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苏东坡优秀散文（精选20篇）由网友“UNICORN”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王安石与苏东坡优秀散文，供大家参考借鉴，欢迎大家分享。
篇1：王安石与苏东坡优秀散文
王安石与苏东坡优秀散文
距今一千多年的北宋，是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在这个值得历史学家皓首穷经的阶段，先后孕育出了众多的大师巨匠。像欧阳修、包拯等等，引领着一个时代的风骚。时间如流水般，一去不返，千淘万漉，吹尽狂沙，在这众多的大人物队列里，王安石与苏东坡，是一组无法回避的人物。
众所周知，王安石是抚州临川人，而苏东坡呢，蜀郡成都眉山人。王安石年长于苏东坡，前者比后者大16岁。王安石与苏东坡一样，二十出头，就高中进士，步入仕途，开始了波澜壮阔的一生。
平步青云，步入仕途，既是二人一生的得意之处，但与此同时，为官后的种种沉浮，也陪伴了二人一生，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
王安石写过一首题为《登飞来峰》的诗。诗如下：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自缘身在最高层”的王安石，登上应天塔，纵目远眺，豪情满怀，是的，对于一个做过参知政事的宰相级人物，这样的大手笔，事出必然，合情合理。而命运女神总是这样爱开玩笑，苏东坡也写过一首诗，可以认为是王诗的'姊妹篇。苏诗名为《题西林壁》，诗如下：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一生仕宦，并未担任宋帝国的封疆大吏，也并未在朝廷中枢机构发挥一言九鼎的作用。尽管，仁宗皇帝曾兴奋的说，他为后世子孙储备了一个太平宰相。与众不同的是，苏东坡站得高看得远，他能够跳出自己所处的圈子，然后思考问题。所以，苏东坡的一生，虽沉浮不定，但他能够在别人的苟且里活出自己的潇洒，无愧“乐天才子”之美名。
两首诗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王诗壮志凌云、豪迈大气，纯属宰相手笔；苏诗冷眼旁观、自出机杼，尽显文人心性。
王安石与苏东坡，同时也是一对欢喜冤家。二人这一辈子，交集不在少处，然而，冲撞也非一阵子。
在文学方面，二人都位居“唐宋八大家”行列，都是宋代文坛的执牛耳者。王安石《伤仲永》带给国人的启示，至今富有教育意义，影响深远。而苏东坡同样不甘人后，两篇《赤壁赋》，受过中国古典文学熏陶的人一定不会陌生。或许，一定程度上，由于王安石的一生，政治色彩过于浓厚，反而冲淡了他的文名。而苏东坡则刚好与之相反。这也是我们今天大多数读者所能够感受到的，王安石更多以变法改革的形象，出现在历史的风口浪尖，大手一挥，春风又绿江南岸。而苏东坡呢，则学士风流，看不尽平沙落雁，竹杖芒鞋，一蓑烟雨任平生。
王安石的一生，仕途起伏不定，如风中落叶，随风而逝，朝廷需要时，请出山，扫扫地面糊糊墙，扫完了，糊完了，你王安石也就完了。最终，罢相闲居，老死钟山，追赠太傅。明人冯梦龙在《警世通言·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一文中，将那种感觉描写到丝丝入扣，一字不差。这个自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大臣，最终得到这样一个尴尬的评价：上有急功近名之主，斯下有矫情立异之臣。
都说人死之后盖棺定论，可是，又有几个人真的能盖棺定论呢？王安石不能，苏东坡同样也不能。不信，且看苏东坡一生。
苏东坡自小，有一个优良的家庭教育环境，父苏老泉、母程氏、弟苏辙，又逢北宋太平无事年代，所以，他一生成就感很强。不管在哪里，都能倒腾出点东西来。不管是平步青云诗名日盛之际，还是被别人落井下石围追堵截之时，苏东坡活的都挺能想得开的，即使满身泥淖，也能成就洁白品质。
苏东坡有点像晚唐玉溪生，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受青睐于旧党，最终，成为一只认真踏实却两头不受用的孤独的蝙蝠。只是，一路被贬，何曾见福？
“乌台诗案”，是苏东坡这一生栽的最大一个跟头，差点让他身首异处。这结局，比王安石好不了哪里去！最终，徽宗皇帝大赦天下，苏东坡北还故土，在行程中，老病常州，一卧不起，自此，巨星陨落，天妒才人，后宋廷追封太傅。
在王安石执政的年代，神宗皇帝在王安石这儿站稳队，天子与朝臣，站在了一条线上，结成了攻守同盟。因不合王安石的政见，在此期间，苏东坡的师友们，大都被迫离京外放。
变法失败， 王安石彻底下野，死灰复燃毫无可能之际，苏轼的师友们回来了，带着对王安石集团铭心刻骨的仇恨，他们抱着团来了。本来苏东坡也应该封侯拜相，再建功勋。然而不改赤子之心本质的大男人，却“不识时务”的替王安石说了三两句好话，从此之后，被本派人马边缘化，成为苏东坡仕途的真实写照。是的，在党同伐异的年代，谁让你同情的？同情，便是罪过。而谢罪的最好方式，便是：哪凉快，哪儿待着去。于是，苏东坡外放了。
在政治上，王安石与苏东坡，是不折不扣的政敌，然而，两人私交甚好。他们，并没有因为迥异的政见而大搞人身攻击，这在多维角度单一价值判断的今天，都是难能可贵的。苏东坡落难，王安石出手相助，上书皇帝，称：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一语既出，一锤定音。王安石罢相，闲居金陵，苏东坡也没有泼脏水。人与人之间，在乎一个‘懂’字。懂，便是生命最为愉悦极为美好的生命本真状态。他们是口水战的敌人，但他们，更是掏心掏肺的朋友。
人们常说：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尚且如此，居于其间的过客，其结果，可想而知。而王安石与苏东坡，就是流星一般的过客。
安石死，新法败；东坡去， 北宋亡；两宋灭，华夏文明的人文精神，就此有了裂隙。毕竟，铁木真之流、朱元璋之辈，是’要与西风战一场’的，才不理会文人的强聒不舍，一个字——杀。杀戮之下，王安石与苏东坡们，还会有立锥之地吗？
篇2：王安石与苏东坡
王安石与苏东坡
说到苏东坡的政敌，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书舍人苏轼为其撰《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关系的不一般。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蔟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轼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他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在苏东坡的亲友都不敢为他说话时上书皇帝为他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别人都不敢为苏轼说话，甚至连其亲朋好友都不敢为其说话时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轼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轼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苏东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无话可说。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惟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
篇3：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故事
苏东坡从湖州刺史任上回到京城，一日去拜访王安石，正赶上王安石在睡午觉，家人就让苏东坡在王安石的书房里等候。
苏东坡颇感无聊，突然瞥见书桌上放着未干的笔墨，还有一首未写完的“咏菊”诗。诗句云：“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东坡觉得可笑：菊花开在深秋，最能耐久，至死并不落瓣，怎么能说“吹落黄花满地金”？
他于是诗兴大发，提笔续道：“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正在这时，王安石过来书房相见。二人交谈一番后，苏东坡就离开了。
苏东坡走后，王安石见书稿被人续完，便猜到一定是东坡所续。他知道苏东坡才高八斗，但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恃才无忌。他决定好好教育他一番。
到了明日早朝，王安石上奏皇帝，又将苏东坡外放到黄州做团练副使。
苏东坡到了黄州，一日秋风过后，苏东坡拉上好友陈季常一起去后院观赏菊花。他们来到后院一看，苏东坡登时目瞪口呆：满地铺满金菊花片，哪里是他印象中的不落瓣的菊花？
苏东坡这才恍然大悟，同样是菊花，竟也有落瓣与不落瓣的区分，而这黄州菊花是落瓣的。王安石毕竟是老手，见多识广。苏东坡真是悔不当初。
后来苏东坡得一机会，回京探访王安石，并对当初错题菊花诗一事致歉。王安石又问了苏东坡许多事，觉得他见识长了，人品也磨练得谦虚踏实了，于是又奏过皇上，让他回朝廷担任翰林学士。
也许很多人会觉得王安石心胸过于狭窄：苏东坡只不过是写了两句诗，嘲笑他的无知。他何必要上奏皇上将他贬出去呢？
其实，王安石是用心良苦。自古才高之人都自傲，才气越大傲气越重。他早就看出像苏东坡这样的绝世天才，必须要承受巨大的挫败才能去其不可一世的傲气，否则日后终难成大器。换句话说，苏东坡遇到王安石这样的`良师益友，是他的福气。
而苏东坡自恃才高，因此遭到贬谪，足以警醒我们：一山还有一山高，见识是需要慢慢积累的，切不可以为自己知识渊博，就忽视生活经验的可贵。遭遇挫折不是坏事，能从挫折中长智慧才是关键。
篇4：王安石与苏东坡的逸事
一、自作聪明的苏学士
在冯梦龙编的《警世通言》中，有一篇叫《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其中写的是王安石教训苏东坡的几个小故事。故事中有这样的一则：
有一天，苏东坡去看望宰相王安石，恰好王安石出去了。苏东坡在王安石的书桌上看到了一首咏菊诗的草稿，才写了开头两句：
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东坡心想：“西风”就是秋风，“黄花”就是菊花，菊花最能耐寒、耐久，敢与秋霜斗，怎么会被秋风吹落呢?说西风“吹落黄花满地金”是大错特错了。这个平素恃才傲物、目中无人的翰林学土，也不管王安石是他的前辈和上级，提起笔来，续诗两句：
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王安石回来以后，看了这两句诗，心里很不满意。他为了用事实教训一下苏东坡，就把苏东坡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东坡在黄州住了将近一年，到了九月重阳，这一天大风刚停，苏东坡邀请好友陈季常到后园赏菊。只见菊花纷纷落瓣，满地铺金。这时他想起给王安石续诗的往事，才知道原来是自己错了。
请读者从归纳推理的角度，说明苏东坡的续诗错在哪里?(答案见后)
二、王安石难倒苏东坡
同为“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却不同，王安石提倡变法，而苏东坡不赞成，所以两人的关系不好.在宋神宗统治年间，王安石曾做过宰相，苏东坡官卑职小，郁郁不得志，甚至被流放到了海南岛.
据说王安石曾出题刁难苏东坡，他出了一副对联的上联，要苏东坡对出下联.这副对联的上联是：
一岁二春双八月，人间两度春秋.
原来那年是闰八月，阴历正月和十二月都有立春这个节气，的的确确是不折不扣的两度春秋.另外，对联的第四字与第十二字都是“春”字，要求下联也具备同样的特征，这就极大地增加了难度.
苏东坡虽是奇才，但碰到这种挖空心思的怪题，想了好久也对不出来，只好交上白卷，受到王安石的耻笑.不过，王安石本人当时并没有亮出他的下联.苏东坡挨了“整”，好比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时间过去几百年之后，直到清朝中叶，对联专家梁章巨才给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下联：
六旬花甲再周天，世上重逢甲子
三、王安石再难苏轼联
相传，北宋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曾出题三难苏东坡学土(即苏轼)，其第三难，是出句求对，共有三句。
第一句是：
一岁二春双八月，人间两度春秋;
苏东坡学士虽是奇才，一时却寻对不出。但后人，已代东坡学士对出：
六旬花甲再周天，世上重逢甲子。
篇5：苏东坡与王安石的故事
《警世通言》里有篇题为《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的小说，讲王安石与苏东坡的逸事。虽然多为杜撰，却可看到辨水煮茶意趣。
苏东坡和王安石人生宦海沉浮，二人在改革中的政见分歧颇大。苏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王安石已暮年，身体不好，体内痰火郁结。太医给他开了个方子，用阳羡（今江苏宜兴）的茶，以长江瞿塘峡中段的水来煎烹，能消痰火。
苏东坡是蜀地人，有机会去长江三峡，便托付他：“倘尊眷往来之便，将瞿塘中峡水，携一瓮寄与老夫，则老夫衰老之年，皆子瞻所延也。”意思是说不管是你还是你的家人往来，路过瞿塘峡，请在中游打一瓮水带来，我能不能延年益寿，就全靠你了。
苏东坡收到嘱托自然很用心，专程去长江三峡打水。偏偏那天十分困倦，在船上打了一个盹，醒来时船已急流直下，到了瞿塘峡的下峡。苏东坡赶紧从江中取水，无奈中峡已过，逆流而上已不可能，取得的是下峡之水一瓮，亲自送至王安石府上。
王安石将苏学士与水瓮请进来，立刻揭封烹水。水煮沸之后，冲入茶碗，见茶色缓缓泛上来，并非起得很急。
王安石就问苏东坡：“你取的是中峡水吗？”
苏东坡说：“正是。”
王安石笑道：“你怎么糊弄老夫呢？这显然是下峡水。”
苏东坡大惊道：“您怎么会知道？”
王安石说：“瞿塘峡之水，上峡水流湍急，水性也急；下峡水流缓慢，水性也缓。唯有中峡之水，急水与缓水交相融汇在一起，不急亦不缓。所以，太医嘱咐我，唯有用中峡之水泡茶才最合适。刚才水已煮开，冲在碗里，茶色缓缓而起，便可断定此水定是下峡的了。听完这番话，苏东坡赶紧离席谢罪。
茶在今天已很少用来治病了，但民间依然有“败火”一说。一些老人，即便是夏天最酷热时，也会静静地饮一盏热茶。在他们看来，一杯热茶比冰冻可乐更能解暑。因为热茶能让人毛孔里的燥气、暑意散发开来，烫在嘴里，却清凉在心。
篇6：王安石与苏东坡的逸事
铁瓮城西，金玉银山三宝地;
镇江古名铁瓮，有金山、银山、玉山。苏东坡刚好游览过。但还是不能成对，至今仍无人对出，大家不妨一试。
自作聪明的苏学士(答案)
从归纳推理的角度来说，苏东坡的续诗存在着“轻率概括”的错误。“轻率概括”是归纳推理过程中容易出现的一种逻辑错误。“轻率概括”也叫“以偏概全”，是指只根据少数的个别事实，就推出一般性的.结论，并且把这个结论看作是必然的、无可怀疑的论断。
苏东坡平时看到的菊花，都是只会枯萎，不会落瓣的，因此他就得出了“天下的菊花都是不会被秋风吹落的”这样一个一般性结论。他用这个全称肯定判断来衡量王安石的咏菊诗，就认为王安石的诗写得不对。等他在黄州住了将近一年之后，才知道自己的结论是错误的。因为黄州这个地方的菊花，是会被秋风吹落的。出现了这个反例，苏东坡通过简单枚举归纳法得出的一般性结论，也就不能成立了。
篇7：王安石与苏东坡的逸事
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
苏东坡又被难住了，后人假托乩语，对了出来：
九溪蛮洞，经过中洞玉溪中。
篇8：苏东坡与王安石的私交
苏东坡与王安石的私交
王安石开始搞改革的时候，苏轼兄弟丁忧服满，刚回京城。那时，兄弟俩踌躇满志，很想有一番作为。可是，苏东坡不识时务，对改革说三道四。王安石很不高兴，就让他到开封府审案子。京城的案子盘根错节，随时都会碰到山头。他希望苏轼深陷其中出不来，无暇指点时政。没想到，苏东坡是断案高手，三下五除二，就把案子办得干干净净——王安石的警告落空了。
第二年上元节，皇帝想买灯，苏东坡劝谏皇帝别浪费这种“耳目不急之玩”，皇帝从善如流。苏东坡喜不自胜，就像初学写作的人发表了文章而激起更强的写作劲头一样，苏东坡接连又作了《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向改革全面开战。于是，政敌开始收集苏东坡的“黑材料”，想把他整垮。可是，结果一无所获。但是，这已使苏东坡心惊胆战，后怕起来。于是，他请求外调，以离开政治的漩涡，避祸全身。
就这样，苏东坡与王安石走到了对立面。此后，苏东坡就开始了他连年外贬的宦海沉浮。但是，在王安石下野之后，他却亲到金陵去看望王安石，并次韵王安石的《北山》诗，道是：“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当时从黄州平调到离京较近的汝州，可是仕途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他之所以要去探访王安石，一则是路过;二则同是天涯沦落人，已不复有当年的意气用事，况且他对改革也有了新的理解，不再简单地全盘否定，而王安石也已退出官场，两人见面就轻松多了;三是，当年“乌台诗案”发作，有人欲置自己于死地，王安石曾道“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施以援手，并没有因为是政敌而落井下石。不能不说，两人在私下是互相倾慕的。本着惺惺相惜，苏东坡去看望王安石就变得不难理解了。而当王安石得知苏东坡来拜访他时，竟穿着便服骑驴到船上来看望苏东坡了。苏东坡也不戴帽子，赶紧作揖迎接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两人相见甚欢，别有一番滋味。
苏东坡的到来，让寂寞的王安石一下子又有了知音的感觉。两人谈诗论文，谈禅说佛，很是契合。王安石对人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也许，正因为此，王安石情不自禁地请苏东坡就在金陵买田为宅，两人也好时常见面。苏东坡也有相见恨晚之感，故而有“从公已觉十年迟”之句。有人以为这是客套，乃至虚与委蛇。我看，苏东坡未必这样乡愿，若要与王安石周旋，也犯不着远道来访。此时，两人已没了世俗的距离，同抱赤子之心，又怎会互相设防?王安石的'邀请是真诚的，晚年能得遇如此人物为邻，岂非美事?而仕途险恶，又何必汲汲于道呢?王安石是过来人，不能说没有劝退之意;而苏东坡也历尽坎坷，未必没有林下之想。
故而，一说即合，以致后来人到了江北，依然盘桓不去。他在给王安石的信中说：“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屦，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仪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好一个扁舟往来!若真成功，则苏王诗酒唱和，不啻是文坛佳话也!只是，苏东坡毕竟还是公家人，一时之想，望梅止渴而已，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人啊，就是这么奇怪，一面孜孜以求声与名，一面却又回望着自己的来时路。王安石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年二次拜相时，曾作《泊船瓜洲》，道是：“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人离钟山，却依然一步三回头。因为他知道，仕途崎岖，世事难为。但是，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又催逼他勇于任事。与小人的得意忘形不同的是，王安石对于拜相，并没有欣喜若狂。当年他初拜相位之时，就曾私下与至友题诗明志：“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政事虽是大功业，但却不是自己的安魂之所。
那么，何处是自己真正的精神家园呢?大概是在渔樵之间、诗酒之中吧，大概是在“思接千载，神游八荒”的大自由中吧。而在这样的大自由中，还会有小路上的碰头和小河里的争流吗?脱离了世俗的羁绊，沐浴在文化的阳光之下，就会消解僵硬的对立，融化冰封的情意，就会有涓涓细流润泽枯冷的心田，就会有三月春阳照耀心头的湖山。如此，则相比于当下文化上的互相唱和和相敬相慕相得相知，当年在政事上的互相攻讦和相离相弃，不能不说是多么可笑和不明智啊。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惜，人世总有太多的纷扰。苏东坡与王安石已冰释前嫌，可是司马光对王安石却耿耿于怀。王安石死后，苏东坡为王安石说过几句公道话，只是，时移世易，已没人听了;而形格势禁，还得罪了保守派——得罪不起我躲得起，于是，又请求外放，结果越贬越远，差点回不了中原。若王安石地下有知，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篇9：历史名人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故事
历史名人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故事
历史名人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故事
苏东坡与王安石是一对仇敌
说到苏东坡的敌人，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苏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苏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王安石的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嘉祐六年(1061年)，二十六岁的苏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苏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众考官都欣赏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苏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随后还在任苏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苏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苏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苏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王安石则把苏东坡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驱逐出朝廷而后快。熙宁二年(1069年)，苏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苏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苏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苏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苏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苏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三年前苏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苏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篇10：苏东坡和王安石的恩怨
苏东坡和王安石的恩怨
说到东坡的敌人，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 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随后还在任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王安石则把东坡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驱逐出朝廷而后快。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三年前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次年，王安石的姻亲、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告东坡护丧回蜀时利用官船贩卖私盐等物，王安石闻之大喜，当即奏知神宗，第二天就下公文到东坡返蜀的沿途州县调查此事，连当年服役的士兵和船夫都被抓来严刑逼供，结果一无所得。司马光、范镇等大臣纷纷为东坡辩诬，范镇且指出苏洵去世后韩琦、欧阳修两人赠送的赙金即达五百两，东坡均予谢绝，岂有反而贩卖私盐以谋薄利的道理，东坡才算逃脱了谢景温与王安石合谋罗织的罪名。王安石还多次劝神宗贬黜东坡，神宗不听，王安石就说对待东坡必须像调教“恶马”那样，“减刍秣，加笞扑，使其服贴乃可用”。王安石身为年长十五岁的前辈和位极人臣的宰相，这样对待持不同政见的东坡，确实有失公正，更谈不上厚道。无怪在十多年后，当东坡在江宁与王安石相见时，东坡说了一句“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能言善辩的王安石也只好无言以对。
当然，王安石对东坡的才学其实是深为赏识的，尤其是当他不在朝中的时候，曾称赞东坡所撰的《表忠观碑》，又曾兴致勃勃地次韵东坡在密州所写的“尖叉韵”雪诗。当东坡遭遇乌台诗案后，王安石从江宁上书神宗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对东坡得以免死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元丰七年(1084)七月，刚离开黄州贬所的东坡来到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会晤了已经退居江宁八年的王安石。一个是经历了四年磨难的旧党中坚，另一个是业已退出政坛的新党首领，虽然都还坚持着各自的政治立场，但毕竟远离了政治漩涡，彼此间的敌意已大为减退。见面之后，东坡说他有话想说。王安石顿时变了脸色，以为东坡要重提旧怨。东坡又说，他要说的是有关天下的大事，王安石才定下神来倾听。于是东坡对当前朝廷接连用兵和屡兴大狱的'措施表示不满，认为“大兵大狱”是汉、唐灭亡的前兆，并劝王安石出面阻止。王安石说那都是吕惠卿主政的结果，自己已不在位，不便干预。东坡又说：“‘在朝则言，在外则不言’，这只是事君的常礼，而皇上待你以非常之礼，你岂能以常礼来报答皇上?”王安石顿时激动起来，厉声说：“我一定要说!”但他马上叮嘱东坡不可泄漏此话，原来他对吕惠卿的倾轧心有余悸。
此时东坡与王安石身上的政治家色彩已经消退，文人学士的身份意识得以凸显，所以他们的对话很快离开了政治的主题。两人互相出示自己的诗文，东坡手书近作相赠，王安石意犹未足，就自诵其诗，请东坡书写后留给自己作纪念。东坡称赞王安石的“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二句有《楚辞》句法，王安石欣然认可。王安石问东坡，他的雪诗中“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二句是否用了道藏中的典故，东坡笑以颔之。两人又谈论起学术，王安石说他对陈寿的《三国志》很不满意，要想重修又已年迈，劝东坡着手重修，东坡推辞说不敢当此重任。东坡在江宁停留数日，两人多次作诗唱和，东坡游蒋山的诗中有“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二句，王安石大为叹赏，当即和之，并叹息说：“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王安石甚至劝东坡卜宅钟山，与他结邻而居，所以东坡在赠诗中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一个月以后，东坡渡江北上，王安石送走东坡后，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劫波度尽，恩怨尽泯，两位文化巨人终于消除了彼此间的敌意。王安石最终改正了对东坡的看法，而东坡更是以不计前嫌的态度对待王安石，东坡的胸怀有如光风霁月，令人敬佩。
[知识拓展]
王安石主要成就
变法革新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弹压的能力，以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十五年。在这十五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效果，“富国强兵”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积贫局面的改变
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通过一系列理财新法的实行，国家增加了“青苗钱”、“免役宽剩钱”、“市易息钱”等新的财政收入项目，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国库充裕，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
新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青苗法取代了上等户的高利贷，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方田均税法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隐田漏税行为;市易法使大商人独占的商业利润中的一部分收归国家，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免役法的推行使农户所受的赋税剥削有所减轻，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篇11：王安石三难苏东坡
王安石三难苏东坡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出自《三言两拍》
宋神宗时期，宰相王安石有一个徒弟，是苏轼。苏轼才高八斗，风华正茂，年轻气盛，有时不给王安石面子，终于有一天，王安石要敲打敲打他了。
这天王安石正在写《字说》这本书，要把每个字的字形字义都分析出来。 分析到“坡”字时，王安石觉得这字简单，有“土”有“皮”，“坡”就是“土的皮”。 苏轼一听这个解释：照您这么说，“滑”字就是“水里有骨头”呗? 王安石：少贫嘴，叫声像婴儿的鱼叫“鲵”，四匹马拉的车叫“驷”，能上天的虫子叫“蚕”，古人造字都是有含义滴~ 苏轼：也对，那“鸠”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王安石：不知道。 苏轼：《毛诗》里说“鸤鸠在桑，其子七兮”，树上一对布谷鸟，养了七只小鸟，加起来正好九个。 王安石不吱声了。
没多久，苏轼收到任免通知：降级!去当地方官吧!
3年后，任期已满的苏轼回京城作报告，想起当年得罪王安石的事，便先赶到宰相府，希望“一笑泯恩仇”。 不巧，赶上了王安石午睡，苏轼就来到东书房，一边等一边在屋内瞅来瞅去。 哎?桌上怎么有张叠起来的纸? 苏轼打开纸一看，是一首只写了两句的诗：“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轼心想，前几年老先生还能一口气写几千字的文章，现在居然一首诗都写不下来了，而且这诗写得什么玩意儿! 苏轼的理由如下： 首先，四季的'风各自有名，不能乱用——春天为和风，夏天为薰风，秋天为金风(或者西风)，冬天为朔风。诗中第一句说“西风”，那就是秋天。 然而第二句又说“吹落黄花”，黄花就是菊花，菊花开于深秋，“敢与秋霜鏖战，并不落瓣”。 想到这，苏轼自信地续写了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写完诗，苏轼也不想再等，和门官打了声招呼就走了。 不一会，相府里的人看到王安石手持诗稿，四处问这诗谁给我续的? “是苏学士。” 这臭小子，孤陋寡闻还敢笑话我! 原来，王安石写的是“黄州菊花”，一到秋天就落瓣。 第二天，苏轼又收到人事任免令：降级!去黄州当团练副使!
捅完刀，王安石还要请苏轼吃饭，套路用到底。 王安石：降级调任都是上面的意思，你可别怪我啊~ 苏轼：不敢不敢。 王安石：你呀，还是要学习一个。到了黄州也别忘了继续涨姿势。 吃完饭，王安石又给苏轼一个任务。 王安石：太医说老夫有“痰火之症”，需要用“瞿塘中峡水”泡阳羡茶喝才能去根，现在阳羡茶我有了，没水。黄州离瞿塘峡近，你有空替我捞点水送来。 苏轼嘴上答应，心里老大不乐意，贬我官还让我跑腿，没门! 于是，苏轼在黄州逍遥了一年，彻底忘了王安石的嘱咐。直到第二年秋天去朋友家赏菊，一进花园门，苏轼傻了。
还真有秋天落瓣的菊花! 受到这一刺激，苏轼想起了到瞿塘峡打水的事。当时苏轼的夫人身体不好，想回家乡调养。苏轼便请假送夫人回家，计划返程时走水路，正好打水。 前半段一切顺利，然而在返程的船上，苏轼睡着了…… 一觉醒来，船已漂过上峡(西陵峡)、中峡(巫峡)，到了下峡(下峡又叫归峡，三峡合称瞿塘峡，与今天不同)。 苏轼忙让船夫调头，船夫却说调头后是逆流而上，没十天半个月到不了中峡。 苏轼就近上了岸，找到一个看起来很有人生经验的老头，问他三峡中哪一峡的水最好? 老头说，下峡的水从中峡来，中峡的水从上峡来，差不多~ 苏轼一想也是，王安石又没来过三峡，为什么非要中峡的水?老顽固…… 于是他灌了一瓮下峡的水，封好了带回。等到冬至，地方官都要给中央发贺表，苏轼借着机会就去了京城。
王安石知道消息后吩咐门官，不要把苏轼带到大堂，我还在东书房见他。 苏轼明白，这是王安石故意摆架子。一进书房苏轼立即表态，晚辈罪该万死啊~ 王安石：在黄州看见菊花了吧。 苏轼：是呗。 王安石：不知者不怪，我让你取的水带来没有? 苏轼：带了。 王安石当场用水烹了撮阳羡茶，茶刚烹好，王安石脸又长了：“这不是中峡水，你这个骗子!” 苏轼一惊：“当地人说三峡的水都一样啊……” “这瞿塘水性，出于《水经补注》：上峡水性太急，下峡太缓，惟中峡缓急相半……此水烹阳羡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 苏轼服了——晚辈罪该万死啊~
苏轼不想说什么了，然而王安石还没玩完。 “今年闰八月，正月立春，十二月又立春，我出个对联吧!”
一岁二春双三月 人间两度春秋
苏轼大脑死机，憋得满脸通红。 王安石：那换一个吧，苏州、润州你都去过吧? 王安石：苏州金阊门到虎丘这段路叫山塘，约有七里，走一半的话叫“半塘”。我给苏州出个上联：
七里山塘，行到半塘三里半。
润州古名铁瓮城，有金山、银山、玉山三座山，每座都有佛殿僧房，润州的上联就是：
铁翁城西，金玉银山三宝地。
苏轼想了大半天，还是对不出来，于是告辞。
至此，王安石用菊花、峡水、对对联，让苏轼心服口服，便上奏皇帝，恢复了苏轼的翰林职位。
可见，虽然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但有时候，姜还是老的辣啊。
篇12：北宋文坛的两大巨星：苏东坡与王安石
北宋文坛的两大巨星：苏东坡与王安石
王安石与苏东坡都是唐宋八大家，他们同朝为官，都是宋朝大才子。苏东坡天资高妙，过目成诵，出口成章。有李太白之风流，曹子建之敏捷。官拜翰林学士之后，在宰相王安石门下任职。王安石爱慕其才，十分器重。苏东坡却自恃聪明，颇多讥诮。王安石因作《字说》，一字解作一义，偶然谈到东坡的“坡”字，王安石说“‘坡’字从土从皮，所以坡仍土之皮也。”苏东坡取笑道：“按您老的说法，‘滑’字乃水之骨也。”王安石接着说：“‘鲵’ 字从鱼从儿，合为鱼子。四马为驷，天虫为蚕。古人制字，并非没有意义的。”苏东坡拱手道：“鸠字九鸟，你老是否知道可有典故?”王安石以为真，欣然请教。苏东坡得意地笑道：“《毛诗》云：鸣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共是九个。”王安石听罢，十分讨厌他的轻薄，于是将苏东坡贬到湖洲当剌史。
苏东坡在湖州三年，三年期满，回到京城。他想到当初因为得罪王安石而遭贬，这次回京必须先去拜访王太师。然后再去朝见天子。于是，骑马朝王丞相府走去。当苏东坡来到相府时，王安石正在睡觉，他被管家徐伦引到王安石的东书房用茶。
徐伦走后，苏东坡见四壁书橱关闭有锁，书桌上只有笔砚，更无余物。他打开砚匣，看到是一方绿色端砚，甚有神采。砚池内余墨未干，方欲掩盖，忽见砚匣下露出纸角儿。取出一看，原来是两句未完的诗稿，认得是王丞相写的《咏菊》诗。苏东坡暗笑：士别三日，换眼相待。昔年我曾在京为官时，老太师下笔数千言，不假思索。三年后，也就不同了。这首诗才写两句，不曾终韵，看来已是江郎才尽。苏东坡拿起来念了一遍：
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苏东坡笑这两句诗是乱道，他认为一年四季，风各有名：春天为和风，夏天为薰风，秋天为金风，冬天为朔风。这诗首句说西风，西方属金，金风行秋令也。那金风一起，梧叶飘黄，群芳零落。第二句说的黄花即菊花。此花开于深秋，其性属火，敢与秋霜鏖战，最能耐久。随你老来焦干枯烂，并不落瓣。说个“吹落黄花满地金”岂不错误了?苏东坡兴之所发，不能自己，举笔舐墨，依韵续诗两句：
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
写罢，苏东坡愧心复萌。心想：倘若老太师来书房，见了这诗，当着面多不好看;原想装在袖筒里带走，又怕连累徐伦。思前想后，颇觉不安。只得仍将诗稿叠起来，压在砚匣之下，步出书房。到大门首对守门官吏说：“老太师出来，请禀报一声，说苏某在此伺候多时。因初到京中，文表不曾收拾，明日早朝，奏过表章，再来谒见。”说完骑马走了。
不多时，王安石走进东书房，看到诗稿，问明情由，认出苏东坡的.笔迹，口中不语，心下踌躇：“苏东坡这个人，虽然屡遭挫折，轻薄之性仍然不改。屈原的《离骚》上就有‘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诗句。他不承认自己学疏才浅，反倒来讥笑老夫!明日早朝，奏过天子，将他削职为民。”又想：“且慢，他原来并不晓得黄州菊花落瓣，也怪他不得!”随后叫徐伦取湖广缺官登记册来看。发现只有黄州府缺少一个团练副使。次日早朝，王丞相密奏天子，苏东坡才力不及，将他贬到黄州。天子准奏，百官听命，唯有苏东坡心中不服，认为是王安石因改诗一事公报私仇。没奈何，也只得谢恩从命。
次日，苏东坡辞相离京，星夜赶至黄州。
苏东坡在黄州与蜀客陈季常为友。不过登山玩水，饮酒赋诗，军务民情，秋毫无涉。光阴迅速，将及一载。重九一日，天气晴朗，苏东坡突然想起：“定惠院长曾送我菊花数种，栽于后园。今日何不去赏玩一番?”恰好陈季常来访，东坡大喜，便拉他同往后花园看菊。走到菊花架下，只见满地铺金，枝上全无一朵。惊得苏东坡目瞪口呆，半响无语。陈季常问道：“子瞻见菊花落瓣，为何如此惊诧?”苏东坡道：“季常有所不知，平常见此花只是焦干枯烂，并不落瓣。去年我在王丞相府中，见他《咏菊》诗中写道：“‘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小弟只道老太师写错了，特地续二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却不知黄州菊花果然落瓣!老丞相贬我至黄州，原来是让我看看菊花!”陈季常笑道：“是啊!”苏东坡叹道：“当初小弟被贬，只以为是王丞相公报私仇。谁知他倒不错，我倒错了。今后我一定谦虚谨慎，不再轻易笑话别人。唉，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啊!“
后来，苏东坡为乱改菊花诗的事，专程到京，向王安石“负荆请罪”，认错道歉。
篇13：苏东坡与海棠
苏东坡与海棠 -资料
被誉为天下三大行书之一的《黄州寒食帖》，是苏东坡写的一首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燕支雪其实就是胭脂雪。在苏东坡眼里，海棠花就像雪上搽了胭脂那样美丽，于是就给它起了一个这样富有诗意的名字。
苏东坡谪居黄州的日子是凄苦的，“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即使是过着这样的日子，他还惦记着海棠花，可见东坡先生对海棠花的热爱。
苏东坡的这种热爱，是和他的遭遇联系在一起的。借花喻人，苏东坡对海棠花倾注了极大的感情，为此，他反复写诗著文，寄寓情怀。他的很有名的文章《记游定惠院》，一开头就说：“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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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还有一首诗，题目就叫《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诗的`题目一般都是几个字，哪有这么长的，可是，照苏东坡看来，不写这么长的题目就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意思。所以，他这首诗一开头就写道：“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这哪里是写海棠，分明就是写的自己呀！
因为“乌台诗案”，大文学家挨了板子，但这并没有使他服气，更没有打得他灵魂出窍，从此噤若寒蝉。被贬黄州的第四年，他写出了咏海棠的绝唱：“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髟伦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诗朗朗上口，激赏海棠的心情和盘托出！
篇14：苏东坡传第七章王安石变法读后感
苏东坡传第七章王安石变法读后感
在苏东坡一生中有个十分重要的人，叫王安石。可以说，讲不清王安石就讲不清苏东坡。
王安石与他的变法运动是分不开的。人们谈论王安石，主要也不过是因为他的变法。“王安石变法”从结果上讲，失败得很彻底。几乎没有任何优点，可以说由于王安石的变法，北宋少苟延残喘了不下于五十年，也正因为此，对于王安石，历史上几乎是一边倒的骂声，到了民国，梁启超先生也比不过为王安石开脱，在勇于革命。
然而，我认为王安石是个天才，不应当叫疯子。首先，王安石对于经济学，确实有一定研究，否则，他也无法让皇帝动心，排除万难，也要变法到底。其次，王安石骂名很多，却仍然被后人列入“唐宋八大家”，虽说王安石的得宠同神宗老师韩维脱不了干系，但是其文采让富弼和文彦博赞评，甚至欧阳修也对他颇有好感。王安石的文才虽不敌苏东坡、范仲淹等名士，但也是佼佼者中的一员。最后，王安石的创新与尝试，这一点，虽前有古人，但后来者已进入了近代史，确实王安石的变法是错的，确实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很烂，确实王安石的变法不算顶尖，但是那些史学家，那些对王安石嗤之以鼻的.文人，在批评的同时，为什么没有人试着以另一种方式变法？偏偏要等到上百年以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了，才试着变法图存？这难道不应该反思吗？
另外，我认为，尽管许多文人、史学家否认王安石，但许多时候，后人的评价带有成王败寇的嫌疑，成功者的成功被夸大，失败者的失败被辱骂，对于勇于创新者，成功了是天才，失败了是疯子。
即便，王安石有极大可能是神经病，即便，王安石，固执一端不听劝告，即便，王安石疯狂，即便，王安石失败了，是时代的罪人，但我仍想衷心地叫一声，“王安石，你是天才！”
篇15：苏东坡取水骗王安石的故事
苏东坡取水骗王安石的故事
王安石老年患有痰火这症，虽服药，难以除根。太医院嘱饮阳羡茶，并须用长江瞿塘峡水煎烹。因苏东坡是蜀地人，王安石曾相托于他：“倘尊眷往来之便，将瞿塘中峡水携一瓮寄与老夫，则老夫衰老之年，皆子瞻所延也。”
不久，苏东坡亲自带水来见王安石。王安石即命人将水瓮抬进书房，亲以衣袖拂拭，纸封打开。又命僮儿茶灶中煨火，用银铫汲水烹之。
先取白定碗一只，投阳羡茶一撮于内。等汤如蟹眼，急取倾入碗内。其茶色半晌方见。
王安石问：“此水何处取来?”东坡答：“巫峡”王安石道：“是中峡了。”
东坡回：“正是”
王安石笑道：“又来欺老夫了!此乃下峡之水，如何假名中峡?”东坡大惊，只得据实以告。
原来东坡因鉴赏秀丽的三峡风光，船至下峡时，才记起所托之事。
当时水流湍急，回溯甚难，又自以为一江之水并无不同，只得汲一瓮下峡之水充之。
东坡说：“三峡相连，一般样水，老大师何以辨之?”
王安石道：“读书人不可轻举妄动，须是细心察理。这瞿塘水性，出自《水经补注》。上峡水性太急，下峡太缓，惟中峡缓急相半。太医院官乃明医，知老夫中脘变症，故用中峡水引经。此水烹阳羡茶，上峡味浓、下峡味淡、中峡浓淡之间。今茶色半晌方见，故知是下峡。”
东坡离席谢罪。
篇16：揭秘王安石与苏东坡的私交：“对手”变知己
揭秘王安石与苏东坡的私交：“对手”变知己
王安石开始搞改革的时候，苏轼兄弟丁忧服满，刚回京城。那时，兄弟俩踌躇满志，很想有一番作为。可是，苏东坡不识时务，对改革说三道四。王安石很不高兴，就让他到开封府审案子。京城的案子盘根错节，随时都会碰到山头。他希望苏轼深陷其中出不来，无暇指点时政。没想到，苏东坡是断案高手，三下五除二，就把案子办得干干净净——王安石的警告落空了。
第二年上元节，皇帝想买灯，苏东坡劝谏皇帝别浪费这种 “耳目不急之玩”，皇帝从善如流。苏东坡喜不自胜，就像初学写作的人发表了文章而激起更强的写作劲头一样，苏东坡接连又作了《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向改革全面开战。于是，政敌开始收集苏东坡的 “黑材料”，想把他整垮。可是，结果一无所获。但是，这已使苏东坡心惊胆战，后怕起来。于是，他请求外调，以离开政治的漩涡，避祸全身。
就这样，苏东坡与王安石走到了对立面。此后，苏东坡就开始了他连年外贬的宦海沉浮。但是，在王安石下野之后，他却亲到金陵去看望王安石，并次韵王安石的《北山》诗，道是：“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当时，苏东坡从黄州平调到离京较近的汝州，可是仕途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善。他之所以要去探访王安石，一则是路过;二则同是天涯沦落人，已不复有当年的意气用事，况且他对改革也有了新的理解，不再简单地全盘否定，而王安石也已退出官场，两人见面就轻松多了;三是，当年“乌台诗案”发作，有人欲置自己于死地，王安石曾道“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施以援手，并没有因为是政敌而落井下石。不能不说，两人在私下是互相倾慕的。本着惺惺相惜，苏东坡去看望王安石就变得不难理解了。而当王安石得知苏东坡来拜访他时，竟穿着便服骑驴到船上来看望苏东坡了。苏东坡也不戴帽子，赶紧作揖迎接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两人相见甚欢，别有一番滋味。
苏东坡的到来，让寂寞的王安石一下子又有了知音的感觉。两人谈诗论文，谈禅说佛，很是契合。王安石对人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也许，正因为此，王安石情不自禁地请苏东坡就在金陵买田为宅，两人也好时常见面。苏东坡也有相见恨晚之感，故而有“从公已觉十年迟”之句。有人以为这是客套，乃至虚与委蛇。我看，苏东坡未必这样乡愿，若要与王安石周旋，也犯不着远道来访。此时，两人已没了世俗的距离，同抱赤子之心，又怎会互相设防?王安石的邀请是真诚的，晚年能得遇如此人物为邻，岂非美事?而仕途险恶，又何必汲汲于道呢?王安石是过来人，不能说没有劝退之意;而苏东坡也历尽坎坷，未必没有林下之想。故而，一说即合，以致后来人到了江北，依然盘桓不去。他在给王安石的信中说：“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屦，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仪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为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好一个扁舟往来!若真成功，则苏王诗酒唱和，不啻是文坛佳话也!只是，苏东坡毕竟还是公家人，一时之想，望梅止渴而已，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人啊，就是这么奇怪，一面孜孜以求声与名，一面却又回望着自己的来时路。王安石又何尝不是如此?当年二次拜相时，曾作《泊船瓜洲》，道是：“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人离钟山，却依然一步三回头。因为他知道，仕途崎岖，世事难为。但是，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又催逼他勇于任事。与小人的得意忘形不同的是，王安石对于拜相，并没有欣喜若狂。当年他初拜相位之时，就曾私下与至友题诗明志：“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政事虽是大功业，但却不是自己的安魂之所。那么，何处是自己真正的精神家园呢?大概是在渔樵之间、诗酒之中吧，大概是在“思接千载，神游八荒”的大自由中吧。而在这样的大自由中，还会有小路上的碰头和小河里的争流吗?脱离了世俗的羁绊，沐浴在文化的阳光之下，就会消解僵硬的对立，融化冰封的情意，就会有涓涓细流润泽枯冷的心田，就会有三月春阳照耀心头的湖山。如此，则相比于当下文化上的互相唱和和相敬相慕相得相知，当年在政事上的互相攻讦和相离相弃，不能不说是多么可笑和不明智啊。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可惜，人世总有太多的纷扰。苏东坡与王安石已冰释前嫌，可是司马光对王安石却耿耿于怀。王安石死后，苏东坡为王安石说过几句公道话，只是，时移世易，已没人听了;而形格势禁，还得罪了保守派——得罪不起我躲得起，于是，又请求外放，结果越贬越远，差点回不了中原。
若王安石地下有知，真不知会作何感想!
王安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江西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荆公路邓家巷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出身地方官家庭。王安石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1058年(嘉祐三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他到了京城开封，上万言书。他指出，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他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官吏应从基层(“乡党”)选拔。
年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
篇17：李白与苏东坡的高峰对峙散文
李白与苏东坡的高峰对峙散文
如果说唐宋是中国古代最为壮观的两座文化高峰，那么分别屹立于峰巅的正是李白和苏东坡。盛唐风范和北宋风骨在他们的身上展现的最为淋漓尽致。在追求自由、豪迈不羁方面，李白与苏东坡确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仔细比较则会发现，二人的性格和人生态度都有明显的不同。
李白身上具有真正的狂放之气。在他的意识中，似乎一切都唾手可得，对自己充满了高度的自信，或者说是自负。狂妄的人格令他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上，幻想远远多于现实。而这些，可以造就他充满浪漫主义的诗文，却不能成就他的功名。
李白是个极有政治抱负的人。他天真而狂热地追求理想，奋笔疾书“天生我材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恨不能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强烈地表现出追求功名之急、之切。盛唐诗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他身上被理想化了。而作为一个功名心很强的人，他却既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只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盖世功业之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
天真狂热的理想，不切实际的行动，导致李白追寻一生终究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一方面“将船买酒白云边”，逍遥自在、狂傲不羁；另一方面，又“举杯消愁愁更愁”，忧思茫茫、无可消解。寻欢作乐、放浪形骸的`背后，难以掩饰一颗充满痛苦与失落的心。
“不作太白梦日边，还同乐天赋池上。” 苏东坡是不欣赏李白超现实主义人生观的。他亦常常以“狂夫”自称，尽管同样是怀才不遇，同样是追求自由，但是，走的却是与李白完全不同的道路。
同样是怀才不遇，苏东坡比李白更加坚定和隐忍。在仕途上，他先是老老实实地参加科举考试，成为朝廷重臣。层层束缚之下，“一肚皮不合时宜”，却永远抛不下“君命重，臣节在”的士大夫责任感。即便是后来屡次受到排斥、打击、贬谪，始终没有在埋没中徒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呐喊，而是力所能及地有所作为，做了许多有益于社稷、有利于百姓的实事。
同样是追求自由，苏东坡比李白能够放下功名、着眼生活。为了排遣愁绪，李白选择去恣意流浪，然而在游历大好河山的同时，“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正是由于内心不能真正释怀，以至于终其一生，都
处在若有所失的忧愤当中。而苏东坡能够随遇而安、怡然自乐，将自由反照于现实，落脚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杭州、密州、黄州、惠州、儋州……天涯飘零的生活状态虽然并非他所愿，但是，每一个角落却都留下了他潇洒、自在的身影。
从表面看来，苏东坡并不自由，甚至负罪谪居，不可能像李白那样到处游玩，可他的心是自由的。杭州风景如画，佳人如织，他便陶醉湖光山色，尽享歌舞升平；密州火冷灯稀，寂寞荒凉，他怡然修葺超然台，裘马戎装射天狼；黄州僻壤穷乡，一片荒芜，他自比陶渊明躬耕东坡，超然物外三咏赤壁；儋州天涯海角，一叶孤舟，他闲庭信步于狂风浪尖，怡然访道于青山老林。
正如苏东坡自己所言，“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
“此心安处是吾乡”。能够修炼到“心安”的境界，这是苏东坡区别于李白的最大之处。
身不由已，心灵却在万物的感化中获得了安宁。
因为心安，所以自由。
因为自由，所以快乐。
篇18：苏东坡与山的不解情缘散文
苏东坡与山的不解情缘散文
“仁者乐山”。
爱山，是东坡返归自然的天性使然。“我本山中人”（《监试呈诸试官》），在“独专山水乐”中，能“所至得其妙”（《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遇山即安畅，“观妙各有得”（《泛颍》）。
苏轼，字东坡，他一生与山结下不解的情结，他乐山，游山，知山，写山，在中国的山文学中，铸下一块不朽的丰碑。为后人留下一笔品味不尽的文化遗产。
“排挤不去已三年，鱼鸟依然笑我顽。人未放归江北路，天教看尽浙西山”（《与毛令方尉游西菩提寺》），“二年走吴越，踏遍千里山。朝随白云去，暮与栖鸦还”（《祈雪雾潴泉，出城，马上作赠舒尧文》），东坡与山，是紧紧地绾结在了一起
那么，他从山中究竟“得”到了些什么“妙”处呢？
东坡从山那里，找到了扫除人世烦恼、慰藉孤寂灵魂的遁处；又从山那里，得到了开阔胸襟、愉悦人性的际遇；还从山那里，受到了增广见识、结交名流的启迪；更为重要的，是从山那里，获取了激发诗情、创作文学的灵感。
“师已忘言真有道，我除搜句百无功。明年采药天台去，更欲题诗满浙东”（《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从乡僧那里“搜句”是越来越枯竭了；然而天台山却赐予了他无穷尽的诗趣。
总之，山是东坡发展个体人格境界的归宿，是他创作大量优秀作品的源泉。所以他才说：“踏遍江南南岸山，逢山未免更留连。”（《惠山谒钱道人，烹小龙团登绝顶望太湖》）正如黄庭坚所言，那天下清景，初不择贵贱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所设”（《冷斋夜话》引）。
《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云：“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坡本狂直之人，为世所捐弃，然而大山却包容了他，“山向吾曹分外青”（《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韵》），“割愁还有剑芒山”（《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山使他快乐，并将这种身心的快乐延伸到永远。所以“山水乐”就成了诗人安顿孤寂灵魂的快乐世界。“聊将诗酒乐，一扫簿书冗”（《次前韵再送周正孺》）。
“青山偃蹇如高人，常时不肯入官府。高人自与山有素，不待招邀满庭户”（《越州张中舍寿乐堂》），青山高昂着头颅，当然不与那卑污的官府往来，但与东坡这样的“高人”“君子”，却原本“有素”，两心相印的。《出峡》诗说：“入峡喜f岩，山峡爱平旷。吾心淡无虑，遇境即安畅”，平淡的心境与无欲的山境，交融在了一起。
“今朝偶上法华岭，纵观始觉人寰隘”（《又次前韵赠贾耘老》），我心之融入山境，与山境之融我心境，是双向互动的一个过程，如同山之阴阳向背。
山本身是多姿多态的，“吴山故多态，转侧为君容”（《法惠寺横翠阁》），经过东坡这样一位大手笔的描绘，则更显其妖娆多容、鲜活动人了。
山是不动的，然而诗人却往往从动态的.事物，如江水、云烟、船上、马上写山，便赋予山一种永远充满生命活力的动态美。
《江上看山》云：“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前山槎桠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山如海水一般，动荡起来了，变态万千了，让人受到一种生命活力的激动。
《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之寿州》：“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李思训画长江绝岛图》：“孤山久与船低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之二：“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是船低则山昂；船昂则山低也。从运动着的船上看山，山也就随着船动起来了。
另外，东坡写山，不直写，全烘托。石为云根，雾山作伴，在诗人的笔下，山被赋予了一种神秘感，朦胧美。
《书王定国所藏〈烟雨叠嶂图〉》：“江上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山耶云耶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全以云烟烘衬山之神秘“莫知”。
《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完全以雪之茫茫云之茫茫和水之茫茫衬托山之明灭有无也。是朦胧带来了神秘，又是神秘赋予了朦胧。
著名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是“不识真面目”才激发了人们无穷的探索兴味，则又充满了神秘的人生哲理。
篇19：王安石与司马光
王安石与司马光
在以专制集权为特征的我国封建政治史上，中央权力机构内部分歧与争论的规模，通常被限制在十分狭小的范围。一旦争议升级，双方便多结为夙怨，甚至必欲将对手置之死地而后快。至于持不同政见而又互相礼遇或友善相处者，可谓风毛麟角而已。
距今九百年前——北宋元佑元年(1086)四月初六，王安石病故于江宁(今南京市)。同年九月初一，司马光逝于汴京(今开封)。在古代政治舞 台和文化学术苍穹，同一年陨落两颗巨星，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而变法风潮中这一对杰出人物的微妙关系——既是故友，又是政敌，则尤其耐人寻味。
说王安石与司马光是故友，不仅因为他们“十有余年，屡尝同僚”;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游处相好之日久”，“平生相善”。他们都蒙受过欧 阳修的教诲和举荐，又同与梅尧臣结为忘年之交。在他们各自的文集中，迄今仍保留着许多互相唱和的诗赋。其中王安石那别出新裁的《明妃曲》，及欧、梅、司马 等人的和作，还一度盛传于都下。
王安石与司马友谊之笃厚，莫过于他们共同担任馆职——皇帝文学侍从的时期。连同另外两位同僚韩维、吕公著，他们“特别友善，暇日多会于僧 坊，往往宴谈终日”;“时人目为‘嘉佑四友’”。他们一起修录国史，一起赏花钓鱼，一起赴宴题诗，一起沐浴游嬉。在崇政殿厢，在琼林苑席，在太液池畔，在 学士院里，曾留下他们比肩的身影，傍行的屐迹，并坐的笑语，递吟的佳句。
王安石是临川人，比司马光小两岁。他敬重司马光“操行修洁、博知经术”、“文学行治，有称于时”。司马光是夏县(今属山西)人，比安石早两 年中举进士。他钦佩安石“才高学富”，“议论高奇”，“友爱诸弟”，“刚直不屈”。他们有类似的品格和志趣：“不爱官职，不殖货利”，勤奋刻苦，“难进易 退”。他们也有类似的作风和习尚：不嗜饮酒、不好声色、不喜奢靡、酷爱读书。他们甚至还有相近的秉性和共同的怪癖。为有这许多类似和共同之处，他们彼此那 互相“倾慕之心，未始变移”，就连租赁住宅，王安石也宁愿和司马光做邻居。
由于长辈和嘉佑诸友的交口称颂，王安石很快变得“名重天下”。“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令致，生民咸被其泽 矣!”所以，当熙宁二年安石初任副宰相之际，欧阳修曾专函致贺，司马光弹冠相庆，韩、吕等诸友都磨拳擦掌，预备助他一臂之力。这年五月，司马光发现吕诲袖 藏弹劾安石之文，竟愕然不解，悉力劝阻;回到学士院默坐终日，亦想不出安石究有何“不善之迹”。
司马光和王安石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复杂、动荡和危机四伏的时代。面临社会经济生活中许多新的因素和变化，腐朽不堪的北宋政权已无力应付。要 么，革除弊端，适应新的情况;要么，任旧局面发展下去，归于覆灭。早在安石以前，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已觉察到风暴的端倪。对于这一点，王安石和司马光 等，都有更明确的意识。尽管在激烈的争辩中，司马光有过“保守”的议论，但在他平素的言论中，不难找到各种倾向变革的观念。实际上，在当时，变法已是大势 所趋，问题只不过是如何变法而已。
从熙宁二年夏秋以来，王安石以惊人的气魄实施了他的变法方案，并置“众人”“是非”和“四国流言”于不顾。这场变法，涉及到社会经济、政 治、文化、军事和外交等各方面。其雷厉风行之势，令往昔的革新旧臣目瞪口呆;其影响之广泛，波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其斗争之深刻，足以使睦和的家庭分 裂，笃善的挚友反目。正是在行新法与反新法的激烈冲突中，王安石与司马光这对故友，分别成了对立双方的旗帜。
熙宁三年的春风，夹杂着几丝寒气。司马光对新法的态度，起初是走一步看一步。及至发现问题严重，可能事与愿违时，他便转而站到反对派一边。 作为大臣，他用激烈的言词弹劾安石;作为故友，他又三次投书，劝谕安石不可“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借“以尽益友之忠”。安石在与神宗的实质性谈话中，不 能不力斥司马光的非议;但对这位旧友本人，则“赐之诲笔，存慰温厚”。
使司马光担忧的，不仅是官僚染指营利事业的复杂后果;而且，是某些“谄谀之士”开始取代“忠信之士”，成为新法的支柱。他提醒安石，莫为这类小人所出卖。对于司马光的担忧，安石未尝没有虑及，只是，新法一旦推广，局势瞬息万变，鲠舌喋喋而不肯向前，难道让他半途而废不成。
王安石的胆识和勇略，确乎超人。然而，他的新法疾猛推行，总不免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也许，正因为他走得太快，众友人才被他远远甩开。
清除社会积弊，实在是一桩艰难的事。想让一个政权不断适应复杂的经济变化，尤其不易——特别是这个政权本身的弊端尚待厘剔之际;哪怕是纯然善 意的惠政，也可能在某个执行环节中转眼化为劣迹。安石与司马间的众多分歧，大多属于方略、技术和手段的差异。用司马光的话说，“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 则同。”王安石也承认，他们“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司马光一时无力阻挡变法的风潮，便辞位离京。他长期退居洛阳，专心治学，十五年如一日，撰就了他的史学宏著。几年之后，王安石被自己最亲信的助手出卖;接着，又遭遇了家庭的不幸。他毅然捧还相印，归隐江宁谢家墩。
谢家墩，安石取名叫“半山”。他常常在“半山”的小宅里静卧，嚼着石莲，研究文字学;也不断地跨驴出游，到定力寺去探索禅缔;或者用囊装十数 枚饼，终日行吟于山野之间——与叱咤风云、发号施令不同，这或许才是他的文人学者本色。他有点思念旧友。有时候，他会突然转头对人说：“司马十二，君子人 也!”人家不应，他便自语，把这同一感慨重复三、四遍。
丙寅年的'暮春季节，三弟给安石带来了旧友的讯息。他意味深长地慨叹着：“司马十二作相矣!”六十七岁的司马光，真的回京执政了。而且，他一 反稳健的作风，拿出安石一般的气魄——逐条废弃新法，挨个儿撤换变法派。苏轼对某些新法的公允肯定，程颢关于团结反对派的劝谕，韩维关于警惕投机人物的提 醒，他都置若罔闻。只有蔡京的逢迎使他心慰。他是那么匆促而急切，仿佛迟缓一步，新法便会根深叶茂而无法撼动似的。就这样，当年批评安石“执拗”的司马 光，如今比安石更为执拗!
或许，正是新法遭到重大挫折的讯息，加剧了王安石背上的疮毒，使他倏然而逝。噩耗传到开封，传到同样衰病不堪的司马光耳中。司马光深为悲 憾。他预感到安石身后，可能会遭受世俗的鄙薄和小人的欺凌。他立即抱病作书，告诉右相吕公著：“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 毁百端。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根据司马光的建议，安石被追赠正一品荣衔——太傅。
王安石与司马光身后的荣辱遭际，后来又有许多变化，但他们生前的磊落襟怀和凛然风范，却大节略同：彼此的友谊既年深情笃，各项重大的分歧， 也毫不涉及个人的利害冲突。维系赵宋王朝的共同目的，构成他们全部关系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在政策的争辩中，他们各执己见，寸步不让，略无情面;然而，在 个人之间，却依旧洽守友义，不负夙契——既没有权势的倾轧、阴险的残戕，也不曾互相诬谤、暗害中伤。正如宋人冯澥所说：“王安石、司马光，皆天下之大贤。 其优劣等差，自有公论。”
关于熙宁变法的研究，固然可以总结丰富的历史经验，留意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关系，也不为无益。或许可以这样说：不同政见者互相礼遇和友善相处，曾是中国古老文明的某种反映。
篇20：王安石与佛教
王安石与佛教
王安石与佛教的因缘，首先得归之于其父亲王益的影响。隋唐以来佛教宗派繁衍，蔚为大观，官绅士人学佛活动日趋兴盛，至宋代，士大夫参禅问道举目皆是。北宋禅僧归云如本在《丛林辨佞篇》中作了如下记载：
“本朝富弼郑公，问道于子?禅师，书尺偈颂凡一十四纸，碑于台之鸿福两廊壁间，灼见前辈主法之严，王公贵人信道之笃也。……如杨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见广慧琏、石门聪并慈明诸大老，激扬酬唱，般般见诸禅书。……近世张无垢参政、李汉老参政、吕居仁学士，皆见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谓之方外道友。爱憎逆顺，雷辉电扫，脱略世俗构忌，观者敛衽辟易，罔窥涯涣。”
除文中所列富弼、杨亿、张商英等达官显宦外，还有苏东坡、黄庭坚、晁补之、赵扌卞等，这些人都热衷于参禅念佛，不少人还参与编撰禅宗《语录》、《灯录》。这种社会风气，对王氏父子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王益在为官一地时，无论是开始为官时任建安主簿还是在新繁、江宁，都曾经出入寺院，与当时寺僧都有较多交游，互有答赠。且于佛理颇通，大概也习染了当时的清虚、禅悦风气，“近来禅观都无语，手指余花满寺庭”。这种家庭背景显然直接影响了王安石。王安石少年时期就随父亲到处出游，拜访大德高僧。宋僧惠洪《冷斋夜话》卷六《大觉禅师乞还山》就记载了他早年与僧人的交游。
“大觉琏禅师，学外工诗，舒王少与游。尝以其诗示欧公，欧公曰：此道人作肝脏馒头也。王不悟其戏，问其意，欧公曰：是中无一点菜气。”?
王安石自己在《扬州龙兴讲院记》也有提及：
“予少时，客游金陵，浮屠慧礼者从予游。予既吏淮南，而慧礼得龙兴佛舍，与其徒日讲其师之说。尝出而过焉，庳屋数十椽，上破而旁穿，侧出而视后，则榛棘出人，不见垣端。”
成年后，王安石在以儒家的方式理政，为官一任的同时，继续与著名高僧多有交游。王安石《鄞县经游记》对此有所记载：
“庆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县出，属民使浚渠川，至万灵乡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鸡山，观石契工凿石，遂入育王山，宿广利寺，雨不克东。辛巳，下灵岩，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谋作斗门于海滨，宿灵岩之旌教院。癸未，至芦江，临决渠之口，辅以入于瑞岩之开善院，遂宿。甲申，游天童山，宿景德寺。质明，与其长老瑞新上石望玲珑岩，须猿吟者久之，而还食寺之西堂，遂行至东吴，具舟以西。”?
王安石一生结识了许多高僧，早年以瑞新和大觉怀琏为代表，在京时又有智缘等，晚年则有蒋山赞元、宝觉、净因、真净克文等。正由于王安石对佛教徒有着密切的交往，因此他对于佛教有着较为深刻的了解、客观的认识。
1、认为佛教颇为得人。宋代由于禅悦风气的影响，儒家人才多流向佛门。王安石由此发出“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天下英才归于佛道的感慨。
荆公王安石问文定张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而生孟子，后绝无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岂为无人，亦有过孟子者。”安石曰：“何人?”方平曰：“马祖、汾阳、雪峰、岩头、丹霞、云门。”安石意未解。方平曰：“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安石欣然叹服，后以语张商英，抚几赏之曰：“至哉，此论也!”
类似的记载又见于南宋陈善《扪虱新话上集》卷三：
王荆公尝问张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亚圣。自后绝无人何也?”文定言：“岂无?只有过孔子上者。”公问：“是谁?”文定言：“江西马大师，汾阳无业禅师，雪峰，岩头，丹霞，云门是也。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耳。”荆公欣然叹服。
2、赞扬高僧之人格境界
王安石结识的'僧人，如瑞新、大觉怀琏、智缘、赞元、宝觉、净因、真净克文等，多是德才兼备、脱于流俗的贤人。
盖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也。既以此为教于天下而传后世，故为其徒者，多宽平而不忮，质静而无求，不忮似仁，无求似义。当士之夸漫盗夺，有己而无物者多于世，则超然高蹈，其为有似乎吾之仁义者，岂非所谓贤于彼，而可与言者邪?若通之瑞新，闽之怀琏，皆今之为佛而超然，吾所谓贤而与之游者也。此二人者，既以其所学自脱于世之淫浊，而又皆有聪明辩智之才，故吾乐以其所得者间语焉，与之游，忘日月之多也。(《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
3、佛道与儒道通
王安石受《庄子·天下篇》道一或全思想的影响，认为“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见，以为教于天下，而传之后世。后世学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诱乎世之所趋，或得乎心之所好，于是圣人之大体，分裂而为八九。”王安石认为百家诸子、佛道于先王之道各有所得，“盖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也。”(《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在他与宋神宗的对话当中也表明了这一点。
“安石曰：……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上曰：佛，西域人，言语即异，道理何缘异?安石曰：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上曰：诚如此。”?
显然，王安石将佛经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认为两者合符节。对此，宋神宗也是很赞成的。
4、兼取佛道
既然道一或全，佛教与儒家于道相通，那么自然就可以在以儒家为主导的前提下，惟理之求，对佛道百家批评吸收。宋僧惠洪《冷斋夜话》卷六“曾子固讽舒王嗜佛”条记载：舒王嗜佛书，曾子固欲讽之，未有以发之也。……子固曰：“弈用老而逃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子固笑曰：“前言第戏之耳。”在《答曾子固书》中王安石谈到，
“连得书，疑某所谓经者，佛经也，而教之以佛经之乱俗。某但言读经，则何以别于中国圣人之经?子固读吾书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于读经有所不暇也。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扬雄虽为不好非圣人之书，然于墨、晏、邹、庄、申、韩亦何所不读。彼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惟其不能乱，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视吾所知，为尚可以异学乱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乱俗不在于佛，乃在于学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
正是这种“惟理之求”的态度，王安石对佛教理论有系统的研究，为《金刚经》、《维摩经》作注，并疏解了《楞严经解》、《华严经解》，还有意味浓厚的《字说》。另外他也曾经对《老子》、《庄子》都进行过注解等等。佛教对于心性的阐述、道家对于道体的发明，对于立志于昌明儒家道德性命、复兴儒学的王安石有着重要的意义。应该说，老子的道论、佛教的心性论，构成了荆公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王安石对于佛道也不是没有批评。王安石认为佛道在道体心性建构方面，有着重要的贡献，但是“实见道体，差了途辙，故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正由于此，王安石主张对佛道进行批判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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