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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经济观念的变迁与小农理论的反思

时间：2023-07-15 07:42:50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农民经济观念的变迁与小农理论的反思（精选2篇）由网友“王大蛙”投稿提供，这次小编给大家整理过的农民经济观念的变迁与小农理论的反思，供大家阅读参考。

农民经济观念的变迁与小农理论的反思

篇1：农民经济观念的变迁与小农理论的反思

农民经济观念的变迁与小农理论的反思

关于近代社会心理和观念变迁的研究，学界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论着、论文可谓推陈出新，相关的专题学术会议也在最近几年先后召开。①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或以宏观叙述见长、或以精英阶层为认识重点、或以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为研究中心；相对而言，对于内地尤其是山区普通社会大众观念的研究，还显得不足。在近代国门大开，欧风美雨徐徐东渐、东西方市场日益接轨的大背景下，远离沿海和城市等发达地区的广大内地，尤其是山区的芸芸众生，他们对于这一席卷全球的近代化浪潮，从长时段和整体行为反本文为江西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市场变迁与地域经济转型研究――以清末民初赣闽粤边区为例（项目批准号LS0702）的中期研究成果。

①分别参见：张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上海三联书店版；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版；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李湘敏：《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社会思想观念的变迁》，《教育评论》19第1期；刘增合：《近代绅商与经济伦理观念的变迁》，《社会科学研究》第2期；逸民：《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婚姻家庭观念的变迁》，《中华文化论坛》第1期；杨志昂：《晚清民法观念的变迁与清末民律的修订》，《南华大学学报》20第3期；赵可：《20世纪代新型知识分子城市观念的变迁》，《社会科学研究》年第5期；李长莉：《以上海为例看晚清时期社会生活方式及观念变迁》，《史学月刊》第5期；左日非：《“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近代史研究》第2期；郭德宏、陈廷湘主编：《中国现代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版。

应来看，是“心存抵触”，还是“主动接受”？是“退缩”回农村、农业，还是多种兼业乃至积极进军工商产业？本文通过对地处江西、福建、广东三省交界的寻乌县，清末民国时期其农民①就业、消费、生产经营观念和市场风险意识等经济观念的梳理与分析，对此作一简要探讨，以求进一步推动学界对农民问题的理论认识。

一就业观念的市场化发展趋势

近代以前，在传统统治者“重本轻末”、“重农抑商”这一宏观政策的调控下，寻乌县“民力稼穑，女勤纺绩”[1]，老百姓谋生和就业方式基本上以农耕为主，难以跳出传统“以农为本”就业观的圈子，与市场也只是保留着有限的交换关系。近代以降，在市场利润的刺激下，进军商业、圩镇和挤入商道谋生的寻乌人日渐增多。清末民初时期，进军墟镇从事工商业的寻乌人比比皆是。1930年毛泽东所作的《寻乌调查》中，就记载了这一时期多个进入寻城和墟镇新开店经商的例子。例如，家住南门城外钟周瑞的盐店（店开在东门城内），“开了二十多年”（到1930年为止，下同）；车头人邝明奎的新发昌盐店，“开了十多年”；家住东门外的何子贞，“民国十六年领了张帖子开豆行”；荣春祥，“小时候很穷，帮土豪管账赚了些钱，买点田起家”，在寻城开了家水货店，“资本七八百元”；19世纪中后期开始，范渊甫及其兄弟子孙等，先后开办经营了顺昌老店、兴记、达记、茂记、钧记、鸿昌、禄丰等7家商店；陈登祺（留车人），原来“穷得没有饭吃”，1925年来寻乌城“开了同来安店，兼做油行”；何祥盛，先是“摆摊子”，后“做水货生意发了财”；王菊圆（澄江人），“在澄江圩开了三个店，做水货、杂货及鸦片烟贩生意”；陈万保（廷岭人），“做猪贩，做烟土贩，开杂货店”。[2]（p58――59、67、75、86、102、114、115）

民国年间，寻乌“全县豪绅的领袖”潘明征（吉潭小杭村人），是进军商业和圩镇的杰出代表。他约生于清咸丰年间，其父亲手上只有80石谷田，至潘明征当家时，勤苦精干，家境逐渐富裕；在“力农致富”的同时，他先后在吉潭圩开有药店、杂货店，还兴办经营了一所长达近20年（1912――1930年）的“知耻小学”，1928年又在县城开办当铺。到20世纪20年代末，潘明征家产“共计价值三十万元，田地收租一万石左右”。国共内战后，他复在县城开药店，1936年开办运输公司――“新兴公司”，从汕头买回“福特”牌汽车1辆，经营汽车运输业务，其后，公司汽车发展到六七辆。抗战时期，他的公司主要经营赣东南和粤东北各县之间的米粮贸易。1939年，新兴公司请进技工王城立开办汽车维修厂，师徒3――4人，维修公司内外的汽车。以上各业获利丰厚。②[2]（p113）[3]（p12、128）

富裕阶层进军工商业的比例，据《寻乌调查》所载明的地主兼业状况统计，全县8个头等大地主中，兼营工商业者3家，占37.5％；113个中地主中，兼营工商业者20家，占18％；占寻乌地主总数48％的所谓“新发户子”的小地主，都是“由农民力作致富升上来的，或由小商业致富来的”；在城的17家地主中，经营工商业和曾经经营工商业者9家，占53％。[2]（p113――124、101――103）这个数据虽然是不完全统计，但或多或少反映了传统市场向近代市场转化过程中，寻乌富裕阶层进军墟镇、进军工商业的趋势和力度，也折射出了寻乌富裕阶层就业观的实际状况。

出于生存压力和发家致富的激励，众多缺乏资本和机缘开店的寻乌人，则利用自己天生的力气和地处边境的地缘优势，“农隙负贩米盐”[4]，成为来来往往的小贩和“挑脚”。刘步权（19生），原籍寻乌篁乡，他的祖父迁到寻乌城租田种，兼开伙店；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19岁小学毕业后帮助家里经营伙店，并开始跟人合伙做生意，从唐江、信丰等地贩牛、猪到寻乌卖；40年代出生的古伟富（篁乡人），他家10姊妹，全靠他父亲挑米下龙川，挑盐回来，出卖后养活全家；1920年出生的陈亚魁（原籍平远县），22岁逃“抓壮丁”到寻乌后做了挑脚，“挑了十多年”，并在寻乌成家立业。③晨光镇上黄村的严水莲（19生），秋收以后农闲的几个月内，天天挑米下广东的罗浮、下兴宁，然后挑盐回来，挑担最远到过信丰；同村的严纯标（1929年生），17岁开始挑担讨生活，挑纸、红薯、米等下广东，挑盐、糖、洋油、花生油上来；井背自然村的汪广尧（19生），20岁开始挑担，做“盐上米下”的小生意；同村的汪

①近代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农业社会，人们的就业和居住均难以脱离农村，即使是城市居民，其与农村的联系，也相当密切，具体到寻乌，则更是如此；因此，本文所指的寻乌农民，包括在寻乌居住和就业的所有人。

②温锐、游海华19寻乌县实地调查。

③温锐、游海华年寻乌县城实地调查。

良宾（1918年生），开始是挑担，二十七八岁开始学杀猪，以后一直以杀猪业为生。①寻乌城的水货店主张均益，在开店前是奔走于寻乌与梅县之间的专业挑夫；寻乌城靠“精苦勤干”摆水货摊子发起财来的有潘登记、何祥盛、罗义盛、刘恒泰、范老四等许多人，“他们有家，但没有开张门面的店，一、四、七挑着担子赶本城的圩，三、六、九又挑着担子赶吉潭的圩，这样子挣得几个钱”。[2]（p77）

笔者在寻乌访问的所有老人中（地主出身和读书人除外），几乎都挑过担，小部分是专业的挑夫（帮人家挑），大部分是自己从事小额米盐贸易或油盐贸易等。随着工商产业的变迁，一些传统的手工业（如制伞业、纺织业）逐渐走上了衰落的不归路，同时也有一些人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被甩出了原来谋生的行业，这些人大部分也挤入商道，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因此，在寻乌通往广东的商道上，终日是来来往往的贩夫走卒。例如，筠门岭、罗塘、下坝一路，仅石城、瑞金往梅县的米，“每天有约三百担过”，即至少每天有300个挑夫；因而罗塘与下坝之间，挑夫“如同蚂蚁牵线，络绎于途”；由筠门岭经过澄江圩下广东的油，“有四船（门岭肩挑到澄江下船），每船装油十二担”，每圩共48担，同路运来的豆，每圩约有80担，油豆两项合计128担，换言之，共需128个挑夫；从南康、信丰、安远、遂川等县经过寻乌贩卖到梅县一带的鸡，“每天少也有一百担，多的到百三十担”，也就是说，挑运鸡的脚夫每天至少有100多号人。[2]（p48――49）[5]（p2――3）另外，寻乌县城经牛斗光往梅县的大路上，“日有挑夫二三百人以上”②；由寻乌篁乡经兴宁之罗浮、罗冈到兴宁县城一线，也是“每日数以百计的挑脚力的穷人早出暮归两头断黑”。③[6]（p69）尽管“挑脚”纯粹是出卖劳动力，煞是辛苦，小买小卖的贩运生涯也不一定包赚不赔，往往还要冒相当的“赔本”风险。例如澄江镇凌富村凌虚波（18生），其祖父（时约60多岁）从寻城挑盐回家贩卖，得感冒后第2天就发病死去；前述寻城的刘步权，其贩牛的生涯中，就“被土匪抢了三次”，其中抢牛一次，抢钱两次；陈亚魁则说，曾有一段时间，挑担途中“有军队拦路，抓到充公”。④但是，大部分被访问人都表示更愿意挑担或做点小生意，因为“挑担比种田更划得来”，“挑烟叶赚得更多”，“比当长工自由”，更何况挑担可在农闲时进行，并不耽误农忙时的`种田。

与寻乌本县人进军市场相媲美，外省外县人奔赴寻乌寻求发展的可谓人数众多。因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2]（p42），明清以来，该县就是三省省际边贸的中心地带之一。近代以降，由沿海而来的涌动的商品经济大潮又一次为寻乌带来了商机，周边各地商人纷纷到寻乌抢摊设店，把握商机。仅《寻乌调查》中明确记载的、19世纪末以来外地人来寻城开店经商的就有：万安人的周裕昌盐店，在寻城“开了二十多年”（到1930年为止，下同）；泰和人的万丰兴盐店（和寻乌本地人合开），在寻城“开了四年”；王普泰（樟树人），原来在寻城开药店，1929年再开了一间洋货店；黄裕丰刨烟店（上杭人），“在寻乌开店开了两代”；涌泉号烟店（安远人），1928年新开的；李祥仁（南康人）“民国初年当了老板”，在寻乌城开造纸伞店；胡东林（赣州人）木器店，民国初年开办；他的亲戚薛某（也可能是寻乌人，调查中未载明，笔者注），1929年开了个小小木货店；另每年有10来个上杭师傅，来寻乌一二次，专门造风车和棺材；县城的三家打铁店，一家是安远人，两家是于都人；钟老板（会昌人）的爆竹店，“开了六七年”。[2]（p58、78、79、82――84、91）18世纪，尤其是近代以来到寻城开店谋生的客籍商人就更多。

①温锐、游海华1999年寻乌县晨光镇实地调查。

②温锐、游海华1999年寻乌县城实地调查。

③温锐、游海华1999年寻乌县实地调查。

④温锐、游海华1999年澄江镇、寻乌城实地调查。

在众多奔赴寻乌抢摊设店、寻求商机的工商业者中，粤东各县人表现活跃，引人注目。例如，《寻乌调查》中明确记载的、19世纪末以来粤东各县来寻城开店经商的有：平远人韩祥盛开设的盐店；兴宁人罗义成，“他到寻乌有了三十多年，发了财，开杂货店也有十大几年了（十五年以上叫十大几年）”；潮州人池某（原是篁乡人，小时因家穷卖给潮州池姓药商），“到寻乌开药材店，本钱千元内外，就当起老板来”；兴宁人何（裁缝）师傅，“原先在留车开店，民国九年搬到县城来”；()兴宁人刘俊记，1928年来寻城开设打洋铁店；同年，梅县人叶公昌，来县城做修理钟表的生意。[2]（p58――59、63、77、92、93）另外，寻乌出口广东的茶叶和木材，每年都是“兴宁客子”亲自到寻乌来收买；每逢寻乌城的圩日，很多梅县人或大柘人，“挑来一担盐，兑一担米回去”，因而，米生意成为寻城最大的一宗生意[2]（p53――54、93）；于此可见从事米生意的人数众多。1935年，平远石正人吴金章购进石印设备，在寻城开办“金章印务局”，后采用机器和铅字印刷。[3]（P12、128、366）另据笔者调查，在寻乌，几乎每一个屋场（农民居住点）都至少有一个广东人（尽管他们不都是商人，但是通过此一现象，不难想象广东来寻乌谋生者众多的情况）；今天的寻乌和筠门岭一带还流传着“无广不成墟，无广不成岸”的口碑史。①而据新修的《寻乌县志》记载，1927年以后寻乌城相继开业的银店有10余家，载明籍贯的业主共有4人，其中梅县人就有3人。[3]（p199）另据《寻乌调查》记载，1930年前后，寻乌城135位店铺业主中，载明粤籍籍贯之业主共13位（分属6个行业），占其所在行业总业主（34位）的38％，占寻乌城载明客籍总业主（37位）的35％。②“商贾饶于程，本多者非土着”。[4]

正是由于众多劳力进军城镇或工商业，造就了寻乌县这一中国东南山区墟镇和商品经济的相对繁荣。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寻乌县，超过县城生意的墟镇居然有3个，依次为吉潭、牛斗光（今南桥镇）、留车。[2]（p55）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吉潭墟，每日来往停留商车仍“达三四十辆之多，颇称繁荣”。[7]

篇2：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效应：理论与实证

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效应：理论与实证

作者：黄凯南赵丽娟

学术界 2015年07期

在经济增长研究中存在两个著名的事实，即卡尔多事实(Kaldor Facts)和库兹涅兹事实(Kuznets Facts)。前者指经济增长是一种平衡增长，即增长处于一种稳定状态，各种变量都按照一个不变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增长过程中不存在任何的结构变迁，在平衡增长路径中，未来经济只是过去经济按比例的扩张。后者则是指经济增长过程中呈现出诸如部门产出结构的变化、就业结构的变化、农村和城市人口分布的变化以及部门间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化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流增长理论主要秉承“平衡增长”的思想，采用加总生产函数、运用完全理性模型来描述技术进步以及动态一般均衡来刻画增长现象(例如，Romer，1990[1]；Grossman和Helpman，1991[2]；Aghion和Howitt，1992[3]；Jovanovic和Yatsenko，2012[4]；Luttmer，2012[5])。无论是在新古典完全竞争框架下将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原因归结为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积累的“外部性”而引起的报酬递增(例如，Romer，1986[6]；Lucas，1988[7])，还是抛弃完全竞争的框架，将报酬递增与垄断竞争和不完全垄断结合在一起，将经济持续增长归因为内生的技术创新和知识外溢(例如，Aghion和Howitt，1992; Alcouffe和Kuhn，2004[8])，这些研究的重点是在平衡增长的路径中如何克服要素报酬递减，而技术进步则被认为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源泉。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关注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问题(例如，Silva和Teixeira，2008[9])。一些研究从技术进步率的差异考察结构变迁。例如，Acemoglu和Guerrieri(2008)[10]假设部门间生产函数中的要素比例不同，建立两部门增长模型，从而得出结构变迁和非均衡增长；Desmet和Rossi-Hansberg(2010)[11]强调运输成本和技术扩散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结构变迁的作用。Kim(2011)[12]建立一个两部门技术内生的增长模型，强调部门间知识生产的差异而导致了部门间的结构变迁。还有一些研究通过引进消费者偏好或效用函数是非齐序的(nonhomotheticities)，将结构变迁的动力归结为由不同部门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差异引起的要素重新配置，这具体也体现为“恩格尔法则”(包括线性和非线性的恩格尔曲线)在产品消费份额比重变化中的作用(例如，Matsuyama，2002[13]；Buera和Kaboski，2006[14]；Foellmi和Zweimuller，2008[15])。例如，Kongsamut、Sergio和Xie(2001)[16]通过引入非齐序(non-homothetic)偏好(即Stone-Geary偏好)，建立内生的结构变迁模型，其模型的核心思想是恩格尔法则，即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者对农业产品的需求比重下降。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构建一个包含技术差异和非齐序偏好的综合模型来解释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例如，Buera和Kaboski，2008；Guillo、Papageorgiou和Perez-Sebastian，2011[17])。Ngai和Pissarides(2007)[18]对Kongsamut、Sergio和Xie(2001)的模型中的Stone-Geary偏好假设提出批评，建立了一个不同全要素生产率的多部门增长模型，认为只要放松一些假设(例如，最终产品之间的低替代弹性)，在不违背新古典基本假设的前提下(例如，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等替代弹性效应函数)，部门间的结构变迁与整体经济的平衡增长并不矛盾。在他们看来，总量的平衡增长可以包含着部门间的结构变迁。

长期以来，发展经济学则更为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变迁问题。林毅夫所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吸取了传统结构经济学因政府强行扭曲要素价格而导致产业缺乏竞争力的教训，尝试将结构变迁的视角纳入新古典分析框架中，阐释发展中国家如何依据自身禀赋结构构建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升级路径，将要素结构、产业结构和金融结构等结构变迁的内在关联纳入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中，并着重考察政府在产业升级和多样化中的因势利导作用(例如，Lin，2011[19]；Lin和Rosenblatt，2012[20]；林毅夫，2012[21])。较之于传统结构经济学和忽略结构约束的“华盛顿共识”，新结构经济学基于“最大化实现潜在比较优势”的逻辑将“政府”和“市场”的有效边界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为发展中国家制订具有动态竞争力的产业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尽管许多学者对于如何发现潜在或动态比较优势、禀赋结构内生变迁的机制以及主观能动性(例如，学习)在知识、能力或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性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但是，这些研究无疑都承认“结构变迁”在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例如，Chang，2003[22]；Greenwald和Stiglitz，2012[23]；Akio，2013[24])。

较之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则更为重视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着种种结构变迁(例如，Dopfer和Potts，2008[25]；Foster，2011[26]：Galor和Michalopoulos，2012[27]；黄凯南，2014ab[28])。根据Silva和Teixeira(2008，2009)[29]对“结构变迁”和“演化经济学”的文献计量学研究，从演化经济学视角研究“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问题正日益增多，许多演化模型(例如，复制者动态模型)都描述了结构变迁过程(例如，Hodgson和Huang，2012[30])。一些学者也强调，较之于发达或成熟的经济体，演化分析可能更适合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分析，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结构变迁的分析(例如，Hodgson和Huang，2013)。

本文尝试沿着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思路进一步考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迁效应。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模型，我们分析了加总生产率增长率中的结构变迁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效应，并运用中国行业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本文的主要贡献是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考察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变迁效应，构建一个包含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模型，并将理论运用于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而且在实证研究的数据上，不同于以往大多数的研究(例如，刘伟和张辉，2008，2013[31]；干春晖、郑若谷和余典范，2011[32])，本文运用行业数据而非通常的产业数据，这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考察产业内部行业间的差异和变化，从而更加准确地测算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经济演化过程总是伴随着多样性增加和减弱的过程(例如，Dopfer和Potts，2008)。创新是多样性的生成机制，为经济演化提供燃料，它是经济演化增长的源动力。而选择则是多样性减弱的机制，它通过某种标准来判断各种演化单元的适应度，选择适应度高的演化单元，淘汰适应度低的演化单元，并将适应度高的演化单元扩散到经济系统中，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适应度，是经济演化增长重要的驱动力(例如，黄凯南，2010b[33])。因此，经济演化的动力机制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创新动力”和“选择动力”。在选择动力的作用下，那些具有较高相对适应度的经济特征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比重将上升，经济系统将发生结构变迁，而且互动者之间的经济特征值差异性越大，选择力量越大，整个经济系统的演化增长速度越快。因此，选择过程必然伴随着结构变迁过程，它提高相对适应度高的经济特征在经济系统中份额或比重，同时也提高了整个经济系统该经济特征的适应度。而且互动者之间的经济特征值差异性越大，选择力量越大，整个经济系统的该经济特征的演化增长速度越快。因此，选择过程必然伴随着结构变迁过程。

在种群思维(Population Thinking)下，经济系统可视为由不同产业组成的种群，根据研究的需要，每个产业也可视为子种群，它们分别由更低层级的组织(例如，企业)构成。以此类推，可以将经济体视为多层级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例如，黄凯南，2014a[34])。为了简化分析，这里仅仅考虑两个层级，将经济体视为由各产业(或行业)构成的系统。这里尝试从演化的分析视角构建一个包含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模型。

(一)基本假设和主要变量

将(8a)两边取对数并对时间求导可得：

方程(8a)表明，只有当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等于整个经济体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时，产业i就业份额才等于产出份额。如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整个经济体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产业的就业份额就低于产出份额，反之，产业的就业份额则高于产出份额；方程(8b)表明，当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等于整个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时，产业i就业份额增长率才等于产出份额增长率。同样地，如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高于整个经济体的`平均劳动率增长率，产业就业份额的增长率则低于产出份额的增长率，反之，产业就业份额的增长率则高于产出份额的增长率。将方程(8b)两边乘以并相加，可得如下方程：

三、实证研究：基于1990-2011年的行业数据

(一)数据说明

本文所采用基础数据来自1990-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乡镇企业及农产品加工业年鉴》。这里采用行业数据进行分析。由于各统计年鉴有关行业数据极为缺乏，而且在统计期间进行了两次行业分类调整，我们首先根据统计年鉴各门类下的二位数编码行业分类进行调整，将经济活动单位分为15个大行业门类(包括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水的生产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科学技术、地质勘探和水利管理、教育、文体和娱乐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社会管理和其他等)。其中，以1990年为基期的实际GDP的确定是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将每年增加值折算到1990年，历史增加值数据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可以从《中国统计年鉴》获得。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估计资本存量。由于各行业的发展规模、投资数据、资本折旧差距较大，考虑到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估计资本存量可能会使资本存量估计存在误差，我们分别估计各行业的资本存量，然后进行加总得到总体资本存量数据。为了尽可能的体现劳动流动对行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采用全社会就业数据。后者由城镇单位就业数据、城镇私营和个体企业数据、乡镇企业数据加总获得。

(二)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结构变迁效应

如图1所示，从1990至2011年，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呈上升趋势。根据方程(5)，对1991年至2011年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进行分解，分为自身增长效应和结构变迁效应，并测算结构变迁效应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中比重。如表1所示，除了1997年到2001期间以及2007年个别年份结构变迁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其它年份结构变迁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1991年到2011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均值为10.54%，其中，各行业自身增长效应均值为9.39%，结构变迁效应均值为1.15%，结构变迁效应占增长率比重为14.95%。从总体上讲，过去20多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主要还是由各行业自身技术进步引致的，但就业结构的变化也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这表明劳动力要素存在明显的“结构红利”。1997年到2001年期间就业结构变迁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这意味着行业间存在要素的错配和无效利用，从总体上看高于平均生产率的行业的就业比重没有增加[37]。这个结果也符合OECD(2002，2005)和一些学者的研究(例如，Yueh，2013[38])。

图1 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

(三)中国经济增长率的结构变迁效应

根据方程(10c)，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分别表示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分别表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中自身增长效应和结构变迁效应，为扰动项，是回归系数。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由此，可得如下回归方程：

根据方程(11b)算出各因素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绝对值(见表3)和相对比例(见表4)。通过测算可知，1991年至2011年期间，平均经济增长率45.10%由资本增长引起、23.37%由劳动力增长引起、24.40%由行业自身劳动生产率增长引起、7.14%由行业间就业结构变迁而导致劳动生产率增长引起。因此，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增长68.5%左右由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积累驱动，31.5%左右由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驱动，其中劳动生产率增长7.14%源于结构变迁[39]。从方程(11)可知，资本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回归系数是0.297735，而结构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率的回归系数是0.647794。因此，尽管资本累积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结构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系数是资本增长的2倍多。与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相似，1997年至2001年期间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负的。

图2可知，1991年至2011年，资本增长率的贡献总体上呈现上升的事态，这表明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显著作用。劳动增长率的贡献在2001年之前呈现上升的趋势，2001年后则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1991年至2000年，劳动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为32.87%，而2001年至2011年，该值为16.79%，前后平均值下降近一半。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从2001年就出现拐点。结构变迁的贡献在1997年达到最低值-25.12%，随后呈现上升的趋势，到2005年达到最高值24.31%，随后呈现震荡上升趋势。1991年至2000年期间，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仅为2.14%，而2001年至2011年期间，结构变迁的平均贡献为10.31%，是前面10年均值的5倍左右。自2001年以来，尽管劳动增长率的贡献总体上在下降，但是劳动力结构变迁产生的贡献总体上上升。因此，过去10年，“人口红利”在降低，但是“结构红利”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

图2 各因素贡献份额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研究，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经济演化动力机制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创新动力”和“选择动力”，选择机制是促进经济结构变迁的重要力量；(2)经济体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可以被分解为自身增长效应和结构变迁效应，经济增长率受到资本增长率、劳动增长率、自身增长效应和结构变迁效应等因素的影响；(3)从1990至2011年，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呈上升趋势。1991年到2011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均值为10.54%，其中，由各行业自身增长效应均值为9.39%，结构变迁效应均值为1.15%，结构变迁效应占增长率比重为14.95%。除了1997年到2001期间以及2007年个别年份结构变迁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其它年份结构变迁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从总体上讲，过去20多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主要还是由各行业自身技术进步引致的，但就业结构的变化也提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4)中国经济增长平均68.5%左右由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积累驱动，31.5%左右由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驱动，其中劳动生产率增长平均7.14%源于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重新配置的结构变迁。尽管资本积累依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是，结构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系数是资本增长的2倍多；(5)以2001年为分界点，劳动增长率的贡献在此之前呈现上升趋势，之后则呈现下降趋势，后10年劳动增长率的平均贡献仅仅是前10年的一半左右，但是，结构变迁效应的平均贡献则是前10年的5倍左右。因此，尽管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正在下降，但是就业的“结构红利”总体上正在处于上升趋势。

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经济增长除了源自要素累积和行业自身技术进步，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间重新配置而对生产率的提升也促进了经济增长。这表明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结构变迁效应。尽管这种结构变迁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比重还不大，但是，从总体上讲，它的重要性正在增加。当前，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如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以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是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变迁将得到更多的重视。如何通过制度改革促使要素在各个行业间的自由流动，进而构建一个有利于经济结构沿着更有效率方向变迁的资源配置机制是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结构变迁效应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贡献份额将得到提高，中国经济增长也将呈现更多的“结构红利”。

作者介绍：黄凯南，经济学博士，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山东济南 250100；赵丽娟，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山东济南 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