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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草地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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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草地小故事（精选6篇）由网友“小球小球”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后的红军长征草地小故事，欢迎阅读与收藏。

红军长征草地小故事

篇1：红军长征草地小故事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最长，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我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老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任老走在最前面，他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近0.1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老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都伴随了钻心的疼痛，但有什么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惟一办法。和平年代现在的年轻人谁还能忍受这样的痛苦呢?”讲到这里，任老喃喃地说。

第二次过草地更险，任老一只脚迈进了鬼门关。

1935年下半年，任老时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教导团一连指导员。大军从阿坝向绥靖方向进发。来到黑水河时，便桥已被毁掉，南岸则被土匪占领。为保证主力部队过河，任老和另外30名干部战士趁黑夜泅水渡河。时值隆冬，水流湍急，冰冷刺骨，成功游到对岸的只有8名。接下来就是一次令南岸敌军魂飞魄散的突袭，大部分敌军在睡梦中被击毙，8人很快便占领了桥头堡，大部队顺利地搭起了便桥。

任老却因此染上了重伤寒，红军缺医少药，食物的供应已经断绝，他的病一步步恶化，常常昏迷不醒，战友们便抬着他行军。20天后，部队走出草地，来到绥靖。此时任老长时间休克，战友们都误以为他已经死了，便把他放在了绥靖滩石崖下的山洞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苏醒过来，挣扎着爬向河边喝水，十几米的距离，任老竟爬了两三个小时。当地居民郝老汉发现后将他救回了家。郝老汉对待他就像亲生儿子一样，每天熬小米粥一口一口喂他。老汉膝下只有一个女儿，便想收他为儿子。但任老却一心想要回到队伍上，他每天搬小板凳坐在大门口，希望看到队伍上的同志。两个月后，任老的病基本痊愈了，他挥泪告别了郝老汉老两口，找到了在该地区活动的金川省委，重回革命队伍。

经历这一次起死回生时，任老还不满18岁。

1936年7月，任老的病全好了，就在此时，队伍又从绥靖出师北上。任老带着七八名比他还年轻的战士在草原上行军。一天夜里，一位小战士问任老，“科长，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人人都生活得很幸福，不缺衣少食。”“那能实现吗?”“肯定能”。

篇2：红军长征小故事精选

(一)

1934年9月，红军为了做好战略转移准备，开始拟定随军行动人员名单。想要随红军主力一起行动的女红军，必须先经过体检关。

和董必武结婚才两年的陈碧英，对丈夫的感情很深，压根没有想过自己会被留下来，然而，由于她的身体条件不达标，且有孕在身，组织上决定让她留下来。

陈碧英如何舍得与丈夫分离，哭着央求董必武去帮她求情，让她一起参加长征。董必武没有答应陈碧英的请求，劝她接受组织的安排。

可在两人告别时，董必武又是那样依依不舍。陈碧英眼泪汪汪，手帕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董必武实在忍不住了，狠狠心坚决把她劝了回去。

临别时，陈碧英把系在腰间的小手电筒解下来，送给董必武，哽咽着说：“你年纪大了，晚上走夜路多留心呀!”

陈碧英从此下落不明。对于董必武与陈碧英，这一别，就是一生。董必武把爱妻临别时送给他的手电筒视若珍宝，一直带着它走完长征。

不难想象，在董必武的心头，有多少对妻子的愧疚，有多少对妻子的思念。但是，为了党的事业，他只有独自忍受思念的痛苦，在革命的路上奋勇前进。

(二)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为了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通道，中央决定组建西路军，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进军。

吴仲廉随丈夫曾日三调入红9军，任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已经怀有8个月身孕的吴仲廉，不久后在张掖西北的临泽县生下了一个男孩。此时，曾日三对嗷嗷待哺的孩子和虚弱的妻子根本无暇照顾。

1937年3月14日，在康龙寺南石窝附近，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被迫决定：将现有兵力和人员分为左、右两个支队进行游击活动，等待与党中央派出的援西军会合。李先念和李卓然率领的左支队向西行进了几天后，为便于主力机动，决定成立一支干部支队，由毕战云任队长，曾日三任政委，与主力分开行动。吴仲廉也在这支队伍中。干部支队离开主力后，多次与敌人遭遇。一天傍晚，当他们到达北川门时，马家军骑兵像海啸一样汹涌袭来。为了掩护伤病员和妇女突围，政委曾日三亲自担任火力掩护。因寡不敌众，部队陷入敌人的紧密包围之中。

敌人凶狠地嚎叫着：“当官的出来，否则统统杀掉!”曾日三挺身而出，他一边高呼“红军万岁”,一边拉响了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

目睹丈夫壮烈牺牲,吴仲廉心如刀绞。被敌人俘虏后,她仍然坚持斗争。直到抗战爆发后,才被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从南京晓庄“反省院”营救出狱。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长征中的爱情，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生死考验，有时候一转身就是永别……

篇3：红军长征经典小故事

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

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决议还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决议最后说：“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会后，中央军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新的决定，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2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猴场。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场(草塘)召开会议。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新行动方针，这就是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

篇4：红军长征小故事精选

(一)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曾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这样写道：“毛(泽东)的另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一九三二年出生于瑞金，名叫小毛，长征时也留下了。一九三三年贺子珍又早产了一个男孩，是由傅连暲大夫接生的。但是这个孩子没有成活。长征时贺子珍在西行途中，又怀孕了。”

英国作家李爱德和马普安，曾专门去寻找贺子珍留在长征路上孩子的下落，并在《两个人的长征》中详细记下了找寻的全过程，但是最终只能写道：“这个谜至今仍未解开”。

长征胜利多年以后，贺子珍曾哀伤地回忆：“长征路上生的这个女孩子，我连看都没看清楚她长什么样子，也说不清楚具体是在什么地方，送给了什么人家。我也无法知道她今天的死活。”

(二)

在长征途中，曾玉是另一个在战火中生下孩子的女红军。

曾玉是红五军团参谋长周子昆的妻子，本来不在长征的名单中。但她实在舍不得离开红军，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丈夫。竟然挺着7个月大的肚子，悄悄跟在队伍后面一路走了下来，成了名副其实的编外成员。

因为是“编外”，曾玉没有口粮和装备，只能凭着一名战士坚强的毅力，和战友们对她的接济苦苦支撑。

部队在翻越老山界时，正遇追兵迫近，曾玉肚子疼得厉害，马上就要生了。董必武找来担架抬着她走，可没走多远，抬担架的民夫在遭到敌人袭击时放下担架跑了。曾玉只好骑上钱希均找来的马，颠簸中，鲜红的血顺着她的腿流下来，把马鞍上垫着的被子都湿透了。

追兵越来越近，女红军们只好把她从马上扶下来，搀着她走。可是经过一路颠簸和惊吓，曾玉怎么也走不动了。大家架着曾玉一步一个血印朝前走，想找一个稍微安静和安全点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但莽莽山林中，不见一户人家。几个女红军只好找来一把枯草，把曾玉围起来。孩子就出生在了这把枯草上。

这是红军长征途中的第一个婴儿，可还没等她睁开眼睛，母亲就只能把她留在出生的地方，期待能有人收养……

孩子的哭声还在继续，女红军们只能架起欲哭无泪的曾玉继续赶路。因为，这位年轻的女人不仅是母亲，更是一位战士，纵然有千般不舍，也只能含泪前进!

(三)

1936年，红四方面军第3次过草地时，妇女干部李金莲就要生了，草地一望无垠，妇女部的工作人员只好在距离大部队行军道旁不远的地方围成一个圈，李金莲就在这个圈中生下了孩子。

孩子生下后，大家你扯一块衣襟、他凑一块布，勉强把孩子包裹起来，走出了草地。

在甘肃峨州时，政治部主任傅钟代表组织劝李金莲：“战争环境带小孩很不方便。为了行军、作战，组织上希望你把孩子送给老百姓吧。”

李金莲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经过了多么大的痛苦，才生下孩子，面对自己的亲骨肉，她如何能舍得把他送人。

但作为一名红军战士，她别无选择，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只好含泪把孩子送给当地的老乡。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把心头肉舍掉的那种痛，比流血割肉更要疼上百倍!

篇5：红军长征小故事精选

1934年，刘湘围攻川陕苏区。红军撤离时，红军战士李中权的9个家人，因恶霸的报复被迫全部跟着红军长征。

李中权虽然与母亲同在长征队伍中，但只有过3次短暂的相见。三别母亲，最终阴阳相隔，令李中权抱憾终生。

第一次见面是在1934年春天，李中权在通江遇见母亲，当时两人都已经知道李中权父亲的死讯，但都在向对方隐瞒。由于身有任务，李中权匆匆离开了母亲。

第二次见面是在1936年3月，李中权在宝兴县意外遇到母亲。母亲拉着他的手，高兴地顾不上回答他的问话，目不转睛地瞧着他，好像永远看不够似的。

李中权看着才40多岁就已生出许多白发的母亲，热泪盈眶，找来傅连暲医生给母亲看病。一家人彻夜长谈，为了牺牲的家人抱头痛哭。

第二天一早，队伍就要出发了，李中权又一次匆匆和母亲告别，母亲叮嘱他：“孩子，你放心地走吧!不要惦记我们，你要爱惜自己，好好活着!”

第三次见面是在1936年5月，李中权当时任大金川独立第二师政委。他带一个排到东边红一团检查工作，路上，在丹巴东边遇见了母亲，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李中权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母亲面容极度憔悴，神情忧郁，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似乎累得已经不能开口了。”

李中权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看着坐在眼前的母亲，我真不忍心再让她这样走下去了!可眼下部队都已分批北上，我无法把母亲妥善安置下来，也无法为母亲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我知道，再往前走就是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身患重病的母亲还能走过去吗?想到这些，我的心简直要碎了。我望着母亲，心里暗想：这可能是我与母亲的最后一次相见了，一定要好好看看我的母亲……

“这时，通信员提醒我说：‘政委，我们的队伍已经走远了。’我看着已经远去的队伍，想到就要与母亲分别了，心如刀绞。我对母亲说：‘娘，你还是在这里养养身子再走吧。’母亲听后无力地摇摇头，什么也没说。这时，通信员看看我，说：‘政委，要不就把我留下来照顾大娘吧!’通信员的话真让我有些动心了。

“没想到母亲却坚定的说：‘不成，队伍上的红军一个也不能少!我两年都坚持下来了，还愁走不到陕北?’这时，通信员再次提醒我说：‘政委，队伍都走远了。’母亲也用颤抖的声音催促我说：‘孩子，你们快走吧，别误了队伍上的大事呀。’我很想为母亲再留点什么，但摸摸口袋，盐巴、银元都没有了，便在无奈之中取出公文纸，给后续部队的一个政委写了便条，请帮助照顾一下我的母亲，然后把这张便条交给了母亲。我向母亲辞行时，母亲双眼满含泪水凝望着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望着远去的队伍，牵过战马，把它交给了中柏弟弟，留给母亲乘坐。”

李中权的母亲后来在过草地时去世了。多年以后，当李中权知道母亲去世的具体情况后，他含泪写下一段话纪念母亲：“我亲爱的母亲，儿时时刻刻都在怀念您，此种心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娘呀，你同父亲一样，是生得苦，死得苦;但父母长征途中生得光荣，死得伟大!这种精神是能够荣传万代，光照千秋的!我亲爱的母亲你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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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红军长征经典小故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8.6万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当时，中共中央和红军主要负责人博古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左”倾领导者的战略意图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到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创建新的根据地。长征后一个多月，红军虽然突破了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由于“左”倾领导者消极避战，致使红军损失过半，锐减到3万多人。

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很快就判明红军的意图，急调40万大军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红军。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左”倾领导者才不顾红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执意要按原计划北上湘西，去与二、六军团会合。红军如继续北上，无疑将钻进敌人预先布置好的罗网。这就引起了中央最高领导层对原定计划的争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率先起来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公开的批评。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野战军司令部在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野战军司令部给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尔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