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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墨子的文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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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墨子的文艺思想

篇1：浅谈墨子的文艺思想

浅谈墨子的文艺思想

【摘要】：传统的观点认为，墨子与老子一样，都对文艺持否定、排斥的态度。《荀子》书中“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1]的论调，则道出了墨子文学思想的实用性和功利性。这显然与孔子所提倡的文章宜“文质彬彬”的文学主流思想背道而驰。《墨子》是墨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记录，可看作反映墨子言论、思想的主要作品。因此近代对《墨子》一书文艺思想的论调多有偏颇，认为其全面否定美和艺术的社会价值。笔者通过熟读《墨子》一书，认为《墨子》一书拥有丰富的文艺思想，并没有全面否定文学和艺术的存在价值。本文试图从《墨子》一书中墨子对文学的论述来探讨和梳理其文艺思想。

【关键词】：墨子;功利;三表;天治。

我国着名诗人闻一多曾说：“懂得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林继中先生也认为，要体味“作为独特的唐人生活再现之唐诗”，就不能不先了解那“诗一般的唐人生活”。这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研究作家的作品，先要了解作家所处的时代。要了解《墨子》一书的文艺思想，就要联系墨子所生活的时代特色。

1、《墨子》产生的社会背景

墨子，名翟，我国战国时期着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其生活的年代略晚于孔子。《日知录》中有一段对孔子死后百余年间社会剧变的精彩概括：

自《左传》之终以至此(指周显王三十年)，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佚，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日知录集释》卷十三)

由上可见，墨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奴隶社会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已破坏殆尽。各诸侯大国间竞相争霸，连年混战。而诸侯国的统治者们不但不奋发图强、与民休养生息，反而务为耳目之娱乐、穷凶极奢致使民不聊生。《墨子》一书中对此也有所披露：

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墨子·非乐》)

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与居处不安，饮食不时，作疾病死者，有与侵就橐，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墨子·节用上》)

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则异于此。必大棺、中棺，革阓三操，璧玉即具，戈剑、鼎鼓、壶滥、文绣、素练、大鞅万领、舆马、女乐皆具，曰：必捶差通，垄虽凡山陵。此为辍民之事，靡民之财，不可胜计也，其为毋用若此矣。(《墨子·节用下》)

在封建制度发展、生产力大为提高，各诸侯国间割据混战、相互吞并的战国时代，孔子那种以“仁义”治天下的做法，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急需对其进行反思和改造。墨家学说由此应运而生。

2、《墨子》所反映的墨子主要的文艺思想

古代“文艺”一词，与我们现在的文艺概念不同，主要指撰述和写作方面的学问，如《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中：“有隐於知理者，有隐於文艺者。”。今天“文艺”一词的含义则更为广泛，不仅指写作，也包括音乐、表演、绘画、装潢装裱等各种文化表现形式。本文是就此义谈墨子的“文艺”思想。

2.1“功利”的文艺价值观。

面对战国时代诸侯混战、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墨子主张礼乐文章必须从功利角度考虑其价值。而其所谓的功利则体现出一种现实的社会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无务为文而务为察

墨子强调品行是为人治国的根本，所谓“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君子建立自己的名声需要以品行为本。墨子认为，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则“虽辩必不听”、“虽劳必不图”。而那些名扬天下的聪明人则是心里明白而不多说，努力作事而不夸说自己的功劳，“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说话不图繁多而讲究富有智慧，不图文采而讲究明白。这是墨子对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观点：文学艺术创作要服务于培养君子的大目标。这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功利价值观也在《墨子·非命下》中得以体现：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

墨子强调，君子写文章、发表谈话，应以国家人民的事物为依据，必须要有利于社会，否则与日夜鸣叫的苍蝇、青蛙无疑。

2.1.2乐非所以治天下

墨子认为音乐只是用来放松休息的，于治国无益，甚至会妨碍政事。因此，墨子提出“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但应该指出的是墨子并没有因片面强调功利而完全的否定音乐的审美作用。而只是强调君王、官员以音乐为娱乐应该不已影响治理天下和人民幸福为前提。因此，墨子说：

圣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因为无智矣。今圣有乐而少，此亦无也(《墨子校译﹒三辩》)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豢煎灸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校译﹒非乐》)

篇2：墨子

墨子，中国先秦墨家学派创始人。中国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科学家、人权活动家。

（约公元前479年～前381年）。他曾提出“兼爱”“非攻”等观点，创立墨家学说，并有《墨子》一书传世。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出生于山东滕州，也有少数学术界人士认为墨子出生于河南鲁山。

【墨子生卒考】

钱穆

墨子生年，自司马迁已不详，仅附著于《孟荀列传》，云：“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二说相较，后者为是。《汉志》云：“墨子在孔子后，”《后汉书张衡传》注云：“公输般与墨翟并当子思时，出仲尼后，”皆是也。余考墨子止楚攻宋，在楚惠王四十四年后，五十年前。时墨子年三十余，下逮周安王十年，墨子当死于其时，年寿盖逾八十。（葛洪《神仙传》：“墨子年八十有二，入周狄山学道。”孙诒让《闲诂》谓其说虚诞不足论。然墨子年寿必逾八十，余尉或可墨子寿八十二，后世遂谓其入山学道也。然既不得定其生卒的年，则此事无足深论。）上推墨子生年，当早周敬王之末年，或犹及孔子之未死也。（孔子卒，至安王十年共八十七年。）近人梁启超《墨子年代考》颇精密，然谓墨子生于周定王初年，（元年至十年之间。）约当孔子卒后十余年，卒于周安王中叶，（十二年至二十年之间。）约当孟子生前十余年，则犹微有误。余考墨子之生，至迟在元王之世，不出孔子卒后十年。其卒当在安王十年左右，不出孟子生前十年。较梁《考》移前十许年。以止楚攻宋一事为主眼，似粗得墨子年世之真。梁《考》又谓墨子之卒，最早不能早于郑]公被弑之后三年。因谓是周安王十二年，亦非是。郑]公被弑，在安王六年，故黄式三谓鲁阳文君将攻郑，在此年也。即弃去一年计之，郑]被弑后三年，亦仅为周安王之九年。梁氏以安王十二年起算，盖一时之误。

《淮南要略》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盖墨子初年，正值孔门盛时，故得闻其教论，受其术业，非谓墨子亲受业于孔子也。《墨子耕柱篇》：“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对曰云云，子墨子闻之，曰：叶公未得其问，仲尼亦未得所以对。”今按：墨子幼年，正当孔子晚节，或竟不及与孔子并世。孔子游蔡，遇叶公，墨子尚未生。此云闻其问答，亦得之传闻，非谓其时墨子已生，有知识，能云云也。《耕柱篇》又载子夏之徒问^于子墨子。孙诒让《墨子闲诂》曰：“《史记索隐》引《别录》云：按《墨子书》有文子，文子即子夏之弟子，问于墨子，如此则墨子在七十子后。”此亦误。《论语》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岂得谓子张在子夏后？谓墨子年事较晚于子夏则可，谓墨子在七十子后则非也。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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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翟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曾学习儒术，因不满“礼”之烦琐，另立新说，聚徒讲学，成为儒家的主要反对派。据说楚王曾计划攻宋，墨子前往劝说楚王，并在与公输般的模拟攻防中取得胜利，楚王只得退兵。墨子的思想与主张见墨家。

西汉太史公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末尾提到：“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所以后世一般认为他是宋人。

公元前5世纪初，墨子可能是出生在宋国一个以木工为谋生手段的手工业者家庭。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处工就官府”的社会，即工匠处于官府的严格控制之下，隶属和服务于官府，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而当时的工匠是世袭的，因此墨子从小就承袭了木工制作技术，并由于他的聪明巧思，使他成为一名高明的木工匠师和杰出的机械制造家，为他后来的社会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他精通手工技艺，可与当时的巧匠鲁班相比。他自称是“鄙人”，被人称为“布衣之士”和“贱人”。汉朝的王充甚至说，孔子和墨子的祖先都是粗鄙之人。墨子曾做宋国大夫，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墨子曾经从师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的烦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舍掉了儒学，形成自己的墨家学派。

墨子“好学而博”（《庄子天下》），并且是个以天下为己任、立志救民于水火中的大好人。孟子对他这种“士志于道”的精神还是十分赞扬的：“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庄子也由衷得称赞：“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庄子天下》）。

墨子许是洞察到人性的弱点，其著作《天志》《明鬼》宣扬敬天事鬼，以震慑当时权力不受约制的天子国君，遂形成墨家宗教观，也因此受到后人的曲解与批评。东汉哲学家王充写《论衡》一书时，狠狠批判了墨子的宗教观。但无论如何，墨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无疑占着极重要的位置，墨子本人也是一位极杰出的优秀人才。

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扬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地反对兼并战争。

他的“非命”、“兼爱”之论，和儒家“天命”、“爱有等差”相对立。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其中不少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相传收藏图书甚多，有图书达三车。《墨子》称“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梁启超在研究私人藏书的起源时：“苏秦发书，陈箧数十；墨子南游，无书甚多。可见书籍已经流行，私人藏储，颇便且当。”

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显学”。

墨家同时也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团体，最高的领袖被成为“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听从指挥，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

墨子的思想共有十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其中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基本点。

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门徒，一般的亲信弟子达数百人之多，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西到郑、卫，南到楚、越。他还曾和公输盘论战，成功地制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

墨子还在名辩说方面有所成就，成为战国时期名辩思潮的渊源之一。墨子的事迹，在《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中有所体现，他的思想主要保存在墨家弟子所编写的《墨子》一书中。

墨子天资聪慧，据说他用木头削成的车轴，能承受六百斤重的物体；看到满山的野果壳在雨水浸泡之后流出色液，就发明了坑布之法引导山民坑染布料。墨子还把自己对坑布技术的感悟上升到哲学的思维高度，这就是后来他写的名篇《所染》。由此可见，这位墨子还是一位发明家、科学家

他还擅长守城技术，其弟子将他的经验总结成《城守》二十一篇。在军事上知道以兵制兵、以战制战、以术制术、以器制器。为此，他写了《非攻》、《备城门》等一系列军事名篇。

墨子在学习中，常把学到的知识与实践相对照，写出了《非儒》、《非乐》、《节葬》、《节用》等名篇。许多知名之士都投奔到墨子门下，墨家学派开始形成。墨子对其门徒不但授以思想理论，更重视在实践中学习，关键时刻还能挺身而出，出兵打仗。历史上有名的墨子止楚攻宋的故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墨子的著作中，还有一部分学说涉及自然科学，如力学、光学、声学等。小孔成像原理还是墨子最早发现的。他的微分学原理，也比西方要早。因此，他被西方科学界称为东方的德谟克利特。

由于墨子主张从劳动者中选拔人才，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因而墨子被称为平民圣人。

墨子老年隐居于鲁山县熊背乡黑隐寺并卒葬于此，现存有土掉沟、黑隐寺、坑布崖、墨子城等古迹供人们瞻仰。

【墨子姓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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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界至今无法确定墨子的真实姓名，有以下各种说法：

墨子姓墨名翟

最传统，最为大众所接受的说法是，墨子姓墨名翟。《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内都如是称。《元和姓纂》明确说墨子乃孤竹君之后，本墨胎民，改为墨氏。而《新唐书艺文志》也沿用这种说法。

墨子姓翟名乌

南齐孔稚圭所著的《北山移文》则称墨翟为“翟子”，元朝伊世珍所著的《琅环记》[2]也附和此说，并认为墨子姓翟名乌。清朝周亮工所著的《固树屋书影》更具体地提出：“以墨为道，今以姓为名。”认为他姓翟，并将姓转成名；而“墨”是一种学派。晚清学者江琼所著的《读子卮言》承袭周亮工的说法，并进一步说明，以为古代确实有“翟”这姓氏，但无“墨”姓，而且战国诸子中儒、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小说等，都没以姓作为学派名，因此墨应该是学派的名称。

墨翟为“貊狄”或“蛮狄”之音转，非姓名

近代学者胡怀琛有研究墨子，在其所撰《墨翟为印度人辨》一文中提出，墨既非姓，翟也不是姓，更不是名，而是“貊狄”或“蛮狄”之音转，是用来称一个不知姓名的外国人。

墨为古代刑名之一

近代学者钱穆的《墨子传略》从墨刑是古代刑名之一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古人犯轻刑，则罚作奴隶苦工，故名墨为刑徒，实为奴役，而墨家生活菲薄，其道以自苦为极。墨子和弟子们都“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人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族踵”。这样，就被称为墨了。而历史上西汉淮南王英布遭黯刑后称为黥布，也是一证。而翟确实是名，因《墨子》和《吕氏春秋》记载墨翟，往往称“翟”。

【墨子里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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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生于何处，现有书籍并无明确记载，历史上也有不同的说法，曾有宋人说，楚人说，鲁人说，印度人说等。其中宋人说历来为墨学界绝大部分人所认可。

宋人说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据此历代学者称其为宋人。此说一直流行到清代。

楚人说

清代毕沅注《墨子》时，据《吕氏春秋》高诱之注，并参照墨子诸多与鲁阳文君的对话，推定其为鲁阳人，即楚人。

鲁人说

清代孙诒让作《墨子间诂》，在附文《墨子传略》中第一次提出墨子为鲁国人。其主要依据为：

《墨子贵义》“墨子自鲁即齐” (墨子游历很广，这并不能说明墨子是鲁人)

《墨子鲁问》“以迎墨子于鲁” (墨子曾在鲁国居住过，这也不能说明墨子是鲁国人)

《吕氏春秋爱类》“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

滕州说的提出

墨学研究学者张知寒在《墨子原为滕州人》、《墨子里籍新探》等论文中进一步考证，墨子出生地应为古代邾国的“滥邑”(现山东滕州境内)，滥邑后来归属鲁国。其主要依据有：

墨子是宋国贵族目夷之后，史载滕州东南有目夷亭

墨子学说继承了邾娄文化的传统,而邾娄号称“百工之乡”，而墨子生活习惯和科技成就与此密切相关。

其他学说

印度人胡怀琛撰《墨翟为印度人辨》、《墨子学辨》等论著，首次提出墨子为印度人。他认为墨并非姓，翟也不是姓，更不是名，而是“貊狄”或“蛮狄”之音转；而且墨子长得黑，主张兼爱、非攻，显示墨子应该是婆罗门。金祖同、陈盛良则说墨子可能是穆罕默德以前的回教徒，卫聚贤考证墨子应为印度人或阿拉伯人。

但回教徒之说法显然不符事实，因为先知默罕默德出生于约公元570（另一说为公元571年），而伊斯兰教于7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半岛，于公元7世纪中叶（唐朝）从阿拉伯传入中国。与墨子活动时间相差千年。回教源于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由先知默罕默德一手创立。故在默罕默德之前的称之为回教实属不妥，或许会引发宗教争议。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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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墨子》可知，墨子思想，有十条五类纲领，即《墨子鲁问》所云：“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其中兼爱和非攻是墨子思想的核心。

墨子的学说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①兼爱非攻。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

②天志明鬼。宣扬天志鬼神是墨子思想的一大特点。墨子认为天之有志--兼爱天下之百姓。因“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只臣也”，“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墨子不仅坚信鬼神其有,而且尤其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会赏善罚暴。墨子宗教哲学中的天赋人权与制约君主的思想，是墨子哲学中的一大亮点。

③尚同尚贤。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他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

④节用节葬。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大禹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哲学政治思想

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 “ 耳目之实 ”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把“事” 、“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但墨子并没有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墨家学派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逻辑思想体系。

一种观点认为，墨子世界观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强调“非命”、“尚力”，认为决定人们不同遭遇的不是“命”，而是“力”。另一方面，墨子又肯定“天志”和“鬼”的作用。他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宣扬“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者”，“必得罚”。他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就是“顺天意”，“别相恶，交相贼”就是“反天意”。但另一种观点认为，“非命”与“天志”体现了墨子“天人之辩”强烈的思维张力，在墨子宗教哲学里，天志兼爱而不不制天命，天道酬勤，天喜欢自强不息的人。

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逸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 ”来充当；而人民与天子国君，则都要服从天志，发扬兼爱，实行义政，否则，就是非法的，这就是“ 一同天下之义”。

逻辑思想

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

篇3：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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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

墨子及墨家学派的著作汇编，在西汉时刘向整理成七十一篇，但六朝以后逐渐流失，现在所传的《道藏》本共五十三篇，原来都写墨翟著，但其中也有墨子弟子以及后期墨家的著述资料，这是现在研究墨家学派的主要史籍。按内容，《墨子》一书可分五组：从《亲士》到《三辩》七篇为墨子早期著作，其中前三篇掺杂有儒家的理论，应当是墨子早年“习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痕迹；后四篇主要是尚贤、尚同、天志、节用、非乐等理论。从《尚贤上》到《非儒下》二十四篇为一组，系统地反映出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十大命题，是《墨子》一书的主体部分，《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专说名辩和物理、光学等内容，前人因其称“经”，定为墨翟自著，实际是后期墨家作品，这是研究墨家逻辑思想和科学技术成就的珍贵资料。《耕柱》至《公输》五篇是墨子言行记录，体例与《论语》相近，是墨子弟子们辑录的，也是研究墨子事迹的第一手资料。《备城门》以下到末二十篇(含已佚九篇)，专讲守城技巧与城防制度，其制度与秦相近，是战国时期秦国墨者所作，这是研究墨家军事学术的重要资料。

战国末期，墨家后学将该派的著作汇编成《墨子》一书，《墨子》一书是墨子言行的忠实写照，又称《墨经》或《墨辩》。

《墨子》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西晋鲁胜、乐壹都为《墨子》一书作过注释，可惜已经散失。现在的通行本有孙诒让的《墨子闲诂》，以及《诸子集成》所收录的版本。

现存《墨子》五十三篇，由墨子和各代门徒逐渐增补而成，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的基本材料。其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经》或《墨辩》，着重阐述认识论和逻辑学，在逻辑史上被称为后期墨家逻辑或墨辩逻辑（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为古希腊的逻辑体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学）；其中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天文学、几何光学和静力学。

自秦以后，墨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散见于各种典籍之中，如见于《新序》、《尸子》、《晏子春秋》、《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子》、《战国策》、《诸宫旧事》、《神仙传》等等。西汉刘向的《汉书艺文志》将散见各篇著录成《墨子》。共七十一篇。经历代亡佚，到宋时，只存六十篇，目前只存五十三篇，已亡佚十八篇。其中已亡佚的有：《节用》下篇，《节葬》上、中篇，《明鬼》中篇，《非乐》中、下篇，《非儒》上篇，除此八篇外，另十篇连篇目皆亡佚，在这十篇中，只有《诗正义》曾提到过《备卫》此篇目，其余无可考。

《墨子》一书，既非一人所作，又非一时所成。一般认为《墨子》是由墨子自著及其门徒记述墨子言论的书篇而写定的一家之言。

按梁启超的分类，《墨子》一书内容可以分为五大类。

第一类：《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辩》共七篇。

这一类杂有名家之言，混有杂家之说。比如《亲士》篇中的“?者必先挫，错者必先靡”、“甘井先竭，招木先伐”、“太盛难守”等，皆出于道家之语。“修身”一词，为儒家之言。《所染》中的“染苍则苍，染黄则黄”疑是出于名家之性说。“法仪”一词，疑是法家之言，纯出伪托，而后四篇是墨家记墨学的概要，有可能是墨学的提纲挈领。

第二类：《尚贤》上中下篇、《尚同》上中下篇、《兼爱》上中下篇、《非攻》上中下篇、《节葬》下篇、《天志》上中下篇、《明鬼》下篇、《非乐》上篇、《非命》上中下篇、《非儒》下篇，共二十五篇。

这一类是代表墨家的主要政治思想。除了《非攻》上篇、《非儒》下篇之外、各篇皆有“子墨子曰”四字，认为是墨子门弟所记的墨子之言。

第三类：《经》上下篇、《经说》上下篇、《大取》、《小取》篇，共六篇。

这一类被治墨者称为墨辩，亦称为墨经。此六篇难通难译，古字词较多，辩理深奥，加上杂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光学力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理论、社会科学、伦理学、逻辑学等等，实在难以理解。这一类是《墨子》的精华部分。梁启超认为这六篇是墨翟自著。而孙诒让则认为是后墨学者所著。孙诒让所据的理由之一是：公孙龙与墨子时代不同，而且公孙龙在墨子之后，因此不可能有坚白石之论。

第四类：《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共五篇。

这五篇是墨子弟子记载墨子的言论行事。亦算是对墨子的生平的记录，体裁接近《论语》。

第五类：守城各篇。它们是《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迎敌祠》、《旗帜》、《号令》、《杂守》共十一篇。

这一类可以说是墨家兵法。墨子提倡非攻，以守御为主，十一篇皆以守备之法为主题。墨家兵法是墨学之弟子精研而成。此十一篇古字词颇多，古代兵法阵法用词不少，很少通译。

此书文风朴实无华，但部分内容诘屈聱牙，以致两千来年，很少有人问津。直到近代，才有学者认真解读这本古书，才发现早在二千多年前墨家便已有对光学（光沿直线前进，并讨论了平面镜、凹面镜、球面镜成像的一些情况，尤以说明光线通过针孔能形成倒像的理论为著）、数学（已科学地论述了圆的定义）、力学（提出了力和重量的关系）等自然科学的探讨，可惜的是，这一科学传统也因此书在古代未得到重视而没能结出硕果。但这一发现，震动了当今学术界，使近代人对墨家乃至诸子百家更为刮目相看。

【贡献与影响】

[编辑本段]

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

另外墨子在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者有：

1．宇宙论方面

墨子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个体或局部都是由这个统一的整体分出来的，都是这个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整体包含着个体，整体又是由个体所构成，整体与个体之间有着必然的有机联系。从这一连续的宇宙观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关于时空的理论。他把时间定名为“久”，把空间定名为“宇”，并给出了“久”和“宇”的定义，即“久”为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时间，“宇”为包括东西中南北的一切空间，时间和空间都是连续不间断的。在给出了时空的定义之后，墨子又进一步论述了时空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他认为，时空既是有穷的，又是无穷的。对于整体来说，时空是无穷的，而对于部分来说，时空则是有穷的。他还指出，连续的时空是由时空元所组成。他把时空元定义为“始”和“端”，“始”是时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端”是空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这样就形成了时空是连续无穷的，这连续无穷的时空又是由最小的单元所构成，在无穷中包含着有穷，在连续中包含着不连续的时空理论。

在时空理论的基础上，墨子建立了自己的运动论。他把时间、空间和物体运动统一起来，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在连续的统一的宇宙中，物体的运动表现为在时间中的先后差异和在空间中的位置迁移。没有时间先后和位置远近的变化，也就无所谓运动，离开时空的单纯运动是不存在的。

对于物质的本原和属性问题，墨子也有精辟的阐述。在先秦诸子中，老子最早提出了物质的本原是“有生于无”(《老子》第1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40章)。墨子则首先起来反对老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万物始于“有”的主张。他指出，“无”有二种，一种是过去有过而现在没有了，如某种灭绝的飞禽，这不能因其已不存在而否定其曾为“有”；一种是过去就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如天塌陷的事，这是本来就不存在的“无”。本来就不存在的“无”不会生“有”，本来存在后来不存在的更不是“有”生于“无”。由此可见，“有”是客观存在的。接着，墨子进而阐发了关于物质属性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没有石头，就不会知道石头的坚硬和颜色，没有日和火，就不会知道热。也就是说，属性不会离开物质客体而存在，属性是物质客体的客观反映。人之所以能够感知物质的属性，是由于有物质客体的客观存在。

2．数学方面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性高度对待数学问题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一系列数学概念的命题和定义，这些命题和定义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性。

墨子所给出的数学概念主要有：

关于“倍”的定义。墨子说：“倍，为二也。”(《墨经上》)亦即原数加一次，或原数乘以二称为“倍”。如二尺为一尺的“倍”。关于“平”的定义。墨子说：“平，同高也。”(《墨经上》)也就是同样的高度称为“平”。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定理“平行线间的公垂线相等”意思相同。

关于“同长”的定义。墨子说：“同长，以正相尽也。”(《墨经上》)也就是说两个物体的长度相互比较，正好一一对应，完全相等，称为“同长”。

关于“中”的定义。墨子说：“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中”指物体的对称中心，也就是物体的中心为与物体表面距离都相等的点。

关于“圜”的定义。墨子说：“圜，一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圜”即为圆，墨子指出圆可用圆规画出，也可用圆规进行检验。圆规在墨子之前早已得到广泛地应用，但给予圆以精确的定义，则是墨子的贡献。墨子关于圆的定义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圆的定义完全一致。

关于正方形的定义。墨子说，四个角都为直角，四条边长度相等的四边形即为正方形，正方形可用直角曲尺“矩”来画图和检验。

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正方形定义也是一致的。

关于直线的定义。墨子说，三点共线即为直线。三点共线为直线的定义，在后世测量物体的高度和距离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晋代数学家刘徽在测量学专著《海岛算经》中，就是应用三点共线来测高和测远的。汉以后弩机上的瞄准器“望山”也是据此发明的。

墨子把点、线、面、体分别称为“端”、“尺”、“区”、“体”，并给出了它们各自的定义。他还指出，“端”是不占有空间的，是物体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与古希腊的原子论相类似。

此外，墨子还对十进位值制进行了论述。中国早在商代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应用了十进制记数法，墨子则是对位值制概念进行总结和阐述的第一个科学家。他明确指出，在不同位数上的数码，其数值不同。例如，在相同的数位上，一小于五，而在不同的数位上，一可多于五。这是因为在同一数位上(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五包含了一，而当一处于较高的数位上时，则反过来一包含了五．十进制的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中所说：“商代的数字系统是比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同一时代的字体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

在由鲁国通往楚国的路上，一个穿着粗麻布衣服的中年男子，正在急匆匆地赶路。只见他浑身尘土，汗如水注，但并没有放慢自己的脚步。

一路之上，人烟稀少，路旁有大片大片荒芜的田地，荒地上间或还可以看到横陈的尸体和白森森的残骨。

他是谁呢？是什么原因使他如此奔波呢？

大约公元前450年左右，正值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初期。当时诸侯各自割据一方，称王称霸。各诸侯之间互相攻伐，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兼并战争频频发生。

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祸，给国家带来无法弥补的创伤。大批的老百姓在战争中死去，家园被毁，国家危亡。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现在，据说楚国的著名机械制造家公输般，正夜以继日，为楚国制造新的攻城器械，准备攻打宋国。这无疑是在无穷的战争中，又撒了一把盐。

这个不幸的消息，激起了这位匆匆赶路之人的愤怒，他就是大名显赫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科学家鲁国人墨翟，人们尊称他为墨子。现在，他正要赶往楚国去，准备阻止楚王发动的不义之战。

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跋涉，墨子来到了楚国的都城郢，已是非常劳累、疲困，但他顾不上休息，便去见楚王和公输般。

他运用自己的辩才和机智，向楚王和公输般陈述利害，说明了如发动这场不义之战，对两国都不会有好处。

尽管楚王和公输般在墨子面前理屈词穷，但是仍然坚信自己有先进的攻城器械，打败宋国如囊中取物。所以，这场仗是势在必打，任何人劝说均无济于事。

墨子见此，便说道：“你说你们有先进的攻城器械，那么，你们真能打败宋国吗？”

说着，墨子便在桌上摆起实物图来，让公输般用他制造的器械来攻打。公输般多次演示了攻城的器械和技术，都被墨子一一击退，公输般失败了。

公输般虽然失败了，但他并不死心，便想阴谋杀害墨子，以赢得战争的胜利。

墨子一眼便识破了公输般的阴谋，便坚定地说：

“你的意思是想先把我杀了，再去攻打宋国，但是，你错了，我的学生禽滑厘等300余人，正拿着我的守城器械，按照我的守城部署，正等着你们去进攻呢。

“所以说，你们即使杀了我，宋国同样也是攻不下来的。相反，却落个被天下人耻笑的骂名！”

在看到攻取宋国已经无望的情况下，楚王不得不放弃这场不义之战。这个故事可以使人看到墨子的胆略和才智，是如何的出类拔萃和胜人一筹。

墨子，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相传是宋国人，后来长期住在鲁国，他是我国古代卓有贡献的自然科学家。

墨子大约出生在周敬王40年（前480年）左右，卒于周威烈王 6年（前420）左右，出生于一般的平民百姓家庭，本人曾经当过制造器械的工匠。

在认识论上，墨子重视生产知识，承认外部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强调感性直观是认识的来源和根据。这在多年前，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无疑，这也是墨子和他的学派，能够在自然科学中做出重大贡献的重要原因。但是，墨子过分夸大了感性的作用，又陷入了狭隘经验论的错误。

墨家学派的总汇《墨子》原共71篇，现存53篇，其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等四篇合存起来称《墨经》。

这四篇再加上《大取》、《小取》两篇，称为《墨辩》。也有人把这6篇放在一起总称为《墨经》。

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结构严谨的科学著作。书中不仅涉及到社会科学范畴的广阔内容，还包含有时间空间、物质结构、力学、光学和几何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

在这部书中，其中有很多问题阐述严密，说理透彻，立论准确，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可以这样说，《墨经》在古典哲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中，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珍品。

首先，《墨经》中记述了丰富的力学知识。力学，是研究机械运动的科学。《墨经》中有关于机械运动的定义：“动，城徙也。”

上面这句话的意思是，物体位置的移动，就是机械运动。这跟现代机械运动的定义是完全一致的。书中又进一步阐述了平动、转动和滚动等几种不同形式的机械运动。

《墨经》中关于力的定义是从人的体力概念引申出来的。书中写：“力，形之所以奋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力是使人的运动发生转移和变化的原因。

当时，我国人民已经认识到浮力原理，并且在生产中有了广泛的应用。书上写道：“形体大的物体，在水中沉下的部分浅，是因为物体重量被水的浮力平衡的缘故。

这说明了墨子不仅定性地认识到浮力同重力的平衡关系，而且有了定量的概念。这和后来希腊学者阿基米德创立的浮力原理是一致的，只是表述得不够完整。

《墨经》讨论了杠杆的平衡问题。设有一杠杆，一头悬挂砝码，另一端悬挂重物。支点的一边叫标（力臂），另一边叫本（重臂）。如果两边平衡，杠杆必是水平的。

《墨经》不仅清楚地叙述了种种杠杆的实验结果，更加可贵的是对这些实验做了正确地解释。

例如，它解释了“标”一端下垂的实验现象，认为是由于力臂和砝码的联合作用大于重臂和重物的联合作用的缘故。

这个解释不仅考虑到力或重的多少，而且还考虑了距离和平衡的关系，虽然并没有得出明确的定量关系，但是实际上提出了力矩的概念。

可以说，墨子已经发现了杠杆的平衡原理。

在《墨经》中，还记载着丰富的几何光学知识。

墨子和他的学生们做了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并且提出了精辟的解释：

在一间黑暗的小屋朝阳的墙上开一个小孔，人对着小孔站在屋外，屋里相对的墙上就出现了一个倒立的人影。

为什么会出现这奇怪的现象呢？

墨子解释道：这是因为光线像射箭一样，是直线行进的。人体下部挡住了直射过来的光线，穿过小孔，成影在上边；人体上部挡住直射过来的光线，穿过小孔，成影在下边，就成了倒立的影。

墨子并指出，人的位置离墙壁由远及近，暗室里的影也由小变大，倒立在墙上。这是对光直线传播的第一次科学解释。

书中还利用光线直线传播的原理，解释了物体和投影的关系。

墨子认为，光被遮挡就产生投影，物体的投影，并不跟随物体一起移动。如飞翔着的鸟儿，它的影子仿佛也在飞动着，实际上并不是这种情况。

墨子指出，飞鸟遮住了直线前进的光线，形成了影子。在一瞬间，飞鸟移动了位置，原来光线照射不到的地方，旧影就消失了，而在新的地方，出现新的影子。

这就是说，鸟在飞翔中，它的影子并不跟着移动，而是新旧投影的不断更新。在2000多年前，能这样深入细致地研究光的性质，做出正确解释，确是难能可贵的。

墨子和他的学生们对镜子成像的原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平面镜、凹面镜和凸面镜成像的理论。

《墨经》关于四面镜成像的叙述，没有说明物体在凹面镜球心和焦点之间的时候的成像情况，显然不够全面、严密，但是在科学还处于萌芽时期的古代，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凸面镜成的像只有一种：像是正立而缩小的虚像，位于镜子的背面；物体距镜近，像大，反之，就小。墨子在描写凸面镜时，是符合实际的。

在声学方面，《墨子》也有记述，当时设计了一种地下声源定向装置。其方法如下：沿城墙根每隔一定距离挖一口井，挖到地下水位以下约两尺为止，然后在井下放置一个容量七八十升的陶瓮，瓮口蒙上皮革，做为地下共鸣箱。

这时，让听觉灵敏的人伏在瓮口谛听，遇有敌人挖坑道攻城，就可以根据各陶瓮的响声大小确定来敌的方向位置，以便出兵给敌以迎头痛击。

此外，《墨经》中还提出了“端”、“尺”、“区”、“穴”等概念，大致相当于近代几何学上的点、线、面、体。

墨家关于“端”的概念的论述，还包括了“原子”的含义，认为“端”是组成物体的最小单位。

如果这些理解没有错误的话，那么可以说，早在2000多年前，《墨经》中已经出现了现代原子学说的萌芽思想，无论是哲学发展史还是在科学发展史上都占据一定的地位。

从上可知，墨子和墨家学派的科学成就，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应该是相当杰出的。他们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就，是和他们重视实验、敏于观察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分不开的。

以上情况也说明了另一个情况，就是在我国古代，还没有建立在严密的科学实验和严格的数学方法基础上的物理科学，没有形成独立的物理学学科。但是，在实践中却积累了丰富的物理学方面的知识。

3．物理学方面

墨子关于物理学的研究涉及到力学、光学、声学等分支，给出了不少物理学概念的定义，并有不少重大的发现，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定理。

首先，墨子给出了力的定义，说：“力，刑(形)之所以奋也。”(《墨经上》)也就是说，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即使物体运动的作用叫做力。对此，他举例予以说明，说好比把重物由下向上举，就是由于有力的作用方能做到。同时，墨子指出物体在受力之时，也产生了反作用力。例如，两质量相当的物体碰撞后，两物体就会朝相反的方向运动。如果两物体的质量相差甚大，碰撞后质量大的物体虽不会动，但反作用力还是存在。

接着，墨子又给出了“动”与“止”的定义。他认为“动”是由于力推送的缘故，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止，以久也，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也。”的观点，意思是物体运动的停止来自于阻力阻抗的作用，如果没有阻力的话，物体会永远运动下去。这样的观点，被认为是牛顿惯性定律的先驱，比同时代全世界的思想超出了1000多年，也是物理学诞生和发展的标志（亚理士多德认为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没有力物体就不会运动，而停止是物体的本性，这样的观点是符合常人观测的结果的，却是肤浅和错误的）。

关于杠杆定理，墨子也作出了精辟的表述。他指出，称重物时秤杆之所以会平衡，原因是“本”短“标”长。用现代的科学语言来说，“本”即为重臂，“标”即为力臂，写成力学公式就是力×力臂(“标”)=重×重臂(“本”)。现在人们一般都习惯于把杠杆定理称为阿基米德定理，其实墨子得出杠杆定理比阿基米德早了2，应称之为墨子定理才是公允的。此外，墨子还对杠杆，斜面、重心、滚动摩擦等力学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在光学史上，墨子是第一个进行光学实验，并对几何光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家。如果说墨子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也不为过分，至少在中国是这样。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卷中所说，墨子关于光学的研究，“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

墨子首先探讨了光与影的关系，他细致地观察了运动物体影像的变化规律，提出了“景不徙”的命题。也就是说，运动着的物体从表观看它的影也是随着物体在运动着，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当运动着的物体位置移动后，它前一瞬间所形成的影像已经消失，其位移后所形成的影像已是新形成的，而不是原有的影像运动到新的位置。如果原有的影像不消失，那它就会永远存在于原有的位置，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所看到的影像的运动，只是新旧影像随着物体运动而连续不间断地生灭交替所形成的，并不是影像自身在运动。墨子的这一命题，后来为名家所继承，并由此提出了“飞鸟之影未尝动”的命题。

随之，墨子又探讨了物体的本影和副影的问题。他指出，光源如果不是点光源，由于从各点发射的光线产生重复照射，物体就会产生本影和副影；如果光源是点光源，则只有本影出现。

接着，墨子又进行了小孔成像的实验。他明确指出，光是直线传播的，物体通过小孔所形成的像是倒像。这是因为光线经过物体再穿过小孔时，由于光的直线传播，物体上方成像于下，物体下部成像于上，故所成的像为倒像。他还探讨了影像的大小与物体的斜正、光源的远近的关系，指出物斜或光源远则影长细，物正或光源近则影短粗，如果是反射光，则影形成于物与光源之间。

特别可贵的是，墨子对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等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几何光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他指出，平面镜所形成的是大小相同、远近对称的像，但却左右倒换。如果是二个或多个平面镜相向而照射，则会出现重复反射，形成无数的像。凹面镜的成像是在“中”之内形成正像，距“中”远所成像大，距“中”近所成的像小，在“中”处则像与物一样大；在“中”之外，则形成的是倒像，近“中”像大，远“中”像小。凸面镜则只形成正像，近镜像大，远镜像小。这里的“中”为球面镜之球心，墨子虽尚未能区分球心与焦点的差别，把球心与焦点混淆在一起，但其结论与近现代球面镜成像原理还是基本相符的。

墨子还对声音的传播进行过研究，发现井和罂有放大声音的作用，并加以巧妙地利用。他曾教导学生说，在守城时，为了预防敌人挖地道攻城，每隔三十尺挖一井，置大罂于井中，罂口绷上薄牛皮，让听力好的人伏在罂上进行侦听，以监知敌方是否在挖地道，地道挖于何方，而作好御敌的准备（原文是：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内迎之）。尽管当时墨子还不可能明了声音共振的机理，但这个防敌方法却蕴含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4．机械制造方面

墨子是一个精通机械制造的大家，在止楚攻宋时与公输般进行的攻防演练中，已充分地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和造诣。他曾花费了3年的时间，精心研制出一种能够飞行的木鸟。他又是一个制造车辆的能手，可以在不到一日的时间内造出载重30石的车子。他所造的车子运行迅速又省力，且经久耐用，为当时的人们所赞赏。

值得指出的是，墨子几乎谙熟了当时各种兵器、机械和工程建筑的制造技术，并有不少创造。在《墨子》一书中的“备城门”、“备水”、“备穴”、“备蛾“、“迎敌祠”、“杂守”等篇中，他详细地介绍和阐述了城门的悬门结构，城门和城内外各种防御设施的构造，弩、桔槔和各种攻守器械的制造工艺，以及水道和地道的构筑技术。他所论及的这些器械和设施，对后世的军事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

5．哲学方面

墨子的哲学建树，以认识论和逻辑学最为突出，其贡献是先秦其他诸子所无法比拟的。

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他把闻知又分为传闻和亲闻二种，但不管是传闻或亲闻，在墨子看来部不应当是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即在听闻、承受之后，加以思索、考察，以别人的知识作为基础，进而继承和发扬。

墨子所说的“说知”，包含有推论、考察的意思，指由推论而得到的知识。他特别强调“闻所不知若已知，则两知之”，即由已知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知识。如已知火是热的，推知所有的火都是热的；圆可用圆规画出，推知所有的圆都可用圆规度量。由此可见，墨子的闻知和说知不是消极简单地承受，而是蕴涵着积极的进取精神。

除闻知和说知外，墨子非常重视亲知，这也是墨子与先秦其他诸子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墨子所说的亲知，乃是自身亲历所得到的知识。他把亲知的过程分为“虑”、“接”、“明”三个步骤。“虑”是人的认识能力求知的状态，即生心动念之始，以心趣境，有所求索。但仅仅思虑却未必能得到知识，譬如张眼睨视外物，未必能认识到外物的真象。因而要“接”知，让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去与外物相接触，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质和形状。而“接”知得到的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它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观知识，且有些事物，如时间，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因此，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识还是初步的，不完全的，还必须把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整理、分析和推论，方能达到“明”知的境界。总之，墨子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领域中独树一帜。

墨子又是中国逻辑学的奠基者。他称逻辑学为“辩”学，把其视之为“别同异，明是非“的思维法则。他认为，人们运用思维，认识现实，作出的判断无非是“同”或“异”，“是”或“非”。为此，首先就必须建立判别同异、是非的法则，以之作为衡量、判断的标准，合者为“是”，不合者为“非”。这种判断是“不可两不可”的，人们运用思维以认识事物，对同一事物作出的判断，或为“是”，或为“非”，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种可能存在，不可能二者都为“是”，或二者都为“非”，也不可能既“是”又“非”，或既“非”又“是”。用现代的逻辑学名词来说，这就是排中律和毋矛盾律。

由这一思维法则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思维方法。他把思维的基本方法概括为“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小取”)。也就是说，思维的目的是要探求客观事物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探求反映这种必然联系的形式，并用“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表达出来。“以类取，以类予”，相当于现代逻辑学的类比，是一种重要的推理方法。此外，墨子还总结出了假言、直言、选言、演绎、归纳等多种推理方法，从而使墨子的辩学形成为一个有条不紊、系统分明的体系，在古代世界中别树一帜，与古代希腊的逻辑学、古代印度的因明学并立。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墨子的科学造诣之深，成就之大，在中国古代杰出科学家的行列中堪称为佼佼者之一。遗憾的是，墨子在科技领域中的理性灵光，随着后来墨家的衰微，几近熄灭。后世的科学家大多注重实用，忽视理性的探索，此实为中国科技史上的莫大损失。

篇4：朱自清文艺思想论

朱自清文艺思想论

朱自清五十岁人生短暂，却履历了墨客、学者和斗士三种脚色。学术界对付他的研讨，固然已见不少功效，但仍旧显得零星而不成系统，对朱自清文艺头脑举行体系梳理和研讨的就更为少见。

一、从“为人生”到“为人平易近”的文学创作不雅

人们称赞朱自清最“完善的品德”，有的人说他外貌谦恭而心田严肃，外柔内刚是“狷者之流”;有的人以为他可以“托逝世生”;有的人称赞他“卖力”、“谦逊”……这些都是朱自清的品德特色。然则，我觉得朱自清品德的最根基特点是他的“永久的旅人的色彩”。他平生刻意立异而又稳步进步，具有一种“矜慎中的缔造性，妥当中的前进性”的品德力气。这是鲁迅所歌颂的“过客”精力，他永久坚持不懈地谛听着“前面的声音”之招呼，掉臂疲惫饥渴，不计成败利钝，“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迹”。“五四”时代，朱自清作为文学研讨会主将之一，受到“为人生”文学头脑的影响。直面弱肉强食、人情冷暖的实际人生，直面被欺辱、被伤害的劳苦民众的申说与呼告，他高举文学研讨会之大旗，刚强文学“为人生”之主旨。他认定把文学看成“公共政策论文消遣”和“游戏”的时期已经成为已往，“我们如今须要最切的，天然是血与泪底文学，不是爱与美底文学;是号令与咒骂底文学，不是歌颂与咏歌底文学”。月末，他只管徘徊苦闷，但仍艰巨跋涉进步。30年月，《论语》、《人世世》等刊物倡导滑稽小品，他尽力阻挡，乃至刀刀见血地指出：“常识分子讲求生存的意见意义，讲求小我私家的好恶，讲求身边琐事，文坛上就涌现了‘言志派’，实在是玩世派。更进一步讲求滑稽，为滑稽而滑稽，偶然义的滑稽。滑稽取代了严厉，文坛上一片空虚。”他不时不忘“文艺有社会的任务”。而到了抗战时代，朱自清的天下不雅产生了深入转变，文艺头脑也随之实现了比力大的变化。以下两方面为其标记：

第一，认定文学是宣扬“本性”、表示“自我”的。朱白清说：“人道虽有大齐，细端小节，倒是千差万殊的，这叫做本性，人生的富厚的意见意义，正在这细端小节的千差力‘殊里。能明显这千差万殊的本性的文艺，才是生动的，真实的文艺。”并以为“五四时期涌现了小我私家，涌现了自我，同时建立了新文学”。但到了暮年他大胆地投身到平易近主活动中去，并终于信赖人平易近的力气、群众的力气和团体的力气，歌颂郭沫若在《十批驳书》中的“人平易近本位”头脑，确定闻一多寻找原始文化中的“团体的力”、“工程论文团体的诗”。抗战时代掀起的朗诵诗活动，朱自清更作了深入商量，他夸大朗诵诗的鼓起是抗战须要，是“新诗中的新诗”，“是群众的诗，是团体的诗”。在《文学的尺度与标准》这篇主要的论文里，他以为“人平易近加入着拟订文学的标准”，“起于春秋末年贵族徐徐消灭布衣徐徐鼓起的时间”，…天然’这标准从晋代以来已经徐徐成为一种尺度，这毕竟显出了人平易近的力气。”“五四”活动如绚彩的流星，却划出了一个新时期，使反帝反封建成了文学的标准。“抗战起来了，‘抗战’立刻成了统统的尺度，文学天然也在此中，成功却带来了一个骚乱时期，平易近主活动生长，‘平易近主’成了宽大运用的标准，文学也在此中。”朱自清作为常识分子，以模范的姿势大胆实践了他投向人平易近度量的信誉。

第二，从宣扬“大众文学”转到提倡“普通化”文学上去。19至1922年间，文坛曾有过一次关于“大众文学”的评论辩论。这是“五四”初期倡导“布衣文学”评论辩论的连续，无疑是有前进意义的。然而总体说来，照旧站在小资产阶层常识分子的态度来熟悉这一题目的。如周作人在题为“布衣文学”人力资源管理论文的文章里，虽宣扬“布衣文学”，但却说，布衣文学不是专做给布衣看的，乃是研讨布衣生存——人的生存——的文学。他的目标，仍旧是想将布衣的生存进步，获得恰当的一个职位地方。而像康白情则爽性提出“新诗是贵族的”这一论断，以为“布衣的诗”是抱负，是主义;而“新诗是贵族的”倒是究竟，是真谛。朱自清在这个题目上写了两篇专门文章：《大众文学谈》和《大众文学的评论辩论》。在前一篇文章里，朱自清把“大众文学”分为两种：一是“大众化的文学”，二是“为大众的文学”，他以为只能有后一种，而前一种是弗成能的，文学着实不克不及有全体大众化之一日。他说：“公正说来，早年文学摈斥多半，虽然是恶;如今主意鄙视少数的文学，遏抑少数的观赏力的文学，怕也没有充实的来由罢!……何况文学一壁为人生，一壁也有本身的代价;他总得求前进。大众化的文学原也有前进，由于大众的明白和领解力是前进的。但多半前进极慢;其它管理论文快的是少数。以是文学底长足的前进是须要吩咐给那少数有非凡观赏力的异常之才的了。他们是文学的前驱者。前驱者的看法永不会与大众折衷;他们始终得领着。……如许，为公正和前进起见，在‘多半’底文学外不克不及不允许几多异质的少数底文学了，多半天然不克不及观赏哪个;于是文学不克不及全体大众化，是显然了。”在后一篇里，朱自清的不雅点略有修改。他以为：起首要分清其时文坛局面的轻重缓急，指出：“我们所应当做的，是建立为大众的文学，而不是拥戴所谓美好的文学。我们要改正现势底这一真个偏畸，便不得不方向那一端尽力，以期扯直。以是我如今想，美好的文学尽可搁在一边，让他天然生长，不必火上浇油;一壁却须有些人高声疾呼，为大众文学宣扬，而且尽心尽力地去搜辑、创作，——更要亲身‘到平易近间去’!如许，大众底觉悟才有些盼望;他们的赏鉴权才可以规复呵。”不丢脸出，朱自清的不雅点虽有所修改，但关于文学大众化弗成能实现的“新闻传播学论文基础主意”仍没有本质性的转变。

到了40年月中期，朱自清对这一题目的意见终于产生了根天性的变化。他依附着深挚的“古今中外”文学教养与加入建立新文艺的实践履历，深入提出：站在“当代的态度”和“人平易近的态度”立论，指出“雅俗共赏”是文学活动生长的天然趋向，而新文艺活动则已经在开端转向“普通化”。他以为：“雅”与“俗”是我国文学史上常用的两个观点。在中古时代，文学的“赏奇析疑”是一种雅事，属于俗人的小市平易近和田舍后辈是基础没有份儿的，然而又涌现“雅俗共赏”这个针言，从语气上看，好像是雅入几多有些将就俗人的样子，这也许是宋今后的事。但“‘雅俗共赏’因此雅为主的”。20世纪给我们带来了新文化经济法论文，孕育发生了与统治者剥离而走向平易近间的常识阶层，于是乎孕育发生了以口语为正宗的新文学，词曲、戏剧以致已往被人们看作是“虫篆之技”的小说也都是以而登上“风雅之堂”。然则西化的新文艺乃至连小市平易近都无法来“共赏”，更不要说让工农民众明白和观赏了。但其时民众不克不及写作，写作的还只是些常识分子，抗战时平易近族情势的评论辩论结论好像是平易近族情势可以操纵，然则还担当五四的文学传统，还允许相称西化。这时又有人提出“民间文学”，但将民间文学与一样平常文学离开，仍难免落了“雅俗”的老套子。于是有人指出，民间文学的目的该是一元的;抛弃常识阶层名流身份，提高峻众的观赏水准，如许打成一片，布衣化，普通化。然则说来轻易做来难。由于在其时的国统区，从大众里造就出作家还只是抱负，而纵然大众生存变了，常识分子还得和他们配合生存一个时代，才气几多打成一片，以是真难。然而有些处所(指解放区)的大众大变了，他们本身先在旧瓶里装上新酒，这便是以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文艺。这种“雅俗共赏”的局势，朱自清为了它的发明和实现，曾困难摸索了数十年，并走了不少弯路，幸亏晚年末于看到了这新局势涌现的曙光，这怎不令他高兴、冲动而发出由衷的欢呼呢!

二、刑法论文文学客不雅“再现”与文学主不雅“表示”

“表示”与“再现”是美学的两个主要领域，学术界一样平常以为中国古典美学重“表示”、重抒怀，以诗歌和散文作为文学的正宗，以是生长了“意境”的理论;西方美学则重“再现”、重模拟，以小说、戏剧作为文学的正宗，以是生长了“典范”的理论。“五四”以来，西方文学不雅念不停渗入，使得中国当代文学也渐渐进步了叙事体的职位地方，小说与戏剧成为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并跟着文学研讨会成员对付实际主义的提倡，20年月末革命文学的论争，郭沫若等人的“转向”，苏联社会主义文艺思潮等便渐渐形成了大一统的趋向。

与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生长的趋向相反，在当代西方美学史上，克罗齐率先提出“表示”说，经科林武德等人的宣扬与施展，后又被贝尔(艺术作品是“故意味的情势”)等人生长成为“情势”说，直到卡西尔(“艺术可以界说为一种标记的说话”)和苏珊·朗格(“艺术是情绪的标记”)演酿成为“标记”说，沿着表示主义一情势主义轨迹生长成为英美文学的主流。西方文化艺术从重再现到重表示固然有其非常庞大的社会汗青缘故原由，哲学论文但此中一个弗成轻忽的身分，即是受东方文化的深入影响。布莱希特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打仗到中国戏曲而狂喜，意象派主将庞德深受中国古典诗歌之影响，东方绘画艺术触发了后期印象派大家梵高的创作灵感以及当代西方美学界对中国周易和老庄哲学之浓重爱好等等，都是众所周知的究竟。这现实上反应了20世纪工具方文化互相融会和生长的趋向。中国文艺思潮的演化只有放在这个大配景下来观察才气得到有助于推进中国文学当代化、平易近族化的履历和教导。

如上所述，“五四”时期孕育发生了一大量心态开放、胸襟坦荡的艺术家。郭沫若首倡表示主义，他说：“艺术是现，不是再现”，并第一个自发实验用意识流伎俩创作了小说《残春》。鲁迅创作了大批实际主义小说，但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志》倒是具有浓重的象征主义颜色的作品，《野草》更是应用了多种多样的象征伎俩。文学研讨会一样平常以为因此实际主义为旗号的作家群，但也有像许地山那样具有浓重浪漫主义颜色的作家，也有像庐隐那样重主不雅表示，专抒写自我的作家。

朱自清是怎样对待“表示”与“再现”的呢?朱自清是作为墨客与散文家登上“五四”新文坛的，他一直以为本身不擅长写小说，并以为他写的《笑的汗青》和《别》不像小说。简直，这两篇小说具有散文化的偏向，《笑的汗青》更由于以本身的老婆为模特儿，朱自清的家庭还闹了些不痛快，综合工程论文这固然是与朱自清家庭成员对文艺创作的特征不相识有关，同时也与朱自清对文艺真实性的意见有关。朱自清以为文艺的“真实性是有种另外，有品级的。”他说：“从‘再现’的态度说，文艺没有完整真实的，由于感受与情感都不克不及久存，而文艺的抒写，又必在感受消掉了情感冷却了的时间，以是便难把提了。”他把“再现”的文艺分为三等：“自叙传性子的作品，比力的最是真实，是第一等。’’‘‘论述别人的事不克不及如论述本身的事之确切，是显然的，为第二等。”“想象的抒写，从‘再现’的态度看，只有第三等的真实性。”科林武德也把“再现”分为三等，他以为：“第一品级是一种朴实的或险些无所弃取的再现，力图(或好像力图)到达险些弗成能的完整传神的再现。”“在第二品级中人们发明，经由过程勇敢选择主要的大概具有特点的特性并克制别的的统统，乃至更能乐成地孕育发生同样的情绪结果，说这些特性是主要的或有特点的，仅仅意味着发明它们可以或许自力唤起情绪反响。”“第三品级则完整摈弃刻板再现，然则创作依然是再现的，由于这一次它用心致力于情绪的再现。……勃拉姆斯的歌曲‘音乐论文原野的沉寂’的钢琴伴奏，此中没有任何一点音响象一小我私家在炎天躺在深草地中望着云彩飘过天空时所听到的那些工具，然则它的音响确切能唤起一种情绪，与一小我私家在那种场所的感觉异常类似。”科林武德所明白的“再现”的三个品级与朱自清所说的不尽雷同，他因此“刻板再现与情绪再现”的标准去分别品级的，以“刻板再现”为最低品级，而以“情绪再现”为最高品级。

朱自清是从创作生理学的角度去论证“再现”真实性不是富足的，是“令我们不克不及满足”的。然则要是从“表示”的态度来看，那就大异其趣了。“创作”的意义决不是再现一种生存于笔墨里，而是另造一种新的生存。“再现”生存决不克不及与其时生存“等值”，肯定是低一等的。但创作既是另造新生存，则应用现有的质料，天然有自由转变的权力，影象中的质料，只是些前言而已，“想象”就现有的影象质料加以删汰、增补、联结，使新的生存得以美满的实现，于是“想象”在缔造居于第一主要职位地方，和在“再现”中居于末位大纷歧样，想象的力气便是向将来生存开展的力气，开展便是生存，其真实性是不必狐疑的。创作“只任情而动而已，过后你说它自叙也好，说他叙也好，总无伤于它全全的真实性。”以是从“法学理论论文表示”的态度看，创作的文艺满是真实的。没有所谓“再现”，“再现”是弗成能的。在这里，朱自清与黑格尔、科林武德、苏珊·朗格的不雅点不约而合。他们之间的契合点即是“想象”和“情绪”。黑格尔说：“要是谈到本事，最良好的艺术本事便是想象。”“经由过程渗出到作品全部并且贯注生机于作品全部的情绪，艺术家才气使他的质料及其外形组成表现他的自我，表现他作为主体的内涵特征。由于有了可以不雅照的图形，每个内容(意蕴)就能获得外化或外射，成为外在事物;只有情绪才气使这种图形与内涵自我处于主体的同一。”苏珊·朗格说：“‘…表示性’是全部种类的艺术的配合特性。”“所谓艺术知觉，便是对艺术品的表示性的知觉。……对情绪举行再现与那种对情绪举行的非凡艺术表示是完整差别的两码事儿。”财税法规论文恒久以来，我们是否太过夸大了“再现”而轻忽了“表示”?这本质上是轻忽了艺术的最根基的属性，也停止了中国古典美学“诗言志，歌永言”的良好传统。

实在文学研讨会的主要作家茅盾在草拟《(小说月报)革新宣言》时，也是充实预计了其时天下与中国文坛的现实环境才高举起实际主义的大旗的。《宣言》说：“写实主义的文学，近来已见衰竭之象，就天下不雅之立点言之，似已不该多为先容;然就海内文学界情况言之，则写实主义之真精力与写实主义之真佳构实未尝有其一二，故同人觉得写实主义在本日另有切实先容之须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觉得进一层之准备。”文学研讨会的一大量作家都和朱自清一样，对文艺的真实性、实际主义的创作要领抱着一种开放的立场，朱自清在写《文艺的真实性》这篇主要论文时，还和俞平伯探讨过，获得俞的“启发”。他们两人的文艺头脑实在是完整同等的。俞平伯说：“我度量着两个新诗的信心：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真实。”朱自清则在《文艺的真实性》文末高声疾呼：“我们要有真实而自由的生存，要有真实而自由的文艺，须得创作去。”“真实”是阻挡其时文坛上的“模仿”和“说谎”，决不是倡导“刻板再现”式的.“真实”，牧医论文以至在他的《背影·序》里，非常明白地提出“意在表示本身”的散文美学原则。朱自清大批的表示“至情至性”的散文佳构，岂非不恰是在这种召唤“表示”真情实感和自由意识的文艺不雅烛照下缔造乐成的吗?当前这种既看重客不雅再现又不抑低主不雅表示的文艺头脑，已得到文艺界、美学界的高度看重，将越来越普各处为人们所担当。

三、“古今中外”与“天南地北”头脑

朱自清作为一个方才走出北大校门的充斥豪情和激情的新墨客，加入了“风发云涌，极一时之盛”的“五四”新文化活动，并为建立中国当代新文化孝敬了终生一生没世血汗。他与其时很多新文化活动的前驱者有着同等的不雅点，都以为中国新文艺的孕育发生主如果受外国影响。比方鲁迅曾说过新文学的鼓起“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请求，一方面则是受了泰西文学的影响”。朱自清也以为“新文学活动着实是受外国的影响”，“西方文化输入了新的文学观点，加上新文学的创作，小说、词曲、诗文评，才得升了格，跟诗歌和散文同等，都成了正统文学”。又说：“当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照旧外国的影响”。只管朱自清云云夸大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生命环境论文乃至还认定：“中国语达意心情的方法在转变中，新的国语在缔造中。这种转变的趋向，这种趋向的进程，可以归纳综合的称为‘西化’或‘当代化’”固然他把“西化”和“当代化”视作同义词;但他照旧非常“注从新旧文学的领悟与中外文学的融会”。这种“领悟”和“融会”既不是张之洞式的“中体西用”或文素臣式的“文武全才”，而是朱自清式的“古今中外”与“天南地北”的头脑。

一是阻挡“全知万能”的造神文学，提倡表示“人道”、“情面”的“人的文学”。深邃深挚的平易近族情感和对中国国平易近痼疾的透辟熟悉，使朱自清得出了与鲁迅同样的结论，这“全”字儿是“国平易近之公毒”。朱自清说：“全”来“全”去，“全”得一塌糊涂，乌烟瘴气!而泰西人便智慧地将“全知万能”送给天主，CPA行业论文决不想自居“全”名，以是可到处“清算计帐”，单刀直入，他们没有中国国平易近性的八面见光的劲儿!王尔德是“人”，要“吃尽地球花圃里的果子”，他只是“要”而非“能”。“要”在情面之中，“能”则出情面之外了。但王尔德的请求专属于“感受的天下”，这便“太单调了”。而人生如万花筒，变化多端，作为一其中国人，必需“要能多方面相识、感觉、加入，才有真趣可言”。这即是朱自清倡导的“多多益善”的头脑。

二是彻底地反传统而求新变。朱自清非常推许王尔德彻底地“反传统的”头脑，但“反传统”并不是一味地粉碎传统，由于，“传统之所觉得传统，有如黑格尔所说‘凡存在的都是公道的’。我们得研讨那些原理，那些存在的原理，数学教育论文一味的粉碎传统是不公正的”。朱自清对传统的熟悉在暮年所写的《闻一多老师奈何走着中国文学的门路》一文中说得更透辟：闻一多始终没有忘却除了我们本日外，“另有那二千年前的昨天，这角落外另有全部天下”。闻一多“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由于恨它，更不克不及不弄个明确”。他要从汗青里缔造“诗的史”或“史的诗”。他寻找中华平易近族的文化泉源，而原始的文化是“团体的力”，也是“团体的诗”，闻一多大概要借这原始的团体的力气给后代的涣散萎靡来个有的放矢。对晚世文明影响最大最深的四个陈腐平易近族——中国、印度、埃及、希腊，除中外洋，三个文化都转了手，主人本身却消灭的，缘故原由大概是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中国事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以是照旧本身文化的主人。然则仅仅不怯于“受”是不敷的，要真正勇于“受”。让我们的文学更彻底地向小说戏剧生长，即是说要我们断念塌地的走人家的路。这是一个“受”的勇气的考试。闻一多还主意将大学的中国文学系跟外国语文学系改为文学系跟说话学系，冲破“中西对峙，文语不分”的局势。闻一多的这些意见，朱自清是完整同意的，西医学论文并以为闻一多本身的平生也便是详细而微的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惋惜的是一篇未完成的“诗的史”或“史的诗”。这是朱自清所不甘愿宁可的。以是他终生一生没世研讨中国古典文学，撰写《经典常谈》，盼望读者能把它看成一条船儿，飞行到那经典的海里去。又写了《诗言志辩》一书以寻找中国文艺品评的源优等等，总之，朱自清阻挡封建传统是为了缔造中国的新文化，而不是一味地粉碎传统。

三是反利己的“我执”，“在有限中求无限，即是我们所能有的自由”，“五四”是宣扬本性、寻求自由的时期，然则什么是本性解放?奈何踏上通向“自由”之路?许多人是茫然的。朱自清引法朗士的话说“人之永不克不及跳出本身身以外，实一真谛，而亦即吾人最大苦末路之一”，这即是“我执”。“我执”也是释教用语之一，是指人们对“虚幻不实、五蕴和合的身心”，顽强地以为存在一个“能从容主宰的实我”;因为原来无我，却妄生执着，到处以我为中央，便孕育发生了各种懊恼。用更简朴的话来说：“我执”便是把“我”认真了，以为有一个真实的“我”，内心安立了一个自力的“我”、单一的“我”、恒常稳定从容的“工业设计论文我”，由此引起懊恼障。“我执”谁也免不了，也无须省得了。但所执有大有小，有深有浅。有的“顶天登时”，有的“蹋天踏地”如井底之蛙，磨房之驴。寰宇云云宽大，人在宇宙中只若一灰尘。然则能知道“本身”的巨细，即是大了，最要紧的是在小中求大!“我”有深广两方面。光有“本身中央”深的一壁，即是道德学家说的“自私”，只是“弗成以语冰”的“夏虫”罢了。可以或许“知他”才真有“自知之明”，所知愈多，所接愈广，才气徐徐认出“本身”的真面貌，以是深的“我”即在广的“我”中，而无深的“我”，民法论文广的“我”亦无从立脚，这便是在有限中求无限，即是我们所能有的自由。

上述头脑，无疑其自己便是朱自清罗致了人类宗教、哲学等文化头脑的结晶，比方从反“我执”而求自由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明其与庄子的“坐忘”头脑相通之处。但朱自清的“在有限中求无限，即是我们所能有的自由”的表述，没有庄子那种主不雅唯心主义与绝对相对主义的颜色，更多地已带有反儒家“温顺敦朴”诗教的“五四”时期精力。文艺就其实质来讲便是在寻求一种“忘我的”、“非适用的”自由地步。美作为人的实质的工具化就意味着要从有限的“我执”中逾越出来，而到达与外部天下的调和统一。当“新世纪的曙光”照亮中国文坛时，一批刚从封建母胎中解放出来的觉悟的兵士出生了。他们在摸索宇宙、人生、艺术的秘密的跋涉中，只管步履维艰，但胸襟是坦荡的，他们信仰蔡元培的“兼容并蓄”、“头脑自由”原则，既承继着中汉文化，又洗浴着欧风美雨，外国文明史论文只如果人类文化的英华，他们都乐意“拿来”，努力地罗致、消化、整合。这是时期所作育的中国文化前驱者的一种特故意态。鲁迅、郭沫若、茅盾是云云，和朱自清气质邻近的墨客、美学家宗白华也是云云，他说：“中国人不是像浮士德‘寻求’着无穷，乃是在一丘一壑、一花一鸟中发明了无穷，以是他的立场是悠然意远而又怡然自足的。他是超脱的，但又不是降生的。”恰是这种既超脱而又不是降生的人生立场，作育了朱自清等人特有的肚量和睦质，使他们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开辟者。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明，朱自清在文艺题目上的摸索是卖力严厉的，他的文艺头脑的变化足履历了痛楚的自我头脑奋斗才实现的。由“为人生”而转酿成“为人平易近”;由不信赖文艺能实现大众化而到欢呼文艺普通化的涌现。这是个基础的态度与天下不雅的变化。舞蹈论文恰是因为这种永不废弃自我寻求的精力，才使得朱自清具备了人们所称赞的“完善的品德”。

篇5：浅析屈原的文艺思想

浅析屈原的文艺思想

【摘要】：屈原是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也是我国已知最早的着名诗人。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屈原虽然没有留下理论着作，但是提出了“发愤抒情”说，而其作品中更蕴含着丰富的文艺美学思想。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屈原的相关作品，探析屈原的文艺思想。

【关键词】：屈原;发愤抒情;香草美人;离骚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政治舞台上坚持变法图强、联齐抗秦 ,在内政外交起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家 ,同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品格出众的诗人。屈原生前虽然没有文艺理论着作留世 ,但从他的诗篇中可以看到“,博闻强志、明于治乱”的思想家、政治家与“忧愤深广、秉德无私”的爱国诗人是统一在一起的。屈原的诗篇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他的时代和生活 ,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他的文艺思想散见于他的《离骚》《惜诵》《抽思》、《思美人》、《大招》、《招魂》等辉煌的诗篇中。认真地探讨和总结屈原作品中体现的文艺思想,对于屈原文艺思想的研究 ,对于我国文艺思想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1.屈原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

屈原是一个具有高度鉴赏力并按照自然法则和美的规律进行创作的着名诗人，他对情感与诗歌的关系、真善美的统一、对前人文献的利用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发愤以抒情。

发愤以抒情的思想贯穿于屈原后半生的大部分作品之中，屈原的一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志得意满，衣食无忧，其作品也大多以歌舞、颂圣为主，绝少悲愤之作。后阶段随着政治上失意、流放汉北，诗风变得悲放：

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

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

(《楚辞·惜诵》)

愁叹苦神，灵遥思兮。

路远处幽，又无行媒兮。

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

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

(《楚辞·抽思》)

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而与此终古?

(《楚辞·离骚》)

在以上诗歌中，屈原提出了“发愤以抒情”的文艺理论，开辟了我国抒情诗的新天地。他明确的肯定了“情”在作者作文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申明了诗歌创作是诗人将客观世界见之于主观世界的过程。而“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则道出了诗歌宣泄个人情感的作用，从侧面反映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的主体地位。在屈原眼中，诗歌是传达个人思想、进行讽谏的工具。他以此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反抗君臣昏庸的政治，我国文学界也自此形成了以诗存史、以诗存真的优良传统。

1.2诗言志。

鸟兽鸣以号群兮，草苴比而不芳。

鱼葺鳞以自别兮，蛟龙隐其文章。

故荼荠不同亩兮，兰茞幽而独芳。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统世而自贶。

眇远志之所及兮，怜浮云之相羊。

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

(《楚辞·悲回风》)

“诗言志”最早见于《今文尚书·尧典》，书中所载“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但写作《尧典》的具体年代，今人仍有很大的分歧。屈原在《悲回风》诗中，不但表露了自己赋诗以明志的思想，还巧妙地运用了比兴的手法，使诗歌所表达的意境更加突出。移情于景，情景交融，动情以赋诗，赋诗以言志，屈原的诗作又为后人树立了一个优秀的榜样。

1.3重视先人文献。

屈原认为，一个人在政治上可以被排斥、被禁声，但只要他有良好的品行，得以写下反映自己思想情绪的文章，则是永远不会被抹杀的。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思美人》一诗中：

吾且儃徊以娱忧兮，观南人之变态。

窃快在其中心兮，扬厥凭而不俟。

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

纷郁郁其远蒸兮，满内而外扬。

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

(《楚辞·思美人》)

该诗中“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一句，就鲜明的表达了诗言志以存万世的观点。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屈原提出了如何能使个人的创作长期处于十分旺盛的状态的方法，即“纷郁郁其远蒸兮，满内而外扬。”。意思就是说要对前代贤人的优秀思想、品质和创作经验进行继承，藉此方能达到自然“外扬”的境界。我们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明显的感受到他对《诗经》尤其是大雅、小雅和楚歌的继承，这表明他创作是深谙这一思想的。

1.4美冒众流，德泽章只。

屈原曾供职于兰台，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在此期间，屈原形成了自己兼收并蓄、德泽于民的文艺思想。具体主张则在其早期作品《大招》及后期作品《招魂》中得以体现：

代、秦、郑、卫，鸣竿张只。

伏戏《驾辩》，《楚劳》商只。

讴和扬阿，赵箫倡只。

美冒众流，德泽章只。

先威后文，善美明只。

(《楚辞·大招》)

肴羞未通，女乐罗些。

敶钟按鼓，造新歌些。

《涉江》、《采菱》，发《扬荷》些。

衽若交竿，抚案下些。

竽瑟狂会，搷鸣鼓些。

宫庭震惊，发《激楚》些。

吴歈蔡讴，奏大吕些。

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

放敶组缨，班其相纷些。

郑、卫妖玩，来杂陈些。

《激楚》之结，独秀先些。

结撰至思，兰芳假些。

人有所极，同心赋些。

(《楚辞·招魂》)

以上诗歌中极其详尽的描写了楚国音乐、舞蹈、诗赋等活动场面，并反映了代、秦、郑、卫等国音乐在楚国的流行。客观上揭示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间在艺术上的交流，也反映了屈原重视其他国家的音乐作品并注意从各国的优秀音乐中汲取经验，也即“美冒众流”的文艺思想。

篇6：贺拉斯《诗艺》文艺思想新论

贺拉斯《诗艺》文艺思想新论

贺拉斯<诗艺>中的文艺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关于文艺的本质问题,他继承了传统的'模仿说,又流露出表现说的信息,同时还受到灵感说的影响;关于文艺创作问题--这是主要的方面,他试图为当时文艺创作确立古典主义原则、“合式”原则、理性化原则、道德原则;关于作家修养问题,他要求作家要有德性和知识,要天才和勤奋兼备,要端正创作态度.

作者：翟洪涛 ZHAI Hong-tao 作者单位：玉林师范学院,中文系,文学硕士,讲师,广西,玉林,537000 刊名：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LIN TEACHERS COLLEGE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年，卷(期)：2002 23(4) 分类号：B83 关键词：贺拉斯古典文艺 “合式” 理性化 “寓教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