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咏史诗（精选8篇）由网友“竞深饼”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刘禹锡咏史诗，仅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大家喜欢!
篇1：刘禹锡咏史诗咏成因
刘禹锡咏史诗咏成因
刘禹锡能创作出大量咏史诗并在中唐诗坛占有重要地位,除了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外,内因也是决定性因素。
《四溟诗话》有云:“史诗勿轻作,或己事相触,或时政相关,或独出断案。”“独出断案”说明咏史诗创作需要较高的修养,“时政相关”则不仅要求诗人熟悉历史掌故,还要求诗人能够具有将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寻找现实与历史之间深层联系的能力。创作咏史诗除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外,自身素质的高低决定着诗歌的优劣。自身素质主要包括学、识、才、情几个方面。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论述刘禹锡咏史诗形成的原因。
一、学
所谓“学”即指学问,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劳动、斗争中各种经验的总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学问在咏史诗的创作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古代知识分子写诗是为了抒情言志,通过自己的讽诵达到使社会风俗清淳的目的。而志的产生也来源于长期的勤学钻研,尤其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对志的生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刘禹锡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其在《子刘子自传》中说:“世为儒而仕”、“家本儒素,业在艺文”。其父刘绪家教甚严,使他从小就系统地接受了儒家学说。刘禹锡自幼聪敏好学,很有教养,权德舆《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中曾回忆刘禹锡童年时代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始予见其卯,已习《诗》、《书》,佩?、?恭敬详雅,异乎其伦。”另外刘禹锡在《献权舍人书》中说:“众之指目,忝阁下门客,惧无以报称,故厚自淬琢,靡遗分阴。”他争分夺秒地阅读各种书籍。直至晚年,刘禹锡仍然保持着好学不倦的精神,在《罢郡归洛阳闲居》诗中称:“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在《郡斋书怀寄河南白尹兼简分司崔宾客》诗中感叹自己“漫谈图书三十年,年年为郡老天涯。”渊博的知识储备,不仅培养了刘禹锡诗歌创作高尚的审美理想,而且提升了审美要求,提高了审美能力。
刘禹锡还深受中唐时期啖助、赵匡、陆质所倡导的《春秋》学派不拘空名、从宜救乱的经世儒学的影响。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在其内心深处扎根,在诗文中刘禹锡也多次提到“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今道未施于人,所蓄者志”。讽谏传统和温柔敦厚的诗教对诗人也有影响。这使刘禹锡具备了从屈原开始咏史诗的作者便具有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责任感,促使诗人拿起手中的笔以历史为依据,进行咏史诗的创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咏史诗是诗人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产物,它们反映出来的是诗人关心国计民生的强烈忧患意识。
二、识
所谓“识”指识见,主要是诗人观察和认识客观事物所具有的敏锐而奇异的眼力。在咏史诗创作中诗人有了这种眼力就可以对历史现象做出深层次的分析和判断,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进而截取它作为诗歌吟咏的对象。另外咏史诗所选取的历史材料必须是真实的,这就要求诗人在选取歌咏对象时首先对历史材料的真伪进行甑别。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真伪很难辨认,而且不同的历史学家在编纂历史典籍时往往会站在自己阶级的立场上,依据自己的道德尺度对历史事实进行篡改,在这个时候诗人的`识别能力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这方面能力的培养除自幼博览群书打下的坚实基础外,杜佑对刘禹锡有深远的影响。
刘禹锡《徐州文宣王新庙碑》云:“禹锡昔年忝岐公门下生,四参公府”。“四参公府”指:(1)贞元十六年夏,杜佑加同平章事兼徐泗濠节度使,刘禹锡入杜佑幕,为徐泗濠节度使掌书记。(2)同年秋杜佑罢徐泗濠节度使,专任淮南节度使,刘禹锡改为扬州掌书记。贞元二十一年,杜佑兼山陵使,以刘禹锡属崇陵使判官。(4)杜佑兼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刘禹锡判度支、盐铁等案。刘禹锡与杜佑关系密切,曾代杜佑撰写大量的表、状,现存二十九篇。杜佑著有历史巨作《通典》一书,在刘禹锡四次为之效力的过程中,得到了他的赏识,有机会看到杜佑的《通典》,并在学术上得到他的指点。对刘禹锡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哲学思想上,刘禹锡批判了天命神学世界观,总结了先秦以来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其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从内容、体系、战斗性和科学性方面来看,不仅在唐代是最为突出的,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也以其创造性的理论建树而占有独特的地位。《问大钧赋》、《何卜赋》、《鉴药》、《儆舟》等,富有哲学思想。《天论》在我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在文中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著名观点。因此刘禹锡能用唯物的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人事的变迁和社会的变化。刘禹锡所具有的这些哲学思想在咏史诗中也经常流露出来。如著名的《金陵怀古》:“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从哲学家的视角指出,一个国家和朝代的兴亡,主要依靠的是人事,山川地形的有利因素不足为恃。并以陈后主依仗长江天险而荒淫失国为依据,警醒读者。
篇2：杜牧与刘禹锡咏史诗比较
杜牧与刘禹锡咏史诗比较
杜牧与刘禹锡的咏史诗都可称为经典，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与区别呢?
一、咏史诗的界说
关于咏史诗渊源及其发展，前人已有很详尽的论述，又因为不是本文论述的内容，故不赘笔。但学术界关于咏史诗的界定却很模糊，特别是咏史与怀古两大题材的区分。有的学者把咏史与怀古两种题材统称为咏史或把二者合而观之。有的学者虽然对二者进行区分，却常常张冠李戴。之所以造成上述现象，其主要原因是这两种题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古”与“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
同时，在古人的集子里，有的标题明明是咏史或者怀古，但内容却与之相反。为了更好的说明问题，有必要对咏史诗做一下界说，而这种界说是建立在与怀古诗的区别基础上的。
首先，单从字面来看，“咏史” 即“咏叹史实”，中心是事件。而“怀古”是“畅怀古迹”，所着眼点在“物”。
其次，由于历史事件由人物活动构成，所以咏史诗又分为咏物和咏人两类，如《赤壁》、《咏荆轲》等，而怀古诗却没有这样的分类。
再次，咏史诗的成熟范式不是“质木无文”，只述史事，而是要在咏史的基础上，引起人们的思考，有强烈的现实借鉴意义。从中唐到晚唐，咏史诗逐渐有主客观间杂到客观描述并议论的体式。而怀古诗则不然，虽然它也可能有一定的讽刺意味，但是它描写的对象是历史古迹，是风物。它主要描写今与古的变化，抒发那种沧海桑田的人事代谢。“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刘禹锡《乌衣巷》)这是典型的怀古诗，而不是咏史诗。像刘禹锡的《金陵怀古》、《西塞山怀 古》都是怀古的基调，把他们划为咏史诗里是不准确的。
二、相似的社会、家庭环境与文学思想
刘禹锡与杜牧生活的时代，按照时代划分，一个属于中唐，一个属于晚唐。分处两个时期，两人比较得出的结论也许牵强，但按照现在通行的说法，刘禹锡生于唐大历七年(公元722年)，卒于唐武宗会昌三年(公元843年)。杜牧生于贞元十九年(公元8)，卒于大中六年(公元853年)。可见二人有四十年的时间是相同的。刘禹锡曾经给杜牧的爷爷杜佑写过一封为自己清白解说的信。遗憾的是，在刘禹锡、杜牧的集子里却没有彼此的信息。说明他们并不相识或者没有什么交往。但是，他们却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
第一、面临相似的社会环境。从整体来说，有唐一代，从“安史之乱”以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唐、晚唐 只是一个时间的延续，社会的本质是一样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三大顽疾愈演愈列。刘禹锡亲自参加“永贞革新”，结果大半生过着贬谪的生活，杜牧也因为身在党争的圈子里而一生不展身手。刘禹锡对宦官专权的抨击，1对藩镇割据的警惕，都在大量的诗文中有所体现。而杜牧更是如此。他写下的大量军事论文，就是针对当时形势而发。由于他们对现实的敏感，抱着“莫到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积极进取精神。拯救时政，奋发有为，但都未能遂愿。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悲剧的人生路途，使他们的诗歌都有很强的社会现实意义。抗争失败后的坚韧精神与无可奈何的叹息是他们人生与诗歌中永远的矛盾。
第二、相似的家学。刘、杜二人的家学都是以儒学为主，刘禹锡世袭儒学，其父在天宝年间登进士第。关于这方面可以参看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一文。杜牧的家族更加显赫，而且都是著名的儒家，杜预则不说，但是杜佑，在唐代就名显一时，是儒学的重要人物。由于二人身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形成了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价值观。这种思想直接激发了他对现实的敏感，他们仰慕圣贤，歌颂能者，从某个侧面反映了自己的远大抱负。
第三、相似的文学思想。首先，刘、杜二人，虽不同时，但是所处的文学思潮大致相同。当时元白诗派和韩孟诗派在文坛上十分活跃。但是，二人都保持了自己鲜明的创作个性，这是他们相似的地方。刘禹锡不仅和大历时期的诗人创作体貌大不相同，就是同元白与韩孟诗派的重要作家相比，也是独树一帜，既不流于浅俗又不趋于险怪。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中说：“风雅体变而兴同，古今调殊而理冥。达于诗者能之。”强调诗歌的创新。清人洪亮吉说：“杜牧之与韩柳、元白同时，而文不同语音韩柳，诗不同于元白，复能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杜牧在《献诗启》中说：“某苦心为诗，本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这一段话也同样适用于读刘禹锡诗歌创作的评价。他们的创作都没有落入当时的元白、韩孟两派的窠臼。也就是说，他们在创作过程中都保持了一种创新的精神。其次，他们对待古文运动的态度是一样的。刘禹锡是古文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记》中，刘禹锡把古文学家李翱的话直接引在自己的文章里。宋谢采泊说：“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端，刘、白继其轨。”《密斋日记》刘禹锡鄙弃“沉溺于浮华。”主张文章是“见志之具。”《献权舍人书》(以上详见《刘禹锡集》卞孝宣撰写的前言部分。中华书局。90年版)杜牧对于古文运动的态度，也大致和刘禹锡相同。详见吴在庆的《杜牧与韩柳古文运动的关系》1`。再次，杜牧强调文章的讽谏作用。而刘在实践上也是继承了传统的美刺理论。这一点是他们创作咏史诗的`直接动力。
另外，他们对于取境优美、精炼含蓄、韵律自然的诗，都非常喜欢。张为的《诗人主客图》中，将刘禹锡列为“瑰奇美丽主”的上入室。这一点杜牧也十分相似。
以上这些相似的方面，只是一部分。但是，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就可以能够解释在文学上、思想上与政治上他们二人相似的原因了。之所以单列说明，是为了更好的比较他们在同一题材上的作品――咏史诗。
三、刘、杜咏史诗的异同
按照上文关于咏史诗的届定，刘、杜二人咏史的数量与前人的有些出入。据统计，刘禹锡有咏史诗18首，这里剔除了像《金陵怀古》、《马嵬行》等怀古的诗篇。占刘集数量2.2%。杜牧共有咏史诗12首。占杜集的4.2%。由于他们在诸多方面都很相似。二人的咏史诗，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讽古喻今，强烈的批判精神。满目疮痍的社会，腐败无能的君主，谄媚构陷的群小，深深地刺痛着诗人的心。他们希望用自己的力量来挽这即将倾倒的大唐帝国。但是，希望一次次的破灭。永贞革新的失败，“八司马”的被贬，使刘禹锡陷入了困境。杜牧也因和“牛李党争”纠缠不清，而在政治上不能施展拳脚。他们耿介的性格，使他们不能随波逐流，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使他们始终对社会抱有希望。封建君主的清明与否往往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命运。他们在皇帝身上寄托着理想。于是，在他们的咏史诗里，借古讽今，甚至直接取唐代历史题材，对君王进行讽刺。目的是为了使当政皇帝有所醒悟。这就使他的咏史诗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如刘禹锡的《台城》：
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
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
“台城”是晋、梁、陈三代的宫殿。这些小朝廷皆腐败君昏。刘禹锡把他们的覆没归结为“只缘一曲后庭花”，这句发人深省的议论句。直接给当朝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同样，杜牧也有类似的作品，如《过华清宫绝句三首》：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后尘妃子笑，无人只是荔枝来。
新丰绿树起尘埃，数骑渔阳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
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
篇3：咏史诗
咏史诗大全
1、《汉宫词》
唐・李商隐
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
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
2、《咏史》
唐・李商隐
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
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蟠。
3、《金陵怀古》
唐・刘禹锡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
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4、《过陈琳墓》
唐・温庭筠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
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独怜君。
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
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5、《题乌江亭》
唐・杜牧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6、《咏怀古迹》
（其一）
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
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其二）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其四）
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
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
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
武侯祠堂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
（其五）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7、《咏史诗・黄河》
唐・胡曾
博望沉埋不复旋，黄河依旧水茫然。
沿流欲共牛郎语，只得灵槎送上天。
8、《金谷园》
唐・杜牧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9、《卖花声・怀古》
元・张可久
阿房舞殿翻罗袖，金谷名园起玉楼，
隋堤古柳缆龙舟。
不堪回首，东风还又，野花开暮春时候。
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
将军空老玉门关。
伤心秦汉，生民涂炭，
读书人一声长叹。
篇4： 咏史诗
1、《金陵怀古》
唐·刘禹锡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
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2、《金谷园》
唐·杜牧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3、《咏史诗·黄河》
唐·胡曾
博望沉埋不复旋，黄河依旧水茫然。
沿流欲共牛郎语，只得灵槎送上天。
4、《过陈琳墓》
唐·温庭筠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
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独怜君。
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
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5、《题乌江亭》
唐·杜牧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6、《咏怀古迹》
(其一)
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
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其二)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其四)
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
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
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
武侯祠堂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
(其五)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7、《汉宫词》
唐·李商隐
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
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
8、《咏史》
唐·李商隐
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
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蟠。
篇5： 咏史诗
1、咏史诗——借题发挥——对史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多用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融合对自然、社会、历史的感触。
2、思路：历史上的人或物——描述古今的盛衰之比——表达主旨。
咏史诗的代表人物是刘禹锡、杜牧等。（鉴赏时要个性注意抓住历史人物或事件与诗人身世之间的相似点。）
咏史诗的主要资料：
1）对人或历史表达缅怀之情，或追慕古贤、渴望像古人那样建功立业。
2）透过仰慕凭吊古人，感慨身世，表现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苦闷。
3）对昔盛今衰的感叹，咏古实为伤今，讽喻社会现实。
咏史诗常用表现手法：
1、比较。透过昔日的繁盛与今日的凄凉比较，从而突出今日的凄凉。
如李白的《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如今只有鹧鸪飞”。前三句渲染勾践灭吴归国的繁华，后一句直转写越亡后的荒凉。这是李白在南游吴越所写，表达了一种盛衰无常的感慨，并在咏叹中又有对当朝统治者唐玄宗荒淫生活的嘲讽。
2、融情入景。诗人善于将感情融入景物描述中，不着痕迹。
如杜甫的《蜀相》颔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写走进武侯祠的所见所闻，“自”即“自己”，“空”即“徒然”。碧草映阶，也但是自为春色罢了，诗人无心欣赏；繁枝茂叶里的`黄莺，也但是徒然唱着春歌罢了，诗人无心倾听。为什么？诗人此刻想到诸葛亮一生功业付诸东流，自然涌起一种悲伤和落寞的情怀，而眼前草色、黄鹂不正是这种情绪的写照吗？
3、拟人。以物作证，这个物都是具有永恒时空好处如月亮或长江等，它们已被人化成为见证历史盛衰变迁的见证人。
如刘禹锡的《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这个“旧时月”正是作为石头城六朝盛衰的历史变化的见证人出现的。
4、讽刺。诗人在怀古咏史中，往往在对帝王将相的事迹发表个人的看法，这看法中由于诗人的人民性立场，多有批判意味的，由此构成讽刺，而且这讽刺因为对象的特殊性，用了讽喻的方式，多显含蓄。
如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三首（其一）》：“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华清宫是唐玄宗修建的行宫，玄宗和杨贵妃曾在那里寻欢作乐。诗不明白说唐玄宗荒淫好色，贵妃恃宠而骄，而形象地用“一骑红尘”与“妃子笑”构成鲜明比较，“妃子笑”易使人联想到周幽王为博妃子笑而亡国的故事。这样不用直抒己见而写作用意自明，且含蓄，耐人寻味。
5、衬托。指诗人从侧面着意描述，作为陪衬，使所要表现的事物更加鲜明突出。
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景物描述“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以壮阔之景为周瑜的出场作了铺垫，也从侧面衬托了周瑜的英雄伟业和豪迈气概。
6、用典。使用典故，能用少量文字传递丰富思想，增强诗歌表现力。
如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连用了孙权、刘裕、刘义隆、佛狸祠、廉颇的典故，也是运用了借古讽今的手法，用历史事实来说明现实问题。对孙、刘的赞扬，就是对南宋统治者的指责；对刘义隆的讽刺，就是对韩麟忻挥凶急讣庇谑崭粗性的警告；对“佛狸祠下“的感叹，就是对统治者不思收复中原的不满。最后以廉颇自比，则是内心的独白。这首怀古之作充分表现了作者的爱国热忱。
7、虚实。古诗常采用虚实结合的手法，使形象更加鲜明突出，结构更紧凑，想象就是虚的一种。
如姜夔的《扬州慢》：“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表楼梦好，难赋深情。”“杜郎”两句，是想象当年在繁华富庶的扬州写下了名噪一时的佳句的杜牧，如今要是再来，应对荒凉破败的扬州城，恐怕再也做不成“扬州梦”，写不出“豆蔻词”了。含蓄地抒发了自己的抚今追昔之情。
篇6： 咏史诗
1、《汉宫词》
唐·李商隐
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
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
2、《咏史》
唐·李商隐
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
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蟠。
3、《金陵怀古》
唐·刘禹锡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
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4、《过陈琳墓》
唐·温庭筠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
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独怜君。
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
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5、《题乌江亭》
唐·杜牧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6、《咏怀古迹》
（其一）
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
三峡楼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
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
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其二）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其三）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夜月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其四）
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
翠华想像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
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
武侯祠堂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
（其五）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7、《咏史诗·黄河》
唐·胡曾
博望沉埋不复旋，黄河依旧水茫然。
沿流欲共牛郎语，只得灵槎送上天。
8、《金谷园》
唐·杜牧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9、《卖花声·怀古》
元·张可久
阿房舞殿翻罗袖，金谷名园起玉楼，
隋堤古柳缆龙舟。
不堪回首，东风还又，野花开暮春时候。
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
将军空老玉门关。
悲哀秦汉，生民涂炭，
读书人一声长叹。
篇7：刘禹锡的怀古咏史诗分析
刘禹锡的怀古咏史诗分析
刘禹锡能得时贤名流推重如此，主要在于他的怀古咏史之作能发前人所未发，自成一派，并给后世诗人以重大影响。
在任夔州、和州刺史期间，刘禹锡治政之余，凭吊三国、六朝之遗迹，创作了近二十首咏史诗。这些作品抒发沧桑之感，极富哲人意兴，成为怀古咏史诗中的名篇。如《蜀先主庙》：
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
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
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
这首诗前四句写刘备创业盛德，后四句写刘禅守成业衰，在鲜明的盛衰对比中，道出了古今兴亡的深刻教训：创业难，守成更难。同时也生动地说明了君主对于国家兴亡的作用和责任。又如《金陵怀古》：
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
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
《贞一斋诗说》有云：“咏史诗不必凿凿指事实，看古人名作可见。”这首诗前两联不囿于追怀一朝一帝、一事一物，只点出与六朝有关的金陵名胜古迹，以暗示千古兴亡之所由;后两联则通过议论和感慨借古讽今，揭示出全诗主旨：“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即天险不足恃，兴亡在人事，亦即社稷之存“在德不在险”。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二：“天兵南下此桥江，敌国当时指顾降。山水雄豪空复在，君王神武自无双”，即由该诗颈联化出。晚唐杜牧《泊秦淮》中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李商隐《隋宫》中的“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便脱胎于该诗尾联，由此可见该诗影响之深远。再如《西塞山怀古》：
王氵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关于此诗的写作，《唐诗纪事》有如此一段佳话：“长庆中，元微之、(刘)梦得、韦楚客同会(白)乐天舍，论南朝兴废，各赋《金陵怀古》诗。刘满引一杯，饮已即成，曰‘王氵睿楼船下益州……’白公览诗，曰：‘四人探骊龙，子先获珠，所余鳞爪何用耶?’于是罢唱。”清代屈复在《唐诗成法》中评这首诗说“前四句只就一事言，只以‘几回’二字括过六朝，繁简得宜，此法甚妙。”纪昀说：“第六句一笔折到西塞山是为圆熟。”可见后人对该诗研究之精和推重之切。这首诗于纵横开阖、酣畅淋漓的风调之中，重申“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之旨，指出历史上割据一方的局面定会结束，国家终归统一。含而不露，融贯古今，有意在言外之妙。
还有《金陵五题》。它们分别是《石头城》、《乌衣巷》、《台城》、《生公讲堂》、《江令宅》。这组诗之前有诗人自序云“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城》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余四咏虽不及此，亦不孤乐天之言耳”，颇为自许。事实也的确如此。这组诗中的《石头城》与《乌衣巷》堪称怀古咏史诗之绝唱，是无可企及的高峰。其诗如下：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石头城》)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乌衣巷》)
这两首诗都是借描写金陵六朝遗迹而抒发人世兴亡之感，熔铸着诗人故国萧条、繁华不再的深切感伤，蕴藉含蓄，情味浓郁。《石头城》第一句写群山仍旧环拥着已废弃二百年、久已成为空城的故都，置读者于苍莽悲凉的氛围之中。第二句写潮水拍打着城郭，仿佛也觉到它的荒凉，碰到冰冷的石壁，又带着寒心叹息着默默退去。“寂寞回”既形容潮水一涌一退的动态，也表现了潮水从拍打时的有声到退落时的无声，这单调的动态的声音，不断地反复，依稀传达出无穷的寂寞。三四句再把这种情味深化，升华为富有哲理的意象：“旧时月”仍如旧时，夜深照样升起，把清光洒向无人迹的空城;而这旧时月又曾照见过往昔多少繁华与风流!多情的夜月，传送给我们的是六朝如梦、盛时不再的信息。《乌衣巷》首句描述昔日车水马龙、行旅繁忙的朱雀桥的荒凉冷落。第二句点出乌衣巷不仅映衬在荒僻的古桥的背景之下，而且还呈现在日薄西山的夕阳残照之中;一抹斜晖，使乌衣巷完全笼罩在寂寞惨淡的氛围之中。三四句以燕子寻旧巢而写出昔日豪华的贵族府邸如今已是一片平民住宅。这其中蕴含的沧海桑田的无限感慨，令人回味不已。后人受这首诗的影响和启示，再赋新篇。如元萨都剌的《念奴娇》中的“指点六朝形胜地，惟有青山如壁”、“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北宋周邦彦的《西河》词更是通篇化用其诗意。
由于刘禹锡的始作俑，金陵怀古到后来成了咏史诗的一个专题;在国运衰微之时，更成为历代关心时事、一心入世的诗人词客常取的题材。不能不说这是刘禹锡对我国古代诗歌题材的一次拓展，亦是对我国古代诗歌题材的一大贡献。
刘禹锡的另外一些咏史诗，虽不及前述之作有名，但也与诗人怀古伤时的思想一脉相承，只是多了一分个人身世际遇的寄托。如《咏史二首》：
骠骑非无势，少卿终不去。
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
贾生明王道，卫绾工车戏。
同遇汉文时，何人居贵位。
第一首借西汉任安不愿依附日益得势的霍去病，却留在势力渐微的卫青门下不肯离去的史实，歌颂了不肯降心辱志的志士;第二首指出即使是在汉文帝那样的所谓明君治下，正道亦难行，志士才人不得其位、不得其用，而曲邪小人却可安享富贵。这首诗直接启示了晚唐李商隐，使之写出了有名的《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又如《韩信庙》：
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
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
透过韩信功高震主而见诛的命运，不禁令人想起“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古训，顿生“伴君如伴虎”的喟叹。
刘禹锡的咏史诗作，是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的形象反映。他在自己的哲学论文《天论》中，继承了荀况“人定胜天”的思想，用朴素的唯物论阐述了天人关系，明确指出“人之所能，治万物也”，天“非有预乎治乱”，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在天人关系中人是占主导地位的，人自有其主观能动性;天并不能决定一切，也就不能决定各个朝代的兴亡交替，帝王对于治乱兴亡负有不可推卸的使命和责任。可贵的是刘禹锡没有把其诗当成自己思想的传声筒――简单的宣传工具，而是化抽象为具体，寓思想于形象之中，通过直观的画面和具体的史迹来刺激和调动读者的想象和欣赏能力，在审美的愉悦中来感受诗人所要传达的思想内涵。这是诗人的高明之处，亦是成功之处。
诚然，任何文学内涵的扩大都不是横空出世的偶然。咏史诗到刘禹锡手里成为其情感宣泄的重要手段和得心应手的工具，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刘禹锡自云“无人能咏史，独自月中行”。这种陈子昂式的幽默――“前不见古人”――并不是说没有古人，只是没有看见，或故意说没有看见，抑或看见了但不屑一顾罢了。
在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且有诗为证的咏史诗人首推西晋诗人左思。他的《咏史》诗八首中的个别篇目抒写了自己旷达豪迈的怀抱，融古于今，猛烈地抨击了压抑人才的门阀制度。如其二：“郁郁涧底松”就是用“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之史实来喻今“世胄蹑主位，英俊沉下僚”的社会现实。
继左思的空谷足音之后，陈子昂高蹈而上。他的《感遇三十八首》中亦有个别篇章借古讽今。如其四：“乐羊为魏将，食子殉军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吾闻中山相，乃属放翁。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诗人拈出两则对比鲜明的历史故事，借乐羊为了贪立军功忍心吃儿子做成的肉羹和秦西巴擅自将国君的猎物放生的史实，“刺武后宠用酷吏淫刑以逞也”;是一首有感而发，针砭当时政治风气的讽喻诗。《燕昭王》：“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借燕昭王修碣石宫、黄金台招揽天下奇士并取得政绩的史实，寄托诗人对现实和个人遭遇的强烈不满。
大诗人李白在咏史领域也有涉猎。他的《古风》之三(“秦王扫六合”)“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铭功会稽岭，骋望琅邪台……”全篇咏秦始皇之成败得失，规讽唐玄宗之迷信神仙，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精神。《古风》之十五(“燕昭延郭隗”)“燕昭延郭隗，遂筑黄金台。剧辛方赵至，邹衍复齐来。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方知黄鹄举，千里独徘徊。”承陈子昂《燕昭王》之余韵，前四句咏史以寄托理想，次四句借成语以慨叹现实，末两句借历史写明出路，全诗寄托了怀才不遇的强烈感慨。《乌栖曲》“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则借吴宫荒淫来托讽唐玄宗沉溺声色、迷恋杨妃。这些诗借用历史人物和事迹，讽刺现实，宣泄内心的不满，寄托对理想的追求，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杜甫亦偶有咏史之作，他的《八阵图》“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在惋惜诸葛亮大业未成之时，渗透了诗人垂暮无成的抑郁情怀。另有《咏怀古迹五首》，借宋玉、王昭君、刘备、诸葛亮、庾信等人留下的古迹，怀念前人之风流业绩，抒写自己的'身世家国之感。
然而以上诸位的咏史诗，皆属不经意状态下的偶尔之作。这一方面表现在数量上与其作品总量的不成比例，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其诗作中没有一以贯之的思想基础，因而其诗作尚停留在以历史为比兴的方法论的水准上。其诗作无论是咏历史人物还是历史事迹，都只是把历史作为借古喻今的工具，借历史之箭来射现实之“的”，借古人之酒杯来浇个人之块垒。而这种功利性的实用目的，又表现得那样急切与显露，以致没能拉开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审美距离;而咏史诗又只有拉开历史与现实的距离，淡化掺杂个人功利性的创作意识，让欣赏者对其审美愉悦的同时得出对历史和现实都具有普遍参照意义的经验和教训。这种艺术上的自觉，这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纯粹意义上的咏史诗，使刘禹锡在怀古咏史领域卓然而成大家。
到刘禹锡所处的中唐时代，唐朝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安史之乱前，社会总的趋势是上升和发展的;尽管也有不如意，但那只是个别的、暂时的、局部性的，因而面对历史人物和历史陈迹时，诗人们发出的联想与感慨也必然是个人和局部性的，这是时代的遗憾。这种时代的局限注定诗人们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但到刘禹锡之时，社会衰颓已成定局，败象纷呈，民不聊生，加之其“二十三年弃置身”的经历，对江河日下的社会有更深的了解与体会，更兼其有思想家的深度，因而当他接触到历史和古迹时，便产生了有别于前人的苍凉之感和超前人的对历代兴亡教训的无限感慨。这是时代对诗人的馈赠。
总之，刘禹锡的怀古咏史诗成就高，影响大，在我国诗歌史上具有很高地位，使刘禹锡成为中唐大诗人之一。
篇8：刘禹锡咏史诗生成的内因
刘禹锡咏史诗生成的内因
刘禹锡能创作出大量咏史诗并在中唐诗坛占有重要地位，是由于什么原因呢?
《四溟诗话》有云:“史诗勿轻作,或己事相触,或时政相关,或独出断案。”“独出断案”说明咏史诗创作需要较高的修养,“时政相关”则不仅要求诗人熟悉历史掌故,还要求诗人能够具有将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寻找现实与历史之间深层联系的能力。创作咏史诗除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外,自身素质的高低决定着诗歌的优劣。自身素质主要包括学、识、才、情几个方面。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论述刘禹锡咏史诗形成的原因。
一、学
所谓“学”即指学问,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劳动、斗争中各种经验的总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学问在咏史诗的创作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古代知识分子写诗是为了抒情言志,通过自己的讽诵达到使社会风俗清淳的目的。而志的产生也来源于长期的勤学钻研,尤其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对志的生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刘禹锡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其在《子刘子自传》中说:“世为儒而仕”、“家本儒素,业在艺文”。其父刘绪家教甚严,使他从小就系统地接受了儒家学说。刘禹锡自幼聪敏好学,很有教养,权德舆《送刘秀才登科后侍从赴东京觐省序》中曾回忆刘禹锡童年时代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始予见其卯,已习《诗》、《书》,佩、恭敬详雅,异乎其伦。”另外刘禹锡在《献权舍人书》中说:“众之指目,忝阁下门客,惧无以报称,故厚自淬琢,靡遗分阴。”他争分夺秒地阅读各种书籍。直至晚年,刘禹锡仍然保持着好学不倦的精神,在《罢郡归洛阳闲居》诗中称:“闻说功名事,依前惜寸阴”;在《郡斋书怀寄河南白尹兼简分司崔宾客》诗中感叹自己“漫谈图书三十年,年年为郡老天涯。”渊博的知识储备,不仅培养了刘禹锡诗歌创作高尚的审美理想,而且提升了审美要求,提高了审美能力。
刘禹锡还深受中唐时期啖助、赵匡、陆质所倡导的《春秋》学派不拘空名、从宜救乱的经世儒学的影响。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在其内心深处扎根,在诗文中刘禹锡也多次提到“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今道未施于人,所蓄者志”。讽谏传统和温柔敦厚的诗教对诗人也有影响。这使刘禹锡具备了从屈原开始咏史诗的作者便具有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责任感,促使诗人拿起手中的笔以历史为依据,进行咏史诗的创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咏史诗是诗人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产物,它们反映出来的是诗人关心国计民生的强烈忧患意识。
二、识
所谓“识”指识见,主要是诗人观察和认识客观事物所具有的敏锐而奇异的眼力。在咏史诗创作中诗人有了这种眼力就可以对历史现象做出深层次的分析和判断,从中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进而截取它作为诗歌吟咏的对象。另外咏史诗所选取的历史材料必须是真实的,这就要求诗人在选取歌咏对象时首先对历史材料的真伪进行甑别。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真伪很难辨认,而且不同的历史学家在编纂历史典籍时往往会站在自己阶级的立场上,依据自己的道德尺度对历史事实进行篡改,在这个时候诗人的识别能力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这方面能力的培养除自幼博览群书打下的坚实基础外,杜佑对刘禹锡有深远的影响。
刘禹锡《徐州文宣王新庙碑》云:“禹锡昔年忝岐公门下生,四参公府”。“四参公府”指:(1)贞元十六年夏,杜佑加同平章事兼徐泗濠节度使,刘禹锡入杜佑幕,为徐泗濠节度使掌书记。(2)同年秋杜佑罢徐泗濠节度使,专任淮南节度使,刘禹锡改为扬州掌书记。(3)贞元二十一年,杜佑兼山陵使,以刘禹锡属崇陵使判官。(4)杜佑兼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刘禹锡判度支、盐铁等案。刘禹锡与杜佑关系密切,曾代杜佑撰写大量的表、状,现存二十九篇。杜佑著有历史巨作《通典》一书,在刘禹锡四次为之效力的过程中,得到了他的赏识,有机会看到杜佑的《通典》,并在学术上得到他的指点。对刘禹锡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哲学思想上,刘禹锡批判了天命神学世界观,总结了先秦以来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其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从内容、体系、战斗性和科学性方面来看,不仅在唐代是最为突出的,而且在中国哲学史上也以其创造性的理论建树而占有独特的地位。《问大钧赋》、《何卜赋》、《鉴药》、《儆舟》等,富有哲学思想。《天论》在我国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在文中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著名观点。因此刘禹锡能用唯物的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人事的变迁和社会的变化。刘禹锡所具有的这些哲学思想在咏史诗中也经常流露出来。如著名的《金陵怀古》:“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从哲学家的视角指出,一个国家和朝代的兴亡,主要依靠的是人事,山川地形的有利因素不足为恃。并以陈后主依仗长江天险而荒淫失国为依据,警醒读者。
刘禹锡凭借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唯物主义的眼光,不仅可以准确判断史料的真伪,敏锐的感知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而且还使作品中充溢着一种雄豪之气,使他的咏史诗体现出与他人截然不同的风格。
三、才
所谓“才”主要指是人的才分。包括诗人在立意、谋篇布局、语言的选择几个方面。刘禹锡聪颖早慧,勤奋好学,《刘氏集略说》云:“始余为儿童,居江湖间,喜与属词者游,谬以为可教,视长者所行止,必操觚从之。”而且皎然、灵澈等人对刘禹锡的诗歌写作也有着一定的影响。皎然、灵澈是最早教导刘禹锡做诗的两个和尚。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云:“初,上人在吴兴,居何山,与昼公为侣(自注:“皎然字昼,时以字形。”)时余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可见刘禹锡在幼年就得到了著名诗僧皎然、灵澈的.赏识,并在做诗为文方面得到他们的指点。
皎然诗文俊秀,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刘禹锡在《澈上人文集纪》中说:“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然而皎然最大的贡献在于其探讨诗歌创作法式、艺术技巧的著作《诗式》。《诗式》对刘禹锡诗歌理论有着直接的影响,从其意境论即可窥见一斑。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中说:“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合。”这与皎然《诗式》中的“采奇于象外”、“情在词外”、“旨冥句中”等观点有相似之处,很难说不是受他的影响而来的,而且这些理论在刘禹锡咏史作品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有了这些基础,刘禹锡的咏史诗在立意方面跳出了抒一己之情怀范围的束缚,明显超越了前代诗人。在他之前的诗人大多将咏史诗作为自己述志泄愤的工具,更多的是表达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怀才不遇的愤懑。而刘禹锡不仅将其作为见志之具,更多的时候是表达对现实的隐忧,是将其作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特殊工具来应用的,其《金陵怀古》、《台城怀古》、《西塞山怀古》等即是明证。
谋篇布局上更可看出刘禹锡独具匠心之处,他的咏史怀古之作多七言绝句,把历史兴亡的感慨寄寓在短短的二十八字之内,如果没有一定的构造能力很难会有什么名篇问世。而刘禹锡的这些作品可以说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金陵五题》甚至成为后人评论的典范,为众多评论家所青睐。
语言选择方面正如上文所述,刘禹锡很注重诗歌语言的选择,他的意境论强调“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合。”其所作的咏史诗大部分来说可谓字字珠玑,且含无尽的情思于字外,与他的诗歌理论完全一致。如其被人津津乐道的《石头城》,在二十八字中通过对景物客观冷静的描写将石头城的荒凉展露无遗,流露出对历史无情变迁的无限感慨。
四、情
所谓“情”指性情,诗主性情,情是诗歌的灵魂,它决定着诗歌艺术水平的高低,也是决定咏史诗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之一。汉儒有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情是诗歌产生的前提,诗歌是个人情志的外泄。刘勰说过:“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昔诗人之篇什,为情而造文”。刘禹锡同时代的白居易也主张“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视情为诗歌之根本。因此情也是咏史诗创作的根本,情的产生推动着咏史诗创作的进行。
在咏史诗创作的过程中,诗人首先在现实生活中对各种事物产生或喜或怒或爱或憎的情感,当这种情感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喷薄而出发为诗歌。然而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刘禹锡是因为政治方面的限制),有些情感不宜直接抒发,于是诗人从历史时空中选择与所要表达的情感有内在联系的史料,借古代的事件、人物作为自己抒发情感的手段。在选择、组织这些材料的时候,诗人的情感同样起着支配的作用。在情的指导下借助自己喜好的或者憎恶的史料将主旨完美的表达出来。即使在付诸笔端的瞬间,情也在起着一定的作用,在情的激荡之下诗人的情绪亢奋,诗情高扬,诗歌一气呵成且文句优美,感情充沛。另外,情也是衡量诗歌作品优劣的重要尺度。诗歌强调情感的真实,无病呻吟的作品往往为人所不齿。
刘禹锡积极参与政治革新却无罪遭贬,心中自然会有无限的忧愤。贬谪之初,他所具有的情乃是无辜遭贬后的愤懑,志同道合之人遇害后的激愤,盼望重新启用的急切,因而选用了苏令绰、汉寿城、淳于髡、庾信等等一些史料,用语峻切,感情深沉。贬谪后期,诗人更多关注的是国家的情势,因而西塞山、金陵、台城等一些史料进入了诗人的视野,寓无限忧思于怀古之中。正是由于诗人用情真切,选材精当,才留下了一大批咏史佳作。
总之,刘禹锡在“学、识、才、情”四个方面才能的有机融合,与外部政治环境、地理环境的刺激,共同造就了其在咏史诗发展历程中的卓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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