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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文化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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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文化意图（共3篇）由网友“kaehayashi”投稿提供，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汇总后的沈从文的文化意图，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一起分享。

沈从文的文化意图

篇1：从《边城》中的爱情悲剧看沈从文的文化意图

摘要：沈从文在其代表作《边城》中，构建了一个如田园牧歌般清新纯美的童话世界，并以此为背景叙写了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与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的爱情悲剧，凄美动人。本文从小说中故事开展的环境所体现出的悲剧性出发，深入分析了小说爱情悲剧的原因，并由此探讨作者沈从文的文化意图和文学理念。

关键词：边城沈从文爱情悲剧悲剧性文化意图

《边城》是沈从文最优秀的一部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美丽的边远小城中的爱情故事。整个小说都融化在童话一般的色彩中，明净澄澈，却含着淡淡的忧伤，隐伏着浓浓的悲剧感。沈从文在小说中构造的环境是理想化的、不稳定的，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悲剧也有着复杂而深刻的现实原因，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人性、传统文明与民族未来的关注和对社会、文学的反思。

一、爱情悲剧的环境建构

汪曾祺曾在《读<边城>》中说：“《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沈从文在《边城》中构建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却又是理想化了的。在风景秀丽、民风淳朴的边城所发生的爱情悲剧，其部分原因正是这份童话般的不真实，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与矛盾。

“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沈从文在小说开始部分首先建造了一个由三方面组成的“童话世界”，这也是展现翠翠爱情的主要环境，随后辅以风景秀丽、民风淳朴的边城这个大环境，语言中又常常影射当时被战乱和商业文明所包裹的中国社会，由此建构出一个立体的、由三重空间构成的环境，这样多层次的环境有利于小说情节的开展，提升文学文本的意义层次，但是它也带有深刻的悲剧感，是爱情悲剧的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小说中的“童话世界”是不稳定的，本身具有悲剧性。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三个密不可分的个体组成了一个看似完美和谐的世界，但这个世界的平衡是注定要被打破的，老人注定要死亡，翠翠注定要嫁人，当其中任何一方发生变化，或是有陌生人闯入这个世界时，悲剧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小说中爱情开展的环境自开始便带有不可避免的悲剧因素，洋溢着美丽又渗透着忧伤。

其次，小说中的“边城”是作者在现实基础上加以想像和虚构的结果，并非完全真实存在，注定了它不可能存在持久的生命。沈从文非常坚持文学的独立性，在文学创作上主要体现为内容与政治的分离，《边城》中的故事与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严重脱离的。“边城”以未被战争、政治、商业毁灭的湘西为原型，体现出一种未被现代文明所沾染的纯洁感，但在沈从文写作《边城》的年代(1934年)，真实的湘西虽仍然保有美丽与清新的外表，却已被现代文明浸染，淳朴原始的生活被利益与人情世故取代，“边城”不过是沈从文面对都市时对湘西的记忆与想象的化身，他面对真实的湘西时的失落感可以在其《湘西散记》明显看出。由此可见，沈从文为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悲剧所构建的环境是不真实的、脱离现实的，不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环境，都是注定要被现代文明毁灭的，在这种环境中孕育出的爱情，自然也不会稳定持久，蕴含着深深的悲剧感。

当这具有美丽和忧伤色彩的环境融入沈从文那朴素清丽、自然明朗的语言中时，《边城》的不真实与理想化便得到更加深刻的凸显，沈先生文字背后的哀伤和对民族的追忆与迷茫也从幕后走了出来。但是，《边城》中人们的生命形式与生活形式是高度统一的，翠翠的悲剧并不仅仅源于环境构建中的悲剧性因素，更包含了人性和文明等现实性的深层原因，折射出沈从文对社会、对文学的深入思考。

二、爱情悲剧的深层原因与文化意图

汪曾祺说：“《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①翠翠的爱情悲剧有着多方面的现实原因，而这些也正是小说深刻悲剧感的'来源，体现出作者的创作意图。

1、人性的孤独

研究沈从文的美国学者金介甫曾说：“《边城》总的来说是写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②

《边城》中的人物都有着鲜明而美好的人性特征：爷爷真诚热情、耿直大方，翠翠单纯可爱、天真活泼，顺顺豪爽洒脱、正直慷慨，天保心直口快、和气忠义，傩送聪明美丽、真挚爽快，甚至连船上的妓也重义轻利、钟情守信，整个边城的人民是淳朴真诚的，到处洋溢着安静和平的氛围。他们都表现出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③，沈从文曾多次在作品中对这种纯朴自然的人生形式予以高度赞扬。

但是，《边城》中的人物虽都有着健康而优美的人性，有着亲情和爱情的羁绊，看似亲密，但他们在灵魂上实则是相互孤立的，这种灵魂上的隔绝状态导致了淳朴环境下、美好爱情中的一条条裂缝，最终串联在一起导致了悲剧结局。例如，爷爷关心呵护着翠翠的成长，却不懂得翠翠青春期少女的想法和心属傩送的真意，他们之间从来没有真正坦诚地交谈过，这不仅误导了天保，也造成了爷爷知道实情后的犹豫行为，最终被接连的打击击倒;而翠翠和傩送虽然两情相悦，却始终没有敞开心扉坦诚相待，翠翠的害羞被动、傩送的消极不主动使得他们的爱情从开始便不是对等的交流，以至于翠翠甚至不知道是谁在向她唱歌求婚;而且，翠翠的天真害羞使得她对爱情采取了被动逃避的态度，致使天保得到的答复含混其词，进一步导致了天保和傩送的竞争，从而加速了悲剧的产生。这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实际上是他们缺少灵魂上的交流而导致的结果，是悲剧产生的最为直接的原因。

沈从文赋予了小说中的人物以美好的人性和纯真的心灵，他们善良、真诚、相互爱护、不愿伤害他人，但是翠翠的爱情却以悲剧收尾，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强烈的对比感与矛盾感，在暗指悲剧的原因不在于主人公的内心和偶然的命运因素，而在于外在的物质力量和相互之间的精神力量的同时，突出表现了其对美好人性的歌颂和对“真”与 “爱”的追求，以及对人性的孤独的深入思索。

2、文化的冲突

爱情悲剧产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文化冲突导致了从属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不理解与误会。

一方面是翠翠和爷爷所代表的原始文化与团总女儿和磨坊所代表的现代文明的冲突。翠翠与爷爷在自然、淳朴的边城中生活，体现的是边城的原住民文化特征：寂静和平、单纯寂寞地生活着，热情慷慨，多赠送的情分而少金钱的功利。乡绅女儿的新鲜打扮和作为陪嫁的磨坊则最为鲜明地体现了现代文明的商业性质和世俗特征。而处于两者文化之间的傩送走南闯北，受到了现代文化的熏染，虽仍保持着边城人民的淳朴热情，但身上的原始特性已有所消失。因而，在原始与现代的冲突之下，如同文化的必然对立，翠翠与傩送虽相互倾慕却似乎总有些“不凑巧”的巧合在离间着他们之间的情感。

另一方面则是苗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包括汉文化)的冲突。爷爷是土生土长的苗族人，在面对天保的求亲时，想的是“照规矩”，“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要求天保按照苗族传统求婚;而中寨人有意与顺顺结亲时，则是派乡绅女儿与乡绅太太亲自前去查看作为陪嫁的磨坊和傩送。爷爷式的传统是典型的苗族文化，而中寨人的做法则代表了日渐渗透并取代苗族传统文化的外族文化特征，两者的冲突其实也是一种精神文明的冲突，在两者的对比下，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悲剧意味更显浓重。

1934年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强烈冲击，生活上的变化引发了思想上的激荡，沈先生对现实的思考也流露在《边城》中。正如他所说， “我就永远不习惯城里人所习惯的道德的愉快、伦理的愉快。我崇拜朝气，喜欢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④他向往自由、健康、甚至带有些许愚昧的人生形态，在文化冲突中选择了传统文化，并将这冲突表现在作品中，希望能够进一步引发读者对现实社会的注意与思索，期望能够探索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

3、现代文明的入侵

我认为翠翠的爱情悲剧最为根本的原因是现代文明的入侵导致了边城原始文明的剥离，“边城”的逐渐消逝影响到了原有文明圈内的个人。

《边城》开始部分描述边城是“有秩序”的，人民“安分乐生”，“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然而，在小说结尾部分，作者又借经历了整个变动的杨马兵发出了“时代变了，一切也自然不同了，皇帝已不再坐江山，平常人还消说!”的感慨。可见，现代物质文明、现代政治对这个地方的平凡人物的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实因素不断反映在小说中，“印花布”、“美孚灯罩”等工业文明成果的出现，傩送与中寨团总女儿的亲事对傩送与翠翠的爱情的冲击等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

现代文明的入侵改变了中国社会，也改变了《边城》中人们的命运，翠翠的爱情悲剧不过是众多被改变的命运中的一点影子。在现代文明的入侵下，边城所代表的原始、淳朴、安静和平的传统文明、以及那种有别于都市的完整、协调的独立环境必然消失的命运是沈从文着重表现的，正如他在《〈边城〉题记》中这样说道：“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他企图通过展现湘西民间社会与传统文化之美，告诫读者中国的生机在民间，中国的希望在民族传统中，倡导人们向民族的辉煌历史与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作者试图通过对中华民族逝去历史的追忆和对目前状况的批判，引发人们对自身、对民族未来的思考，优美的爱情悲剧之后隐藏的是作者炽热的爱国之心和深刻的文化关怀。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4.

[2] 韩立群，《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3] 沈从文，《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

[4] 金介甫[美]，《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5] 金介甫[美]，《沈从文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6] 朱光潜，《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我所认识的沈从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

注解

① 汪曾祺.《又读<边城>》，见《汪曾祺文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② 金介甫[美].《沈从文传》.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③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刘洪涛.见《沈从文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

④ 沈从文.《序跋集·<篱下集>题记》，见《沈从文文集》，第11卷.33页.广州：城出版社;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

篇2：沈从文印象主义新批评文化论文

沈从文印象主义新批评文化论文

一

对于代末至50年代而言,与其说是比较视域的沈从文研究不如说是沈从文研究中的比较视角,因为许多评论文章都不具有贯穿始终的比较视角,但是有此视角闪现的文论又不在少数。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从评论主体看,当年从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文人多数拥有留学欧美的背景,他们在评论中常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比较视角;二、从创作主体看,20世纪东西方文化大碰撞的社会环境使得即便是乡土作家也不能完全游离于西方文化艺术的影响之外。“闪现”即稍纵即逝,意指文论中具有比较意识观点的非系统性和碎片感,它零星显现,不深入,不分析,只抓住一种感觉,描述一个印象,这也是当时盛行的印象主义批评的特点。徐霞村的《沈从文的<鸭子>———未必如此杂记之四》最早在沈氏作品研究中这样运用了比较视角。该文指出沈的作品“受过《圣经》的影响”,对话流利,叙事细腻并富有抒情意味。毕树棠将MichaelPupin的自传《从移民到发明家》和《从文自传》进行比较,一语中的道出了沈氏自传的凡人意识和关注普遍人性的特征。除此之外,贺玉波的《沈从文的作品评判》以及汪伟的《读<边城>》也都存在着比较性描述。苏雪林的《沈从文论》是这段时期比较视角运用得比较充分的一篇文论。苏不仅注意到沈氏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与西方作品的相似性,她还发现沈氏《龙珠》等作品风格上的西洋化:“对话欧化气味很重”,故事中的情歌更“带着西洋情歌风味”。从体裁方面看,她认为《月下小景》模仿了薄加丘的《十日谈》。苏雪林的论证表明沈从文确实受到了西方文学的影响,并一直有意识地在学习、借鉴和尝试西方文学创作方法。综合而言,这段时期在沈从文比较研究领域尚未出现集中探讨的热点问题,相关评论常常只言片语,并不构成沈氏作品评价的主要视角,在沈从文评论中不具有主流话语的地位,但是,这些20世纪初期具有中外阅读能力的评论者以优秀西方文学作品为参照系对沈从文作品所做出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和准确的,令人遗憾的是,除了苏雪林外,大部分评论者未能深入阐发自己的观点,只是一笔掠过。这一现象在沈从文研究的第二阶段发生了根本变化。

二

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中英比较视域下的沈从文研究是沈氏研究的历史转折点,沈从文作为文学大家的地位得以确立,在国际文坛能够拥有一席之地,此间海外具有比较意识的沈从文研究者的贡献功不可没。1948年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等一系列批判文章将沈从文彻底从大陆文坛驱逐出境,这种状态一直持续至70年代末。此间无论是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还是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抑或是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初稿》对沈从文均采取了或贬抑或轻描淡写的态度。与此同时,60年代至80年代早期在海外,尤其在美国,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沈从文研究热潮锋芒渐露。华裔学者夏志清、聂华苓、於梨华以及美国学者金介甫、瑞典学者马悦然等以鲜明的中西比较视角,运用西方文艺批评方法通过纵横方向的比对,对沈从文创作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使沈从文的文学地位大大提升。直至1988年,沈从文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沈从文单设一章对其作品主题和人物形象深度审视,这是文学史上的首例。夏分析了《边城》、《主妇》等作品,将其湘西人物按照华茨华斯笔下的形象分成两类:一类是露西型态的少女,如三三、翠翠;另一类是“饱经风霜、超然物外,已不为喜怒哀乐所动的老头子。”如会明、《生》中的舞傀儡者和《夜》中的老者。他将沈从文的老者形象与英语作品中的类似形象进行比较,阐释其不同的精神内涵。夏认为沈的田园气息作品,“在道德意识来讲,其对现代人处理关注之情,与华茨华斯、叶慈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

他从沈从文与福克纳女性人物塑造上看出二者“对人性这方面的纯真感到相同的兴趣(并且常以社会上各种荒谬的或残忍的道德标准来考验它),不会是一件偶然的事。”因为“他们两人都认为,对土地和对小人物的忠诚,是一切更难达到的美德,如慈悲心,豪情和勇气等的基础。”①夏自清深厚的英美文学功底,为这篇沈从文评论构筑了一个完整统一的中英比较视域框架,夏先生在文中表现出的人文主义关怀冲击了40年代以来左翼政治话语构筑起来的沈从文研究壁垒。他将沈从文与西方公认的文学大家华茨华斯和福克纳进行比较,这本身也是对其成就的极大肯定。继夏志清的研究,70年代比较视角的沈从文研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重要文献有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司马长风的《论沈从文的创作》及金介甫的《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第一部沈从文评论专著是美籍华裔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60年代盛行西方的新批评主义分析手法在这部著作中得以充分体现。据邵华强节译的片段,该文有两大亮点:一、对沈从文作品中的核心概念“乡下人”的阐释;二、对作品象征意义的解读。作者例举沈从文作品中不同的乡下人形象,指出其与加缪《局外人》中“陌生人”的多重相似性。该文还认为沈是一位具有强烈的象征主义意识的作家,无论其作品中的人物,还是主题或是意象,都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聂华苓在此对沈从文的《柏子》《静》《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等诸多作品中的象征意义均给予了细致解析。②《沈从文评传》精致的作品解读,层次分明的意义阐释为沈氏作品研究方法的拓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司马长风的《论沈从文的创作》是作者撰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的一部分,虽然未采用严格的比较文学批评视角,但可以鲜明地看出其受西方人本主义思想和新批评方法的影响,明显不同于印象主义批评。

70年代另外一位卓有成就的沈从文研究学者是美国人金介甫。作为史学研究者的金介甫从还原历史的角度出发研读沈从文的作品。他以大量详尽的资料,从实证主义角度论证了沈从文的故乡情结和忧国忧民思想,否定了作家不问时事,不关心政治,只关注一己小世界的论断。从比较文学角度出发,金介甫论证了沈从文地方色彩作品与美国作家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作品的异同,他认为沈笔下的湘西世界更加忠于“现实”,是按照“真实存在的人物和地方来创作”的,不像福克纳作品细节多为想象的产物。沈将苗族老乡描写成行将衰亡而又高尚可贵的野蛮民族,与费尼莫古柏的印第安人一样令人悲悯③。在探讨沈从文乡土文学的根源时,金指出了沈所受到的西方心理学、神话学、人类学及现代派思想的影响。④黄永玉说:沈从文是“因为他几十年前文学成就在国外引起反响,才引起国内注意的。”⑤事实的确如此。在政治话语统领一切的六、七十年代,沈从文的文学成就成为大陆文坛禁区,然而中西比较视域下的沈氏研究却在此时于海外率先迈出了人文与艺术评价的'一步,特别是夏自清先生的评述将沈从文置于茅盾、老舍、巴金等同等重要的地位,为国内重新评价沈从文的文学史地位提出了新课题;以聂华苓为代表的新批评主义的文本细读方法,她对作品人物形象的准确归类、对情节内在逻辑的缕析又为沈从文研究开辟了新的角度。金介甫经过严谨考证发现的丰富史料为后来的沈从文研究提供了比较可靠的依据。总之,60-80年代初期中西比较视域下的沈氏研究在批评理论和方法上都有新的开拓,代表了当时沈氏研究的最高成就,它所具有的学理性和人文主义立场对后来的沈从文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国内80年代后期对沈从文的重新评价之风正是由此间具有比较文学意识的沈氏研究者所掀起。60-80年代初期域外的沈从文研究学者与中国政治和文坛复杂的社会关系之间所保持的距离使他们能够畅所欲言。加之,六、七十年代正值美国文学研究领域在理论构筑和实证分析方面都卓有建树的时期,因此,在美国的学者能够开创沈从文研究的阶段性至高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60至80年代初期以美国为重地的沈从文研究填补了此时中国大陆沈从文研究的空白,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与传播引起了域内一场是否应该重新评价沈从文的论争。朱光潜通过《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和《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两篇文章明确表示出对这一问题的肯定性回答;而此时丁玲撰写的《也频与革命》和《记胡也频》则断然否定了这种可能。一段时期里沈从文评价在国内依然不见踪影,真正打破这一沉寂的莫过于凌宇先生。继凌宇之后出现的沈从文研究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从中西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角度看,这一时期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1与弗洛伊德思想的联系:1991年吴立昌在《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一书中首先对此展开深入论证。他认为沈从文全盘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思想。在肯定了沈从文运用弗洛伊德性认识理论和精神分析理论创作了大量具有社会价值的优秀作品的同时,他又指出沈从文与弗洛伊德一样犯了用泛性论认识历史,分析政治、解释战争的错误,他说泛性论还导致沈从文在《长夏》、《厨子》和《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等作品中“把处于复杂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性欲简化、抽象化为动物本能”,“把人性完全降低到单纯的动物性,把动物性本能与人性等同起来”,从而亵渎了人性,虽然这类作品只占沈从文卷帙浩繁的作品一少部分。然而凌宇先生的《沈从文小说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意蕴》和《沈从文的生命观与西方现代心理学》则持不同的观点。凌宇认为沈的作品显然是受到弗洛伊德思想影响的,但是沈对“生命”和“生活”的阐释以及对乡村各种生命形式的探寻与发现已经超越了弗洛伊德将性欲认定为人类一切行为原动力的思想。沈认为人生需不满足于知生知死,而应当有理想并愿意为之受苦,“时时刻刻能把自己一点力量,粘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对人类远景凝眸”。沈对生命意义的认识与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马斯洛心理学取同一立场。可见,凌宇先生不认为沈从文彻底接受了弗洛伊德思想。

2与尼采、叔本华生命哲学的联系:赵学勇的《沈从文与世界文化》是八十年代比较文学视域下沈从文研究的一部力作,作者以广阔的世界文化视野将沈从文作品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沈从文的“生命哲学”放置于以尼采、叔本华为代表重新构建生命哲学的历史洪流中。结合对叔本华、尼采理论的梳理,赵学勇将沈从文与鲁迅、冰心、许地山等国内作家对生命哲学的文学思索进行横向比较。这就将沈从文对生命哲学的构建纳入世界文化史上对这一命题进行探讨的一部分。赵认为沈从文强烈主张生命自由、自主的个人意志和冲破一切禁律束缚的反叛精神,确立人的自我价值,这一切显然受到尼采的个人意志学说的影响。但是同时他也提出沈氏张扬的个人与民族“意志”不可避免地“注入了中国农业文化的汁液。”⑥赵学勇广阔的文化视野及其对沈从文“生命哲学”文化内涵的透辟分析是其对沈从文研究的重要贡献,然而相对而言该著作中具体作家作品比较研究不够深入。

3.与基督教文化的联系:学者普遍认同基督教对沈从文产生过重要影响。王学富的《沈从文与基督教文化》做出了比较详细的阐释。他提出沈从文当年随身携带的《圣经》、与具有宗教情怀的作家及诗人的接触以及阅读带有宗教色彩的作家作品(泰戈尔、托尔斯泰、歌德等),综合起来使这位当年从未走出国门的作家受到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在他那些描写苗家女子爱欲生活的作品中,无论是人物形象描写还是对苗家民歌的记述都可以看到《雅歌》的风格。沈从文早期的一些作品和成熟期的文艺观,他所倾心要构筑的“美与爱的新的宗教”都折射出作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改造性吸收和利用。郭国昌⑦认为沈从文主要接受的是基督教的爱的精神。他提出生存环境对个体生命的压迫是个体迷恋宗教的根源。沈从文无论是在湘西还是在北京,他面对的现实世界要么充满血腥与暴力,要么冷漠和虚伪,这促使他在基督教中寻找精神慰藉。郭认为沈的“爱的精神”主要体现在对他人人格的尊重和对人性的张扬两个方面。这两点也是基督教精神的重要内涵。

4沈从文的现实主义与现代性研究:90年代王德威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现实主义》和彭小妍的《沈从文的前卫主义和原始主义》对沈从文作品的现代性都有所阐释。王德威的《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再次从沈从文的现实主义这一命题出发剖析了作家的抒情话语特征及其意义。王德威认为沈从文刻意运用的抒情话语其实是其“批判病态社会的修辞方法”,也是“小说叙事跨入诗歌领域的表征”,它还是一种“象喻行为”,勾画出“露骨的写实主义”和理性思维所无法充分诠释的复杂人性。因此沈从文的作品是“五四以后写实主义辩证的一端,而非例外。”这部著作虽然落笔之处在于确立沈从文的现实主义关怀,但分析过程则显示出沈从文创作的现代性。金介甫的《沈从文与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流派》承袭了李欧梵对20世纪中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阐释,并进而提出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外来现代主义、上海现代主义和中国学院派现代主义。它提出学院派现代主义受外来现代主义的影响,但是又不同于以上海城市的现代特征为主题的上海现代主义。沈从文的作品《水云》中叙事主体分裂人格的“自我”和“本我”的相互辩难,是以分解主观性的方法探索主观性;《凤子》《看虹录》等作品的非线性叙事特征;过去和现在,抽象与具体、理性与原始在文本中的相互交融等都证明沈从文的作品充满现代性,是学院派现代主义的先驱。除了以上问题研究之外,本阶段平行研究主要在沈从文与福克纳和哈代两位作家间进行,也有学者将其与劳伦斯、梅里美、契科夫和屠格涅夫等作家进行比较。

80年代以后新加坡学者王润华,国内学者刘洪涛、杨瑞仁在比较文学领域的沈从文研究方面都颇有建树。80年代后期以来沈从文比较视域的研究较之50-80年代初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进一步的挖掘,其视野更加开阔,研究者世界文学意识表现得更加鲜明,文化批评受到广泛青睐。批判方法由平行研究、影响研究,发展为广泛地运用西方文艺批评理论阐释作家作品,虽然这种方法受到部分国内学者的质疑,但不得不承认它为受传统束缚的文学研究打开了一扇窗。中西比较视角研究能够在沈从文———这位从创作主体到创作主题都如此乡土的作家———作品中发掘出如此丰富的内容,可见,比较文学的生命力是旺盛的。然而像所有比较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一样,中西比较视角的沈从文研究,特别是平行比较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研究者为了说明比较对象的相异与相同,有时候难免差强人意,将作家复杂的文学思想简单化。在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的今天,无论是从文化交流的目的出发,还是从正确评价作家作品的需要出发,比较文学研究都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让伟大的作品在比较与辨析中见出光彩,让东西方文化在交汇和碰撞中实现沟通,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篇3：论沈从文的水文化情结

“我看久了水，从水利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象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情，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的很，我总想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的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1] P105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有一位从极具原始神秘的湘西沅水流域走出来的作家，他以独特的笔调书写着美的生命之歌。在他的笔下，“水”如同一个人一样的存在着，她的形貌、性格、体态及至呼吸、情感，都具体可见。这位作家就是沈从文，考察沈从文的创作文本，可以发现他对水文化情有独钟。他以湘西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和散文，“多数是水边的故事” ，[2]《边城》、《长河》、《三三》、《湘行散记》、《湘西》……无不贯穿着水的精魂。解读沈从文的水文化情结，是深入挖掘沈从文作品的深厚文化底蕴的重要途径。

一

何谓“水文化情结”?就是在独特的水域环境中培育起来的特殊情感与在某段特殊的人生阅历中形成的对文化教育作用的认知融合而成的创作心态。作者的文化情感往往表现为在创作中一种不自觉的自然流露。

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以治水闻名于世的文明古国。作为人类生活中的伙伴，从古至今，水既是某种人生境界和哲理的象征，又是某种道德精神和人格品质的显现;既具有某种坚强的力量、坚韧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精神，又具有随机应变、灵活机动的聪明才智，孔子在耄耋之年挥戈自己的一生，发出这样的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感慨人生的无常与短暂。老子认为水看起来与世无争，没有一点个性与刚性，因此它能成就一切个性，能够争得所有的东西，“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第八章)对水的观察、欣赏、沉思，培养和启迪了古人的哲学和思维，浇灌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之花，而且与中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春将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水所代表的时空意象，通过文学作品得以强化、凝固并积淀下来，成为中华民族审美意识中最深沉的一部分。

湘西古属楚地，“沅水中游及其支流(酉、巫、武、辰、沅)，秦汉时称‘五溪’地区，是被称为‘盘瓠蛮’和‘五溪蛮’的苗瑶民族集团的主要聚居区。”[3]这是一个水系密布之地，沈从文在这种浓厚的水文化的熏染下长大，水滋润了他的灵魂，给予了他创作的灵感。他说：“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倾向不可分。”“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向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刺激我对工作永远渴望，以及超越普通个人功利得失，追求理想的热情洋溢。”(《一个传奇的本事》)年少时，沈从文曾无数次逃离私塾，流连于青山秀水之中。他在沱江边上戏水、摸鱼、游泳，体味着生命的自由与乐趣。他真诚地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是在不小。……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4]少年时代的沈从文曾在沅水流域的各个地方住过，这是他更大范围的接触和认识了水和水边的人。这些水边的经历成了他绵绵不绝的创作源泉。因此，水成了沈从文传达阐释湘西文化和审美理想的重要符号载体，一种富有灵性的审美对象。

二

细读文本，可以发现沈从文的水文化情结主要传达了三方面的意蕴。

1、水与生命之美

水是生命的源泉。在远古人类的集体意识中，水具有孕育生命的神奇作用。《山海经?海外西经》中就讲到巫咸北的女子入黄池浴，出即怀孕的事。《管子?水地》更是从世界本原的高度肯定了水对万物所具有的意义。沈从文借水观照生命有两个重要的叙事策略。(1)借水弘扬人强悍的生命力，表现生命的阳刚之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八》在惊心眩目的激流险滩中，让人感受水手体内奔涌的生命活力。“我”身边的掌舵水手，“一个老头，牙齿已脱，白须满腮，却如古罗马战士那么健壮”，“人快到八十了，对于生存那么努力执著”。《辰河上的水手》中的掌舵水手为了托起搁入石隙里的船，在寒冷刺骨的天气里向水中跳去。“天上纵落刀子也得做事”，这既是他们的生活准则，也是他们的生命豪气。沈从文在急流险滩中刻画人物的搏击精神，表现湘西人雄强的生命意志。(2)借水传达水边女儿的灵性与诗意，表现生命的阴柔之美。相比之下，沈从文更多的将生命理想集中凝聚在一群水样灵动的乡下少女身上。这些少女都生活在青山绿水边，涟涟清波陶冶了她们的性情和品格，赋予她们如水的纯真与灵动。

《边城》中的翠翠“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有那么乖，和山上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三三》中的三三“吹着芦管，养鸡养鸭，做着大鱼跃出水面吃鸭子的'梦”。《长河》中的夭夭“那样纯真那样俏，心地柔美得像春蚕，一碰就破”。沈从文笔下的这些乡村少女纯洁脱俗，柔和温婉，神韵灵秀，体现出生命中与阳刚美相对的一面——阴柔美。

2、水与五常的命运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在许多读者的眼里是“充满人性美的湘西世界” 的唯美写照。然而，细细品味，主人公翠翠的命运才是最牵动人心的叙事因素。翠翠生长在茶峒的小溪边，她的命运和溪水紧紧联系在一起。小说一开头写道，“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叫‘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条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面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短短的几句话，连用了七个“一”字，把翠翠祖孙二人傍水而居的宁静、单纯的生活勾画了出来。对翠翠家旁的小溪，作者不惜笔墨精心雕琢，“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是大片石头做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晰透明，河中游鱼来去都可计数。”“河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水是纯净、柔美的，可“常有涨落”这一自然现象给人以无常之感。水隐喻着翠翠美丽、善良的性格和忧郁、无常的命运。翠翠的母亲在河边喝了冷水后死去;翠翠认识傩送、情窦初开是在端午节赛龙舟的水边;翠翠失去傩送是因为天保溺水而死;翠翠失去唯一的亲人爷爷是在一个大雨之夜，从此，她成了一个孤苦的摆渡人，无望的等待傩送归来。翠翠的悲剧命运与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水成为无常命运的象征。

3、水与孤独

水作为一种原始意象，是孤独、阻隔、忧郁的象征，早在《诗经》中就体现出了这一点，《周南?汉广》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汉之水矣，不可方思。”《蒹葭》曰：“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水横在男女之间，让对方可望而不可求。因阻隔而孤独，继而产生求之不得的惆怅与忧郁。

沈从文在《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一文中写道，“孤独一点，在你缺少一切的时节，你就会发现，‘原来还有个你自己’，这是一句真话，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可以说从孤独中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得来的，然而，这点孤独，与水不能分开。”沈从文个性气质纤敏忧郁，浪漫善感，他承认是楚人的血液给了他一种命定的孤独感。《边城》中的翠翠命运多舛，爷爷死了，古塔塌了，渡船没了，爱人走了。她内心的孤独，对未来命运的忧虑，与身边的溪水融合在一起，“那首歌既极柔和，快乐中又微带忧郁。唱完了这个歌，翠翠心上觉得浸入了一丝儿凄凉。她想起了秋末筹神还愿时田坪中的火燎同鼓角。远处鼓声已起来了，她知道绘有朱红长线的龙船这时节已下河了。细雨依然落个不止，溪面上一片烟。”翠翠内心的孤独与凄凉和鼓角交织在一起，落于溪面上的烟雨之中，这使得翠翠的孤独带有了朦胧潮湿的感情意味，水与孤独、寂寞的情绪互溶，将故事的氛围和主人公的心绪、处境一并道了出来。

在《三三》中，水是三三天真的少女梦境的寄托，也是她孤独心绪的释放。三三常对着小溪说心事，她的事情，“鱼知道得比母亲应当还多一点”。城里来的青年唤起了三三的爱恋，却又因病死去，三三站在溪边，望着一泓碧流，心里好像掉了什么东西。当满腹的心事无人诉说时，陪伴三三的只有小溪。水是三三心事的一面镜子，是三三忧郁痛苦心绪的外化。

沈从文作品中的孤独情怀不仅可以从《诗经》中找到源头，也可以从屈骚和汉魏风骨找到历史文化积淀。屈原《山鬼》《湘夫人》以及曹植《洛神赋》中的主人公，都是临水而居、孤独美丽、飘忽不定的女子，她们是水的精灵，“帝子降兮北渚，日少渺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哀良会之永绝兮，叹一逝而异乡。”(《洛神赋》)她们伫立水边，或愿公子忘归，或恨人神之不同，翘首企盼，顾首低回，留下千古遗恨。几千年后，翠翠、三三们也痴等在水边，带着企盼，向水目招。

“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忽然彻悟了人生，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上，新得到了一点智慧。的的确确，这河水过去给我的是‘知识’，如今给我的却是 ‘智慧’。”[5] P147水给予沈从文创作的灵感和人生的启发，赋予他“流动而不凝固”的情感。在水的滋润下，沈从文吟唱了一曲人性之歌。绵延的沅水诉说着湘西的美丽与孤寂，更诉说了沈从文对生命美的追求。把握住水文化情结对沈从文创作的影响，就真正找到了沈氏小说的魅力所在。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历史是一条河[M]·沈从文别集?湘行集·岳麓书社，1992

[2] 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A] ·刘洪涛·沈从文批评文集[C]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3] 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A] ·刘洪涛·沈从文批评文集[C]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4] 沈从文·湘行散记[A] ·沈从文散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5] 沈从文·边城 [A] ·沈从文文集(第六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联合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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