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翻译（精选12篇）由网友“kingasong”投稿提供，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文心雕龙翻译，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篇1：文心雕龙原文及翻译
【原文】
春秋代序①，阴阳惨舒②，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③，阴律凝而丹鸟羞④，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⑤心，英华⑥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⑦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⑧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⑨。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
【注释】
①春秋：这里用春秋来代指四季。代：更替。序：次序。
②阴阳惨舒：即阴惨阳舒。秋冬为阴，春夏为阳。惨，戚，不愉快；舒，逸。
③阳气萌：冬至后阳气开始萌生。玄驹：蚂蚁。步：走动。
④阴律凝：阴历八月秋天到来阴气开始凝聚。古代乐律分阴阳二种，古人以十二种乐律分配于十二律，阳律六、阴律六。八月属于阴律，这里借指阴冷的季节。丹鸟：螳螂。羞：吃。
⑤珪（guī）璋：古代聘问时所用的名贵的玉器，这里泛指美玉。
⑥英华：美丽的花朵。
⑦郁陶：忧闷郁积。
⑧矜：严肃、庄重。
⑨“情以物迁”二句：《明》所说“应物斯感，感物吟志”和这两句意思相同。
【译文】
春夏秋冬四季互相代替，阳和的天气使人感到欢快舒畅，阴沉的天气使人感到凄戚，自然景物声色的变化，也会使人们的心情跟着动荡起来。冬至过后阳气萌动，气候渐渐温暖，蚂蚁就走出洞穴开始活动；八月里阴气凝聚，天气渐渐寒冷，螳螂就加紧吃食准备过冬。就是这些微小的昆虫也能感到气候的变化，可见四季影响事物是十分的深远。至于人的智慧心灵比美玉更卓著，清爽的气质比花朵更清秀，对各种景物的感召，谁又能无动于衷呢？因此每当进入新的年岁，春气萌发，心情欢乐而舒畅；初夏的时候，草木茂盛，心情烦躁而不畅；在秋天天高气清，阴郁沉寂的心志便显得很深远；冬天里，大雪纷纷渺无边际，思虑严肃而深沉。一年四季各有它的景物，不同的景物又各有它独特的容貌声色，感情由于景物而改变，文辞由于感情而产生。一片树叶落下来尚且能触动人的情思，昆虫鸣叫的声音也足以引起人们的心思，何况那清风、明月的夜晚，白日、春林的早晨展示的美景呢？
篇2：文心雕龙原文及翻译
【原文】
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①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②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③；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④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⑤，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⑥。至如雅咏棠华，或黄或白；骚述秋兰，绿叶紫茎。凡摛表五色，贵在时见，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自近代⑦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⑧；故能瞻言而见貌，印字而知时也。
【注释】
①流连：徘徊不忍离去。
②灼灼：形容桃花的色彩鲜明。《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③喓喓（yāo yāo）：虫鸣声。《诗经·召南·草虫》：“喓喓草虫，喓喓阜螽。”韵：虫鸣声。 ④两字：两字相连成为双声字和叠韵字。“参差”是双声，“沃若”是叠韵。
⑤长：发展、引申。
⑥“诗人丽则”二句：扬雄《法言·吾子篇》：“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诗人，指《诗经》作者。则，合乎规则。约，简练。辞人，指辞赋家。淫，过度。
⑦近代：指晋、南朝刘宋时期。
⑧曲：详尽。毫芥：细微。毫，长而尖锐的毛；芥，小草。
【译文】
因此诗人对景物的感触，所引起的联想是无穷的；在多种多样的现象中流连忘返，在听到看到的范围内吟味体察。描写天气和实物的形状，既要随着景物声色的变化而婉转起伏；绘写景物的色彩，临摹自然的声律，又要联系自己的心情来回斟酌。所以用“灼灼”来形容桃花色彩的鲜艳，用“依依”来表尽杨柳轻柔的形貌，用“杲杲”来描绘太阳出来时光明的形状，用“瀌瀌”来比拟下大雪的样子，用“喈喈”来追摹黄鹂鸟的鸣叫，用“喓喓”来学纺织娘的叫声。“皎日”、“嘒星”，一个“皎”字和一个“嘒”字就把太阳的明亮和星星的微小形容穷尽了；“参差”、“沃若”，一个双声连词和一个叠韵连词就把荇菜和桑叶的形状不整齐润泽的样子描绘了出来，上面的这些例子都是用少数字来总括众多的事物，把事物的情思和形状毫不遗漏地描写出来了。这些精练的描写，虽是经过千年来作家们的反复思考，也难以用别的字来代替！到《离骚》取代《诗经》兴起，触类旁通而加以引申，景物声色的形貌难于详尽表现出来，所以便用重复双叠的词来形容不同的`事物形象，因此“嵯峨”这一类词语聚集起来，“葳蕤”这类词群便连接起来。到了司马相如这些人手里，讲究诡谲的形式，瑰奇的声貌，刻画山水的形貌，用的形容词必须几十字、上百字相连串，像游鱼般连接着。这正如扬雄说的诗人言辞简约而清丽且合乎法度，辞赋作品过分华丽而辞句繁缛。至于如像《小雅》的吟咏花儿，说道“堂堂盛开的鲜花，有的黄来有的白”；《楚辞》歌咏秋兰，说道“秋兰啊青青，绿色的叶啊紫色的茎”。一切色彩的描写，可贵在及时地看到，倘若不管实际情况青色和黄色累累出现，那就会使人觉得繁杂而并不珍贵了。自从晋、宋以来，作品描写重在逼真，从风景里观察他的情态，从草木里钻研他的情状。作者吟唱歌咏的出发点，应该只是抒发深远的情志；描写事物巧妙，功夫全在于紧密贴切。所以巧妙的言辞和事物的形状贴切吻合，就如在那印泥上盖印章一样，不需要雕琢刻削，却详尽地把极细微处都表现了出来。因此看到这些语言描述就像看到了具体的景物一样，就其字辞而知道当时的时令景色。
篇3：文心雕龙原文及翻译
【原文】
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①，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且诗骚所标②，并据要害，故后进锐笔③，怯于争锋。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善于适要④，则虽旧弥新矣。是以四序⑤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⑥而更新。古来辞人，异代接武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⑧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余者，晓会通也。若乃山林皋壤⑨，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注释】
①检：法式。
②标：显出。
③锐笔：指精通写作的人。
④适要：适应变化抓住要点。
⑤四序：四季。
⑥晔晔（yè yè）：美盛的样子。
⑦接武：继承效法前人。武，足迹。
⑧因革：继承革新。
⑨皋壤：池边地。皋，泽。
【译文】
然而景物都有它一定的姿态形状，而人的思想却没有一定的框子，因此，有的人不经意一下就达到了极妙的境界，有的人用尽心思反而离得越远。而且在写景物声色方面，《诗经》《楚辞》中写景的名句，都抓住了景物的要害地方，所以后来才思敏捷的大手笔，在这方面也怯于和它们较量。没有不是凭着成规，借用前人巧妙的方法，依循文章发展的趋势，融会贯通去创作新奇的作品。只要善于适应新的变化，那么虽然借用成规也是可以写得更新鲜的。因此，四季虽然循序相代，万物纷纷回环往复，而引起诗人的兴味重在心地闲静；景物的声色虽然十分繁杂，而分析事理运用言辞却重在简练；使文章的兴味飘飘荡荡自然升举，情采鲜明而清新。从古以来的作家，不同时代先后相接相承，他们无不注意错综运用前人的写作经验求变化，有继承有革新地收到效果。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能做到形貌写尽而情味有余，就是因为懂得继承革新再求变通的道理。至于山水林泉，肥沃原野，实在是启发文思的宝库，但简略写来就会空洞不全，详细说来又会繁冗唆嗦。那屈原之所以能够洞察《诗经》的《国风》和楚国民间《骚》体诗歌的情韵，也还是靠江山的帮助吧！
篇4：《文心雕龙·书记》文言文及翻译
《文心雕龙·书记》文言文及翻译
大舜云∶“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也。盖圣贤言辞，总为之书，书之为体，主言者也。扬雄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取象于夬，贵在明决而已。
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绕朝赠士会以策，子家与赵宣以书，巫臣之遗子反，子产之谏范宣，详观四书，辞若对面。又子叔敬叔进吊书于滕君，固知行人挈辞，多被翰墨矣。及七国献书，诡丽辐辏；汉来笔札，辞气纷纭。观史迁之《报任安》，东方之《谒公孙》，杨恽之《酬会宗》，子云之《答刘歆》，志气槃桓，各含殊采；并杼轴乎尺素，抑扬乎寸心。逮后汉书记，则崔瑗尤善。魏之元瑜，号称翩翩；文举属章，半简必录；休琏好事，留意词翰，抑其次也。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矣；赵至叙离，乃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陈遵占辞，百封各意；弥衡代书，亲疏得宜：斯又尺牍之才也。
详总书记体，本在尽言，言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若夫尊贵差序，则肃以节文。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王公国内，亦称奏书，张敞奏书于胶后，其义美矣。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奉笺。记之言志，进己志也。笺者，表也，表识其情也。崔寔奏记于公府，则崇让之德音矣；黄香奏笺于江夏，亦肃恭之遗式矣。公幹笺记，丽而规益，子桓弗论，故世所共遗。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矣。刘廙谢恩，喻切以至，陆机自理，情周而巧，笺之为美者也。原笺记之为式，既上窥乎表，亦下睨乎书，使敬而不慑，简而无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响，盖笺记之分也。
夫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是以总领黎庶，则有谱籍簿录；医历星筮，则有方术占式；申宪述兵，则有律令法制；朝市征信，则有符契券疏；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牒；万民达志，则有状列辞谚：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
故谓谱者，普也。注序世统，事资周普，郑氏谱《诗》，盖取乎此。籍者，借也。岁借民力，条之于版，春秋司籍，即其事也。簿者，圃也。草木区别，文书类聚，张汤、李广，为吏所簿，别情伪也。录者，领也。古史《世本》，编以简策，领其名数，故曰录也。方者，隅也。医药攻病，各有所主，专精一隅，故药术称方。术者，路也。算历极数，见路乃明，《九章》积微，故以为术，《淮南》、《万毕》，皆其类也。占者，觇也。星辰飞伏，伺候乃见，登观书云，故曰占也。式者，则也。阴阳盈虚，五行消息，变虽不常，而稽之有则也。律者，中也。黄钟调起，五音以正，法律驭民，八刑克平，以律为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自天，管仲下令如流水，使民从也。法者，象也。兵谋无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于下，如匠之制器也。符者，孚也。征召防伪，事资中孚。三代玉瑞，汉世金竹，末代从省，易以书翰矣。契者，结也。上古纯质，结绳执契，今羌胡征数，负贩记缗，其遗风欤！券者，束也。明白约束，以备情伪，字形半分，故周称判书。古有铁券，以坚信誓；王褒髯奴，则券之谐也。疏者，布也。布置物类，撮题近意，故小券短书，号为疏也。关者，闭也。出入由门，关闭当审；庶务在政，通塞应详。韩非云∶“孙亶回，圣相也，而关于州部。”盖谓此也。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解者，释也。解释结滞，征事以对也。牒者，叶也。短简编牒，如叶在枝，温舒截蒲，即其事也。议政未定，故短牒咨谋。牒之尤密，谓之为签。签者，纤密者也。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列者，陈也。陈列事情，昭然可见也。辞者，舌端之文，通己于人。子产有辞，诸侯所赖，不可已也。谚者，直语也。丧言亦不及文，故吊亦称谚。廛路浅言，有实无华。邹穆公云“囊漏储中”，皆其类也。《牧誓》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忧用老”，并上古遗谚，《诗》《书》所引者也。至于陈琳谏辞，称“掩目捕雀”，潘岳哀辞，称“掌珠”、“伉俪”，并引俗说而为文辞者也。夫文辞鄙俚，莫过于谚，而圣贤《诗》《书》，采以为谈，况逾于此，岂可忽哉！
观此众条，并书记所总∶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异，或全任质素，或杂用文绮，随事立体，贵乎精要；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则辞妨，并有司之实务，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鸿笔，多疏尺牍，譬九方堙之识骏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实焉。
赞曰∶
文藻条流，托在笔札。既驰金相，亦运木讷。
万古声荐，千里应拔。庶务纷纶，因书乃察。
翻译
《书记》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五篇，文体论的最后一篇。本篇除对书牍和笺记做了重点论述外，还对各种政务中运用的杂文，共六类二十四种，都做了简要说明。刘勰认为：“文辞鄙俚，莫过于谚。”这种鄙俗的民间谚语，尚为古代圣贤所重视，并采用于经书之中，则其他文辞，“岂可忽哉”！这也是刘勰要全面论述各种杂文的说明。
本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书牍，说明书的含义、起源、魏晋以前书信的写作和运用情况，最后论书信写作的基本特点。第二部分论奏记和奏笺。刘勰认为对三公用奏记，对郡守用奏笺，这是就其大致情况而言。奏记和奏笺的区别，在当时并不是很严格的。笺记与书表也颇相近，刘勰在这部分的最后，简要说明了它们的异同。第三部分论二十四种杂文。主要是逐条解说各种名称的含义，偶举具体作品加以证明。最后强调这些文辞于己于国的重要，希望文人不要忽视。
本篇以书信为重点，其中评及的部分名篇，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等，在文学史上是有重要地位的。值得注意的是，刘勰所肯定的作品中，不仅《与山巨源绝交书》有“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的离经叛道之论，刘勰仍评以“志高而文伟”；杨恽的《报会宗书》，更是作者横遭腰斩之祸的主要罪证，刘勰也称赞它是“志气盘桓，各含殊采”的好作品之一。本篇所论各种杂文，虽然没有多大意义，但其中对民间谚语也有一定肯定，认为圣贤不废，值得注意。此外，如主张书信要“散郁陶，托风采”；所有书记的写作，都是“意少一字则义阙，句长一言则辞妨”。所以，披沙简金，其中还是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的。
（一）
大舜曾说：“书写以记载过错。”因为书是用以记载时事的。凡是古代圣贤的言辞，都总称为书；书的作用，主要就是用来记言的。扬雄就说：“言，是人的内心发出的声音；书，则是表达心思的符号。发出声音，写成文字，君子与小人的不同就表现出来了。”所以，书就是舒展的意思。把言辞舒展散布开，写在简板之上，就成了书；《周易·系辞》用《夬卦》来象征书契，就是取文字以明确断决为贵的意思。夏、商、周三代的政务不多，书面的文件也很少应用。到了春秋时期，诸侯之间聘问频繁，持书往来的使者很多：如秦国大夫绕朝赠策书给晋国大夫士会，郑国大夫子家派使臣送信给晋国大夫赵盾，楚国的屈巫从晋国送信给楚公子侧，郑国大夫子产寄信劝告晋国的士匄。仔细读这四封书信，其辞就像在相对面谈。又如滕文公死后，鲁国大夫叔弓为使者到滕国送弔书。由此可见，春秋时期的`外交使节，大都已经携带书面文件了。到战国时的献书，多用奇丽的文字组成。汉以后的书札，文辞气度纷纭复杂。读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东方朔的《与公孙弘书》、杨恽的《报会宗书》、扬雄的《答刘歆书》等，写得志气宏大，各有异采；都是组织辞采于尺素之上，字里行间荡漾着方寸之心。到东汉时期的书记，则以崔瑗写得最好。三国时的阮瑀，曹丕称其“书记翩翩”；魏文帝搜集孔融的遗作，即使半片竹简也要收录；应璩爱好缀集时事，很注意书记的写作：但这已是较差的作者。魏末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就是志气高大、文辞宏伟的作品了。西晋赵至的《与嵇茂齐书》，是年轻人的心情激切之作。至于西汉陈遵，他口授下属作书，数百封信，各有不同用意；汉末祢衡代黄祖写信，该亲该疏，各得其当：这两位又是作书的才了。仔细总结书这种体制，本在于把话说透彻，是用以舒散郁积的心情，表达美好的言行；因此，应该条理畅达而放任志气，从容不迫而悦其胸怀。能够条理畅达和从容不迫，就有效地发挥相互赠答、交流思想的作用了。
（二）
至于尊贵有别，就须严肃地合于礼仪。战国以前，君臣上下都用书；到秦汉时期确立仪法，臣下对帝王开始用表奏；在诸侯王国中，也称“奏书”；如西汉张敞对胶东王太后的奏书，其意义是美好的。到了东汉，逐渐有了名位等级的不同：对三公上书称“奏记”，对郡守上书称“奏笺”。“记”是言志，就是对上表达自己的情志。“笺”就是表，就是表明自己的情志。东汉崔寔给大将军梁冀的奏记，则是崇尚谦让的好作品了；黄香给江夏太守的奏笺，就是严肃恭敬的遗范了。汉末刘桢的笺记，写得华丽而有益于规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没有论及他的笺记，因而一般人都不知道；如抛开名称而看实质，刘桢的笺记更美于他的诗篇。三国时刘廙的《上疏谢徙署丞相仓曹属》，所用比喻极为确切；陆机自辩其枉罪的表笺，说理周密而文辞巧妙：这可算是笺表的佳作了。查笺记的格式，上和表奏接近，下与书记相似；要像表奏那样恭敬，但没有畏惧的表示；可以像书札那样从简，但不能表现得傲慢无礼。用清丽的文笔以施展其才能，借光华的盛采以加强其感人的力量：这就是笺记的基本特点。
（三）
书记的内容十分广大，它包括各种各样的事体。笔札的名目更为繁杂，古今门类甚多。关于总领百姓事务的，则有谱、籍、簿、录；关于医药、历法和星象占卜的，则有方、术、占、试；关于申明法令和讲兵法的，则有律、令、法、制；关于朝廷和商业方面讲求凭信的，则有符、契、券、疏；关于各种官吏之间询问事情的，则有关、刺、解、牒；关于百姓表达情志的，则有状、列、辞、谚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从内心出发来叙述事理，在笔札上写下言辞；虽然是各种文辞的下品，却是处理政事的要务。
所谓“谱”，就是普。编著世代相承的统系，必须完整普遍，汉代郑玄为《诗经》编的《诗谱》，就是取这个意思。
所谓“籍”，就是借。古代每年借用百姓的劳力，要记在简板上；《左传》中所说“司晋之典籍”，就指此事。
所谓“簿”，就是圃。和各种草木分别种植于园圃一样，有关文案也是分类汇集在文簿里面。汉代的张汤、李广，都曾被官吏按簿问罪，就是为了辨别真伪。
所谓“录”，就是领。如记载古史的《世本》，就是编成简策，总的记录诸侯大夫的户籍，所以叫做“录”。
所谓“方”，就是隅。用医药治病，各有主治之疾，用药的人也专精某个方面，所以称用药之术为“方”。
所谓“术”，就是路。要用最精的技术推算，道路才看得清楚；《九章算术》积聚了数学的精妙，所以称之为“术”。淮南王刘安的《万毕术》，也是这方面的著作。
所谓“占”，就是觇。根据星辰的变化来占验往来升降的吉凶，要通过观察才能看清；古人是登上观台进行观察而书写云物气色的变化，所以叫做“占”。
所谓“式”，就是则。天地之间阴阳五行的消长盛衰，虽然变化无常，但考察其变化是有一定法则的。
所谓“律”，就是中。乐律由黄钟起调，五声都据以正音。用法律来治理百姓，根据周代所制八法就能处理公平。用“律”这个名称，就是取公平中正之意。
所谓“令”，就是命。发出命令，申明禁戒，有如从天而降。管仲说下令如流水，意思是使百姓顺从。
所谓“法”，就是象。军事上的谋略没有一定，但战术的奇正有一定的兵法，所以称之为“法”。
所谓“制”，就是裁。由上而下贯彻执行，犹如工匠依照规矩制造器具。
所谓“符”，就是孚。为了防上征聘召集的虚伪，就依靠出自内心的诚信。夏、商、周三代用玉制的信物，汉代用铜虎和竹箭代替，魏晋以后从简，就改用书翰了。
所谓“契”，就是结。上古时期的人很质朴，以结绳为契约；至今羌人胡人验数，以及商贩记钱的办法，大概就是古代结绳为契的遗风吧。
所谓“券”，就是束。明确的约束，是为了防止虚伪。剖开约券上的文字各执一半，所以周代称为“判书”。古代还有丹书铁券，用以确保信誓。汉代王褒的《僮约》，可说是约券的楷模了。
所谓“疏”，就是布。布置陈列事物，只是摘要写明其大意，所以对短小的字据叫做“疏”。
所谓“关”，就是闭。进出都要经过门，关闭就必须慎重。各种事务决定于当时的政局，政局的顺利或阻塞是应该详细了解的。《韩非子》中曾说：“公孙亶回虽然是圣明之相，却起于地方官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谓“刺”，就是达。《诗经》的作者写诗以讽刺统治者，《周礼》中说断狱要向三种人逐一询问。这种依次到达的方式，就像用针的刺通到底。
所谓“解”，就是释。解释凝结积滞的问题，证验有关之事加以核对。
所谓“牒”，就是叶。用短小的竹简编成碟，就像树枝上的树叶；汉代路温舒截断蒲叶编成牒，就是这种事例。议论政事尚未作出决定，便用简短的牒文相商议。牒文中更为细密的一种叫做“签”。所谓“签”，就是细密的意思。
所谓“状”，就是貌：描述其本原，采取其事实。古代贤人死后，要给他追赠谥号，同时写一篇死者生平事迹的行状，这是较重要的一种状文。
所谓“列”，就是陈。把有关内容一一列举陈述出来，问题就显而易见了。
所谓“辞”，就是口头上的言辞，由自己转达给他人。《左传》中说，郑国于产善于言辞，诸侯都全靠它，可见言辞是不可没有的。
所谓“谚”，就是直质的话。丧弔父母的话不能有文采，所以弔辞也叫“谚”。民间的谚语，也是有实无华的。春秋时邹穆公说的“口袋虽漏仍在其中”，就是这类话了。《尚书·牧誓》中说，“古人有言，母鸡不司晨。”《诗经·大雅》说：“人亦有言，因忧而老。”这都是古代遗留下来的谚语，《诗经》、《尚书》所引用过的。至于陈琳在《谏何进召外兵》中说的“掩目捕雀”，潘岳在哀弔之作中用的“掌珠”、“伉俪”等，都是引用民间俗语写成的。文辞的鄙俗，没有超过谚语的了，可是古代圣贤在《诗经》、《尚书》中，也采为言谈，何况不如谚语鄙俗的种种书记，岂能忽视呢！
上述六类各四条，都包括在书记之中：其中有的本是相通的，但文意各不相同；有的完全用质朴之辞，有的则杂以文采。应根据情况的不同来确定体制，而以精当简要为贵。意思缺少一字就会不全面，一句之中多一个不必要的字也有防害。这都是各级官吏必须实行的，而为追求浮华藻饰的作者所忽略。但有的作者其才气虽为巨著之冠，却常常疏于书札小文，这就如善于相马的九方堙，虽能识别千里骏马，却不能辨别马的毛色和雌雄。文辞不仅可以美化作者自身，也是一个国家的光彩；因此，文坛之土，应该考虑从事实务。
（四）
总之，文章的各种支流，都容纳在笔札之中。有的要驰骋文采，有的则运用朴质。优秀的书札使作者声名显扬于万古，影响很快就传遍千里。众多纷杂的政务，就靠书记得以明察。
篇5：《文心雕龙·定势》原文及翻译
《文心雕龙·定势》原文及翻译
定势
作者：刘勰
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
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
是以绘事图色，文辞尽情，色糅而犬马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熔范所拟，各有司匠，虽无严郛，难得逾越。然渊乎文者，并总群势;奇正虽反，必兼解以俱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若雅郑而共篇，则总一之势离，是楚人鬻矛誉楯，誉两难得而俱售也。
是以括囊杂体，功在铨别，宫商朱紫，随势各配。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宏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虽复契会相参，节文互杂，譬五色之锦，各以本采为地矣。
桓谭称∶“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华而不知实核，或美众多而不见要约。”陈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烦文博采，深沉其旨者;或好离言辨白，分毫析厘者;所习不同，所务各异。”言势殊也。刘桢云∶“文之体势有强弱，使其辞已尽而势有馀，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干所谈，颇亦兼气。然文之任势，势有刚柔，不必壮言慷慨，乃称势也。又陆云自称∶“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及张公论文，则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辞，势实须泽，可谓先迷后能从善矣。
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为乏，辞反正为奇。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辞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耳。
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径者，趋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务反言者，适俗故也。然密会者以意新得巧，苟异者以失体成怪。旧练之才，则执正以驭奇;新学之锐，则逐奇而失正;势流不反，则文体遂弊。秉兹情术，可无思耶!
赞曰∶
形生势成，始末相承。湍回似规，矢激如绳。
因利骋节，情采自凝。枉辔学步，力止寿陵。
文言文翻译:
《定势》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篇，主要论述由不同文体所决定的体势问题。对“势”字的理解，尚存一定分歧，本书引论已经讲到一些。詹锳《〈文心雕龙〉的定势论》一文，对此有新的深入研究，认为刘勰的定势论，“势”字源于《孙子兵法》中讲的“势”，并据以提出：“《定势》的‘势’，原意是灵活机动而自然的趋势。”(见《文学评论丛刊》第五辑)这是研究“定势论”的新成果。本篇所讲的“势”，正如詹文所说“‘势’是由‘体’来决定的”，这是理解“势”字具体命意的关键。刘勰自己既说“即体成势”、“循体而成势”，又称这种“势”为“体势”，可见他所说的“势”，是由不同文体的特点所决定的。这点已较为明确，所以本篇译文即取刘勰自己的说法——“体势”。
本篇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体势的形成原理。以箭矢直行，涧水曲流，圆者易动，方者易安为喻，来说明体势形成的道理，关键就在事物本身，它的特点决定着与之相应的“势”。第二部分论文体和体势的关系。不同的文体要求不同的体势;作者应“并总群势”，也可适当配合，但必须在一篇作品中有一个统一的基调，而不能违背“总一之势”。第三部分引证前人有关议论，进一步说明文章体势的多样化。第四部分抨击当时文坛上的错误倾向，提出“执正以驭奇”的要求。
文章的体势，和风格、文气都有一定的关系，而又有所区别。刘勰认为风格是由作者的才、气、学、习等因素构成的，和作者的个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文气主要是作者的气质在作品中的体现，所以同一“气”字，常兼指人与文两个方面。体势则主要决定于文体，因而偏重于表现形式。
(一)
作者的情趣多种多样，作品的变化也有不同的方式;但在写作时都依照具体内容而确定体裁，并根据体裁而形成一定的体势。所谓“势”，就是根据事物的便利而形成的。例如弩机发出的矢必然是直的，曲折的山涧中的急流必然是迂回的，这都是自然的趋势。圆的物体是圆的，所以能转动;方的物体是方的，所以能平放：作品的体势，也就是这样。凡是取法于儒家经典的作品，必然具有雅正的美;而仿效《楚辞》的作品，也必有美好非凡的华采;内容浅近的，大都缺乏含蓄;措辞简明的，常常和繁富的作品相反。好比急水不会有细浪，枯木不会有浓荫，这都是自然的趋势。
(二)
所以在绘画上讲究设色，而在文章上则以情志为主;调配颜色而画成狗马的不同形状，会合情感而形成雅正或庸俗的体势。写作上各有师承，表现手法也就各不相同;其间虽无严格的区界，但也不易超越。只有洞悉写作法则的人，才能兼通各种不同的文章体势：正常的和奇特的文章虽然相反，但总可以融会贯通;刚健的和柔婉的作品虽然互异，也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灵活运用。如果只爱好典雅而厌弃华丽，就是在融会贯通方面做得不够;这就好比夏代有人重弓轻矢或重矢轻弓，其实只有弓或只有矢都是不能单独发射的。但如果雅正和庸俗的合在一篇，那就分散了统一的文章体势;这就好比楚国人出卖矛和盾，两样都称赞便一样也卖不掉了。若要兼长各种体裁，也须善于辨别其间的差异;好比乐师对于音律、画家对于颜色一样，作家也要善于配合运用不同的文章体势。对于章、表、奏、议等文体的作品，应该做到典正高雅;对于赋、颂、歌、诗等文体的作品，应该做到清新华丽;对于符、檄、书、移等文体的作品，应该做到明确决断;对于史、论、序、注等文体的作品，应该做到切实扼要;对于箴、铭、碑、诔等文体的作品，应该做到弘大精深;对于连珠和七等文体的作品，应该做到巧妙华艳。这些都是根据不同的体裁而形成不同的体势，随着文章体势的变化而获得成效的。虽然写作的法则和时机要互相结合，文采的多寡要互相配合，但好比五彩的锦缎，必须以某种颜色为基础。
(三)
桓谭曾说：“作家各有自己的喜爱，有的爱好浮浅华丽，而不懂得朴实;有的爱好繁多，而不懂得简要。”曹植也说：“一般文人，有的喜爱文采丰富，意义深隐;有的喜爱清楚明白，描写细致入微：各人习尚不同，致力于写作也就互异。”这是从作家来讲各人的趋势不同。刘桢又说：“文章的体势，不外是刚强或柔弱;能做到文辞已尽而体势有余的，天下不过一二人而已，这样的作者是不可多得的。”刘桢这里说的，又牵涉到文气问题。不过，文章任其自然之势，势必有的刚强，有的柔婉，不一定要慷慨激昂的.，才算文章的体势。此外，陆云说他自己：“从前谈论写作，常重视文辞而忽视情志，注意文章体势而不求文句润泽。后来听到张华的议论，便信从他的话了。”其实情志本来重于文辞，而文章体势也应该讲究润泽;陆云可以说是先走错了路，后来又能改正的了。
(四)
近来的作家，大都爱好奇巧。推究这种新奇的作品，是一种错误的趋势造成的。由于作家们厌弃过去的样式，所以勉强追求新奇;细看这种不正当的意向，表面上好像颇不容易，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方法，不过是故意违反正常的写法而已。在文字上，把“正”字反写便成“乏”字;在辞句上，把正常的写作方法反过来就算是新奇。学习新奇的方法，必然把文句的正常次序颠过来，将应写在上面的字写到下面去，把句中的字改到句外去;次序错乱不正常，就算是新的色彩了。本来大路很平坦，有的人偏要走小路，无非是为了贪图近便：正常的文句本来很清楚，有的人偏要追求反话，无非是为了迎合时俗。但和旧式相同的作品，是靠新颖的内容而写得精巧的;勉强求新的人，反因与体制不合而变成怪诞了。熟练的老手，能够掌握正常的方法，来驾驭新奇的文句;急于求新的人，则一味追求奇巧，因而违反了正常。这种趋势如果发展下去而不纠正，文章体制就会越来越败坏。要掌握好这种情况和方法，不是很值得思考吗?
(五)
总之，有了事物的形体，就形成这种事物的趋势，形和势是紧紧联系着的，急流回旋，好像圆形的规;射出箭去，直得像工匠的墨线。根据事物的便利而进行写作，内容和形式就可能得到很好的结合。如果走弯路学新奇，就会像学习邯郸步法的寿陵人。
篇6：文心雕龙通变原文及翻译
通变
作者：刘勰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
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
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逾本色，不能复化。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得。”此其验也。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枚乘《七发》云∶“通望兮东海，虹洞兮苍天。”相如《上林》云∶“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马融《广成》云∶“天地虹洞，固无端涯，大明出东，入乎西陂”。扬雄《校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沓”。张衡《西京》云∶“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于濛汜。”此并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诸如此类，莫不相循，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
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若乃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间之回骤，岂万里之逸步哉!
赞曰∶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
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
文言文翻译:
《通变》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九篇，论述文学创作的继承和革新问题。
全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讲“通”和“变”的必要。刘勰认为各种文体的基本写作原理是有一定的，但“文辞气力”等表现方法却不断发展变化着;因此，文学创作对有定的原理要有所继承，对无定的方法要有所革新。第二部分就魏晋以前历代作家作品的发展情况，来说明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关系，强调继承与革新应该并重。第三部分是紧接上面主张“宗经”的思想来论述的。刘勰举枚乘、司马相如等五家作品沿袭的情形，一以说明通变的方法，一以表示忽于“宗经”而在“夸张声貌”上“循环相因”，就出现了“广寓极状，而五家如一”的情形。第四部分讲通变的方法和要求，提出必须结合作者自己的气质和思想感情，来继承前人和趋时变新，文学创作才能有长远的发展。
“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这是文学艺术的一条发展规律。本篇能从“通”和“变”的辩证关系来论述继承和革新的不可偏废，这是可取的;刘勰针对当时“从质及讹”、“竞今疏古”的创作倾向，提出“还宗经诰”的主张，这在当时也是必要的。但刘勰所讲的“通”和“变”都过于狭窄：文学创作所应继承的，显然主要还不在诗、赋、书、记等文体的写作特点;而要发展革新的，也不仅仅是“文辞气力”等表现方法。他未能认识到古代文学作品中一切优秀的内容和形式、思想和技巧，都有根据新的条件而加以继承和发展的必要，这就使他的通变论带有较大的片面性。
(一)
作品的体裁是有一定的，但写作时的变化却是无限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如诗歌、辞赋，书札、奏记等等，名称和写作的`道理都有所继承，这说明体裁是一定的;至于文辞的气势和感染力，惟有推陈出新才能永久流传，这说明变化是无限的。名称和写作道理有定，所以体裁方面必须借鉴过去的著作;推陈出新就无限量，所以在方法上应该研究新兴的作品。这样，就能在文艺领域内驰骋自如，左右逢源。不过，汲水的绳子太短的人，就会因打不到水而口渴;脚力软弱的人，也将半途而废。其实这并不是写作方法本身有所欠缺，只是不善于推陈出新罢了。所以讲到创作，就好像草木似的：根干附着于土地，乃是它们共同的性质;但由于枝叶所受阳光的变化，同样的草木就会有不同的品种了。
(二)
所以过去几个朝代的诗歌，在情志的表达上是符合于写作法则的。黄帝时的《弹歌》，是非常朴质的了。唐尧时的《在昔歌》，比黄帝时有所发展。虞舜时的《卿云歌》，文采较唐尧时为多。夏代的《五子之歌》，比虞舜时文采更丰富。商周两代的诗篇，较夏代又华丽得多。这些作品在述情志、写时世上，其原则是一致的。后来楚国的骚体作品，以周代诗篇为模范。汉代的辞赋和颂，却又学习《楚辞》。魏国的诗篇，大多崇拜汉代风尚。晋代的作品，又钦仰魏人的文采。把这些情况商讨一下，可以看出：黄帝和唐尧时候的作品是淳厚而朴素的，虞夏两代的作品是朴素而鲜明的，商周时期的作品是华丽而雅正的，楚国和汉代的作品是铺张而尚辞采的，魏晋两代的作品不免浅薄而靡丽，刘宋初年的作品更是不切实际而过分新奇。从朴素到不切实际，越到后来越乏味。为什么呢?因为作家们都争着模仿近代作品，而忽视向古人学习，所以文坛上的风气就日益衰落了。目前一些有才华的人，都努力于学习写作，可是他们不注意汉代的篇章，却去学习刘宋时的作品;虽然他们对历代创作都同样浏览，但总不免重视后代而忽视古人。青色从蓝草中提炼出来，赤色从茜草中提炼出来;虽然这两种颜色都超过了原来的草，但是它们却无法再变化了。桓谭曾说：“我看到新进作家的华丽的文章，虽然写得很美，却没有什么可采取的;但是看到刘向、扬雄的作品，却常常有所收获。”这话可以说明上述的道理。所以提炼青色和赤色，一定离不开蓝草和茜草;而要纠正文章的不切实际和浅薄，也还要学习经书。如能在朴素和文采之间斟酌尽善，在雅正与庸俗之间考虑恰当，那么就能理解文章的继承与革新了。
(三)
夸张地描绘事物形貌，在西汉初的作品中已达到极点。从此以后，互相因袭，循环不已;虽然有人想跳出当时的轨道，但始终在那个樊笼之内。如枚乘《七发》说：“遥远地望到东海，和蔚蓝的天空相连。”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说：“看不到头，望不见边;太阳从东边的水中出来，月亮从西边的山上升起。”马融的《广成颂》说：“天地相连，无边无际;太阳从东面出来，月亮从西面上升。”扬雄的《羽猎赋》说：“太阳和月亮，出来又下去，天和地合在一起。”张衡的《西京赋》说：“太阳和月亮在这里出入，好像在扶桑和濛汜一样。”这些夸大的形容，五家都差不多。这类手法，无不是互相沿袭的。
(四)
应该在沿袭当中又有所改变，这才是继承与革新的方法。所以考虑到写作的纲领，应该掌握住主要方面。首先广泛地例览和精细地阅读历代佳作，抓住其中的要领;然后开拓自己写作的道路，注意作品的关键，放长缰绳，驾马远行，安闲而有节奏。应该凭借自己的情感来继承前人，依据自己的气质来适应革新;文采像虹霓的拱背，光芒像凤凰的飞腾，那才算出类拔萃的文章。假如局限于偏激的看法，夸耀自己的一得之见;这只是在庭院内来回兜圈子，哪能算日行万里的良马呢?
(五)
总之，写作的法则是运转不停的，每天都有新的成就。必须善于革新才能持久，必须善于继承才不贫乏。适应时代要求应该决断，抓住机会不要怯懦。看准文坛上今后的趋势，来创造动人的作品;同时也参考古代的杰作，来确定写作的法则。
篇7：文心雕龙·养气原文及翻译
养气
作者：刘勰
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己而作，岂虚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
夫三皇辞质，心绝于道华;帝世始文，言贵于敷奏。三代春秋，虽沿世弥缛，并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也。战代技诈，攻奇饰说，汉世迄今，辞务日新，争光鬻采，虑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浇辞，文质悬乎千载;率志以方竭情，劳逸差于万里。古人所以馀裕，后进所以莫遑也。
凡童少鉴浅而志盛，长艾识坚而气衰，志盛者思锐以胜劳，气衰者虑密以伤神，斯实中人之常资，岁时之大较也。若夫器分有限，智用无涯;或惭凫企鹤，沥辞镌思。于是精气内销，有似尾闾之波;神志外伤，同乎牛山之木。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
至如仲任置砚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
夫学业在勤，故有锥股自厉;志于文也，则有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若销铄精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岂圣贤之素心，会文之直理哉!
且夫思有利钝，时有通塞，沐则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黩。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馀于文勇，使刃发如新，腠理无滞，虽非胎息之万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
赞曰∶
纷哉万象，劳矣千想。玄神宜宝，素气资养。
水停以鉴，火静而朗。无扰文虑，郁此精爽。
文言文翻译:
《养气》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二篇，论述保持旺盛的创作精神问题。所谓“神疲而气衰”。本篇所讲的“气”，是和人的精神密不可分的，所以常常“神”、“气”并称。其主要区别在于：“气”是人体所具有的内在因素，精神则是“气”的外在表现。因此，在本篇具体论述中，或称“气”，或称“神”，或称“精气”等，大都是措辞上的变化，并无实质区别。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养气谓爱精自保，与《风骨》篇所云诸‘气’不同。此篇之作，所以补《神思》篇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也。”文思的通塞，的确和作者精神的盛衰有关，但《神思》和《养气》两篇所论，也有其各不相同的旨意。
本篇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两个方面说明养气的必要：首先就一般规律来说，人的性情不允许“钻砺过分”;其次以实际创作来印证，古今作者劳逸不同，因而作品的优劣大异。第二部分论神伤气衰的危害。人的智慧和精力是有一定限度的，操之过急，煎熬过度，就势将“成疾”，以致“伤命”。第三部分根据文学创作的特点讲“卫气之方”。刘勰认为，在掌握学识上，勤学苦练是应该的，但文学创作的特点是抒发情志，它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活动，如果不遵循志之所至、情之所生的特点，而强逼它，损伤它，搅得头昏脑胀，就难以“理融而情畅”，写出好的作品来。
至于“卫气之方”，本篇提到的“清和其气”、“烦而即舍”、“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等，只是些一般的、消极的方法。对人的生理性能来说，适度的劳逸结合是完全必要的，但要使作者精神饱满，思绪畅通，有充沛的创作活力，就显然是仅靠保养精神，或“逍遥”、“谈笑”之类所不可能的。本篇是只就“养气”这个侧面而论，孤立起来，不仅意义不大，如果过分看重“伤神”、“伤命”之类，甚至是有害的。积极地养气，不应只是保养，而要培养加强;不仅要从生理上考虑，还要从精神上考虑。这就要结合《神思》、《体性》、《情采》、《事类》、《物色》等篇的有关论述，才能得到全面的认识。
(一)
从前王充进行著作，曾写《养性》十六篇，是经过自己的验证而写的，怎能是凭空编造的呢!人的耳、目、口、鼻，是为生命服务的;心思、言辞，则是精神的运用。顺着情感的发展而自然谐和，就能思理融和而情绪顺畅;如果钻研过度，就精神疲乏而元气衰损：这就是性情的一般原理。上古三皇时期，言辞朴质，还没有丝毫追求华丽的思想。唐虞之世的言辞，开始有了文采，仍以敷陈上奏为贵。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时期，虽然一代比一代文采增多，都是随作者个人的心意表达出来，而不是于作者才性之外去强求。战国时期的著述，繁杂而不真实，作者大都追求奇特以文饰自己的学说。从汉代到现在，文辞写作一天比一天新奇，争妍斗丽，炫耀文采，已是绞尽脑汁的了。所以，淳厚的作品和浇薄的文辞相较，其华丽和质朴的不同相差千年;随顺情志的创作和绞尽脑汁的创作相比，其劳神苦思和轻松愉快的不同，更是相去万里：古代作者其所以从容不迫，后代作家之所以忙个不停，就是这个原因。
(二)
大凡青少年认识不深而志气旺盛，老年人则认识力强而气血衰弱;志气旺盛的人，思考敏锐而经得起劳累，气血衰弱的人，思考周密却损伤精神：这是一般人的资质，不同年龄的人的大概情况。至于人的才分，都有一定的.限度，而智力的运用却是无边无际的;有的就像不满于鸭腿之短，而羡慕鹤腿之长，在写作中一字一字地挖空心思：于是精气消损于内，有如海水永不停止地外泄;神思损伤于外，像牛山上的草木被砍得精光。过分的惊惧紧张必将造成疾病，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王充在门窗墙柱上放满笔墨以进行著作，曹褒在走路睡觉时都抱着纸笔而专心于礼仪，既累月不断地苦思，又整天不停地煎熬：所以曹操曾担心过分操劳会伤害性命，陆云曾感叹过分用心使精神困乏，都不是没有根据的空话。
(三)
在掌握学问上，是应该勤劳的，所以苏秦在读书困倦时，曾用锥子刺股以鞭策自己。至于文学创作，是要抒发作者郁闷的情怀，因此应该从容不迫地随顺着情感，舒缓沉着地适应时机。如果大量消耗精神，过分逼迫人的和气，拿着纸张驱赶自己的年龄，挥动笔杆砍伐自己的生命，这岂是圣贤的本意，写作的正理呢!何况作者的文思有敏锐和迟钝之别，写作的时机有畅通或阻塞之异;人在洗头的时候，心脏的位置有了变动，这时考虑问题还可能违反常理;当人的精神已经昏乱不清时，继续思考就必然更加糊涂。因此，从事文学创作务必适时休息，保持心情清静和谐，神气调和通畅;运思过烦就停止，不要使思路受到阻塞。意有所得便心情舒畅地写下去，想写的事理隐伏不明，就放下笔墨停止写作。在自由自在中解除劳累，用说说笑笑来医治疲倦，就能经常轻松愉快地显露其才华，有使用不完的创作力量。经常保持像新磨出来的锐利刀锋，使全身的气脉畅行无阻，这虽不是保养身心的万全之术，也是养气的一种方法。
(四)
总之，天地间万事万物是纷纭复杂的，千百度思考这些现象十分劳神。人的精神应该珍惜，恒常的精气有待保养。停止奔流的水才更为清明，静止不动的火就显得明亮。要不扰乱创作的思虑，就应保持精神爽朗。
篇8：文心雕龙·正纬原文和翻译
文心雕龙·正纬原文和翻译
夫神道阐幽，天命微显，马龙出而大《易》兴，神龟见而《洪范》耀，故《系辞》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斯之谓也。但世夐文隐，好生矫诞，真虽存矣，伪亦凭焉。
夫六经彪炳，而纬候稠叠;《孝》、《论》昭晰，而《钩》、《谶》葳蕤。按经验纬，其伪有四∶盖纬之成经，其犹织综，丝麻不杂，布帛乃成。今经正纬奇，倍摘千里，其伪一矣。经显，圣训也;纬隐，神教也。圣训宜广，神教宜约，而今纬多于经，神理更繁，其伪二矣。有命自天，乃称符谶，而八十一篇皆托于孔子，则是尧造绿图，昌制丹书，其伪三矣。商周以前，图箓频见，春秋之末，群经方备，先纬后经，体乖织综，其伪四矣。伪既倍摘，则义异自明，经足训矣，纬何豫焉?
原夫图箓之见，乃昊天休命，事以瑞圣，义非配经。故河不出图，夫子有叹，如或可造，无劳喟然。昔康王河图，陈于东序，故知前世符命，历代宝传，仲尼所撰，序录而已。于是伎数之士，附以诡术，或说阴阳，或序灾异，若鸟鸣似语，虫叶成字，篇条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讨核，谓起哀平，东序秘宝，朱紫乱矣。
至于光武之世，笃信斯术。风化所靡，学者比肩。沛献集纬以通经，曹褒选谶以定礼，乖道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谭疾其虚伪，尹敏戏其浮假，张衡发其僻谬，荀悦明其诡诞：四贤博练，论之精矣。
若乃羲农轩皞之源，山渎锺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后来辞人，采摭英华。平子恐其迷学，奏令禁绝;仲豫惜其杂真，未许煨燔。前代配经，故详论焉。
赞曰∶
荣河温洛，是孕图纬。神宝藏用，理隐文贵。
世历二汉，朱紫腾沸。芟夷谲诡，采其雕蔚。
文言文翻译:
《正纬》是《文心雕龙》的第四篇。“纬”是一种假托经义以宣扬符瑞的迷信著作。本篇主要论证兴于西汉末而盛于东汉的纬书与经书无关。儒家思想经汉儒用阴阳五行加以神化之后，到东汉末年便威信扫地了。刘勰为了“征圣”、“宗经”，特写这篇，说明纬书是伪造的。
本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说明古代圣人讲河图、洛书是取法自然之道。第二部分列举四条理由证明后世托名孔子的纬书是假的。第三部分讲汉儒伪托孔子编造种种谶纬的恶果是搅乱了经书，“乖道谬典”，因此遭到桓谭等人的驳斥。第四部分讲纬书“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
本篇和文学关系不大，但在学术思想上，刘勰在桓谭等人之后对谶纬的荒谬作一系统的总结，是有一定历史意义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对儒家思想的神化，刘勰是反对的，但凡是儒家经典中讲过的东西，如河图、洛书等唯心主义的传说，他不仅不敢反对，而且相信。这是他盲目征圣、宗经思想带来的局限。
(一)
根据自然之道可以阐明深奥的事理，使不明显的自然法则明显起来。马龙献出河图就产生了《易经》，神龟献出洛书就产生了《洪范》。《周易·系辞》中所说：“黄河出图，洛水出书，圣人效法它。”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但历时久远，有关记载很不清楚，容易产生不实的假托;因此，真的虽然存在，假的也据此而出现了。
(二)
儒家六经光彩鲜明，而纬书却十分烦琐;《孝经》、《论语》等已讲的很明晰了，而解说《孝经》、《论语》的谶纬却讲得十分杂乱。根据经书来检验纬书，有四点证明纬书是伪托的：用纬书来配经书，正和织布一样，必须丝或麻的经线纬线分别配合，才能织成布或帛。现在经书是正常的，纬书却很奇特，二者相背千里。这是证明纬书为伪托的第一点。经书明显，那是因为用世事来进行教育;纬书不明显，那是因为用神妙的现象来说明。那末，前者的文字篇幅必然要多些，后者的文字篇幅应该少些。但现在却是纬书多于经书，神妙的道理讲得更为繁多。这是证明纬书为伪托的第二点。要有上天所降的旨意，才能说是“符谶”，可是有人说八十一篇谶纬，全是孔子所作，但纬书中又说唐尧时出现了绿图，周文王时出现了丹书。这是证明纬书为伪托的第三点。在商周以前，符命占验已大量出现了;但经书是在春秋末年才齐全的。如果是先有纬书而后有经书，这就违背了经纬相织的正常规律。这是证明纬书为伪托的第四点。伪托的`纬书既然违背经书，则经书与纬书的意义不同就很明显了。经书已满可成为后世的准则了，何须纬书参预呢!
(三)
河图、洛书的出现，是由于上天有美好的旨意，用以预兆圣贤，而不是为了配合经书。所以，孔子在世时没有再出现河图，他就有所叹惋;如果祥瑞可以随意编造，那就用不着叹气了。从前，周康王曾经把河图等陈列在东厢，可见前人对上天所降瑞应，曾当做珍宝而历代相传。孔子的编撰，不过对这些古来相传的事加以叙录而已。于是，那些方技术士，便用诡诈的方法来牵强附和：有的讲历象占卜，有的预言灾难变异;还有鸟的叫声好像人语，虫子吃树叶形成文字等等，各种各样谶纬之说的发展蔓延，都一定要假托孔子。经过汉代学者研究核实，认为纬书的伪托是从西汉哀帝、平帝时才开始的。河图、洛书本是古代帝王珍藏的秘宝，从此被伪造的纬书搅乱了。到东汉光武帝时，更加深信谶纬，学习的人，争先恐后，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刘辅混杂一些纬书上的说法来论述经书，曹褒挑选一些谶书中的意见来制定礼制，这种离经叛道的做法，已发展到相当严重了。所以，桓谭痛恨谶纬的虚伪，尹敏嘲笑谶纬的不实，张衡揭发谶纬的谬误，荀悦辨明谶纬是假托。这四位先贤的学识都广博精通，他们的论证已很精确了。
(四)
至于伏牺、神农、轩辕、少皞等最早的传说，山水和音乐灵应的会合，白鱼跳到周武王的船上，周武王的屋上火变为赤色的乌鸟，以及深山出现黄银和紫玉等祥瑞，这些内容广泛，事迹奇特，而又辞采丰富，它们对经书虽然没有什么好处，对文章的写作却有一定帮助。所以后来作者，常常采用其中一些精采的描写。张衡担心纬书迷惑人们的学习，曾奏请汉帝下令禁绝;荀悦则为其中搀杂一些真的而惋惜，所以他不同意完全烧毁。因为前人用纬书来配合经书，所以有必要详加论述。
(五)
总之，光荣的黄河，温暖的洛水，孕育了河图、洛书。这种神圣的珍宝包藏着巨大的用途，它的内容深刻而文辞可贵。可是经过两汉，由于大量的纬书出现而搅乱了经书。在文学创作上，剔除其中的虚假诡诈部分，还可吸取一些有用的辞采。
文言文翻译汉书原文及翻译
篇9：文心雕龙章表原文及翻译
文心雕龙章表原文及翻译
章表
作者：刘勰
夫设官分职，高卑联事。天子垂珠以听，诸侯鸣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故尧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辞再让之请，俞往钦哉之授，并陈辞帝庭，匪假书翰。然则敷奏以言，则章表之义也;明试以功，即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书诫，思庸归亳，又作书以赞。文翰献替，事斯见矣。周监二代，文理弥盛。再拜稽首，对扬休命，承文受册，敢当丕显。虽言笔未分，而陈谢可见。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王，皆称上书。
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章者，明也。《诗》云“为章于天”，谓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标也。《礼》有《表记》，谓德见于仪。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盖取诸此也。按《七略》、《艺文》，谣咏必录;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然阙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布在职司也。
前汉表谢，遗篇寡存。及后汉察举，必试章奏。左雄表议，台阁为式;胡广章奏，天下第一：并当时之杰笔也。观伯始谒陵之章，足见其典文之美焉。昔晋文受册，三辞从命，是以汉末让表，以三为断。曹公称“为表不必三让”，又“勿得浮华”。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至如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琳禹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制巧，随变生趣，执辔有馀，故能缓急应节矣。逮晋初笔札，则张华为俊。其三让公封，理周辞要，引义比事，必得其偶，世珍《鹪鹩》，莫顾章表。及羊公之辞开府，有誉于前谈;庾公之《让中书》，信美于往载。序志联类，有文雅焉。刘琨《劝进》，张骏《自序》，文致耿介，并陈事之美表也。
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策，骨采宜耀：循名课实，以文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贲，志在典谟;使要而非略，明而不浅。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屈，必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子贡云“心以制之，言以结之”，盖一辞意也。荀卿以为“观人美辞，丽于黼黻文章”，亦可以喻于斯乎?
赞曰∶
敷表降阙，献替黼扆。言必贞明，义则弘伟。
肃恭节文，条理首尾。君子秉文，辞令有斐。
文言文翻译:
《章表》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二篇，论述章、表两种相近的文体。本篇所论章、表，和以下两篇所论奏、启、议、对等，都是封建社会臣下向帝王呈辞的文体。这类文体，历代名目繁多，且不断有所变化。以上几种，是先秦到魏、晋期间几种常用的文体。
本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章表的意义及其产生、形成过程。第二部分评论汉、晋期间一些主要章表的成就。第三部分论章表的写作特点，提出“繁约得正，华实相胜”的基本要求。
章表这类向帝王的呈文，文学意义是不大的。篇中反复提到“对扬王庭”、感恩戴德等，固然是这类文章中屡见不鲜的，也反映了刘勰较为浓厚的封建意识。但章表奏议既是直陈帝王之制，往往就是历代文人的精心之作。从萧统的《文选》开始，这类文章为历代作者和选家所重视，是有一定原因的。即本篇所论及的孔融《荐祢衡表》、诸葛亮《出师表》等，也是古来传颂不绝的名篇。所以，研究这类作品，不仅为研究古代文体论所必须，对探讨古代陈情议事的散文，也是不可不注意的一个方面。刘勰论章表，对汉、晋作品大多做了过高评价，唯不满于魏初的靡丽不足之作;虽主张“华实相胜”，却明确提出“以文为本”，强调“君子秉文，辞令有斐”。对“诗赋欲丽”的作品，刘勰主张“述志为本”(《情采》);对须要“肃恭节文”的章表，却主张“以文为本”：这种不同态度，是值得注意的。再就是他反对“情为文屈”而要求“辞为心使”，做到辞与意的统一，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一)
朝廷设官各司其职，各级官吏共同治理国家大事。天子戴着皇冠受理政事，诸侯佩着玉器前来朝见。群臣上奏各种政见，帝王便据以查核其功绩。相传古代帝尧曾向诸侯之长提出询问，帝舜曾任命八个贤人;于是臣下有再三辞让的请求，帝王用信任和肯定的话授以重任：这些都是在朝廷上口头的对答，并未通过纸笔写成书面文件。可是，用言辞向帝王陈述，就具有进奏章表的意义了;帝王对臣下功绩的查核，也就是一种授予爵位的仪式了。到商代的太甲立位，大臣伊挚曾写《伊训》来训诫太甲;及至太甲改过而思念常道，从被流放的地方回到毫都，伊挚又作《太甲》三篇来赞美他。用书面文辞来扬善弃恶，就从此开始了。周王朝继承借鉴夏、商两代的制度，礼仪更为隆重。臣下对帝王常称：再三叩头、报答美命、敬受册封、敢当重任等，这些虽是口讲笔写兼用，但陈辞谢恩之义是明显的。到了战国时期，仍用商周格式，对帝王呈文，都叫“上书”。秦初确定制度，才改“书”为“奏”。汉代规定礼节仪式，便把对帝王的上书分为四种：第一种叫“章”，第二种叫“奏”，第三种叫“表”，第四种叫“议”。“章”用于谢恩，“奏”用于揭发检举，“表”用于陈述请求，“议”用于提出不同的议论。所谓“章”，就是明。《诗经》中说，银河“为章于天”，意为文采明显。对于有文采的事物来说，红白交错就是“章”。所谓“表”，就是表明。《礼记》中的《表记》，就是君子的品德外现于仪表的意思。对于用作标志之物来说，测量日影的器具就叫“表”。“章”、“表”的名称，就取之于这种意义。
(二)
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各地歌谣也有闻必录;章、表、奏、议等治理国事的重要文件，其所以没有编录进去，是由于奏议的掌管各别而编纂者分工不同的原因。前汉时期的章表，留传下来的很少。到后汉时期，选拔官吏必须考试章表。左雄的奏议，成了尚书台的'典范;胡广的章奏，被安帝称为“天下第一”：这都是当时杰出的作品。读胡广“谒陵”的章奏，可见其典范之作确是写得很美的。从前晋文公受周襄王册封时，曾三次辞让然后接受册命，所以汉代末年的让表，也以推让三次为限。曹操曾说：“写让表不需要三次，又不应文辞浮华。”因此，魏初的章表，大都就事论事，按实而书;按照华丽的要求来看，这时的作品是不够美的。至于孔融的《荐祢衡表》，写得意气高昂，文采飞扬;诸葛亮的《出师表》，情理透彻，文辞流畅：它们虽然在华丽与质朴上各不相同，但都是优秀的表文。此外，陈琳和阮瑀的章表，在当时很有名气;陈琳之作，曹丕认为特别矫健，就是建安文人中较突出的了。曹植的表文，更是独冠群雄。他的作品体制宏富而音律协调，文辞清明而情志显著，随物成巧，变化多趣;如驾千里之马，轻重缓急掌握得恰到好处。到晋初作者的章表，就以张华较为优秀。他三度辞让被封为壮武郡公的表文，道理周详而文辞简要，引申意义，排比事类，都用对偶;一般都珍视张华的《鹪鹩赋》，而没有注意到他的章表。又如西晋羊祜的《让开府表》，前代论述已有所称誉;东晋庾亮的《让中书监表》，确较已往章表写得美好：他们表达情志，联系事理，都颇为文雅。此外，西晋末年刘琨的《劝进表》、张骏的《请讨石虎李期表》，写得光明正大，都是陈事美好的佳作。
(三)
章表的意义，本是用来报答皇恩，颂扬朝廷，表明臣下内心的;既对自身有光，也对国家有益。因此，把谢恩的“章”送到朝廷，感化意义应该明显;把陈请的“表”呈上皇宫，骨力辞采应该显耀。按照“章”、“表”的名称来考察其实质，都是以文采为基础。所以，“章”的体式明丽，而以《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等为典范，做到精要但不粗略，明显但不肤浅。“表”的内容丰富，复杂多变，应以雅正的意义增其风力，用清新的文辞显其华丽。但真诚的作者文辞由情志驱遣，浮华的作者情志受文辞支配。必须做到繁简得当，华实相称，通畅流利，就合于写章表的法则了。借子贡的话来说，应该用心意来控制言辞，用言辞来表达心意，做到辞意一致。荀况认为，表达善意的话，比辞采华丽的文章还美好。这话也可说明辞意一致的道理。
(四)
总之，陈述章表于宫阙，是为了向帝王劝善规过。因此，言辞必须正确明白，意义应该宏大深远。要严肃恭敬地处理得体，使从头到尾条理清晰。卓越的人物写作章表，一定是文辞优美而富有文采。
篇10：《文心雕龙 封禅》的原文及翻译
《文心雕龙 封禅》的原文及翻译
夫正位北辰，向明南面，所以运天枢，毓黎献者，何尝不经道纬德，以勒皇迹者哉？《绿图》曰∶“氵单々噅々，棼棼雉雉，万物尽化。”言至德所被也。《丹书》曰∶“义胜欲则从，欲胜义则凶。”戒慎之至也。则戒慎以崇其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禅矣。
昔黄帝神灵，克膺鸿瑞，勒功乔岳，铸鼎荆山。大舜巡岳，显乎《虞典》。成康封禅，闻之《乐纬》。及齐桓之霸，爰窥王迹，夷吾谲谏，拒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镂，专在帝皇也。然则西鹣东鲽，南茅北黍，空谈非征，勋德而已。是以史迁八书，明述封禅者，固禋祀之殊礼，铭号之秘祝，祀天之壮观矣。
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铺观两汉隆盛，孝武禅号于肃然，光武巡封于梁父，诵德铭勋，乃鸿笔耳。观相如《封禅》，蔚为唱首。尔其表权舆，序皇王，炳玄符，镜鸿业；驱前古于当今之下，腾休明于列圣之上，歌之以祯瑞，赞之以介丘，绝笔兹文，固维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则文自张纯。首胤典谟，末同祝辞，引钩谶，叙离乱，计武功，述文德；事核理举，华不足而实有馀矣！凡此二家，并岱宗实迹也。
及扬雄《剧秦》，班固《典引》，事非镌石，而体因纪禅。观《剧秦》为文，影写长卿，诡言遁辞，故兼包神怪；然骨制靡密，辞贯圆通，自称极思，无遗力矣。《典引》所叙，雅有懿采，历鉴前作，能执厥中，其致义会文，斐然馀巧。故称“《封禅》靡而不典，《剧秦》典而不实”，岂非追观易为明，循势易为力欤？至于邯郸《受命》，攀响前声，风末力寡，辑韵成颂，虽文理顺序，而不能奋飞。陈思《魏德》，假论客主，问答迂缓，且已千言，劳深绩寡，飙焰缺焉。
兹文为用，盖一代之典章也。构位之始，宜明大体，树骨于训典之区，选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义吐光芒，辞成廉锷，则为伟矣。虽复道极数殚，终然相袭，而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辙焉。
赞曰∶
封勒帝绩，对越天休。逖听高岳，声英克彪。
树石九旻，泥金八幽。鸿律蟠采，如龙如虬。
翻译
《封禅》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一篇。封禅是古代帝王所谓“功成治定”之后祭告天地的典礼，“封”指祭天，“禅”指祭地。因为这是封建王朝的重大典礼，封禅之文就成为封建文人所重视的文体之一。
本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封禅的意义；第二部分讲封禅文的发展概况，主要是评论汉魏时期的几篇重要作品；第三部分论述这种文体在写作上的基本要求。
封禅文本身就是歌功颂德的作品，由于刘勰对封建帝王的尊崇，在对这种文体的论述中，更表现了明显的局限。他对管仲的“空谈非征”，对扬雄作品的“兼包神怪”，虽然都持否定态度，但本篇基本内容是讲歌颂帝王功德以祭天地，其封建迷信的思想是比较浓厚的。
这种文体和文学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但刘勰具体论述了班固的《典引》写得“雅有懿采”，和他能“历鉴前作”的关系，这是值得注意的；特别是刘勰认为：即使前人把道理讲完，方法用尽，后代作者能“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辙”。这种认识对形成其继承和革新的`文学发展观点，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可说，刘勰在创作论中提出“通变”的观点。是以这种认识为基础总结出来的。
（一）
北极星处于天的正中，帝王受命南面而治，就像北极星那样来治理天下，养育百姓；因此，怎能不颂扬其功德，刻下他的伟大事迹呢！绿图中说：“变化不定，杂乱纷纷，万物都发育滋长。”这是讲至上之德所达到的。丹书中说：“道义胜于私欲就吉利，私欲胜过道义就凶险。”这是指要加以警戒和慎重。因此，警戒慎重可以使道德高尚，至上之德可以化生万物，所以古来七十二个帝王，都曾到泰山来举行封禅典礼。
（二）
相传黄帝生而神异，能够得到鸿大的符瑞；曾在泰山上刻其功迹，在荆山上铸鼎。大舜巡视山岳的史迹，《尚书·舜典》中有显著的记载。周成王和周康王的封禅典礼，也见于纬书《乐·动声仪》之中。到东周时齐桓公称霸，曾打算按帝王之礼进行封禅；管仲婉转劝阻，认为当时有蓬草、恶鸟等怪异现象出现，不宜封禅。由此可见，只有帝王才能刻石封禅。但管仲所讲西海的比翼鸟、东海的比目鱼、南方的三脊茅、北方的黄米等祥瑞的出现，都是一些空谈，无以证验，主要还是帝王功德的大小而已。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封禅书》列为《八书》之一，特地要讲述封禅，可见这的确是祭天的重大典礼；而铭刻功绩以进行祝祷，就是祭天的大观了。秦始皇刻石封禅于泰山，其《泰山刻石》文为李斯所写；法家文辞的特点，是缺乏弘大润泽的风格。它虽然比较粗疏，却颇有力量，也可算是当时最好的作品了。展望两汉，封禅之礼隆重而盛大，如西汉武帝在肃然山、东汉光武帝在梁父山封禅，歌功颂德的封禅文，都是名家大作：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是汉代首先出现的佳篇。它说明封禅的开始，叙述历代帝王，显示美好的符瑞，反映盛大的功业，歌颂当今，超越往古，宣扬美德，贤于列圣；用吉祥的符瑞来歌颂，用泰山盼望帝王的临幸来赞美。这篇司马相如最后写成的《封禅文》，其实是汉代封禅文的新作。到东汉光武帝时的《泰山刻石文》，则是张纯所写。它的开始是学习《尚书》，末尾却写得如同祝辞；其中引用不少纬书，叙述西汉末年的离乱，赞扬光武帝的武功和文德等等；叙事核实而说理正确，虽然文采不足，内容却是有余了。以上二家之文，都是泰山上的刻石。至于扬雄的《剧秦美新》，班固的《典引》，虽然没有刻石，所写都是有关封禅的事。读《剧秦美新》，它的写作显然是模仿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其中多用隐约诡诈的言辞，因而写了不少神怪之事。但它的整个结构相当严密，文辞有条理而圆和畅通。扬雄自己说写这篇作品已“极尽思考”，可见他是用尽全力了。《典引》的描写，雅正而优美；这是作者考察了前人的得失，因而能掌握得当；它表达意义、组成文章，写得富有文采而又巧妙。所以班固曾说：“《封禅文》虽然华丽却不典雅，《剧秦美新》虽然典雅但不核实。”这岂不是考察了前人的作品就易于认识明确，循其体势就容易收到功效吗？至于魏初邯郸淳的《受命述》，不过攀附前代名作，风力不足；写得好像颂体，虽然文理还有条不紊，却很平庸而不高超。到曹植的《魏德论》，是假设主客的议论，一问一答，文势迂缓，长达千言；费劲不小，却收效甚微，缺乏力量和光芒。
（三）
这种文体的作用，是一个时代的典章制度。在写作上开始考虑布局时，必须明确其总的面貌。要如《伊训》、《尧典》一类著作树立主干，从宏伟富丽方面来选择言辞，使内容合于古意而不致深奥不明显，文辞新颖而又不流于浮浅，内容能放出光芒，文辞能利如锋刃，就是最好的作品了。即使古人把道理讲完，方法用尽，后世作者必将有所继承，但只要在文采上不断创新，就一定会超过前代作者。
（四）
封泰山而刻下帝王的功绩，是称扬帝王来报答上天授予美命。远听那高山之上，美妙的声音十分动人。树立的石碑高入云霄，封禅的文章传遍八方。封禅大法凝成的佳作，腾空飞舞，有如虬龙。
篇11：文心雕龙·事类原文及翻译参考
文心雕龙·事类原文及翻译参考
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诰民，叙迟任之言：此全引成辞以明理者也。然则明理引乎成辞，征义举乎人事，乃圣贤之鸿谟，经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亦有包于文矣。
观夫屈宋属篇，号依诗人，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唯贾谊《鵩赋》，始用鹖冠之说;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书，此万分之一会也。及扬雄《百官箴》，颇酌于《诗》、《书》;刘歆《遂初赋》，历叙于纪传;渐渐综采矣。至于崔班张蔡，遂捃摭经史，华实布濩，因书立功，皆后人之范式也。
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夫以子云之才，而自奏不学，及观书石室，乃成鸿采。表里相资，古今一也。故魏武称张子之文为拙，以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之病也。
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狐腋非一皮能温，鸡勈必数千而饱矣。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刘劭《赵都赋》云∶“公子之客，叱劲楚令歃盟;管库隶臣，呵强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称理得而义要矣。故事得其要，虽小成绩，譬寸辖制轮，尺枢运关也。或微言美事，置于闲散，是缀金翠于足胫，靓粉黛于胸臆也。
凡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引事乖谬，虽千载而为瑕。陈思，群才之英也，《报孔璋书》云∶“葛天氏之乐，千人唱，万人和，听者因以蔑《韶》、《夏》矣。”此引事之实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听葛天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唱和千万人，乃相如推之。然而滥侈葛天，推三成万者，信赋妄书，致斯谬也。陆机《园葵》诗云∶“庇足同一智，生理合异端。”夫葵能卫足，事讥鲍庄;葛藟庇根，辞自乐豫。若譬葛为葵，则引事为谬;若谓庇胜卫，则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建明练，士衡沉密，而不免于谬。曹洪之谬高唐，又曷足以嘲哉!夫山木为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木美而定于斧斤，事美而制于刀笔，研思之士，无惭匠石矣。
赞曰∶
经籍深富，辞理遐亘。皓如江海，郁若昆邓。
文梓共采，琼珠交赠。用人若己，古来无懵。
文言文翻译:
《事类》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八篇，论述诗文中引用有关事类的问题。所谓“事类”，包括故实或典故在内，但刘勰在本篇所讲“事类”，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学作品中引用前人有关事例或史实，一是引证前人或古书中的言辞。这比通常所说“典故”的范围要大得多。
本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事类”的含义、作用以及古来运用事类的概貌。刘勰认为运用事类的主要意义，在于“援古证今”、“明理”、“征义”。
第二部分由才与学的关系进而论述广博学识的必要。对才与学两个方面，刘勰除强调二者必须“表里相资”、“主佐合德”外，更提出“将赡才力，务在博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观点。他认为文学创作是“才为盟主，学为辅佐”，这种说法似近于天才论，特别是“文章由学，能在天资”之论，更是如此。但刘勰并非天才决定论者，而强调才与学必须“表里相资”才能发挥作用;更不认为作者的才力是天生不变的，只要坚持学习，广闻博见，就可丰富其才力。所以，这部分正以论述必须有广博的学识为主。最后提出运用事类的基本要求是：学识要博，取用应约，选择必精，道理须核：事类要用在文章的关键地方，而不要用于无关紧要的闲散之处。
第三部分主要是举前人用事之误，以说明用典引文必须准确得当而如自出其口。
从古到今，善于运用事类的作者，曾为作品增色不少。刘勰对这问题的论述，如要求精约准确，“用人若己”等，基本观点是对的。但刘勰所处的，正是作者大量堆砌典故而使“文章殆同书钞”(《诗品》)的时期，略晚于刘勰的钟嵘尚对此进行猛烈地批评，本篇却是继续强调事类的好处，提倡运用事类的技巧，而对刘勰之前已用得过甚过滥的倾向不置一辞，这就是刘勰不及钟嵘的地方了。
(一)
所谓“事类”，就是在文章本身的写作之外，利用有关故实来表明意义，引用古事以证明今事。从前周文王作解释《易经》的卦爻辞，辨析卦爻的位置，在《既济》卦阳爻的第三位，远的引到殷高宗讨伐鬼方的事;在《明夷》卦阴爻的第五位，近的写到殷末箕子的贞操：这只是简要地举出古人的事迹，用以证明意义的例子。至如《尚书·胤征》所载胤君征讨羲和时，举出夏代《政典》中的教训;《尚书·盘庚》所载殷王盘庚告诫国人之辞，讲到上古贤人迟任的话：这就是完整地引用前人的成辞，用以说明道理的例子。由此可见，引用前人现成的话来说明道理，列举古人有关事迹来证明意义，这是圣贤对重大问题的议论，更是经典中运用的通则。《易经·大畜》的《象辞》中说，“君子应多多记住前人的言论和行事”，这也有助于文章的丰富。考查屈原、宋玉的作品，据说是依照《诗经》的作者而写的，其中虽讲到不少古代的事，却不采用原来的辞句。到汉初贾谊的《鵩鸟赋》，才开始引用《鹖冠子》中的话;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引用了李斯的《谏逐客书》：这也只是偶然引用罢了。到扬雄写《百官箴》，就采取《诗经》、《尚书》中的话颇多了;刘歆写《遂初赋》，更历述了不少周晋史实：这就逐渐错综引用各种古书了。及至东汉的崔骃、班固、张衡、蔡邕等，便搜集种种经书史书，把文章写得华实满布;凭借古书以获得成就，这方面他们都是后人的典范。
(二)
姜和桂都从地上生长，它们的辛辣却是其本性决定的;写好文章要通过学识，创作的才能在于作者的天资。才能由作家内部产生，学识则是从外部积累而成;有的人学识丰富但才力不足，有的人才力较强但学识贫乏。学识贫乏的作者，在引事明义方面比较困难;才力不足的作者，在遣辞达情方面相当吃力：这就是内才外学的区分。所以，命意为文，在心和笔共同谋划之中，作者的才力起着主要作用，学识则起着辅助作用。如果才力和学识兼善并美，就必然在创作上取得突出成就;如果才力和学识都欠缺，虽有小巧也很难有大的成效。像扬雄那样有才华的作者，还上奏书说自己学识不足，到他在石渠阁阅读大量图书之后，便写成了优美的文学作品。内才外学相辅而成，古往今来的.作者无不如此。所以魏武帝曹操说：“张子的文章其所以拙劣，就由于他学问肤浅，见闻不博，只知拾取崔骃、杜笃的小文章;因此，他的作品不能完全追究，追究起来便不知源头何在。”这就是孤陋寡闻的毛病了。儒家经典内容既深厚，书籍也十分丰富，的确是各种言辞的渊薮，启迪才思的宝库。从汉代扬雄、班固以后的作者，无不从中各取所需：凭自己的努力去学习，任自己的心意去采取;只要善于吸取儒家经典，就必能从中获得丰富的营养。所以，要充实作者的才力，必须首先博见广闻。一张狐皮不能制成皮袄，少量的鸡掌也不能吃饱。因此，综聚学识须要广博，采用事例则应简约，考校选择必须精确，吸取的道理应该核实：这些优点集中起来，就使才力和学识相互发挥。三国时刘劭在《赵都赋》中说：“平原君的门客毛遂，呵叱强劲的楚王，迫使他同意订盟;赵国的小臣蔺相如，斥责强盛的秦王，迫使他击缶为乐。”能够像这样运用故实，就可算是抓住道理而又意义重要了。所以，用事如能抓住要害，虽然事小也能有所成就，这就如像小小的铜键能够控制车轮，门户的转轴可以承运开关。如果把精微的言辞、美妙的故实，用在无关宏旨的地方，就如像把金玉珠宝挂在脚上，把脂粉黛墨抹在胸前了。
(三)
大凡引用故实得当，就像自己说的话一样;如果所引之事和自己讲的内容不吻合，就成了千年抹不掉的污点。陈思王曹植，可算是群才中的英俊了，但他在《报孔璋书》中说：“葛天氏时的音乐，千人合唱，万人相和，听了这种音乐的人，对古代的《韶乐》和《大夏》都有所轻视了。”这就是引用古事的谬误。查葛天氏时所唱的歌，唱与和的一共只有三人而已。司马相如《上林赋》中说：“演奏陶唐氏的乐舞，听葛天氏的音乐，千人齐唱，万人齐和。”所谓唱和千万人，不过是司马相如的主观推测。其所以不真实地夸大《葛天氏之乐》，把“三”扩大为“万”，是由于作者根据《上林赋》乱写，以致造成这种荒谬的。又如陆机的《园葵》诗中说：“葵能荫庇其足，只不过一点小小的智慧，但生存的道理却有千千万万。”关于“葵能保卫其足”，原是孔子讥讽齐国鲍牵的说法;“葛藤庇护其根”，原是宋国乐豫对宋昭公说的话：这本是两码事。如果把“葛”比作“葵”，就是张冠李戴的错误;如果认为“庇”字比“卫”字好，则又改变事实而有失其真，这是不精确的毛病。以曹植的精明熟练、陆机的深沉细致，还难免有误;曹洪在《与魏文帝书》中，把“河西”误作“高唐”，又有什么可嘲笑的呢?山中树木为良好的工匠所度量，儒家经书被后世文人所选取;木材美好的，便用斧子加工;事义美好的，就用笔墨写下。能如此，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也就无愧于古代善于准确斫削的匠石了。
(四)
总之，儒家经籍精深宏富，文辞和义理都具有永恒的意义。它像江海那样广大，像昆仑山的珠玉和邓林那样繁盛。优质的梓木都可采伐，美好的珠宝全可赠送。只要引用前人的故事如自出其口，古往今来的读者都是欢迎的。
篇12：《文心雕龙·檄移》原文及翻译
《文心雕龙·檄移》原文及翻译
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威声。故观电而惧雷壮，听声而惧兵威。兵先乎声，其来已久。昔有虞始戒于国，夏后初誓于军，殷誓军门之外，周将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师，宣训我众，未及敌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谋父称“古有威让之令，令有文告之辞”，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诸侯出，惧敌弗服，故兵出须名。振此威风，暴彼昏乱，刘献公之所谓“告之以文辞，董之以武师”者也。齐桓征楚，诘苞茅之缺;晋厉伐秦，责箕郜之焚。管仲、吕相，奉辞先路，详其意义，即今之檄文。暨乎战国，始称为檄。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张仪《檄楚》，书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称露布。露布者，盖露板不封，播诸视听也。
夫兵以定乱，莫敢自专，天子亲戎，则称“恭行天罚”;诸侯御师，则云“肃将王诛”。故分阃推毂，奉辞伐罪，非唯致果为毅，亦且厉辞为武。使声如冲风所击，气似欃枪所扫，奋其武怒，总其罪人，征其恶稔之时，显其贯盈之数，摇奸宄之胆，订信慎之心，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书;万雉之城，颠坠于一檄者也。观隗嚣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饰，而意切事明，陇右文士，得檄之体矣!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虽奸阉携养，章实太甚，发丘摸金，诬过其虐，然抗辞书衅，皦然露骨，敢矣撄曹公之锋，幸哉免袁党之戮也。锺会檄蜀，征验甚明;桓温檄胡，观衅尤切，并壮笔也。
凡檄之大体，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时，审人事，算强弱，角权势，标蓍龟于前验，悬鞶鉴于已然，虽本国信，实参兵诈。谲诡以驰旨，炜晔以腾说。凡此众条，莫之或违者也。故其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辞缓;露板以宣众，不可使义隐。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无所取才矣。又州郡征吏，亦称为檄，固明举之义也。
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相如之《难蜀老》，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刘歆之《移太常》，辞刚而义辨，文移之首也;陆机之《移百官》，言约而事显，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则逆党用檄，顺命资移;所以洗濯民心，坚同符契，意用小异，而体义大同，与檄参伍，故不重论也。
赞曰∶
三驱弛网，九伐先话。鞶鉴吉凶，蓍龟成败。
摧压鲸鲵，抵落蜂虿。移风易俗，草偃风迈。
文言文翻译:
《檄(xí习)移》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篇，论述檄、移两种文体，重点是讲檄文。檄文“或称露布”。“露布”在汉魏六朝期间和檄文基本相同，唐宋以后，檄文就专指出师前对敌人的书面讨伐，“露布”则专指战胜后的告捷文书。
本篇分檄和移两个部分，前两段讲檄，第三段讲移，第一段从檄的起源，讲到战国时期正式出现檄文以后的主要作品，结合论述檄文在征讨敌人中应起的作用。第二段讲檄文的基本特点和要求。第三段简论移和檄、移的区别。
“奉辞伐罪”的檄文，是用于军事行动的宣传文，具有较强的战斗性。刘勰所讲檄文的作用，主要有三：一是奋其武威，使敌人闻风丧胆，长自己的威风，灭敌人的斗志;二是充分揭露敌人的罪恶，说明其恶贯满盈，死到临头;三是从精神上摧毁敌人，使敌人的万丈高城，不攻自破。怎样才能使檄文产生这样巨大的效果?刘勰所总结的写作要求是：第一，从善恶、天道、人事、强弱、权势等各个方面分析敌我形势，说明我胜敌败的必然性;第二，表达方法上既要基于国家的信誉，又要参以兵诈，既不要太老实，又要写得冠冕堂皇;第三，叙事说理，都要明确果断，气势旺盛而信心百倍。
(一)
雷声的震动，从光耀的闪电开始;军队的出征，要首先传出其威武的声势。因此，看到闪电就害怕巨雷，听到声势就害怕军威。军事行动首先要传出声威，这在很久以前就有了。相传有虞氏便开始警诫国内百姓，夏后氏已开始教训军队，殷代帝王也曾在军门外训示百姓，周代帝王在交战之前对军队进行过训誓。由此可见，无论有虞氏的警戒士兵，还是夏、商、周的教训部队，都是宣传教育自己的民众，还没有用到敌人的。到周穆王西征大戎时，祭公谋父提出：“古代有威严地谴责敌人的训令，有诰诫对方的文告。”这就是檄文的源头了。到春秋时期的征伐，因为是诸侯发起的，恐怕对方不服，所以出兵必须有一定的名义，用以振奋自己的威风，揭发对方的昏乱;这也就是刘献公所说的：“一方面用文辞告诫对方，一方面用武力强迫对方。”春秋时齐桓公征讨楚国，就首先责问了楚国不进贡茅草等罪过;晋厉公讨伐秦国，曾斥责秦国侵挠焚烧晋国箕、郜等地的罪行;齐国的管仲，晋国的吕相，在齐晋两国出兵之前向敌国的指责，仔细研究它的意义，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檄文了。到了战国时期，才正式称这种文辞为“檄”。所谓“檄”，就是明白，就是把问题宣扬揭示出来，使之明明白白。张仪的《为文檄告楚相》，是一尺二寸长的'简书，因为是明白昭著的文字，所以有的称为“露布”，用以扩大视听。出兵是平乱的重大事件，任何个人都不敢自作主张。即使皇帝亲自出征，也要说，他是“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诸侯用兵，就说他是敬奉帝王之命来进行诛伐。所以，古代帝王遣将出征时，不仅亲自推车送出，还要授给将领处理都城之外的军事大权。奉持正直之辞去讨伐敌人，不仅要使自己的行动果敢坚毅，并且要用有力的檄文，形成强大的威力：使讨敌的声威如暴风袭击，气势如彗星横扫;振奋全军将士的威怒，聚集于讨伐的罪人;说明敌人的罪恶已到了必须惩罚的时候，显示出敌人恶贯满盈的气数;用以动摇作恶者的胆量，稳定顺服者的决心;使敌人的百尺战车，被咫尺檄文摧毁，万丈城墙，被一纸檄文推倒。东汉隗嚣的《移檄告郡国》，列举王莽“逆天”、“逆地”、“逆人”三大罪状。它的文字不加雕饰，但用辞确切，事理明显，这说明隗嚣门下的文士，已掌握檄文的基本体制了。汉未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写得理直气壮。虽然其中骂曹嵩是宦官的养子等，对其隐密揭露过分;说曹操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从事的挖坟盗墓活动，有点诬过其实，但能以抗直的文辞写其罪过，他的揭露就十分明白了。陈琳敢于对着曹操的锋芒，幸而后来竟免于被曹操当做袁绍的党羽而杀掉。魏国钟会的《移蜀将吏士民檄》，用历史事实作证验，也讲得很明白。东晋桓温的《檄胡文》，着眼于敌人的罪恶更为急切。以上这些，都是写得很有力的檄文。
(二)
檄文的主要写作特点，或者是表明我方的美善兴盛，或者是述说敌方的苛刻残暴;指明天道，分析人事，计算强弱，衡量权势;引往事以预卜敌方失败的命运，举成例示对方以鉴戒。这样说虽要本于国家的信用，其实要加上用兵的诈谋。用巧诈之辞来宣传自己的意旨，用光明有正大的言辞来宣扬自己的主张。以上几点，是所有的檄文都不能违背的。因此，檄文的写作，无论确立意义或运用文辞，都必须坚强有力。插上羽毛的檄文是表示紧急，就不能把文辞写得过于松缓;敞露简板向大众宣传的檄文，就不应把意义写得隐晦不明。必须把事理写得清楚明白，气势旺盛而文辞果断，这就是写檄文的基本要点。如果卖弄曲折之趣，细密之巧，这种才能对檄文来说，就没有什么可取了。此外，州郡征召官吏的文书，也叫做“檄”，这也是取公开推举的意思。
(三)
所谓“移”，就是转变;就是移风易俗，发出命令老百姓就随从执行。西汉司马相如的《难蜀父老》，文辞明白而比喻广博，已具有移和檄的特征。到东汉刘歆写的《移太常博士书》，文辞有力而意义明辨，这是政治方面最早的一篇移文。西晋陆机的《移百官》，言辞简约而叙事明显，这是军事方面一篇重要的移文。所以，檄和移通用于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在军事上，对反对派用檄，对顺从的人则用移。用移文来淘洗老百姓的思想，使上下牢固一致。移和檄的意思和运用虽然稍有不同，但体制和基本意义是大致相同的;移文的情况和上述檄文错综相近，所以就不再重复论述了。
(四)
总之，好像三面驱赶禽兽，要把捕网的一面放松;对各种罪人的征伐，先要用檄文声讨。檄文要像明镜一样让对方照清其吉凶，像占卜一样向敌人表明其成败。要狠狠打击罪魁祸首，消灭那害人的毒虫。移文确实可以移风易俗，就如草的顺风倒伏。
★ 宿建德江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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