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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归名著读书笔记

时间：2023-10-07 07:45:41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南渡北归名著读书笔记（精选17篇）由网友“jklan17”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汇总后的南渡北归名著读书笔记，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一起分享。

南渡北归名著读书笔记

篇1：南渡北归名著读书笔记

《南渡北归》这部170余万字的书，是我读过最厚的一部，也是我最愿推荐的一部。它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起笔，止于大陆后。近四十年光景，中国烽火连天，风雨飘摇。最终一批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以及卷滚在大潮里的众生学者，从历史的苍茫中走来，又消失在那幽暗尽头。这样情形下，一大批知识分子、学界精英奔波向祖国西南，从长沙到昆明，从昆明到蒙自、李庄，在几近食不果腹时，仍专心学术，不忘民族复兴，用知识去触摸那“为万世开太平”的梦想。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赫然印在封面最显眼处的几个大字，貌似决绝地渗出那时代下的万般无奈与凄凉。曾离我们很近的大师们，当时光逝去，他们生命是远去了，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贵的灵魂却却与年轮共生，“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本书关注更多的是，在大师光环下，他们作为一个学者最真实，最温暖，最可爱的一面。退居台湾的“傅大炮”，穷困至买不起一条棉裤，却仍将史语所好生安置，而撒手离去。身赴台湾的胡适，临死都不知曾谩骂他是“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小儿胡思杜已然自杀，还饶有深情地在遗嘱中提出给小胡分遗产，其状甚怜。一心维系家国命运的梅贻琦，纵在台湾新竹完成了重建清华的夙愿，却直到生命弥留之际再也没能见过爱子梅祖彦。考古界巨擘李济，因为海峡两岸的政治对垒，因故旧凋零、思亲情重，最终郁郁而终。

留守大陆的，林徽因、梁思永、吴金鼎、陶孟和等，在风暴来临之时，早已作古，算逃过一劫。可陈寅恪、吴晗、曾昭抡等却在期间惨遭批斗，甚至失去性命。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了79位院士的叶企孙，一向默默无闻为新中国培养人才，却仍惨死。可他们在威权面前毫不畏惧，始终捍卫作为学者的尊严。我想这也许就是赵翼在《题遗山诗》中所说的“国家不幸诗家幸”吧！在民国那个战火纷飞，风雨飘摇的年代，孕育出无数英才。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虽拥有短暂的“幸福”时光，却不得不在国家危难之时，卷入民族、国家与革命之中，空有一腔“为往圣继绝学”的抱负，却难以企及那“为万世开太平”的梦想。

而作者的知识面广博确使我感慨良多。作者以既全面而又不突兀的笔触再现一批大师的轨迹，又如生地为我们展开他们丰功的画卷，使我深刻看到最具影响的几大学府的发展和灵性。

大师们求学所为中华民族之崛起，故而不计个人得失而从容投身祖国怀抱，且在条件十分艰苦前提下，做出伟大功绩和壮举，将以八股论优劣的时代，翻开中华民族的新篇章。他们从海外归来，谱写历史，创造辉煌，这二三十年代产生我国至今都是最好的大学，甚至在抗战的艰苦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组建的西南联大仍是中国大学史上的光辉。

在民国那个打开国门，融入世界的年代，知识分子们何去何从？我想正如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对于文化道路的思考：西潮来袭，有人选择了随波逐流，有人选择了墨守成规。在潮起潮落中，对传统的坚守，对新潮的吸收，才是我们民族屹立不倒的根本。

还在历史学系的时候，一位教师说：“我们怀念民国的学术氛围，不是民国先生们学术多么高超，而是先生们的风骨我们再也见不到。

篇2：南渡北归读书笔记

中国人素来注重家风，注重家族的传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的好，整个社会风气才有好的基础，也只有每一个家庭的家风好，千万个家庭才能成为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在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文中有一句经典台词，左师公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生远。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于子女的教育一直是重视。尽管对于传统家庭教育的方式，现在有很多批判的说法，但是对于子女的成人、成才的重视程度自古至今始终如一。

《南渡北归》浩浩荡荡地书写了一大批中国旧时代的文人大家的经历轶事，可歌可叹，这些风流人物自然是一位位大师，随着那个时代远去，他们已经在史界、文学界留名，对于他们的是非功过自不是我辈所能评说的，在这里不再赘述。

作为普通的读者，不妨就从一个教育者（家长）的角度去读去体会这本书，这样话，偌大的一本书，我找到了一个思考点来梳理自己的感受。既从家庭教育，家风传承方面入手。在作者洋洋洒洒的文字中，有不少篇幅都提到了这样一个辉煌的家族—————梁启超的家族。梁启超的子女后代可谓是人才辈出。大女梁思顺是文史学家，次女梁思庄，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三女梁思懿，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长子梁思成是建筑学家，次子梁思永是考古学家，三子梁思忠，西点军校毕业后担任炮兵校官，早逝，四子梁思达经济学研究者，五子梁思永著名的火箭控制学家。这一长串的名字可见梁氏家族所不同凡响的家族影响力。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尽管梁氏子女在发展上有梁思超作为文坛大咖显赫地位有关，但除此之外，梁启超在对于孩子教育的用心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岳南的广泛罗列资料的《南渡北归》中可以读出一些事例。在梁启超为孩子梁思成和梁思永选择将来所学专业的时候，作为父亲的他进行了精心策划与安排，面对外国强而中国弱的现状，抱着以学术薪火传家立业的目的，为梁思成和梁思永选择了建筑和考古专业。“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梁启超从国家的高度，为国家的前途命运、为国家的学术发展考虑。可见梁启超眼界不同，站的高度也就不一般。

另外他让思成和思永走同一条路（建筑和考古），提出了将来可以互得观摹之意，真是最好没有了。可见梁启超作为家长也并未只是为孩子指了一条路就算完了，而是考虑到自家孩子之间将来的相互照应，相互帮助，毕竟古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此方面考虑也不谓不周全。在两个孩子在国外学习期间，梁启超也不断的为他们去留心观察找寻锻炼的机会。他打算让梁思永“丰富古文化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洲深造几年，那时再回国于田野考古这门学科一世身手。”作为一名家长，尽管我们反对说包办孩子的未来路途，但是我们又不能放弃做家长的责任，因为一个家族的发展，一代人是站在另一代人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作为我们承载着的后辈的家长来说，应该尽自己能力为孩子们去找寻发展的机会，提供锻炼的机会，这一点梁启超可谓是表率。

而一旦选定了目标，我们就要为孩子的发展不断加油鼓劲，为他们指点迷津，做好引路人。文中提到，在1927年梁思成曾向父亲梁启超写信询问，“自己与弟弟所学的专业与国家民族进步到底有没有用？”梁启超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有语，“我也并不是要人人都做李、杜，不做姚、宋，要之，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思成所当自策厉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作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

“知子莫若父”，梁启超正是熟知儿子的脾气秉性，才为他们选择这样的未来。但是教育孩子成长的历程中，一代大儒也无不在渗透着梁家拳拳爱国之心。为振兴祖国落后的科学，并在这门科学上为祖国争得世界性名誉和地位。受此影响，梁氏兄弟一生都在为这个理想而奋斗。他们在自己的专业所能之处，为国家及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也应了那句“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

说了梁家，再说说曾家。曾家，我们会不约而同的想到曾国藩。的确《曾国藩家书》太出名了，曾家的名望在曾国藩时代算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曾国藩讲求耕读持家，并以此作为家训提出了“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曾国藩也在书中记录到，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报愧犹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也。曾国藩一生崇尚功名，更重视修身齐家之道。常说科名有无迟早，总有前定，丝毫不能勉强，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修德之事，一者修业之事。勤奋好学，知书达理，吃千般苦读万卷书，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这类家训名言比比皆是。

在这种家风的一代代传承下，曾家的发展可谓蒸蒸日上。在本书中提到了曾昭抡和曾召燏两位。算得上是曾国藩后代中代表。前者是中国化学学科和高等教育的奠基人，后者考古学界的翘楚，南京博物馆馆长。他们的成长历程得我们去思考，两位人物的杰出成就除了自身努力学习外，还有一点不得不单挑出来说一说。他们的成长离不开当时曾家里的一位大家长即曾国藩的次子曾纪鸿的夫人郭筠，也就是二位的奶奶，这老太太是一位不简单的家长，虽是女子身份，在嫁入曾家后更是读书不辍，郭曾坦言，自己的大部头的书都是在曾文正公指导下完成的，因为郭的努力，自己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曾国藩对儿媳的培养同样在曾家后辈的身上得到了印证，郭筠在曾家家风的传承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提出了家训六条：儿孙要谋求自强自立，不要求女子缠足，不赞成八股，不愿孙辈去考秀才，却学习英文接受新式教育。这些教育理念上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地开明。何况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的名门望族呢？

还有一点要紧地，就是郭大家长提出每房的长孙不论孙男孙女，她都要带到身边，以便接受教育。书中提到一件事很有意思，“在19，曾昭抡与其兄曾昭承同时考上了庚款留学生，即将赴美国读书时，家族姑母大表反对，对陈母说：“他们将来在番邦招了驸马，你怎么办”。曾母表示招驸马事小，留洋事大，坚决让儿子放洋。”郭的境界又见一斑。

古人一直有“闺闱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与“妻贤夫祸少，妻贪夫招罪”等之说。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也说过：“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手中。”苏联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断言：“如果你在家教育儿子，就是在教育公民了，如果你在家培养女儿，那就是在培养整个民族。”

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对于母亲的重视也尤为重视，“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就没有社会”。在曾氏家族的家庭教育中，郭筠把母亲的作用、祖母的作用诠释的淋漓尽致。

当然书中的两个家族只是中华民族百家姓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是从这两个分支的昌盛来看，我们作为各自家族中的一份子，有必要汲取优秀的教育经验，为子孙的兴旺做出该有的贡献。再往长远一些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国是千万家，每个人都有让自己家族昌盛的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千千万万的家兴旺起来，我们的国家才能富强起来。

篇3：南渡北归读书笔记

《南渡北归》共有三部，但由于时间问题，我才看完第一部《南渡》。《南渡》讲述的是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说实话，以往我是不愿看描述抗战时期的书籍，因为不愿去揭开那段历史。

但如今，合上这本书，我只觉神清气爽，一位又一位大师的经历在我脑海中回荡，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不同的抗战岁月。

《南渡北归》的作者名为岳南，《南渡》所述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始，继之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同时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突出地描写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等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搜罗宏富，规模宏大，意旨宏远，堪称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群雕。

尽管作者对大师们的叙述有时是批驳，但这反而展现出大师们别样风采。正如王安石所说：“不以其善而非其善。”客观而全面地评价他人是了解其为人的基础。作者的客观叙述更让我对曾经知晓的'大师们产生了别样的感受，感受到大师们的人性光辉。作者参考浩繁的资料，引经据典，治学严谨，让我充分的了解大师。

在那样一个战火连天的时代，大师们拖着沉重的书籍纷纷南渡。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安逸去接受敌人的糖衣炮弹，出卖祖国，而是奋力保护祖国文化，那是一个时代的幸事。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中华文化的血脉才被保存下来。

在这些大师的故事中，我最为印象深刻的便是“梁启超和李济的友谊”这一部分。梁启超对李济的推荐与鼓励不仅是对人才的重视，更是对中华文化的保护。更有甚者，梁启超为科学牺牲自己，更是让人肃然起敬。

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读完这句，让人不免扼腕叹息。虽然那个时代的大师已经离去，但他们的精神和学术成果仍被有幸保留下来，供后人敬仰。而且我相信在这些精神的引领下一定会有新一代的大师出现来带领下一代人。读完这本书，我感叹于大师们的坚守与执着，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缺少的，这本书也许会在我的思想上产生一些触动，让我再次面对挫折时，有勇气去战胜它。

正如岳南在采访中所说：“希望读者看到人文的，追求自然的和自由的生活的那一种，是历经苦难而不悔的那种，是生活的勇气和精神得到了张显的那种历史温情。”大师们所带给我们的历史温情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

大师已远去，风范犹长存。

篇4：南渡北归读书笔记

今年暑假跟随叙事者共读了南岳老师写的《南渡北归》三部曲，它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起笔，止笔于大陆文革后。近四十年光景，中国烽火连天，风雨飘摇。最后一批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以及卷滚在大潮里的众生学者，从历史的苍茫中走来，又消失在那幽暗尽头。这样情形下，一大批知识分子、学界精英奔波向祖国西南，从长沙到昆明，从昆明到蒙自、李庄，在几近食不果腹时，仍专心学术，不忘民族复兴，用知识去触摸那“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

一个月的时间，仅仅看完了第二部，感慨颇多，我感受最深的还是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精神。从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许多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国外取得学位后，大多选择回国，即使当时的中国非常落后，生活条件比现在差很多，但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国，为国家服务，他们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从民国知识分子那一代身上我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这正是我们当前最缺乏的，当前社会，拜金主义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国的留学生大部分选择在国外，中国是世界上人才流失最严重的国家。

大师们求学所为中华民族之崛起，故而不计个人得失而从容投身祖国怀抱，且在条件非常艰苦前提下，做出伟大功绩和壮举，将以八股论优劣的时代，翻开中华民族的新篇章。他们从海外归来，谱写历史，创造辉煌，这二三十年代产生我国至今都是最好的大学，甚至在抗战的艰苦时期，由清华、北大、南开组建的西南联大仍是中国大学史上的光辉。

读罢《南渡北归》，掩卷而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大师们令人仰止的高大身影，光辉深邃的文化造诣，起伏多舛的命运转折，无不让人在深深的感慨之后又久久难以释怀！

篇5：南渡北归读书笔记

岳南的《南渡北归》三部曲，全景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全景了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慢慢读来，不知不觉被大师的情怀所感动。

各大院校师生纷纷南下西行之际，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突然来到梁家，对梁思成说自己刚从外地潜回北平，有约50毫克放射性镭还在清华实验室的保险柜中。如今北平沦陷，日军已经进入清华园，如果这个东西落入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为此，赵忠尧想起梁思成这位“铁杆”校友有一辆雪佛兰牌小轿车，决定找梁帮忙，一同进入清华园。二人冒着生命危险，趁着夜色，潜入清华园，抢救出这关乎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科学珍宝。赵忠尧把盛满镭的铅筒放在一个咸菜坛子里，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奔向长沙。他一路风餐露宿，蓬头垢面、破衣褴褛，丢掉了所有的行李，只有手中的咸菜坛子与他形影不离，双手磨出了道道血痕，如乞丐般到达临时大学办事处时，梅贻琦校长热泪盈眶……这是怎样的信念。

“九一八”事变之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就职演讲，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特别提醒师生“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份子，不能不关心的。……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这是怎样的理念。

自离开北平南下，辗转近万里逃难，梁家几乎全部“细软”都丢光了，战前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同仁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记录等，被他们视为最宝贵的财富，紧紧地带在身边，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在李庄上坝月亮田几间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和患病的林徽因，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噼啪震响的打字机，撰写并绘制向西方世界科学地介绍中国古代建筑奥秘和成就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这是怎样的坚守。

1935年主持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发掘的梁思永，肋膜炎病愈不久，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出现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有时详细地指点助理员去做，有时甚至下坑亲自动手。晚上油灯下，他有时和工作人员谈论当天发觉中的新发现，有时查阅各人的田野记录簿，有时看着助理员们剔花骨等，有时整理当天出土品……常常忙碌到深夜。这是怎样的敬业。

68天的长途跋涉，“湘黔滇旅行团”的11名教师和290名学生，真正走出了象牙塔，进入到书本以外的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结合湘西、黔东一带的地形地貌，讲解河流、岩石的构造形成，以及黔西岩溶地貌和地质发育理论。闻一多指导学生收集当地民歌、民谣，研究不同民族语言，并对当地风土人情进行写生。北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每天自清晨走到傍晚，不走小道捷径，沿着盘山的沙石公路走，每当休息时，就坐下来写日记……这是怎样的言传身教。

这样的大师在书中比比皆是，书的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大师远去，再无大师”，但是我要说：大师虽去，情怀永在。

篇6：南渡北归读书笔记

正如标题，南渡北归这本书，因某些原因只是略读，但依然有不少感触。从此看出凡刘老推荐的无不是好书，奈何时间紧迫，无法细读，只能日后慢慢品味。可能很多同学和我一样，当我们第一次拿到这本书时，第一个感想便是这本书好难读。许多关于大师的琐事基本上都一一的展现在这本书上。让人应接不暇，如此繁多的细节铺天盖地地捐过来，的确让人喘不过气。

但当我略读完第一本后，又翻过来看到封面上的一行大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一切却又似乎明澈了起来。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东西，清华的四大导师，鲁迅一派与胡适一派的纷争，西南联合大学的出现。无不是这个时代才会出现的事件。这本书总体的时间背景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文中讲了许多在这个时期各个大师做的事情以及贡献，但我发现当作者再讲关于大师们的学位时却鲜有人是真正的“海龟”，许多大师在出国留学时都没有拿到学位，不是说大师们拿不到，而是大师们根本没有时间或者那个心思。

很多大师出国留学只是为了知识，学到了知识便又去学其他的，所以很少有人拿得住学位，并不是说大师们半途而废，只是因为他们想更早的回到祖国加以报效，所以花了更少的时间将国外的知识学到手，仅此而已。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很多人也许不理解，不是还有句话吗？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人比一代人强，怎么会没有大师呢？其实这句话很容易理解，所谓”大师”是指这个时代特有的人物，他们是必须在这个时代的影响下才会出现的伟大人物，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和平的时代我们也有我们这一代的大师，但是那些大师他们活在过去，给过去的人们乃至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甚至连现在都有它们的影响。谁敢说自己的语文课本上没有鲁迅先生的足迹，谁敢说北大的校园没有蔡元培老先生，依然会有现在的辉煌？都不可能，他们是那一个时代的大师，是存在于人们心里的大师，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篇7：《南渡北归》读书笔记

其实《南渡北归》有三本书，第一部《南渡》、第二部《北归》、第三部《别离》。战火纷飞的年代，傅斯年、胡适、陈寅恪、李济、梅贻琦、梁启超、梁思成、童第周、董作宾、郭沫若、王国维等国之大师，为祖国而奔走，为民族崛起而奋发。想当年，他们也曾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精力充沛的想要在各自的领域开创一番事业可在人生最该得意的时刻，却遭受日军侵华带来的国破家亡的痛苦，万里迁徙，在西南一隅忍受贫困疾病，为中华民族保存文化血脉。抗战胜利后，本该欢天喜地继续自己的事业，怎奈又逢国共内战。民国时期的大师们，在他们一生中，遭受了很多的艰难困苦，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折磨下，依然能够勤于治学，并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做出如此辉煌的成绩，不得不给人以很大的震撼。

有时为大师的趣事儿逗乐，王国维担任清华四大导师前特意跑到溥仪那里请示。有时为大师的决绝震撼，“思想如不自由，毋宁死耳”的王国维毅然地投湖自尽。童第周的形象也鲜活了起来，他不再只是著名的生物学家，还是在田垄边卷起裤管和妻子一起捉青蛙的李庄人。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那些在李庄生活的知识分子开心的走向街头的描述也令人为之深深感动。也更加深刻地去理解甲骨文的发掘与识别对中国历史的意义。那些大师们不仅仅只是名字印在脑海里了，他们事无巨细的生活呈现了活灵活现的人物。还有一些可能被我们误解的历史在这里也被澄清。

读这本书的时候思绪万千，却发现写读后感时却无从下手，内容太多，自己功力有限，不知如何讲起，如何总结，说一些感悟吧。我看南渡时是最激情的，虽然战火纷飞，但每个人都是激情四射，眼中充满光芒的，他们为国家保留文明的火种。北归是有些伤感，离别是极度伤感。南渡、北归、离别，人生也就几十载，折腾着、折腾着，人老，发白，曲终人散。也可以说这是一本带有情绪的中国近现代史，三本书看完除了对大师们有了比较形象地理解外，也对真实的历史有了一定的思考。人是活的，思想是自由的，而所有记载下来的东西都变成了死的，固化的，一味地尽信书不如无书。但所有记载下来的书都对我们有所指导，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自己的判断与审美。

《阿甘正传》里说：我不觉得人的心智成熟是越来越宽容涵盖，什么都可以接受。相反，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逐渐剔除的过程，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不重要的是什么，而后，做一个简单的人。

篇8：《南渡北归》读书笔记

序：

这是不得不写的读书笔记，这是不得不放慢的读书脚步。因为，如果不做记录，不做摘抄，不写什么，我会觉得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自己读这套书以来内心充溢的感动、感慨、悲愤、难过，还有泣不成声的泪水。这套书给予自己的冲击几乎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近大师；

第一次近距离地了解抗战；

第一次近距离地感知文革；

第一次被史实的书籍吸引得如痴如醉

不可妄自菲薄。且清华大学是用庚子赔款退还部分成立的，其中含有很沉痛的历史背景，因此清华学生应对国家更多一份“饮水思源”、“自强不息”的责任。

第234页：（梅贻琦）：“在这风雨之秋，清华正好像一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就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仁校友敢告无罪。”

感言：《南渡北归》一套书读下来，留给我印象最深也是最为钦佩的大师有陈寅恪，傅斯年，还有就是梅贻琦。大师的人格品行，让人油然而生一种崇敬而又亲近的感觉，他们代表的就是自己心中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品格、信念，坚韧而独立，不依附，不谄媚，不趋势，始终保持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清华的历史也是读这套书才了解的。原来美国还有“庚子赔款”一事，原来清华最初就是一个留美预备部。对自己的孤陋寡闻只能在这里悄悄地汗颜了。

第245页：（梅贻琦）1931年12月3日就职演说。其施政纲要：

（1）、办大学的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2）、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知识，固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

（3）、既要造就人才，更要（合理）利用人才，避免人才浪费。

（4）、保持良好校风。“清华向来有一种简朴好学的校风……”

（5）、合理使用经费。“……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应当用的，我们还得要用。”

（6）、时刻不忘救国的责任。“……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我们现在，只要谨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责任，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地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

梅贻琦对于这些基本思想终生奉行不渝，而且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而加以充实、完善。梅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并在短短的五六年间，使清华创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黄金时代”。而他的教育思想也在风雨的磨砺中渐趋大成，在遍布世界的清华校友心目中，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提到清华也就意味着梅贻琦。梅氏本人作为中国最有声望和成功的教育家被誉为“清华之父”和清华“永远的校长”，而后来的校长无一人可与之匹敌。

感言：“梅先生不但是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梅氏颀长的身材常配一身青布长衫，脸型如棱角分明的雕塑，风度翩翩，算是那个时代的美男子，被誉为‘中国学者的完美典型’和‘中国学者的理想化身’”。梅贻琦，便是我心中“中国学者的完美典型”。

篇9：《南渡北归》读书笔记

《南渡北归》描述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的生活，以及从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时间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始，继之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的岁月，同时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烽火中艰难跋涉的历程。突出地描写了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李济、林徽因、金岳霖、梅贻琦、冯友兰等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搜罗宏富，规模宏大，意旨宏远，堪称中国知识分子抗战时期的群雕。

岳南的南渡北归，写解放战争老一辈革命家和先烈们不畏艰难取得胜利的史诗。世人常常说，苦难是铸就文学的一把坚实的榔锤。话说到这个地步，免不了又是那些老掉牙的议论式举例――司马迁遭受宫刑后写下的《史记》，鲁迅始终称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马尔克斯的处女作《枯枝败叶》出版前，他每夜都把手稿抵扣在自己居住的旅馆当作押金；三毛将生活里的颠沛流离作成灵感，拾进自己的文学作品里……文学在个人身上所体现出的规律，也能在时代的变迁中被发现。地势最为险峻的悬崖，如果能开出花朵，那它总是沁人心脾、芳香万里的。就如同战火纷飞的年代，若是出现了一丝能撼动人心的思想，那它便能成为照亮青年的明灯。为什么有人能在魏晋那混乱的国家关系中立足，找到自己的信仰；为什么有人能在盛唐溃败离析时忧心天下，依然不放弃对国家的希望；为什么也有人能在宋朝国力羸弱，向他国低下头颅的那一瞬间，仍紧握手中的长枪，为守卫疆土的愿望奔赴死亡？我想，答案一定是清楚明了的。

看看中国文化的脊梁。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又说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然而，一场抗战，生存状态被打破，那样多的读书人在纷乱的战火中不忘初心，坚守学术精神与情操，乱世之中更显中国文化本色。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五千年，一定离不开人的努力，我的脑海中突然想起了岳飞，屈原，谭嗣同等等，中华民族万岁。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

篇10：《南渡北归》读后感-优秀读书笔记

读罢《南渡北归》，掩卷而思，心境久久不能平静。大师们令人仰止的高大身影，倾倒众生的人格魅力，光辉深邃的文化造诣，起伏多舛的命运转折，无不让人在深深的感慨之后又久久难以释怀!在缅怀心目中那些难以企及的大师的时候，更应当思考是怎样的一片文化沃土才能在同一时期产生如此耀眼的群星。大师，是人类永远的文化财富。然而，从抗战胜利到此刻，中国几乎没有走出几位大师，与彼时的大师云集相比，不仅仅是相形见绌，甚至能够说是有云泥之别。我们需要透过历史的娴云，从已经远去的大师的背影中寻找大师成长的渊源。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便是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抗日战争与危难时期对于知识界是两个艰难的历史时期。在抗战八年中，无论是几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还是在水田里捉青蛙的童第周，抑或月下讲“红楼”的刘文典，都在日机轰炸、物价飞涨的艰苦环境下，不仅仅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还在自我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危难时期后的知识分子，又是什么样貌呢?陈丹青对1970年“危难”后第一次文代会的描述是这样的：“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这些文学艺术界翘楚的面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是萎靡的。

自古以来，即使文人相轻，但每一个文人心中都有强大的精神与风骨。古代是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激励他们十年寒窗苦读;而近代，则包含着爱国情怀、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对民族崛起的期望，以及对完美生活的强烈向往，这种复杂的情感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抗日战争中，日寇的铁蹄使国家山河破碎，虽然知识分子亲友离散、生活窘困，但所有这些在给予他们打击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他们的精神，激起了他们的斗志——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界非但没有崩溃，反而越挫越勇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危难”中“杀人诛心”式的批判不仅仅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肉体，更重挫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风骨，这种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痛击直接导致了精神的“坍塌”和“扭曲”。缺少了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精神的学术界，无法孕育出独当一面的大师，实在是一件太正常可是的事情。

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术环境是制约大师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从封建社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危难时期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再到改革开放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短短几十年中人们对知识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977年恢复高考，这无疑是重新确立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从中国人口现状和文化传统来看，高考和其所代表的应试教育既具有其不可替代性，又问题重重。一方面高考制度给了所有人一个奋斗目标，提高了受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另一方面，高考指挥棒导致了唯高考马首是瞻，又极大地限制了全民的创新本事，直接导致在全民受教育度、平均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情景下，却鲜有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大师的出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文盲在国民中所占比例很大，阶级差距则更大——文盲的后代往往世代文盲，知识分子的后代往往世代知识分子——这个看似十分不协调的体制却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一代大师群体。陈寅恪们大多生于书香门第，一方面自小理解传承至今并不断发展的中国古典文化，一方面学习先进创新的近现代西方科学。自晚清开始，西学东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彼此交融的教育体系一向持续，到此时方完成了质的飞跃，而这个飞跃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大师的出现，从而实现了文化界的繁荣盛景。而今日呢?我们最为缺乏的正是传承和耐心。在这种急功近利的状态下，文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积淀，在这种丢掉了“百年树人”教育真谛的浮躁中，又如何能产生大师呢!

急功近利的风气同样表此刻学术环境中。从北京大学教授的“门修斯(孟子Mencius)”，到同济大学教授的“昆仑(毛泽东/《念奴娇·昆仑》)”，再到清华大学教授的“常凯申(蒋介石Chiang-Kai-shek)”，更不用说还有著名的华东理工大学博士对“卧槽泥马”在《解放日报》上的官方“专家解答”和北大教授的“40岁时没有4000万别说是我学生”的论调，无不使“高等学府”这座“象牙塔”散发出与之不符的肤浅、浮躁和铜臭味。反观抗战八年，偏安于西南边陲简陋学校中的师生们同吃同住，虽然食不果腹，但凝聚力极强;虽然文人相轻，却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虽然学派林立，但也能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活虽然给他们的身体与精神都造成了极大的苦难，但他们对知识心无旁骛的专注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却是目前很多高校所无法比肩的。

纸上谈兵无益于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时至今日，颠倒是非的危难时期已不复存在，让我们摒弃那些只知媚上欺下的伪专家，真正秉承“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学术思想和“大胆假设、细心求证”的学术态度，重新确立学人的信念与目标，那么，再一次的文化繁荣也许就会在几代人中出现。

中国不是“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而是“大师远去，暂无大师”。

文章从读书人萎靡的精神状态、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术环境两个方面，剖析了“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的社会、文化成因，试图透过历史的烟云，探寻大师成长的精神足迹，呼唤文人强大的精神风骨。文末“大师远去，暂无大师”，警醒、激越，显示了年青的一代的梦想主义的价值追求。

篇11：南渡北归读后感

“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终于将厚厚的一大本书，《南渡北归》第一部看完了。

这是一部写大家，大师的书，太应该看了，而且应该早点看。我看的虽晚了，但终归是看了，并收获满满。

《南渡北归》一共分三部，第一部是《南渡》，第二部是《北归》，第三部是《离别》。《南渡》应该是最难的吧？因为后面两部还没有看。《南渡》是因为日本侵略的原因，整个政治，经济和教育都向南方转移，称为南渡。

战争，本身就很可怕，在战争中逃难，就更难了。知识分子，拖家带口，前途未卜？作为读书人，授课人，走到哪里都会带着书。最惨的要数陈寅恪了，从日军铁蹄下抢救出来的书籍，一批在运输途中被换成砖头，一批被烧成灰烬，陈寅恪一次次被打击，昏厥过去。这些书，是陈寅恪经过批注的书，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智慧，稍加整理便是一部部惊世骇俗的大作。

作为世界级的大家，三百年仅此一人的陈寅恪，被英国皇家学会授予研究员职称，还被牛津大学聘为教授，请陈寅恪去牛津大学主讲汉学。这是牛津大学创办三百年多年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全欧洲的汉学家听说陈寅恪要去讲课，纷纷跑去准备听课。由于二战的爆发，陈寅恪未能成行，被困在香港。

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蔡元培，胡适，梁启超，蒋梦麟，梅贻琦，朱家骅，叶企孙，李济，陶孟和，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徐志摩，鲁迅，冰心……数不过来的大师，大家和名人。看他们的人生成长经历和学习过程是一种享受，佩服的同时，也有对自己的激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解和学习这些大师太有必要了。

过去，对其中的一些大师盲目崇拜，看了《南渡北归》知道了很多，也开始学习甄别了。因为这是一部关于历史的书籍，包含了很多历史记录和资料。历史，除了记录，还是一面镜子，形形色色的人留在了里面。

这些被称为中国最后一批的大师们，在《南渡》的过程中书写了新的历史篇章，而且都是实实在在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最能看出每个人的本质和特点，非常珍贵。

特别喜欢这本书，特别是关于陈寅恪等大师的部分，还有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和徐志摩，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与传说中的有所不同，是很值得羡慕的那种高尚的品格和关系。

接下来的两部《北归》和《离别》也是厚厚的，慢慢看吧。

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这样的书，看不够，还想看。

篇12：《南渡北归》读后感

《南渡北归》读后感

《南渡北归》前两册读完了，心中五味杂陈，先新奇方式写个感想。

故事一：

一位大叔沉静地看着清朝中国版图，陷入深深思索中，并自言自语、感慨万千。那时候外蒙古还在，库页岛也在。现在外蒙古独立，库页岛被割来割去，占来占去，最终属于苏俄。好好一个海棠叶被折腾成了大公鸡，康熙乾隆地下有知，估计会被气活吧。

小妖长着一副被搭讪的脸，大叔找我聊起来了。我就嗯着啊着，对，确实，没错，就是这样的。

故事二：

一位志愿者姑娘讲解瓷器变迁史，说得非常好，我就顺便问她，为啥了解得这么透彻。她说自己遇到一位特别懂瓷器的看展人，双方角色置换，对方给她普及了很多知识，据说这位看展人经常游走在国内外中国文物相关的美术馆、博物馆，长期积累下来，知识自然沉淀，把自己练就成了一个封神般的存在。

真是未见其人，先闻其绩，对那位达人隔空敬仰一下。鄙人的小目标就暂时先不要一个亿了吧，如果财务自由，我也要去全世界的博物馆、美术馆，把中国的文物都看一遍。

故事三：

第一次看到宋徽宗真迹，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日本的巡回展览。一副《竹禽图》，另一副大概是龙云闪电风格的书法绘画作品。只能感慨，不愧是被皇帝身份耽误的艺术家。

后来在北京故宫看到了《祥龙石图》，宋徽宗独创的瘦金体，哎，词穷如我，实在形容不出它的美，只能寄希望于将来的女儿，给老母亲好好学习这种字体，赛过宋徽宗。

想再去一次湾湾的动力竟然是为了台北故宫，当然如果允许，我可以五天都住在里面，看宋徽宗真迹。当然如果允许，我也想看看其他真迹，比如说，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20xx年该真迹在日本展出，火爆程度，大家看图体会吧。没在大陆展出过，很多湾湾土著应该都没见过，就说我该不该酸柠檬，酸葡萄一把。

说起来就是伤痛，我还不算看展铁粉、达人，否则像这种几十年才展出一次的真迹，值得花一张从北京飞往东京的机票，效仿梁朝伟伦敦喂鸽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毕竟真迹下次展出的时间未定，说不定那时我已经入土了。

对于书法外行的人来说，如果不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就无法体会到它的震撼。就像我自己也没想到，一篇关于《祭侄文稿》创作背景的文章，会生生把我给看哭了。

有一个朋友的观后感特别能戳动痛点，“祭侄文稿的书写由楷书到行楷再到行草，最后转变为狂草，笔触由混敦有力变成干枯草书，狂草字迹模糊不清，同去的小学妹说颜真卿此时一定情绪激动，泣不成声～中国书法的历代名家各有各的好，有很多的好，但颜真卿的祭┪母遄掷镄屑涮得见他的呼吸，是特别特别好。”

深以为然。

故事四：

同属亚洲国家，又有学习借鉴、历史往来的传统，日本对中国文物价值的理解和认同高于其他国家，所以会有很多机构和个人参与到收藏中国文物当中。有些藏品丰富的机构，专门成立美术馆，其中不乏做工考究的精品。

很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存世两套此种类型青铜器，一套在日本，一套在法国，反正不在大陆，也不在湾湾。

故事二～四本质相通，涉及到战争期间文物流失海外，以及大批精品被搬运到台湾这样的历史事实，其影响延续至今。

书中有个性的人物很多，有时读着读着身体发热，脑子充血，下一秒竟留下眼泪来。这种气节、血性在《史记》、《三国演义》等的出场人物中也有体现。果然有些气质可以融入血脉，流淌继承。待读完最后一册，再详细八一八。

篇13：《南渡北归》读后感

《南渡北归》讲了民国时期大学教授和学生在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图书，文物转移到西南地区，抗战胜利后再北上的故事，全册分为《南渡》、《北归》、《离别》三部。书中，一个个坚韧绚烂的生命，在历史的丰碑上，刻下记忆。

全书开始于沦陷后的北平，屈辱与尊严，征服与抗争。每一个人，都是毫无杜撰有血有肉的人。这批人，他们护送中国文物和大学图书在烽火下南渡。在军阀混战，中日战争的硝烟中描绘出中国最初的考古，建筑轮廓。也在山区的艰难环境下完成生物科学实验。本该在优越实验室中完成的任务，他们在颠沛流离中仍不放弃。他们，让“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在这古老的大地上生根萌芽。

正因为有这批坚守信念的大师们，当我们再去凝视这段沉浸在深渊的历史时，才会看到屈辱不堪之外的风骨凛然，这是中国式的风骨，是对家国情怀的深刻诠释。

在逃亡路上，为了不丢弃人才培养，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在艰难的日子里讲课声常伴随敌机的轰炸，师生们却把躲防空洞的事儿风趣地写成对联“人生几何，恋爱三角。见机而作，入土为安。”晚上停电时，刘文典就一袭长衫，对月讲《月赋》。但却这么艰难的日子里，它为祖国培养了多少人才。

解放战争时，梁思成焦灼地在楼上转圈，一看到有飞机在北平上空飞旋，就喃喃道：“完了完了，这些古建筑要全完了。”罗哲文回忆，梁思成在二战末期经常抱着日本地图标注古建筑所在，并把地图交给美军请求他们不要轰炸这些人类共同的遗产。日本知晓后极为感激――梁思成此时却早已死去多年。

看过一张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照片――他们坐在檐上，并肩笑望镜头，林穿着合体的旗袍，脚下踩着一双平底布鞋，他们正进行维修测量工作。那时候，所有的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欣然。看照片的人关心的不会是林徽因的脸蛋长得美不美，也不会是照片拍的模糊而没有色彩。它展现的是中国大师们的坚定信念，在一个古国的土地上，用生命的时间抢记建筑的记印。

书本仍在读，它在慢慢展现更完整更浩瀚的中国，我想，这就是梁思成和《南渡北归》的意义吧。

篇14：《南渡北归》读后感

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x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L景不殊」，x人之深悲；「我河山」，宋人之。吾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於不十年g，收恢椭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E北。此其可o念者四也。

书的封面有个副标题（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吸引着我一本本的读下去，来探索验证这个答案。

此书共有三本，分别是南渡-北归-离别，越读到后面越沉重，它呈现了从日本侵略中国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在剧烈的历史变迁中的结局。处处引证、各处搜罗，相对真实地还原了梁启超、胡适、陈寅恪、傅斯年、梁思成等等知识分子的生活、学术、精神与情操，全景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大师们感伤的命运。

读第一本的时候，印象深刻的是，中华民国初年学风极盛，海龟众多，大师辈出，办学恪守学术之自由独立之精神，学术研究蔚然成风，真可谓人才济济，但随着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大师们只得叹声无奈地踏上那悲壮而浩大的南渡之旅。在西南联大那么艰苦的教学环境下，依然激情四射地给学生们讲课，连“跑警报”跑的都很浪漫，苦难让师生们变得更加坚韧，让中华文明的血脉得以延续，并相继走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而对比我们今天的年轻人，这么好的学习条件，生活衣食无忧，却少有大师们的成就，真是要感到惭愧啊！

经全国军民与知识分子的共同奋战，终于赢来了抗战的全面胜利，南渡之后的北归，本可以快慰人心，可谁又想到不出三年，内战爆发，大师们的命途依旧多厄，又需做出一次无奈地人生抉择，忍痛别离，自此天各一方，海峡两岸遥遥相望，命运从此不同。

最后一部离别，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年代，百废待兴需重建，而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则需要迎接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人性的贪婪展现的是和战争一样的残暴，让我们在运动中送走一位位大师；而在台湾的傅斯年、梅贻崎、胡适等也纷纷驾鹤西去，相继离别。

大师们虽已远去，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昂的灵魂是永存的，面对国难、国乱，他们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勇气和力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坚守信仰，无问东西。

篇15：《南渡北归》读后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日南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如是写道。《南渡北归》便记载了抗战爆发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从敌占区流向西南的故事。所谓“南渡”，实际上便是逃亡。抗日战争期间，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南渡西迁，先长沙后昆明，蒙自办学，后又迁至李庄，随同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国营造学社等机构组织。

多次浩浩荡荡的逃亡与南迁，本就是无可奈何之举，也曾遭到学生的质疑与反对，有人甚至想上前线为国捐躯而非怯懦地一逃再逃。然而，历史的长河证明，这逃亡，正是促使中华民族复兴的智慧之举。这引发了我对于“逃亡”的思考。

逃亡，自古以来便象征着狼狈与落魄，是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旧唐书》中也道：“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为逃亡之虏也。”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保全自己的逃亡之人为众人所唾弃，然而，《南渡北归》中所述的逃亡却并非代表贪生怕死，更非暗示着穷酸书生的软弱无能，反而是一种忍辱负重式的以退为进。悲痛的知识分子面对敌寇狷獗肆虐的局面，没法身体力行地给予敌人有力回击，只有发出“衰泪已因家园尽，人亡学废更如何”的悲叹，然而抹去泪痕，理性而冷静地分析着自己可以提供给国家的最大帮助，发现自己的使命，即是为了民族复兴，防止“人亡学废”的局面发生，将国家的学术水平提高，将民族的精神发扬光大。为了正义而逃亡，必然是悲壮却又智慧的选择。

的确，姑且不论所有北方知识分子，只举蔡元培先生一人的例子，便足以证明这一观点。蔡元培先生被公认为北大最伟大的校长，朴素谦抑的他，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汉造反举事的志气与血性。出任北大校长之职时，他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十六字箴言，用“知识革命”革去原京师大学堂里传统保守的迂腐气，使北大逐渐成为一块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圣地”。好景不长，如《五月四日那天早上》中记载的那样，冲动的学生未听从他“以学术救国”的劝导，一腔热血地发动**，致使多名学生被逮捕，北洋政府甚至将大炮对准了北大。顶着重重压力韵蔡元培，已成了北洋政府欲秘密惩办的目标，他却不顾自己已沦为众矢之的的身份，出面请政府释放被捕学生。随即，为避其锋与消除北洋政府的怨气，他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乔装打扮后悄然离京，远走他乡。他的逃亡，绝不是畏惧的表现，反而是一个强者面对如何同时保护自己与他人的难题时的最佳抉择。

房龙的《伟大的逃亡》记载了瑞典人民在瓦萨王朝的建立者――古斯塔夫・瓦萨的带领下，建立起独立国家的历史过程。与《南渡北归》相似之处便是，瑞典人民不愿沦为臣虏的争取独立的顽强精神决定了“逃亡”之前可以加上“伟大”这一形容词。纵然知识分子流离失所，甚至与挚爱的亲人失散，但外表狼狈悲痛的他们，举手投足间仍是一种倔强不屈的高贵气质，一种中华儿女必胜的信念，而非苟且偷安的提心吊胆，这正决定了此次大逃亡的正义性。

其实，这次南渡的成功不仅在于知识分子是为民族大业而逃亡，而且在于它还是一次为时多年的旅行。

《难以企及的人物》的作者蔡天新先生曾在接受采访时如此给旅行者下定义：“一个旅行者除了通常的游览观光和增长见识以外，还带有另外的目的，或者说怀有某种特殊的使命。虽然每个人本质上都带有浪漫的情怀，但一个旅行者通常更愿意细细品味旅途中的每个细节，而一个旅游者则希望一切都安排停当。”显然，南渡的师生们不是旅游者，但却是不折不扣的旅行者，其使命便是为中华民族复兴之大业保存知识界的精英力量，边行边学，推进学术研究及教育事业的进步。

正因如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时，“湘黔滇旅行团”诞生了。1938年2月20日，旅行团大队人马离开长沙，一路经湘西穿越贵州，翻山越岭，夜宿晓行，跋涉1600余公里，日夜兼程68天，受到了沿途百姓的热烈欢迎与关照。岳南先鬻生如此评价这次旅行的意义：“68天的长途跋涉，旅行团师生们真正地走出了象牙塔，进入了书本之外形形色色的大干世界。一路上，师生们拜访苗寨，调查社会与民众生活，切身感受到国家经济的落后与百姓生活的艰辛。”黔西岩溶地貌，云贵民间歌谣，甚至是鸦片的种植背景和危害，这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却让走近群众的师生们因祸得福，踏上了另一片自己不曾熟悉的土地，让南方的楚汉浪漫主义文化渗透于自己满是北方的理性主义的肺腑之中。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果说“逃亡”所带给我的启发仅限于以退为进的谋略与忍辱负重的毅力，那么，相比之下，“旅行”的现实意义更为深刻。《天堂电影院》里，Alfredo说，年轻人要出去走走，不然他会以为，他眼前所看到的，就是全世界。旅行旅行，之所以有一个“行”字，我认为是代表了自己的“修行”，不论是肉体还是精神上，边行边学，边行边成长。有句话说得好：双脚放在地狱，眼睛搁在天堂。我觉得这便是对有意义的旅行的最佳诠释。有意义的旅行，因为不是一味享受放松，而是需要全身心投入与体验，不断地吸收与借鉴，所以必定是艰苦的，但真正的旅行者正是透过这苦，觅到了收获的甘甜。也许只有这样，知识分子才能彻底丢开身上的迂腐气和“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嘲谑，深入实际，深入人民，深入社会，让自己的学问为老百姓所受益，也才能真正了解到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民族精神，从而造福于社会。

南渡，实乃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一次逃亡旅行，却为中华三千多年的历史留下了最后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篇16：《南渡北归》读后感

今年暑假跟随叙事者共读了南岳老师写的《南渡北归》三部曲，它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起笔。近四十年光景，中国烽火连天，风雨飘摇。最后一批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以及卷滚在大潮里的众生学者，从历史的苍茫中走来，又消失在那幽暗尽头。这样情形下，一大批知识分子、学界精英奔波向祖国西南，从长沙到昆明，从昆明到蒙自、李庄，在几近食不果腹时，仍专心学术，不忘民族复兴，用知识去触摸那“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

篇17：南渡北归读后感

读罢《南渡北归》，掩卷而思，心境久久不能平静。大师们令人仰止的高大身影，倾倒众生的人格魅力，光辉深邃的文化造诣，起伏多舛的命运转折，无不让人在深深的感慨之后又久久难以释怀！在缅怀心目中那些难以企及的大师的时候，更应当思考是怎样的一片文化沃土才能在同一时期产生如此耀眼的群星。大师，是人类永远的文化财富。然而，从抗战胜利到此刻，中国几乎没有走出几位大师，与彼时的大师云集相比，不仅仅是相形见绌，甚至能够说是有云泥之别。我们需要透过历史的娴云，从已经远去的大师的背影中寻找大师成长的渊源。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便是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抗日战争与文化大革命对于知识界是两个艰难的历史时期。在抗战八年中，无论是几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还是在水田里捉青蛙的童第周，抑或月下讲“红楼”的刘文典，都在日机轰炸、物价飞涨的艰苦环境下，不仅仅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还在自我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文化大革命后的知识分子，又是什么样貌呢？陈丹青对197X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的描述是这样的：“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这些文学艺术界翘楚的面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是萎靡的。

自古以来，即使文人相轻，但每一个文人心中都有强大的精神与风骨。古代是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激励他们十年寒窗苦读；而近代，则包含着爱国情怀、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对民族崛起的期望，以及对完美生活的强烈向往，这种复杂的情感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抗日战争中，日寇的铁蹄使国家山河破碎，虽然知识分子亲友离散、生活窘困，但所有这些在给予他们打击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他们的精神，激起了他们的斗志——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界非但没有崩溃，反而越挫越勇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文革”中“杀人诛心”式的批判不仅仅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肉体，更重挫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风骨，这种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痛击直接导致了精神的“坍塌”和“扭曲”。缺少了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精神的学术界，无法孕育出独当一面的大师，实在是一件太正常可是的事情。

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术环境是制约大师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从封建社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文化大革命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再到改革开放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短短几十年中人们对知识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977年恢复高考，这无疑是重新确立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从中国人口现状和文化传统来看，高考和其所代表的应试教育既具有其不可替代性，又问题重重。一方面高考制度给了所有人一个奋斗目标，提高了受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另一方面，高考指挥棒导致了唯高考马首是瞻，又极大地限制了全民的创新本事，直接导致在全民受教育度、平均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情景下，却鲜有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大师的出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文盲在国民中所占比例很大，阶级差距则更大——文盲的后代往往世代文盲，知识分子的后代往往世代知识分子——这个看似十分不协调的体制却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一代大师群体。陈寅恪们大多生于书香门第，一方面自小理解传承至今并不断发展的中国古典文化，一方面学习先进创新的近现代西方科学。自晚清开始，西学东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彼此交融的教育体系一向持续，到此时方完成了质的飞跃，而这个飞跃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大师的出现，从而实现了文化界的繁荣盛景。而今日呢？我们最为缺乏的正是传承和耐心。在这种

急功近利的状态下，文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积淀，在这种丢掉了“百年树人”教育真谛的浮躁中，又如何能产生大师呢！

急功近利的风气同样表此刻学术环境中。从北京大学教授的“门修斯（孟子Mencius）”，到同济大学教授的“昆仑（毛泽东／《念奴娇·昆仑》）”，再到清华大学教授的“常凯申（蒋介石Chiang-Kai-shek）”，更不用说还有著名的华东理工大学博士对“卧槽泥马”在《解放日报》上的官方“专家解答”和北大教授的“40岁时没有4000万别说是我学生”的论调，无不使“高等学府”这座“象牙塔”散发出与之不符的肤浅、浮躁和铜臭味。反观抗战八年，偏安于西南边陲简陋学校中的师生们同吃同住，虽然食不果腹，但凝聚力极强；虽然文人相轻，却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虽然学派林立，但也能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活虽然给他们的身体与精神都造成了极大的苦难，但他们对知识心无旁骛的专注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却是目前很多高校所无法比肩的。

纸上谈兵无益于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时至今日，颠倒是非的政治**已不复存在，让我们摒弃那些只知媚上欺下的伪专家，真正秉承“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学术思想和“大胆假设、细心求证”的学术态度，重新确立学人的信念与目标，那么，再一次的文化繁荣也许就会在几代人中出现。

中国不是“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而是“大师远去，暂无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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