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战士在长征路上令人感动的故事（整理7篇）由网友“不喜欢吃水果”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无名战士在长征路上令人感动的故事，仅供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1：贺子珍在长征路上令人感动的故事
作者常敬竹说，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篇2：一位老班长在长征路上令人感动的故事
1935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许多同志因此得了肠胃病。我和两个小同志病得实在赶不上队伍了，指导员派炊事班长照顾我们，让我们走在后面。
炊事班长快四十岁了，个儿挺高，背有点儿驼，四方脸，高颧骨，脸上布满皱纹，两鬓都斑白了。因为全连数他岁数大，对大家又特别亲，大伙都叫他“老班长”。
三个病号走不快，一天只走二十来里路。一路上，老班长带我们走一阵歇一阵。到了宿营地，他就到处去找野菜，和着青稞面给我们做饭。不到半个月，两袋青稞面吃完了。饥饿威胁着我们。老班长到处找野菜，挖草根，可是光吃这些东西怎么行呢?老班长看我们一天天瘦下去，他整夜整夜地合不拢眼，其实，这些天他比我们瘦得还厉害呢!
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个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加作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
以后，老班长尽可能找有水塘的地方宿营，把我们安顿好，就带着鱼钩出去了。第二天，他总能端着热气腾腾的鲜鱼野菜汤给我们吃。我们虽然还是一天一天衰弱下去，比起光吃草根野菜来毕竟好多啦。可是老班长自己呢，我从来没见他吃过一点儿鱼。
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老班长，你为什么不吃鱼啊?”
他摸了摸嘴，好像回味似的说：“吃过了。我一起锅就吃，比你们还先吃呢。”
我不信，等他收拾完碗筷走了，就悄悄地跟着他。走近前一看，啊!我不由得呆住了。他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下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下去。我觉得好像有万根钢针扎着喉管，失声喊起来：“老班长，你怎么……”
老班长猛抬起头，看见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手里的搪瓷碗，就支吾着说：“我，我早就吃过了。看到碗里还没吃干净，扔了怪可惜的……”
“不，我全知道了。”我打断了他的话。
老班长转身朝两个小同志睡觉的地方看了一眼，一把把我搂到身边，轻声说：“小声点儿，小梁!咱们俩是党员，你既然知道了，可不要再告诉别人。”
“可是，你也要爱惜自己啊!”
“不要紧，我身体还结实!”他抬起头，望着夜色弥漫的草地。好久，才用低沉的声音说，“指导员把你们三个人交给我，他临走的时候说：‘他们年轻。一路上，你是上级，是保姆，是勤务员，无论多么艰苦，也要把他们带出草地。’小梁，你看这草地，无边无涯，没个尽头。我估计，还要二十天才能走出去。熬过这二十天不简单啊!眼看你们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只要哪一天吃不上东西，说不定就会起不来，真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去向党报告呢?难道我能说，‘指导员，我把同志们留在草地上，我自己克服了困难出来啦’?”
“可是，你总该跟我们一起吃一点儿呀!”
“不行，太少啦。”他轻轻地摇摇头，“小梁，说真的，弄点儿吃的不容易啊!有时候等了半夜，也不见鱼上钩。为了弄一点儿鱼饵，我翻了多少草皮也找不到一条蚯蚓……还有，我的眼睛坏了，天色一暗，找野菜就得一棵一棵地摸……”
我再也忍不住了，抢着说：“老班长，以后我帮你一起找，我看得见。”
“不，咱们不是早就分好工了吗?再说，你的病也不轻，不好好休息会支持不住的。”
我还坚持我的意见。老班长忽然严厉地说：“小梁同志，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分配。你的任务是坚持走路，安定两个小同志的情绪，增强他们的信心!”
望着他那十分严峻的脸，我一句话也说不上来，竟扑倒在他怀里哭了。
第二天，老班长端来的.鱼汤特别少，每个搪瓷碗里只有小半条猫鱼，上面漂着一丁点儿野菜。他笑着说：“吃吧，就是少了点儿。唉!一条好大的鱼已经上了钩，又跑啦!”
我端起搪瓷碗，觉得这个碗有千斤重，怎么也送不到嘴边。两个小同志不知道为什么，也端着碗不往嘴边送。老班长看到这情况，收敛了笑容，眉头拧成了疙瘩。他说：“怎么了，吃不下?要是不吃，咱们就走不出这草地。同志们，为了革命，你们必须吃下去。小梁，你不要太脆弱!”最后这句话是严厉的，意思只有我知道。
我把碗端到嘴边，泪珠大颗大颗地落在热气腾腾的鱼汤里。我悄悄背转身，擦擦眼睛，大口大口地咽着鱼汤。老班长看着我们吃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嘴边露出了一丝笑意。可是我的心里好像塞了铅块似的，沉重极了。
挨了一天又一天，渐渐接近草地的边了，我们的病却越来越重。我还能勉强挺着走路，那两个小同志连直起腰来的力气也没有了。老班长虽然瘦得只剩皮骨头，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还一直用饱满的情绪鼓励着我们。我们就这样扶一段，搀一段，终于走到草地边上，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峰已经看得见了。
这天上午，老班长快活地说：“同志们，咱们在这儿停一下，好好弄点儿吃的，鼓一鼓劲，一口气走出草地去。”说罢，他就拿起鱼钩找水塘去了。
我们的精神特别好，四处去找野菜，拾干草，好像过节似的。但是过了好久，还不见老班长回来。我们四面寻找，最后在一个水塘旁边找到了他，他已经昏迷不醒了。
我们都着慌了。过雪山的时候有过不少这样的例子，战士用惊人的毅力支持着自己的生命，但是一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要挽救老班长，最好的办法是让他赶快吃些东西。我们立即分了工，我去钓鱼，剩下的一个人照料老班长，一个人生火。
我蹲在水边，心里不停地念叨：“鱼啊!快些来吧!这是挽救一个革命战士的生命啊!”可是越性急，鱼越不上钩。等了好久，好容易看到漂在水面的芦秆动了一下，赶紧扯起钓竿，总算钓上来一条两三寸长的小鱼。
当我俯下身子，把鱼汤送到老班长嘴边的时候，老班长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微微地睁开眼睛，看见我端着的鱼汤，头一句话就说：“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我不行啦。你们吃吧!还有二十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草地去!”
“老班长，你吃啊!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出草地去!”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不，你们吃吧。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见着指导员，告诉他，我没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你们照顾好。看，你们都瘦得……”
老班长用粗糙的手抚摸我的头。突然间，他的手垂了下去。
“老班长!老班长!”我们叫起来。但是老班长，他，他的眼睛慢慢地闭上了。
我们扑在老班长身上，抽噎着，很久很久。
篇3： 红军吴玉民长征路上令人感动的故事
老红军肖彬永远忘不了他的小通讯员吴玉民。
长征的时候，肖彬在红二方面军6师18团9连当指导员。泽章坝遭遇战中，他负了重伤。过草地的时候，上级给了他一匹马，并安排连里的小通讯员吴玉民照顾他。
小吴这年刚刚16岁，个子不高，黑黑的，长得挺结实。别看小吴年龄小，可是很会照顾人。每到宿营地，他都先找到一块干燥或者背风的地方，把自己那床补丁摞补丁的破被铺在地上，扶肖指导员歇下后，马上支起小铝锅烧开水，给指导员洗伤、消毒，然后拿出半小瓶儿红汞(这是当时他们部队唯一的药品)为指导员换药。
部队一天一天朝前走，肖彬和小吴的'粮食袋越来越轻了。伤势好一些，肖指导员开始硬撑着帮小吴打些下手，到了宿营地，小吴拣柴火烧上饭，然后肖指导员看着火，小吴就去放马。
这几天，小吴不用肖指导员烧火了，放马走的时候，他总是带上小锅，说是可以边放马边烧饭，两不耽搁。每回，他都是很晚才回来，把小锅里热腾腾的饭盛给指导员吃。指导员一让他吃，他就笑着拍拍肚子说：“看，鼓鼓的，早吃饱啦!”
可是，指导员总是觉得小吴好象越来越瘦弱了。
这天傍晚，小吴安顿好指导员，又去放马了。
肖指导员悄悄跟上了他。但由于腿上有伤，他只有慢慢地爬，被远远地落在了后头。当他在一处小树林追上小吴时，小吴正端着锅，一口一口地吃着什么。
“小吴!”肖指导员轻轻唤了一声。
小吴吃了一惊，一看是指导员，急忙把小锅藏在了身后，稚气地笑着问：“指导员，你怎么来啦?”
肖指导员没有回答，仍然向前爬着。小吴赶紧起身扶他。指导员顺手端起了小锅。小吴急忙用手去捂，指导员用命令的口气说：“把手拿开!”
小吴只好拿开了手。
肖指导员凑着火光向锅里一看：天啊，这能叫饭吗?一锅黑乎乎的草根树叶，即使是饥肠辘辘的时候，见了它也就“饱”了，而这位只有16岁的小鬼，为了照顾战友，自己竟用它来充饥……肖指导员的眼睛模糊了，这时，他的耳边断断续续传来小吴低低的哀求声：“指导员，你别生气，你批评我什么，我都接受……”
篇4：周恩来在长征路上感人的故事
刚过大渡河，周恩来就病了。经常高烧不退，有时甚至处于昏迷状态。
红军什么药品都没有，平时普通战士受伤了，也只能用盐水给伤员洗洗伤口，这就是最好的治疗了。
他的医护人员刘江萍很着急，总是和其他医护人员千方百计到各个部队去找药。
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就把刘江萍叫来，对她说：“战士比我更需要药品，决不能到部队去找，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
每到一个宿营地，刘江萍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到处买药，偶尔能买到一点止痛退烧药，就立即让周恩来服用。有一次他们在一个集镇上，买到了二两木耳，刘江萍喜极而泣，这在整个长征途中可以算是最高级的补品了。
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周恩来整天高烧不退，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翻雪山前部队专门为周恩来准备了担架，可他坚持自己走路。最后，他实在走不动了，才躺到了担架上。
周恩来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从来没有把自己当领导看待，而是把自己当做普通战士，别人能吃苦，他也能。而且他比别人操的心多，费的神多。
过草地时，医护人员好不容易给周恩来煮了一碗粥，他严厉地问刘江萍：“部队现在吃什么你们不知道吗?”刘江萍说：“怎么不知道，吃草根、吃树皮，可你病得这么重，还协助毛主席工作，分担全军的重担，难道吃一小碗稀饭都不应该吗?”
“小刘呀，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一定要官兵一致，好坏大家都要一样。”周恩来最终也没吃那珍贵的稀饭。
红军进入甘肃时，正是收获的.季节，队伍经过一片梨园时，长途行军的红军看到，树上果实累累，黄莹莹的，看见了都忍不住流口水。可是谁也没有上前去拿梨子吃。房前屋后，梨子成堆。周恩来却坐在梨树下，一手端水喝，一手拿铅笔，聚精会神地看地图。刘江萍看到生病的周恩来没吃老百姓一个梨子，睡在梨堆边的他也一个梨都没拿。
篇5：毛泽东长征路上的故事
“你的饭给我吃一点好吗？”
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迂回于赣南、闽西之间，我们跟随毛主席行军，沿途没见他骑马，可部队中的伤兵、病号、掉队的战士们都骑过他的马。虽说毛主席是前委书记，但他同战士们同吃一锅饭，同吃一盆菜，没有丝毫区别。行军中，出发早，吃饭早，各人都自带午饭。有一次我们行军休息，大概是上午十点多钟，大家照例拿出自带的午饭吃。那天毛主席因起来得晚些，没带上午饭。我们吃饭时，毛主席到了。他坐在我旁边，对我说：“起来迟了，早饭没吃，也没带上午饭，我的肚子饿得很，你的饭给我吃一点好吗？”我就把饭给他吃了。现在想想，那时的毛主席已是我们红军的领导核心，毛主席的廉洁，在当时是少有的。
三年还是那双旧袜子
1932年，红军打到漳州，我由白区厦门到漳州，住在毛主席那里。一眼看见他脚上穿的黑线袜子，已经洗成又薄又稀的灰色袜子了，我盯着他的袜子看，主席把脚一伸，对我说：“这双袜子还是1929年下井冈山后你替我买的，已经换过两次袜底了，你看还是好的。不过再不能换袜底子了，袜面也太稀薄，经不起洗了。”主席说着，还有些舍不得的样子。毛主席行军中惟一御寒的一条毯子，也不知用了多少年，自从我们一同行军，见到的就是这条毛毯，上面的毛已基本上掉光，差不多是一个麻袋片了。部队没收的毛毯，并不是完全没有，但是他不要。
毛泽东长征入川南
1935年2月12日天刚蒙蒙亮，毛泽东随中央纵队由云南威信向四川方向前进。
毛泽东原来的计划是红军在威信、镇雄一带滇黔边区休整，而此时川军郭勋祺率3个旅由四川宜宾珙县的洛亥、王场入滇追向威信，刘兆藜旅从筠连向云南彝良县牛街推进堵截红军西进之路，驻高县的袁如骏部伺机援堵，陈万仞部并指挥达凤岗旅西进宜宾县的横江和屏山县一线加强防堵，范子英、潘佐两个旅扼守叙永、古宋、珙县、长宁，潘文华的“南岸剿总”指挥部2月11日从泸州移驻宜宾就近指挥所部；孙渡率滇军1个旅由贵州毕节向镇雄急进，另调滇军两个旅急赴滇川边镇雄、威信。毛泽东洞察敌人以川滇军南北夹击压迫中央红军于地势险峻、气候恶劣、给养困难的滇边威信、镇雄边区的企图，建议全军掉头向东回师川南叙永、古蔺，东渡赤水河。中革军委采纳毛泽东的建议，于2月10日19时30分以朱德名义向各军团发出《关于我军离开扎西向雪山关进军的指示》。《指示》指出：“迅速脱离川敌之侧击，决于明11日起转移雪山关及其以西地域，争取渡河先机。”11日20时中革军委电令各军团为准备与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和黔军作战，“争取向赤水河东发展，决改向古蔺及以南地域前进，并相机占领古蔺城”。
凌晨的寒风夹杂着密密麻麻的细雨，扑打在毛泽东的身上。他抹去流淌在脸庞的雨水，感到寒意裹身，两腿不太听使唤。想到今天是沿着数日前西进云南的路线穿插于敌人之间回师川南，避实就虚迂回辗转出其不意地摆脱敌人保存自己，十分欣慰，步子渐渐加快了。
13日夕阳西下的时候，毛泽东随红一军团到达川滇交界的叙永县分水岭。在随行人员引导下毛泽东沿着曲曲折折的溪沟，踏过几道小桥来到鱼洞沟宿营。安排住房的军部副官向毛泽东报告：不了解红军的房主人，在风闻红军快来时就跑了。毛泽东听了副官的报告默默地走出房屋，见房前溪水潺潺，沟边崖头树冠裸露着光秃秃的灰色枝条，直挺挺地伸向早春晚霞的天空；屋后岩壁如屏。信步踏至院坝边缘的毛泽东放眼沟边浅草滩，几头黄牛正摇着尾巴悠然地啃食嫩草。他想起副官的话，急呼：“昌奉，去把牛牵回牛栏拴好！”陈昌奉应声而去，耳畔传来毛泽东的叮嘱：“要加上一些夜草哟！”陈昌奉边跑边回答：“知道了，请主席放心。”
第二天傍晚，毛泽东到达营盘山宿营。按2月10日军委电令编入中央纵队的军委纵队和红一军团也在这一地域汇合。刚驻足的毛泽东叫警卫员取来地图，他对照军委二局送来的侦察报告细细查看起来。一声“报告——”，毛泽东转过头来见是黄参谋，示意近前坐下。“有什么新情况？”毛泽东问。黄参谋说：“红军经过苗族聚居的枧槽沟时，苗民纷纷躲进密林或岩洞窥视。见红军纪律严明，不进民宅，鸡犬不惊，便走出密林山洞，按苗族礼节在路旁向赶路的红军献上米酒和食物。”听了黄参谋的讲述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你们认真执行了总部颁发的尊重少数民族的命令，很好！用行动教育和团结了苗族群众，得到了他们的理解、信任和帮助！”
2月15日，毛泽东等到达古蔺县白沙场。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被安排在鱼塘湾一座瓦屋里住宿。趁警卫员在拾掇，毛泽东走出屋门，登上房侧小土岗观赏川南山村景色：群山簇拥，郁郁葱葱，清凌凌的白沙河水从山岩一泻而下穿越3个坝子，灌溉着两岸阡陌纵横的农田，嫩绿的麦苗宛如茵茵地毯；依山傍水的白沙场街道略成丁字形，红军战士的歌声和四川老乡的谈笑声不时从街市传来……毛泽东环视：房前栽有橙柑、植有杨柳，屋后翠竹成荫、古树参天，屋宇高朗、四周清幽……“主席，这是最新敌情！”军委二局负责人的话让毛泽东从白沙场旖旎山乡景色中回过头来。二局负责人继续说：“敌人至今还没有发现我们从云南威信回到四川已4天了，仍在部署向威信地区的进攻呢！”毛泽东问：“古蔺地区的敌我态势怎样？”这位负责人说：敌人方面，川军主力追击中央红军西进云南威信县后，川军长江“南岸剿总”指挥部第三路清乡司令周化成部奉命驻守古蔺，一面飞电报告上司潘文华，一面赶筑工事加固城防；命令4个民团中队堵截红军，不敢与红军接触的民团出城不远即缩退城内。红军方面，三军团驻距白沙场20公里的回龙场，一军团分驻锅厂、新场，五、九军团分驻白沙场附近。看了情报，毛泽东高兴地说：“那好，既然把滇军和川军甩在距白沙场三四天路程的威信了，那么我们可以从从容容地在白沙场休息，安安心心地安排一些事情。”说着，约上张闻天向红军总部驻地——崔家祠堂走去。与周恩来、朱德商量后，通知中央政治局成员、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来开会。
会议从15日开到16日，制定了中央红军东渡赤水河，以消灭黔军王家烈为主要作战目标的《三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作出停止李德的军事指挥权的决定。完成两项议题后毛泽东发言：“过去，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为了赤化四川，同四方面军取得更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当时决计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滇地区，向长江继续前进。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布防阻拦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而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说到这里，毛泽东环顾会场，与会者在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话，大多数人在小本子上认真地记录着。他继续说：“由于敌强我弱，军情瞬息万变，胜负往往系于千钧一发之际。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把握的战斗。因此，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新路、有时走老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毛泽东燃起一根烟，吸了两口又说：“为了求得有把握的胜利，我们必须取得云贵川广大群众的拥护。”“发展与组织他们的斗争，号召他们加入红军，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是我们全体同志的神圣任务。”毛泽东最后指出：“政治局的成员都应该利用在白沙休整的机会直接去向广大指战员进行讲解，使每一个红色战士都明确留在川滇黔边战斗的目的和任务，提高战斗力……”“报告主席，贺子珍同志分娩了！”毛泽东的讲话被干部休养连党支部书记董必武派来向毛泽东报告的人的话音打断。来人望着谈兴正浓的毛泽东郑重地说：“董老‘强烈要求’主席无论多么忙，必须到子珍同志身边去！”
毛泽东起身望着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说：“请你们将会议主要议决整理成文字材料，是否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形式，请大家斟酌。向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通报有关情况的文电，今天要发出去！”周恩来催促毛泽东：“快去，子珍同志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你。”朱德、张闻天走上来说：“润之，放心吧，这几件事我们一定办好！向指战员宣讲战略方针重大改变等，下午我们就分头去做。”毛泽东向与会者表示歉意和感谢后，迈步离开会场，大步走出崔家祠堂。
篇6：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
故事一：
那是深秋的一天，太阳偏西了。由于长时间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行军，常常忍饥挨饿，陈赓同志感到十分疲惫。这一阵他掉队了，牵着那匹同样疲惫的瘦马，一步一步朝前走着。忽然，看见前边有个小红军，跟他一样，也掉队了。 那个小家伙不过十一二岁。黄黄的小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儿翘，两只脚穿着破草鞋，冻得又青又红。陈赓同志走到他跟前，说：“小鬼，你上马骑一会儿吧。” 小鬼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同志长着络腮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用一口四川话说： “老同志，我的体力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骑一段路再说!” 小鬼倔强地说：“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啊，那就比一比吧。”他说着把腰一挺，做出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儿走吧。” “不。你先走，我还要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同志无可奈何，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袋一拉，轻轻地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我比你还多呢。” 陈赓同志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只好爬上马背，朝前走去。他骑在马上，心情老平静不下来，从刚才遇见的小鬼，想起一连串的孩子。从上海、广州直到香港的码头上，跟他打过交道的那些穷孩子，一个个浮现在他眼前。 “不对，我受骗了!”陈赓同志突然喊了一声，立刻调转马头，狠踢了几下马肚子，向来的路奔跑起来。等他找到那个小鬼，小鬼已经倒在草地上了。 陈赓同志吃力地把小鬼抱上马背，他的手触到了小鬼的干粮袋，袋子硬邦邦的，装的什么东西呢?他掏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有几个牙印。 陈赓同志全明白了。就在这个时候，小鬼停止了呼吸。 陈赓同志一把搂住小鬼，狠狠地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怎么对得起这个小兄弟啊!
故事二：
1934年，刘湘围攻川陕苏区。红军撤离时，红军战士李中权的9个家人，因恶霸的报复被迫全部跟着红军长征。李中权虽然与母亲同在长征队伍中，但只有过3次短暂的相见。三别母亲，最终阴阳相隔。
第一次见面是在1934年春天，李中权在通江遇见母亲，当时两人都已经知道李中权父亲的死讯，但都在向对方隐瞒。由于身有任务，李中权匆匆离开了母亲。
第二次见面是在1936年3月，李中权在宝兴县意外遇到母亲。母亲拉着他的手，高兴地顾不上回答他的问话，目不转睛地瞧着他，好像永远看不够似的。第二天一早，队伍就要出发了，李中权又一次匆匆和母亲告别。
第三次见面是在1936年5月，李中权带一个排到东边红一团检查工作，路上，在丹巴东边遇见了母亲，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李中权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母亲面容极度憔悴，神情忧郁，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似乎累得已经不能开口了。”
李中权说：我向母亲辞行时，母亲双眼满含泪水凝望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望着远去的队伍，牵过战马，把它交给了中柏弟弟，留给母亲乘坐。
李中权的母亲后来在过草地时去世了。
多年以后，李中权才知道母亲去世的具体情况。他含泪写下一段话纪念母亲：“我亲爱的母亲，儿时时刻刻都在怀念您，此种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娘呀，你同父亲一样，是生得苦，死得苦;但父母长征途中生得光荣，死得伟大!这种精神是能够荣传万代，光照千秋的!我亲爱的母亲你安息吧!”
故事三：
曾玉是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的妻子，本来不在长征的名单中。但她实在舍不得离开红军，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丈夫。竟然挺着7个月大的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一路走了下来。
部队在翻越老山界时，正遇追兵迫近，曾玉肚子疼得厉害，马上就要生了。
追兵越来越近，红军们只好把她从马上扶下来，搀着她走。可是经过一路颠簸和惊吓，曾玉怎么也走不动了。大家架着曾玉一步一个血印朝前走，想找一个稍微安静和安全点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但莽莽山林中，不见一户人家。几个女红军只好找来一把枯草，把曾玉围起来。孩子就出生在了这把枯草上。
这是红军长征途中的第一个婴儿，可还没等她睁开眼睛，母亲就只能把她留在出生的地方，期待能有人收养……
孩子的哭声还在继续，红军们只能架起欲哭无泪的曾玉继续赶路。因为，这位年轻的女人不仅是母亲，更是一位战士，纵然有千般不舍，也只能含泪前进。
[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
篇7：司号员“八斤半”在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
“山神”挡路
哒哒哒……
1935年6月14日,红一军团第二师五团急促的号音响了。
强渡大渡河后,摆脱国民党追兵的红军部队无法松口气。红五团自大硗碛出发向西北走,一座晶莹耀眼、高耸入云的大山伫立在面前。
这是红军长征中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900米的夹金山。
听说红军要过雪山,一位长满花白胡子的老汉摇头叹道:“这里上午9点至中午12点,是由开山神掌权。要是12点一过,就是落山神挡道,它关闭山门,你们可就寸步难行了……”
老人说的是神话。可雪山的神秘和险峻,却是事实。
队伍爬到隘口的时候,司号员“八斤半”问团长张振山:“团长,老大爷说山里有神,是真的吗?”
张振山望着这个小鬼:个子矮小,圆溜溜的脸上长着一双机灵的眼睛,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个很早就参加劳动、过艰苦日子的穷孩子。
他故意吓唬他:“当然有了。”
“在哪?”
张振山指指他的心窝,笑道:“在这儿!”
“八斤半”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八斤半!”边上的`团政委谢友勋也喊着司号员的小名逗他“你怎么取了这么个怪名?”
“噢,为了安葬我妈,我把自己换成了八斤半稻谷。”
“你多大了?”
“八斤半”脑袋一扬,挺着胸踮起脚,尽可能装得大人气一些,说:“不小了,十好几的大小伙子了!”
谢友勋看着他头上的绷带,问:“伤好点了吗?”
“不要紧,有时候吹号鼓得有点疼。”
“好小子!”张振山亲切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吹休息号!”
军号哒哒响,系在“八斤半”军号上面的红布在风中飘舞着,号声把全团召集到张振山、谢友勋旁边休息。
视粮如命
次日凌晨,张振山命令:“整好行装,继续前进。”
“八斤半”的号声再次响起。
走了半个小时,山风呼呼由远而近,呛得人透不过气。人在积雪中行进,上面是雪的陡壁,下面是雪的深渊,风夹着雪花不时扑打在脸上。到了凝冰带,咆哮的山风卷着冰碴雪片,打在脸上、身上,真像滚油泼、刀子割。
张振山不时发出“不准停留”的口令,谢友勋也在大声鼓动:“同志们,拉起手来,跨过雪山,就是胜利!”
风雪,吞没一个又一个红军战士。张振山最担心的是那个“八斤半”。
“八斤半”的草鞋,已经冻成了两个大冰坨,头发稍结出冰霜。他脸皮白了,嘴唇紫了,头重脚轻趔趔趄趄,眼看要一头倒下去。张振山急忙背起他往山顶上爬去……
7月2日,连过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三座大雪山的红五团来到黑水芦花地区。带的干粮早已经吃完了,望着饿得直打晃的“八斤半”,望着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战士,情急之下,谢友勋带人到当地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筹集粮食。因语言不通加上国民党煽动民族怨恨,谢友勋被反动分子杀害了。
“八斤半”和战友们含悲忍泪,在从军机关回团接任政委职务的赖传珠和张振山带领下默默北去,于7月10日翻过了第四座大雪山——打鼓山,进到松潘江以西的毛儿盖地区。
1935年8月21日,红五团自毛儿盖向西出发,又踏上了一片荒无人烟的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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