，为民警执法执勤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五)强化检查监督。把落实安全防护措施作为公安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强检查力度，整改隐患漏洞。把民警执勤执法安全防护列入年度绩效考评和单位主要领导的工作目标和重要职责。发生问题的，倒查追究责任。

(六)强化案件侦破。对发生的暴力袭警案件，要全面收集证据，重点督办。要与检法等部门紧密配合，充分利用法律武器，依法惩治违法人员的法律责任，维护执法权威。

(七)强化民警维权。加强民警维权组织和维权力量的建设，保护民警的合法权益，消除民警的恐慌心理，重塑民警执法形象。加大对伤亡民警、家属的慰问和抚恤力度，提供必要的帮助。

(八)强化舆论宣传引导。加强公共关系建设，加强警务宣传，推进警务公开，弘扬主旋律。尊重媒体，善待媒体，正确运用媒体，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执法环境。

篇11：暴力袭警的调研报告

一、袭警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暴力袭警作为暴力犯罪的一种，除了袭击者自身法律意识淡薄、素质不高外还有其它原因,如政府部门滥用警力使民警承担了大量的非警务活动如征地、拆迁，不自觉将民警推到了矛盾的风口浪尖，群众的对立面，加深了公众对民警的不满;袭警者对社会、政府和法律不满,很容易转嫁到进行社会管理的民警身上;舆论的错误引导和新闻媒体的负面报道，使民警的形象日益丑化等等,民警自身素质不高，执法能力欠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民警自身素质不高，执法行为不规范

北京青年杨佳于7月在上海制造了血腥袭警案，其起因是由于杨佳涉嫌偷盗自行车与警察“发生了些不愉快”，杨认为对方说话不文明，要求督察到场，后者到场后更是说：“你这么点事情搞那么大，你投诉就是了，最后不是你顶死我，就是我顶死你!”杨佳事后陈述，督察说的话令自己刻骨铭心。杨佳暴力袭警就属于典型的报复型。不可否认，在我们的警察队伍当中确实存在一些警察，自身素质不高，宗旨意识不强，以管人者自居，执法行为不规范，甚至滥用职权、警匪勾结.

(二)执法权限的不明确，非警务活动过多

在目前的中国,警察的职责并没有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警察就像社会建设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警察除了法定的职责外,还要承担地方在政府给安排的诸如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粮食征购、计划生育等大量非警务性工作,而这些工作恰恰是在社会转型期最容易产生矛盾纠纷的法律“灰色”地带,同时也是利益冲突的聚焦点。而警察往往被推到矛盾冲突的最前沿,加之有些警察本身素质较低,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拿不出也不可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而这些问题又都是涉及到群众的切身利益,群众很容易自然地将前来维持秩序的警察作为利益的对立面,引起群众的反感和不满,甚至引发冲突，严重影响了警民关系。激情型暴力袭警最突出的是在群体性事件的处置过程中。维持秩序的警察往往处在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最前沿,参与人群因自己的诉求不到满足往往是群情激愤,很容易将这种不满，甚至是愤怒转嫁到前来维护秩序的警察身上，形成暴力袭警。

(三)新闻媒体的“丑警”宣传误导

众所周知，新闻媒体对大众心理有导向作用，这种作用可能是以我们感觉到的方式进行，也有可能是潜移默化的进行。近年来,一些新闻媒体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片面追求高收视率，在报道一些民警执法有瑕疵或有争议的事件时，有意片面扩大或渲染一些有失公正的情节，甚至进行一些捕风捉影、不切实际的报道。这些报道将社会舆论引向与警察作为社会守护者这一传统形象相背离的一面。人们在意识或潜意识中对警察的态度开始变化，态度决定行为，其根本的结果就是在与警察互动的过程中出现攻击性行为的可能性加大。而作为旁观者，同样会将心理的天平偏向受到警察处罚的人或与警察有争执的人，而不是警察群体，也不去拷问理由。当事人和旁观者带有偏见的言语和行为又恰恰迎合了媒体追求高收视率的心理需求，新闻媒体的失真报道又对大众心理已经形成的警察丑化印象造成一种强化，由此形成恶性循环，最终的结局就是公众眼中的警察形象特别差，在执法过程中受到暴力袭击的可能性增加。

(四)相关法律不完善，执法规范操作性不强

一些西方国家如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都在立法中将威胁、袭警和伤害警察的行为纳入抗拒“公务员的犯罪”,其中法国刑法规定的最为详细，其最高法定刑为无期徒刑(法国已经废除死刑)。没有充分考虑到警察群体作为国家专政机器的特殊性和执法高风险性，对袭击者定罪量刑起点过低，惩罚力度不够，使得袭警犯罪的成本较低，起不到刑罚应有的特殊预防作用。

另外，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中，虽然规定了人民警察可以使用枪支的15种情形，但对何时可以使用枪支的具体情况规定的不够详细,可操作性差，使得警察的正当防卫意识受到了限制，往往在开枪和不开枪之间犹豫摇摆，错失良机从而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五)对暴力袭警、阻碍执法案件查处不力

现实中，一些公安机关在暴力袭警案发生后，领导往往出于害怕新闻媒体的过分追踪报道或袭警者家属的聚众上访闹事造成不利政治影响的考虑而采取息事宁人片面追求稳定的做法。大多数情况只是追究违法犯罪人员的违法或刑事责任,很少追究涉案人员的民事赔偿责任;对谩骂、羞辱民警的案件,往往是要求民警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对投诉民警的案件,只是注重查处违法违纪的民警,但对诬告民警的,却很少追究诬告人的法律责任,对民警也没有相应“说法”。这在客观上既损害了警察执法应有的权威，也放纵了那些暴力抗法分子，造成暴力袭警违法成本过低，也给那公众心理造成一种替代性强化，从而引发更多的袭警案件。

二、预防暴力袭警案件的对策

(一)加强法制宣传,营造和谐的警民关系

在和平时期，警察是最危险的职业，每天都面对着流血牺牲。同时也是最辛苦的职业，加班加点是常事，有时甚至一连几天都回不了家，在危难时刻始终冲在第一线的职业，如四川汶川地震、西藏榆树地震抢险一线都活跃着警察的身影。因此，要加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社区宣传栏等各种媒介及时宣传公安民警执法为民的感人事迹，宣传公安民警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流血牺牲的英勇事迹，取得群众对公安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努力构建和谐警民关系，创造一个良好执法环境。完善相关立法，细化警务操作规范

在欧美大片中时常会出现这样的镜头，犯罪分子将枪口对准追捕警察时，立即被同伴喝止，“原因在于，袭击枪杀警察是大事儿，在这些已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枪杀警察才会被判处极刑。”在英美法系国家，市民若是认为警察处理“太过分”，与警察发生争执，并出现轻微推搡动作。那警察就有权掏出手枪，要求当事人双手抱头蹲在地上，随后再以袭警罪提出起诉。因此，建议立法机构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经验修改相关法律，如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增加对袭警行为的处罚，并根据情节严重程度设定不同的处罚幅度。

从我国当前复杂的执法环境、暴力犯罪的实际出发，充分借鉴外国经验，立足实战需要和保护民警需求，进一步细化《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制定出科学的、切实可行的武器和警械使用细则。在警务技能训练时，进行各种情形的模拟实战练习，使警察正真知道枪支该如何使用，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情况下不可以使用。

(二)明确警察职责,规范民警执法行为

首先，警察要以相关法律为依据，切实提高民警的法律素养和执法水平，针对在日常治安管理、处置群体性事件、巡逻盘查、看押、缉拿等执法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调研，规范执法程序，适时组织民警展开培训，提高执法水平。特别是在日常治安管理中，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一定要加强，要多站在群众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在执法过程中要做到文明执法

(三)提高警察职业素质和战术技能

首先，由于公安的工作的特殊性,随时都有与犯罪分子遭遇的可能,所以要增强敌情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其次，从实战需求出发，加强民警警务技能训练。一是加强民警体能训练。体能是基础，是完成各项技战术动作的平台。体能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除了单位组织的强化训练外，更重要的是引导民警形成坚持锻炼身体的好习惯。二是根据实战的需要，以实用为原则开展训练。针对不同的勤务模式，尤其是暴力袭警频发的处置群体性事件、巡逻盘查、看押、缉拿等，充分利用现有装备器材，通过各种情景模拟、实战对抗、比武竞赛等多种形式及不同场景下突发警情处置训练，尤其要加强战斗小组和小组间的配合训练，不断提高技战术水平。三是加强调研，创新战法。针对处警中遇到的新情况，利用配备的新装备，结合全国近期典型案例，不断创新战法，加强战术配合，提高处置水平。四是加强民警临战心理素质培训。警察临战心理素质的提高，势必会对复杂执法环境下警察技能与相关素质的有机结合与有效发挥起到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尤其是那些涉枪犯罪、涉黑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往往不计后果，这就要求民警应具备较强的临战心理素质，有效利用各种技战法擒敌制胜。

(四)依法严惩袭警者，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

任何违法行为都应该受到惩罚，暴力袭警行为更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充分利用现有法律对袭击者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进行综合判断，构成犯罪的,严格按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尚未构成犯罪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来处理。同时，依法追究涉案人员的民事赔偿责任，增加其违法成本。

篇12：暴力袭警的调研报告

近年来，在我国部分地区发生的形势逼人的暴力袭警案件，已成为基层公安民警热议的话题。作为公安民警如果连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怎能担负起保护他人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维护民警正当执法权益和人身权益，是新时期公安机关面临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从近年来暴力袭警案件频频发生的问题来看，暴力袭警已从口头挑衅、谩骂、侮辱发展为直接使用凶器、武器、爆炸装置伤害执法民警，由个人突发性抗法向群体性抗法转变，并且具有公开性、盲从性、暴力性和残忍性。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日趋复杂化，暴力袭警案件仍会呈上升趋势，作为公安机关的决策者和警务督察部门应当认真应对，从维护民警身体乃至生命不受侵害这一最大的底线，筑起防御暴力袭警案件发生的防火墙。

一、三个暴力袭警的典型案例

案例一：9月5日晚，贵州省黔东南州榕江县公安局乐里镇派出所副所长梁芳荣同志(主持工作)在出警制止一起斗殴事件过程中，面对持刀歹徒，勇敢向前，身中七刀，仍然坚持战斗，终因伤势过重，于当晚22时48分，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献出了年仅38岁宝贵生命。

案例二：4月23日，新疆喀什地区巴楚县色力布亚派出所民警和社区干部入户开展重点人员的走访摸排时，遭遇暴力恐怖分子袭击。面对穷凶极恶手持斧头、长刀等凶器的暴徒，民警和社区干部与之在重点人员家的院内、屋内、巷道、警务室、镇政府、派出所和民警宿舍多个现场展开殊死搏斗，有9名公安民警及协警牺牲。案件发生后，巴楚县公安局快速反应、果断决策、正确指挥、协调有力，调集精干力量组织增援，迅速开展现场勘查、罪犯抓捕审讯、案件深挖扩线、伤亡民警慰问、抚恤等工作。全体参战民警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英勇无畏、机智勇敢，充分发扬不怕牺牲、敢打敢拼的精神，当场击毙暴徒6名，抓获8名，有效地控制了现场事态，为维护社会和治安大局稳定、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案例三：3月1日晚发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的严重暴力恐怖案，经公安部组织云南、新疆、铁路等公安机关和其他政法力量4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已于3月3日下午成功告破。现已查明，该案是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的暴力恐怖团伙所为。该团伙共有8人(6男2女)，现场被公安机关击毙4名、击伤抓获1名(女)，其余3名已落网。3月4日上午，受云南省公安厅杨嘉武同志和厅党委委托，厅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李刚到医院，看望慰问在昆明“3·01”严重暴力恐怖事件处置中负伤的昆明市公安局、昆明铁路公安局的民警、协警及家属，并转达了公安部领导的问候。李刚主任详细询问了负伤民警和协警的受伤情况，对他们在人民群众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危急时刻，面对穷凶极恶的暴徒，没有退缩、挺身而出、冲得上去，与暴徒进行殊死搏斗的壮举表示充分肯定，嘱咐他们积极配合医院治疗，并祝愿他们早日康复、重返岗位。

二、暴力袭警案件产生的原因

当前，基层公安机关民警执法权益受侵害现象较为突出，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相对滞后、存有盲区以及执法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也有公安机关警力不足、装备落后和民警素质等方面因素。

公民意识强烈。现代民众有比较强烈的公民意识，十分关注保障自身合法权利。基层公安机关处在社会矛盾利益交织的风口浪尖，极易造成群众与公安机关的对立、对峙乃至冲突。少数群众不了解公安机关的办案程序，一旦发现民警无法帮助自己解决问题，就认为是处理不公，轻则恶意投诉、侮辱谩骂，重则暴力袭警。部分媒体盲目地报道一些社会治安和公安机关内部的负面消息，久而久之误导了群众对公安民警的看法和评价。敌对分子、黑恶势力趁机煽风点火、兴风作浪，把对不满与仇视情绪通过袭警形式表现出来，降低了人民群众安全感，造成群众对公安机关和警察能力的猜忌。

民警忽略防范。基层公安民警在抓社会安全防范工作中，却忽视了自身的安全防范，把遭袭的可能性放在抓捕、处置群体性事件等工作环节上，却忽视了在执勤、办公地、住地等其他场所防范被侵害。少数民警自我保护意识不强，缺乏对执法中危险因素的正确认识及预防侵害行为发生的意识。与此同时，在治安环境不够稳定的偏远县(区)，枪支“集中保管”方法应急性差，其他装备也相对欠缺，民警执行任务时赤手空拳，很难遏制暴力袭警案件。纵观我国新疆、上海、贵州、云南、湖南等地多起暴力袭警案件，就能够看出基层公安机关对民警自身防范教育存在软肋，物防、技防形同虚设。

警民关系淡化。基层少数民警在执法理念上仍存在偏差，动辄以管人者自居，语言不文明，方法简单粗暴，易与被服务对象产生矛盾。少数民警实战业务技能不高，在接处警或处置突发事件的过程中，不能有效驾驭局势、平息事态，甚至还因方法失误导致矛盾激化或转移。少数民警做群众工作的方法不多，警民关系日益淡漠。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民警与群众促膝谈心的情形越来越少见，取而代之的是以“群众有案报警，民警有案出警”的生硬、简单联系模式。还有的民警在执法过程中，缺乏为民观念，处理问题方法简单，对群众态度生硬，特别是在接处警和处置突发事件过程中遇到群众情绪激动时，头脑不冷静，引发群众投诉，甚至造成暴力抗法案件的发生。

法律保护滞后。群众普遍认为，公安民警的执法行为是完全受法律保护的，他们更关注的是民警在执法过程中是否有超越法定职权的行为。事实上，我国现行法律缺乏对民警执法权益予以保护的专门条款，有关保护警察安全的法律条文一直停留在理论上，缺少可操作性。人民警察法等法律虽然规定了警察可以使用武器的情形，但不少基层公安机关民警未取得依法持枪资格，不能有效保护民警合法用枪的权力，以致在实际工作中，警用武器基本上处于“冬眠”状态。目前，我国已有的法律法规只对一些严重侵害民警的行为作出量刑规定，对袭警情节较轻的，大多按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以治安处罚。而对实际工作中大量存在的揪打民警、撕扯衣服、谩骂侮辱民警的行为，没有适用的条款作为处理依据。

三、防范遏制暴力袭警案件的对策

从暴力袭警案件形成的原因，可以找出与之相对应的防御策略。基层公安机关党委特别是“一把手”必须高度重视，善抓真练，上下联动，多措并举，才能有效防范和遏制暴力袭警案件的发生。

领导重视，把维护民警依法履职摆上重要位置。基层公安机关党委一班人必须统一思想，应当清醒的认识到基层公安民警连自身安全都无法保障，怎么去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民警依法履行职务，是关心爱护民警、落实从优待警、强化队伍建设的重大举措，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强化法律保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要把它作为当前的一项大事来抓，及时制定维权工作方案和工作措施，成立民警“维权委员会”，“一把手”亲自挂帅担任组长，把维护民警依法履职与单位负责人日常工作捆绑，对发生执法民警正当权益被侵害案件，单位领导和督察维权办民警必须在第一时间到场，认真开展调查并督促相关部门对诬告、陷害或恶意报复民警的投诉人依法严肃处理。

快侦快破，严惩暴力袭警违法犯罪嫌疑人。基层公安机关要认真做好对暴力袭警案件的现场处置工作，督促、指导办案单位认真调查，固定证据，依法严厉查处违法犯罪人员，切实维护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的执法权威。对民警在依法履行职务过程中被侵害，能否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领导的决心是前提，而时间就是关键。为此，必须建立快速处置侵害案(事)件联动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对侵害民警依法履行职务的违法犯罪行为查处，明确由督察部门牵头，法制、政工、刑侦、治安等部门配合，各业务部门在负责办理案件过程中，必须做到“五快”即：联动出警快、调查取证快、固定证据快、依法查处快、宣传报道快。

未雨绸缪，切实提高执法民警自我防范能力。基层公安机关要积极开展防御暴力袭警案件的讲座教育活动，为一线民警配齐安全防护装备，增加辅警力量。切实增强取证意识，通过配备录音、录像等取证设备，固定现场相关证据，为事后依法打击侵害民警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材料。要着力练体能、练擒拿格斗、练防身自卫、练协同配合、练战术运用，熟练掌握使用各种警用械具的技能。上级公安机关要认真抓好为基层公安机关配发枪证和持枪证，并抓好对特种枪支使用和实战技术的训练指导工作，这是对基层民警的最大关爱和最大维权，要让基层民警合法配枪、依法用枪、敢于用枪、善于用枪。要加大正面宣传的力度，争取多数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对公安民警的理解、信任和支持。督察部门要强化对执法活动的现场督察，有效预防和减少民警与群众的矛盾和冲突，促进民警严格、规范、文明、平和执法。

综上所述，人民警察的正当执法权益，是作为国家执法主体依法享有而又受到相应限制的权益。在新时期，基层公安机关只有积极预防和减少暴力袭警、暴力抗法等侵害公安民警执法权益案件的发生，有效维护公安民警正当执法权益，才能够保障公安队伍旺盛的士气，从而更好的维护当地社会稳定。

篇13：损害赔偿案件执行情况调研报告

损害赔偿案件执行情况调研报告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和工作节奏的加快，单位和家庭购置的车辆呈逐年上升趋势，据资料统计，自20xx年至今全国新增驾驶人员近一半左右，这无疑给社会新增许多“马路杀手”。损害赔偿案件也成为继债务、婚姻案件之后的第三大持续上升的民事案件，而且这类案件普遍存在执结率低的现象。

我院通过对本院20xx年赔偿案件的执行情况的总结、分析和调查，针对损害赔偿执行难的这一现象进行了调研，并提出一些看法和意见。

一、损害赔偿执行案件相关数据

××县人民法院20xx年执行立案共230件，损害赔偿执行立案共计46件，占总立案数的20%；损害赔偿诉讼案件共52件，88。5%的案件需要强制执行；新收执行案件结案率约47%，而损害赔偿执行案件结案率约为21。7%；损害赔偿执行案件总标的为389。068万元，而结案标的为104。72万元；此类执行案件牵涉到的当事人为200人次。

二、损害赔偿执行案件的特点

通过对上述数据的分析，反映出此类执行案件的如下特点：

1、赔偿执行案件占法院执行案件的较大比例，且有上升趋势；

2、被执行人自动履行率低，赔偿基本需要依靠法院强制执行；

3、赔偿案件的执行难度大，执结率只为平均结案率的一半左右；

4、赔偿案件赔偿标的较大，牵涉众多当事人，造成执行工作难以开展；

5、执行期限较长。本院有80%以上的案件执行期限超过三个月，同时有相当一部分案件成为“骨头”案件，久执未结。

三、损害赔偿案件执行难的成因分析

通过对其他法院和本院赔偿案件执行情况的数据分析来看，赔偿案件执行难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从被执行人的履行能力分析

（1）赔偿案件的被执行人大多是自然人，有经济能力的，在交警部门的处理中一般会调解解决。经交警部门调解未果，出具责任认定书后，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被执行人经济状况普遍较差，赔偿能力相对较低。且事故不仅造成申请执行人一方伤亡，被执行人一方也存在不同程度损伤。因此，面对超出被执行人心理承受能力和实际履行能力的巨额损害赔偿金，被执行人根本无力偿还。

（2）交强险强制实施后，赔偿案件的被执行人本应包括保险公司，但由于基层法院案件中的车辆多为几次转手、车况不良、准报废车辆，甚至手续不全而无法办理保险；或者由于车主的.侥幸心理，导致保险公司在案件中的缺位。即使保险公司作为被执行人，其往往也不认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赔偿金的计算方法，而是按照行业标准或内部规定重新计算，计算后的数额一般会减少10%—40%。这部分权益的争取又需要车主通过诉讼与之解决，使执行案件案上加案，执行过程旷日持久。

（3）有些个人或者个人合伙出资购买车辆，为了服从管理部门对营运车辆管理的要求，将车辆登记为某个具有运输经营权资质的单位名下，以单位的名义进行营运，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车辆挂靠。因此交通损害赔偿案件中就经常出现一些专门从事经营挂靠业务的汽车运输公司，而这类公司往往从案件发生后就不见踪影，法人变更电话号码，企业变更工作地点，根本无从寻找，更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2、损害赔偿案件执行前的执法状况分析

（1）前期处理期限较长，客观上导致了法院本文来源：文秘公文网http：//执行的被动。由于受处理程序的制约，道路交通人身赔偿案件首先必须经过公安交管部门调解处理，且处理期限一般长达数月，公安交管部门在处理时往往只能依职权对车辆予以扣留，对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无法进行控制，客观上为部分被执行人伺机转移其他财产提供了便利；在案件进入法院审理、执行环节后，出现了义务人除被扣车辆外无其他财产可供诉讼保全或执行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经过交管部门调解和诉讼程序，少则三个月多则一年的时间，车辆在交管部门的保管场所环境较差又多为露天停放，价值迅速贬损。所剩不多的价值还需交纳高昂的保管费用，以××为例停车费为20元/天，车辆保管费用一般需数千元。再扣除评估拍卖所需费用，基本就所剩无几。更不用说有些外壳受损较重的车辆根本无法变现。

（2）进入诉讼程序后部分法官缺乏执行意识，就案判案，造成执行难。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诉讼到法院后，有的当事人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能及时向法院提出诉讼保全申请，法院则依法采取了保全措施。而有的当事人缺乏法律知识，认为案件诉讼到法院就是法院的事，法官又未尽（）到提醒义务，该保全的财产既没有通知当事人申请诉讼保全，亦没有依职权进行保全，这就给肇事者创造了转移财产的机会。

3、损害赔偿案件的外部执行环境

（1）被执行人法律意识淡薄，无诚信意识，规避执行情况严重。义务人在法院判决偿付高额赔偿费用后，往往迅速将保险公司理赔的商业险转移，采取转移、隐匿财产或者躲避在外的方法来逃避执行，造成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假象，客观上造成执行人员无法通过采取强制措施来敦促其履行义务，使执行通知书变成“逃跑通知书”，给执行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2）申请人大多缺乏基本的诉讼常识，对诉讼风险的认识不足，对法院执行的期望值过高，普遍存在着“案件到了法院，法院肯定会帮我全部执行到位”的认识误区，对案件的审理和执行过分依赖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未能及时申请诉讼保全，在执行中也未积极配合查找侵害人的财产线索，只是一味地认为只要官司打赢了，立案申请执行了，法院就能够把钱送到他们手中，而忽略了实际执行中的困难和风险，而一旦希望落空极易造成与法院的对立。

（3）损害赔偿案件委托被执行人所在地法院执行，效果也并不显著。××县地处温厚高速公路旁，为交通要道，每年有大量的都发生在温厚高速公路××段，因此很多申请人、被执行人均在外地，××县法院无法执行只能委托被执行人所在地法院执行。但因被执行人居住地也不稳定，跨区域性和流动性大，委托执行同样难以发挥作用。

四、解决赔偿案件执行难的对策

1、从立法方面，增加有利于保护受害者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条款和内容

（1）有关道路损害赔偿案件责任主体的法律规定，决定了人民法院审理该类案件时对赔偿主体的确定，也直接影响到案件的执行。特别是对于车辆在挂靠经营、承包经营、出租出借，擅自驾驶、受雇驾驶、职务行为驾驶、无偿搭乘等情形下责任主体分别应如何确定，应有明确的规定。避免不同法院之间，或同一法院不同案件中，发生确定主体的原则不一致，出现主体漏判、误判的情形，从而影响到判决的执行。

（2）道路损害赔偿案件的管辖，由于道路发生后是由事故所在地公安机关处理，当事人一般都向事故发生地的法院起诉。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此类案件也可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实践中，受害人向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的几乎没有。而此类案件执行本身就较难，加上委托执行也难，造成了一些案件原审人民法院无力执行，被申请执行人所在地人民法院不愿执行。因此，可以考虑修订有关此类案件管辖的规定，直接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使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更便于查找被执行人及其财产，有利于案件的最终执行。

（3）执行车辆的保险理赔款项和执行中拍卖、变卖、抵债的车辆过户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使得人民法院在执行保险理赔款和肇事车辆时经常遇到阻碍，应从立法上对执行肇事车辆的保险理赔款和执行中拍卖、变卖、抵债的车辆的过户问题作出规定。此外，已经颁布实施的《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交强险，投保数额有限，对一些较大的道路损害赔偿案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应在实践中，完善和调整。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道路损害赔偿案件执行难的对策。

（4）建议完善委托执行制度。当前由于各种原因，委托执行制度发挥作用不大，导致异地执行问题突出。

2、在执行前的执法活动中，充分考虑日后执行工作的延续性

（1）绝大多数是因为当事人的文化素质不高、交通安全法制观念比较淡漠而引发的，要使赔偿案件得到有效遏制，要广泛开展交通安全法制教育，使交通安全法制观念深入每个公民心中。

（2）加强与公安交警部门的沟通与协作。一是公安部门可责令肇事者交纳足额的事故保证金或提供有效担保，提示受害人及时申请财产保全。二是公安部门可积极收集肇事者及车主单位联系方式、车辆保险情况等信息。三是公安部门应大幅降低扣押车辆的停车费用。四是加快公安部门的事故处理程序。五是加强车管部门对车辆的查控力度，法院采取的限制过户查封方法，难以实际控制车辆，车管部门应在验车和日常管理等环节配合法院对流动车辆及时控制。

（3）加大诉讼保全和先予执行力度。法院应在诉讼保全中切实加强财产查控，同时可在公安机关事故责任认定准确的情况下，根据受害人的申请及伤情治疗的需要，及时裁定先予执行治疗费，保证被害人得到及时治疗，避免在长期的诉讼和执行中导致车辆价值贬损以及被执行人员无法寻找，缓解以后的执行压力。

3、加大执行力度，采取多种执行措施

（1）在执行中，执行法官要使用规范用语、文明礼貌，耐心细致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换位思考，缓和矛盾。要细心留意每一个执行细节，巧挖每一条执行线索，强化执行中的人情味，从根本上防止和避免暴力抗法事件的发生。

（2）对没有一次性履行法律义务的能力，但履行义务的态度诚恳，而且有持续履行义务能力的被申请执行人，采取灵活的执行方法，促使执行和解。充分考虑让双方共同生存和发展，积极做好申请人的思想工作，促使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订立切实可行的还款协议，并监督协议的履行。

（3）对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利用报刊、电视等新闻媒体对其进行曝光；大胆适用搜查令，给被执行人造成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压力；对有财产而拒不配合执行的被执行人，坚决采取拘留、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对有履行能力而长期逃避或转移、隐藏财产构成犯罪的被执行人，坚决追究其刑事责任。

（4）对于经查实确无偿还能力且又无财产可供执行的被执行人，要说服申请执行人，先中止本次执行程序，待被执行人有能力偿还时再恢复执行。同时，动员无偿还能力的被执行人近亲属代其履行部分义务，减轻被执行人的压力。在被执行人赔偿相当部分款额后，动员其执行权利人达成和解，达到使执行权利人减免原执行标的，达到案结事了的目的。

（5）建立受害人救济制度

设立道路救助基金，对那些生活困难，而被执行人又确实无履行能力的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在经过严格审查的情况下实施救助。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条款规定了救助基金，但对救助范围限制得比较狭小和严格。由于执行法院直接面对当事人，对其经济状况比较了解，故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可以根据法院提出的救助建议决定救助，加大对经济困难的受害者的救助力度，拓宽救助基金的来源渠道，防止因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救济而引起社会上不稳定因素产生。

随着机动车辆的日益增多，道路交通安全问题已成为威胁人们生命健康的重要问题。从维护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除了更好的发挥交通、交警、司法等部门的协调职能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完善法律规定，加强和发展保险事业，加大交通强制保险的额度，拓宽交通强制保险的范围，分散个案风险，是妥善解决这类案件的有效途径。

篇14：农信社案件风险调研报告

农信社案件风险调研报告

近年来，在银监会的直接领导下，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开展了案件专项治理工作，银行业案件数量较往年有明显减少，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由于管理体制几经更迭、内部管理及员工素质仍较低，且点多面广的特点，各类案件和风险隐患仍时有存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信社的社会形象。今年初，在内蒙古、河南、广东和上海连续发生了几起大案要案，影响特别重大，突显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案件防控的严峻性。本文就当前农信社案件风险的特点、成因及对策做一粗浅探讨。

一、农村信用社案件风险的特点

从近年来全面开展的防范操作风险和案件专项治理大检查中所暴露出的问题看，农村信用社案件风险的主要特点是：

㈠案件风险面广。从历年来案件专项治理检查暴露的违规操作看，案件风险涉及到存款、信贷、结算、财务管理、安全保卫、计算机等业务的方方面面，总体上存在风险隐患点多，涉及面广的特点。此外，信贷业务作为农村信用社的主要资产业务，是操作风险易发、多发领域，造成的危害最大，且违规违纪现象多种多样，违规手法五花八门。

㈡危害性较大。由于农村信用社操作风险涉及面广，发生的频率高，而且大部分是以侵占资金为主要目的引起的，因此，社会危害性较大。主要表现在：

一是信贷资金沉淀。工作中存在的贷款违规操作是直接原因；

二是直接资金损失。各类违规行为如违规拆借资金、携款潜逃、票据诈骗、计算机犯罪、安全保卫事故等均带来直接资金损失；

三是风险隐患较大。如“印、押、证”管理不规范，均为不法分子侵占信用社资金提供了可乘之机；

四是掩盖经营真相。贷款形态反映不够真实、以贷收贷、以贷收息等现象的存在，其直接后果是虚增利润、给管理者提供错误决策信息，掩盖了真实经营状况，带来较大的经营风险。

㈢基层涉案较普遍。从案件发生的层级看，县联社和基层机构发生案件风险较多，部份县联社及基层社负责人权利很大，缺乏有效监督制约，会计、信贷员和记账员对主任的指令有令即从，“以信任代替制度”的现象较普遍。从涉案人员年龄看，35岁以下年青人作案较多，这主要是一些年轻员工道德、法律意识淡薄，对信用社事业缺乏忠诚度和敬业精神。

㈣作案手法较低劣。从各类操作风险和案件发生来看，其涉案人员作案手法多较低劣。如个别人侵占资金如同“明拿明抢”，而有关工作人员不顾制度规定，明知不对而熟视无睹，听之任之，或怕得罪领导不敢纠正和制止，甚至协助办理，最后酿成大错。从内蒙古案件的情况看，持续作案时间长达十多年，作案手法简单且低劣，这也足以说明稽核检查工作不到位。

㈤违规代价低。从案件责任追究情况看，普遍处理较轻，有些人为此还以身试法，铤而走险。如存在只处理基层社不处理管理层，只追究当事人责任而不追究上级领导责任的情况；有的虽然追究了相关领导人的责任，也多避重就轻，起不到对违法违规人员的惩戒和对其他员工的警示作用，缺乏应有的威慑力和公信力，这就降低了违规和犯罪的成本，违规代价低，提高了违规和犯罪的收益率，客观上纵容了违规行为和违法犯罪活动。

二、农村信用社案件风险的成因

㈠法人治理机制不健全、管理体制仍不到位。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由于产权不清晰，管理职能缺位，法人治理机制及“三会”制度形同虚设。统一法人社后，各联社虽按照法人治理的要求，建立和健全了社会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和经营班子的组织构架，但是，在法人治理机制的运行和具体操作上仍存在一定的困难和不足，仍须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加以规范和健全。同时，农村信用社至成立以来，管理体制也几经变化，历经农行、人行、银监局多层次管理，缺乏强有力的行业管理，导致了一些法人社存在经营管理薄弱的局面。省联社成立后，虽在加强经营管理和防范内控风险上不断加大力度，各联社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就目前的省联社在管理体制改革仍不够科学，管理体制改革仍不到位，产权制度改革仍须进一步加强。

㈡内控机制仍不健全，制度执行不力。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的内控制度建设非常薄弱，缺乏系统性和统一性，有的制度缺乏持续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有些业务领域仍存在制度盲区，导致各类违规操作和案件发生。这些年，在省联社的直接领导下，各联社结合央行票据兑付的契机，制定和修改了原有的许多内控管理制度和相关管理规定，但由于各类规章制度较多，且执行上较繁杂，可操作性不强，各类规章制度基层员工存在学习不够深入，执行制度和规定上存在盲目性，制度执行不力现象较普遍，也造成一定的案件风险隐患。

㈢员工素质较低，教育管理仍不够。由于历史原因，农村信用社现有员工与各大商业银行相比，仍存在学历较低、综合素质无法适应业务发展的现状。虽然省联社在员工培训上不断加大力度，对各联社业务骨干经常性进行业务技能培训以及法律法规、职业操守和思想道德教育，但是，大多数员工培训和再深造的机会仍较少，只是依托平常的业务学习，业务素质和道德水平长期得不到有效提高，加上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造成个别员工规章制度观念淡薄，思想麻痹，心存侥幸。此外，在员工教育管理、重要岗位任用、年度考核机制、不良行为排查，日常考核和监督，岗位交流、轮岗、强制休假制度等方面执行不够到位，也为少数人利用职务便利作案提供了机会。

㈣检查监督不够到位，稽核工作仍须加强。农村信用社许多内部案件在实施时，往往在一连串的几个环节和不同岗位都一路“绿灯”，畅通无阻，究其原因是没有一个环节的风险点得到有效控制，检查监督作用没有发挥好，导致违规行为和案件的发生。有些基层网点是实行双人临柜、相互监督的制度，但临柜人员对凭证不认真核对，也没有对同时临柜的同事尽到监督之责。第一道防线就失去了有效监督约束。事后监督本来是第二道防线，但农村信用社原来基本上不设事后监督岗。稽核检查作为第三道防线，但稽核检查工作普遍存在不够深入、不细致、不全面，作案人虽然作案手法简单低劣，但还是有惊无险，使违规问题和案件得以长期隐藏、并连续作案。

三、防范案件风险的对策及措施

㈠切实加强操作风险和案件防范意识。

农村信用社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金融企业，每一个业务环节都是操作风险点，因此，防范操作风险必须从每一名员工做起，将每位员工作为防范风险的第一责任人，加强对员工风险和案件防范意识的培训，促使其提高对操作风险的案件危害性的认识，树立和强化“违规就是风险”“案件防范重于泰山”的经营理念，养成高度的敬业精神，以扎实的工作作风，从小处着手，力求把案件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和第一道关口。

㈡不断完善内控制度体系和风险预警处置机制。

制度建设是防范操作风险的基础性工作，要“把防范农村信用社系统性风险作为加强管理的关键环节”的科学管理理念贯穿始终，秉承“审慎经营，内控优先”的经营方针，同时通过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架构使各项风险管控措施落到实处。一是及时更新、完善、补充各项规章制度。内部规章制度要随着业务的发展和监管要求的变化，及时调整和补充；在推出新产品、新业务时，应该建立覆盖全面、简明有效、衔接配套的内控制度；对一些在实际执行中出现操作性不强、或已经过时或不适应业务需要的'制度，要及时废止；对存在缺陷或不完善的要及时修正和完善；二是要建立风险预警和处置机制。要针对各地风险监测情况及时进行风险提示，同时监控下级报告的重大事项和突发事件，掌握辖区农信社风险状况；要制订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和对风险的快速反应机制，各类突发事件一旦发生即按预案要求进行快速处置。

㈢不断加大稽核检查及整改力度。

稽核检查工作要做到制度化、常态化，提高稽核检查手段，强化工作力度；要突出稽核检查的重点，从过去注重专项稽核转向常规稽核检查；要实行防范风险关口前移，变过去事后被动式的核查为事前主动式的预防性检查。特别是对一些苗头性、趋向性问题，要提前介入，重点检查，防患于未然。对案件高发机构、高风险业务、易发案件部位，要加大稽核检查的深度、广度和频率，要改进稽核方式，实行内外结合、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稽核相结合的办法，对难以通过一般对账查出的收储收贷收息不入账、假、借、冒名贷款和账外经营问题，要采取公告的方式与存款人、借款人进行核对。此外，对稽核检查出的问题及风险隐患，要加强整改力度，对存在违规行为的人员要严格按照有关制度加大处罚力度，形成“有错必纠、违规必罚、违法必处”的高压态势，把案件风险隐患扼杀在萌芽状态。

㈣强化岗位监督约束，加大制度的执行力。

要科学设置内部岗位，使之建立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并按制度和内控要求合理配置人员；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交流制度、员工岗位轮换制度、强制性休假及离岗审计制度、近亲回避制度”等四项制度，重点加强对信贷、储蓄、财会、联行等涉及钱、账等重要岗位操作人员的管理；要不断加强制度执行力检查，督促各联社严格执行相关规章制度。加大制度执行能力是建立防范风险长效机制的关键，要从提高执行力出发，切实加强基层农村信用社的制度建设，要选拔好信用社主任，要打造一支优秀的、有战斗力的团队，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业务、防范案件风险的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创造一个能够能促进农村信用社良性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㈤进一步加强企业内控文化建设。

良好的企业内控文化能够提高全体员工遵章守纪意识、降低内控执行成本，有效防止内部团伙作案，是内控制度体系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要将良好的内控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企业文化与农信社经营管理的最佳结合点之一，让“内控优先、审慎经营”的内控文化理念，扎根于员工的思想深处，落实到日常行为上，让员工在业务操作中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风险要防范，什么事情要监督，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风险防范氛围，促进农村信用社事业更加健康、有序、稳健发展。

篇15：民事诉讼案件办理情况调研报告

民事诉讼案件办理情况调研报告

当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断增多，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同时出现，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以下简称高法司法解释）于**年1月1日正式施行，急需在实务中将其精神贯彻落实，挖掘一些解决审判实务的办法，以正确地定纷止争。现仅就公诉案件中的附带民事诉讼问题进行讨论。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属性及特征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种特殊的诉讼形式，是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结合。附带民事诉讼是由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同一行为引起的，被告人被指控的行为，在刑法上是犯罪行为，应承担刑事责任，在民法上则是侵权行为，应承担民事责任。本质上附带民事诉讼仍属于民事诉讼，但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具有以下特征：

1、对刑事的依附性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在程序运用和法律适用上均优先适用刑事诉讼法，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应严格限定在犯罪行为所引起的民事侵权范围之内。附带民事诉讼的依附性还体现在诉讼时效、地域管辖、上诉期限、审判组织、送达等方面的一致性。

2、相对独立性

附带民事诉讼可分开审理、分别判决；在适用民事诉讼相关法律，即民事诉讼规定的原则和制度可在附带民事诉讼中适用，如诉讼启动的自愿原则、诉讼权利的处分原则等。

3、赔偿范围的物质性和直接性

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仅限于因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性损失，不包括精神损失，而且，物质性损失是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间接损失不在赔偿范围之列。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几个具体实务问题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权利主体及义务主体。

1、赔偿权利主体

（1）被害人。即被刑事犯罪行为所侵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其它组织。被害人为未成年人、患有精神病等，由其监护人代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监护人以法定代理人身份出现。

（2）已死亡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近亲属按继承法等民法规定的顺序行使，应根据具体案情，按照民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继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

（3）犯罪致被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的，由被害人丧失劳动能力前的实际扶养的人提起。被扶养人包括抚养、扶养、赡养三种情形，应根据具体案情，按照民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继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

（4）人民检察院。在国家、集体财产遭受损失因种种原因未提起时提起。

（5）财产保险关系中，先行支付赔偿金的保险公司。

2、赔偿义务主体

（1）刑事被告人。

（2）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其它共同致害人。

（3）刑事被告人的监护人及共同犯罪中无刑事责任能力致害人的监护人。

（4）共同犯罪中，已死亡犯罪人的遗产继承人或财产保管人。

（5）单位犯罪中的.单位。

（6）其它与犯罪相关的民事责任承担者。如交通肇事、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按劳务关系、职务关系等转由行为人之外的主体承担民事责任。

（7）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犯罪的，赔偿权利主体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应当告知其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亲友自愿代为赔偿的，应当准许。高法司法解释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亲友自愿代为赔偿的，应当准许”。

4、同案犯在逃的，不应列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高法司法解释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共同犯罪案件，同案犯在逃的，不应列为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逃跑的同案犯到案后，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对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已经从其他共同犯罪人处获得足额赔偿的除外”。

5、在交通肇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将保险公司追加为被告问题。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这就说明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发生后，由于第三者强制保险的存在，则应当将承担强制保险的保险公司追加为被告，是否承担民事责任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判断。而对于那些并不是基于《道路交通安全法》直接规定，而是当事人与保险公司在平等自愿基础上协商签订的其它保险合同而发生的保险，由于保险公司不是法定的其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对于保险合同的效力及赔偿范围要另行审理才能确定的，不应将保险公司追加为被告。

篇16：中韩校园暴力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

(1)题目:中韩校园暴力家庭因素对比分析

(2) 选题的目的、意义

研究“中韩校园暴力家庭因素对比分析”这个课题，目的是为了通过这次研究，深刻认识到家庭因素是引发校园暴力的主要因素; 通过对比分析对比引发中韩校园暴力事件的家庭因素，可以看出韩国的家庭教育比中国的家庭教育在抑制校园暴力实践中的意义更为突出，通过借鉴韩国在家庭教育方面的经验，以达到更好的抑制我国校园暴力产生的家庭因素。国内外研究现状：国内外研究校园暴力的现状、原因、对策的论文很多，但主要探究引发校园暴力家庭因素的文章很少; 国内外对比中美、中日校园暴力的文章很多，但对比中韩校园暴力的文章没有。思路及方法

研究思路：本文从引发校园暴力家庭因素的背景入手，通过对比引发中韩校园暴力的家庭因素，从而得出韩国的家庭教育对中国的家庭教育在抑制校园暴力的实践中意义更加突出。最后指出韩国的家庭教育对我国家庭教育在抑制校园暴力实践中的意义。

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经验总结法、定性分析法

指导教师签名：年月日课题来源：

(1)教师建议;

(2)学生拟定;

(3)企业和社会征集;

(4)科研单位提供

指导情况记录第一次指导时间:20xx 年 12 月 17 日地点:

A3―414 指导内容：指导老师史老师从论文的选题角度，选题的高度，选题的意义等方面都做了详尽的解释，并对论文的格式以及参考资料等提出了要求。同时，向老师表达了自己在选题方面以及论文写作思路方面的想法，史老师从选题的大小，写作的难易程度，选题的意义，所写内容的近几年研究情况以及需要准备哪些材料进行了深刻地分析。后来经过几次面对面交流与电话联系，最终在史老师的建议与指导下，确定了论文的题目与写作框架。

第二次指导时间:201x 年 x月 26 日地点：

指导内容：指导老师史老师对论文写作流程给予了详细说明，并对论文格式，语言表达，参考文献以及开题报告的撰写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根据自己所选的题目，选题的意义，写作思路以及所准备的材料，老师都给予了指导，并指出文章重点部分以及各部分之间如何衔接。

第三次指导时间:20xx 年 x月 20 日地点：电子邮件指导指导内容：

将开题报告与论文初稿提交后，老师提出了第一次修改的建议，内容包括：论文摘要的字数太少;论文第二部分的事实论证不够充分。

第四次指导时间:201x 年 x月 2 日地点：电子邮件指导指导内容：根据老师的指导意见，对论文进行了修改，史老师在修改后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二次修改意见，内容包括：文章序号，英文摘要，参考文献单薄，错别字，文章排版。第五次指导

时间：20xx 年 4 月 21 日

地点：指导内容：经过几次修改，论文修改与开题报告修改完成，最后确定了答辩时间。

选题变更申请报告答辩申请报告变更理由：无变更学生签名：指导教师意见：

指导教师签名：年月日

本人承诺：该论文无抄袭剽窃现象。愿意承担因抄袭剽窃带来的一切后果。

学生签名：指导教师意见：指导教师签名：年月日

姓名职称讲师教授副教授工作单位 xx师范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x师范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x师范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签名

答辩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回答的简要情况：

1.韩国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是。

(1)“狼型”教子法：让孩子学会独立，让孩子永不言弃，培养孩子的团队精神;

(2)“狮子型”教子法：让孩子充满自信，让孩子有勇气，让孩子学会争取和放弃; 答辩记录

(3)“放牧式”教子法：给孩子自主的空间，孩子的时间自己安排，让孩子顺其自然地发展;

(4)伦理道德教育：尊敬长辈和满怀感恩之心，让心灵溢满同情，崇尚勤俭节约，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等;

(5)文明礼仪教育：餐桌上的礼仪教育，公共场所的礼仪教育，待人接客的礼仪教育等;

(6)心理教育：引导孩子摆脱焦虑心理，鼓励孩子克服自卑心理，纠正孩子的逆反心理;

(7)学习教育：让孩子保持学习兴趣，让孩子快乐地学习，让孩子自主地学习;

(8)财商教育：孩子要有零花钱，引导孩子正确消费，让孩子做金钱的主人。

2.如果你是一名家长，如何防止校园暴力的发生。

(1)家长要经常了解孩子校园内外的治安状况;

(2)要以预防为主;

(3)家长要保持好良好的心态和情绪;

(4)不要盲目指责打人孩子及其父母;

(5)家长要学会巧妙向校方传达自己的个人诉求;

(6)避免粗暴解决问题的方式。

记录员签名：年月日

答辩小组评语：

成绩评定评定成绩(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 ：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

分学位委员会意见：年月日

分学位委员会主席签名：年月日

篇17：新疆暴力袭击案件消息

新疆暴力袭击案件最新消息

根据报道，2月14日19时20分许，3名暴徒在皮山县城某小区内持刀砍杀群众，公安便民警务站民警一分钟内迅速处置，当场击毙3名暴徒。案件造成10名群众受伤。其中，5人因伤势过重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5人正在全力救治，下面请跟随呼玛县律师郭水平律师一起来看详细内容。

目前，当地社会秩序正常，社会面平稳，案件侦办工作正在进行中。

民警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开枪?

遇到拒捕、**、越狱、抢夺枪支或者其他暴力行为抗拒执法逃跑，经当事警察向空鸣枪还未停违法行为，执法者可以当声击毙。

篇18：关于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调研报告

核心提示：民事行政抗诉制度是我国重要的诉讼制度，对纠正司法裁判错误，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制统一，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作用。四川省自贡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通过总结自贡两级法院近年来审理的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总体规律，梳理民事行政抗诉制度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在调研数据统计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该制度的建议。

一、自贡法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基本情况

至前三季度，自贡法院共受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124件，其中民事抗诉案件120件，行政抗诉案件4件。审结115件，其中，行政抗诉案件维持、撤诉各2件;民事抗诉结案中，维持35件，改判44件，撤诉6件，终结再审程序3件，调解结案19件，其他方式结案4件。

课题组按比例法，从各年度中随机抽样，共筛选出抗诉案件70件(含2件行政抗诉案件)，并调阅了检察院的抗诉书、抗诉卷、法院再审案卷进行具体分析。

(一)从抗诉启动看，由当事人申请居多，抗诉机关以职权启动少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以下简称《办案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受理民事、行政案件的来源，主要有申诉、交办、依职权提起等几种形式。从选取的70件案例看，因当事人申诉而启动程序的有67件，占95.71%;有1件系案外的利害关系人提起申诉，占1.43%;有2件是由检察机关在办理其他案件中自行发现、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占2.86%。

(二)从案件类型看，合同纠纷、侵权纠纷所占比重较大

从案件类型看，合同纠纷37件，占52.86%，其中以民间借贷、买卖合同为主;侵权责任纠纷18件，占25.71%;劳动争议纠纷4件，占6.25%;所有权纠纷为5件，占7.14%;婚姻家庭纠纷1件，占1.56%;其他民事案件3件，占4.69%。行政抗诉案件中，治安行政批准类案件1件，行政主体不履行法定职责1件。

(三)从抗诉理由来说，因证据不足导致抗诉的情形较多

从选取的70件抗诉案件看，抗诉理由中认为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的有 56件，“适用法律错误”的有28件，“程序违法”的有13件。

在这些抗诉理由中，“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主要表现为对于原判决裁定所认定的事实没有证据或者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采信了伪证并作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认为法院没有应当事人申请调取证据、鉴定或重新鉴定不当等;“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则主要表现为原审法院对法律关系、法律关系主体、权利归属、责任承担或者责任划分的错误认定等方面;“程序违法”则主要表现为文书送达方式的错误、遗漏诉讼主体等。

二、民行抗诉制度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

在正视民行抗诉制度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同样不可忽视该制度在司法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其既有制度性的缺陷，如抗诉机关在开庭审理中的地位和职能不明确等，也有实践操作中的异化，如为完成考核指标，“揽案源”、“滥抗诉”等。

(一)抗诉机关的介入使当事人之间的诉讼能力失衡

在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中，立法机关通过立法技巧使当事人处于一种平衡的诉讼法律关系状态，而这种平衡的诉讼法律关系又主要表现在对各方权利义务的配置上。但当检察机关以抗诉机关的身份介入民事行政案件后，情况则发生了变化。如检察机关依职权调查证据，就形式而言，是在帮助申诉人举证，就客观后果而言，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行为与申诉人的利益存在一致性。因此，检察机关的调取证据行为，存在制度性地“偏袒”申诉人，使双方的诉讼能力失去了原有的平衡状态。

(二)抗诉机关在庭审中的地位不明确

一是抗诉机关调查取得的证据在庭审中如何质证，能否直接采用。目前法律对抗诉机关调查的证据如何出示、质证，均没有明确规定。抗诉机关认为，对于自己调查取得的证据，在庭审中可以由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出示，也可以由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出示，经过质证，只要该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法院就应依法采用。但法院持不同观点，从与审判监督庭的同志座谈看，多数同志倾向于抗诉机关可以向法庭提交其调取的证据，但不能参与质证。

二是出席法庭的检察人员在庭审中能够参与哪些诉讼活动。检察机关认为，根据《办案规则》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其有宣读抗诉书、发表出庭意见、发现庭审活动违法向再审法院提出建议的三项任务。从实践看，赋予抗诉机关宣读抗诉书没有异议，但对发表出庭意见存在分歧，有的法官认为，抗诉书即代表了抗诉机关的出庭意见，宣读了抗诉书，即发表了出庭意见，若允许抗诉机关进一步对抗诉意见做说明或与当事人辩论，那其则等同于申诉人了。有的法官认为，可以有限允许抗诉机关对抗诉书做进一步阐释，对当事人的质疑予以回应。

(三)不科学的考核指标导致抗诉权异化

司法实践中，有的检察机关办案人员为了追求绩效考核目标，与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打招呼”，故意不选择上诉程序，而将判决、裁定拖延至生效后，再行提起抗诉。究其原因：一是法律规定了法院“应当”裁定再审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二是缺乏对错误抗诉的责任追究机制。抗诉错误或者办案人员基于利己因素滥用抗诉权，也不必为此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即检察机关提起抗诉不需要考虑任何风险成本。

篇19：关于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调研报告

三、完善我国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建议

抗诉制度的核心目标应当是为了制约审判权、维护司法公正和监督司法腐败，体现权力监督权力的思想，宣示制度的正义和平衡。极端追求客观真实，而置裁判稳定以及回复法定秩序于次要地位，不仅使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总处于不稳定状态，也损害了程序的安定性和诉讼的公正性。不仅社会大众，特别是检察机关，除了保持对判决既判力的尊重外，还应对案件保持足够的中立性，不能因为其法律监督身份而对一方当事人表现出倾向性保护。

(一)抗诉机关恪守“中立”的程序构建

1.构建听证程序，让抗诉机关在申诉审查阶段恪守“中立”。为切实保障申诉人之外的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检察机关在抗诉审查阶段应建立听证程序，以达到“兼听则明”的效果。就操作层面而言，该程序应涵盖以下内容：一是检察机关在决定立案受理申诉人申请后，应及时通知其他当事人，告知其他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二是其他当事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将该意见送交另外的当事人;三是申诉案件进入审查阶段后，应给予申诉案件各方当事人同等的举证期限;四是对拟决定提起抗诉的申诉案件，应告知当事人有申请听证的权利;五是当事人申请听证的，应按规定召开听证程序，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制作《审查终结报告》。

2.规范调查取证行为，让抗诉机关“不偏袒”地调查取证。《办案规则》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查取证：(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由于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主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供了证据线索，人民法院应予调查而未进行调查取证的;(二)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人民法院应予调查取证而未进行调查取证的;(三)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可能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或者枉法裁判等违法行为的;(四)人民法院据以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可能是伪证的。

关于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而未予调取，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法院未依职权调取证据的情形，我们认为，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调取证据，是否准许，以及证据相互矛盾，法院是否依职权调取，属审判权的范畴，抗诉机关不能因法院未准许或未依职权调取，而让抗诉监督权直接取代审判权，正如即使法院裁判存在错误，检察机关亦不能自行审理该案件是一样的道理。对此情形，抗诉机关可以作为抗诉理由向法院提出或者在提出抗诉的同时，单独就调取证据问题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而不能自行调取。

关于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系伪证的情形。我们认为，在民事、行政案件中，法律已就案件当事人的举证行为及法律后果进行了规定，抗诉机关作为公权机关不能逾权去打破这种立法设置的“对抗平等性”，即使确实存在有伪证情形，其举证责任亦应归结为案件当事人，检察机关不应主动调取证据。同时，如果涉及当事人申请法院调取证据或者法院应依职权调取证据，以证明据以定案的主要证据系伪造的，则抗诉机关也不应主动调取证据。

关于审判人员可能存在贪贿、徇私、枉法等情形。我们认为，这恰好是法律直接赋予法律监督机关的重要职权，此情形下，不仅抗诉机关可以调查取证，并且是应当调查取证，并可以在再审程序中直接向法庭出示。

(二)准确界定抗诉机关的诉讼地位和任务

民行案件抗诉机关，在民行再审案件中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再审程序启动者，也是再审诉讼监诉人。启动者身份，再审程序一旦启动，其职能即完结，监诉人身份，其贯穿于再审程序始终，但其又是超脱于原、被告双方利益而仅代表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第三方。于此，关于抗诉机关的庭审任务，可做一般与特别区分。就一般情况而言，抗诉机关具有宣读抗诉书和发现庭审违法活动的责任或权力;就特定情况而言，抗诉机关还具有发表出庭意见的责任或权力。如因原生效裁判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序良俗而提起抗诉，或者因原审审判人员存在贪贿、徇私、枉法等而提起抗诉时，抗诉机关就不仅仅是对原审案件当事人利益的干预，更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和捍卫者，这种情况下，抗诉机关不仅可以调查取证、举证和质证，还可以发表出庭意见，参与法庭辩论，以及进行最后陈述等。

(三)科学制定抗诉案件评价机制

一要提高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质量，这是化解抗诉困境最基础的举措。一方面因办案质量的提升，从源头减少抗诉再审案件的发生;另一方面，大力预防不当的、不羁的抗诉，有利于维护法治统一，树立司法权威。二要建立民行抗诉案件科学评价机制。就法院而言，应将抗诉后改判指标单独提取，单独作为一项考核指标，以正视民行抗诉制度的正当价值;就检察机关而言，要调整一些不科学的考核指标，防止少数检察人员为追求绩效而“揽案源”、“滥抗诉”。

篇20：查办案件工作的调研报告

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县纪检监察机关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查办案件工作，严肃查办了一批重大案件，有力地推动了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据统计，2007年1月—2008年12月，全县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查处违纪违法案件82件，其中科级干部10人，万元以上经济案件20件。结案85件，处分党员、干部82人，给予党纪处分7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1060多万元。

一、主要做法

（一）高度重视，突出主业，坚持党委对办案工作的统一领导。县委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坚定地为县纪委查办案件提供坚强后盾，坚持将办案工作置于县委的统一领导之下。县委常委会能应县纪委的提请及时召开会议，听取重大案件的查处情况汇报。县纪委始终把查办案件作为抓好反腐倡廉建设的重中之重，摆在纪检监察各项工作的主业位置。委局班子主要精力用于抓办案，两名老资格常委专抓案件检查、信访工作，重大案件班子成员挂帅。委局机关70%的力量向案件检查、信访、综合、执法等办案室倾斜。

（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查办案件的重点领域。一是严查违背县委重大决策部署的案件，确保政令畅通。围绕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重点工作、重点项目、中心任务等开展监督检查，严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政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行为。查处领导干部失职渎职案件8件，维护了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确保政令畅通。配合县委、县政府抓好村（居）“两委”换届选举，查处村（居）委会党支部书记、主任违纪案件10件，保证了换届选举的'顺利进行。二是严查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在全县引起较大反响。突出查处发生在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违纪违法案件。对领导干部特别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违纪案件，县委的态度是坚决的，措施是有力的，只要违纪，就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如严肃查处了洋青镇原党委委员招xx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案；遂溪一中校长李xx、副校长万x在普通高考中失职案等。三是严查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维护群众切身利益。重点查处了一批涉及农村集体资财管理、强农惠农资金拨付、集体经济承包经营中违纪违法案件。如部分三等伤残军人以旧伤复发为名在遂城医院住院治疗，骗取医疗保险费82.68万元案；城月镇迈坦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罗xx截留县移民办逐年拨给村委会的粮差补助款21.07万元供村委会使用，并违规收取运蔗车辆管理费2.54万元作账外集体私分案；乐民镇余村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余x弄虚作假，致使没有进行危房改建户骗取农村安居工程专项资金0.8万元案等。

（三）健全制度，强化监督，促进依纪依法办案。一是健全了办案工作制度。制定“三统一”办信、案件检查“五联办”、案件统审、案件管理等文件，完善了信访、受理、初核、立案、调查、审理等各项制度，提高了办案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二是保障了被调查处理人合法权利。注意维护被调查处理人的申辩权、申诉权、人身权、知情权和财产权，尊重他们的人格，做到文明办案。办理申诉案件4件，全部维持原处分决定。认真履行保护职能，为160名党员干部澄清了是非。三是加强了案件审理工作。实行“镇案县审”做法，坚持程序和实体并重，客观公正、宽严相济处理案件，提高查办案件综合效果。如在审理城月镇家寮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徐xx案时，召开有城月镇委镇政府、县民政局等相关部门主要领导参加的案件处理协调会，征求他们对案件的处理意见，使该案的处理合法合规、合情合理。四是强化了对办案工作监督检查。健全案管机构，充实案管力量，发挥案管部门对办案过程的监督作用，加强对办案全过程和暂扣款物的监督检查。加强对办案人员的管理监督，严明工作纪律。对违反办案纪律的行为，坚决查处。

（四）认真整改，着力治本，助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一是以办案开展警示教育。选取一些典型的大案要案，深刻剖析分子走上违纪违法道路的原因，让党员干部受到深刻教育。有的还制作警示教育片，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从中吸取教训，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和法纪防线。如查处遂城中学、杨柑二中和北坡兴文中学违规收费案时，发现我县部分中小学校存在不按“一费制”收费项目和标准收费问题，向县教育局发出《关于规范全县中小学校收费实行“一费制”问题的建议》。县教育局以这些案件在全系统开展警示教育，刹住了违规收费歪风。二是以办案完善制度建设。针对发案原因、制度和管理上的薄弱环节，向发案单位提出整改的建议，促其整改及完善制度，堵塞漏洞，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如查处县经贸局生猪管理费专项资金管理、监督、使用混乱案后，向该局提出加强生猪管理费专项资金管理的三点建议，促使该单位财经制度的完善，有效防范类似问题的发生。三是以办案强化监督管理。针对办案中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督促有关部门开展专项治理，强化管理和监督机制。如查处我县部分伤残军人以旧伤复发在遂城医院住院治疗为名，骗取社保资金案时，及时向县委、县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强化对社保资金监管的建议。县政府研究制定相应的社保资金监管方面的制度，强化了监管，堵塞了漏洞，使县社保资金开支大幅下降。

（五）支持基层，强化督导，推动查办案件工作平衡开展。对基层纪委发现的重要违纪线索，及时派员协助调查；基层纪委办案遇到困难阻力时，县纪委领导亲自出面协调，为其排忧解难；对重大复杂案件，采取县镇纪委联合办案，合力攻坚。如指导黄略镇纪委查处礼部村党支部书记谢xx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好处费0.8万元、办证费0.12万元和非法占有他人承包金0.8万元案；督促和协助草潭镇纪委查处该镇石杨小学校长李x挪用特困学生生活补助1.2万元归学校使用案；指导县交通局查处遂城交管站陈xx通过社会人员私刻单位年审公章非法为业主年审，骗取会员费0.49万元，以及拖欠公款1.01万元案。由于督导有力，2007年、2008年实现乡镇办案率100%。

（六）加强学习，提升素质，打造一支过硬的纪检监察办案干部队伍。一是注重理论学习。开展“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的贴心人”主题实践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学习王瑛同志先进事迹活动，深化了对“四个对”要求的认识，坚定了理想信念，树立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二是强化学习培训。举办全县纪检监察业务培训班，对乡镇纪委书记、县直及驻遂单位纪检组长（纪委书记）、监察室主任和委局机关干部进行培训；选派28名干部参加中央、省、市纪委办案业务培训班，提高其业务水平。三是充实办案力量。增加一名检查二室副主任，充实案件检查、执法、效能等室的办案力量，增强案件检查队伍战斗力。

二、当前办案工作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思想统一难。一些单位和部门对查办案件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有的担心办案影响经济发展，在办案中瞻前顾后，不敢大胆办案；有的怕办案得罪人，存在畏难情绪，对案件尽量少办或不办；有的片面理解治标与治本的关系，认为强调加大源头治腐力度，就不必加大惩处力度，因此放松了查办案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